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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文如玉

『经典连载』 《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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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4 13:47:10 | 显示全部楼层
没有爆炸的“皇姑屯事件”

我到山城镇不久,多次发现几伙身着便服的人在街上横冲直撞, 胡作非为。于是我对于芷山说: “司令官,应该马上对这些人采取行动,不然将严重影响您在山城镇的威望。”

于芷山根据我的意见,命令巡查队逮捕了其中两名强奸民女的人。不料这件事却引起了日本铁道守备队中佐大队长小田的不满,多次来函要求立即释放被警备司令部关押的人。于芷山拍着桌子骂道:“他妈的,铁道守备队管不了我警备司令部这一段!告诉他们,就说我们抓的这两个人犯有强奸罪,正在审讯, 不能放!”

第二天,日本铁道守备队声称抓住了三名穿警备部队制服的所谓“作案犯”,说扰乱山城镇治安的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于芷山立即命令部队清点人数,发现没有一名士兵丢失,知道其中有诈,当即要求守备队把三名“作案犯”交还.警备司令部处决,但同样遭到了守备队的拒绝。

还没等于芷山弄清事情内幕,铁道守备队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初的一个晚上包围了于芷山的德裕粮栈和公馆。

驻山城镇的日本铁道守备队相当一个加强营,下设四个中队,一个中队相当一个连的编制。包围德裕粮栈的这个中队的中队长叫照井,长相凶恶,性格粗野,经常公开咒骂伪军和于芷山。当然,这次包围于芷山决不是一个铁道守备队中队长说了算数的。

原来,于芷山投靠日本人以后,将他原来的一个旅扩充到七个旅,除了日本关东军之外,当时他的警备司令部堪称实力雄厚。因此,于芷山也就得意忘形, 经常跟日本人拍着桌子吵架,甚至有时调动军队也不服满洲皇朝管。傀儡想爬到主子头上,日本人决心找茬干掉这个不听话的奴才。

这德裕粮栈是山城镇里的城中城,粮栈四周筑有坚固的城堡。这天晚上,城堡上的士兵发现粮栈被日本兵包围,正要开枪射击,卫兵班长急忙制止说: “千万不要开枪,我马上去报告连长⋯⋯”

此时,手枪连长程凤周正在公馆里跟于芷山叙谈。听了卫兵班长的报告,二人不由大吃一惊。于芷山问手枪连长怎么办,程凤周认为, 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不能轻举妄动,他说:“日本人包围粮栈和于公馆,恐怕是直接对司令官您来的。眼下大部队都在城郊,粮栈只有我们一个连, 万一打起来,司令官的安全⋯⋯”

于芷山听从了手枪连长程凤周的意见,匆匆离开公馆,上前庭二楼给警备行辕司令部打电话。当时我正在行辕司令部值班,于芷山在电话中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 “铁道守备队包围了德裕粮栈,你⋯⋯你马上找到司令部大泽教官,问⋯⋯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好商量⋯⋯”没等于芷山把话说完,电话就断了。这时,铁道守备队的两个排已用粗大的木杠撞开了粮栈大门,拥入粮栈进行搜索。于芷山不知电话线已被日本人切断,正要继续往司令部打电话,两个日本兵闯上前庭二楼。

“太君(指于芷山)的在哪里?”

在日伪统治时期,象于芷山这样的高级将领都是由秘书打电话,所以两个日本兵没有想到打电话的正是于芷山本人。于芷山注意到这两个日本兵并不认识自己,便将计就计指着楼下说: “太君的在后院。”

于芷山跟着两个日本兵下了楼,见粮栈院内到处都是搜索自己的日本兵,急忙以粮垛为掩护,摸到院墙根下——后来于芷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老天保佑我姓于的命不该绝, 我突然摸到了一架搭在墙上的梯子,我顺着梯子爬上墙头, 然后将梯子推倒, 跳进隔壁粮栈的院子里, 钻进一个麦垛里躲藏起来……”

于芷山推倒梯子的声音惊动了日本兵,德裕粮栈院内顿时枪声大作,喊杀连天。经过几个小时的严密搜索, 也没有找到于芷山的踪影。中队长照井再次来到公馆,逼着他的二姨太交出“太君”,二姨太张氏一问三不知。照井无奈,带着部队撤离德裕粮栈。

自从于芷山在电话里告诉我 日本兵包围德裕粮栈的情况后,我当即用电话通知卫队团长赫慕侠“速来司令部商谈要事”。赫慕侠领着几名卫兵刚到行辕司令部,于芷山的秘书孙维珍也从宿舍到了值班室。正当我们都感到情况严重而又束手无策的时候,铁道守备队大队中佐大队长小田,派一名副官领着一个宪兵坐三轮摩托车来到司令部。日本副官看了我们三个人一眼,用不纯熟的中国话问: “谁的参谋?部队长的有?”

“他是肖参谋。”赫慕侠介绍说:“我是卫队团长。”

“很好。”日本副官把手一挥说: “跟我们的守备大队去……”

赫慕侠让孙秘书留在司令部值班,和我分乘两辆三轮摩托前往守备队大队部。

铁道守备队驻扎在山城镇东北郊约十华里的一处深宅大院。我们下了摩托车走进院门,不由大吃一惊。原来从院门通往内厅的百米过道,面对面站着两列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他们端着带刺刀的步枪,交叉成一个刀光剑影的人字长廊,我们必须从这寒光闪闪的人字长廊下通过。

我尴尬地看了卫队团长赫慕侠一眼,壮着胆子走在前面······

守备大队中佐大队长小田象“阎王爷”一样坐在大厅的正面,大队副和一名副官分列左右。

“你们通通地站着!”少佐大队附命令着。

“司令官的哪里去了?”大队长小田用不纯熟的中国话说:“你们不马上把司令官交出来,统统的枪毙!”

“八嘎!”站在我们身后的四个监视兵答应着。

很显然,日本人为了急于知道于芷山的下落,在向我们施加压力。但我明白,在他们没有抓到于芷山之前,不会轻易拿我们俩开刀。于是,我用日语回答;“司令官去向不明,我们也正在找他。”

小田听我会说日本话,看了看身边的大队附。“你们马上把他找到这里!”

我和赫慕侠交换了一下眼色,走到前面,把手一摊说:“刚才城里又是枪声,又是喊声,我们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司令官天黑以前就离开了司令部。深更半夜,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八嘎!”小田拍着桌子骂道。“晚上找不到就天明找,天明再找不到就枪毙你们两个!”

“我们尽量找。”

“找到了,马上报告我!”

“是的。”

“找到了于的不报告,就枪毙你们!”

“可以。”

“放他们回去······”

回到司令部,我对赫慕侠和孙维珍说:“这件事情很蹊跷,后果不堪预料。我们应该马上把部队调出城外,集中待命,以防万一。”

赫团长和孙秘书都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当即下令驻扎城里的第二营和迫击炮连撤到城外三华里的约旦屯后,步兵作好一级备战,迫击炮进入阵地,瞄准日本营地,随时准备战斗。

赫团长作好战斗部署之后,和我来到跟警备行辕司令部近在咫尺的宪兵队。因为我们必须找到司令部的日系教官大泽,才有可能弄清事件的真相。

这天晚上,日本宪兵队异乎寻常的戒备森严,当我们还远离岗哨时,几个日本哨兵就声嘶力竭地嚷道:“你们干什么的来了?”

“我们是警备司令部的,”我说:“找大泽教官。”

宪兵毫不客气地搜查了我们的周身,在得到他们上司的同意后,领我们去宪兵队办公室。走到门口,果然听到屋内大泽在谈笑风生,日系教官大泽在事件发生前撤离行辕司令部,这更加使我确信,这次事件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

我见到大泽后,装做若无其事地说:“教官,你我知道,这是由于几个扰乱治安的分子引起的一场小小的误会,你应该马上回去,因为你最了解于司令,是从中调停最合理的人······”

“好。”大泽笑了笑说:“你们先回去吧,我马上就走。”

我们回到行辕司令部,一直不见大泽回来,心里十分着急。因为不可预测的事态发展,随时危及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报台!”卫兵领着一个小孩走进办公室。

“我是于司令派来的。”小孩从裤腰里摸出一个纸条递给赫团长。纸条上潦草地写着一行小字:“我在隔壁粮栈经理室,你们立即研究应变办法告我——于芷山。

于芷山还活着,而且没有被捕,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消息。三人决定去同他一道研究对策。但当我们走到门外,发现街上已经戒严,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我们只好返回司令部。直到第二天拂晓,宪兵撤走以后,我们才换上便衣。来到与德裕粮栈毗邻的粮栈经理室。于芷山见了我们,好象有了依靠,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苦笑着给我们让坐。赫团长汇报了部队已转移到郊区并作好战斗准备的情况。于芷山沉默了一会儿,问我怎么办。

“这是一个策划周密的阴谋。”我果断地说:“从守备队直接包围德裕粮栈而没有惊动行辕司令部这点看,日本人的目标是直接针对司令官的。如果不公开解决这个问题,其后患无穷······”

“他 妈 的,小鬼子不知好歹!”赫慕侠在桌上猛击一拳:“我们马上把司令部转移到三原浦一带的山区,同大刀会联合跟他们干!”

于芷山看了赫慕侠一眼,沉默不语。

“这是宋江造反,逼上梁山。”我补充说: “日本人既然对你老不放心,你老赤胆忠心地跟他们干, 也不会有好结果。现在只要司令官出头抗日,你老的旧部都会归顺, 几十万大军就会揭竿而起,司令官的名声……”我试探着说。

于芷山看了我一眼,回过头去问秘书孙维珍:“你的意见呢?”

孙维珍面有难色: “事情发生得很唐突, 我还没有成熟的见解⋯⋯”

于芷山思索片刻, 带有一些神秘色彩地凑到我和赫团长跟前说:“不过有一件事——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我只告诉过孙秘书, 还没有告诉你们”,于芷山看了看门外说:“前些日子,张学良从北京派来一个密使到沈阳, 把缝在衣襟里的一块绸子交给了我,上面写着:‘伺机待命’四个字。我之所以扩充部队, 既可为日本人所用,也可作反日本人之用。少帅既然让我伺机待命,我想等等少帅的命令再说。”

“原来是这样⋯⋯”我心里暗想: 日本人这次没有抓到于芷山,能否就此罢休?万一调集部队把司令部和卫队团包围起来, 我们一个也跑不了。于是, 我再次进言: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少帅命令等到什么时候? 机会错过,时不再来。日本人诡计多端,万一部队一散,司令驾空,到时候……”

“是啊!”赫慕侠担心地说: “趁日本人还没有防备,我们的部队还完好无损……”

“唉……”于芷山长叹一声,“你们考虑过没有,我的大太太、儿子和财产都在省城,我这一走, 岂不全都完蛋了……你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赫慕侠看了我一眼,我们这才弄清楚于芷山的真实意图。

“我看这样吧。”于芷山忽然双眉一扬说:“我先派人到省城看看,如果日本人在沈阳也动了手,我们就同他干;如果还没有动手,就伺机再说。”

沉默了一会,赫团长问: “那么派谁去呢?”

“我看还是派肖参谋吧!”于芷山对我说: “今天有去刁羚的火车,你到省城后找警备司令部曹参谋长和菅野顾问,一定要弄清楚事件的真相,能和解一定要争取和解,只要沈阳没有发难,和解还是有希望的。”

我乘当天下午三点的火车,于半夜十点到达沈阳。我到警备司令部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让值班的派了一辆汽车送到参谋长曹秉森的公馆里。我向参谋长介绍了山城镇事件的前前后后,他感到吃惊。经他证实, 日本人不但没有惊动沈阳警备司令部和所属部队,而且对山城镇事件也守口如瓶。我对曹秉森谈了自己的想法:象谋杀于司令这样重大的事件,肯定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作出的。一旦谋杀不成,他们就会避重就轻地把责任推到山城镇铁道守备队大队长小田身上。

“对!”曹参谋长同意说: “走, 我们马上把这件事告诉菅野顾问,给他们留个下台阶的机会。”

我和曹参谋长驱车到日本顾问菅野住处。敲了十几分钟的门,一个顾问部署官才慢腾腾地出来问我们有什么事,曹秉森告诉他必须面见菅野顾问。经他通报后,菅野顾问在会客厅接见了我们。他对我的深夜求见,感到十分惊讶,问我回沈阳有什么要事相商。我从头到尾把山城镇事件作了详细的汇报。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日本顾问对山城镇事件也一无所闻。他呆愣了一会儿, 跟我们打了个手势,就匆匆走进内室。很显然,他是给关东军司令部打电话去了。

我和曹参谋长在客厅里足足等了一个小时,菅野才满面春风地从内室出来。

“对不起,这是误会——是卫队团和照井中队相处不睦而发生的一次误会。”菅野歉意地说:“于司令官健在就好,我明天亲自去处理这个问题。”

第二天一早,菅野随我乘车回到山城镇。我们来到行辕司令部,看见于芷山正和赫慕侠坐在办公室谈话。菅野顾问上前握住于芷山的双手说: “司令宫,我听肖参谋汇报了事件经过,这的确是个误会,我代表关东军司令部向你表示歉意。”说罢,深深地对于芷山鞠了一个躬。

于芷山看了我一眼,这才放宽心,连连说: “事情过去了, 也就算了。还劳驾菅野顾问亲自跑一趟,实在过意不去。”

“我们顾问团应该对司令官的安全负责。”菅野说:“我马上到守备队去一趟,把问题调查清楚再行处理。”

下午,菅野顾问从守备队回来,跟于芷山敷衍了几句,说什么夜袭德裕粮栈,是守备中队长照井一手造成的。大队长小田对此十分不满,除对于司令表示歉意之外,并将对照井“进行撤职处分”。随后,菅野对于芷山说: “于司令官,依我看,您长期住在这偏僻山镇不妥,还是回到奉天去吧!”

“好。”于芷山满意地说: “我过几天就走。”

菅野在当天下午离开了山城镇。于芷山和我们的行辕司令部也于第三天迁回沈阳。

狡诈的于芷山明知山城镇事件是日本最高当局蓄意谋杀他,却没有暴跳如雷, 倒戈相向,反而派我求助日本顾问从中调停,表现了他对关东军的“无比信任”和对日本天皇的“无比忠诚”,促使日本当局易辙更章, 不但放弃了杀害于芷山的计划,并决定扩充伪军,健全伪军,使之成为关东军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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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4 13:48:34 | 显示全部楼层
溥仪赐我军刀奖

我死心塌地的为于芷山卖命,终于得到了主子的青睐。回到沈阳,我被晋升为少校参谋。不久,又被选送到陆军训练学校进修。

日伪当局为了适应扩军需要,加强对伪军的全面控制,一九三三年春,在沈阳东大营成立了第一个陆军训练学校。训练兵种分步、骑、炮三科,步、骑科每期受训学员一百名左右,炮兵科每期受训学员二十名左右。受训期限为半年。校长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邢士廉中将(后晋升为上将军事部大臣),还有一名日本少将干事叫水汀,是一九二八年策划皇姑屯事件,杀害张作霖的元凶。他长得像个门神,一对金鱼眼,一脸络腮胡,经常恶狠狠地对学员们说:“学术不好不行,思想不良更不容。”因此,他在处罚所谓“思想不良分子”时,用心残忍,手段毒辣,学员望而生畏。

陆军训练学校的学员来源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国高毕业生中通过考试择优录取,毕业后分到部队任下级军官;一部分由警备司令部择优选送中校以下军官,毕业后归队任职。警备司令部选送的第一期学员有三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被分配到只有二十名学员的炮兵科。这与其说是于芷山的器重,不如说是日本人的举荐。因为于芷山的警备司令部和薄仪的满洲国一样,只不过是日本人手中的两个大小不同的傀儡罢了。

自从我被提升少校后,我更加确信想升官发财,还得跟于芷山干,跟日本人干。我早已把民族尊严,国耻大辱忘得一干二净了。我遵循“话语不怕少、学问不怕多”的信条,拼命用功学习。

毕业时我成绩名列炮科第一名。学校当局把步、炮、骑三科第一名学员上报军政部,由军政部大臣张景惠上奏伪满执政溥仪。溥仪恩准各赐军刀一把,并决定举行赐刀仪式。其实,这不过是日本人进行奴化教育的一种手段。

授军刀仪式是在九月举行的,具体日子我记不清了。这天上午八时许,溥仪特派的钦差大臣侍从武官满丰昌来到学校,按步、骑、炮三科的第一名分别授奖。步兵科第一名为刘慕蝉,骑兵科第一名为姜鹏飞。

授奖仪式结束后,日本干事水汀板着脸孔告诫我们:

“你们三个人都学会了一套军事技术,但学术好,不等于思想好,只有学术好、思想好才能成为一个优秀指挥官。你们要记住:大日本帝国仗义兴师,拯救东北三千万民众的疾苦,登上衽席;你们更不能忘记,建设'王道乐土'需要日满军队携手前进。特别是你们三个荣获皇上恩赐军刀奖的军官,是有才干、有前程的人,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训诫,存有异心,必将招祸,悔之晚矣······”

我获军刀奖在警备司令部引起了轰动。因为溥仪授予我的不是一般的战刀,是带黄刀穗的指挥刀。按军阶规定,只有将官的刀穗才能配有黄色刀穗,这意味着我将成为将级指挥官。我为此而沾沾自喜,以致成为日本指挥刀下一名卖国求荣的忠实走卒。

当我得到彻底改造之后,我才认识到,这是无法洗清的耻辱,。然而,可悲的是,当时我是那么兴奋,我认为接受了至高无上的天子的奖赏,是光宗耀祖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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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4 13:49:15 | 显示全部楼层
提心吊胆的汉奸生涯

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一方面利用庞大的特务机构,采取密告、密探,甚至公开抄家、诱惑欺诈等卑劣手段,对将要启用的华人官员进行审查;另一方面,则利用汉奸内部的矛盾,监视控制伪满当局的华人。一九三四年春,情报系脱离警备科而单独设立情报科时,我被任命为少校科长。

正当我为荣升科长自我陶醉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到家里,只见屋里屋外被翻得乱七八糟。柜橱箱笼、衣服杂物,横七竖八,狼籍满地······

当时我家住在沈阳南门里监狱胡同。家里除妻子惠芬外,还有长女素娥(五岁)、长子德惠(二岁)和刚刚从辽中乡下搬来城里居住的母亲,妻子告诉我,抄家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天上午,五个伪宪兵突然闯进我家,由一名班长指挥,不由分说翻箱倒柜,对所有的衣物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他们在屋里没有搜出什么,又跑到院里乱翻一阵。我的母亲吓得浑身哆嗦,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抱住他们的妈妈哭叫着·····我妻子一看这幅情景,料我已被捕无疑,壮着胆子求宪兵班长说:

“太君,我家肖参谋每天下班回来大门不出,除了几个同事,从来没有跟不三不四的人交往过。希望你们千万不要抓错了人,他可不是坏人啊······。”

“我们是奉命而来。肖参谋是不是坏人,我们也不知道。”班长解释说,“将来会查清楚的,请太太不用担心。”

抄家的宪兵走后,我妻子急于想打听我的消息,可又不敢出门,直到我下班回来,她才知道我没有被抓走。

我反复分析了被伪宪兵队抄家的各种原因:是同事诬告?是日方考验?还是我在辽西参加抗日义勇军的那段历史泄漏了······这后一种可能使我胆战心惊,因为日本法西斯对所谓的反满抗日分子“格杀勿论”,我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我把妻子叫到一边说:“看情况,我现在凶多吉少。你马上给我准备几件衣服,趁日本人还没有下手,我必须远走高飞。我走之后,你们马上回乡下分散躲避,以免株连。”

当妻子为我收拾行装的时候,我悄悄地推开院门一看,发现住宅四周都有游动密探——逃跑已经不可能了。思索再三,我决定效仿于芷山忍辱求全的做法。

午后上班,我把抄家的情况对本科的日系军官说了,他们除了表示同情外,别无主张。我想,如果这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构伸过来的另一只黑手的话,就是报告警备司令于芷山,他也爱莫能助。唯一的出路,就是直接找警备司令部少将部附倔内一雄,因为他是唯一能够在关东军司令部起影响作用的人物。

“你们家被抄这件事,我怎么一无所知?”倔内一维听完我的呈述,表示十分惊讶,他说:“我一定帮你把事情弄清楚······”

没等倔内一雄把话说完,一名日本少校军官来到他的办公室。倔内一雄让我先回参谋处,等客人走后再找我谈。

半个小时过去了,也不见倔内一雄差人找我。我忐忑不安地走到部附办公室门口,从门缝偷看一眼,见那位宪兵少校已经走了。我轻轻地敲了几下门。倔内一雄似乎猜到是我,冷冷地喊了一声:“进来!

我推门进去,敬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呆若木鸡地侍立一旁,等待他的宣判。

倔内一雄冷若冰霜,大口大口地吸着香烟。

“肖参谋······”他忽然从椅子上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我一直以为你在忠心耿耿地为日满做工作,没想到你竟是一个反满抗日分子!”他阴险地笑了笑,“既然自己送到我这里来了,就不用再出去了,宪兵队马上会来接你的。”

一听说宪兵队,我立即打了一个冷颤。

“部附,您说我是反满抗日分子,不知有何证据?”我强迫自己镇定:“我为建立满洲王道乐土呕心沥血,不遗余力。部附说我反满抗日,我愿立即死在部附跟前,以表我一片忠心·····”说罢,我转身去取军刀······

“站住!”倔内一雄冷若冰霜的面孔现出了笑容。“刚才我是对你进行最后一次心理试验,是完全出于对你个人负责。因为城内宪兵队和满洲宪兵团同时收到两封密告信,说你有反满抗日的言行,所以才决定搜查你的家。现在你不用害怕了,我已向宪兵队说明,你是一个思想好、有能力的优秀军官,从现在起,你平安无事了。”

“谢谢部附的信任!”一块千斤重石从我心头落下。我向倔内一雄敬了个鞠躬礼,正回身要走,他再次把我叫住了······

“肖参谋,我保证你不是坏人,你也得向我保证不做坏事,否则,我今后对你概不负责!

“我一定效命大东亚事业!”我发誓说,“永世不会变心!”

“很好!”倔内一雄高兴地说:“你回去安心工作吧,今后再有人诬告你也不用害怕了。”

事后,我就发现身后的尾巴不见了。

由于日人的信任,我很顺利地从倔内一雄那里要出了密告信。通过核对笔迹,很快查实了写诬告信的是参谋处长吕衡的密友——对我深怀忌恨的少校参谋廖祥云。于芷山对此十分气愤,不顾吕衡的一再担保,撤消了廖的职务,打发回乡务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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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仁教育界惨案真相

一九三五年秋我从陆军训练学校陆大专科班毕业以后。回警备司令部任原职。这时于芷山已调任伪满军政部大臣,由于琛徵接任奉天省警备司令官。一九三六年,为了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奉天省警备司令部改编为第一军管区司令部,由中将王静修任司令官。同年十二月,我被晋升为司令部中校作战科长。

七七事变的前夕,为了巩固侵华大后方,日军一方面运用全部日伪军事力量“扫荡”抗日游击队;一方面残酷镇压所谓“善于煽动性”的知识阶层。桓仁教育界惨案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一九三六年冬,驻今辽宁省桓仁县的日本宪兵队,突然逮捕了桓仁县尖山子小学张校长为首的二十多名爱国知识分子,押到宪兵队监禁后,施以各种酷刑,强迫他们承认参加了以张校长为首的“抗日救国会”,并编造一份假案情,勒令被捕者照假案情招供画押;谁要不肯承认,就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剥筋抽条、针刺指尖······整整拷问了半年之久,有的眼睛被打瞎了,有的胳膊和腿骨被打断了。不少知识分子被折磨成了残废,最后被迫在日本宪兵队编造的所谓“反满抗日供词”上签字画押。

日本法西斯为了进一步扩大镇压知识阶层的舆论需要,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将屈打成招的桓仁县二十名知识分子送交伪第一军管区军法处进行军法审讯。会审组织规定,除军事法官外,必须有本科军官参加。我和军械处中校处员刘秉岩被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静修指令参加这次所谓的“军法会审”。

会审的组成人员是:审判长王冠英(军法处长):审判官三浦(日本法官);陪审官刘秉岩,肖玉琛(本科军官);检察长小泽(日本法官)、姚法官;翻译,书记各一人。

军法会审是一九三七年五月进行的。法庭设在第一军管区驻地——旧军阀张作霖元帅府东厢房军法处的一所大庭内。这天早上七点半,参加会审的成员按照指定的位置进入法庭就座后,由执法士兵把戴着手铐脚镣的二十名“犯人”带入法庭。这些所谓“犯人”个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有的断肢折臂,有的眼球暴露,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刀光剑影的审讯,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遍体鳞伤的“犯人”······心里暗想:这是法庭,还是地狱?

审讯是在八点正式开始的。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尖山子小学张校长。当姚检察官问过他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后,要求他本人呈述“罪行”。张校长拖动着一条受伤的腿,抓住围栏,挺直腰杆,义愤填膺地说:

“在座的各位法官,请看看我们这些缺腿少胳膊的所谓‘犯人’,你们就会明白,宪兵队送交你们那些‘供词’是怎么得来的。他们对我们进行了整整六个月的严刑审问,仅我个人就先后被打昏过三次,直到把我一条腿打断,一只眼请打瞎······请诸位看看,现在我的腿还在淌着鲜血呢!难道这样屈打成招的供词,你们也相信吗?”

“住口!”姚检察官拍了一下镇堂木,喊道:“照这样说,难道是宪兵队编造假案不成?”

“检察官先生,”张校长毫无惧色地问:“法律是不是尊重事实?宪兵队说我去年九月在山林中开会的那一天,我正在恒仁县参加教育局召开的各小学校长会议,我还在会上作了教学汇报。既有人证在,又有文件在,可是宪兵队硬说那一天我在山林中召开‘反满抗日’的救国会议······请问检察官,难道一个人能分成两半吗?”

“可是你已经在供词上画押了。”姚检察官指着桌上的供词说:“这上边难道是别人按的指纹吗?”

“是我按的指纹不假。”张校长吃力地移动了一下身子:“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这只被打瞎了的眼睛和这条被打断了的腿吗?”张校长把衣服扯开说:“你们再看看我这一身伤痕······”

参加会审的官员们听完张校长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申诉,个个面面相觑无言对答。这使所有“犯人”的精神为之一振,争先恐后地控诉宪兵队严刑逼供的罪行:

“宪兵队硬逼我们承认参加了张校长召开的教国会······”

“不承认,就给我们用大刑······”

“你们看我的胳膊······”

“你们看我的眼睛······”

“······”

“犯人”的叫屈声和脚镣手铐的碰击声混成一片,法庭秩序顿时乱了起来。检察官把镇堂木拍得“叭叭”直响,也没有能够镇住“犯人”的愤慨情绪。直到审判长答应重新讯问,法庭才慢慢地静下来。


法庭才慢慢地静下来。


通过讯问,几乎所有“犯人”都推翻了原来的供词,一致要求重新调查此案。姚检察官用了半天时间一一进行答辩,并指示书记官做了详细记录,然后宣布说:“虽然今天犯人的供词与原来宪兵队提交的供词完全相反,但检察官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因宪兵队提交的供词,犯人已签字画押,既有人证,又有物证,因此本庭只能按照法律程序起诉······”这时法庭又哄了起来。日本法官小泽一看形势发展下去,不但会导致推翻宪兵队用了半年时间严刑审讯得来不易的全部供词,而且将严重影响完兵队的威望和日本帝国的形象,他凶相毕露地拿起镇堂木用力一拍,厉声喝道:


“这么说,你们无罪,宪兵队有罪,对不对?真是岂有此理!已经画押的供词,翻案的不行!”


接着,宣布休庭。所有“犯人”被二十多名执法兵押回监狱。


午后一点多,会审员被召集到军法处办公室,商讨起诉和审判事宜。审判长王冠英首先发言,他说:


“大家都听到了犯人的申诉,有什么想法,可以自由地发表个人的意见嘛。”


上午审讯的悲惨景象历历在目,每个在座的中国人都心里明白:这里除了日本人的强权自由外,哪里还有中国人的法律平等。大家你望望我,我看看你,日本人看中国人说什么,而中国人又不知道这些日本法官的真正用心,由于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发言,从而形成了一个长时间的沉默。这种沉默,象一个衡量良心的天平,摆在我的面前,引起我多次感情冲动,想说几句公道话。但一想到宪兵队,一想到上午那些断腿,折臂的“犯人”,我冲到嘴边的话,又随着一口难以哽咽的唾沫呛了回去······


“我看这样吧······”日本法官三浦终于开口了:“大家知道,这个案件不是我们检举审讯的,而是日本宪兵队送交过来的,而且日本宪兵司令部对审理此案已作了明确指示,我们无权重新检察和重新审判,因为宪兵队送来的审判材料手续十分完备,我们用不着再去研究它了。”


这次会议就在所谓“自由发表意见”的情况下结束了。


第二天按时开庭,检察长小泽在审讯中凶相毕露地逼着每个“犯人”承认原来的供词。尽管一些“犯人”坚持说原来的供词是日本宪兵队严刑逼供,要求重新审理,但这位日本检察官竟置若罔闻地重复了一下由日本宪兵队提交的供词,就宣布“审讯完毕”,除两人免于起诉外,其余“犯人”仍按原来的供词起诉审理——二十多名“犯人”只用了三个小时的所谓“审讯”,就匆匆休庭。


第三天早八点,由审判长王冠英宣布正式开庭审判。日本法官三浦拿着日本宪兵队判决原稿,对被判刑的人按所谓“法律条文”论罪定刑。尖山子小学的张校长、教导主任和一个姓王的“三名主犯”,以“设立抗日救国会,捐款支援抗日救国军、驱使会员扒铁路、切电线、窝藏共匪······”等“颠覆国家罪”,判处死刑。除一名六十岁的老人、一名十六岁的少年和被捕前就已残废的三名“犯人”宣布无罪释放外,其余十八名“犯人”分别判无期徒刑到三年以上徒刑不等。


审判结束后,在宣判前照例要开一次法官和陪审员参加的碰头会,对审判结果“是否合适”,进行扼要的研究。审判长王冠英一再要求对三浦法官作出的判决发表意见。


“肖科长说说吧?”


三浦法官笑眯眯地盯住我,不知是让我打开僵局,还是有意试探,这使我感到非常作难。在法庭上几次想说而没有敢说的一点想法,又开始在我的脑子里蠕动起来······我试探地说:


“我是第一次做陪审官,法律知识又很浅薄,不过我认为桓仁教育界案件是由桓仁日本宪兵队慎重检举,由姚法官起诉,三浦法官判决,是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的,我无异议,不过有一点······”


我小心翼翼地说:“尖山子小学校长提出的他开会的地点和内容的确有出入,是否应该重新查实一下······”


“哦······”三浦法官点点头说:“肖科长提得很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也有同感,曾到宪兵队查过。但宪兵队长说:‘这个案件经过半年才落实,上边催得很紧,不能再更改。审判也需要按原计划处理。’情况就是这样······按理我不该向大家讲,既然肖科长提到这个问题,希望大家理解就是了。”


“对,情况就是这样”······我后悔多此一举。


这天下午开庭,由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他先宣读无罪释放的三人,然后按照判刑少到判刑多的次序进行宣读,最后宣读判处死刑的三人名字,并宣布立即执行。这时由典狱长开始执法。我们在一片混乱和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匆匆退堂。


法院门口有三辆大卡车停在那里。我亲眼看到执法队将判死刑的张校长三人推上汽车,驶往沈阳城南浑河沿执行枪决。据说张校长临刑前曾振臂高呼,“赶走日本强盗,还我锦绣山河!”


前两年,我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当年住在桓仁县的佟光同志。解放后,佟光同志来鸡西工作,任鸡西矿业学院的日语教师。佟光同志告诉我,他的一位亲属也在那次事件中被鬼子无辜杀害了。他说,当时受牵连的远不止二三十人,而是上百人。安东省的教育厅孙厅长就是死于此案。佟光老师也认为:那是日本帝国主义为进一步侵华,扼杀进步舆论,蓄意制造的一次镇压知识分子的血腥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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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4 13:56:07 | 显示全部楼层
邓铁梅将军之死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将军不顾敌人的威胁利诱,组建抗日救国军,高举抗日旗帜,驰骋在东边道各县,英勇奋战。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一九三四年,邓将军不幸被捕入狱。我曾在狱中见过他一面,他那英雄气概,我至今记忆犹新。

邓将军被捕后,被押送到奉天省第一军管区司令部军法处看押审讯。

在关押期间,敌人采取种种利诱手段,但邓将军自始至终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表现了一个民族英雄的高尚情操。当时有人私下里议论说:日本人抓住邓铁梅以前怕他,抓住邓铁梅以后还是怕他。

一次,我因事务联络到军法处,和军法处王冠英谈起了邓铁梅将军在押期间的情况······

“他是一块冷冰冰的钢铁。”王冠英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军法处用尽了三十六计,让他投降,他就是软硬不吃。

“日本人没有插手吗?”

“能不插手吗?”王冠英苦笑了一下:“宪兵队,三浦法官绞尽脑汁,诱降、逼降、给钱,给官都毫无用处,他唯一的答复是:‘誓死不做亡国奴!’”唯一的要求是:‘尽快送我上西天!’”

我向王冠英提出了一个请求:

“王处长,你领我去看看这块‘冷冰冰的钢铁’好吗?”

“我问问三浦法官。”王冠英打发一个勤务兵去见三浦法官。勤务兵回来报告说三浦法官不在。

“走吧,”王冠英起身告诉一位事务官说:“把邓铁梅的房间门打开,我同肖科长要去看看他。”

我们走出办公室,绕过西厢房,来到一个阴森森的院落里,这是军法处专为邓铁梅设的特别拘留所。

事务官把监禁邓铁梅的房门打开了,邓铁梅坦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

邓将军方脸高额,浓眉大眼,穿着一身青色便衣。他因囚禁一个多月了,身体显得有些消瘦,但仍然保持着他那神圣不可侮的英雄气质。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不屑一顾,无动于衷。我走到他的身边,恭恭敬敬地问了一句:

“邓先生身体好吗?”

他笑了笑说:“我身体很好。”

我知道没有必要在这里显示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因为这只会给自己带来没趣。

“你好好休息吧!”王冠英向邓将军打了个招呼,领我走出特别拘留室。

“日本人可能没有耐心了······”王冠英暗示说:“的确也没有必要了······”

几天后,王冠英告诉我,日本法官三浦拿一瓶名酒和两个玻璃杯来到邓将军特别拘留室。

“你决意不投降了?”三浦笑嘻嘻地斟了两杯酒。“我很佩服你这不挠的性格——来,请喝下我敬你的这杯酒吧!”

“谢谢法官!”邓将军连饮三杯,就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这位威震东北的抗日英雄就这样为国捐躯了。

对邓将军的死,我至今感到内疚。因为作为当时第一军管区的作战科长,曾参与研究了讨伐抗日救国军的作战计划,并代表军区司令官于琛徵亲自签署和下达了“讨伐令”,我对邓铁梅将军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为此而悔恨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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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阁全家为国捐躯

一九三六年冬,日伪军警对在辽宁东边道各县活动的抗日武装,进行了一次联合大讨伐。日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琛徵奉顾问部主任顾问的指示,在通化建立了作战行辕司令部,我这个作战科长自然地随同司令部来到了通化。

通化地区历代属东边道,南临混江、东抱千山,山峦连绵,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九一八事变后,这里自然成了抗日武装力量最集中、最活跃的地区。

这次大讨伐,日本当局派关东军三木中将任总指挥,动用了飞机,大炮。同时,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强迫实行了“匪民分离”。凡是出入“集团部落”(即强行合并的村镇)的百姓,都必须进行严格搜身,一旦搜出私带粮盐衣物的,就以“通匪”,“济匪”论罪,处以极刑。这一罪恶措施,使当时活动在东边道一带的王凤阁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处境异常艰难。

王凤阁原是通化保安团团长。九一八事变,他不顾于芷山的威胁利诱,率部起义,组建义勇军,抗击日寇,在民众中享有很高声望。日寇推行“匪民分离”后,部队几乎完全断绝了粮食来源。当时正值严冬季节,树叶凋零,遍山银白,部队行动不但失去青纱帐的保护,而且在雪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上有飞机侦察,下有敌军围剿,加之武器装备又差,几次交战,都遭到了严重损失。

在此情况下,王凤阁将军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辑安、桓仁、岫岩一带的深山密林中隐蔽待命,他自己带着妻子、女儿和十四名士兵,备足一冬的粮食,隐蔽在辑安县境内老爷岭顶峰的一个地窖子里,计划渡过寒冬,再重新集结部队,进行抗日斗争。但是,日本人中川率领的步兵第三团第一营(即“中川游击队”),跟踪王凤阁部的行动足迹,穷迫不舍,直至老爷岭一带,见足迹消失在丛山峻岭中,便安营扎寨,封锁要道,并命令山口连(以日本人山口命名)负责老爷岭一带的搜索任务。

隐蔽在地窖子里的王凤阁将军家属和士兵,虽然冻得不堪忍受,也不敢生火取暖,以防暴露目标。可是后来带上的干粮吃光了,王将军的五岁女儿每天饿得直哭,才不得不点火做饭。尽管他们生火时小心翼翼尽量防止冒烟,但最终还是被山口连的侦察兵发现了。连长山口立即集合部队,向老爷岭的顶峰攀登。可是当他们接近顶峰的时候,既看不到哨所,也看不到烟火,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是一个白皑皑的山尖。

这时,又累又饿的敌军士兵已寸步难移了······

“报告连长,山顶上什么什么的没有。”

“报告连长,我们上山的时候忘了带干粮······”

一贯行军骑马的山口,这时也累得浑身疼痛,气喘吁吁了。他拿出望远镜看了看高不可攀的顶峰,一摆手说:“下山,通通地开路!”

山口连第一次攀登老爷岭一无所获,被迫退回山下。但山口贼心不死,第二天重整旗鼓,带足粮弹,率领全连直奔老爷岭顶峰。为了弄清顶峰的全貌,山口派出一个侦察小组,沿着西坡往顶峰攀登。这个侦察小组在顶峰西侧发现有地窖子的痕迹。山口立即指挥部队向顶峰西侧进发。

隐蔽在顶峰西侧地窖子里的义勇军将士早已发现大批日伪军摸上山来,在王凤阁将军指挥下,战士们沉着冷静,直到敌兵碰到了义勇军的枪口上,王将军才下令射击,三名敌侦察兵应声倒地。山口立即下令向地窖子发起猛攻。于是,一场以一战十的两军力量对比悬珠的激烈战斗,在老爷岭顶峰展开了。

日伪军依仗着武器精良,人多势众,疯狂地向地窖子扑来,王凤阁将军依靠居高临下,山石为屏的有利地形,指挥十几名战士组织还击,把多次接近地窖子的日伪军击退,毙敌二十多名。山口一看士兵伤亡过半,慌忙下令撤退。王将军趁机带领义勇军战士冲出地窖子,向狼狈逃窜的日伪军猛烈追击,又打死打伤十几名日伪军。山口带领残部逃回山下营地。

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伪军五十多名,义勇军战士无一伤亡。但王凤阁将军明白,敌人不攻下这个小小的地窖子是决不会罢休的。于是,他把十四名战士召集到一起,商讨对策。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固守,二是转移。你们看走哪一条路好?”王凤阁将军见大家默不作声,难过地说:“我知道,无论走哪一条路都是凶多吉少。目前大雪封山,行动困难,即使侥幸摸出敌人的包围圈,也会在雪地上留下足迹,鬼子一定要跟踪追击。我们十几个人是招架不了几百名甚至上千名鬼子兵的。何况我还带着家属小女,根本无法在过腿深的雪地里行动······所以我决心坚守阵地,以死报国,不知大家意向如何?”

“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要死在一块!”十四名士兵异口同声地说:“要跟鬼子拼到底,一个换一个够本;一个换两个赚一个!”

“谢谢大家!”王凤阁流下了激动的热泪:“那么我们准备迎接这最后的决斗吧!”

山口回到营地,向游击队长中川报告了战斗的经过,推说山上有“重兵据守”,必须增加兵力,才能攻下老爷岭。中川当即给山口增拨一个排,命令从原路进攻。中川亲自率领两个连从老爷岭西坡摸上。战斗打响以后,王风阁将军和十四名义勇军战士,沉着应战,弹不虚发,歼灭了大批敌人。直到子弹打光,王将军带头冲出地窖子和伪军展开肉搏战。然而,终因寡不敌众,义勇军十四名战士除两名在肉搏中光荣牺牲外,其余十二名战士和王将军一家三口(包括一个五岁的女儿)全部被俘。

通化市民看到伪军把王凤阁将军押解到通化行辕司令部军法处的时候,无不暗中泪下。而我这个参谋与制订讨伐计划的责任者,是罪不能容的。特别是当我想起王凤阁将军那个天真无邪的五岁女儿,至今仍觉愧悔万分······

王凤阁将军一家三口被关押在通化行辕司令部军法处后,绝食抗议日军的侵华罪行。有一天,军法处法官王光寅把王将军的五岁女儿带到了我的办公室。由于父亲的影响,她对我这个身着日本军服的人显然很讨厌。

“你几岁了?”我善意地问她。

“五岁。”她简单地回答。

“听说你宁愿饿死也不吃满洲国的饭,为什么?”我好奇地问。

“我是中国人,不吃满洲国的饭。”

“这是谁教你说的?”

“我爸爸。”

“那么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自己种的苞米窝头。”

“没有怎么办?”我问:“你不饿吗?”

“我······”小姑娘的泪水扑簌簌地落了下来:“我不饿······ ”

这是一个坚定的成年人也很难做到的。我的良心受到了鞭笞,我感到羞愧。我唯一的希望是想法让她吃点东西。

“吃吧,小朋友······”我把一盒事先准备好的饼干放在她的眼前:“再不吃东西,要饿坏的!”

“我不吃!”小姑娘还是那么坚定地表示:“我不吃满洲国的饼干。”

“这不是满洲国的饼干。”

小姑娘天真地问:“是哪里来的饼干?”

我苦笑着看了法官王光寅一眼,对小姑娘说:“吃吧,这是中国做的。”

“是真的······”小姑娘接过饼干,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这次山口因俘获义勇军司令王凤阁有功,受到了“满洲国”军政的褒赏,获得一枚三等武功章和三百元的奖金。于琛徵还特邀通化各界人士一百多人为其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庆功宴会。一些进步人士对应邀参加这样一个宴会,都感到却之不敢,受之不愿。对王风阁将军被捕本来心酸泪落,如今却要举杯庆贺,自然感到酒毒炖肠、食不下咽,应酬过后,不少人就偷递眼色,纷纷离去。山口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在酒席宴前又不便公开发作,就端杯跌跌撞撞朝我走来······

“我能够取得这次重大战功,全仗肖科长筹划有方,我们一块干一杯吧······”

要在平日,也许我会跟他对杯痛饮,可今天······我连连摇头说:

“对不起,我今天胃痛,不能喝酒。”

“不喝酒的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为什么不喝了?”山口猛然甩掉酒杯,抽出战刀:“八嘎!抓住王凤阁你难受了,酒的喝不下去了是不是?”“胡说!”我也毫不示弱地抽刀相对:“你想干什么?”

“八嘎!”中川中队长急忙上前劝阻:“山口,马上把刀放下!”

山口在顶头上司的干预下,只好放下战刀,我也同时收起军刀说:

“中川队长,我们军队是讲阶级服从的,一个上尉居然敢对我这个中校执刀行凶,难道这也算日满亲善吗?”

中川连连点头说:“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当即把山口叫到我的眼前,命令道:“快向肖科长赔礼道歉!”

山口勉强地向我鞠了一个躬,一场风波总算平息。

王凤阁将军夫妇和十二名义勇军战士被俘以后,经过军法处多次审讯,最后,押送到通化宪兵队,被秘密处死了。后来我到宪兵队打听王将军那个天真无邪的五岁女儿时,方知道也被残暴的宪兵队杀害了······她那热爱祖国的真挚感情,在我这个出卖祖国、出卖灵魂的肮脏的心底上,刻上了一道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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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4 14:00:51 | 显示全部楼层
“人 头 宴”

自从于芷山调任军政部大臣以后,我感到身后失去了一座靠山,担心自己梦寐以求的“官运”受到影响;担心万一遭到不测风云,没有于芷山这把保护伞了。时隔不久,我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一九三七年秋的一天,第一军区司令官王静修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以探询的口吻对我说:

“肖科长,现在正处在讨伐时期,部队急需才干。步兵第五团缺少一名中校团附,我想让你去担任这个职务,你有什么意见吗?”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没有意见。”

王静修假惺惺地说:“你要理解,不是司令部不需要你,我让你到部队去锻炼,完全是一片好心,是为你的前途着想。”

“谢谢司令官的栽培:”我敬了一个鞠躬礼,匆匆地离开了司令官办公室。

我被调离司令部,显然是对我的不信任。如果于芷山还当司令官,绝不会把我弄出去。王静修所谓的“为你前途着想”“一片好心”不过是骗人的鬼话。

这天下班回到家里,家里人见我面带愁容,问我怎么回事。当我告诉他们要下步兵五团工作时,我妻子惠芬反而高兴地说:

“你的好友戴元在五团当团长,跟他在一起不很好吗?”

是的,戴元的确是我的患难之交,但我早听戴元说过,第五团有一个叫秋山的日本中佐教官,论辩多诈,险阴狡猾,还经常以耍弄伪军官为乐事。我到五团不久,就摊上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恶作剧。

这天,我正率领二营官兵进行野外训练,团长戴元派勤务兵通知我,让我务必到他家去一趟。收操后,我遵命到了他的府上。

“我派你去执行一项特殊使命······”戴元握着我的手苦笑着说:“秋山教官两次派人来催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喝酒,我不便推脱,只好请你代劳了!”

“请我代你去喝酒?”我莫名其妙地说:“这是件好事啊!”

戴元提醒我说:“秋山这家伙一旦喝醉了,就会凶相毕露。我已经领教多次了,今天请你代劳,实在是万不得已,请你原谅!”

我带着勤务兵,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教官室,见秋山正跟两个连里来的日系军官谈笑风生。他们见我进屋,急忙让坐。没等我向他们问候,秋山就脸色不快地问我:

“今天我请的不是团长吗?怎么让你这个团附来?”

我说:“团长有病,让我代他。”

“哦······”秋山略加思索说:“团长派代表赴宴当然可以,不过你得多喝酒喽。”

我欠欠身子说:“喝教官的酒,我一定尽兴。”

当秋山示意下属上齐酒菜之后,忽然拿出一个红布包裹放在桌上。我不解何意,也不便多问,就随着大家吃喝起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位一脸凶相的日本教官命令部属叫来两名妖艳的日本妓女,陪同饮酒作乐······一个小时过去以后,日系军官都喝得酩酊大醉,秋山东倒西歪地站起来,指着桌子上的红布包,含混不清地说:

“你们看看,这里边包······包的什······什么玩意儿······”

大家好奇地等着秋山把红布包打开一看,都惊呆了,原来红布包里包着的是一颗血肉模糊的人 头——显然是一个爱国志士的人 头。

两个妓 女哭叫着跑了,我和两名日系军官也想脱身,却被秋山拦住······

“你······你们不能下地······不·····不能走······”

“秋山教官,”我很不高兴地说:“您这个举动是请客,还是有意耍弄我们呢?”

两个日系军官也认为教官的做法“太差劲了。”

“八嘎!你们也敢指责我吗——混蛋!”

我急忙劝解说:“他们担心教官这么做,让顾问知道了是要受处分的,万一把两个妓女吓出病来,教官难免还要负经济责任呢!”

显然,秋山趁酒醉之际把人 头 抛 出来,这完全是一个杀鸡给猴看的政治把戏,日本人在“大讨伐”前夕采取这一拙劣做法的目的,显然是要警告戴元团长,如果大讨伐中与日本皇军存有异心,就同样要人 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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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4 14:01:31 | 显示全部楼层
巧袭警察署

一九三七年十月“大讨伐”刚开始,杨靖宇将军的部属李毕率领抗联一个团,利用日伪军警之间的矛盾,成功地袭击了龙泉镇警察署。

龙泉镇在濛江县城西约五十华里。镇内除驻有步兵五团一营一个连和通化省一个警察中队外,还有龙泉镇警察署的警察武装约二百人。他们之间各自为政,矛盾重重,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实力不被削弱和侵害,对抗联的活动一直采取“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当时李毕率领的一支抗联部队,为了解脱弹尽粮绝的困难处境,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采取避强就弱,各个击破的作战计划,夜袭龙泉镇警察署。

这天深夜,李毕亲自指挥一支侦察小分队,配合先期进镇的便衣,顺利收缴了守卫炮台的警察队的枪支。然后带领部队,把步兵五团的驻地包围起来,并通过喊话发出警告说:

“抗联要收拾的不是你们,而是警察署。只要你们步兵团按兵不动,就不会受到袭击。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伪军这一连的日系军官叫山猛武夫,他本来就是个胆小如鼠的家伙,加之又与警察署有矛盾,所以决定按兵不动。这样游击队集中全力攻下了警察署,占领了百货店,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需品。当伪军佯称“遭到袭击”,向团部发出紧急求援的报告时,李毕率领的抗联部队已转移到龙泉镇以南的瓮圈地一带。

团部接到龙泉镇的求援报告后,由日本教官秋山参与决定,除了留下三营的两个连和迫击炮连守卫濛江县城外,全力讨伐李毕。并决定,将步兵第五团以我的名字命名为“肖玉游击队”,“限期三个月消灭李毕匪团”。在日伪的疯狂围剿下,三个月后,李毕所部被迫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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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4 20:52:50 | 显示全部楼层
释放同窗

七七事变后,日军极力削弱伪军上层领导机构的权力,将原来王静修直接领导的第一军管区划分为奉天、安东、辽河、通化四个地区司令部,通化地区管辖范围既原来东边道所属各县。由于通化东部地区山高路险,地形复杂,是抗日游击队最活跃的地区。

司令李寿山上任不久,就把司令部从通化迁到地处高山峻岭的抚松县,随即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数以千计的贫苦大众被诬以“窝匪”,“通匪”的罪名,惨遭杀害。由于李“剿匪”有功,被日伪分局晋升为中将,调往山东。他的遗缺由董国华接替。

董国华原任步兵四团团长,阴险粗暴,杀人不眨眼。他手下有位中校团附叫朱长鲁,精明强干,被他忌恨。一次,两人研究作战计划,董见朱不断查看作战地图,不满意地说:“看那玩意儿干啥?”朱长鲁说:“不弄清详细的地名,地形,怎么下达作战令?”“凭经验!”董国华拍着桌子说:“我不会看那玩意照样当团长!”“那还要这作战地图干什么!”朱长鲁一气之下,把军用地图撕得粉碎。

时隔不久,董就向于芷山诬告朱长鲁“企图率部谋反”,于芷山当即命令董国华干掉朱长鲁。

当时,我正在司令部,对于芷山这个决定感到十分意外。董国华走后,我劝于芷山说,“司令官,你不要听信一面之词,就杀掉一个中校团附······”

“你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孩子懂什么!”

不等我说完,于芷山就咆哮起来:“你要再胡参谋,我连你也一块杀掉!”

当时,我对于芷山这种反常行为百思不解。直到于芷山调任军政部大臣离开时,他才私下对我说:“四团的几个营长都是董国华的亲戚。我杀了朱长鲁就稳住了董国华,否则,他可能真要带兵造反了。”

哦!我这才恍然大悟。

一九三八年春,我奉命调离步兵五团,出任通化地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和阴险粗暴的董国华共事,一个名叫大泽的日本中佐担任顾问。至于我的顶头上司——参谋长菊井太郎,则是个酒色之徒。每饭必酒,每酒必醉,醉了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他有个徐娘半老的中国姘头,人称“迟夫人”,和菊井相处甚密,形影不离。

这年冬季,部队又开始大讨伐。这天,司令部的一个步兵营从安图县讨伐回来,在抚松县东五十华里的深山峡峪搜捕一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押回行辕司令部。由于行辕司令部法官缺席,董国华责成我负责审问处理这批被捕的“嫌疑犯人”。

我来到临时拘留室,只见这四十多人(其中三十多名男人)面容憔悴,衣衫褴褛。这时已是阴历十月,寒气逼人,不少人还着夹衣,冻得浑身发抖。其中还有一名朝鲜妇女和两名不足四岁的儿童。忽然,我发现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正目光炯炯地盯着我······这是一张多么熟悉的面孔——对,是他!是我在讲武堂的同学刘桂林。一九三一年,我们两个在北京由抗日救国会负责人王化一介绍,分别到辽西两支抗日义勇军当参谋,后来我走了,他仍留在那支抗日义勇军工作。

“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站在我眼前的这四十多人绝不是什么一般老百姓,而是地地道道的抗日义勇军。

······我一直害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刘桂林的突然出现,使我升官的美梦和全家人的生命财产可能毁于一旦······

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打发走,走得越快越远越好。这倒并不是我“大发慈悲”,而是担心刘桂林这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毁掉我!

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审讯”,它可能给我带来好处,也可能给我带来灾难,但这是不可回避的。我命令勤务兵首先把刘桂林找到我的办公室。办公室除了我之外,还有一名姓成的属官作备忘录。

“你叫什么名字?原籍在那儿?”我明知故问,“要说实话!”

“我叫刘桂林,辽宁省新民县人······”

“我问你······”为了不让他“胡言乱语”,我急忙接过话头:“你是什么时候搬到抚松县来的?”

刘桂林胸有成竹地说:“一九三四年,我们县的辽河涨水,田地荒芜,别无生计,投奔亲戚来到抚松······”

“你跑到深山沟里干什么?”

“一九三五年冬天,我上山打柴,把良民证丢了。”刘桂林看了记录员一眼,接着说:“没有良民证的人被皇军抓住,就要按抗日游击队治罪,所以只好躲到山上来开荒种地,求条生路。”

“你说的都是事实吗?”

“全都是事实。”

“你们四十多人怎么汇合到一起的?

“他们多数是在深山沟里开荒种地的农民,发现部队进了山,怕抓去当劳工,在逃跑时碰到一起了。有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碰到一起的······”

有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碰到一起的······

“老成,你去拿一份安民布告给他看看。

趁记录员出去的机会,我凑到刘桂林的跟前说:

“回去告诉你们那伙人,只要照你刚才说的这样说,我会设法救你们出去的。”

刘桂林点点头,我让勤务兵把他带回拘留室。

很显然,刘桂林说的全是谎言。我需要的也正是他的谎言,因为只有谎言,我才能救他,他才能救我。

我接连又提审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他们的供词大同小异。有的说“见讨伐队上山,招呼到一起逃跑的”。有的说“我们躲的那个深山沟不容易被人发现,碰到有情况就朝那儿跑”,也有的说“人多胆子壮,不怕胡子兵”。我带着老成记录的供词,向司令官董国华作了详细汇报。我说:

“看他们的穿着打扮,也不像游击队,哪有游击队带老孩子的······”

董国华胡乱地翻阅了一下记录:

“从供词看,有很多疑点,要重新审判,不说实话的,要用大刑。”

“用大刑,就不能有实话。”我提醒他说:“你不是对我说过,‘干点好事总比干坏事好些‘吗?”

董国华思索了一下说:“你去处理吧,我没意见,但要听听顾问和参谋长的意见。”

我长出了一口气,离开了司令官办公室,向参谋长菊井太郎作了汇报,菊井让我把供词记录留在他那里,等他看完了再研究处理。

我回到办公室一再考虑,司令官这关好过,日本人这关难过——果然不出我所料,菊井看完供词后对我说:

“你询问的供词部分是对的,还有一大部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看他们都是抗日游击队。”

“参谋长,既然你我的看法不一致,暂时不要急于向顾问和司令宫汇报。”我解释说:“凡是供词有出入的,我再审问一次,回来我们再研究。”

菊井同意了我的意见。

我从菊井办公室出来,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我深知我的地位和权力是左右不了局势发展的。怎么办?我忽然想起菊井参谋长的姘头迟夫人来,她是唯一能左右菊井的人。我打定主意,来到了菊井太郎的公馆。

“太太,人家都说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我才来求你。讨伐队抓来一批人,我审讯过了,都是些贫苦农民,可参谋长硬说他们是抗日游击队。太君这一念之差,关联着四十条人命。你好好向参谋长说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生前多积德,死了上天堂。只要太太能把四十几条生命救下来,他们是永世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迟夫人听完我的劝说后,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对,积阴功,有善报。请肖处长放心,我一定劝他不要冤枉好人。”

临走时,我一再叮嘱不要告诉菊井,我来求过她。

这天晚上,菊井下班回家,迟夫人劈头就问:

“听说你们又抓人了?”

菊井一愣:“你怎么知道了?”

“听街上传说的。”迟夫人煞有介事的说:“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们?”

“该杀的杀,该砍的砍,从山上抓来的不会有好人······”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就没有上过山吗?”迟夫人不高兴地说:“你这个日本人尽干伤天害理事,将来不怕有报应吗?”

“报应不报应,干你什么事?”

“我是你的妻子,你不为自己想,也不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想吗?要不然,我只好不跟你过了······。”

迟夫人的话果然起了作用。菊井连连点头说:“好!好!照太太的办!”

第二天,她高高兴兴地把前前后后的情况对我说了,并提醒我请菊井到家喝顿酒,事情就更好办。

当天晚上,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请菊井到家喝酒。当菊井喝得酒兴正浓的时候,我趁机提出了对四十名“嫌疑犯”的处理意见:

“我遵照参谋长的意见,对四十名嫌疑犯重新审理了一次,证明他们的确是良民,我们应该按照安抚政策办事,发给他们良民证,让他们就地安居乐业,老百姓是不会忘记参谋长的大恩大德的······”

没等我说完,菊井连连摆手说:“肖处长怎么主张,就怎么办吧。”

我说,“我们还应该取得顾问和司令官的同意才行,万一处理错了,你我担罪不起。”

菊井大笑说:“对对对,还是肖处长办事有根啊!”

由于我事先跟董国华打了招呼,顾问大泽又没有查看过审讯记录,所以菊井和我提出的对四十名被捕者的处理意见,很顺利地得到通过。我马上用电话找来县警察局长,要求他按照司令部的处理意见,给每人颁发一个良民证,准其在城乡安家落户。警察局长一一办理了。

半月后,安排在城里居住的刘桂林和几个男人“失踪”了。顾问严厉地质问我:

“你说他们通通是良民,为什么几个人的跑了?”

“可能是住在城里不习惯吧······”我解释说:“也可能投奔亲戚去了,总的来说,定居下来的还是大多数吧。”

大泽顾问有心追究责任,但考虑到处理意见是由参谋长菊井太郎作出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刘桂林失踪是我意料中的事,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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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1-14 20:53:56 | 显示全部楼层
壮哉 杨靖宇将军

一九三九年春,通化地区司令部行辕仍驻抚松县,执行“讨伐”任务。由讨伐总司令三木中将指挥的步兵四团、步兵五团以及骑兵第三团,在安图、抚松、濛江一带扫荡、堵击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同年八月,通化地区改为第八军管区,我被晋升为上校副官处长,虽不再参与讨伐战争的参谋工作,但我对参谋处的活动和情报还是了如指掌的。

邓铁梅、王凤阁等一些著名的抗日首领被敌人杀害以后,威震一时的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组织相继失败。唯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第一军在军长杨靖宇将军的指挥下,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越战越勇,越打越强。一些抗日武装,如李春润、唐聚五的抗日救国军,邓铁梅、王凤阁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失散到各地的残余部队,都纷纷投奔杨靖宇将军麾下,使这支队伍一度扩充到一万人,兵多将广,如虎添翼,给日伪讨伐部队以沉重打击。

一九三六年六月,日伪动用了它的所谓“常胜军”邵本良游击队,妄图一举歼灭抗日联军。

邵本良原是个胡子头,在东边道的大森林中钻了二十多年,练就一手“骑马打飞雁、跑步射游鱼”的好枪法。他经常带领匪徒打家劫寨,奸淫掠夺,无恶不作,是东边道的一霸。后来被军阀张作霖收降。于芷山任东边道镇守使时,邵本良已是一名步兵团长了。九一八事变,他跟于芷山投降了日军,被改编为邵本良游击队,经常围剿、扫荡、堵击抗日武装。

自从邵本良授命围剿抗日联军以后,他命令部队:“人不下鞍、马不停蹄,咬住抗联的‘尾巴'不放。”杨靖宇熟知邵本良这支反动游击队的作战特点,针锋相对地采取“敌追我跑,敌停我扰,敌困我打”的战术,拖着邵本良游击队在深山峻岭中兜圈子,捉迷藏。最后在本溪县赛马集布下了天罗地网,计划一举歼灭邵本良这支对抗日斗争危害极大的顽匪。

这天早上八、九点钟,邵本良游击队尾随抗日联军来到本溪县赛马集境内,这时,他们已经被杨靖宇部拖得人困马乏,举步维艰了。当邵本良领着部队跌跌撞撞地进入赛马集梨树甸子沟口时,只听一声炮响,埋伏在四面山坡上的抗联部队万枪齐发,喊声四起:

“消灭胡子兵,活捉邵本良!”

号称“常胜军”的邵本良游击队被打得蒙头转向,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杨靖宇将军指挥部队四面出击,不到一个小时,就把一千多人的“胡子团”全部歼灭,邵本良身负重伤,后死于沈阳。

邵本良游击队被歼后,日本法西斯一面强化对“集团部落”的控制,妄图切断抗联与群众的联系;一面又命令从热河省调来的所谓“剿匪劲旅”索旅,对抗日联军大举讨伐。

“索旅”是因旅长姓索而得名。该旅是骑、步两个团组成的混成旅。士兵多系蒙古人,装备精良,行动迅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虽然抗日联军歼灭邵本良游击队以后,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装备得到了加强,但同“索旅”无法相比。因此,杨靖宇将军仍采取以多胜少,打了就跑的战术,尽量避免与战斗力很强的索旅兵对兵、将对将的正面冲突,使得弓张箭拔的索旅“无用武之地”。

一九三八年八月,日伪军事当局得知抗日联军转移到集安、临江一带活动,当即命令索旅连夜赶赴集安,进行围剿。索旅自认为兵强马壮,“天下无敌”,没有把号称“土八路”的抗日联军放在眼里。他们到达集安不见抗联的主力部队,就兵分两路(一路为一个支队),搜索进山。

这是八月的一天,杨靖宇将军听说索旅一个团(支队)向头道崴子进发,下定决心要吃掉它。为了把敌人引入伏击圈,杨将军派出一支小部队攻打文字沟的一个伪军据点。索旅支队听说文字沟被袭,掉头急奔文字沟。埋伏在文字沟沟口的抗联主力部队,单等索旅支队进入口袋,立即发起猛攻,打得索旅乱成一团,遗尸遍野。逃进密林中的一部分也被抗联部队紧紧包围。当他们突围时,被事先埋伏在森林外边的抗联战士一枪一个,打死过半。其残部一看走投无路,都举手投降了。索旅全团被歼,无一漏网。

一九三九年三月,杨靖宇将军又指挥抗日联军发动了声震辽东的木其河战斗。

木其河在敦化境内。河的上游有一个满洲林业株式会社的木场,拥有一支三百人的森林警察,统治着几千名苦难的伐木工人。木场四周筑有高墙,设有电网,储备着大量粮食农物和枪支弹药。为了得到粮弹补给,迎接青纱帐的有利战斗季节,杨靖宇将军决定攻打木场。

他把冬季分散在各地的战斗小分队迅速调集在一起,日行百里,夜走八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木其河木场。等木场警察听到动静,仓皇应战时,联军部队已排除刺网,翻越围墙,冲进了木场,他们打开仓库,获得大量粮食武器和马匹,并解放了大批林业工人,根据自愿的原则,一部分参加了抗联部队:一部分回到家乡。

抗日联军节节胜利,使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日本法西斯进一步施行残酷的“治安肃正”政策,强化了它对“集团部落”的控制。凡是百姓集居的部落,院墙高筑,实行保甲连坐,发放“良民证”,清查户口等一系列“隔离”措施,各个部落都设立了警察署、警察分所、宪兵队、特高课等法西斯组织。

百姓出门种地、砍柴、挑水都必须在警察的监视下晚出早归。凡不经允许单独行动和多人叙谈者,就以“通匪”或“反满抗日”论罪,日军还在“集团部落”挑动村民大检举、大揭发,有不少无辜群众因私仇夙怨,惨遭杀害和株连······当时所谓的“东北大后方”,被日本法西斯蹂躏得满目疮痍。

在日军的疯狂围剿和残酷统治下,抗联与群众的联系,被切断了,处境维艰,特别是程斌的叛变,给抗日联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程斌原是抗日民主联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他叛变后,得到通化警务厅警务厅长三谷隆一郎的赏识,任他为警察大队长,下属六个中队,分驻在东边道所属的各个县城,广泛收集“抗联”情报,组织“联合讨伐”等。

在长白县的一次战斗中,由魏拯民将军领导的抗联部队被迫撤离后,叛徒程斌当即带领警察,全部捣毁了抗联秘密建造的地窖子,起走了部队储存的全部衣服,粮食和弹药,使抗联的军需供应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程斌的这一“赫赫战绩”,得到了三谷的大力夸奖,并为他设宴庆功。我这个军区上校副官处长,当然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庆功宴会。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叛徒。虽然汉奸和叛徒都是一丘之貉,我却意外地对这个跟我亲切握手的程斌产生了一种厌恶之感,他身高一米六左右,长方脸、蓄分发,说起话来尖声怪气·······警务厅长三谷隆一郎并没有白费这桌酒席,后来在围剿杨靖宇将军的战斗中,这个叛徒成了他的主要帮凶。

一九三九年冬,杨靖宇将军为了搜集粮食和农物,率领部队到桦甸一带,准备攻打日军的军用仓库,不料当经过濛江县交界的那尔轰以北山地时,与伪军两个团发生了遭遇战,双方伤亡惨重。杨靖宇将军带领二百多名指战员突出重围,转移到濛江、辉南、抚松、金川县一带活动。

数月后,当杨将军回师那尔轰,再度遭到敌人堵击的危急时刻,一个姓丁的参谋长也叛变了。这个叛徒向他的故旧程斌提供了杨靖宇将军所部兵员。武器和行动计划的全部情况,使日伪军警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围剿和堵击,抗联损失严重,兵员由二百人迅速减少到一百五十人,一百人······到一九四O年一月,杨靖宇身边只剩下五十多人了。杨将军为了尽量缩小敌人跟踪的目标,将所剩人员化整为零,但仍甩不掉敌人。

一九四O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濛江县城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的山坡上,只身与敌人血战,终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

杨靖宇将军死后,一说是在激战中中弹阵亡,一说是歼敌后自杀殉国。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和军区司令官王之佑专程到濛江县了解将军殒命的实况。濛江县吕县长向我们详细叙述了杨将军殉难的经过:

一九四O年二月二十二日,天寒地冻,杨靖宇只身转移到濛江县西南保安村五华里的三道崴子。他在地窖子里隐蔽一夜,饥寒交迫。第二天(二十三日上午)发现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上山打柴,杨靖宇误以为是善良百姓,拿出一些钱求他买双棉鞋,衣服和吃的。这个打柴人看出杨靖宇不是一般人物,为了领赏,报告了叛徒程斌所部的警察队(情报记录)。警察队当即出动三十多名警察,在打柴人带领下,直扑三道崴子。到后发现杨靖宇不在地窖子里,但雪地上留存足迹,他们跟踪搜捕,终于在一棵大树下与杨靖宇发生枪战。杨靖宇将军手执双枪,打死了七名警察,最后用剩下的一颗子弹自杀身亡。

杨靖宇将军死后,日本人为解开杨将军赖以维持生命的谜,将他的腹部剖开,发现腹内没有一粒粮食,全是草根和树皮。此刻,连凶残的日本刽子手也无不为杨将军尽忠报国,宁死不屈的精神所感叹!

日本法西斯为了炫耀战绩,恫吓百姓,将杨将军的头割下,悬挂在通化东门城楼上达数日之久。当地老百姓看到杨靖宇将军的首级,无不含泪难过。我还记得当时群众为歌颂杨靖宇将军谱写的一首歌曲:

十冬腊月天,

松柏枝叶鲜;

英雄杨靖宇,

长活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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