『经典连载』 《我的生活——冯玉祥回忆录》

文如玉

10  在山东道上

我们在巨流河秋操结束以后，山东第五镇也举行校阅。于是，我们第一混成协派去两个人参观，一个是我，一个是第七十九标的标统萧广川先生。

和我们做伴同去的，有第二混成协选派的段雨村先生和李排长，还有第三镇的几个官长。

我们由新民府动身，乘火车到天津，住了一夜，我因为手边没有带书，旅途中甚觉无聊，就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了大批的少年丛书：《大彼得》《哥伦布》《富兰克林》《林肯》《纳尔逊》《班超》《司马光》等，共有几十本，每本价值一角，内容都通俗浅显。

我得了这些新书，如获至宝，喜欢得像小孩子得了糖果一样。第二天，从天津坐轿车往济南，一路上，我就细读我的新书，虽然车子颠动得非常厉害，但我直看到头晕眼花，还是舍不得放手。

尤其关于外国名人的故事，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读之耳目一新，增长了许多的见识，引起了无穷的感想，对这种书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每天总要看完一本或两本。

我心想，书店里若是多多编印这种书，努力在内容通俗和价值便宜两点上注意，那么，对于一般平民，真是一个莫大的福利。可惜，当时文化界对于这项工作并不怎么重视，等我再广泛地搜罗时，就很少有所得。这使我非常地失望。

和我同车的几位同伴，萧广川先生为人忠正，段雨村先生则极其好学，一路上谈话行事，都很使我敬佩。

惟有第三镇选派的几位官长，真是莫名其妙，沿途不是唱小曲，就是谈赌博，再不然就是去逛暗娼。听不见他们说一句正经话，看不见他们做一件有道理的事。

对于他们，我又是气恼，又是厌恶。心想，他们也是选拔了去参与人家校阅大典的官长，竟如此的恶劣而荒唐！这样的人物，怎么可以做军官？这样的人物，更怎么配选拔？

后来，我才省悟：当时军队中任用人才，只看有无势力，有无夤缘，学问品行都是不管的。因此，到处坏人窃居高位，为非作歹。晚清之亡，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我们乘坐的轿车左右晃荡，老是躺着，使人非常难受，但一坐起来，就被颠震的碰了头，左右耳朵都碰得流血，一条坎坷不平的路，满是厚厚的尘土。

这时，正在四月底五月初，太阳蒸热难受，尘土使人窒息，拉车的驴子，骨瘦如柴，因为每天长途跋涉，它渐渐地已经走不动。赶车的不时用皮鞭抽打，一抽，一颠，一打，一跳。越是走不动，越是挨打得厉害，赶车的丝毫不加爱惜。

我和赶车的说：“你这样虐待它，来世一定要变头驴子！”赶车的苦笑着回答道：“我情愿变猪，也不做驴子！”说着，还是使劲地抽打。牲口是他自己的，他为什么这样地不知爱惜？就因为他生活穷苦，要牲口跑得快，替他多挣钱。

这叫做“越渴越吃盐”。因为他们越是穷，越养不起驴子；越是养不起，驴子越受苦；驴子越是受苦，越是死得快！

我们每天就这样，从早上走到天黑，就在村庄或市镇上投宿。下了车，脸上蒙的尘土至少有一个铜板那么厚。在小店中歇下脚，洗脸，漱口，口里吐的也是尘土，鼻子里喷出来的也是尘土，头上碰破的不算，浑身筋骨也被震得发痛，其苦真是不可言状。

我们许多大人先生，到现在还要夸说我们中国的古旧文明。以为凡是古老东西，都是好的，凡是新东西，都不赞成，真是可笑得很。我是素来认定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

我觉得，我们民族太落后了，若不努力赶上时代，真会没有前途！

这时，津浦铁路已经动工修筑，沿途都拥挤着黑腌腌的工人，在堆筑土基。这使我非常的高兴。心想，若是有一天全国各地都密布着铁路网，一切笨重落后的交通工具都淘汰干净，那就好了。

我在驴车上，细看那路基，完全是用砖铺垫路，每隔二三十里路，就有一座新垒成的烧砖的洋窑。这事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修路的工人，为什么不用石头垫路？工人回说因为运输困难，用石头太不方便。

我就很是纳闷，心里想：“满山都是石头，有什么不方便，这样子修窑烧砖。究竟得多花多少钱！而且路修好了，窑还须拆掉，实在太不经济了。”直到现在，我还怀疑着那时烧砖铺路是何用意。

好容易到了济南，径到第五镇营房的招待处下榻。这招待处预备得非常周到，床铺不用说，就是盥具和文具等也都应有尽有。第二天，即参观第五镇的校阅。看完这次校阅我发生几点感想：

第一，觉得这次校阅，目的完全是准备给人家看的，并没有练习实际作战的意思。国家花了许多钱，练了多年的兵，到头不过摆摆样子而已，岂非笑话！这些官儿们，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第二，校阅的人预备了非常豪华的大菜，这除开故意摆阔而外，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

第三，夜间的对抗演习，阵线重叠，两面都弄成自己的人，天亮一看，才知道自己在打自己。军队训练了多少年，拿出这样的成绩，真令人气愤！

第四，步兵、炮兵的实弹射击，一次也打不中，这表明他们平素毫无练习。

第五，对于士兵，没有一点精神教育，而且官长士兵之间毫无感情，简直彼此离心离德，背了脸，士兵一提到官长就是骂。小官怨恨大官，小兵咒骂官长。《孙子兵法》上一再地着重军心的培养，可是这里的治军者（当时那桐任统监）却一点没有注意。

第六，最可恶的是，参谋处总办同军务处总办——都是东西洋留学回来的——却在场内大喝其白兰地酒，有的拿起瓶子仰着脸往嘴里倒，有的在那里大说大笑，弄到后来喝醉了，嘴里流着白沫，打滚号哭，又唱又嚷。有的，则互相骂着小白脸，或者打起架来。

国家练兵，竟糟至如此！这哪里是校阅，简直是儿戏，简直是拿百姓开心。

回到招待处，我就和同来的几位谈我对于这次校阅的感想，将上面各点一一指说出来。想不到，第三镇的那几位官长，却不约而同地讥笑我：“你是个老粗，当兵的出身，你懂得什么！也乱批评人家！”

我说：“我们练兵，绝不能怕人家批评，否则，怎么会有进步？这样子练兵，不叫练兵，叫做害国家害人民！”

这时，正是五月端午节，山东巡抚趁着这天在大明湖宴请参观校阅的来宾，陪客的都是第五镇营副以上的官长。这天，我穿着一副灰粗布大褂，用一块白粗布手巾遮着眼，把辫子盘在上面，一个人背着手，慢慢走向大明湖去赴席。

刚走到大门口，两个戴红缨帽的差役走上来，望了望我，就说：“今天巡抚大人在这里请客，掌柜的要逛明天再来吧！”

我当时听了，也不好说什么，转身就退回来，走到大门对面的阴壁下蹲着。心里想：“想个什么法子才能进去呢？”

我在一边沉思着，那边赴席的人已经陆续地走过去，十之九都穿着官纱大褂或是纺绸大褂，走到门口，大摇大摆地就走进去，差役们问也不问一声。

跟看已到十二点了，来的人也渐渐稀少了。我想再不进去，就要迟了。于是重复走向前去，离门口十几步，那两个差役又走上来。这次神色已经不大好看，语气也分外地不客气了：

“给你说过的，巡抚大人今天在这里请客，叫你改日再来，你不肯听，又走上来！”

我忍耐不住了，我说：

“你知道今天请谁们不？”

“横竖不是请你？”

我说：“正是请我。”

我们在大门口大声嚷起来。正嚷着，张丕镛营副同方玉璞营长从大门口门房里走了出来，看见是我，赶忙把我让进去。里面几百人，穿粗布大褂的只我一个，顶不济的也着一件纺绸大褂。无怪差役瞧不上眼，他不让我进来了。

“人凭衣服马凭鞍”，在我们这社会中，这句话委实不错。

五月初六日，我动身到曹州去。因为家兄这时在曹州府带县队，我们已多年不见，他听说我到了济南，特意派了谷良友兄来，接我去叙叙。

我们坐的是山东流行的一种二把手小车。出济南，走东平州大路直奔曹州府。在小车上，他坐一边，我坐一边。车子吱吱呦呦地响着，倒很有趣。只是苦了车夫一个人。

等到走了一段路，我们就下车步行一番，让车夫歇歇力。这一路上一日三餐，连咸菜也买不着，村庄到处苍蝇飞舞，肮脏不堪。所遇百姓，都不识字，妇女都缠着小脚，小孩子挂着浓鼻涕，人人愁眉不展，毫无生气，社会上看不见一点新的现象。

此时正值仲夏，沿路上农民埋首田间，辛苦地做工。车子从他们身旁走过，有的只抬头望一望，随即又落下头去，有的竟连头也不抬。那种沉着耐苦的神情，深深表现着中国农民生活态度的严肃。

我坐在车子上，着实感叹了一番。一时觉到我们的老百姓，实在是非常可爱的，只可惜当政者昏庸无道，弄得社会贫穷落后，国家地位一天天低落，人民也困苦难言，真是深可痛心的！

过了钜野就到谷庄，这是谷良友兄的故乡。我们下了车，走到一处场园里休息。谷良友兄临时拆了一扇门板，权且代替了桌子，又搬了几块砖头，叠起来，当凳子坐。

吃饭吃的是烙饼卷炒鸡子儿，另外又炒了一碗豆芽，拌了一大碗黄瓜。正吃得高兴，有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先生，口里衔着一杆烟袋走进来。他穿的白布褂裤，白须白发，神情很是矍铄。

经过谷良友兄的介绍，才知道是他同族的一位大哥，特地来找我谈话的。

老先生态度诚恳，看见我就问：“这是冯大人吗？”谷良友兄代我转述了几句以后，我们便坐下来谈话。

老先生坐下来，头一句就问我：“你置了多少地了？”

我说：“咱们的国家如今衰弱已极。缅甸、安南、高丽、琉球、台湾，都被外国占领去了。国家危险到这种地步，自己哪有心思去置产业？我们一切打算，都要以国家为重才是。”

老先生笑了一笑。这一笑里，蕴藏着他的饱满的世故阅历，同他的人生哲学。他说：

“你究竟年纪轻，还不知道世上的艰苦。什么外国人占高丽，占这占那，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劝你最好还是置几顷地，有上三顷五顷的。再好也没有了。说什么也是地好。古话说，有地能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实话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要是我们的国家亡了。有地也是无用的了。”

“为什么无用？谁来做皇帝，就给谁纳粮好了。”

我当时再也没法往下说。后来，我想到，这位老先生的话，很可以代表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意识和观念。这种意识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专制政治。使人民觉得国家只是一姓的私产，和自己毫不相干；一方面也是由于在私有制度之下，他们深深地感到土地分配不均的痛苦。

因为，人民的生活所需，完全仰给于土地。有了土地不但生活有保障，而且门第也随之而高，可以睥睨于乡里；没有土地的人，劳苦终年，难得饱暖，就只好受苦一世了。因此，人民深知土地的可贵，企求获得土地的心，也就益加迫切了。

这次在曹州府，我顺便去见陆朗斋将军，谈了些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临别，他送了我一本彭刚直公的奏稿。他说这本书，很有意思，叫我拿回去仔细读一读。

同家兄在一块盘桓了六七天，把要谈的话都谈完，便从那儿和谷良友兄动身，骑马到了开封，会晤一位和我同时入伍的朋友李健亭先生。

健亭那时在河南混成协第二标当执事官，多年故旧，一旦聚晤，促膝长谈，个中自有一番乐趣。在这里不曾久停，又乘车到郑州，由郑州转北京，再回新民府。

火车中所见的情形，也很使我忧闷。旅客之中，我们自己的同胞，一路上不是乱吃东西，就是躺着歪着呼呼大睡，好像他们只有对于吃和睡发生兴趣。外国旅客就不然，或是看书，或是看报，女子则一边编织衣服，一边教小孩子认字看画，至少也是谈谈话，看看窗外景物，消磨时间，没有滥吃滥睡的。

而车上查票者都耀武扬威，开口就是叱骂，对于旅客，俨如审判官，十分地令我憎厌。那时，从北京到新民府这段路还没有直通车，途中须在山海关换一次车。

换车的时候，意外地碰见了一位朋友张君，他的大名恕我不在这里说出来。他原是第三镇的军官，刚从陆军大学毕业，正要回营去服务。因为过去我们曾在一个队子里当兵，所以见了面，彼此分外的亲热，谈的话也很多。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出旅馆去散步，他同我谈了一番“麻将做官论”。这段话很使我惊讶，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焕哥，”他说，“现在你会打麻将了吗？”

“我不会。”

“你怎么不学呢？”

“国家快要亡了，好多地方都被人家占去了，我们都是青年军官，身上的责任重大，我们不应该沾染这些不正当的恶习。”

“你太傻了！我原先也是不会打麻将的，现在可学会了。这玩意儿很容易联络人，如今冯国璋的亲戚，段祺瑞的子侄，都同我感情很好，都是打麻将的时候联络认识的。

我们借着这个机会，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能联络得上。你如果不会打麻将，你凭什么和人家联络？你不会联络，凭什么能做官？我劝你不要老是死心眼儿，也活动活动吧！”

他滔滔不绝地发挥这样一番妙论，我听着，怎么也不能人耳，呆了半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想不到，他在陆军大学毕了业，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国家设办高等军事教育机关，每年不知花费人民多少血汗钱，结果却造就出这样的捍卫国家、造福人民的人才来，岂不令人痛心！这些话在我心内直打转儿，我勉强地忍住，不曾说出来。当时点头而别，各自住到旅馆里去。

那天晚上，本来和他约定的第二天乘火车同出关。可是，第二天我在车站上等他。怎么等也等他不到，看看离开车只有一个钟头了，我只有赶忙到旅馆里去找他。

到了那里，门口站有勤务兵，不许我进去。我一定要进去，到他房间里一看，还是昨天见面的一批人在那里，却单单不见这位麻将做官论的仁兄，我探询他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半吞半吐，想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我料想其中必有蹊跷，跑去问勤务兵，才知道他昨晚上打牌，同另外一位陆军大学毕业生闹翻脸，结果打起架来，彼此都被刀子把脸劈伤，住到医院里去了。

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想，这一下，他的“麻将做官论”可要破产了！后来我回到新民府，打听各方面的朋友，知道这位仁兄那天的确闹了这回事。

文如玉

11  组织武学研究会

我对于满清政治不满，对于革命抱着同情，已非一日。但有了行动的决心，还是我到新民府第二年的事。

那时，《中日安奉铁路协约》刚签订，接着又发生了关岛问题（吴禄贞抵抗日军，其英勇义烈使我深受感动），这些问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一贯政策下，不可避免的。

在新民府，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除前面说过的王石清、郑金声等以外，尚有王金铭、施从云、戴锡九、孙谏声、张之江、张树声、张宪廷、刘骥、军医李某等。

我们几个人，虽然有的在工兵营，有的在辎重营，有的在骑兵营，有的在步兵营，但彼此往来，极为亲密，无日不见。因此，谁的志趣如何，谁的个性如何，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同时也就无话不谈。

有一天，工兵营排长孙谏声到房里来，我正在看《曾文正公家书》，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我说：“当忠臣孝子难道不好不成？”

他说：“当孝子，我不反对；当忠臣我可不赞成！”又说，“等一会儿，我拿两本书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我的话不错了。”

随后，他把两本书拿来，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

记得他给我这两本书的时候，神色上很有些不寻常，他向四周巡视了一会儿，才从腰里掏出书来。送给了我以后，很郑重地和我说：

“没人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看，千万不要叫别人看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说完了，他即匆促地走开。

关于满清种族上的怨仇，以前我虽然知道一些，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满清入关的时候，虐杀汉人的种种事实，我是丝毫都不知道的。

等我看完这两本血泪写成的书，我出了一身冷汗。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

我自己本来就是个不能安于腐恶的现状，怀有反抗情绪的人，此时，又经这种种刺激，心里的火山像新加了几个喷火口，血液被燃烧得沸腾，不可遏制。

而军中一部分有良心热血的官长，对于清廷的昏庸误国，也都愤恨不平，深恶痛恨。在这种无形的一致要求之下，我们常在一起的一些朋友，遂想到暗自组织一个团体，大家磋商鼓励，从而做推翻腐败政权的工作。

最初同意参加的分子，计有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和我，一共六个人。

王金铭、施从云是由第五镇第十八标拨来，二人都在七十九标，王为第一营营副，施为第二营营副。他们两人都品行端正，吃苦耐劳，内外如一，好学不倦。

王为人足智多谋，施则勇敢善战。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看出他俩是有热血良心的人，但因彼此都是新交，许多话不便深谈，两方思想意见，也就不曾立即打通。

后来，终于使我们成为同志者，不能不感谢徐世昌的被参卸职与锡良的继任东三省总督这一个变动。

徐世昌的免职，据说是被人参劾；我想，满汉种族的畛域，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但影响到我们的，倒不是徐世昌的去职，主要的还是锡良继任后的种种令人愤慨的作为。

以前，徐世昌在任，时常派人到新民府来，看马匹，验军械，查问军中情形。而他自己每年照例要经过新民府三四次，每次，都由王化东协统带着队伍到车站去候谒。

车子进了站，徐总督照例先延见王化东协统，问士兵有病没有？房子潮湿否？军队训练的情形怎样？并且亲自视察部队，问士兵生活实况，摸摸士兵衣服的厚薄，爱护备至，而后再延见地方官张知府。每次都是这样。

及至锡良继任总督，每次经过，总先问：“张知府在这里吗？”张即登车参见请安，扯了几句闲谈，就要开车。张知府说：“军官还在这里等候着。”及至王化东协统进见。他就把头一昂，眼一斜，问：“你们军队抢了人家没有？”王协统赶忙说：“我们队伍向来认真训练，不敢有一点越轨行动。”锡良还要哕唆下去。

清廷末年，国社飘摇，人心浮动，他们这些朝廷亲贵的一言一动，都与军心有重大关系，锡良这种傲慢荒唐的态度，叫人怎么能够忍受？

从此，王金铭、施从云两位日常神情态度便有些不同，谈话之间也渐渐有了显明的表露。我之与他们交谊日益亲切，并且公开倾谈到反对清廷，同情革命的话头，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们六个人组织的团体，是采用读书会的形式。经我的提议，定名为“武学研究会”，以掩上峰耳目，会长一席当时推我担任。而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等，都由我的关系，早与金铭、从云结识，而成为知交，大家都志同道合，几个人一条心。

那时，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清廷的昏庸，政治的腐败与日本侵略的可恨。我们知道欲抵御日本及其他列强，必须先推翻清廷的统治。我们欲利用现成的武力，以为推翻的工具，希望新的汉族的政府早日出现。

我们每天聚到一处，以读书为名，暗中即讨论些扩大人数，运动军队等的具体问题，或是互相报告各人所得的时事新闻：何处新起革命运动，何时又有朝廷贵胄卖官盗爵的黑幕等。

那时，报纸上时常揭露许多清廷亲贵的丑史，其中尤以关于庆亲王的为最多。凡有“庆字号买货”字样的记载，就是指的庆亲王卖官的事。

比如，有一次，袁世凯部下大名鼎鼎的段芝贵花一万两现银买了女戏子杨翠喜送给庆亲王的儿子振贝子，庆亲王被其子所怂恿，即放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各报无不痛加攻击，江春霖、赵炳麟等三位翰林亦连连上奏参劾。后来，御史包围庆亲王府，吓得杨翠喜跳墙而逃。这种政治的黑幕，报纸上都尽情揭露。

当时，报纸的敢于说话，权力之大，都是后来所没有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活动的方式还十分幼稚，主要不过是感情的联络和结合，至于理论方面的探讨，以及组织技术等的研究，严格地说来，是很不够的。

这原难怪，因为我们都是穷小子出身，不但政治认识缺乏，而且所受的教育根本就不多，即连最低限度的乡村学塾，我们也很少有住过几年以上的。大家所有的，只是一种直感的内心冲动和要求，觉得不可遏息。在进行与实践上，则完全暗中摸索，不知走了多少冤枉的道路。

尽管这样，我们活动的范围还是逐渐扩大到各营各连：工兵营方面有高震龙，孙谏声，戴锡九等；骑兵营方面有张之江、张树声、张宪廷等；其他如李炘、龚柏龄、李鸣钟、鹿钟麟、葛盛臣、石敬亭、刘骥、周文海、商震、邓长耀等百余人，皆极同情。

虽然，他们没有加入我们的武学研究会，但我们已经把他们看成准同志之列。此外，二十镇参谋长刘一清（原为吴禄贞参谋，来此后，于二十镇官佐影响很大），第三镇参谋官孙岳，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也无形中早已和我们表示了积极赞助的意思，取得密切联络，时常供给我们宣传的资料。

事有凑巧，这时，忽然我们四十协王化东协统辞职，换了一位潘榘楹继任，当王协统在任时，治军极为认真，任用多量的品学兼优的人才，为学术两科的教官，努力在教与练两方面兼顾，目的要使兵在伍时为好兵，退了伍，仍为好百姓。士兵以及下级官长，都一天天不断地进步。

而潘协统继任，不知听了谁的话，说王协统治军过严，故应一反其道，方可收买军心。因此，潘口口接任的那天，集合各级官长目兵讲话，即把他的态度明白宣告出来。

那次，他用意卑劣的讲话，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

第一，他说军人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所以不应该受严厉纪律的管束。比如这里不能去，那里不准去，那事不许做，这事不许做，等等，就未免太轻视了军人的人格。

第二，他说军人偶然以赌博消遣，不应该认为不正当的行为，只要不妨害公事，没有什么不可以。赌博能够活泼精神，调剂生活，是军人应该享受的娱乐。

第三，他说军队里操练固然重要，但也不必太认真。只要公事上过得去，就很好很好了。

这一番讲话，使我身上一阵阵的发麻，心头一阵阵的火热。我想，这位潘协统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腐恶官僚！但是他的话未免说得太露骨，已经明明白白地把他的狐狸尾巴显露出来了。

他没有想到，用这种卑鄙可怜的手段来收买军心，结果恰恰适得其反。稍有思想，稍有骨气的人，对于他这番话是谁也要嗤之以鼻的。

讲完了话解散，大家异口同声痛诋潘协统的荒谬。到了晚上。我们读书会开会，就以潘协统这番谈话为中心，作为我们扩大宣传联络新同志的资料。并且分配人员，商酌步骤，闹了半夜才散。后来，自然收了不小的功效。

潘大协统接事不到半月，军队中纪律完全废弛，新民府街上每天总有数起士兵砸窑子闹饭馆的事情发生，到后来弄得潘大协统自己也看不过去了，便自己拿着枪把门。

因为他自己讲过，军人是大丈夫，不可管束太严，所以站岗的阻止不住“大丈夫”的随便出入。此外，各营里公开赌博，偷窃的事情也时常发生，情形糟成一团，大家没法干涉，弄得潘大协统只好御驾亲征，满处抓人。

“姑息养奸”，这句话是一点也不错误的。

1910年9月，原来的独立第一、二团和独立第一混成协，另编为第二十镇，由陈宦统制。

陈统制字二庵，为人精干练达，到任后，很想将北洋军中许多积习革除，如公费不归公用，柴价不交目兵，马乾不归马用，概由团营长侵吞分肥，等等恶习，他都很想整顿一番。

这种大刀阔斧的精神，确实博得了一般青年军官的极度同情。不过，那些喝惯兵血的先生们，却因此恨他入骨，百般设法阻挠。从此，营中军官间对立，日渐鲜明。

陈二庵对于官长的学术两科，看得也非常着重。记得那年9月底，举行官长考试，内堂外场同时举行，各级官长都须一律参加。

以前，潘口口对于军官的学术科，向来是不过问的，他自己就是个有名的标准饭桶，教育方面的情事，全权委诸两个教练官和一个参谋办理。

阎王找小鬼，小鬼找阎王，土地堂里找不出罗汉。这三位全权大臣，是同潘大协统一样的，只坐在那儿拿干薪，什么事也不管。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一旦听说要考试了，三位大臣立时着了慌。

考虑了多天，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串通作弊，预先把题目泄露给各级官长，免得大家考试不及格，使他们自己脸子过不去。哪知，事情败露了，陈二庵大为震怒，派人查察，结果将他们三个人一齐革掉，另新拟了题目，作第二次的考验。这次的结果，侥幸我又考取了第一。

经过这次考核，陈二庵将程度低劣，名誉不佳的营长，撤换了好几个。我就在此时，升任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的营长。

过了不久，北京政府又派人来检阅我们东三省的驻军。这次校阅，给我的印象，更助长了我民族意识的抬头。

这次来校阅的是一批少年亲贵，都是军咨府里派来的贝子贝勒们，一共十几位。这一来，可把官长们着了慌，急忙各自赶造假账，连夜将从光绪二十一年起，几年来的柴价、马乾、公费等账目造齐，准备着给校阅者查看。并又专人到天津购置上等洋瓷马桶二十个，每支价值两元的雪茄烟两百盒，海参鱼翅两百斤，其他奢侈贵重物件，无不应有尽有，以为招待之用。

那时，天气正冷，那些养尊处优的贝子贝勒们，一个个穿着狐裘礼服，阔步昂视，把检阅队伍的使命放到脑后，成天的苛求供应，胡嘴乱骂。甚至闲得无聊，把价值昂贵的雪茄烟扭开来，投到火炉中燃烧，以为笑乐。

再不然就满营乱闯，查看账目，走到这一营，翻了翻账目，张嘴就骂：“妈儿巴子，假账！”走到那一营，翻了翻账目，也是骂：“猴儿崽子，假账！”弄得大家没办法，于是急忙商量应付方策。

这时，有一位四十协的军需官，安徽合肥人，名叫吴庆宣（曾在将弁学堂毕业）的在座，大家赠他一个外号叫做“老母鸡”。这人老奸巨猾，是个道地的官僚，他看大家正愁锁着眉头，就站起来说道，“我有办法”。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齐声说：“你有办法，就说出来，我们愿意依着你去办。”

“只要依着我，准保成功。”“老母鸡”十分有把握的样子说道：“你们只要肯拿钱，叫上几十个日本窑姐儿，教她们一人拉一个，把这班王八蛋统统拉了走，什么事不就完了？”

大家一听这话，有的涨红了脸，觉得为这事用到日本窑姐儿，未免有点犯不上；但有的人却主张事已至此，不得不这么办。结果，少数服从多数，为了饭碗问题。遂通过了“老母鸡”的提议。

等到校阅员们吃过燕菜席，走到街上溜达，一群预先约好的妖精似的日本窑姐儿蜂拥而上，一个人拉了一个，一个个被拉到窑子里去。

一进窑子，这般大爷们就被奉承得昏天黑地，校阅的事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有几位在窑子里一住五六天，还舍不得出来，后来一算窑子的账，共花三万几千块。

“真厉害！”我当时说，“拿钱给钦差们玩娘们就可以，给当兵的洗澡，就不行。这真是哪里的话？”

校阅完毕，大家想起这批校阅员们凶横霸道，无不切齿痛恨，无形中帮助了革命的进展。这时，我同金铭、从云等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首先将辫子剪掉，以示非干不可的决心。在那时，谁要是剃去辫子，就被人目为大逆不道的。

从这样的行为，很可以看出我们当时心里是怎样的愤激了。

就在这一年的年尾，又由金铭发起，联合孙谏声、张振甲、董锡纯、石敬亭、周文海等，成立了山东同乡会，以保护同乡在山海关外开垦为名，筹措巨款，购置弹药，以为准备。

同时，暗中派人与内地的革命分子结纳，而其他外层组织，尚有陆续成立同学会和同志会等。至于我们的读书会，这时也愈加充实起来，专等待成熟的时期到来。

文如玉

12  1911年2月—8月

1911年2月，陈宦去职，二十镇的统制改由张绍曾继任。张先生是河北大城县人，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同为北洋军中杰出的维新人物。

他的继任，使军中新派分子顿呈兴隆活跃的气象。

张统制到任以后，有一天，特召集营长以上的官长讲话。大意说，国家艰危至此，吾辈军人应加倍自励，方不负国家人民之重托。关于军纪整饬，训练方针，官兵一致以及兴利除弊等各方面，都请大家不要客气，尽量发表意见。如觉一时想不周到。那就以后用书面写给我——当竭诚采纳。

说时，他的态度和蔼诚恳，讲词极有条理，表现着他丰富的学问，和他做事的热诚与决心，使我听了非常感动。他一说完，就等着大家发表意见。

可恨那天站起来发言者，说的完全是一派子恭维滥调、敷衍门面的话头，这种腐败的官僚恶习，很使我觉得失望。

回到营里，我一肚子苦闷，很懊悔当时不曾把自己的意见痛痛快快陈述一番。挨到夜间一点钟，我终于从床上起来，鼓起勇气，提起笔给张统制写了一个条陈，一共列举了六项，切实指说军中兴利除弊的诸点。

后来，这个条陈给我们标统范国璋知道了，他和我说：“你讲得太毒辣了。”那条陈的五六两项我已记不起来，头几项的大意现在还能记得：

1．所有没有志气，自甘堕落——吃喝嫖赌吹的军官，应一律撤换；

2．学识浅劣，不懂军事，不谙训练，因循苟且，故步自封的军官，应一律撤换：

3．军中公费不归公用，多人个人私囊，此等恶习，应从严彻查，切实革除；

4．马乾、柴价应归士兵公用，私己分肥，实非当有，应请立即取缔。

那时军中的恶习，可以再在这里补说一下：最使我看不惯的，就是军中一切专讲派头，专讲样子，换言之，即是不重实际。比如操练的事，完全敷衍塞责，不是为的准备作战，而只是预备给人家看的。

体操一课，不但官长不参加，连士兵也不注重，仅仅每连里派两个兵出来，集合到一起，练些“拿顶”“飞腿”，以及各种的花骚拳法，准备着有人参观，就拿出来表演一番，以博称誉。

打靶原是军队训练最重要的事，然而这里一年之中还练不到两次三次。练兵无非是要打死敌人，可是这样的练兵，干什么用呢？

再比如做工事，无论是进攻，无论是防御，都是不可或缺的。可是我们这里的军队，却从来不练习掘造阵地，预备做工事用的铁锹、铁镐、铁铲等家伙，全都油漆得崭新，放置在军械房内，永远没看见拿出来使用过。只准备着给人来点数而已。

总而言之，这里一切全是摆摆样子的，全是假的，丝毫没有想到真正作战上面来。这些情形，再加上前面数章中屡屡说及的公开贪污等恶习，成为军队中积重难返的严重病根。

我向张统制条陈的几条简单的意见，原都是针对着这种种弊病而发，决不是无的放矢，范标统说我的条陈过于毒辣，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年夏间，新民府大水，水势由东北奔向西南，营房的东面和东南角正当其冲，墙垣被水冲塌多处。

——顺便在这里略说一点这里的地势：新民府，原名新民屯，东去十八里是有名的巨流河，西面四十里是白旗堡，也有一条大河。

我们的营房，位置在新民府的东边，外面一个大土围，围墙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约有两三里路宽阔。正中，是协统衙门，东西两侧是标统住所，南北有平列的步兵兵棚六个，衙门北首是炮兵营、工兵营、骑兵营、辎重营和医院，西南角上有弹药库。出西围子门为劝忠祠，历年阵亡官兵都列名于其内，北边是一大块义地。

这土围子，东南北三面都没有门，只西面开一大围子门，是出入惟一的孔道，步兵营每营之后都有一口井，是砖井，马路都是从东到西，一共三条。

围墙高有一丈二尺，底下阔三丈，墙头阔一丈五尺。围墙内有“打靶挡”。围墙外面八里远近的地方有大沟，深一丈五尺，阔一丈五尺。

每年夏秋两季，巨流河水涨，向西南奔腾，正冲击着围墙。因为营盘地势低洼，里面的积水流不出去，外面的洪泛反要向里面灌注，往往使围墙之内尽成泽国。

这一年，水势分外大，情形万分险恶，当时动员全体官兵抢救，各级官佐都忙着督兵堵截，我们的潘大协统也不得不赶来监视。

他来到一点看，各级官长都到了，里头单单缺少七十九标一营同二营的两位管带。他就问值日官，一营同二营的高、王两位管带为什么不来，值日官连忙向他们俩公馆里通知，催促他们俩从速赶来。

两个管带到了，潘大协统一见面就没头没脑地大加申斥了一顿。可是在这里，有一段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事，那便是潘大协统新接事的时候所发表的那一番军人是大丈夫不可管柬过严的“谠论”。而且他自己也是每天九点钟才上营盘，不到下午三点钟就走，处处都是虚应故事，敷衍塞责。因此下级军官们也群起效尤，慢慢地成了一种风气。

现在，他突然严厉起来，发这一场威风，满口协统是我，我是协统的嚷着，摆起官架子来，人家怎么心服？因此，一营同二营的两管带，满肚子不高兴，背地里就说了许多怨言。

正当他们俩指手画脚议论协统的时候，恰巧潘大协统的执事官贾凯——绰号“外国驴”——正从那儿走过，都把话听了去。后来，潘大协统派这位“贾外国驴”去带工，怎么说他也不肯去。潘大协统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去？”

“高、王两位管带在那里骂你，我没脸去带工。”

“骂什么？”

“骂你‘八代’！”

潘大协统一听这话，不由得心头火起，立刻把他俩找了过去。问他们说：“贾副官说你俩骂我‘八代’。你们骂了没有？”

高、王两管带齐声说：“没有骂。我们哪里敢骂协统？”

“你们一定骂了！要是没有骂，贾执事官怎么会说呢？”潘大协统说时，脸上青一阵，紫一阵，像被谁劈面打了几掌的一样。

争执了大半天，高、王两管带就说：“骂就骂了吧，我们说没骂，你非说我们骂了不可，那也没有法子。”

没等高、王两管带说完，潘大协统回头就走。我们都在旁边，看见风势不佳，就有几位跟随了去，代他们俩求情。可是在那种情势之下，已经无法挽回。

这时，张统制住在奉天，潘协统回到营里，就给张统制打了个电报，说高、王两管带违抗命令，玩忽险工。罪状只八个字，字字都藏着刀剑。张统制接电报后，马上回了个“立即撤差，听候查办”的判书。

在潘大协统雷厉风行的手段下，高、王两管带终于撤差了。这事对于他们自己固然是哑子吃黄连，有无法申辩的苦楚，就是大家心里也都很替他们抱屈。

因为潘大协统自己先就不能以身作则，并且一上任就灌些迷人的米汤，藉以收买人心，等到大家的坏习惯已经养成，却又来一个杀威棒，轻轻地给人家一个罪名，把人家断送。这不是居心摆布人是什么？

不论如何优良的军官目兵，如果做长官的不能善为领导，不能处处身体力行，军心也终归要涣散，纪律也终归要废弛的。治军如此，推而至于政治何独不然？可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通病。

不过我虽然很替高、王两位的撤差叫屈，另一方面却也很为欣幸。因为高、王被撤，七十九标一营同二营管带的职位，后来是由金铭、从云两位继任的，这却种下了滦州起义的根苗。

水灾过去，接着大闹起瘟灾来。那病疫据说是从哈尔滨传过来的，中国名字叫“鼠疫”，外人则称为“伯斯堵”。病势凶恶，传染非常迅速，染到身上，一星期即可致人死命。尸体都呈现黑色，可怕之极。因此个个谈虎色变，一时新民府到处忙着防灾。

军队设办的防疫处，是在营围子西门外的劝忠祠内，医生每天头上戴着白帽，嘴上套上自口罩，身上穿着白衣衫，脚上穿着白鞋，手里拿着外国买来的石炭酸之类，到营房里消毒。

防疫处收容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各营的目兵，间或也收容百姓，但为数很少。大门一天到晚紧闭着，吃饭的时候，由外面把饭递进去。送饭的人在门口等着，吃完了再把碗盏家伙递出来，防备隔离得非常严密。

可是，百姓少见多怪，就以为里面满藏着神秘不可告人的事，于是乱造起谣言来。有的说病人一抬过去，就没法活命；有的说里头堆满石灰，病人进去，就用石灰活埋。把一个防疫处说得如同杀人场。

士兵们本来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听见百姓这样传说，也就视防疫处如阎王殿，即使有病也不肯进去。

一天，我那一营里的一位后队的杨排长身上发热，军医听说，赶忙跑了来，也没问个长短，也没有诊察，就说：“伯斯堵，要隔离！”马上就令夫役把他抬了走。

杨排长一听，急得咕噜从床上爬起来，顺手拿了把手枪，嚷着说：“我没病，谁要抬我去，我就拿手枪打谁！”吓得夫役倒退了好几步。杨排长终没有进防疫处治疗，但也慢慢地好了。

我们学欧美人的东西，一定要把他学全了，最怕只学一点枝枝节节的皮毛，却不去做真正的研究。比如西医，如果半生不熟的只学人家穿白衣，戴白帽，学一些百姓看不惯的洋派头，而学识经验一无所有，只拿病人的性命开心，委实有很大的恶影响。吃鸡蛋半生不熟也许不要紧，吃小米半生不熟可要生病。

还有一层，我们举办一事，必须先使大家了解，万不可蒙着被褥跳井。使人家莫名所以。试看防疫原是多么好的事，只因大家不明白其内容，不懂其意义，反致拿出手枪来抗拒，这真值得我们深思的。

清陆军章制，本来是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秋操。辛亥春，规定这年八月，陆军第二十镇，第六镇和第二混成协等赴永平府秋操。

事先，第二十镇革命分子即和第六镇吴禄贞，第二混成协蓝天蔚密商，暗谋于秋操时私带真子弹，相继起事。不料，事机微露，清廷起了疑心。

那时，吴禄贞屡任新军高级将领，在东三省一带宣传革命，最露锋芒，因此清廷对吴的疑心更大，至时遂停止第六镇参加。

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则仍按照原定计划举行。二十镇接到命令，即在全镇选拔参加部队，当以七十八、七十九标为主体，全镇各标都挑选官长目兵参加其中，合编成一混成协，开赴滦州。

这次秋操的预备，规模很大，仪式隆重。单独从军事上说，是具有检阅自创办新兵以来的成绩的用意。如果从政治上看，当时革命空气弥漫全国，尤其两广一带，简直一触即发，这次秋操，当然更含有重要的政治作用的。

谁料正在军队纷纷调开滦州的时候，武昌举义的消息就已晴天霹雳似的传来，这里的秋操即中途停止，这是1911年10月8日。

一般青年官佐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大家身上如同打了吗啡针一样，一时兴奋欲狂。清廷见情势紧迫，急令所有部队停止调动，只留七十九标金铭、从云、张建功，一、二、三营驻扎滦州，其余部队各回原防，以待后命。

当时，清廷决以武力对待，临时编成的队伍，计有冯国璋第一军，段祺瑞第二军，以荫昌为总司令。后来格于形势，乃又袭用以汉人制汉人的故技，重复起用袁世凯为总司令。这里还要补叙一笔，东三省总督锡良也于半年前撤换，这时已改任了赵尔巽为东三省总督。

武昌首义的檄文传了开来，各省纷纷响应，北方各省亦都激起了很大的波澜。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觉得军队不稳妥，自己责任重大，即在沈阳召集新旧将领会议，讨论应付时局的方针，及东三省应持之态度。

当时，被邀参加会议的，新军计有二十镇，第二混成协，第三镇（统制曹锟——卢永祥代理），凡协统以上的将领都在被邀之列。旧将领方面计有五路巡防营统领。

正式会议之前，新军将领如张绍曾、蓝天蔚、刘一清、卢永祥等先在一处开预备会，讨论在会议中所持之态度。商议结果，大家一致主张东三省宣布独立，对清廷不出一兵一卒，械弹粮秣也一概不供给，以掣其进攻武昌之肘。

正式会议时间定在下午4时，大家都到齐了，惟独赵总督和某统领迟迟未到，一直等到五点左右，总督才坐着轿子蹒跚而来。

在轿子前面，某统领先摇摇摆摆走进来，他两手托着一个羊肚毛巾包，里头裹着三只三炮台的香烟筒子，走进屋里，就把毛巾包往桌子正中一放，气喘喘地说：“妈拉巴子，这是炸弹。咱们今天谁要说妨碍皇上的话，咱就戳响他，谁也别想逃出这座屋子！”

说完坐下，双手握着那毛巾包，赵总督随后笑嘻嘻地进来，只说诸位久待了，当即宣布正式开会。

总督首先立起发言，内容可分三段：

第一段：我们拿皇上的俸禄，吃皇上的饭，我们连骨头都是皇上的，朝廷的深恩厚泽，为臣子的不应一刻忘记。我们要鞠躬尽瘁，以死相报。这是我们军人的天职。现在湖北乱臣贼子反叛朝廷，实属神人之所共弃，天地之所不容。

说完这一段，总督斜着眼珠望了望大家，一看将领中有许多在怒目纵眉。神色很不对，他于是赶忙喘了口气，改过语气来——

第二段：诸位还都年轻，遇事总不免爱莽撞。须知英雄识时势，咱们总要见机而行。这时，我们东三省最好不动声色，什么态度也不表示。湖北果然成功，咱们再响应，那时少不得有咱们的一份。如果失败了，那时咱们并没有表示。自然也没我们的事。我这么大年纪了，什么事没经过？你们听我的，准保没有错。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接着又说——

第三段：现在朝廷还没有旨谕下来，咱们的要务是“保境安民”四个字。抱定这宗旨，无论是谁来，咱们也正正堂堂拿得出去。地方百姓能安居乐业，就是咱们的一大功劳。这是我的意见，大家是否赞同？

总督说完了，屋里是死一样的寂静，待了半天，他又催着说：“怎么办？大家说话呀！”

嚷了半天，依然没有一个人发言（那羊肚毛巾包裹到底是不是真有炸弹。谁也猜不透）。总督没奈何，摸了摸脖子，站起来说：“咱们今天应当郑重地表决一下，谁赞成我的意见，就请举手。”

当时，某统领先举手，五路巡防统领也随着举了手，可是新军这边各镇统制、各参谋长、各协统——所有新军将领却依然低着头坐在那儿，动也不动。

总督一看会场里的情形，觉得这个事不好收台，于是厚着脸皮，用着乞怜的口吻。又向大家噜苏起来：

“我这么大年纪了，头发也白了，什么事都不想干了。大家今天总得赏我个脸。不看僧面看佛面，大家总得让我老面子过得去。有什么困难，大家尽管说出来，咱们从长讨论，也许是我上了年纪，话没说清楚，大家没听明白，现在我再说一遍——”

于是又把上面的话重说了一次，接着又付表决。这次新军将领里头某代统制首先举了手，经他这一破坏，大家也就不得不随着举手。

这下子，乐得个总督笑开了脸，连声说：“这是全体通过了，我有面子出得这道门了。”哈哈地笑着，宣布了散会，某统领依旧拿起那羊肚毛巾跟在后面徜徉而去。

会议完了，大家走出来。新军将领中有许多人气得要死。蓝天蔚气得走过去，将某代统制的袖子抓住说：“你这个家伙，在外头我们怎么说的？说定了的不算，到里面又举手！”

某代统制脸红耳赤地说：“老兄，光棍不吃眼前亏。桌上摆的什么玩意儿，你难道没看见？而且我举手也只举到耳朵跟上，我是一半赞成，一半反对。你们没看清楚，就随着乱举手，谁叫你们举手来？”

大家互相抱怨了一阵，方才散了。

那边东三省新旧驻军的将领在沈阳开着关系重大的会议，这里在新民府的将领都以万分焦虑的心情挂念着。后来，赴会的人回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打听消息，潘协统先回来，和大家说：“咱们只应该忠君爱民，其余什么事也不要去过问。”

大家听说，知道事情糟糕了。后来有人看见蓝天蔚，蓝协统非常愤激地说：

“现在到了咱们流血的时候了，咱们得自己想法子干！”

文如玉

13  第一次失败

自从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滦州秋操中途停止，留在新民府的我们一般倾向革命的同志们，人人兴奋得坐立不安。

郑金声、王石清、戴锡九、我和马医生李某等人，常常在一起聚晤、商谈我们应当怎样对武昌响应，应当怎样在新民府发动。

大家都想着，在这方面军事没有动作之前，要尽自己力量，做一番工作。于是在军队里暗中鼓动，有时分头到各营里去串门儿，乘机向目兵们宣说革命的道理。有时写印传单，向各处散发。一时工作紧张，情形非常活跃。

这时，我家里弄来一架油印机，从早到晚印刷传单，每天将《大汉报》等刊物上所刊载的民军胜利的消息，各省响应的文电，还有许多鼓吹革命的小文章，都摘录出来，用油印印好。每次三四百份，到晚上派人偷偷地到各营去散发，或是由邮局寄到本地各机关去，常常忙得通夜不睡。

不料从那架油印机身上，却露出一个破绽来。原来，那油印机是营中公用的，我派护兵王某取回我家里，怕被人家看见生疑，还特意叫他用布把外面包着。不料，走在路上，被范标统碰见。

这护兵为人极忠实可靠，只是迟钝笨拙得很，一句瞎话也不会编。范标统问他手里拿的什么，他就老实告诉他是油印机。问他拿到哪里去。他就老实说：“送到冯大人家里去。”

范标统当时倒也没有在意。及至后来营中检查信件，发现大批油印传单，都是本地的邮戳，各兵棚里也不断地发现油印的宣传品，都不知从何而来。范标统慢慢把这事和那天送油印机的事联想到一起，才恍然大悟。于是暗中对我特别注意起来。

但我当时仍是闷在鼓里，并不知道这些情由。

这时候，各省独立的消息相继传来，我们秘密宣传和联络的工作，也一步步加紧。此时，清廷已经重新起用了袁世凯。第三镇和第二十镇，都接到调开关内的命令，准备攻击民军。但将领们却各打各的主意，观望不前。

这时，二十镇的将领们，大约可以分为三派：一是革命派，主张立刻出动，进攻北京，刘一清、王金铭、施从云等都是；二是保皇派，主张开赴平汉前线，攻击民军，萧广传、潘榘楹、范国璋、徐廷荣等都是；三是中立派，这又可名之为稳健派或滑头派，主张观望，将来哪边胜了，就往哪边倒，抱定了不吃亏的主义，陈宝龙，周子寅等都是。

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被这三派包围着。进退失据，恰如周公瑾从柴桑口回东吴时的处境一样。

一会儿革命派去见张统制，说：“时势紧迫了，你得马上带领我们去打北京！”张统制说：“对！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们一定干，你们先回去。”革命派走了。

一会儿，保皇派又来，说：“咱们的骨头都是皇家的，统制得拿定主意。”张统制只好说：“我自有办法，你们不要着急，你们先回去。”

保皇派走了，一会儿中立派又进来，说：“事情太大了，请统制不要轻作主张，我们这时千万不要哼气，将来有机会再干，这是最稳妥的办法。”“对的，你们的意思很好，你们先回去！”张统制只好用同样的口吻来应付。

这派走了，那派进来，有时这一派在棚子里说话，那一派就在外面守着，等到出来，大家遇在一起，就互相叫骂起来。我骂你是满清的走狗，你骂我是乱臣贼子，弄到后来往往掏出手枪来拼命。

于是张统制又要跑出来劝解，大声地嚷着说：“你们不要吵。我自然有办法，快回去！”一天一天过去，张统制眼看着无法维系。

其时，清廷派彭家珍押运五千支枪，五百万发子弹，由奉天运向汉口前线接济。

彭家珍原是革命党，就事先电告金铭、从云。运到滦州，即被张统制派人到车站扣留。金铭、从云诸同志因时机急迫，不可错过，又同去见张统制，切实要求他即刻和吴禄贞、蓝天蔚联络一致，率队直捣北京。

张统制则以为本镇高级将领，多半都是保皇派，若是仓卒勉强从事，一定得不到好结果。乃想出一个权宜办法，条陈了十九条政见，要求清廷改革政治，宣布立宪，反对讨伐民军。请清廷立刻答复，态度很是强硬。

张统制的意思，以为这样的办，可以相当满足一般守旧将领的要求。而条陈提上去，清廷必不允准，而后发动革命，则旧派将领也就死心塌地，无话可说了。

电报递到北京，以变生肘腋，清廷震惊之下，不料竟低声下气，覆电将十九条政见一一接受，并立即人太庙宣誓立宪。二十镇虽因此不曾遵命南下。攻打武昌的计划，虽也因此遭了挫折，但张统制预计的第二步也就无法实行，同时，被清廷所忌，把他调任长江宣抚使之职，以削其兵柄，原缺由潘榘楹继任。

金铭、从云等得信息，极为愤懑，曾召集在滦州的同志张之江、张树声、刘骥、龚柏龄、张振扬等七十余人，在滦州车站的文庙内举行会议，以为张统制的撤职，是清廷铲除革命分子的毒辣手段。张统制的去留，关系北方革命之成败者至深且大。于是一致议决，还请张统制切勿受命离去，同时电请清政府收回成命。

这时，第三镇由卢永祥代统制率领，已遵清廷命令向丰台开拔。他们的队伍经过滦州的时候，金铭、从云非常愤激，当即奉张统制之命，派队到车站截阻。向卢代统制严词诘责，要他明白表示态度。

卢代统制从车上跳下来，和张统制他们说：“你们不懂我的主意，我是就机起事。我这一去脱离了东三省那个窝子，就好从丰台进攻北京。你们在后面等着作我的应援吧！”

卢代统制这么一说，张统制及金铭、从云等半信半疑，但终于把第三镇队伍放了过去。谁知，卢代统制到了丰台，一面却打电报到北京，将东三省和滦州的消息一一向清廷告密，一方面又督率部队去打娘子关，向阎锡山进攻。

原来，张统制与吴禄贞、蓝天蔚等事先已有密约，共同响应民军，合兵进攻北京。打算以第二十镇由滦州西进，吴禄贞统率第六镇由保定北进，两路夹袭，蓝天蔚则留后方策应，以期一鼓而下京都。

不料，张统制条陈政见十九条的初步手段被挫后，吴禄贞亦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于石家庄，又加上第三镇这次的出卖，张统制处此情境，自顾力量单薄——即本镇之中，重要官长也都是保皇派，主张革命的多只是下级将领——因此益发加重了知难而退的心理。

那时，金铭、从云等要求收回撤换张统制成命的电报，清廷一直没有答复，张统制进退失据。至此就决意把二十镇之职交卸，带了一排人，偷偷地上了火车，回天津去了。

张统制走了，革命派失去领导者，一时颇成散漫的状态。这时，潘协统升为统制，萧广传升为协统，我们八十标的标统仍是范国璋。他们这些上中级的官长，都是保皇派的，于是把目光集中到金铭、从云等人的身上。

我也因为取油印机的那次失慎，一举一动都被我们那位范标统暗中派人监视着，不久，我们第八十标即由新民府调往山海关内海阳镇驻防，因为，那时风传民军即要在这一带登陆。

范标统奉命带队一开到，即布置阵地，以为防范，王石清第一营在右。郑金声第二营在左，我的第三营则派在中央后防为预备队。此外炮兵营驻左翼后防。张之江、张树声、张宪廷的骑兵营则在沙岗子右翼前方。

二十镇的革命势力虽被分散监视，但革命的进行并不中止，反而再接再厉，更具体地干起来。

推溯这方面革命的酝酿，原受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握有实力的国民党党员吴禄贞等，一是在天津任教员的党员白雅雨和王励斋等，他们都是奉了党的命令，由南方北来，在山海关、天津一带活动革命。

这时，吴禄贞虽已被刺，张绍曾虽被撤职，但二十镇革命派的将领和白、王等的奔走联络却格外密切起来。那时，白雅雨、王励斋曾数度和我们接洽，他们以为京奉线这一带，革命实力过于单薄，主张密约烟台民军由海道自秦皇岛登岸，到那时再合力发动。

金铭的兄弟金钰，也是一位民党分子，这时也从国外回来，亦奔走于其间非常努力。

有一天晚上，金铭从滦州到海阳镇来，找我商谈，我当时住在车站附近一个小铺子里。金铭一到，刚刚坐下来，不知怎样萧协统和范标统就知道金铭来了，打了电话来把他找去谈话。

到了夜间，金铭就在我那里住宿，我们同在一个炕上打通腿，睡到了半夜，他掉到我这一头来，两个人开始谈起来。

我和金铭的意思，都以为老袁上台后，北军已渐见振作，如果和议不成打起来，只怕民军吃不消。再则，北方一带，情势一天天恶化，我们若不早干，终有被保皇派全部消灭的危险。所以，主张即刻动手，从他肘腋之间的嫡系军队中爆发一枚炸弹，使他们无所措手足。于是，金铭把滦州方面最近和南方联络的情形详细告我。

当时，他们计划等到烟台民军一到秦皇岛登陆，滦州和海阳镇同时动作，三张的骑兵亦在秦皇岛西南山嘴发动，郑金声为右翼，王石清为左翼，我为预备队。到时，我的预备队先袭击炮兵阵地，并将萧广传、范国璋的旅部团部完全解决，而后合占山海关，分头进击北京和奉天省城。

这一举措，即使不能直截了当地打倒满清政权，也可使之丧胆，牵制其进攻武昌的行动。商议的结果，我在海阳镇负责和登陆烟台的民军接头，其余在滦州等地策应者，都由他们去分头布置，等约好了日子，即行发动。

金铭由海阳镇回到滦州，白雅雨早从天津到滦，赍有北洋军政府大都督之印。他因为南北和议行将决裂，情形已十分紧急，而且京奉线一带革命的酝酿，清廷亦有所闻，故力促从云等立即发动，一可以先发制人，二可以为民军之声援。

于是，滦州大街小巷遍贴起反正文告，公开宣传，人人口里嚷着光复，空气已被弄到白热的程度。金铭一看情形，大吃一惊，以为非同小可。

但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大家即到师范学堂商议，一致主张迎就情势，立即发动，我们明知实力上极不充足——烟台民军没有到达，各方联络没有妥善——但认定只要干了起来，则义声所播，北方青年军人必定可以自动响应。

而那种犹疑彷徨，首鼠两端者，亦必惕于威势，翻然相从，则革命自有成功的可能，若是气馁中止，那就灭绝了自己。于是，即于十一月十二日成立北洋军政府，宣布独立，当推金铭为大都督，从云为总司令，我为参谋总长，白雅雨为参谋长。

11月11日晚间，即以金铭从云和我三人的署名发出电文：

北京内阁总理大臣（上海伍代表，唐大臣，天津顺直咨议局）钧鉴：

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也。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难免后日之革命。

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绝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人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迫，议和将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长目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以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军人原有参政之权。

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

檄文一发出，沉寂若死的北方，一时革命空气高涨万丈，北洋军青年将领希图响应者极多。滦州迫处近畿，清廷这时正要动员冯国璋部队，想先一挫民军锐气，却不料后方出了这乱子，把北军军心完全动摇。

清廷震惊之下，心碎胆丧，袁世凯也不由得手忙脚乱，只得派令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到滦州镇压抚慰。王怀庆与金铭之兄金镜、从云之兄从滨原有换帖的关系，希冀他可用感情说服他们。

他来的时候，轻骑减从，金铭、从云迎接他到滦州驻军行营下脚，第一句他就同金铭、从云说：“你们做得不对，你们不应该乱来。”

金铭说：“你来得正好，你得帮着我们干。现在大都督的位置让给你，若是不受，你也休想走得了。”一时间，将领头目将他团团包围，要求他一同举义。

其中，有一位排长张振甲，用枪口对着王的胸部，说：“你若不干，咱就开枪！”王怀庆看见情形如此，就临时生了诡计，满口应允了下来。大家当即排成行列，拥着他进城拜印，宣誓就职。

大家骑着马，走了不多远，王怀庆故意把缰绳勒住，马即乱跳跃，金铭忙问底蕴，他说：“我这马是头牲口，野蛮不驯，最好大家走开一点，不然就会出乱子的。”

大家谁也没防他心存诡计，都信以为真，当即让开。原来王怀庆是马弁出身，骑的好马，这时，他乘机回转马来，死命加了一鞭，就一溜烟落荒逃走，等到大家掏出枪来追击，他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王怀庆逃走，滦州自然不免要遭大军围攻的危险，金铭、从云等回军政府会议，都主张一不做二不休，为要先发制人，马上率队直袭京津。

这时，七十九标驻滦州的队伍，除金铭、从云所带的第一、第二营外，尚有张建功所带领的第三营。张建功表面上与金铭、从云表示好感，暗中却时常将消息报告给标统范国璋。

此时，一、二两营向城外开拔，张建功即命令所部在城头开枪截击，金铭、从云这时已有决死之心，除分派石敬亭等率队抵御外，余则悉数登车，向前开发。到了雷庄，王怀庆已把路轨挖断。火车既停，隔着五里路，即与王怀庆所部交锋，打到深夜，王怀庆那边渐渐不支，随即鸣号请求停攻，派人过来请金铭、从云到雷庄那边去议和。

原来，王怀庆这次带来的都是巡防队，作战能力很是有限。

金铭、从云当即答允前去，左右一齐劝告，都说王怀庆诡计多端，绝不可去。但他们俩意志已决，以为议和如能成功，彼此可免无谓的杀伐牺牲，或竟可直接进攻京津。否则，以身殉志，亦正是所谓求仁得仁。

于是，部属都要求同去，誓共生死，同去的共有官兵一百多人。

其实，王怀庆是存心诈骗，卖友求荣。金铭、从云到了那边，他即避不出见。金铭、从云正询问间，伏兵已出，将他们一一捕拿，电请袁世凯发落。

袁复电后，即先将金铭杀害。金铭就刑时，骂不绝口，视死如归。其后殉难者有施从云、白雅雨、张振甲、孙谏声、戴锡九、董锡纯、熊齐贤等十四人，余者都被羁押。

最可敬的，是金铭的一个护兵黄云水。金铭被害后，王怀庆叫人撵他走，他不肯走，反对王破口大骂说：“王怀庆你这个害民贼，甘心当满清的奴隶，卖朋友的猪狗！……”

王怀庆听得恼了，遂也将黄云水一并枪毙。

自从金铭由海阳镇走后，我就天天盼望着烟台民军和滦州方面的消息，希望短期内能有佳音到来。

一天早晨，忽然范国璋派护兵来找我，我也未疑有他，即随同前往。到了那里，范标统说：“袁宫保来电报，询问这里驻军的情形。我要回个电报，你替我帮帮忙。”我坐了下来帮他写稿子，他就走开了。

一直写到中午，我肚里饿极了，就告诉面前一位姓江的弁目，我回去吃了中饭再来写。不想，那弁目向我尴尬地一笑，说：“冯管带，你耐心坐一回吧！标统有话，不让你出这个屋子了。”

又说：“你那天晚上和王大人谈的话，协统标统全都知道了。王金铭、施从云今天在滦州成立了军政府，你是参谋总长。今天一早协统已经见到檄文。”

至此，我大吃一惊，一时如入五里雾中，不懂他们为什么也不等烟台民军登陆，也不和我约好日子，便先干起来。一时心神不定，焦急万状。

如此一直监禁了四天，最后两天连饭也不给吃。不料在我被监禁的第三天上，他们大批同志已遭了王怀庆的毒手了。

这样一个在帝制势力的重围里生长起来的革命运动，因为本身的脆弱，领袖人物的幼稚与急躁，以及奸人的诈骗破坏，终于瓦解，成为一场悲痛的失败。

但是如果说，正因为这次的失败，遂使清廷知其大势已去，恐惧愈深，因为此时，南方民军的声势大振，不久即因而整个颠覆了清廷的统治，这也并不是夸张的。

文如玉

14  递解回乡

在海阳镇，我被监禁到第四天的早上，执事官梁喜奎同几个弁目到我禁闭的屋里来。

梁是河南舞阳人，光绪二十九年，在韩家墅时，我们同为哨长。在这里，顺便插叙一两件事，以见梁的为人，和我们的交谊。

——那时梁极好读书，也希望我专心向学，我说：“我们自小失学，根基不好，自己用功总不行，最好还是请个先生来教我们。”

梁告诉我，门口有个卖油条的老先生，是个饱学秀才，原在韩家墅教蒙馆，只因为人太老实，学生都不怕他。有一天学生打架，他不责备，只说：“你们慢慢打，不要打破头。”这事给东家知道了，怪他误人子弟，把他辞退了。

他离家太远，腰中不名一文，又患脚疮，没法回家。因此在韩家墅流落，卖卖油条，又替我们军队的厨房挑挑水，借此维持生活。

这人沉默寡言，秉性忠厚，我们把他请了来，每月送他四元束惰：梁出两元，我出两元，我和梁同在他跟前念书，念的是《四书》。每天讲一次，讲完即读，受的益处很大。

这时，我和梁同住一间房，朝夕相处，相爱如弟兄。有一天，左队头棚副目高怀仁到我们房里坐，他是河南归德人，和我很熟，因为他抽大烟，谈话之间，我就劝他不要抽，把自己弄成废人，实在痛心。哪知，高怀仁却生了气，抢白我道：

“你不要这样说我！骑快马，坐快车，不抽大烟不算阔！兔子不抽大烟，因为它三片嘴，衔不拢烟枪；王八和鳖不抽大烟，因为它侧不过肩膀。我是人，怎么不抽！我爹也管不了我，不谈你！”

这一下，使得我抹不开脸，此时梁喜奎正在旁边，听了他的话大怒，跳起来就要打他，我赶忙从中劝阻，他指着大骂道：

“你这浑东西，怎么好话赖话也听不清！人家好意劝你，你倒伤他！简直不识好歹！”

——梁的为人，大都类此。他同我既有这样深厚的交谊，这时见了面，很难为情，对我苦笑了一下，说：“你已经批准递解回籍，今早便解往保定去。”

我们两个人也无多话，当即打点动身，我低头沉思着，觉得这样轻轻地发落了我，实在有些意外，但转念又想到，这显然是他们阴险狡猾的另一种手法。因为，金铭、从云等横竖已经处死了，倘若还要过细追究，反而把事情扩大，难免不激起新的事变来的。

那天早上，我连自己的住处也没有回去，便同梁喜奎和几个弁目搭京奉路火车前去北京。

车到雷庄，天已近午。我隔着车窗外望，看见第三镇的部队还在不断地向这儿输送，企图彻底解决这次举义队伍。这种光景，使我眦裂发指，心如火焚，不由得握紧了拳头，狠狠地在车凳上击了几下。

我暗暗地发誓道，假若有一天我能风云际会，誓必继续死难同志的遗志，推翻万恶的清政府，并且消灭卖友求荣的第三镇军阀。

十余年来，我不敢一日忘记我这个誓言，不敢一日放弃诸位死难朋友的遗志。1924年的“首都革命”，终于达到我的愿望，出了一口郁气，把帝制余孽的溥仪驱逐出宫，把祸国殃民的曹、吴军阀打倒。

这一趟回籍之路，我们到北京已经夜半，就暂在前门外西河沿一家高升客栈落脚。那时，陆朗斋将军刚从广东潮州镇守使下任回来，任京防营务处之职。

他是我们的老长官，一别已经多年了。粱喜奎要去见他，我说我也去。于是同去。到了那里，喜奎把我的事全都向陆将军说明，陆将军就叫喜奎把我留在他这里，不必向保定押送了。

喜奎听了这话，很是为难。一方面他固然为人慷慨好义，和我私人交谊又很深厚：但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常忠于职责的，前面我口述中，有一段叙及那年彰德秋操后回南苑，因为丢了一本账簿，他竟急的跳车一事看，很可以概见他的为人。

陆将军的要求他是接受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他踌躇着说道：

“命令叫我送交保定府衙门，若是交在你这里，回去销不了差，怎么好呢？”

“梁副官，”陆将军说，“你是我的部下，冯某也是我的部下，你们长官，潘统制、萧协统、范标统，也都没有一个不是我的旧部。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回去有什么不好销差？”

喜奎迟疑了一会，笑着说道：“话虽是这样，到了时候，公事明明叫我送人到保定，我却跑来见你，又把人交给了你。回去问我话，我怎么回答呢？我和冯某是多年好朋友，他们若说我徇私情，把一个叛徒随便放了，判我罪名，我怎么办呢？”

陆将军说：“你回去不必说谎话，你和他们照实说。就说你顺便来看我，我问到，知道是押冯某回籍。我就一定要你把人交给我。你只管照实说，没有你的干系。

什么是叛徒？现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就是叛徒，过几天谁都要革命，谁都要做叛徒了。这个时势，谁也说不定的，到了那天，现在这些杀革命，拿叛徒的，保不定自己要干革命，也要做叛徒了。

我刚刚从广东潮州府回来。我并不是反对革命才回来的。我在那里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我想革命，也号召不起来。我说我革命，谁也不相信我；人家说他革命，我也不能相信他，谁也信不了谁。这样我才回来的。——一会儿，大家都要革命了！”

喜奎含笑说：“话是这样说，就是我眼前交不了差……”

“你即使送到保定府，我打个电去要人，还是要交出来的。现在图省事，所以叫你直接交给我。

你说要交差，这不是难事。我可以给你字据，若是还觉得不够，我再打电报去给你长官，说人已经交给我好了。如果那边有困难，说不行，那人在我处，仍旧可以来提的，反正没有你的事，你不必着急。”

说到这里，喜奎方才没说话。于是，陆将军写了一封给王怀庆和潘、萧、范的信，又写一字据交喜奎带回去。另外又打一电报给王怀庆等，当即把喜奎打发走了。

陆将军这种盛情，真使我感激，他同我谈了一回契阔，很恳切地对我说：“你还是先回保定去住住吧，不久，一定有机会给你为国家效力的。”

我辞别了陆将军，当天便搭平汉车到保定去了。

我离开保定，差不多已经有十年，这一次回到了康格庄，看看旧居如昔，邻里无恙，心里颇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街坊邻舍大半都还认识我，看见我回来了，就高兴嚷着说：

“科宝，你回来了？几年不见你，发福多了。”

那种亲热的神情，使我真要感动得流下泪来，觉得眼前腐恶阴险的世界，到底还有它温暖可爱的一面。

我在康格庄住着，几乎每天都要到保定府城里去，从康格庄到保定府，约有两里路，保定府东关附近有一个火药库，里面储藏着多量的军火。由王怀庆统带的淮军把守。

东关，正是我往来康格庄必经的要道，我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受检查。盘查我的人，虽然不见得就认识我，但我头上却装着一条假辫。

那时，王怀庆有命令，凡是没有辫子的，就是革命党，都加以逮捕。我为了头上的假辫子，每次进城，都是提心吊胆，惟恐被守兵看出破绽，惹下无谓的乱子。若是绕路，又太不方便。再三考虑，终于把家眷搬到城里，在羊肉胡同租了几间房子住下。

在保定，这时和我过从相谈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老朋友叫做王兆祥的，住在城隍庙街一家古玩铺里，因为他的舅父在那古玩铺中做掌柜。他这里很有几位青年朋友。都是热血赤心，倾向革命的，他们也都剪了辫子，并且私下弄报纸看。

那时，保定府不许民间私下看报，凡是私下看报的，就都以革命党论。我们秘密的过从相谈，十分的投契。

此外，在城里炮台开茶馆的一位安亮先生那里，我也常常去座谈。我往来相与的朋友很多，他们有的也谈谈时局，赞成革命；有的则不敢谈，怕谈；有的则什么也不懂，根本谈不来。

我渐渐感觉到精神上的寂寞，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事，同时生活也驱迫着我，使我不能在家里久住。因此决定离开保定。

1912年正月初3日，我搭早车到北京去。行前，我把自己所有的一点东西全都送进当铺，换成几块大洋作为川资。

在前门下车，口袋里只剩了八个铜子。一个人没精打采地随着旅客们走出站台，一面盘算着下车后的行止，一面却又不住地数着口袋里的铜子。

我一时觉得，天地虽阔，世界虽大，独没有我容身的地方，正在这样胡思乱想，忽然看见许多旅馆的接客者整齐地在站外排列着，他们手里都拿着旅馆的招牌纸，放大了喉咙，好像在欢迎我。

我也不假思索，顺手随便拈了一张，一看，奇怪的这仍然是我上次住过的那家高升栈。我随着接客者走出站来，随即，又被一群欢迎我的洋车夫包围起来。

好一阵工夫，我才冲出重围，走过前门，不久便到西河沿，高升栈就在这儿的东口上。

在旅馆里休息片刻，肚子里一阵辘辘作响，我起身呷了一口水，深长地呼了一口气，又不得不开始想到“当当”的事上来。

好在，我已成了“当当”的老手。进当铺已不感觉苦痛，于是检了随身带来的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袱，走出栈房，送到当铺里，换了一顿饱餐。

当晚，我便去京防营务处晋见陆将军，我把来意向他说明，陆将军给我的答覆是让我先住着。

客栈里的规矩，是两天一算账，到时掌柜的板着面孔进房来，向客人讨房钱。我因为不知道这种规矩，所以事先没预备这一着，骤然听说要房钱，不由我一时慌了手脚，急得直出汗。

呆了半晌，想不出法儿来，于是又只好把身上的坎肩送进当铺里去了。这回得了钱，不待掌柜的向我讨索，我就自己把房钱向他付清，免得再看他的自眼。

接下来，我担负不了这项房钱，就搬到京防营务处住下了。

这时候，北京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都乱七八糟，许多令人悲愤的现象，每天不断地听到见到，最出人意料的，就是捕杀革命党的事。

满清政府推翻了，民国建立了，新的当局因革命而握得政权，却反过来仍要仇视革命。社会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当局者假造一个什么口实，或秘密地予以逮捕，关到监牢中，胡乱处置掉。有时甚至不惜出以暗杀的手段。

在军队中的革命分子，更大有铲除尽净的样子。青年军官中，凡是用功读书的，喜欢看报的，喜发议论或喜研究国事的，都一律视为革命党，都在铲除之列。虽然不曾挨户挨室地搜查，但侦探密布，写信，谈话，一举一动，都得分外小心，有时，忽然被捕本人还莫名其妙。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以为满清遗老所组织的宗社党，与革命党正是对立的，总不致有什么危险了吧？哪知大大不然，宗社党也是不容的。

有一位侦探长郝某，就借此大施敲诈，常常拿不到证据，他就自己捏造一封信，由邮局寄给某一位满清亲贵，比如寄给肃亲王，而后他就到肃亲王门口去等着。看见信班一来，他就搜出那封信来，作为话柄，说肃亲王是宗社党，危害革命，敲个十万两银子方肯罢休。

敲了一次，还要二次三次地去敲，到后来，肃亲王、顺承王等被逼得没奈何，都跑到袁世凯、陆将军跟前去跪着，请赐他们死。亲王所遭遇的尚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说了。

在北京的一些所谓青年革命者的情形，也很叫人痛心。他们由于热情的驱策，不满意当前的黑暗，确乎抱着大志，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的。

可是，不久他们因干革命，或谈革命，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立刻心灰意懒，一变而为悲观主义者，有的反而终天痛骂起革命来，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来升官发财。

就我所孰知的，就有许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劳，真诚不苟，的确是以教徒的虔诚去献身革命的，可是经了一次打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

有的则热情如火，平常高谈阔论，拍桌顿脚，热泪泉涌，真是好样儿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会上混不多天，也就变了样儿，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鸦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了。

这真叫人看着太可痛心了。当时，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这些情形。忧愤至极，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

“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

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问他干什么，他就眼泪汪汪地说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

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神经失常，忧愤而死。

文如玉

15  正月十二的兵变

我在京防营务处住了不久，就遇到正月十二日晚间兵变的事，这是一段民国史上，极饶兴味的史实。

这天的兵变，最初是从东城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爆发，变兵主体是第三镇全体。

起事的时候，他们把总统府团团包围，又撞进去放了一排乱枪，接着，便大举抢掠，府中比较珍重的东西，搜刮净尽，连窗户什物也都捣毁一空，袁世凯的卧房也被击破了一角。

这样闹了一阵，他们怒犹未息，又大举纵火，接着，南北两城也陆续起火，这时候不过九点钟光景，还没有吹熄灯号。

陆将军得到消息，和大家说：

“段芝贵这个人真该杀！前几天商谈，大家都说士兵生活很苦，不能减饷，他却偏要把出征的饷银减去了一两。大家坚持不同意，他就抢白人说：‘减了饷怎么着，你的兵难道是老虎，还会咬人吗？’现在好了！激起兵变来了！看他怎么收拾！真是该杀！该杀！”

原来，一般情况下，军队开拔，士兵每人加饷一两，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定例。现在，段芝贵却凭空把这一两银子减去。

一两银子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天天盼望的就是关饷。饷下来，扣除了伙食费，还剩得多少，他们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两银子，这实在比要他们的性命还要严重。

减饷的消息一传下来，士兵们无不愤激，口里不住地咒骂，算是袁世凯的八代遭殃，给他们骂烂了。士兵虽然知识浅陋，但决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军阀官僚们对于自己则奢侈淫逸，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士兵，却剥削压迫，无微不至。

这样的情形，兵心怎么维系？十年、二十年的光阴，不一定能训练得出好军纪，但是破坏起来，一件小事就可以把军纪一扫而光的。这次的兵变，减饷的事实在是一个导火线。

却说当晚，火起之后，继之以枪声，霎时间东南北三城火光烛天，枪声人声糟成一团。陆将军看见事变扩大，情形紧迫，急把营务处的一队骑兵同两队步兵，统统调集到西单头条他的公署前面讲话。

那天，陆将军穿着一件皮袍，衣襟上的纽扣还没来得及扣上，他用手倒挟着衣裳，一只脚蹬在门口的上马石上，态度从容不迫，嘻笑着脸向士兵问道：

“你们知道那边枪响是干什么的吗？”

大家回答道：“不知道。”

“大概是兵变。”陆将军亲切地笑着说，“依你们看，他们在北京抢了人家的东西。发了财，能回到山东河南的老家去享福吗？”

大家回说：“不能够。”

“他们抢了东西，三个五个地溜回家去，行不行？”

大家说：“不行。”

“自然不行。溜到半路上就要给人家捉住砍头的。可是他们现在那里抢得热闹，我们却什么也摸不着，依大家的意思，怎么办才好呢？”

“不知道，全听营务处主张。”

“若是这样的乱抢一阵，大家就能发财，那我早就领着大家去抢了。我比你们年纪大些，见的比你们多些。依我的主意，咱们暂时不要动手，等会儿，看着能抢的时候，咱们再大伙儿动手。

那时，我们抢到的都集在一起，大家保管，大家花用。但要紧的是不要让他们抢过了界，不然抢光了，就没咱们的份儿了。

现在，大家快到西交民巷口去防堵，若是那边有变兵望这边冲，你们就告诉他们，就说西城留着咱们自己抢，不要让他们闯过来！”

那时事变蔓延，人心浮动，有限的一点纪律，显有不能维系之虞。京中无论哪个部队，都变得不稳。其情势如瘟疫之传播，如大火之燎原，谁也没能力遏止。

这样的时候，陆将军却能不慌不忙，从容应变，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他讲这番说话时，我就在旁边，他那种镇静自然的神情，使我非常地惊佩。这就是那次北京兵变，全城都焚劫一空，独西城没有遭难的缘故。

十二点钟左右，枪声渐渐响到前门外，这时，陆将军带了二三十匹马队，坐了一辆马车，从西单牌楼经西四牌楼绕过后门北新桥，转而南行，到了总统府。

那时袁世凯同他的少爷袁克定正在瞠目相向，毫无办法。府中门窗什物，七零八落，地上纵横狼藉地堆满了残断的文件。袁看见陆将军来了，喜出望外，哭丧着脸对陆将军说道：

“到了这样时候，什么人都躲光了，你怎么反倒来了？”

陆将军说：“平常时候我可以不来，现在我却不能不来。说话我不大会，赶到做实事的时候。我也许可以凑付的。”

袁就问陆将军这事该怎么办？陆将军说：“这事请总统不要管。无非一些土匪捣乱。交给我和姜桂题去办好了。”

袁沉思一下，窘苦地说道：“好吧，这事就交把你们去办吧。”

陆将军退出来，已是天光破晓的时候了。

第三镇残余的部队，当晚即开城外，分驻南苑和长辛店等地。刁坏的分子闹了这一场，善良的官兵自觉肉臭同味，走过街头，低头藏脸，羞愤得不得了。街上家家铺子都关着门，门上贴出“抢劫一空”的字条，满街上冷清清的，地上散乱着变兵们扔下的财物。一些穷人们瑟缩着身子到处搜寻拾着。

第二天绝早，各城口上和街衢上便贴遍了陆将军同姜桂题会衔搜拿土匪严禁造谣的布告，于是满街上捉土匪，抓嫌疑犯。一场巨大的兵变，硬被偷天换日，饰为土匪的骚乱了。

“草寇逃了民遭殃”，这话一点不错的。抢掠财物的明明是那些官僚军阀们制造出来的变兵，可是等到搜拿的时候，他们早已在天亮以前就四散窜逃得无影无踪了。

街头巷尾狼藉着的布匹财物，都是变兵老爷们扔下的残余，无知的穷人们看了，不由得眼热心迷，视为发财的大好机会。这一下就把他们坑了！

早上搜拿匪徒的布告张贴出来，穷人们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于是揭开了最惨痛的场面：满街上不少的小贩和车夫们，背负着被窝，挟带着布匹衣服，被搜拿匪徒的军警们追着乱跑。有的慌了手脚，往胡同里躲藏，军警在两头一堵截，一个又一个，都被拴上了绳索。“人家牵牛他拔橛”，这就是罪状。

那些可怜无告的穷人们，都被当作了昨夜闹事的匪徒，示众了案。

一场大祸完结了，惶惶的人心也渐渐安定下来了。不料秩序还未恢复，第二天晚上，姜桂题的队伍——毅军——又在西城哗变起来。

接着十四、十五两日，天津、保定，都继续发生兵变的事，一发不可收拾！

兵变的范围所以扩大到如此地步，一来是由于那些军队本身平素毫无训练，毫无教育；二来也因为当局的处理，盗铃掩耳，欺人自欺，他们看着人家闹了事，发了财，并未蒙罪，于是不由得眼红心动，从而效尤。这在当时人人都不及料，都不明白何由致此的。

袁世凯看着旧有的军队，都是靠不住的了，于是另新编练部队，便有备补军。待后边再慢慢地说到。

在这里，我要郑重地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关于一九一二年正月十二日的北京兵变，许多文献中都众口一词，说那是袁世凯预定的阴谋，故意制作出来，以为他不能到南京去的借口的。

我觉得，这未免太恭维了袁世凯，当时老袁对于部队哪有这样擒纵的能力？我是一个实地的亲身经历者，据我所知，事实决不是那样的。

至于上面陆将军说过的段芝贵减饷的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其实还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第一，满清政府虽已推倒，中华民国的金字招牌虽已挂了出来，可是整个社会的实质和政治方面机构，却并没有什么改变。一般人民的脑筋里，依旧牢固地存着一个皇帝的偶像。

尤其是军队中，士兵们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为反叛。袁世凯以及他的左右，刚不久还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处镇压革命，捕杀革命党。忽然一天抖身一变，自己做起大总统，成为革命国家的首领了。

士兵们的头脑是简单而固执的。在这一变换的中问，官长们又并未给他们以些微的新的政治意识，这样。如何维系军心？

当时，老袁做了大总统，我就常常亲见亲闻许多官长目兵在背后切齿咒骂他，说他是个篡位的奸贼，愤激达于极点。

第二，第三镇的队伍自在长春驻扎，军纪即极败坏。开到北京以后，堕落更甚。官长目兵，公开聚赌，纵饮狂嫖，无所不为。训练教育的事，完全废弛了。唐天熹一团，甚至在总统府大赌大嫖，肆无忌惮。

第三镇这样，其余京畿一带的驻军无不如此。带兵的荒唐，目兵从而效尤，统帅者听任不问。好像他们以为皇帝倒了，世界变了，一切都可以胡作胡为，用不着受拘束的了。

第三，一方面是如此任其荒唐败坏，一方面对于精明干练。前进有为的青年官佐，则百般忌妒，视如眼中钉。总要借些口实，把他们迫逐了才安心。

比如刘一清、孙岳等许多热血赤心，有志有为的官佐，多被逐走。于是，庸懦无能者一一升官，各个军队都变成废物集团。可是，这种清除，事实上并不能做得彻底，留下来的官佐目兵之稍有志气者，把这些不平的事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不由得不愤郁怨恨，结果一遇机会，自然就会溃决流脓的。

这就是当年北京兵变的真正原因。编著历史的人，说那是老袁有意指使的，固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就是减饷的事，也不过是一个导火线罢了。

说到编史的事，我在这里想起一段题外的话来。1931年，我在上海遇某部次长，他拿他编著的一部中山全集给我看。这部书分上中下三册。足有三寸多厚。我随手翻阅了一下，无意中发现许多错误的记载，甚至把冯玉祥和冯国璋当成一个人。我把这种种错误一连找出十几处，指给他看，他也觉得很不安。

又比如1936年我在南京，有一天偶然翻阅初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发现其中现代史各章，把1924年打倒曹吴等役，都一律名之日“军阀混战”，置革命的真义于不顾。我找了些当时的报纸请其参考，于是又改了回来。

编写历史，如此颠倒黑白，轻率任意，实在是不应该的。我觉得，写历史的人，不独需要深思远见与丰富的资料，同时更需要无偏无倚的客观态度，和力求翔实的科学精神。这是极重要的。

文如玉

16  在备补军

兵变平复以后，袁世凯决定重新编练军队，名为备补军。

备补军共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路：王汝贤任前路统领，刘某任后路统领，洪子成任右路统领，雷震春任中路统领，陆将军担任的是左路统领。

左路备补军和其他各路一样，共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我任前营营长。（同时参谋部亦委我为中校副官，我未就。这是刘一清先生为我在陈二庵处保荐的。刘以革命被二十镇解职后，即赴南方。兵变前数日，他代表黎元洪参加迎袁代表团到北京，我们曾经见面。）陆成武任后营营长，董士禄任左营营长，龚广翼任右营营长，中营营长由统领自兼。

计划就绪，即着手招兵，在德州、平原、沧州、景县四区，分头招募，我任景县这一区。

我在正月十七日早晨动身，同行的有中营前哨哨长宋哲元同他的哨官等多人。（统领兼任中营营长，此次招兵，他自己不能同去。因将五哨哨官哨长随各营同去，前哨随前营，后哨随后营，按序分配，取其简便省事。）

过了丰台，即到杨村，不料，英国兵忽然上车干涉，以我们携有枪械为借口，禁阻我们通行，气势汹汹无法理喻。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想：

“为什么不准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你英国凭什么在中国境内这样横行霸道呢？”

后来，费了许多唇舌，百般交涉，才算勉强通过。到了天津，车站上也触眼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兵，中国的军警一个也看不见，宛如置身于英国的领土上一样。

我们的车停在站上，那些英国兵三番五次地上来盘查，阔视昂步，不可一世。目睹这种主权旁落的惨痛情形，想到眼前以及沿路上所身受的欺凌屈辱，不由得使我怀疑着：“中国是否还是个独立的国家？天津一带几时已经沦入异国之手了呢？”

此盖北京一带兵变事起，英国即借口保护侨民，在北方一带调集重兵，为所欲为。于是，天津各地俨然成为他们的保护区域，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要受他的监视和干涉。而中国当局，却只着眼于内部的权力之争，对外的方面，简直置之不闻不问。

我们在景县住了四五天，到了正月二十二日，一营人就已招齐了。当即开回南苑着手训练，曹福林等就是在这次招来的。

新弟兄们以农工小贩居多。都是真正的良家子弟，素质很好。此外还有许多曹州府人——此时津浦铁路初成，天津至济南一段，都是烧砖铺轨，他们原先即为碴砖工人，以姓周的为最多。

又此次招兵，我们住景县大寺中，寺中小和尚，都哭着吵着要求还俗投军，老和尚气得把他们关起来。但结果终有三个和尚投了我们的队伍，都很好。

南京方面听说袁世凯又招兵了，于是群起反对，质问他为什么违反信约。老袁乖巧得很，马上通令停止招募。但事实上，五路备补军统统已经招齐了。

那时，民国初建，一切都混乱泄沓，漫无头绪。队伍驻在南苑训练，衣服锅灶一切用物都无着落。大家每天饥一餐，饱一顿，过一天算一天，勉强维持着。

直待奉到命令由南苑调开北苑训练的时候，新兵们身上仍然穿着原来的随身便服。褴楼肮脏得不堪，七零八落地走过大街。我在后头跟着，怎么看也像一群叫花子，我自己就像个叫花子头。

在北苑住到两个月的光景，才每人发给一套衣服。又经了很久的一个时期，才又领来二百支破枪。国家在大改革的时期，无论什么事都需要一点一滴的经营，不耐烦，无毅力，都是不行的。我是这个时期混过来的人，于这种甘苦更为清楚。

新兵编制成营之后，仔细加以考查，觉得素质还很不错，他们大多是纯正的良民，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只是官长分子非常复杂，训练极感困难。

当刚成营的时候，段芝贵凭他炙手可热的势位，极力安插他的私人，甚至他家的护兵马弁也一股脑儿介绍给陆将军，陆将军碍于情面，无法驳回，一一照收。

于是，护兵马弁也充当起官佐来。这些老爷们十九都不识字，操法更是不知为何物，这样的下级官，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以上。营中添了这般酒囊饭袋，全盘的事业都无法推动。他们身为下级官，自己既不会喊操，当然无法去训练士兵。

没有办法，我只好分派几个有知识的头目每天给下级官教操。

新兵们还都带着辫子，成营不久，袁即下令剪辫。我知道这是一件难事。先做了一番宣传工作来说明辫子的来由，又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中的事实细细谈给大家听。

但因他们是新兵，说话究不易深入。剪的时候，有的情不自禁地啼哭，连饭也吃不下去。有的表面上虽苦笑着，但肚里却在流泪。剪时一排一排照相留念，并又每人发给一元赏钱。剪过后，有的把辫子郑重地包好。寄回家去珍藏。有的哭个三四天不止，总觉得不惯。

五月中旬，我这一营奉命开往京西三家店守护陆军部军械局。

三家店在门头沟附近，离北京四五十里路，火车半个钟头即达。再过为妙峰山。正北为天台山，过天台山为过街堵。这一带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若是发生战事，只要地形熟悉，这许多地方都可以大大地利用的。

这里的空房很多，可惜十九都已残破了，我们驻下以后，重新加以修理。于是加紧训练部队。这时一共成立了三个讲堂：一个头目讲堂，一个官长讲堂，一个特别兵讲堂。另外成立了两个班：一个拳击技术班，一个器械体操班。

在训练的期间，我编了一本八百字课，为新兵启蒙，每个字下边都注有浅显的解释，使他们一看即能领悟。此时，石友三为左哨哨兵，佟麟阁为右哨哨兵，刘汝明为前哨正目，冯治安尚是伙夫。

在三家店，附近一带都是我日常散步的地方。三家店西北六七里，有一个坟园，这地方为我最喜爱，至今还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个大坟园，连着高山。一片丛林古木。那种树都是白裸松，高达五六丈，每株都是六七个人合抱不过来。入门后，两旁耸立着石人石马，都是明朝人的衣装。墓碑上也写着“大明”等字样，可见这墓是明朝人的无疑。

这坟园上的松林，后来到了民国十年左右，被王怀庆所盗卖，那些高大的白裸松，全都砍伐净尽。一座清幽美丽的坟园，就无端地毁掉了！

在三家店驻防的期间，忽然发生了蒙古的问题，兵戎相见，大战于百灵庙。这次中国参战的部队，由徐树铮将军指挥，出击作战的是第八十混成团。

读者当还记得辛亥年间我曾在第二十镇第八十标充当第三营营长，这正就是从前那个第八十标的后身。

他们这次作战，情况激烈，双方死伤甚重，我就写信去探问他们作战的实况，看看从前的训练是否合于实际需要，以作今日训练的参考。

信去之后，一营营长王石清先生，二营营长郑金声先生各覆我一封信，正目宋庆霖、张殿诚，也有很详细的信给我，将他们初战、酣战、结战的情形一一详告。

根据这些信上所说的，觉着过去训练有三个重要的缺点：

第一是关于官兵战斗动作方面，比如一个兵受伤，好几个兵抬送，一个官长受伤，几十个兵伺候。结果无形中减低了战斗力，影响全军作战实非浅鲜。

为免除这种不合理的情形，我特地分项编了个《战斗动作歌》，每天教给士兵念诵歌唱。

过去训练的第二个缺点，是射击军纪太坏，士兵不谙瞄准，胡乱放枪，空耗子弹，这也是一大弊端。为改正这种缺点，我又编了个《射击军纪歌》，将射击的技术与原则详说一番。

第三，官兵不知利用地物，他们这次作战死伤过多的原因，主要的就是不善于利用地物。这结果是目标大，伤亡因而也多。所以我又斟酌地物要点，编了个《利用地物歌》。

这三个歌儿都令官兵朝夕歌诵，每人都要记得烂熟，同时常常实地演习，以便作战时可以运用自如。

我所以要编这些歌词，说来话也很长。我早年读列国志管仲相桓公伐戎狄之际，军中有“上山歌”“下山歌”，并申说“乐其身者忘其形”的用意。我读了之后，十分兴奋，想到我们现在训练，也当注重歌唱，以振其精神，乐其心志。因此我常常想给士兵们编些有益的歌词，谱调歌唱。

因为调儿简单，歌词又天天反复解释，唱得烂熟，所以以上三个歌都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三家店驻了半年，即奉令到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到防之后，又是一番大修理，门窗、院墙、操场，统统加以修葺。

到年终奉令参加会考，由总统府全权主持其事，每军取一个第一。仪式隆重，很引起一般人的重视，事前不免一番竞争。至时主考者为刘某，此人是天津武备学堂出身，学识颇佳。考题分战斗教练与基本教练两种。结果我这一营竟考取第一。

不晓得是因为我这次考了第一，还是另有原因，这以后许多人竞对我嫉视起来。这时，我叫士兵们一天到晚读书、打枪，不准他们出门一步。有时有事出门，在街上走着又都唱着“烟酒必戒”“嫖赌必戒”的歌儿。

这一来，更使别人看不惯，把我当作了抨击的目标，骂我孤雁出群，不近人情。我听了这些话，一面痛心着，一面也笑他们的醉生梦死。

叫士兵们用心刻苦，劝诫士兵们勿染恶习，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而一般人却如此大惊小怪，看不入眼。难道说我们身负国家之重任，就只应该躺在那儿白拿薪水，一点事都不做吗？

我虽这样被人家笑骂嫉视着，但我努力自新的志气并未因之稍减。反之，这种种刺激，反倒加强了我前进的毅力与决心。这时，我又编了一册《精神书》《国耻歌》，教士兵们唱读，以加强他们的国家意识，俾可与我共同担当救国御侮的工作。

我因为幼年失学，深感学识不足的苦处，遂尽可能的想法多多结识有学识的朋友，以弥补我这种精神上的缺陷。那时，第五营营长陆绍文等，学识经验均甚丰富，我有暇即去找他们谈话，请教一些关于治军、治事，以及修学的大道理。

不料，这时意外地发生了一件怪事：第一营一位前哨哨官死了。他原为西什库学兵出身，同学们见他身后萧条，于是每人出几两银子，共总凑集了数百元，交给他的家属为治丧赡养之资。

可这事却引起一般没进过学堂的官兵的反感。他们邀集了一些不识字的人，成立了一个“不识字会”，以排除学兵出身的同伴们。这事后来给陆将军知道了，他把所有官长召集到执法处讲话。

陆将军啼笑不得地说道：

“如今到了中华民国了，哪里都有党，哪里都有派，听说大家成立了个什么会呀？”

有人说：“听说是不识字会吧？”

“有这么回事吗？我是武备学堂的学生，照这么说，我也应该被你们排除了。这都是谁干的？”

半天没有人吭气，后来再三追问，一位中营营副王怀智，外号叫王白毛的就站起来说遵：“将军不叫闹，咱们就不闹，取消好了。”

他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不识字会”就是由他做主脑的，此外，第三营营长董士禄等都在内，他们主要的是排斥识字的官长，重用不识字的分子。

当时，陆将军重重地申斥了一顿，这个闻所未闻的“不识字会”才算取消。自己不识字，不知发奋以谋补救，反倒嫉恨别人，要别人也要和自己一般愚昧才好，这种心理，真是非常令人诧异的。

我这一营有一位文案名叫王喜瑞，是个满人。这人才学很好，人也不坏，惟性情懦弱，遇事疑惧，以此常常被人家欺弄。

他日常爱吸水烟，一天到晚躲在屋子里，咕里咕噜狂吸不休。一次，我有事找他，刚掀起房门上的帘子，一股烟气迎面向我扑来，我就赶忙退了出来。他看见后，慌忙把烟袋放下跑出来招呼我说：

“营长，你别走，我有话和你说。”

他的神色显出极度的不安，像有话亟待申诉的样子。我看了他这种情形，一时摸不着头脑，我就说：“你有事请到我屋里来谈吧。”

他到了我房间里，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就开口说：“营长我不干了！”连说了五六遍，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他说：“副哨官逼人太甚，我一举一动他都监视着不放松。”

原来，我营里有个副哨官吴鹏飞，写得好，见识亦广，只是在社会上混了多年，一心眼儿只想升官，老希望着我早早保举他，加以秉性多疑，对长官，对同事统不信任，所以又时时怕我对他有什么不好的举措，因此，嘱咐司书，说若是我提到他的事的话，就请他马上把消息告诉他。

有一天，我和文案谈话，顺便问到补官的公事发过没有，王喜瑞说已经发过了。恰巧这时，司书正在旁边，他把“补官”听成“副官”两个字，就十分注意，又听见说“公事”两个字，就以为我一定已给吴副官上了什么公事，立刻跑去告诉吴鹏飞。

吴鹏飞听说，不知这公事是保举他升官，还是报告他的坏行，就急得一直跑去找文案，问上的是他的什么公事。

文案当然不懂，愣了半天，回答说：“并没有什么关于你的公事。”吴鹏飞坚决不相信，一定逼着文案，硬说上了他的公事，为什么瞒着不给他说，如此纠缠多天没个了时。弄得文案无法可想，遂愤而向我辞职，这是一件事。

还有我的一位营副，名叫王广智，为人轻狂好事，也常常和王喜瑞在一起，成天把他欺弄着。王营副常和他说：

“你可知道咱们的营长是个革命党，你是个满人。他总有一天要宰了你，你小心着你这条命！”

王喜瑞就十分疑惧，日夜地感觉难安。有一天竟跑去问我，眨动着眼睛说：“营长，怎么好？你说我的命应该怎样吧？”

我很纳闷，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结果，他把王营副说的话，敞开和我说了，并说：“我看他是吓我，营长不见得怎样我。”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王广智挑拨造谣欺弄他一至于此，我真不了解其用心，后来，他俩终因事闹翻了，揪着打起来。——王喜瑞是社会上一个典型人物，所以把他写在这里。

一九一三年春天，我们又奉令由平则门开回三家店驻守军械局。到这时候，才渐渐看出官长、头目，以及士兵，都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受训练，一切都已上了轨道。

他们精神都十分饱满，身体也十分结实。最值得欣慰的是官兵们都能知道爱护百姓的重要，都知道百姓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我的《爱百姓歌》也早就成天在他们嘴里唱着了。

一天，我在火车上由李星阁旅长介绍，认识了一位高某，我叩问他在哪里恭喜，他说在小德张——西太后的太监家里教书。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仁兄说起话来云天雾地，随口胡吹。说谎说惯了，开口就是瞎话连篇，到后往往他自己也对不起碴儿来。

我同他认识了两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实在话。我在平则门驻防时，有一天，他坐着马车去看我。坐下之后，我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是坐马车来的，并说这马车是小德张送他的，他家里还闲着好几辆，他这话显然是故意在向我夸耀。

我听了颇有点不能置信，一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决意要把他的西洋镜拆穿一下。我就装作解手的样子，走出屋来，绕了个大弯，到停马车的地方。

我向车夫说：“你是哪里的车子？”

车夫回答我说：“我们是平则门内大兴马车行的。”

我再用不着问第二句话，随即回到客厅里，就笑着向坐在上首的这位高先生问道：

“你的马车很多吧？”

问的时候，我尽力避免神色上的显露，但他怀着鬼胎子，脸上一阵红，立刻忸怩不安起来，他再也坐不住，局促了一会，就起身要走。

为解嘲起见，临走的时候，却邀我改天到前门外大栅栏拐角上某某饭馆去吃饭，我说我向来不叨扰人家，谢谢他的盛意，推辞了不去。

不料，他厌人得厉害，见我说不去，就抓着我的袖口不放，再三地非要我去不可，纠缠了好一会儿，我只得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

到了约定的那天，我按照他说给我的那家饭馆，准时赴席。不料，到了那里，那饭馆正在修理炉灶，停止营业，一打听，知道已经动工多天了。

我明知自己又受骗了，但还不死心，仍然想着停一会他还能来，谁料我怏怏地张望了半天，终于连他的影儿也没见到，只好苦笑回来，自己认了晦气。

一天，我又遇见了他，他反倒质问我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呀？”我忍不住笑起来。我想这真是活见鬼！

后来从多方探听，才知道这位高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学匪，原先他在某某学校读书，因为品行不端，给开除了，才又转了学。不久，又被开除了，自此以后就到处招摇撞骗，鬼混过活。

曾有一个时期，他竟能在某银行骗到一个职位，并且同总统府某秘书长也有了来往，这使我对于这个社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像这样的骗子，竟也混得开，无怪乎社会如此其黑暗龌龊。

这时，有一位曾在滦州举义的朋友，被袁世凯逮捕。我听到消息后，觉得彼此都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万不能袖手不顾，当即尽力设法营救。后来，他释放出来了。

为答谢我们营救的人的盛情，特请了大家吃饭，席设石头胡同某某班，涉足娟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从这里我才知道北京有八大胡同。

我走到那里，门口上挂满澈亮的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迎门墙上悬着什么桂花、云仙、玲珑、小翠一类的妖艳名字的牌子，叫人看了直感到肉麻。

这天，到的客人共有二十几位，分作两席，客人一面不断地来，一面不断地叫条子，差不多每个客人有两个侍酒的姑娘。一时娇声媚语，大呼小叫，丑态百出，弄得我这个傻大个儿如坐针毡，一刻也不能安。

到后来，我简直待不住了，就站起来说：“对不住。我还有点事，失陪了。”主人看见我要走，百般劝阻，我执意不肯，主人只好把我送到门口。

我对他说道：“你是一位有志气有血性的革命青年，想想我们为了革命。死了多少同志，你现在肩上又负着怎样的责任。今天的情形是我想不到的，同时也叫我十分痛心。我知道我说这话会得罪你，但我不说，我觉着对不住朋友！”说完，我就匆匆走了。

历年以来，我所结识的有志气有血性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平常谈起话来，多是壮志凌云，激昂慷慨。谈到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往往脸红口颤，把地板跺得咚咚作响，大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之概。

但一朝置身社会，被狂风一吹，骇浪一卷，便立刻气丧志颓，再也干不起来。结果是随波逐流，把世事都看得马马虎虎。久而久之，遂与社会同流合污，自己也成为黑暗里面的一个分子，成天三朋四友花天酒地，胡闹鬼混。

我这位朋友，原是极有作为的一位青年革命者，学识品行都很可观，自经了一次小小的打击以后，他便改辕更辙，掉转头来走入堕落之途。渐至觉着不如此便是不通人情世务，过去的豪志，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年9月，二十镇的马队三张来见我。所谓三张，就是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他们打算到绥远张敬舆将军那里投效，特来向我征求意见。这是好鸟择枝的意思，用心很可佩服的。

我和他们说：“现在北洋军人中有血气，有朝气。有志气的，确乎要数张将军。他很肯为国家民族打算。到他跟前去干，当然比在别处好。我赞成你们到那里去。”

张之江听了我的话，把桌子一拍，兴奋地说：“对！我们决意到张将军那里去！”当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动身到绥远去了。

袁世凯的气焰这时一天天高涨，名为共和总统，事实上已经变成狄克推多，为了内阁制的问题，唐绍仪愤而辞职以后，大权更集于他一人之手，老袁于是踌躇满志，益发为所欲为，谁也不敢稍拂其意。

这时，令人惊服的是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因愤恨袁之飞扬跋扈，一天午后，他手里拿着鹅翎扇，步行到中华门，对袁世凯破口大骂，历数他的罪状，毫不留情。

袁世凯这时躲在家里，气也不敢哼，到后实在受不住了，就找陆将军把太炎先生劝到石虎胡同住下，每天三顿丰盛的酒席款待着。心想这样，总可钳住他的口了吧。

可是，太炎先生仍然义愤填膺，骂不绝口。当时，袁世凯惟我独尊，横暴恣肆，简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民风报》三番五次地被他查封。无故失踪的人每天都有，一般人都缩首敛翼，谁也不敢稍有触犯。

可是，太炎先生竟不顾一切，以一布衣，而不被淫威所慑，挺身为公理而呼吁，为正义而呐喊，古今中外，这种人物能有几个？我觉得在这点上，太炎先生真是一般读书人的模范。

1913年的秋天，左路备补军又另外成立两个团：左翼第一团同左翼第二团。我奉令招编左翼第二团。

我在阴历七月廿九日奉到命令。当天晚上，即在原来统带的一营人中选拔了几位官长头目，翌晨，带同他们到河南郾城一带去招募新兵。

从北京动身的时候，天还没有明亮，东方正泛着血红的朝霞，沿路上，看见百姓们正在收割晚禾，茫茫的原野，一片晚秋的景象。

在漯河车站下车，五里路即到郾城。这里既靠车站，南面又有一条大沙河，下流可通至临淮关，上流亦通许多重要的城镇，河中船舶拥挤，产鱼颇丰。所以，郾城是一个水旱码头，市上一片蓬蓬勃勃的兴隆气象（后来因连年内战，景况大非昔比了）。

我们到了郾城，即找地方落脚，我向来牢牢记着“冻死不入民房”的教训，以为无论如何，我自己得把这句话拿来身体力行。至于住旅馆，则更不相宜。所以，我每次行军，必住祠庙或空着的公所。

这次在郾城，找到有一家停闭的戏院，室里有现成的木床，我们当即住了进去。因为大雨之后，里面异常潮湿，但为了方便，即未另找房子。

当天，我们都很疲乏了，在床上铺起随身带来的军毯，躺下就呼呼睡去。想不到，一觉醒来，周身如同针刺的一样，疼痛得厉害，把毯子掀开一看，席子上，枕头下，到处臭虫，成群结队，多到令人肉麻。

后来回到南苑，遍身都生出厌人的疥疮。因为这戏院停止已久，臭虫都饿瘪了，一旦住了人，它们就馋饕地大吃一顿。戏子身上都生着疥疮的，俗话说：“不怕疥水，只怕疥嘴。”一夜的工夫，戏子身上的疥毒，就传染到我们身上来了。

这场恶疾，经过两月，才慢慢地治好。从此，我得知戏院、澡堂、旅店都是传播病菌最厉害的场所。后来每到这些地方，我就怀着戒心，不敢稍有大意。

郾城这一带，人烟稠密，年青力壮的小伙子也多。我们除在郾城招收而外，并派出人员在逍遥镇、西华县、沈丘、项城等数处分头招募。取录标准，凡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者，一律收录。凡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够者，皆不要。

这时的人民生活，的确看出一年年地艰难起来了。整整一团人——一千六百余名——不到两个星期，就招足了额数，梁冠英、田金凯、赵廷选、吉鸿昌等，都是这次应募来的。

郾城街上有朱姓兄弟两人，一名朱安邦，二十岁；一名朱安庭，十八岁，都是基督教徒。浸礼会牧师介绍他俩投军。入伍后，极为忠诚本分，勤劳负责，不久即升排长。

1938年我过郾城，想起他俩，曾向熟人打昕他们的下落，不料都已死去了。替他们算算年纪，不过四十多岁。中国人寿命往往如此之短，真是民族一大可怖的现象。

我细思原因，觉得主要的是知识不够，意志薄弱。富裕者则生活恣纵，耽逸堕落，因而短命；贫苦者则生活窘困，饥寒交迫——纵有得着机会，慢慢爬上去的，但一旦有钱，也就恣纵起来。

社会如此，彼此熏陶，好像惟有恣纵方是人生乐事，加以经济凋敝、社会动乱诸原因，总之还是整个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

当晚，我们乘车北返，还出了一点小波折：郾城车站站长，要等候接到路局的电示之后，才肯开车。路局没有答复之先，他坚持不肯开车。

但那时新兵早已登上火车了，停在站上，久不开行，于是便七言八语，嘈杂不休，闹得车站上秩序非常混乱。

我便向站长说，我出来招兵是奉有政府的公事，绝不会是假冒。向路局要车，也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当然不是私自乘车。这样留难不开，我固然难以维持秩序，车站上也多不少麻烦。若是早把车开了，两方面都方便，免得耽误时间。

后来，费了许多的争议，才勉强把车开出。在站上整整耽误了四五个钟头。

我们乘的是铁篷车。这一千多个新弟兄，招收并不是难事，可是，要把他们大伙儿运往北京去，就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因为他们都是老百姓，过惯的是农民生活，团体生活的训练，丝毫没有。因此处处都得为他们照料，为他们设法。尤其乘火车，困难问题更多。

我因为有了上年招兵的经验，这次在事前都一一妥为预备，以免临时没有办法。现在，且举三件极小的事来说：

第一就是饮食的问题。

现在军队士兵们每人都有一只水壶，行军时食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些新来的弟兄，哪里来的水壶？但决不能因此就不给他们水喝。

他们都是新来的，忍饥忍渴都无训练。倘若一天没水喝，眼睛红肿了，鼻孔也流血了，他们受不了这种苦，势必即对军队生活，得一恶印象。

我乃想出了水站的办法，事先派人在沿途各站，安置大桶，预备开水，另外每辆车上，预置两把洋铁壶，两只粗饭碗，以便替换着用。等到我们的车子到站，开水早凉好了，大家都可充量地大喝。

新兵没受过苦，吃的也不能坏，于是在开车之前，办制了大量的馍馍带着，在车上吃着方便。

第二就是大小便问题。

铁篷车上没有厕所，大小便都很困难。往往看见军队乘火车，每到一站，弟兄们都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就在站台附近拉屎拉尿。兵车一过，随处污秽。

而且，站台上男女旅客来来往往，瞧着丘八们到处哈着腰，露着屁股，实在不成体统。

更有一种的，任弟兄们在车厢衔接的那连关上面大便小便，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摔死摔伤。这在没乘过火车的新兵，更须注意。

我的办法，是把火车在离站十里的地方停住，让弟兄们下来，到野地里去把大小便打发干净，然后再进站去，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第三是睡觉的问题。

事先即办置了大量的草，把车上铺垫起来，每辆车内都铺个三四寸厚，可坐可卧，十分舒畅，只是严禁吸烟。这些虽是小事，但是却疏忽不得。比如垫草，若不事先预备，那时到了车上，铁板冷气砭骨，弟兄们无有不生病的。

这些事一一张罗好了，还得对弟兄们详细说明，马马虎虎说一下，是不行的，又非不惮繁琐，反复讲说不可。

我们一团人，分做三列车，一路上顺顺利利，到达北平。

下车后，在顺直门外一个大庙里住。安顿之后，就开始团队的编制。第一营营长由我自兼，二营营长是赵冠江，三营营长是邱毓坤。

每营哨官四位：一营，前哨为李鸣钟，后哨王某，左哨万某，右哨刘某；二营，前哨赵西平，左哨刘某，右哨刘大侃，后哨关某；三营，前哨吴鹏飞，后哨杨某，右哨康某，左哨席尊龙。

这回任用的哨长头目，多数都由备补军第二营中精选充任，所以比较的整齐，不像上年成立第二营时那样的分子混杂，滥竽充数了。

军营中紧要的事，是卫生知识的灌输。尤其是新招的兵，十九都是穷乡僻壤里来的子弟，卫生方面的常识，根本谈不上的。

一天晚上，已经深夜，忽然一阵号啕哭叫的声音，从兵棚内传了出来。这时我还没睡觉，听了很是诧异，急忙循着声音去查，以便追究一个明白。

到了兵棚里，看见一个兵正在地上乱滚，口里不住声地哭叫。问他们的班长是怎么一回事，说是前两天因为擦枪，一时不慎，把大拇指擦破了一块，即用布裹扎起来，当时稍有一点儿疼，以为不要紧，并不在意。不想浸了水，毒菌侵入创口，伤势陡变，如火焚烧，疼痛难忍。

我把他的手指仔细拨开一看，中指头竟已烧黑，毒气正在飞速地蔓延，我就急忙亲自送他到哈德门同仁医院治疗。大夫一查验，出人意外地，竟说手指非锯掉不可，否则，连手膊子也保不住了。我听了这话，很替他焦心。

我对医生说。我不敢做这个主，请等我的回话，再做定夺。当即把此事去报告了陆统领，请示他能不能照医生的话把指头锯掉。

陆将军说，这万万不可姑息，毒气到了哪里，就齐哪里锯掉。并说：“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一定不知道它的厉害。”我回头即通知医生，照他的话行了手术，将大拇指锯了一节。

一个活泼泼的小弟兄，因为这一点小的创伤，就受了这种断指的创痛，实在是出人意外了。自从这次以后，我对于军队的训练，就特别注意卫生知识的灌输。历年来，无论行军驻军，每逢讲话，必特别提出这个题目，同大家反覆地申述，叮嘱他们要看重小事，注意卫生。

这次招来的新兵，都是年轻力壮的良善农夫，从质的方面说，可说没有可訾议的地方。但是，他们缺乏教育，知识浅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丝毫没有。

他们原先在家里的时候，只想着出来当兵，可是等到入伍了，受到严格的训练。即感觉苦恼，不自由，又想着还是家里好，一心一意要逃回家去。可是，军营门岗严紧，于是只好跳墙。庙中的墙垣高得很，有冒险尝试的，往往把身体摔坏。吃了大亏，只有自认晦气。

从那时候，我就常常想：中国要想抵抗帝国主义，不能不实行征兵制。但要美满地实行征兵制，则又非先普及国民教育不可。

可是，照我国实际的情形看，若说一定要等教育普及了，国民的文化水准都一般地提高了，而后再施行征兵制度，则事实上又不能许可。因为国民教育的真正普及，在整个的民族问题政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是办不到的。

所以，这就必须努力宣传工作，使爱民族、爱国家以及各方面必要的政治认识，都能家喻户晓，那时方可有效地实施征兵。

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万万不可忽视，其故即在于此。我为要补救这个“逃兵”的严重现象，一面对士兵加紧政治教育，一面又极力设法改良对于他们的待遇。

初级官长教育士兵，大部分都是缺乏经验，方法又欠请求。他们正在壮年，血气方刚，性情暴躁，日常士兵偶有不是，动辄恶语相加，痛施体罚。因此，难为得很多士兵暗自流泪。他们所以私逃，这正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问题，实在非常的严重。

《孙子兵法》上明文载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也。”这就是说：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

平素训练，不得兵心，一旦有事，怎么能使士卒共甘苦患难，怎么能叫士卒舍生拼死？所以，我这时一再剀切地告诫初级官长，叫他们务必要把士卒看成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样，万不可稍存丝毫歧视的意念。

但是，在那时的环境下，要根本废除体罚，事实上还不可能。所办到的，只是切忌官长逞意气，胡乱虐待士兵。

于是，我特意立下一个“八不打”的戒条：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

我把这个戒条，三令五申地告诫各级官长。刚实行时，官兵们都非常的不高兴，以为这样一来，军纪就难于维持了。后来日子一长，方慢慢地见出功效，同时，逃兵的事，也无形中大大减少了。

当时，我们驻在顺直门外，感到种种不方便，故又移到北苑驻防，就在这个时候，我把官长目兵分成四个讲堂，加紧训练：

一个营长和营副的讲堂，一个连长排长的讲堂。一个头目的讲堂，一个特别兵的讲堂。官长的基本战术同应用战术两课。由我亲自讲授。方法、原则与应用混合起来教授，一面讲原则，一面讲应用。

课堂上讲完了，马上就上操场演做；操场上演做完了，立刻又到野外去实习。我的教学程序是这样的：

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讲评；七、你再做。

从每个士兵的战斗动作，以致每连每营的战斗动作，必须经过这七道步骤。我认为这样的讲授，才是切合实际的办法，才能免掉纸上谈兵的流弊。后来，十六混成旅时代的中下级干部大半都是在这时候训练成功的。

一天，我正预备上讲堂，陆将军临时来了个电话，问我第三营营长邱毓坤为什么辞职不干。我一听，沉疑了半天，当即回覆陆将军说：“我当面来报告。”

原来，第三营中哨有两个兵偷了人家两块钱，中哨孙副哨官主张马上把他们开革掉。但营长邱毓坤却坚持不同意，把两个兵一个拨到前哨，一个拨到左哨。

前哨哨官是吴鹏飞，左哨哨官是席尊龙，他们俩看见无缘无故从中哨拨来两个兵，觉得很奇怪，后来探问出他们曾在中哨偷钱，就极不高兴。

两个哨官异口同声地说：“中哨既然不要贼，我们也不要贼。”事情弄僵了，三营营长进退两难，即愤而向我请假。

我当时劝慰他说：“这是琐碎事情，你何必如此固执？若竟因此动意气，更不值得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话，待了一会，就默默地走了。

接着，是两个哨官同一个哨长来见我。中哨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再收留这两个兵，前左两哨更坚决地表示不能收容。我正没法儿办，待要预备上课，陆将军恰好就来了电话，询问这件事情的经过。

很显然，这是邱营长从我这里走出之后，又向陆将军那里去辞职了。我接罢电话，即匆匆地乘马由北苑到军警执法处去见陆将军。到了那儿，邱毓坤正好也在座。

陆将军问我说：

“邱毓坤为什么辞职？”

我回答说：“这件事最好是让他自己说。”

邱毓坤站起来把上述情由说完，又道：“这时天气这么冷，雪下了几尺深，若是把他们开革了，叫他们上哪儿去？我看不如来年春天暖和了，再叫他们走才好。”

陆将军说道：“你说的话不成理由。你说天气吗。这和犯法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若是不偷东西，就是六月天也不能开革；若是偷了东西，下怎么大的雪也不能姑息。这和天气是两回事，你为什么要牵扯起来呢？”

这位邱营长是安徽合肥人，武备学堂出身，曾办过旗语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学识阅历，都是好的，只是脾气顽强固执，骄傲自恃，从来不肯降心下气，听听别人的道理，因此同谁都处不好。

这次，同事们都不同意他的意见，到后又被陆将军说了这一顿，他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结果竟辞职走了。我觉得，为人处事，最要紧的是明镜高悬，抱定无我的态度，来看是非道理。若是一味的固执己见，意气用事，那无有不失败的。但一般人却很难做到这种地步，军人尤其如此。

邱毓坤走了，第三营营长之职，派来一位孙振海接任。

北苑一带，为历年驻兵之地。历来被裁汰的老弱残卒和被开革的不良士兵，大部分都流落在这儿，明着打杂帮闲，以谋生活，暗中却借此勾引营中弟兄。干些下流营生。奸淫偷盗，无所不为，一切罪恶的事，全由他们一手制造出来。

一天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营房后门口的马号里，忽然起了火，喂马用的干草，全都烧起来。幸而发觉得早，没有酿出大祸。据站岗的兵说，火焰是突然间冒起来的，事先并没有看见零星的火焰。因此，断定这不是一时的失慎。

后来多方查询，始从一个小贩口里，追究出原委。那是因为，几天前我无意中看见一个小贩在营门口摆摊，卖的尽是有碍卫生的零食，弟兄围拢着购买，你去我来，秩序紊乱，我看不过去，就把他驱逐走了。

那小贩因此记下了仇恨，他原是以前被别的驻军开革的兵，他知道靠营墙的马房中，储藏着干草。这天晚上，他乘人不备，隔墙把火药包扔到马号的干草堆里，上面插上一枝燃着的香头，等到香头燃到火药上，火药爆发，干草即随着燃烧开来。

幸而为时尚早，人都未睡。若是迟一些，必定闹出乱子来。过了几天，汤旅长天锡那边也起大火，烧去二三十万斤干草，也是附近游勇干的。大概住过北苑之人，像这类的尴尬情形，都能够知道的。

在北苑驻了三个月的光景，又奉令调到东城东四禄米仓驻防，这是以前逊清时代屯米的所在，地方很宽阔，一团人住着，尚有余裕。大约屯米的时间太久，耗子多得可怕，满地都拉撒着碎米。

这房子的垣墙，下面厚有一丈，上面阔有六尺，进身深有八丈余。因此虽开有小窗户，却不管事，阳光仍是难得照进去，以致室内阴森森，光线幽暗，空气中弥漫着湿雾。

弟兄们的铺位，虽都铺有很厚的藁草，但仍不免受病，往往一连上病倒五六十个，症候都是喉头作痒，不住声地咳嗽，我问了几位医生，据说吃百合可以治这病。

于是，我就买了几十斤百合，每天叫伙夫煮一大锅，我亲自拿去给弟兄们分食，每人一碗，连汤一齐喝下去。吃了十多天，大家果然都渐渐痊愈起来。

我在照应他们的病时，正是我和他们接近的最好的机会。问问他们的姓名，家庭状况，想家不想家。他们大多天真烂漫，淳厚老实，我们总是谈得非常亲热。因此，全团的弟兄，我都很熟识。

虽不敢说每个人我都叫得出名字，但是一百个中，叫上九十个名字，是没有问题的。不但正名字叫得出，就是他们在家时用的小名，我也要问出来，记牢。

比如张凌云，我问他的小名叫什么，他说叫做“厚儿”；刘汝明，我问他小名叫什么，他就说叫做“呆子”。我日常对于他们，不只呼大名，并亦呼其小名。能叫出他们的大名小名，两下里的感情就显得特别亲热，特别不同，这意义是很大的。

要记牢弟兄们的名字，其实并不是难事，只要多和他们接近就行。除了他们生病时，自己照应而外，还有别的机会。比如样子特别的，有点特殊艺能的，有些特别脾气的，曾经发生过特殊事故的，都容易熟识。

除此之外，还有每天亲自点名的机会，点一个，瞧一个，久而久之，就都成了熟识的人了。

开驻禄米仓之前，曾经奉到开一营人到新乡驻防的命令。当时，遵令开去的，是孙振海带领的第三营。

孙振海的外号叫做“孙气”。这人做事虽然热心，但读书太少，欠缺修养，最好意气用事，加上他那一营的官佐，又都是杂凑而来，因此官长之间，老是闹意见。

他去新乡之前，我很是踌躇，怕他弄不出好结果，不幸我所挂虑的事情，终于到来了。一天，第三营营副同三个哨长，共同来了一个报告，指摘了孙振海十大罪状：

一、不给目兵开水喝；二、公费悉人私囊；三、胆量太小，遇事慌张；四、疑心病太大；五、言过其实……以下几条，记不清楚了，每条底下都列举很多的事实。

我接到这个报告，就拿去见陆将军，请示他怎么办。陆将军也接到同样的报告，他主张我亲自去新乡查考一番。我回到营里，略作布置，即带了一个护兵，当天就搭平汉车去新乡。

我乘的是晚车，开车的时候，已经四点，过了高碑店，夜幕渐渐落下，窗外的景物都依稀辨不清楚。火车走得很慢，好像快到了磁州的时候，我问茶房说：

“离新乡还有几站？”

茶房说：“还有四站。”

我就叮嘱护兵王炳发说：“记着，再过四站，咱们就下车，不要走过了。”

“再有四站，咱就下车。”护兵又重复了一句。

叮嘱好了，我把外套一围，就在车凳上斜靠着。这时，一轮皓月，正从窗外射进来，照着车内，起了一层淡黄的烟幛。我们的一些被称为睡狮的同胞，纵横狼藉地散乱在车上，有的在打瞌盹，有的却耸着肩膀吸香烟。除了断续的像雷也似的鼾声之外，一切都静悄悄的。

在月光下，我左右前后地看着，他们那些黄色的脸上，都满覆着很深的皱纹，这正表明着他们都是长年在外，饱经艰苦的。到了这时，不禁也触动我的乡愁。

火车向南奔驰着，我的心头腾起许多麻乱的思绪。过去、未来，想来想去，没个完结。这样没头没脑地沉思着，不久，也就蒙眬入睡。但始终只是似睡非睡的状态，车轮轧轧前进的声音，我都能模糊听见。

一站一站地过去了，听着到了四站头上了，我蓦地听见王炳发说：“到站了，下车。”匆忙地把东西提了下车，两人缓步向站外走。

这时，站台上正停有一辆二把手小车，我就把行李卷同箱子放上去，叫车夫推着。走出站约莫大半里路，王炳发突然叫喊起来：

“错了，那不是岳王庙吗？”

我一听很惊愕，抬头一看，前面不远果然巍然矗立着那座俎豆千秋的岳王庙。这时，我的两只腿就像被吸铁石吸住了一样，停在哪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直发愣。

车夫回过头来问道：

“你们到底上那儿去呀？”

“上新乡。”

“错了！错了！这是汤阴县呀。”车夫说完话，把车子一放，也木挺挺地站住了。

这事到现在想起来，我还不免掩口葫芦，想不到，我竟然闹了这么一场笑话。只记着过四站就下车，也没想到四站过后，是否果然就是新乡。

这时，火车已向前开走了，想再上去已不可能，只有到城里找栈房去住宿，离车站又太远。而且，第二天早晨，又须赶回来。不得已，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粮食店，权行借宿了一宵。

第二天绝早，乘了一辆拉煤的车，云天雾地地拖到了新乡。不料，事有凑巧，我在北京上车的时候，遇着一位第三营的军需长，他也是乘车回新乡的。我在汤阴耽误了一夜，这工夫他早已到了新乡。我来新乡的消息。他已事先报告给他的营长了。

孙振海听说我来新乡了，一时慌了手脚，当夜就去各栈房里找我，所有的新乡栈房都找遍了，连个影儿也没见到。这样一来，益发增加了他的疑心病。

他绝没料到这时我还在汤阴车站一家粮食店蒙头高卧呢，我到新乡下车，径到营部里去。

“孙气”见了我，那种局促不安的样子，使我不禁发笑，同时也很使我诧异。还没等着我开口，他就一口咬定说：

“我的事情，您已经查明了。我知道您昨天就到了，什么事您全都查明白了，用不着我来多说了。”

我听了他的话，晓得他是误会了。我就向他解释，把在汤阴县耽误了一夜的事告诉了他，但他始终不肯相信，仍然肯定地说，我把他的事情都已经查明了。

经过详细查询之后，才知道所报告的几条，并不完全确实。原因只在孙振海初任营长，缺少经验阅历，又加神经过敏，疑心太重，处事往往不能沉着。

他这次到新乡驻防，原为防范土匪，因此他就整天想着防匪的事。看见什么都要联想到土匪的事上面来，甚至看见车夫小贩，也要生疑心，想着这怕是土匪的探子吧。

他这一营人开到这里，分做数处驻扎，他成天往来各处，叮嘱弟兄，提防土匪。准备进击。有一天，附近一个地方演戏酬神，夜里放起鞭炮来。

他听了就慌了手脚，立刻部署一切，神情举措，很不镇静。以此，官佐都瞧他不起。此外。平日总还有些噜苏事，得罪了人家。

我觉得，这是经验太少之过，阅历深了，自会沉着起来的。阅历重要，同时读书也极要紧，二者并进，互相补正，方才真有进益。先贤给我们的教训，也是这样的。

当时，我把孙振海重重地教导申斥了一顿，一场风波，方始平息。

这次到新乡，顺便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对于营中挂病号的弟兄，都亲自看了一下，分别加以抚慰。我看过病房同士兵的寝室，深深地感到中国的士兵生活，实在太可怜。

只要稍能避风遮雨，无论什么地方，都叫士兵去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文如玉

17  围剿悍匪白狼

我在新乡的时候，就听说著名悍匪白狼在豫东豫西一带闹得很厉害，许多追剿的正式部队受了很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也很有几部分。

我回到北京不久，陆将军即奉令为剿匪督办，原来的备补军改为警卫军，我带的一团人扩充为警卫军左翼第一旅，仍由我为旅长并兼任第一团团长。部署既毕，奉令到渑池集中待命。

从备补军成立以来，到此刻，不过二年多的工夫，部队的训练，自然还很不够，尤其关于行军驻军一切实地的知识，都十分欠缺。因此，在出发之前，我不得不对部队加紧训练一番，不扰民不害民的纪律，尤要大家尽力遵守不渝。

开拔之前，成立了一个幕营队同一个设营队。

历来军队中幕营用的帐篷橛，统由军装局承做。那种帐篷橛，用一句保定话说，是“管凉不管酸”，帐篷橛有是有了，能用不能用，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不管的。

军装局给做的帐篷橛，明明知道不能用，仍然照例分发到各营来。他们的意思是只要把公事应付过去，就算尽了责任。中国官厅做事，向来是如此敷衍塞责的。

帐篷橛虽是极小的东西，关系军民的感情却非常大。因为，幕营的时候。军装局制发的帐篷橛，都是锤了三两下就坏了，帐篷就搭不起来，当兵的只有直瞪眼。

他们整天行军，疲劳已极，急需休息，情急之下，他们不得不向附近地方砍伐树木以应急需。于是，百姓即怨言四起，因而打架闹事，都由此而生。

还有那种缺乏纪律的军队，搭不成帐篷，就去占住民房，那就更加扰民不安了。

我深知道这种底蕴，所以这次出发的时候，即将这些道理报告陆将军，领下四百多元。按照一定的尺寸，自己另造一种顶上镶套铁箍的杉木橛，责令幕营队监制。制好之后，先拿到野外试验，试验合用，然后再发给各营应用。

我觉得，带军队没有比爱百姓更重要的事了。要爱百姓，就必须在这种小事上面切切实实地注意，若是空言爱百姓，那是没有实效的。

至于设营的任务以及必要的知识，《野外勤务》上都有详明的阐述。我的设营队的编制，是每棚一兵，每连一官长，每营一营副，另由各团各派一团副统率全队，如此合组而成。

编好之后，即开始实地练习，由队长带领着全队队员头里走，到了目的地，看好适宜的公所，就写上条子，注明某营或某连驻此的字样。队伍一到，先在村外休息，等设营队回来，而后带领其各本团、本营、本连、本棚的弟兄去，依照原先贴的标志落脚。

而且，一定要练习办得快，秩序好。比如屋子的干净与否，大小如何，亦皆由设营队负责。如此各队伍各有其够住的相当地位，有条不紊。普通大军一到，乱如散沙的毛病，就可以免除了。

除幕营、设营而外，全体士兵也要作种种的练习。比如上火车，即特地在操场上用棍子画一个火车图，临时搬来凳子排列，将火车里边凳子排列的情形，凳子数目的多少，每条凳子可容几个人，哪里是站台，哪里是门，人上了车，怎样坐法，怎样拿枪，三等车如何，铁篷车如何，敞车如何，都口讲指划地详细说给他们听，而后再分别演习。

上车下车怕兵们出错，将兵们身上的零星东西，都编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号码，每次站队的时候，都把号码喊一次。使他自己注意，以免失落。

比如喊“一”，他们就知道摸一摸水壶；喊“二”，他们就知道摸一摸饭包；喊“三”，就知道摸一摸刺刀；喊“四”，就知道摸一摸子弹。它如铁镐、铁铲等也无不如此。上车下车这样喊一遍，休息完毕，再走的时候，也喊一遍。

我这样的办事，或者有人会笑我哕唆，但笑我的人可不知道，这样训练出来的队伍，却最有秩序，最有纪律，最为整齐，绝对没有零乱纷杂，不守秩序，丢东失西的毛病。

马匹的装运，也是很成问题的。官长骑的马，和拉大车的骡马，都不惯乘火车。平素既然没有这种训练，临时要它上车，就不免畏缩惊逃，闹出麻烦来，毫没办法。

因此，我们事先在操场上挖了坑，上搭条板，牵马上下，每日训练，使它能够很驯服地上火车。又在车上如何排立，喂料如何，一举一动，都加熟练。我看见别人行军，每每上车时马不肯上，于是用棍子硬抬后腿，马便挣扎，往往闹出乱子。

以上种种情事，为使士兵便于记忆，除熟加练习外，更详细地写成条文，油印出来，集合官长目兵在一块，反覆讲读。其他行军中一切应注意的事项，也都一一写出。

记得里头最要紧的一条，是切戒士兵在火车上吸纸烟。这是从事实得来的教训。因为，有一次一位徐旅长的儿子在火车上吸纸烟，一个不小心，竟闹出大祸，把火车给烧掉了，他自己也葬身火窟。

夏天行军最要紧的是时疫的防范。出发之前，暑药也备办齐全。除了分散给士兵以外，官长头目另外多分带几包。

怕火车中途发生意外，我再三地告诫列车司令，要他务必对开车的时间严切注意，万一失慎的话，关系到全体的生命，那可不是闹玩笑的。

出发时，第一团分乘三列车先走，到了渑池下车，即着手搭帐篷。帐篷刚刚搭好，正在等候北京电报，我看见几个初级官长携着手向街上去。接着，是三三两两地陆续地向外出走。

我看了这种情形，不由地发起火来，马上集合官长讲话，很严厉地申斥了他们一顿。原来，弟兄们之中，以河南人为最多，他们到了渑池，就同到了他们家乡一样，都拥下车来，希望着看看朋友，望望亲戚，自然这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这是行军，是追剿行踪飘忽的流寇（此时白狼两三万匪众，方从此地窜过）。“水军不能离船，陆军不能离营”，这是行军时应严格遵守的教条，否则天大的危险立刻会招致而来。

曾文正公说带兵之道，如鸡之孵卵，如炉之炼丹，这是金科玉律，古今不移的定理。每次扎营的时候，我住的帐篷总要与士兵的接近，原因亦就在此。

在渑池略作停留，即继续前行，经陕州转往潼关。途中经过张茅峡石等许多险要之地，崇山峻岭，深沟绝壑，凡人走过，一不小心，往往出事。这些地方都未经开辟，往往数十里数百里不见人迹。

部队到达陕州，设营队为避免占用百姓的田亩，特在山坡上看好了宿营地。等我拜会了陕州的地方官回来，帐篷都已搭好，一、二两营都照原来指定的地方扎营，惟独三营却搭在黄河的浅滩上。

我到高地上，把地势一看，急忙向孙营长问道：

“为什么把帐篷搭在河滩上呢？”

孙振海答道：“两岸都是百姓的麦地，附近也没有干燥平坦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把帐篷搭在这儿。”

我说：“赶快拔营，洼下地方，决不能扎营！”

孙营长脾气本来很固执，他的“孙气”的雅号就是这样来的。他听见我要他拔营，马上就不高兴，沉下脸来，说道：“已经搭好了，怎么又要拔？”

我还是说：“非拔不可，洼下地方万不可扎营！”言下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那时，目兵们正预备休息，个个显出疲乏懒散的样子。有的蹲着在地上喝水，有的刚在解裹腿，总之，眼前的景象，是需要我对自己的命令收回或加以修正的。

从这次，我更确切地知道人们的果断力是万不可缺少的，当我决定要他拔营的念头之后，无论如何非即拔营不可。不管这时“孙气”如何生气，如何不高兴，士兵们如何疲乏，如何急需休息，我只一心一意要他拔营，并且用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一件事上。

终于不顾一切，勉强逼令第三营把营拔了，挪到西山山坡上，与一、二两营同住到一起去。

我当时虽然坚决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但并没料到当晚真的会有山洪暴发的巧事，只不过为的训练部属，要使训条不被玩忽罢了。

不料就因这一着。竟得免一营人葬身鱼腹之惨。这天晚上九点钟的光景，忽然阴云四合，雷声暴响，一阵狂风过后，暴雨倾盆下降。

陕州正在黄河中游，与秦岭山脉相连的那些山上的洪流，都逼向这方面灌注下来。霎时之间，河水陡涨，汹涌奔腾，猛不可当。

天明一看。原来搭帐篷的地方，水深已有一丈多了。我在惊心骇目之下，即下令集合全体官长目兵到河岸上看水，官长里头，第一个鞠躬如也的便是那位孙营长。他又侥幸，又惭愧地和我说：“旅长，您真有阅历，真有眼光，我真佩服了！我……我……”

那时，河滩两岸有许多百姓争着在水浅的地方过河。不久，对岸来了一辆黄牛车，急急惶惶地也想渡河，起初下水的时候，水深不过三尺，不料走到中心，河水骤然暴涨起来，俄顷车子也被冲翻了，人也随着漩下去。同时往来过河的百姓被淹死的也很不在少数。

我看见这样的情形，急忙对全体目兵说：“谁捞上一个人来，赏洋三十元。”这话还没说完，几个兵士已经跳到水里去了。

这时，水势澎湃，近岸浅处也已涨至六七尺深，上流倾注而来的水越来越猛。人在水里七上八下浮沉着，令人看着好不发急。

最勇猛的一个兵名叫展得功，水性很好，不大一会儿工夫，一来一去已经捞上了三个人。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实在值得人钦佩。

训练不到一年的兵，就有这样成绩，我自己也觉得很欣慰。我感到这种精神的可贵，想拟一个嘉奖的传单，赞扬展得功的英勇，藉资激劝。

当时找文书拟稿，有一位谷参议要一显身手，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拟这个传单。”那时随军咨议邱岘章先生也在一起，他也赞同谷先生推敲。

那文从头至尾都写的四六骈体，辞藻浮华，言之无物，最可笑的是提到展得功的名字时。因为怎么也凑不上四个字来，累得他满头是汗，没有办法，竟把展得功三个字拆了开来，添上一个“奇”字，凑成“展得奇功”。

我和邱先生当时就问他：“为什么把人家名字给拆开来，还要另外嵌上一个字呢？这一来还成个人名吗？这可来不得！”

谷先生窘迫地答道：“怎么来不得？若不加上一个字，怎么能成四六句呢？”

我听了不禁大笑起来：“啊！你们这些文章家，真写得出妙文来！”

原来，他们这类人之所谓文章，所注意的只是对仗工整，用词典雅，意思和内容则可以不管。拟传单要做文章，写信也要做文章，甚至贴张禁止小便的告条也要做文章。

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所以如此落伍，说句天理良心的话，所谓文章也者，实不能辞其应得之咎，不信，请睁眼睛看吧！

我们大多数的劳苦同胞，整天愁的是柴米油盐，做的是奴隶牛马，住的是猪棚狗窝，穿的是悬鹑百结，圣人的门墙，压根儿哪里进得来？

进一万步来说，即使勉强进了学房，念了两天“子日诗云”，试问对那种离奇古怪奥妙莫测的所谓文章，又能了解什么？如此一来，只可“使由之”的愚民，就永远没有求得知识的可能；而一般所谓士子，也就在文章里打着圈儿，永远没有求知的余暇了。

就这样，把我们的国家社会弄成了泰山顶上的无字碑，永远立在那儿，动也不动，无论星移物换也罢，改元正号也罢，与它都丝毫不相干。

我常常想，若要我们的国家社会进步，必须打倒这种腐败无用的文章滥调，否则将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但这意思我始终是闷在肚里，到后来“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起来，中国一部分先觉者大声疾呼地提倡白话文，这时我的一口郁气才得稍稍宣泄。

不过，我还觉得不满足。因为这仍是少数知识分子所享有的文字，要他真正成为工农大众的文化工具，还须一番大大地努力的。

大雨过后，在陕州停留了一天，又接到向潼关前进的命令。

由陕州去潼关，是有名的一条险道，自古就有天险之称。

这里盗匪出没无常，为了避免意外，我在行前着实费了一番筹思，决定把给养和子弹车放在大队中间，由军队前后掩护着行进。

同时，又添置了一些铁锹、木镐一类的用具，交与工作队携带同行。防备着车辆中途遭受阻碍，不致束手无策，又买了许多粗绳子，专为拉拽车子上山之用。另外，又组织一个护车队，专门照料车辆。

出了陕州，第一天到灵宝，第二天到函谷关。沿途尽是深沟险壑，尤其是函谷关一带，崎岖险峻，步步使人惊心骇目，往往从深沟走人，仿佛到了绝地。两边山峦壁立，中间一条车道，那就是唯一的可以行人的路。

有时，走到特别险窄的地方，只能容一车一骑行走，万一对方这时也有车辆过来，那就只好都停在这儿，谁也别想走过去，必得借铁镐临时在路侧开一地方让车，始可通过。“丸泥可封函关”即指此而言。

在平原上住惯了的人，哪里见过这个！李太白的诗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句，我觉这地方与蜀道相比，实在差不了多少。

我们一团人像巨蛇攒洞一样，一直攒了两天，方才平安出了这条险径。一路上，使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想着万一走在中途，山洪暴发下来，那这一团人都免不了要粉骨碎身或葬身鱼腹。如今，提起这件事来，我还觉得有些儿惊悸。

1926年，我第二次从这里经过，曾经令队伍在函谷关顶上修了一条三丈宽的汽车路，预计经潼关、长安，过甘肃、新疆一直到阿富汗。可惜只修了一段，因为时事的急变，全盘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在灵宝县函谷关口，有一巨碑，书日“通欧罗巴”，每字大有二尺，就是那时我所建立的。

函谷关深有十多丈，高有五六丈，为石所砌成，顶上另外矗立着许多同房子大小的大岩石，都是由指头般大小的石子结晶而成，名日“指拇石”。

这些大岩石，看去决不像天然生长的，但又如何搬的上去呢？这真是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迹。据说，万千年前，这儿是黄河底去，后来却变成了山岭。所谓“沧海桑田”一语，想来总不是虚构的了。

到潼关的时候，已是五月下旬。这是我第一次到潼关。我决计没料到以后几十年的军事生活，始终与它有关系。

潼关！潼关！你的印象已永远留在我脑子里了。

在潼关休息了一天，继续向长安西行。走到华阴县境，又接到改编的命令。原来的警卫军第一师改为第七师（陆将军自兼师长），中路备补军改为第三旅，我带的左翼第一旅改为第十四旅。

改编了不几天，由北京派来了大批的人员，谋求位置。说起他们的资格，都是顶呱呱的，有从日本士官回来的，有曾在陆军部做过事的，还有在参谋本部供过职的。这样一批大贤小贤，竞愿离开十里京华，跑向这黄沙漠漠的僻地来，我真佩服他们的勇气。

我同他们一个也不认识，见面谈了一回，有的很有学问，态度也很郑重，但多半都是说话有头无尾，慌慌张张，半生不熟，徒有其名的人物。

他们之中，有的因为过去同陕督张凤翔是同学，到了长安就公私不分，借着这种关系，向张凤翔要求招待，要求位置，要马要钱，要衣服，无一不要，毫不客气。忘记了自己是统帅办事处等高级政府机关派来的人员，忘记了自己顶着顾问、参议、咨议等的名衔，不顾名分，不留体面。

我眼看着这些情由，不由得不摇头叹息。我想我们的政府任派人员，万不可不经一番考核。虽不能要求个个人都能老成干练，确能负责做事，但是品行端正，通达情理，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如今，却随便凑集着这样一些汲汲于名利，招摇撞骗的人物，只凭着个眩人的头衔，胡乱塞给人家，叫人家派他们任职服务，这不但近于危险，而且也流于滑稽。

为这事，陆将军当时得罪了不少的人。当初这批大贤小贤，各因其背景，混了一个名衔，即急于要得高官厚禄，甚至把整家的弄来纠缠不休。

但是，位置究竟有限，事实上是不够分派，无法容纳的。不得已，就弄出顾问、参议、咨议一类的空头名衔来，以为敷衍，随手又塞给了人家。等到他们要你兑现时，你却经济困竭，不能应付。

于是，他们就到处对你造谣中伤，散放弥天的烟雾，弄得你简直不能立足。假如我说，中国之糟，正就在这些事上面，那自然未免过分，但政治机构的窳败，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却是无法否认的。

我们的队伍过了华县，走到渭南附近，迎面遇着一个农夫，和我们报告渭河北岸田金屯地方土匪正在那里抢劫，要求我们的队伍火速进剿。

这时，我们派出的侦探并无此项报告，一路上也没有听见这样的风传。因此，我疑心农夫的话有蹊跷，不敢置信。后来经多方探询，才晓得是甲乙两村械斗，甲村想假军队之手以报仇怨，所以想出这条妙计。我当即将报告的这人拘禁，讯问属实，送到县署去坐牢。

这次若稍有大意疏忽，就会闯出一场大祸，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都会冤枉葬送了。后来我知道民间械斗常常以此伎俩假刀杀人，而军队因为不加深察，闹出乱子。铸成大错的，也很多很多。我得了这次的经验，真是吃惊不小，常常告诉别人。请他们在行军时严加注意。

到了临潼，当天未再前行。陕西省长宋联魁先生听说，特地走出省城几十里路来迎接我，这种盛情，使我深觉感愧。

宋先生态度诚恳，听说在长安的政声也很好。谈吐之间，知道他对于中国的旧学问很有根底。我叩问他我们的部队可以驻在什么地方，他说：“可驻南门外小雁塔寺，那里一切都已预备好了。”我听了很是感谢。

陕西那时除了陕督张凤翔以外，还有一师师长张云山（驻长安）同二师师长张钫（驻陕南），二人也是当时陕省的权力者。

张云山原为号兵出身，在辛亥革命时，出过一点力，即以此自视非凡。他加入了“哥老会”，渐为“哥老会”首领，但因不读书，毫无知识，一味狂妄自尊，做出许多可笑的事来。

比如，他看见别人立“兵马大元帅”之名，他就给自己上了“见官大一级”的尊衔。他之得以飞黄腾达，也是仗着“哥老会”为他撑腰的。他在地方上搅了些时候，搜刮些民脂民膏，把腰里弄满饱了，就尽力搜刮陕西古物，在本地修盖了一座大房子，成天在里头赏玩古董珠玉，一心做起高人雅士来了。

后来，他的暴死，恐怕就是那些珍贵古董招致的。张钫那时为陕南镇守使，坐镇一方，自然也煊赫得了不得。

六月初，陆将军从北京赶到长安，住东关外八仙庵。这是一个很大的庵，有两棵很大的黄杨树，特别高大，其他奇花异草极多，都是平常不易看见的。庵里一位老道，善于逢迎巴结，真是一个妖道。

此时，白狼已到甘肃，过了河，窜至天水以西，匪氛越闹越是厉害。我奉命带了一团人，又另编一连炮兵、一连机关枪，同赴甘肃跟踪追剿。炮兵连是由第二师拨来，连长为张基实；机关枪连由第三师拨来，连长为吴家瑞。同我协剿白狼的队伍，还有第八师同赵倜的毅军，另外尚有若干零星的部队。

这一年，陕西麦子丰收，粮价大落，为行军方便，令队伍都改吃烙饼，另外又买了些小锅带着，以便途中制烙饼之用。原来，吃饭是以连为单位，这时改为以班为单位。

那时的生活程度甚低，在邠州，白面每斤只售十四文，还不到现在一个半铜子。这话说来，怕现在的人都要感到惊异的。

这时正是六月天气，火日当空，晒得人发昏。士兵身上尚背负兵器给养。足有十几斤，走起路来，汗水不住地流，犹如过火焰山。所谓军人应当耐困苦，忍缺乏，在平时不觉得重要，到了这样的时候，就看出重要来了。

若是素质不好的军队，经此一番折磨，怕都要变成病夫，无法作战，或者军心涣散，无法维系了。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这道理一点也不错的。

催着加速行程的电报一次一次地拍来。每接到一次电报，我的神经即感到一次紧张。快到泾州边境，忽然接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叫我火速把大车舍去，换乘骡驮子，赶赴陇州截击。

电报上的语气，与从前几次迥不相同，看情形是非要我即刻到达不可。于是，我立刻舍去大车，换成骡驮子，准备午前三点出发。

不料，到了夜间两点钟，突然又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令，说白狼有回窜长安之势，着该旅长星夜回援长安。刚舍了的大车，于是，又只得从新换回，挑选一批快腿的士兵，乘车连夜去援长安。

但不想走到中途，白狼又已由子午口入山，出荆紫关，窜得很远很远了。这期间，我那一旅的第二团一、二两营由团长何乃中带领着，曾在子午镇附近截击了一阵，战况很是激烈。

可恨军队射击技术太无训练，这一仗，足足消耗了二十万发子弹，可是等到陆将军问何乃中要土匪的尸首，数一数，连二百人也不到。白狼且战且退，一路上放火烧麦子，竟不知道是打哪里窜走的，于是，军队跟踪追剿。

子午镇进去为子午谷，三国时孔明举兵，魏延献计，请他勿出祁山，当走子午谷，就是这个子午谷，其地至为险峻。白狼若不窜入这条绝路，后来当不致失败的。

白狼窜到荆紫关。一下子又窜回到河南边境，这时，我这一旅的第二团一、二两营已折回到灵宝一带。为收容指挥第二团的队伍，并防止白狼北窜，在六月尾上，我带了两连卫队，经临潼，灵宝循原路回陕州。

在回到陕州不久，白狼便被他的部下枪毙。白狼死了的消息一传扬出来，社会上生了很大的波动。

我在陕州驻了两个月的光景，又奉令开回长安。

从四月入陕以来，几个月的光阴，可说都是消磨在行军的途程中。虽然说行军的生活比较的艰苦，但经过这样一番磨炼，使我对于行军增长了很大的见识和经验。

文如玉

18  驻防汉中

在长安驻守的时代，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所统带的部队中，干部良莠不齐，，而好的干部人才尤其不够，这使我在办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

那时，第一团团长是杨桂堂，五十余岁，外号叫做“杨傻子”。这人老于世故，无是无非，任凭人家对他说什么，他都是好好地回答着。又加利禄心太重，一心只算计着高官厚禄，如何讨长官的喜欢，如何能升官发财，他就如何做。什么国家人民，他都是不管的。

我同他相处了两年，时常见面、谈话，但始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肺腑里的真话。

第二团团长是何乃中，别号叫做芳谭，广东香山人。为人忠诚，满清最末一次的武进士，保定保府学堂毕业。他习的虽是武科，却能写作极流畅的文字，品行学问都是好的。只是不赞成革命，遇事过于慎重，不敢冒险。

参谋长是宋子扬，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知识经验都很丰富，称得起一位干练有为的人物。

少校参谋是蒋鸿遇，河北省人，保定军官协和第一期学生，学骑兵，曾在云南当过骑兵营长，与蔡松坡相熟。为人机警干练，足智多谋，韬略上尤远在当时一般人以上。

上尉参谋是刘郁芬，字兰江，河北清苑县人，速成军官学校学生，忠厚老实，谨严稳重，做事很少有失察的时候。

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心静，西什库学兵，做事很想要好，但可惜不喜欢读书，气量太窄。第二营营长杜占鳌，山东青州府人，性情方面有山东人的特质，耿直忠诚，方正不苟。第三营营长孙振海，就是上面提过的那位“孙气”。这人火性太大，心浮气躁，始终没有什么大建树。

第二团第一营营长陈正义，言行稳练，学识也很好。第二营营长董士禄，学识无多，性情油滑，无是无非，一味地只想升官发财。第三营营长王某，安徽蒙城人，一个大字不识，出身于地方上的巡防营，没有在正式军队里受过训练。

炮兵营营长杨某，好像染有嗜好，整天萎靡不振，因此办事也提不起精神，只是因循敷衍。

骑兵营营长刘某，嗜好太多，利己心特别重，从他的身上，我找不出一丝半点像有为的军人。

——这就是我那时的一般干部。从质与量两方面看，都难使人满意。综合起来说：

第一是缺乏朝气。他们大多因循苟且，并没有替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和决心。如何才能提起朝气，想来真是不容易。

第二是不爱读书，不但新书不读，旧书也不读，科学方面的书不读，普通的书籍亦不读。终日泄泄沓沓，毫无求长进的心。

第三，他们都有一点来历。比如杨桂堂，和段祺瑞即有关系，常常和段送礼、写信，拉拢得很亲密。宋子扬和徐树铮有亲戚的关系。其他各人，也都无不有一点来历。

因此办事要振作，动辄得咎，处处掣肘；不振作，则又自觉对不住自己良心，对不住人民国家。

那时，共和初肇，袁世凯独揽大权，政府的组织以及一切措施，都渐渐叫人大失所望。我每天从报纸上，从各地朋友的通信上，得来种种消息，使我一天天明白到国家再上轨道，人民解除苦痛，距离得还很遥远，前面正不知有多少艰苦的路程，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人，常常感觉自己读书太少，学识不足，而且所读的书，又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旧东西。以此来应付这激变期的中国社会，时时显得格格不能相入。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我渐渐觉得有许多地方需要修正与补充。

有时甚至觉得我以前读书几乎都是走的冤枉道路。但是，时局越艰难，心情越彷徨，我向前干的决心却越发坚定。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总觉得自己没有灰心颓志的余地。

为要担负起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实在是刻不容缓的。就在这种客观与主观的要求之下。我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

当以李鸣钟为模范连连长，过之纲任排长，选用石友三、葛金章等为头目，田金凯、冯治安、吉鸿昌等为士兵。科目除基本教练、体操、拳击、劈刀等而外，还有战术原则和应用战术等。宋子扬、刘郁芬、何乃中、蒋鸿遇等为教官。

全连共有一百三十人，大家很显出蓬蓬勃勃的气象。当时，我对这个模范连，只希望做到使他们能自发地愿为国家人民奋斗牺牲，因此，尤注重政治教育，每天集合讲话，我统是按照这个目的灌注阐发。

我们一面在长安努力训练，一面奉命派出队伍到各地驻防。其中赵冠江一营驻武功县。一次，赵营长接得本地人报告，说他们村子里到了土匪。赵即率队往剿，把村子团团包围起来。

不料，土匪却已逃了。赵仍不肯罢休，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缉拿嫌疑人犯和留下的枪支。当时却在民家搜出许多烟土，赵一一予以没收，并令百姓代为挑送。

这一下，弄的百姓非常怨恨，纷纷到省城告状。我查明了这事，气愤难言，立刻将情由呈报陆将军，赵冠江撤差，换杜占鳌接任。

这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从这件事上，我益感觉到好的干部分子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深深认识到不良环境的可怕。因为那时陕西的情形窳败之极，基础薄弱的干部们，置身其间，耳濡目染，一到离开了长官的训导，就不知不觉地为非作歹起来了。

我在长安驻军期间，目见许多情形，都很使我觉得痛心疾首。我顺便说几件，以见一斑。

第一，就是关于查大烟的事。督军署的参谋长、副官长三四个人勾结起来，满处搜查大烟。查得一两土，罚洋一元，烟土充公。搜得的土，都用大箱子装钉，派人押着，一车车运往北京、天津贩卖。算算这个账吧，每两土罚一元，又把土收去贩卖。一方面是受着双重的剥削，一方面是坐得双重的横财。只此一件事，就把人民弄得含恨刺骨。

第二，就是乡亲用事。参谋长葛某是蒙城人，副官长李某是蒙城人……他们打成一片，恣意胡为。这样的情形给局外人看着，已经够碍眼的了，然而意犹以为未足。副官长李筱芬等又上条陈，索性公开要求大用乡亲。

当时，因有“口里会说蒙城话，腰中就把洋刀挂”之谚，以为讽刺。督军后来的失败，正就在这种事上种下了根由的。关于用人的事，我们一定先问贤不贤，不问亲不亲，只问能不能，不问乡不乡。若是违反了这个原则，则弊病丛生，害人害己。必无好结果的。

第三，姑息养奸，也到了使人诧异的程度。如一天我们去见督军，大家坐着谈话。当时有一个人走到督军面前。嘻皮笑脸地说：“报告督军，这里有一件事可以大大地发财，给督军说说好吧？”

督军毫不生气，慢慢笑着回言道：“在我的眼里，也看不出哪是好人，哪是坏人。可是想来见人就说发财的事的，总不是好人罢。”

那人反而很得意，仍旧嬉皮笑脸地说着。看看督军一句话也不斥责，使我惊讶极了。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居然一至于此！

若不是我亲眼看见，谁说我也不会相信的。又比如，当时有所谓收揽门生的事。陕西第二混成旅旅长奉献二万两烟土，以为拜仪，而对方居然收受，有这种骇人听闻的事！

后来，长安兵变，缴督军械的就正是这位旅长。还有，督军左右的一批大贤小贤们，有的是西洋留学生，有的是东洋留学生，有的是将弁、武备、速成或讲武堂的学生。

他们因为出身不同，来历不同，就各自成派。有所谓土派、洋派、东洋派、西洋派等，终天争着官大官小，钱多钱少，或则吸烟打牌，吃喝玩乐。彼此之间，互相造谣，互相攻击，总是要抢官做，要发大财。青年人如此生活着，而督军毫不过问。

这些事，我是没法看得过去的。那时第十五旅旅长贾煜亭（名德耀，日本士官学生，平日手不释卷，笔不停挥，颇有学识眼光）对这些情形也总是摇头，和我抱同样的感想。

我们不自量力，忍不住常常要在督军面前说说。比如拿烟土的事，我们苦苦地劝说，总是说不动。以后甚至我们去了，左右使我们不能见面，把我们引到客厅里，叫个人陪坐着，使我们无从说起。

又比如，那批肮脏的大贤小贤们的情形，我们每次到督军署，也总要忍不住说几句。后来，他们一见我们来了，就骂着说：“混账又来了！”

不久，我和贾焜亭都被派赴外县各地巡视。贾和我说，这是有意差使我们出来，免得碍他们的眼的。

顺便再在这里，说一点那位副官长李筱芬的事。这个人，我在北京的时候原就认识。那时，他也住在京防营务处。我每次到那儿去，都要遇见他。他说话满口新名词，表面上似乎很有学问，其实肚子里浅薄得很。

这人穿一身时髦的绸缎衣服。涂满一脸雪花膏，头发梳得精光，鞋袜也都挺考究。大概他之所以得势，也许就正为这些缘故。

那时他已染上鸦片烟的嗜好，常和秘书长刘某在一起躺灯，不过还不好意思公开。见了人——特别是我，就把大烟藏起来，怕人家耻笑他。

我有时劝劝他，他总还在口头上接受。从这一点看来，证明他那时还有点羞耻观念，还有去恶迁善的可能。不久，他就飞黄腾达起来了，在烂泥里滚久了，前后就判若两人了。

我在长安遇见他时，他竞恬不知耻地把各种烟土拿出来给我看，并且将熬好的几大瓷缸（每个一尺多高）烟膏指给我说：“这是川土，那是北土，那是云贵土。”言下神色飞舞，得意至极。

后来，又听说娶了两房姨太太。可是等我走到褒城的时候，就接到他的讣闻了。死时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岁。

军中有句俗谚说：“鸦片、烟、酒、姨太太，三个星期进棺材。”李筱芬完全应了这句话。

对于这个人的一生，我常常感慨不置。腐恶环境的害人，有这样的可怕！我记叙这个人，对于今日一般少年得意的朋友，或许可以有些帮助吧。

我在长安住到第二年（一九一四年）四月间，奉派到各县巡察。走到三原，就接到督军的电报，召我回防。

原来，四川发生重大的兵变，陕川两省接壤，地方上空气骤见紧张，人心也随之惶惶不安。为防范事变波及陕省，我奉陆将军命令，率部队开驻汉中，藉以镇抚陕南。

奉令开拔的时候，同时也奉到改编的命令。原来的第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旅。不久第七师师部取消，十六旅又改为十六混成旅，归中央直辖。

有了这个独立团体的存在，使我能够很自由地把滦州革命时代的朋友，重复集合到一起，企图继续那时的革命精神，同恶势力积极奋斗。

十余年中，十六混成旅所以始终能在北洋军阀的重重包围之下，久历艰苦，毫不妥协，一直奋斗到底者。皆得力于这时候的改编。

部队出发之前，我们的十六混成旅和十五混成旅各出一混成团，举行秋操。这第十五旅，原由中路备补军改编，在河南招募的补充新兵，分子非常复杂。因此，纪律不十分好，又加这一向在外剿匪，一直没有约束，更弄得放荡恣肆了。

贾煜亭是新到差的旅长，一时也无从整顿。等到和我们秋操时，不知什么缘故，十五旅竞有几人暗带了真子弹，向我们打起来。幸而发觉得早，没有伤人。当即把秋操停止，草草讲评了事。当时情形，至今回忆，犹觉哭笑不得。

我们的部队向汉中开拔，路线是由咸阳经过兴平、武功、扶风、凤翔、宝鸡、秦岭、凤县、风岭、留坝、褒城等地。

长安至咸阳，中间隔有一条渭河。渭河两岸都是沙地，夏天大路上不能走车，我们都从高梁地中穿来穿去，寻找小路。当晚就在渭河北岸住宿。

这里的河面，水涨时宽可二里许，水浅亦有半里。河水浑浊，很少清澄的时候，这里的渡头名曰“咸阳古渡”。渡河的工具是一种木船，后面没有舵，旁有一个木橛，上套木桨，压水而行，远远看去，宛似菩萨穿的鞋子一般，这就是这儿渡河的惟一交通利器。

时至二十世纪，人家已经用飞机飞船在那里比赛行程速度，而我们的国家，却仍然沿用几千年前原始时代的木船，相形之下，就知道我们民族是怎样的落后了。

我们的部队继续渡河，水手们一面压动木船，口里一面哼着各种古老的腔调。这一个水手哼一声，另外一个水手呵一声，满河里一片哼哼呵呵的呼叫。听来好不热闹有趣。这种古老的交通工具，配合上这种古老的腔调，真可说是古色古香，令人不自觉地仿佛回到几千年前的世界中去了。

过了咸阳古渡，前面一条东西大路，大路以北，是一带望不到头的丘陵。那就是西周的王陵（东周陵在洛阳邙山）。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都在这里。陵园的土壤尽呈黄褐，土质也非常干。

马嵬坡在兴平附近，离咸阳有几十里。史载唐玄宗的爱妃杨贵妃，就在这里自尽的，坡前面便是她的墓地。墓上生着一片自碱，有些好事的人见景生情，巧加附会，说这种碱土，就是杨贵妃生前所用的脂粉变成，人们吃了，可以医治心口痛，头痛等病。

这个谣言一传扬出来，地方上的愚民就络绎不绝地到这儿来焚香礼拜，诚心诚意地把墓上的碱土取回家去，给病人吞服。唐明皇和杨贵妃淫乐败国，有什么值得人民崇拜？又怎会有此灵验？百姓的愚昧。一至于此。多么可痛心的事啊！

前行不远，到马刨泉。相传三国时，关公或张飞所骑的马曾拴于此。因为口渴，无处觅水，马忽以蹄刨地，乃得甘泉。这显然都是后人崇拜英雄，巧加附会的传说。

兴平过去是武功。武功过去是岐山。再过去就是凤翔。这一段，直至凤翔，都是缺乏水源，缺乏树木。如果沿路栽树，再将渭河之水引来，那就太好了。

此种事，清朝时代没有人办，民国以来亦不能办，所做的都是一些破坏的事，要到哪年才能谈得上全国普遍的建设呢？（听说，现在武功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农学院，由王子源先生主其事。王吃苦耐劳，埋头实干，将来定有很大的成就。）

凤翔地方整洁，人民殷实。他们衣食丰足，因之文风也很兴盛，弦歌之声，遍地可闻。自我行军以来，像这样的偏僻之地，还很少见过。

可是，听说不久以后，这里即连年兵燹水旱，匪盗遍地，地方元气大丧。想来那样一个民康物阜的世外桃源，遭受到这样的厄运，也一定顿改旧观了。

由宝鸡至凤县，经过历史上有名的秦岭。此为终南山脉，自甘肃入境，绵亘八百余里，有陈仓、太白、商山等高峰。韩愈的诗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句，可见其地势的险峻。

当天晚上，即在岭上搭帐篷住宿。上山的时候，穿的是夹衣；到了山顶，立刻感着寒冷难当，改穿棉衣还有些不支。“晚穿棉，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真是这地方的特殊气候。

从这里又过凤岭，上书“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字样，也是险峻之极的地方。距留坝约十余里，有一座紫柏山，留侯祠即在靠大路的边上。

昔汉高祖定天下后，大封功臣，其中张良的功劳最大。汉高祖封他许多地方，皆不要，唯独要了这个留坝。这里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贫瘠之极，人都不懂何故。张良说：“我要了这地方，必无人与我相争。”

我曾到那儿瞻仰了一番。那地方很僻静。四围都是高山，走到里边，一种幽古的感觉，蓦地袭上我的心胸。我觉着中国的寺院，委实别有一番恬淡闲静的幽趣，是别的任何场合所没有的。

后来，我每喜欢跑到偏僻的山林古寺里去，度我的读书生活，正是这种时候给我的印象所启导的。

留侯祠正殿上塑有张良的泥像，神气非常生动，不晓得是出诸哪位名家之手。我在徘徊瞻望之余，不禁起了一种景仰之念，遂撰了一副对联用木头镂刻起来（几年后又换了石刻）。

其文如下：“豪杰今安在，看青山不老，紫柏长芳，想那志士忠臣，千古犹留凭吊所；神山古来稀，设黄石重逢，赤松再遇，得此洞天福地，一生愿作逍遥游。”

正殿的左侧，有一股澄碧见底的泉水。听说冬夏长流，永无涸竭的时候。我站在泉边，一面看水中的游鱼，一面却想起两千年前的张良的身世。

他本是为韩报仇，愤恨秦始皇暴虐无道，才有博浪沙的壮举（今河南阳武县东南有故城，即秦时的阳武城，城南即博浪沙）。后来，襄辅汉刘邦，伐秦灭楚，奠定天下。在汉室的功勋，他得算首屈一指。

但是，成功之后，不料他竟然隐遁到深山大泽的地方，富贵荣禄，都弃如敝屣。他的心迹的清澈，实在值得人钦服。与他同国同时的韩信比起来，就另有一番风度了。

复在祠的前后观玩一回，回到老道的客堂里，吃了一碗素面。临走的时候，给老道丢下三块大洋。老道很客气，送给了我一部《素书》。卷首有宋张商英的一篇序文，说黄石公在圯桥送张良的就是这部《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之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云云。

书共六篇：多是一些格言式的处世哲学。张商英并在序文中举例说明，张良相汉高祖，哪个策略就是用的书中的哪句话。

比如张良劝高祖封雍齿，就是用的书中“小怨不赦，大怨必生”一句。张良辞封三万户，而只要了留坝。就是用的书中“吉莫吉于知足”一句。虽不免牵强附会，但倒颇有趣味。这书流行得不广，所以顺便一述。

过留坝前行，就是汉高祖人汉中后所焚烧的栈道。今此道已无，行旅都改走鸡头关，路极高峻难行。一面高临绝壁，一面下临深沟，从留坝到褒城，尽多这种险道。沿途烟山万重，壑水急流，真是说不尽的万千险阻。

这条路上，人烟特别稀少，几乎可以说不见人迹。原因是从前每有军队从这儿经过，就把当地百姓都抓去抬伤兵，抬官长，连门板也搜个精光。弄到后来，百姓们一听说有兵来了，就赶忙向深山里躲避，以消极的坚壁清野的方法，同丘八爷对抗。这次，我们的队伍从这里经过，他们闻讯，前两天早就已经远扬了。

鸡头关石门附近有“玉盆”同“滚雪”两个古迹。玉盆是一湾清泉。水色深绿，中有石块，宛如玉盆一般，在石门上游的山谷中。滚雪，据说是曹操当年行军到此，正值大雪，一时不慎，失足从马上跌滚下去。石门穹里面、有隶书的石刻。拓本流行坊间，所谓《石门颂》的就是。

队伍到了褒城，分驻褒城与沔县两个地方。褒城有褒姒庄，即周幽王的宠妃褒姒的故里。褒姒不好笑，幽王举烽火骗诸侯来，博了她的一笑。后来申侯和犬戎攻周，幽王举烽火，诸侯不至，遂因此亡了西周。

褒城荒僻之地，竟出了这样一个一笑倾国的褒姒！褒城与沔县相距有六十里，其间有个地方叫黄沙。相传就是当年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的所在。

我这一路来，想到当年诸葛亮相蜀伐魏，六出祁山，正就是走的这一条路。魏延屡次主张当由子午谷出长安，孔明都不听信。可见从前这一条栈道，一定比较宽敞平坦，不像子午谷的险峻难行。但年代久远，山川变换，情形已大不相同了。

沔县附近有汉丞相武侯祠，我到沔县的那天下午，特地跑到那儿去观光。武侯祠巍峨壮伟，别有一种严肃气象。我到这儿，也撰了一副对联，表示我对他的仰慕。文云：“伊吕伯仲间，岂惟管乐自期，徒夸玉垒经编远；申商名法后，尽遣老韩同传，别觉黉宫俎豆长。”

这里的祠堂和庙宇也有道士住守，满身污秽，头发尤其肮脏，和他们谈了一会，语言乏味，毫无知识，比起留侯祠的老道，相差远矣。

他们倘若也能像留侯祠老道一样，将孔明的文章轶事，印些出来送送游客，那多有意思！我打听他们的出身，原来是因为生活所迫，找不着吃饭的门路，都是到了三四十岁方半路出家的，这就无怪其然了。

武侯祠南面耸立着青葱的山峦，重叠起伏，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定军山。定军山西是武侯的墓址。墓上有两株桂花树，高达六七丈，时当八月，桂花盛开，清风四溢，香达数里之外。

武侯祠过去有马超墓，为石头垒成。上面盖土，四近满是正在怒放的金黄色的迎春花，一条有四五尺长。宛如条条彩带。

我停足观玩许久，不禁感叹一番。当年曹阿瞒何等雄武，刘备对之俯首，孙权对之震服，不料竟被这位小将杀得割须弃袍，仅免一死！

我们的队伍到了汉中，川变已经平息，原来的任务不成问题了，于是，就加紧训练。

那时汉中道道尹姓程，名柯，号叫仲虞，是一位精干而且勤劳的官吏。我去拜会他，从他的公署大门，一直走到后堂，大门外，大门内，每一室。每一房。以至厨房、厕所，都朴素干净。

每天，这里都由他监督着打扫，地段上连一根草梢也没有，这使我感到很大的钦敬。道尹本来是清闲的官职，然而他能勤于治事，不安于清闲。由此一点，即可见其精神。陕南镇守使兼第二师师长张钫，这时也驻在汉中。

汉中的风气与长安迥乎不同。汉中的迷信空气，特别浓厚，迎神赶鬼一类的怪事，普遍地流行着。居民门口上十有九家贴着避邪的神符，大有百鬼临门的情势。

有一个名叫菜园子的地方，迷信尤甚，差不多事事问卦、问卜，到了疯狂的程度。听说，当年张鲁在此为吏，以鬼神为统治百姓的工具，想着永远过他的为非作歹，穷奢极欲的生活，而百姓不敢指摘反抗。

这遗毒至今不灭，使得汉中的百姓，同鬼神结了不解之缘。这种迷信空气，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可以打破。

汉中的农民不论是老是少，每至下田锄地的时候，必都穿着大褂，或是半新的，或是破旧的，但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神态很是斯文，好像小学教员一样。这种风气，别地从未见过，不知是什么来历。

汉中以西，以南，随地都是稻田，每年出产的稻米，除了供给本地以外，还可以大量地向外运销。汉中沔县一带出产的银耳，也是当地的大宗收入。

这儿的银耳非常驰名，销路特别旺盛，普通都以人工种植。其法是把山上正在生长的圆径一二寸的树木砍下来，截成三尺或六尺长短的木橛，五根七根地架在山谷中间，日头暴晒，又经大雨淋漓。相当的期间之后，就长出银耳。稍加泡制。即以昂贵的价钱销行各地。

汉中有两处富于历史意义的地方：一处是拜将台，一处是汉中王的纪念碑。拜将台，人们大概都晓得就是汉萧何月下追回韩信，刘邦将他封台拜将的地方。汉中王碑，是刘备即位汉中王的纪念碑，但可惜碑文早已残缺不全了。

北京帝制的空气，这时已由酝酿而渐成事实。老袁手下的猴子猴孙，用尽了心机，怂恿他早即帝位，以便自己也得封妻荫子，加官晋爵。

老袁本人，不消说皇帝瘾也早已发作，心里正想着一尝九五之尊的味儿。正在事机微妙的时候，有位美国人名叫古德诺的，发表了一篇中国不适宜于共和国体的妙文。

这篇文章，当时的各大报章均经刊载。大意是说，中国的社会人情，极不适宜于共和政体。中国要想走上近代国家的道路，第一是先恢复君主制。并郑重声言，中国如没有大皇帝来管束人民，将会有无穷尽的祸乱出现，永远得不到平靖。

不晓得这位面包先生，是在美国把自由空气呼吸得厌倦了呢，还是受了丧心病狂的中国官僚的卖弄，竞拿出这样的荒谬言论，来自欺欺人。

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中国不适宜于共和政体的声浪，高唱人云。一些帝制遗孽，便以此为借口，说外国人也主张帝制了，从而推波助澜。一时全国鼎沸，弄得老袁也兀自狐疑不决。

平心而论，袁世凯本人，对于帝制这一着，一直是一面酷欲一尝，一面又戒惧审慎，怕着弄不出好来，反把到手的权位，轻轻断送。

但自经这番唱和以后，筹安会应运而生；同时袁克定、段芝贵等又假造一份《顺天时报》，上面专刊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每日送给老袁去看，说这就是国内的舆论。如此包围，闭塞老袁耳目。老袁信以为真，他的主意也就渐渐坚定了。

筹安会的主要分子为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严几道六人。那时，报章上常常有六君子之称。

筹安会成立之后，花样越来越翻新了。北京市上居然有了所谓公民请愿团出现。每个自称为公民的，手里拿着旗帜。大声呼喊着，向总统府请愿，要求老袁俯顺民意，早日南面正位。连八大胡同的妓女，也组织了请愿团，推举代表，赴总统府请愿，老袁也公然派出代表予以接见。

中国真是个奇怪的国家，光怪陆离，什么调儿都能弹出来。民意！民意！多少人都拿钱制造它，来欺害人民，为祸国家，结果自己也葬送了！

袁世凯原是一个聪明干练的人，若是没有筹安会等一班利欲熏心的家伙，从旁帮同吹捧，他自己恐怕不会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来的。但反过来说，若是老袁果然真正聪明有为，亦必不致被这些小人所包围。细想起来，老袁毕竟是个糊涂的人！

不久，我在军中便接到段芝贵发下来的《孙文小史》《黄兴小史》的小册子，里边尽力诋毁中山先生同克强先生。

那时，每一营发给一百本，每班可分五六本，每天要把它当成正式的功课讲读。我想，这大概是北京的一批蠢货们，竭尽了心智想出来的办法。但他们的诡谋是失败的。

当时许多官长接到这些小册子，都偷偷地把它烧毁了。虽然有将来考检的命令，但终亦无人理会。我接到了这种小册子之后，一面翻阅，一面不禁无名火起，切齿痛骂段芝贵等的卑劣无耻。

他们这种伎俩，事实只有越发增加孙、黄的价值，丝毫不会损害孙、黄等在群众间的信仰。那天，我特意召集官长目兵讲话。我说杨度、孙毓筠这些小子们，寡廉鲜耻，卑污下贱，在北京被钱收买，给袁世凯组织了筹安会，扶助他做大皇帝。

他们这种办法，不久将要使国家有很严重的祸乱出现。好弟兄们，我们吃的是百姓的，喝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住的是百姓的。我们决不能随波逐流，违反百姓利益。我们要认清是非，万不能受人家蒙骗。讲完了话，我又招集官长谈论这事。

为提高士兵的精神与认识，以担当来日之大难，这时我特意编了一本《精神书》，作为军中训练的规范。这书共分三节，凡八十条。

第一节为“道德精神”，偏重个人修养方面，如谨言慎行，努力为学，等等。第二节为“爱国精神”，阐发牺牲小我，成仁取义的道理。第三节为“军纪精神”，阐发军纪的意义。当时我们军队中的新生命，都渐渐地自此培养出来。（后来民国十五年又编“革命精神”一节冠其首，共为四节。）

我因为驻在陕南，对于外界的消息十分隔膜，当时的中国大势尚不能有全貌的认识，于是时时刻刻感到苦恼焦躁。这期间，国际间的风云一天险恶一天，历时数年的世界大战，方在发动。中国在国际与国内的复杂情势之下，究竟将走向哪里去？不消说正是我苦思焦虑的中心问题。

正在这时，震惊世界的“二十一条”，日本突然向中国提了出来，强迫袁世凯在四十八小时以内答复。这一消息传到了褒城，我周身的血液立刻沸腾。

当时，我虽欲尽力制止这种感情的冲动，但我二十余年来的军人生活，已造成我这样的个性，无论怎样，也平抑不下去，甚至几天连饭也不能下咽。

甲午年，我随我父亲到大沽口修筑炮台，那时一听见说日本人三个字，我心里就生出痛恨的感觉。庚子年，我从保定府跑出来，亲眼看见过日本兵端着枪，拿中国同胞当靶子射击，以为笑乐。那时，我恨不能一刀砍死几个，以泄发我胸中的激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使出了这样的毒辣的手段来，要整个地亡我国家，奴我民族，我怎能不悲痛欲绝？

从此，我决定了两个斗争的目标，时刻地努力不懈：一个就是要同国内恶势力奋斗，一个就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

我那时所认定的，是中华民族若想求取生存。不能不打倒国内的恶势力，尤不能不打倒恶势力所赖以存在的日本帝国主义。

多少年来的历史，已证实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九一八”以后，我所以坚决地主张抗日，正是这种历史过程发展下来的必然的结论。

文如玉

19  蜀道难

自从古德诺发表了那篇鼓吹帝制的荒谬论文，段芝贵、袁克定以及筹安会等一批利欲熏心的官僚政客，用种种卑鄙龌龊的方法，从旁推波助澜，老袁迟疑不决的心，至此遂趋坚定。

于是，他积极从各方面布置准备，以实现其帝制迷梦。当时，全国各省之中，比较可虑的是西南方面——尤其是四川。“全国未乱蜀先乱，全国已治蜀未治”，四川政治的难以处理，盖由来已久，而此时在地理等方面，又很关重要。

老袁有见及此，即发表他的心腹陈二庵将军为川督，俾可远植其势力，并借以镇压西南。

陈将军赴川接任，摇摇摆摆空手而去，是不行的，必得有武力，因令统率三旅人同去。被指派的三旅：

一是由第二镇及第五镇各抽一混成团合编而成的第一混成旅，李表臣统带，从湖北开去；二是由第二十镇第三十九协改编的第四混成旅，武祥征为旅长，自长沙开去；三即是我们的第十六混成旅，由陕南开往。

我在陕南汉中，接到北京统帅办事处派令入川的命令，同时也接到陈将军从北京发的电报，说不日即到汉口，取道宜昌入川，指令我沿剑阁、昭化一条路线开赴川北。

我接了命令，即筹备开拔。把饷项给养，子弹马匹，一一筹置好了，又因这一路尽是山道，行军至为困苦，乃按十八省地理历史歌谱编了一个《山地行军歌》，教给官兵们习唱。

一则灌输他们山路行军的知识，二则“乐其形者忘其疲”，鼓舞他们的精神，使他们体会山路行军的乐趣，忘记身体的疲劳，歌词共五节，兹不赘录。

到开拔时，集合官兵，讲了几次话，以二事相约：冻死不准入民宅一步，饿死不准取民间一粟，又亲自将这两点编了一个行军问答，分发各班熟记，并详为讲解阐发。

我们这次出发，番号名为一旅，但实际上，只开拔了第一混成团，何乃中所带的第二团，两营驻沔县，一营驻凤翔，骑兵一营驻长安，此时仍留原防，没有同行。

我带着一团人，从沔县动身，经宁羌、校场坝、朝天关、广元、昭化、剑阁、梓潼，以达绵阳，出沔县，走了一天，就到五丁关。其地形势险峻，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概。

我到关上游览，从几个老百姓的谈话里，知道这五丁关的名字是有来头的。据说，战国时候，秦国准备伐蜀。但道路险阻，无法进攻。秦王想出一条诡计，派了使者人蜀，对蜀王说，秦有一头能产金子的牛，愿以奉献，但道路阻塞，不能运到，请速设法开路，以便献宝。蜀王为人糊涂，信以为真，乐得心花怒放，即日征发百姓动工修筑。

左右力陈弊害谏阻，蜀王全不肯信，反把他们看成坏人，这条路一直修筑了好多年，全蜀百姓，被征服役，死亡殆尽，及到道路修成，只剩下五个壮丁。

秦王即由此路从容进兵，灭了蜀国。而这个关，因即命名为五丁关，留下一个血腥的纪念。

我听了这个故事，非常地感慨，权力者为了私人的财利，弄得昏头昏脑，甚至不惜肆意迫害人民，以遂其迷妄之愿，结果祸及国家，而自己亦同归于尽。

这种事例，自古及今，举不胜举，真叫人痛心。也许有人会笑蜀王，说他竟相信一头假金牛，未免太傻。其实，一切置人民国家于不顾，只以私人利益为出发的欲愿，哪一件不是像想得假金牛而为敌开路一样的愚妄！我觉得不必笑蜀王，还是笑自己的好。

五丁关的故事，虽只是一个传说，但所含的教训，实在太大了。

到了宁羌县，看见附近一带的山坳里，都架着一种二寸径的木橛。在山沟里，一连三四里地都这样。问本地人这是做什么用的，回答说是制白木耳的。

这里白木耳出产甚富，可是并不能运销到外国去，我只是可惜着那些树木，像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没有成材就被斫断。若是让它长成大树，可做栋梁，可做器具，多少有益！如今这样的砍伐锯断，未免太可惜了。

到了校场坝，队伍休息了一天，那时正在仲夏，四野一片青葱。风光至为宜人，我们全体官兵，一律住帐篷，在这样的大自然中幕营，委实有趣，自官长以至士兵，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着欣悦愉快的笑容。

校场坝以西，万山围绕，田地都是位置在山腰上，夕阳反照着犁田的农人，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放大着嗓子高歌，十分自然，十分快乐，没一点拘束或愁苦的样子。（我至今回想，还记得很清楚，而且受感动。）

山涧中的清泉，潺潺缓流，娇脆的鸟声和粗朴的牛鸣应和着。到了这样的境界，使我把一切的烦恼，顿时淡忘。

我不禁欣羡地想着，百姓虽然终年劳苦，生活不如牛马，但这伟大可爱的自然，却未尝不能给他们以安慰。因又想到，他们自食其力，良善做人；我们食其食衣其主的军队，若不为他们做忠诚的奴仆，为他们争自由谋幸福，那不但对不住眼前这些勤苦同胞，就是看看那些犁田的耕牛，也应该觉得大大可耻的。

想到这里，我又从出世之想，重复回返到纷纭的现实世界中来——我一路不管是步行或是乘马，总是这样地暗思默想，没个停歇，总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做一番有益于人民国家的事业，那不如赶早放下枪杆，跑到山里来过放牛种田的生活为好。

不久，就过朝天关，又高又陡，“朝天”两个字，的确可以形容它的形势，过此即入广元县境。

广元是川北的锁钥，在嘉陵江的左岸，地方富庶。人烟稠密，穿的用的，吃的住的，种种风尚习惯，都与关中大大不同，渐渐可以看出四川的特殊风光来了。

比如，人们出门，多是坐轿子，且常见轿夫以及他种苦力在小馆子中大吃米粉肉。劳动者有这种享受，在我们北方是极其少见的。

在保定府，即便富有的人家，也只得在喜丧年节的日子才蒸米粉肉，而且只限于招待贵宾而已，普通人家还是吃不着的。1911年，我到景县招兵时，偌大一个县城，只有一家半肉铺：一家是经常地开门，另一家隔日一开市。像广元这一带，每个镇上，都有二三十家肉铺，真是闻所未闻的了。

从昭化到剑阁，很有几天的路程。葭萌关地极险要。三国的时候，蜀魏用兵，屡次在此，实为战略上一个重要的地方。但《三国演义》上常写蜀将在此骑马，有“飞马而上”、“飞马传言”之类的句子。

我上上下下细看了一番，觉得拉着马走都不容易，怎么能够“飞马”呢？恐怕是不可能的。可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不错。

过葭萌关，沿途万山重垒，浓荫满地，走一处比一处险峻。到一地比一地秀美。放翁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这一路上，都可以领略这种境界。

剑门关是一条绝路，陡峭如壁，好像用剑砍削而成的一样。顶上有一个门。“剑门”之名，想即由此取义。从远处望剑阁，是一片盆地、四围高亢，中间突然凹陷。当年诸葛武侯，计擒张邰，大概就是利用这地方的。

剑阁附近有许多名贵的碑。我想到此一次，机会难得，很想拓些下来，作异日的观摩，因问军中谁会拓碑，结果，是石友三去了。拓了一整天，每种拓了两份，一份分给目兵官长临摹，一份我自己留存。有几种是坊间少见的，可称珍品，可惜现在都散佚无存了。

我在剑阁城里观玩，见某柯堂中有一尊铜像，颜色鲜明，像是新建立的，询问当地老百姓，才知道这是一位县官的像。

很久以前，这县官在此任上，为人严明清正，不妄取民间一文钱，不浪费民间一滴汗。人民无不感戴。他卸任以后，百姓集资建立一尊铜像，纪念他的德政。

不料，不久之后，新来了一位县太爷，和前任县官正好相反，无孔不钻，见钱就抓，衙门内外，一应执事人员，统统用的是他的乡亲本家，狼狈为奸，无恶不作。刮了百姓的地皮，吸了百姓的血汗，犹以为不足，更把县衙门前面祠堂里的那尊铜像也毁掉，送到铜器店里铸成茶盘、水壶、香炉、烛台一类的家庭用具，据为已有，却另外塑了一尊泥像，放到原来的地方去。

后来，因他贪赃枉法，被参革职，拿问下狱，判了死罪。人民愤恨其贪鄙，怀念前任县官的廉明，于是把他家里的香炉，烛台等等又统统送到原来的那个铜器店里，重复铸成了崭新的铜像，安置原位，这就是我所见的这尊铜像了。

这事给后人绝大的教训，一般贪官污吏，往往以为百姓懵懂愚昧，可以恣情胡为地去欺压他们，鱼肉他们，一点不用顾忌，却不知百姓其实是至公至明的审判者，是非清楚，善恶分明，一丝一毫不容你欺蒙作假的。

无奈，他们在黑暗的政治之下，使不出自己的权力，只有把冤苦埋在心里，暂时不敢和你争较罢了。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报复的。你有一分善，他们感谢你这一分善，你有一分恶，他们就报复你这一分恶。

你以为他们懵懂愚昧，其实懵懂愚昧的还是你自己。在这种地方，我们政府应当相信百姓的公和明，授予他们以应有的权力，同时扶助他们，严格地执行法律，拿办贪污。果能如此，则民间疾苦，解除了大半，中国的社会必飞速地进步。

孙总理为什么要提倡民权？为什么把民权列为三民主义之一？因为他深切感到了人民在黑暗吏治下的痛苦，因此民不聊生，国势日弱。我们三民主义的政府，应当拿出大刀阔斧的精神来，努力实行民权，大大地把吏治来洗刷一下。否则民生主义、民族主义，都是不容易实践的！

从剑阁出发，好多绅士，替我送行。这一路，每经一县，县官或本地士绅，都要客气地应酬我。有时送一桌酒席，有时送些礼品。我都诚恳地一一璧还，概不收受。

有的人明白我的意思，是不忍骚扰地方；有的人却以为我是嫌他的东西不好。做事真不容易。若是一方面喜欢应酬，一方面也乐于接受，反倒好了；若是一方面要应酬，一方面则觉得不应该如此，拒而不纳，就不免受人责怪，以为不近人情。

我是觉得，这是官场恶习，若不及时革除，一任其积非成是地习沿下去，国家到何时才能走上轨道？这虽是小事，但谈改革，正要从小事上着手的。因此我宁愿被人家见怪，也不肯对人家随和。

在这里，有一位朋友王弼臣先生买了一部书赠给我。书名《十三峰书屋》。作者姓李，原是曾文正公的幕府人物，曾为湖南臬台。

他是本地人，因其家宅附近有十三峰，故以名书。书中文章诗歌以及信札奏稿各件都有，内容很丰富。尤其是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记述，极有作为史家参考资料的价值。

后来，我又另外买了几部，留存起来，可惜现在都已散失了。这里过去，一路数百里，都是四五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柏树。

百姓传说，这些树都是张飞栽种的。其实并不是，原是一位李姓县官栽的，有些地方的人民，对这县官更崇拜之如神明，尊他为玉皇爷的外甥（名字叫李二郎）。那些柏树，每棵都有号码，地方上并且组织了一个保管委员会，专负保护之责。

倒了梓潼，益发看出四川的富庶，任何乡村城镇，都显然比北方的殷实多多；有好些村镇，比北方的县城还要发达。

这里有一座文昌帝君庙，住持的老道，印有一种所谓《文昌帝君劝世文》，赠送游客，以散播其愚弄人民的毒素。庙旁有一个洞，据说深有四十里，文昌帝君常常骑着驴子从这儿进出。全是那老道编出来的谎话。

从梓潼到绵阳，得渡过涪江。涪江右岸，全是石灰打成。沿着江岸，每隔一段路，置一头铁牛。我不懂铁牛有什么用，问当地老百姓，方知这叫做“镇江牛”，和供龙王一样，是为防水患的。

这都是因为民智不开，科学不昌明，人民在无可奈何中的一种自欺自慰的办法。若能根据科学，大治水利，他们哪会做这种可笑的勾当呢？

绵阳的光景也和梓潼差不多，到处熙熙攘攘，一片热闹气象。我们的队伍到了这里，已算到达了目的地，当另拨了一营人开驻罗江。

罗江附近有个落凤坡，形势奇险。三国上的记载，当年庞统取西川，就在这儿中伏，送了性命。我特去前后左右细看了一回，觉得在这里埋伏，实在再适宜也没有，我深感伏兵效用的伟大。

我们学外国战术，关于伏兵的战术总是说得很简略，只将“诱伏”“待伏”两种稍加叙述，既没有详细的论说，也不举实际的例证。

其实，自古及今，兵家以伏兵制胜者有多少！只要运用得当，没有不奏奇功的。自己常有意思将中外历史上以伏兵制胜的战绩，一一辑录出来，集成小册，公诸世人。但因生活忙迫，一直没有着手，最近才抽暇及此，大约即可出版问世了。

我到绵县的时候，陈将军已经到了成都。这时，来一电报，命令不许向商会要床要椅，免使地方不安，我看了这电报，简直莫名其妙，这话对我说，哪里安得上去呢？

我回电说，我们军队不但没有向商会要东西，就是一根草也没有白用民家的。原来，陈将军到川，就暗派了许多侦探密察，四出调查。那些探子多半是些不学无术，无行无品的家伙，每到没有事情可报，就乱造许多谣言，诬陷别人，搪塞差事。

侦探的设置，原是不可少的，但弊病很多，不可不小心。最要紧的，是要予他们以政治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主义服役，为国家为人民做警卫，决不是替任何个人做鹰犬。自己所担负的是重大而光明的职责，绝不是用一些鬼蜮伎俩去陷害别人。

如此，为他们打下根基巩固的正确政治观念，方可胜任称职。否则，若是滥用人员，鹰犬蓄之，那受害的岂只无辜的好人而已？

我们队伍到此，饷项发生了问题。我们原是由陕西领饷，现已入川，陕西方面，不答应再发，而四川当局则认为军队刚刚开到，不应马上就向这边领饷。两方面都推脱得干干净净，使我无法维持。

后来，费了许多交涉，陕西方面才答应仍由他发饷，但长安到绵阳，迢迢千里，这里派了人去押运，全用骡驮子，走的是小路，一路大风大雪，时刻提心吊胆地防护警卫着，多么困难！多么危险！

若是就近由四川发给，极为方便，绝无这些麻烦。这都是政治不统一的弊病，言之可恨。——但我的难题，总算解决了。

绵阳一年有一度兴盛的丝茧贸易期。三、四月之交，四乡的百姓，都争着把丝茧送入城中求售。我常在四城的近郊散步，看见那些挑茧的百姓，一个连一个，连成四五里长的行列。东门外如此，西门外如此，南北门也无不如此。

百姓都穿着自家织的蓝布衫裤，赤脚草鞋，极其朴实整齐。他们担着的茧，百担之中有八十担是嫩黄色，如金子一样，其余是纯白色，如同银子。

这样整齐素洁地走动着的行列，已经使人看了就油然生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美感，再加上那一片绿色的田原山野为其背景：嫩绿的稻秧，如茵的芳草，浓密的松柏树林，两相掩映衬托，上面照着和煦的阳光，越发显得明丽鲜洁。这是在别处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听说，那时候，这里每年产丝额在二百几十万元以上，如今人造丝充斥市场，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想来四川的丝业，也一落千丈了。

在这里，人民对于封粮的踊跃情形，也是我前所未见的。

一天，我看见满街上尽是乡下来的百姓，城市口尤其显得拥挤，看见这种光景，不知道是什么事，各处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来封粮的。

我更觉得奇怪，他们对于封粮，怎会这样的热心呢？索性到衙门里看个究竟。

在县衙门口，挤满了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有，人山人海地拥塞在库房前面。每人一手握着一个钱包，另一手拿着粮票，争着向上面递交，大有惟恐交不及的样子。

我在保定府也看见过人民封粮，哪有这样的情形？那里的规例，是敲锣催粮，催一次，又一次，最后嚷着说：“限期只有三天了，若是还不去缴，就要纳双份儿了！”但百姓还是佯而不睬。

两地人民经济的不同，从封粮这件事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看着绵阳这种情形，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

他们这些淳朴的良民，终年劳苦着，用自己的滴滴血汗，换来一些收入。日常省吃省用，留下钱来，一到纳粮的日子，就这样热烈地拿出来奉献政府。

国家规定人民有纳粮之义务，他们勤勤恳恳地尽自己的义务，丝毫无负于国家。人民如此，相对的另一方面，使我想到官吏。人民为什么要纳粮？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血汗钱献给政府？无非为的给政府去养官，养军队，叫他们把国家治理得强盛安乐，使社会一天天地发展进步。

但是，我们的官和军队是怎样干的呢？他们想到人民的托付没有呢？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呢？……中国百姓的好（兵也是好的），是世界上第一等的。

只是，中国官吏的坏，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像百姓一样的苦做苦干，恪尽职责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良心太坏，一是学识能力太坏。

有学识能力，而无良心，固然不行；只有良心，而无学识能力，也一样的不行。但他们为什么无良心无学识能力呢？这也有两个缘故：

一是社会风习害人不浅。官，本也有好的，可是在腐恶的环境下面，慢慢地也就像白布掉在污水坑里，变得又脏又臭了。因为若不同流合污，他就站不稳脚跟。

二是自己不长进，不努力。习俗固可移人，但只要自己有硬骨头，站得住，立得稳，不肯随俗浮沉，也还是可以砥柱中流，做一个好榜样的。

我们中国好官太少了，坏官则太多，结果好的不是被坏的染了，就是被坏的压了。我们做官的，带军队的，应当多看看百姓的情形，不然，永远不会知道惭愧的。

我们驻在绵阳，经常的工作，就是训练。这期间，绵阳西北安县境内，啸聚了几百土匪，匪首名叫陈宏韶。陈将军据报，派令我带队进剿，我就组织了一个混成营出发。

但等我们到了安县境时，土匪已经窜到一个山岭里去了。这时，我带的地图，是参谋本部从日本办来发给我们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既极粗略，又不正确，简直不能用。（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

所以，当前紧要的问题，就是找一个精确的地图，以为进军之参考。不想找来找去，全安县城里，竟找不出一张地图。

后来，听说当地的一个圣公会里有地图，我就去借。那牧师是英国人，大家都叫他安牧师，年纪约有六七十岁，白发苍苍，满脸挤着鸡皮皱纹。寒暄一会儿，我就向他说明来意。

他听了我的话，很是踌躇，耸一耸眉毛，迟疑了半天，想想无可推托，才勉强拿出地图来。一共是两张：一张是英文的，一张是中文的。

我不看则已，一看真吃惊不小。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详细注明。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人口、河流，也全都详尽无遗。

原来四川毗连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可是我们并不知应注意，许多圣公会，其实不是人民的教育，它们做的不是传道的事，另外有任务的！

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

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啸聚安县境内的土匪，都是本地人，一经军队搜剿，就溃窜四散，无形中消灭了，队伍即开回绵阳，我自己没有在绵县停留，直赴成都去见陈将军。

沿路经过回龙基。相传从前唐明皇以安史之乱，避难到蜀，行至此处，得到克复长安的消息，当即回銮，此处因以得名。

沿途看见许多河川，都是从灌县开出来的，那些河川，都是一般的阔（约有百步），一般的深（水涨时深约四五尺，浅时也有二三尺深），一般的距离，一般的石板桥梁，显然都是人工开凿的。

因为，灌县的水，若是任它从一支河倾注下来，必易酿成水患。这样开浚成为许多川流，反得水利，打听土人，据说也是那位在剑阁附近栽种大柏树的玉皇爷的外甥李二郎的功绩。

其实，也是一位姓李的县官开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要人民安乐，先要让他们衣食无缺。人民的衣食，全靠田中的收获。要收成好，先必防范荒歉。因此，开浚河道，注重水利，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

这位县官能见及此，切切实实地替人民办了这种伟大的事，真是了不得。可见中国的官吏，有很好的榜样。我多年以来，即想努力于水利。曾经鼓吹力行，不遗余力。可惜成效总不大，至今犹耿耿在心，不能一刻去怀。

到了成都，即晋见陈将军，报告这次剿匪的经过。当时陈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神情很是淡漠。过后才有人告诉我，说在我见陈将军之先，已有人捏造谣言，报告陈将军，说我这次剿匪，完全失利，并说还丢了十几支枪，说得像真有其事一样。

我听了觉得好笑，但同时，也感到人心的阴险，官场应付的不易。原来这种事在成都陈督军的左右是家常便饭。

一则陈将军耳朵软，不识人，不信人，派布的密察太多，你一嘴，我一舌，弄得自己糊里糊涂了。

二则陈将军从参谋次长，忽然升为督军，手下没一个干部，所用人员，西洋留学的，东洋留学的，皖系，直系，各派杂色的文武官都有，意见迥不相同。他们为要得官，向上爬。只有钻营弄弊，陷害别人，挤上自己。

于是，饰无为有，指白为黑，什么鬼蜮伎俩，都使出来了。被报告的人，不是灰心丧气，从此不再认真干事，就是到督军署里去和那一批大人先生请客打牌，以为拉拢。

因为不如此，诬陷将源源而来，没个了止。做主官的在此等处最须细密清明，不可偏听，而当兼听，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至于被报告诬陷的人，当坚持不移，守正不阿，只要自己拿得稳。什么谣言，都不必顾忌，久久自有皂白分明的一天。

我在成都，曾到武侯祠逛了一次。成都的街道，很是狭窄。士绅出来都坐轿子，那种轿都有拱弯很高的抬杆，巍峨堂皇，完全官僚气派。

我所见的朋友，没官气的第一个要数刘杏村先生，那时，他在督军署任总参议，顶个空名，毫无实权。

陈将军为要得老袁的信任，凡是稍有革命色彩的人，不管学识能力如何，一概摒而不用，参谋长一职是济南人张联芬充任。

陈将军住古皇城，孔繁锦替他带卫队，是带的参谋部的卫队，又晤见张之江，他原是随陈将军入四川的，为上尉差遣。

他和我深谈成都的情形，官吏之间，天天争权夺利，总要把人家攻掉，自己升官，军队纪律很坏，懒惰、赌博，成为风习，官长对士兵，过于放纵。

在长沙接到命令，大家都不愿意上四川，一路上骂街，无法约束。他说像这样的闹下去，必定没有好结果，要求到我旅中做事。

张之江为东三省讲武堂毕业，习骑兵，在二十镇为马队三张之一，他为人有胆有识，一腔热血。他说出他的意思，我立刻表示欢迎，不久即任以上尉参谋之职。

八月中旬，四川划分五大清乡区，我担任川北一区，共二十余县。我们的队伍接到命令，正要出发的时候，一位四五十岁的汉子，姓何，名叫何鼎臣的跑来见我。

他原来是个土匪，因为聚赌得罪了人，有人来我处告发他。他听说，赶忙跑来自首。见了我双膝跪下，将他过去以及现在的情形，据实说了一番。

我对他说：“过往的事，我不追究。现在你既然来自首，我自然不办你了，只要你从此自新。”

于是，好言慰勉了他一番。这出乎他的意外，非常地感激我，并诚恳地要求帮同我们军队出发清乡。

我见他满脸都是刀疤，气度淳朴豪爽，斯文有礼，决不像个鄙恶横行的人。仔细调查，才知道他原是个富有的人，自小读书，只因地方土匪猖獗，屡遭劫掠绑架，家产弄光了，无可奈何，遂愤而加入匪伴，以图自存。

我查明了这些底细，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是本地人，又是土匪出身，在清乡的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不仅能给我们解除在各地所遇的种种困难，同时地方的实况，百姓的隐衷，他也随时随地详细说给我听，使我有所参考。至于侦探匪情，向导道路，自然更尽力不小了。此是后话，下面还要提及的。

清乡的路线，是由绵阳出发，先到梓潼，再由梓潼到阆中，我分了一连人开赴广汉驻防，一混成营分驻罗江等地，排尾等留守绵阳，其余都随同出发。

从梓潼到阆中，若绕顺庆走大路，约有五百里路程；若走山径小道，至多也不过二百里，两路相差一倍多，因此我决计走小道。不料，这条路山太高，路太窄，简直是蚕丛鸟道，一路乱石错杂，崎岖难行。

尤其我们带了两尊山炮，更觉吃力，我们行军，原以地图为准则，但地图不精确，怎么慎重仍不免出错，吃很大的亏。

阆中的风土人情，同绵阳相比，显然不同。这里居民大多节衣缩食，努力劳作。绵阳那种奢逸的情形，这儿是看不到的。

最可喜的是阆中的妇女。很少有缠足的，乡间亦是如此。她们走起路来，胸部挺直，姿态雄健，和男子一般地参加生产劳动。

阆中的古迹，有张飞墓，很是高大。墓前建有张飞庙。大殿堂皇雄伟。盖有黄色的琉璃瓦，栋梁柱础，都很坚固，大殿前檐下，躺着两根已经腐朽的旗杆。

据说这旗杆，原来是竖在庙门两旁的，不久以前，被风刮倒了，百姓崇拜张飞，想着这两根朽木里面，还有他的灵迹，因此不敢任意丢弃，把它移置保存起来。

好吃懒做的老道，就借此发财，造出谣言来，说这旗杆的木屑，可以治百病。居民信以为真，纷纷前来进香，求取木屑。

我在这里凭吊了一会，想起张飞的生平，不胜感慨。张飞勇武忠义，殊足为我们军人效法。但他的鲁莽暴躁，也正是一般军人所当引为警惕的。

他因他二哥战死麦城，找裁缝来做孝衣，限令三天做成。裁缝无法从命，又因醉后鞭打士卒，使士卒变心，和裁缝勾串，送了他的性命。

张飞之死，一是害于暴躁，二是害于酗酒。可见当军人的，忠勇而外，必须有智谋，否则是不够的。所谓火热的心，冷静的脑，缺一即不能成功。至于酗酒，军人尤当严戒，这是败事的祸根。

我到阆中第二天的晚上，接到陕西方面寄来的拥护老袁做皇帝的电文。接着成都方面，也陆续有电报来，征求我的同意，要我参加签名。

我看那电稿上，少将以上的军人都签了名，电文是请愿老袁做皇帝，没一句不使人肉麻、愤恨。那时，士农工商各界，都像演傀儡戏的一般，发动了广大的伪请愿运动。

我这次出来清乡，虽然仅仅带了一个混成营，力量极其渺小，但我总不甘违背良心。来附和这一逆行。看过电报之后，我对自己说：“宁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

随即，集合官兵伙夫，痛快淋漓地讲了一番反对帝制的道理。最后我说：“他们要我在电稿上签名。这无耻的勾当，我绝不能干。但我们处境险恶，我们每一个人，从此都当益加振奋。”

讲完话，我就把谢绝署名的电报发出，过不几天，王士珍领衔，拥护老袁做皇帝的通电，就发表出来了。在这个通电里，除了我没有列名而外，其余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一个也没有漏掉。

其中，蔡松坡先生也列有姓名，但那是有作用的，他那时在北京，若不有此表示，即无法脱身。这个通电，如今在民国史料书册上和当时报纸上还都保存着，读者可以翻出来看看，很有参考的意义。

我自滦州起义失败，一直到十六混成旅的建立，虽然不敢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地苦干着，但我想到滦州起义的先烈牺牲了不少，侥幸我没有被杀头，仍然活着，我不能不奋发努力，以达志愿。

数年来，我没有一天不为滦州死难的朋友痛悼，没有一时一刻不为国家的前途焦心。这次，我之谢绝署名，接着促请陈二庵将军独立讨袁：以及后来1917年的反对张勋讨伐复辟；1918年的停兵武穴，通电主和：1924年首都革命，欢迎孙总理北上主持大计；1926年“九一七”，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统统是这一精神一贯发展下来的结果。

不明白我的人说我矫情，善于倒戈，甚至骂我标新立异，骂我为活妖怪。在当时，我一句都不声辩，到了现在，我更用不着声辩了。

身负革命任务的人，个人的毁誉得失，都不必计较，要紧的是历史的功过，我们丝毫也不可放松的！

在阆中停留一天，我们继续向仪陇迸发。

仪陇是小巴山系的一个重要县份，境内出产丰富，人民殷实，文风也很兴盛。我们的队伍到达，有两位本地的耆绅来看我。

谈了一会，其中一位送给我一幅裱就的条幅，说这是他亲手写的，叫我不客气地指正。我接过来看时，只见上面写着一个故事。

现凭记忆，其词大概如下：

宋曹彬攻南京，城旦夕即破，而彬忽称病。诸将惊异，群来问视。彬曰：“城破之后，予恐妄杀无辜，故抱病不敢进城。”诸将闻之，面面相觑。未既，齐声曰：“杀人者甘当军律。”乃立誓以昭郑重。彬病乃愈。

我看了这段短短的文字，半晌没有做声。这个故事，使我深深地感觉警惕和不安。

自治军以来，自己虽然竭尽心力，努力于军纪的整饬，然而，离自己所预期的毕竟还远。万一有一天，我们的部队有了扰害百姓的行为，那么，我怎么好呢？

这小条幅上的故事，实在含有深刻的教训，是我们军人应当时刻引为勉励的。我谦逊了一会，对他们深致感谢之意。然后，又谈了一些地方的情形，两位老者就告辞走了。

现在，我已经把两位老先生的姓名忘记，那张条幅也早已遗失，但是这段事我却永远记在心中，给我很大的益处。

许多人都看不起乡下内地，以为知识文化以及一切民族社会的精华都在都市中，我却以为不在。

试看，这两位老先生，多么深沉，多么饱学，不但热诚爱护国家人民，而且也恳挚地关切着我们军人。他们的美意和苦心，都是非常难得的。

我以为，社会精华，民族宝贝，反多是在乡下内地，都市中所有的不过一些肮脏污秽罢了，我所见的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四川的村镇，普通都是叫“场”，如“李家场”“赵家场”等。那时，仪陇李家场、白华场一带聚有许多土匪，异常猖獗，焚烧抢掠的事每天都有。

那儿绑票，土话叫做“抬肥猪”，或叫“检绵羊”，后者大概是绑架小孩的用语。我们的队伍在李家场曾破获不少的匪巢，往往从山洞里抄获大批肉票，有时七八名，有时十几名不等，他们的眼睛上耳朵上都被贴着很厚的膏药。

这一带土匪很讲匪规，组织也相当的严密。据当地人说，不久以前，有两股土匪在李家场闹了一场风波，说来很饶兴味。

原因是陈兆祥为首的一股土匪，掳去了一个良家寡妇，这在他们匪伴中看来很不道德，是违犯教条的行为。另一股郑启和为首的土匪知道，大大地不以为然，限期迫令释放那寡妇。

但是，陈兆祥那方面却把那女子当作了到口的肥肉，死也不肯吐出。结果两方面闹僵了。当即开火。正在打得不可开交，有一位营山县人，土匪伴中尊为“瓢把子”（即老大之意）的赖贵三，被当地人民请了来，居中调停，双方立刻停战。

赖贵三就将买来的一种所谓“关老爷纸马”（上面画着关公的符篆，在祈祷或咒誓时用作证约）粘在墙上，率领大小头领焚香叩头，并且发誓。

然后，坐堂开审，问为什么事打。郑启和就说陈兆祥绑了良家寡妇，违犯教条。陈兆祥即自动地说明全部事实，说那女子是他手下一个头目绑的，事先他本不知情，无奈郑启和逼人太甚，因此把事闹僵。

赖贵三当即把陈兆祥重重申斥了一顿，当场把那犯规的头目叫出来。牵了去杀了。复令郑陈交拜，言归于好，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对于这事。我的感想如下：这样的土匪，我当然不能说他们好。但他们身为土匪，尚且这样地讲纪律，绑了人家妇女，犯了教条，就义所不容地出而惩讨，而赖贵三来审判，他们也都服从。

他们是土匪，他们完全承认，并不文饰自己，官吏明知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自己的责任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但实际却搜刮人民，鱼肉人民，把人民弄得日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他们反而自以为是官，说人家是土匪。

我又想起我们的官吏，往往督军和师长一起打牌，副司令替师长烧大烟，说这是联络感情。纪律败坏至此，比土匪如何？

许多官吏欺压人民，荒淫无耻，毫不改悔，却要人民称他为好官，其实在人民眼里，他们简直不如土匪。我又听说另有一股土匪，烟酒嫖赌必戒，注重身体锻炼，注重读书求学。

至于赖贵三何以有这大的权力呢？这是值得研究的。原来，赖贵三是一个“哥老会”的首领，所有邻近几县的土匪都和他发生关系。他自己在营山县开设一个大赌场，各县土匪都明目张胆地到他那里公开聚赌。

但是，他和土匪首领约定。别处可以抢劫绑票，惟独不许在营山县作案子。这样，赖贵三就可以坐享其成，从中取利。庸懦的营山县官也只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营山县算是太平无事了，但邻近各县的百姓就大大地遭殃。他们为保自身的安全，也就只好设法到赖贵三那里去巴结、奉承、贿赂，因此，赖贵三在百姓和土匪两方面都有很大的势力。他的威望煊赫，炙手可热的地位，就是这样造成的。

我到李家场不久，控告赖贵三的状纸纷纷递来，我一一细看，觉得赖贵三实在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当即派人把他抓来。

正在审问的时候，只见门口陆续来了几十顶轿子，从里头走出若干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绅士，有乡镇长，也有商界的主脑。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向我保释赖贵三。

这使我非常地惊异，及至审问了赖贵三，他承认聚赌、窝匪、敛财、分赃，全部罪状一一招认不讳。

我一面请取保的绅商人士先回，听候处置；一面致电陈将军报告案情经过。几小时后，陈将军的复电即到，说：“赖贵三着即就地正法。”当天下午，便把赖贵三枪决了。

几天之内，原先向我具保的当地绅商乡镇长们，又陆续投来呈子，控诉赖贵三的恶行。这真叫我莫名其妙。我把他们请来，问他们道：

“前两天你们不都是要求释放赖贵三的吗？为什么现在又要控诉他？”

他们说：“旅长，你可不知道！他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是不出面保他。将来他若是放出来了，我们就都活不成了！现在他已经伏法了，我们的冤屈也申了。我们控诉他，是要吐吐多年来积压在胸中的苦痛呢！”又说，“谢谢上天。旅长明镜高悬，执法如山，这一次替我们地方上铲除了这一个大祸患！”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多么的违反群众利益。赖贵三这样的匪类，所以能够声势煊赫，恶霸一方者，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营山县官厅庸懦无能，不敢以法相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民众本身没有组织，不能发挥权力，来制裁强暴，官厅既不能从旁扶助，反倒施以种种压迫所致。

梁任公《饮冰室文集》上曾举山洞中的盲鱼的故事。那种鱼因为日在黑暗中，无所用其视觉。结果都变成瞎子。中国旧式女子自小裹脚，长大了，两足畸形，步步摇晃。你说那鱼天生是瞎子吗？你说中国旧式女子天生不良于行吗？

不是的，这些都是愚蒙与束缚使之如此的。民众的不能发挥己身力量，也是这样。并不是他们没有力量，实在是因为政府不扶助，反倒施以欺蒙与压迫所致。

我们的政府当认识当前国步的艰难，民族的危殆，及时解放民众，扶助民众，领导民众，使他们发挥伟大的力量。打倒民族敌人，为自身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

从李家场经过营山县城，到了蓬溪，停留了一天，即到顺庆。顺庆是嘉陵江与涪水之间的一个大县，城郊非山即水，没一寸无用的土地，山顶上都是很肥沃的水田，物产极其丰富。人烟之稠密，真是熙来攘往，肩摩踵接，文风亦盛，学校很多，办得都很有精神。

只是，小街道太窄狭肮脏，房屋也破旧简陋，住的都是褴楼不堪的穷苦同胞。我常常到这种背街的小巷去看，心里真是难过。想不到在这种天然富庶的地方，竟有这样多的穷人，而且穷到这样的地步！

我曾注意轿夫的生活，实在非常可怜。他们做着苦力，却过着很堕落的生活。十个有九个抽大烟，走到哪里都有娼妇，总说回家去，好像随地都有他们的家眷一般。吃得很好，餐餐米粉肉，酒和赌也沉溺得厉害。

他们这样的用大烟、赌博、酒和女人来斫丧自己，而干的又是出力卖命的事。因此人人面黄肌瘦，像痨病鬼一样。四川早就号称七千万人口，多年来滋育生息，应当早就超过一万万，但并未见人口增加。都是因为一般人民生活太坏，死亡率太高的缘故。

若是政治上了轨道，使家家小康起来。并不是一件难事。

在顺庆驻防的，这时有第四混成旅的一营人，营长是孟宝臣，早先由东三省开往湖南，刚从湖南开到川北来的。他们的旅长名武祥征，曾任第二十镇的协统。他们这队伍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将骄兵惰”，这有事实可以说明的。

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看见他们几个排长都穿着黑花缎的马褂，蓝花缎的袍子，青缎的刺花云子靴，在街上摇摇摆摆，像那儿的富家公子一样。听说，他们各级官长上街，很少不穿便服的。官长如此，士兵的情形可以想见。

有一天，几个官长给我报告，说：“我们的士兵在街上买东西，第四混成旅的兵见了，就讥骂我们，说我们穿的不好，骂我们是孙子兵。”言下非常愤慨。

我心里很好笑，望望我们几个官长身上，都是穿的灰布裤，黄布袄，低下头看看自己，也是一样。再想想全体官佐目兵，以至伙马夫，也都没有两样。我说：

“由他们骂去，有什么可生气的。这正是表示他们的堕落腐化，恬不为耻。我们只管刻苦努力，人家骂也好，不骂也好，都不必管！”

几个官长有的没有再说什么，有的仍然很气愤。我怕为这种无聊的事闹乱子，当即集合全体官佐目兵讲话，我说：

“刚才你们官兵来报告，说第四混成旅的兵骂我们是孙子兵。听说大家都很生气，可是我倒觉得他们骂得很对。按历史的关系说，他们的旅长曾做过二十镇的协统，我是二十镇里出来的，你们又是我的学生，算起来你们不正是矮两辈吗？

他们说你们是孙子兵，不是说对了吗？再拿衣服说，绸子的儿子是缎子，缎子的儿子是布，现在他们穿缎子，我们穿布，因此他们说我们是孙子兵，不也是应当的吗？不过话虽这么样说，若是有朝一日开上战场，那时就看出谁是爷爷，谁才是真正的孙子来了。”

几句话把官兵们讲得笑起来。待我讲完过后，他们都已经心平气和，再也不生气了。

从顺庆往下走即是嘉陵江。裂面溪在嘉陵江右岸，我们在顺庆住了几天。即向裂面溪出发。这条路最为奇怪，因为顺庆与裂面溪事实上相距不过二里，但中间河流纵横，阻隔交通，不能直达，使道路绕了一个大弯，这一弯就弯成四十多里路。

如果多多架桥设渡，贯通水阻的地方，那便利行旅，岂只十倍（若将那些毫无利益的小河流铺填起来，也并不是很大的工程，那时将多出许多肥沃的土地，同时可以除去交通上很大的麻烦）。可是当地官民从没有打算到此，一直听任行旅者绕着河流，跑四十多里的冤枉路。真是太不求进步了。

我们到了裂面溪，捉获一个私造枪支的犯人。审问过后，就把他押在一间僻静的房内，交给九棚正目闵兆祺看管着。

闵是山东临沂人，性情老实，做事没有经验。一天晚上，那犯人要求放他出来小解，他答允了，带着两个弟兄紧随在后面。等犯人进了厕所，他们就在外面等着，不曾一同进去。他心里想，在厕所里，你总跑不掉。不料一等不见人出来，再等仍是不见人出来。刚要进去探看，忽然听见一阵哗哗的水声。那犯人不顾粪秽，已经从粪里窜逃了。

原来，四川一带人家的厕所多半是深四尺阔八尺的一个坑，上面铺一块石板，中间隔着一道墙，墙里自家人用，墙外给行路之人用，一举两便，以蓄粪料。闵兆祺不知道这里厕所的构造，竟让犯人从石板下面窜逃了。这一来，使闵兆祺张皇失措，闹了半天，也没有追获。

这案子我已经向陈将军报告，还没有发落，就出了这岔子。我怎么交代昵？于是我只好在营门口以及各处大街要路上张贴布告，写明该犯罪情甚轻，勿妄思脱逃，致干重咎。倘肯前来自首，一定从轻发落，否则擒获罪加一等，云云。

不料，这布告居然生效，不到半天的光景，那个逃脱的犯人，即由当地一位绅士带领着前来自首。犯人见了我，双膝跪下，诉说他私造枪支都是卖给百姓为自卫之用，从未供给土匪。求我仔细调查，格外宽宥。说完又磕了几个响头。

我看他那种诚朴老实的神情，不由得非常感动，同时派人调查，他的话也完全属实。于是加以申斥，饬令改业，从宽把他释放了，并报告陈将军销案。

对于这事，我的意见是这样：我们做官吏的，对于百姓的过犯，应当使之大化为小。小化为无。万不可好大喜功，妄加揣测，或是添油加醋地夸大其词。

这人私造枪支，又逃脱一次，若是从坏处着想，罪本不小。但是从另一方面想，他造枪，并未通匪，脱逃是因为怕官畏罪。严格地说，纵有罪也是很轻的。而且这人言语神情，显是纯正良民。他之操此业，不过为生活所迫，为贫穷所驱，而其愚昧与遭遇，则至可同情。

我们为人民公仆的官吏，看着我们的主人如此，心里当如何难过，如何惶愧？因此，我决心不肯扩大其事，管了他几天饭，同他谈了几次话，就把他释放。

我想，他定要悔悟，从此欢欢喜喜地改务正业，同时，地方上的人士也是赞成我的。而我自己心里尤其觉得安宁快乐。

有一天，我在郊外散步，看见十几个骑兵从东南驰骋而来。其中有骑马的，也有骑驴子的。等到走近我跟前，其中一个兵从马上跳下来，向我举手行礼，其余的人都绕道而过。

我看见，他手指上戴着四五个金戒指，阳光射照着。闪闪眩目。这兵好像很面熟，但一时却想不起他的姓名。我就问他是谁，他说他小名叫做小六儿，是康格庄的人。这么一说，我才想起他是我从前的一个邻居。

我笑着说道：“哦，你就是小六儿，几年没见，倒认不出来了。你是在哪里恭喜呢？”

“我在第四混成旅。”

“你是从哪里来呢？”

他说：“我们是护送一个德国人到重庆去，现在回营里去销差。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你。”

我盯着他的手指，笑问道：“你那手指上带的是什么呢？”

他嘻嘻地笑道：“你没有见过吗？是金戒指。”说着又伸手让我细看。

我打量了他一番，便不客气地和他说：“我们是街坊，当年你爹爹妈妈那种艰难的情形，我们都知道。我记得你妈娶过来的时候，连银戒指也没有。现在你忘记了你父母的苦，居然也学着带金戒指了。

小六儿，假如你不戴金戒指，把钱寄回家里去，让你妈妈买点粮食，买些衣服，好好地过活，那够多么好呢？再不然，你自己买几本书，请个先生教教你，让你学些知识，那也比你这样的摆阔好呀。

我们多年不见了，现在见了面，我没有好东西送你，就拿这几句宝贵的话送给你吧。”

小六儿站着只咧嘴，落下泪来，苦着脸和我说：“你不知道，我们队伍里的同伴们都是这样的。不穿不戴，人家就瞧我不起。我实在没法，不得不这样。您队伍里不许这一套，我们那儿不这样就不行。你嘱咐我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小六儿这番话使我痛心极了。养成这样军风纪的军队，怎么不是毁人炉？多少优秀的良家子弟就这样给毁掉！多少国家有用的人才，就这样的给葬送。

我常遇见许多朋友，不愿意把他们的子弟送入军队，甚至进军官学校也不愿。我问他们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在军队里学不出好来。好好的孩子进了军队，不是学会了抽大烟，就是学会狂嫖滥赌。做官长的克扣军饷，兵们就抢劫贩烟。钱都来的不光明，反而葬送了自己。

我总说军队比学校还好，可以磨炼身体和精神，养成吃苦耐劳、爱国爱民的品格，德智体群四育都可以在军队得到很好的熏陶。但是，朋友们都拿事实来质问我，这却使我无话可答。

我们若不将这风气痛改一番，那我们的军队永远办不好。国家没有好的军队，永远不能有硬骨头，永远不能得到独立自由。人没有骨头不能挺立，国家的骨头就是好军队。我们必须于此痛下决心！

小六儿走后，我不住地想着那句话：“不穿不戴，人家瞧我不起。”直到我回到营中，仍然反复地把这句话咀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