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张治中回忆录》

文如玉

49缺

文如玉

（50）新疆起义人员改造的问题

张治中在迪化给起义官兵讲话中，还谈到了如何改造的问题：

怎样改造，自和平解放后，大家就所见所闻的，也一定有了若干的理解或者初步的认识；还有最近陶峙岳将军发表的两篇文告，我都详细看过，我表示完全同意。大家对这两篇文告如果能够诚恳地接受并且付之实行的话，就很好了。

但是，我现在还想说几句话，作为给大家的临别赠言。因为我在这里不会停留多日，不久，便要回到兰州去了。不过还要声明，我所说的还不过是大家习闻熟知的常谈，只是加以归纳提出而已。

我的话是四句：改造思想，改变领导方式，改变工作作风，改变生活习惯。现在简单地解释如下：

第一，改造思想。

我在上面所说的自我思想斗争，就是一种改造思想的过程。我要说一句自负的话，基本上我的思想和新民主主义就是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没有多大距离的，无须乎说到怎样改造的话，但是到底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是想不通的，所以就发生苦恼。

比方说：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虽然我是革命的国民党党员，但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这一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始终没有想出一个答案。

如果单从这一点去想，是没法想得通的，但是后来我往外想，从另外一点想起就想通了。

我先自问：国民党是一个什么的党？是为党员而有的还是为国家民族而有的？是为了革命、为了实行三民主义而有的还是为了那班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如孔、宋）或者把持操纵自私自利的反动派系（如CC）而有的？这个问题很要紧。

再追问下去：我们做一个革命党员为的什么？那当然很清楚的，国民党原来是一个为了革命为了实行三民主义的党，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存在的，我们做党员的任务是革命，是实行三民主义。

但是，现在的国民党不但不革命，而且反革命了；不但不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和三民主义背道而驰了。

国民党所领导的政府所有政策措施，都是背弃了三民主义，背弃了人民，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国民党再不是为人民、为革命、为实行三民主义的政党，我们对它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在他们那种法西斯反动控制下，做党员的事实上，就不知不觉地做了国家民族的罪人！做了历史的罪人！做了人民的罪人！这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从反革命的环境转移到革命的环境，从反人民的集团转移到为人民的集团，这还不是心安理得吗？还有什么踌躇不安的呢？谁会怀疑我是“投机”呢？

（要说是投机想做官，南京政府时代一再要我组阁，我还表示愿为和平奔走而坚辞；过去也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而现在很高兴来做彭将军的副手，当然不会有人怀疑我是做官。到底为的什么，那是很明白的。）

我以前就常对很多同志们说：我真不愿做一个国民党员，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最近，国民党民主派在北京举行会议，我就坚决主张更换党名。国民党这个名字实在臭得很，鸭屎臭！人民听见这个名字就头痛！就发生厌恶。

大家想想，这个名字放在我们头上是光荣还是耻辱？真是一个耻辱！现在，我们觉悟了，我们要毅然决然地由祸国回到爱国，由反革命回到革命，由反人民回到为人民，这是一个革命党员应有的坦白的态度，真诚的信仰。

我们信仰的是革命，是主义，我们应该坚持革命的立场，主义的立场。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多少年已经变成反动派系CC的党，被他们少数人所把持操纵，稍为民主进步一点的人都遭受到排挤，像这样的一个党，我们对它还能有任何的留恋吗？

基于以上的分析，所以我就想通了，我今天站到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这边来，仍然为的是革命，仍然坚持一贯的革命党员的立场，绝不是“投机”！

再举一个例子：拿我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他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党的干部，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我还是他的重要干部，他在反共，而我则一贯地主张联共，主张和平，四月一日以后更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一来就不回去了，这不是变成干部背叛领袖了吗？

这一个问题和上面的问题同时在我的脑海盘旋了很久。我自信是一个革命党人，但是我又是具有中国伦理观念的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就觉得非常苦恼。可是后来我也终于豁然想通了。

不错，他是一个党魁，我是一个党员干部，但是我和他的关系，只是党员和党魁的关系，干部和党的领导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革命的关系，革命组织的关系。既然是革命的关系，革命组织的关系，就不是私人的关系，更绝不是封建的君臣主仆的关系。

君臣主仆的关系在过去封建时代是要誓死效忠的，大家当然不会认为我们连大家在内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君臣主仆的关系吧？我和蒋介石的关系，既然不是封建的关系，不是君臣主仆的关系，而是革命的关系，革命组织的关系，那么，答案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今天的国民党早已解体了，早已反革命了，蒋介石的领导也早已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了！

（这种话我不是今天才说的，去年他就任总统时，我曾经写了一封一万字的信给他，就率直地提出：我们已经走到反革命、反三民主义的道路上来了，即使没有人来革我们的命，我们也要失败的，并建议赶快采取和共联苏的政策。）

我们自信是一个革命党人，党魁不革命，我们如何能够为一些私人情谊的原因，而盲目地跟着走，抛弃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呢？

到了今天，我们如果还看不清是非，看不出民心向背，看不到世界潮流，我们还能算是一个革命党人吗？

我为什么要特别举出这两个例子？因为在座的和我具有同样情形的也许还大有人在，我愿意把自己搞通思想的经验告诉大家，虽然程度有深浅之别，但是这答案似乎是普遍适用的吧？

还有，现在部队存在着一个旧观念，就是黄埔军校，今天在座就有很多是黄埔军校出身的。黄埔观念是不是一个笼统的团体观念呢？不是的。

我们说发扬黄埔精神，是因为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蒋介石是校长，那时这个学校从事的是革命教育，蒋介石也说是教育大家参加革命，以革命教育者自命，哪料到他后来会这样的演变，就是我们预料所不及的了。

陈明仁将军是黄埔一期的学生，这次在程颂云先生领导下起义，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协时发表讲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蒋介石，你过去和我们讲过，大家都要来革命，假使我蒋某人不革命，任何人都可以打倒我。那你现在不能怨我了。你现在既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你了！你只能怪自己了！”（大意如此）

这段话当时引得哄堂大笑，黄埔这一观念应该建基在哪里？当然是要建基在革命上面，过去黄埔是教育革命军干部的地方，我们是革命干部，如果丧失了革命立场，还有什么黄埔观念？

我们要想改造思想，在消极方面，对上述三个例子就要特别注意。在积极方面，我们首先要认清楚今天中共的领导是最正确的。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这就是说，中国历史的发展，必然地是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然后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再进到共产主义的阶段，最后到世界大同。

这种说法和我们三民主义的过程有没有距离？据我的看法，我认为三民主义是有它的时代发展性的，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

这一发展路线，孙先生虽然没有具体指出来，但是他已经指出世界大同作为人类最高理想的目的。从三民主义到世界大同，当然还有若干阶段的过程，如果孙先生还健在，他当然会指给我们的。

我们认为，三民主义的时代发展性是有的，最后一定同样要走到世界大同。为什么今天我要这样说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个认识：

你要是承认自己是一个革命信徒，孙先生革命主义的忠实信徒，你就没有理由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拥护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这一真理，这一正确的革命过程！

总括一句，今天要说到改造思想，在起码的标准上，消极方面应该把我们过去一切陈旧的、封建的、落伍的思想意识排除净尽；在积极方面，应该毫不犹豫地遵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这一革命的路线，自己思想上的一切都要能够和这一路线发展相适合。

第二，改变领导方式。

你是一个连长，就领导一连人，是一个团长就领导一团人，各位都是各级干部，也都负了一部分领导的责任。过去我们的领导方式实在太不行了！

今年初，我多次从中共新华社广播看到关于军队民主制问题说得详细切实。对于这篇东西，我内心完全同意，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值得

我们来做的，我就把这些广播交给前政工处长上官业佑，要他赶快邀集各部队官长研究，并命令西北四省各部队实行。

我们过去是一种首长制，是一种独裁的方式，不能启发群众，不能鼓舞群众，不能把群众的力量意志发挥出来，团结起来。

中共现在实行的是民主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部队里一切都用民主方式来处理，所谓三查四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有人事、经济、教育、纪律等，都经过大家的讨论，每个人意见都有尽量发表的机会，然后才形成了部队的铁的纪律与铁的团结。

所以，人家打胜仗不是偶然的。今天全国性的胜利是有其根据的。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他们经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人为的、天然的灾难，由出发前的三十多万人到陕北后只剩了三万五千多人（彭副总司令对我说，他带的一支军出发时是八万三千人，到陕北后只剩了七千二百人），以后，陆续发展到现在的四百多万人，以至解放了全国。

这里面固然有其他的种种原因，但是单就军事来说，他们的军队中的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制度是有主要的最大的关系的。

过去大家都很怀疑，军队里怎样能谈民主！但是解放军里确是实行民主，而且实行得特别有效，这还不值得我们佩服、学习吗？

各位军官同志们，我们即使不做一个先知先觉者，也应该做一个后知后觉者。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有这样好的制度还是故步自封，墨守过去那一套，那就完了，等于自暴自弃没有办法了。

大家看看，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上下脱节，官兵脱节，像罗恕人这种人，在解放军里就不会有。在民主制度下，谁敢腐化？谁敢贪污？稍微坏一点，你的部属就会批评你，检举你！

但是，在我们军队里，上下脱节，谁也管不了谁，所谓瞒上不瞒下，甚至上下都瞒。军民也脱节。

在新疆来说，讲公道话，最近几年的军民关系还是相当好的，但是内地就不然了，不但是军民脱节，而且军队所到之处，很多反人民贻害人民的行为，为人民所切齿痛恨！

大家想：为人民所痛恨的军队，能得人民的爱护帮助吗？再加上军队里的人事问题、派别问题、经理问题，总是搞不清楚，我们都是身受其苦的。

今天，解放军里就没有这些情形，他们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谁也不敢为非作恶。我们过去军队里也有小组，也有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完全是形式，甚至连形式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去做。好了，我们现在已得到了改变领导方式的机会了！

第三，改变工作作风。

不必多讲，过去军队里的毛病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像推诿、拖延、虚伪、贪污、散漫等。

推诿就是不负责任。拖延就是不讲效率，今天应该了的事情拖到明天，明天拖到后天，这周拖到下周，这月拖到下一月。虚伪就是说假话、做假事，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贪污更不必说，固然部队里也有不少廉洁自律的人，但是贪污风气相当普遍，据说，高级军官常常一起赌钱，打麻将，推牌九，拿袋子装了钞票去赌。

这些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吃空额、做生意，拿公家的车子到外面走私贩货，假公济私，一切非法的行为都做得出来，否则他的钱从哪里来？

散漫就是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就如上面所说，形成上下脱节、官兵脱节、军民脱节的结果，军队不复成为军队了。

以上这种种的坏现象，当然都是工作作风的错误。而错误的工作作风的形成，在西北说，当然首先我要负领导无方的责任。

我们现在应该承认过去的错误，以后就不能再重蹈覆辙了。我们要讲责任，讲效率，讲纪律，讲公德，讲人格，一反过去的旧作风、旧行为、旧观念，诚诚恳恳地切实纠正，努力学习，养成负责的、勤敏的、真实的、廉洁的、有组织的和有纪律的工作作风。

第四，改变生活习惯。

现在时代转变了，社会风气也要转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应该随着它而转变。

你们看看，中共方面的生活习惯，他们是何等的刻苦，何等的简朴，何等的严肃！他们是农村里打游击出来的，向来就养成了这种生活习惯。他们懒惰腐化是不会有的，赌博是不会有的，浪漫是不会有的。

我们在南京的时候，曾听到一种离奇的传说很普遍，说共产党实行公妻，实行妇女配给制，很多人害怕。后来，一个上海六十多岁的老朋友对我说：“共产党来了，我别的都不怕，就怕他们的妇女配给。我六十多岁了，要是配给一个青年的女人，我可受不了！”（哄笑）

这固然是一句笑话，但也可以看出这类反动宣传的影响，大家当然都明白，中共是尊重妇女的，并着重妇女运动，譬如在北京方面，他们正准备取消“八大胡同”，对妓女进行教育转业的工作。

他们对男女的关系也是够严肃的，哪会像那些恶意宣传者所说的那样离奇。

我在北京时，毛主席和我说：驻在新疆的二十万军队，今年明年不要说，即便后年开始退役了也不必回到内地来。我们把他们的家眷送去；没有家眷的也从内地号召十万五万妇女去，她们也可以参加新疆的各种建设工作，同时，也可以经过自由选择的方式，让他们成家立业。

新疆面积广大，大家都可以开垦生产，或者开发矿藏，参加工业，这几十万人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

这次到兰州，彭副总司令也同样地和我说过。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预言，将来一定可以有计划地去做的。

现在，各位是一个军人，是一个军事干部，将来也许是一个矿厂的领工，集体农庄的庄员，工厂的管理者……你现在是一个连长，领导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变成屯垦员时，你就是一部分农业生产的领导者。

但是，不管是现在或将来，你站在领导的地位，就应该具有领导者的条件，一定要把过去的生活习惯如赌博、散漫、懒惰、腐化等完全改正过来，养成刻苦的、勤劳的、简朴的、严肃的生活习惯。

我们一切生活习惯，不但要对国家对人民对部属负责任，而且还要对自己负责任。

以上列举的几点，本来是平淡无奇，想也是大家所已了解的，问题是没有去做，或者没有切实去做。

我们大家同志都是多年的师生或袍泽关系，所以我愿意满腔热忱，希望大家不要放过这个良好的机会来改造自己，改造部队，以便将来参加伟大的新中国的建设。

我们到了今天，不应该有丝毫的悲观，更不应该有任何的幻想。过去的让它过去吧。我们要重新来做人，重新来做事，重新把握我们革命的立场，恢复我们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热情和勇气。

中共所倡导的民主统一战线，目的就是要集中每一个人民的力量。他们说，每个人都是有用的，对国家有用的人力，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不争取？这样伟大的建国工程，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绝不想来包办，是要大家来团结合作的。

我们一定要接受共产党这一正确而伟大的方针，参加民主统一战线，不分彼此，共同一致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为新中国建设而奋斗！

我们以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和人力，来从事新中国的建国工程，还会不胜利成功么？

这就是每一个人民，特别是每一个革命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神圣庄严的责任！

文如玉

（51）再谈怎样改造

再谈怎样改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对驻迪化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与起义部队机关干部讲话）

彭副总司令，王、陶两将军，各位同志：

刚才听了彭副总司令的讲话，既庄严又幽默，又有理论根据，并且提出许多具体的事实，反复譬喻，实在说得太好了，大家听得很高兴、很满意。

我想，同志们尤其是起义部队的官长，一定都能够诚心诚意地接受和拥护彭副总司令的正确的宝贵指示。

现在要我来说话，说什么呢？我是从北京来的，说一说北京的故事吧？现在又到了迪化，也愿意顺便说说新疆的故事。

我从本年4月1日到北平，11月28日离开，在那里住了将近八个月，在这当中，北京最重大的一件事，当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并且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

这是一件大事，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政协最重要的几件决议，就是通过了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国旗的制定。

这三大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大家想必看到过，研究过，用不着我再报告了。

在十天开会当中，当然经过很长，不必详细地琐屑地叙述，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几个月来我所看到的，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

这一伟大的方针，首先可以从这次中国人民政协所构成的分子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它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东南西北连海外，包罗殆尽，乃至宗教界也有代表参加。

在660多位代表中，充分表现了民主统一战线的实质与内容，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再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的成分看，名单是大家在报上看到的，都经过各方面多次周详的协商，获得一致的协议后推选出来的，也是包括各方面代表性的人物。

特别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除了中共党员外，各党派、各方面民主人士、国民党民主派、起义将领，都参加了，像我这样渺小的人物，也被推为委员。

推选名单内每个人的名字下都有一个注记，像我的名字下，就注了“国民党民主派”，程潜、傅作义两将军名字下注“起义将领”，其他如民革、民联、民促、民盟、民建等一一加注清楚。

这两项人选，在国内外都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这些地方说明了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成功的，而国内对毛主席伟大的领导更表现了空前的拥护与崇敬。

在民主统一战线方针下所产生的事实很多，比方在湖南，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后，陈兵团马上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1兵团，编成八个师。我们新疆起义部队，刚才彭副总司令宣布了，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2兵团，五个师。三个步兵师，番号是第25师、26师、27师，成为一个军——第9军。另外两个独立骑兵师，就是骑7师、骑8师——这是王震将军和陶峙岳将军推诚协商的结果。

此外，还有许多事实，都说明了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不是口头上的宣传，而是有众多事实证明的。

在研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各部门名单的时候，毛主席亲自主持座谈会，征询大家的意见。在座谈会上，我曾经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使大家感到很突兀。

原来在政协召开前，毛主席有一天问我：“外面传说我们共产党内有几句口头语你听到没有？”

我问：“说什么话？”

他说：“有人说‘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我说：“呵！这话我听到了。”

他同时还告诉我一个故事，刘少奇先生到天津主持各工厂职工会议时，对职工们说：

“你们将来都是我们的干部，都是建设新中国的好干部。”

就有些共产党员不服气说：“他们原来在官僚资本主义下工作的人，现在才到我们这边来，马上就变成了我们的好干部了。那我们呢，都让他们搞好了！”

毛主席说：“要照我们这样小器的党员的心理大概是要把人家当作俘虏看待才好！”

在这座谈会上，我就拿上面的三句话问毛主席：“你对‘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一种党内呼声，采取怎样的态度？”

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正在进行教育说服的工作。”

我说：“说服了没有？”

他说：“唔，还要慢慢说服，慢慢教育，没有那么容易吧。”

他这话确是真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民主统一战线政策是早就确定了的，而且，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是完全兑现了的，特别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各单位的人事配备上。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里，中共党员只占半数，在政务院三十个单位负责人中，中共党员也不到五分之三（中共占十七个单位，其他占十三个单位）。

毛主席有一天当许多人面前说：“现在还有人主张共产党包办，我们包办得了吗？”大家听了都笑了。

他又说：“不能包办的，大家来合作，应该我们大家合作来包办！”

他这种态度，使得任何一个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没有不心悦诚服的，没有不为这一伟大的方针而感动的，没有不诚心诚意地接受他的领导的！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中国人民政协的民主精神，中央人民政府的民主精神，换言之，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民主精神。

中共对待一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民主精神，这不是偶然的。首先是毛主席的民主领导，他不是今天在北京才这样做，他是经过28年来的革命奋斗经验，一向在党内就是这样做法。

某天在中央政府会议席上，他说：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要发挥民主精神。我在党内曾提出两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还不够，再提两句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说就说，说错了也没有关系。

这是何等充分的民主精神！即使在军队里，刚才彭副总司令说过，就早已实行了民主制度。他们不但把民主制度在党内推行，在政治上推行，也推行到军队里。这是一个特有的创作，是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最大保证。

再举几个例子，说明毛主席的民主精神。关于国家名号，原来中共主张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是有些人认为“民主”和“共和”意义相同，是重复了，念起来也有点拗口，所以，经过大家研考后，便把“民主”两字省掉了。

又如，关于国旗的选定，筹备会在几个月前就登报征求图案，据说应征的有二千多种。在大会里单独为国旗国徽国歌成立了审查组，事先从二千多种图案中选了三十多种，印发大家参考。

小组审查后，提出他们认为最合选的三幅。旗左上方一颗大星，下方一横杠，或二或三横杠。

据说明，大星是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横杠代表黄河，二横杠代表长江黄河，三横杠是加上珠江，都是象征中国文化发源地。

在分组开会时，我曾经列举很多理由表示反对，但是没有结果。过几天便要提大会讨论决定了，刚好有一晚，毛主席请了五六桌客，大都是军方代表。

席间，我对毛主席说：“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你，不过你如不便公开使人知道你的意见，我当守秘密。”

他说：“你说吧。”我说：“你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他说：“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你怎样？”

我说：“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底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是一根棍子，像孙猴子的金箍棒。”

此外，我还列举了许多理由来支持我的论据。“这倒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很主张采用这一图案。并且也举了很多的理由，我再约大家来研究吧。”

过两天，他约了四五十人，我也到了，一看，尽是文化人、画家、艺术家，丘八就只我一人。

毛主席首先把问题提出来，说明这个图案的缺点后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恐怕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的赞成人数，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才好。大家想想吧。”

说到这里，他把发的参考材料翻出第三十六号给大家看，就是现在的五星红旗，问：“这个怎样？”我首先表示赞成，大家同时都说：“好。”

只有二三人提出异议：“这四颗小星是代表工、农、小资产、民族资产四个阶级，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就没有后面两个阶级了，国旗不是又要改吗？”

我正在想，这也是一个问题，毛主席很敏捷地说：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说四小星代表四个阶级，就是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

这样一说，大家很高兴报以热烈的鼓掌，到大会里便顺利通过了。照说，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赞成便是多数，为什么连少数人的意见也要照顾到？这就是民主精神！

十月一日上午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对中外发表公告，里面有几句话：

“选举了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暨委员五十六人。”

原文已经印好，一会到天安门庆祝成立大会，便宣布发表了。刚好李立三先生坐在我右边，我问他：“这样措辞可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委员五十六人一语太简单了吧？是正式公告，何不把全体委员名字都写上？”

他说：“对。”我说：“请你说吧。”他说：“你说好。”我站起来一说，毛主席马上表示同意：好，把五十六个委员名字都写上去，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强大的阵容。大家听了都鼓掌。

我不过随便举一两个例子，其他事实还多。这些地方，完全看出来毛主席和中共领导的民主精神。在中共朋友们也许觉得很平常，但在我们起义部队中就应该充分领会到，认识到，一切就可安心了。

在北京看到的事实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现在简单地说说我到迪化后的见闻。

在六日，我曾经和起义部队、机关的干部们讲过了一次话，彭副总司令和王司令员认为还得体，应该发表。我也预备整理在报上发表或印成小册子，供大家参考，特别是请中共朋友们批评指正。

今天，我特别提出来的是关于大家的若干旧意识、旧思想、旧观念方面。

首先，我特别提出来的，对于今天国家政权的转移，在国民党系统党员或干部，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我们并没有失败。就主义和革命来说，我们还是成功的。

比方现在有人在想在说：“当前的两党斗争，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这种看法错了！绝对地错了！

如果从国民党本身的利害来说，国民党确实早已失败了；但是要就革命观点来说，我们没有失败，而且是胜利了。

我们要先问：国民党是为什么的？为革命，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但是国民党自取得政权以后，反革命了，反三民主义了，这样我们应该说革命是失败了。

今天的转变，我们应该承认中共的领导是革命的，是为人民的，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基本要点相符合的。我们很显然的，已从反革命的道路进入到革命的道路，由反三民主义的阵营移转到等于实现三民主义的阵营，为什么是失败？

我们应该觉悟！这正是我们革命的胜利！也如同三民主义的胜利！

关于中苏两国的关系，还有人有些错误的看法，如认为：“假使新疆战争，苏联援助伊犁，新疆就要被苏联占领了，变为苏联的了；人民解放军到新疆，新疆还是中国的，所以愿意和平解放。”

这种看法错了！完全错了！

苏联对中国绝无领土的意图，而中苏两大国家两大民族的关系是应该密切的，尤其今后两国的利害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新疆，在民族、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方面，都是构成一种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主张中苏亲善不自今日起，是远从俄国十月革命就开始了的，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当时说：中国虽然革命在前，但是仍应“以俄为师”。

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通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先生临去世时致苏联遗书更郑重地申言：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

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

这是何等强烈而诚挚的愿望！在遗嘱上更谆谆嘱咐我们：“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当时的中国，正在帝国主义环伺中，除了苏联外，再没有第二个国家肯“以平等待我”，大家一定要深切认识，中苏的亲善是必然的，应该的，绝不能戴了有色眼镜去观察事物，致有毫厘千里之差！

我们和苏联主义相同，利害一致，两大国家应该亲切地共同携手为世界民主和平而奋斗。

再退一步说，苏联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是怀疑应付的态度，今天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诚恳帮助的态度，这就国家立场来说，我们孙先生所遗留的联苏政策，今天已完全实现收到效果了，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特别是新疆的民族问题，有些人始终没有建立正确的观点。就如最近看到三区民族军开到迪化来了，有人说：“他们抖起来了，威风起来了！”心里显出很不舒服。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

在过去几年，我所发表的言论，就特别指出：

历代中央政府的治新政策都是错误的，他们完全以征服者姿态出现，一切出之以高压剥削，所以弄到变乱相寻，民不聊生。

我们到新疆来，应该毫不犹豫地纠正历史的错误，偿还历史的罪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能以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态度来看待新疆各民族吗？

时代到了今天，少数民族还不应该站起来吗？还是要被压迫吗？

要是这样想法，那你就是百分之百的大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我们应该扶助他们，使他们站起来，这是站在大哥哥地位的汉族对待他们应有的态度。

那种自尊自大看不起少数民族的心理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听到一类说话：“我们革命了这些年，还是把黑大爷革来了！”“去了一些伤脑筋，来的还是些伤脑筋！”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也是错误的。

但是，这种错误主要的还是过去的历史错误所构成的，我们做大哥哥的应该原谅他们！

过去，和平条款规定国军要开到伊、塔、阿三区国境去，以后开去没有？现在彭副总司令、王司令员说要把解放军开进去，他们就无条件地接受了。

三区的民族部队也开到迪化来了，还要开到别的区域去，都是没有问题。

现在政权本质改变了，过去的基本矛盾不复存在了，新疆各民族都是兄弟手足一样，应该平等团结友好合作。过去一切的误会、隔阂都应该消释净尽，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都是不应该再有的！

这是从一方面看。再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对自己的旧意识应该有一番检讨。比方就国民党这个名字说，臭了！鸭屎臭了！已经被历史所否定，为人民所抛弃！我们对它不应再有所留恋，

据说，现在还有人在部队作反宣传说：我们还是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员，还是国民党军队。这种思想不但是错误，而且是反动！我们要觉悟，要防止这类反动的宣传。

我昨天还和王司令员说到，希望起义部队的官兵好好学习，好好改造，来造成种种条件，将来可能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你们预祝，为你们远大的前途预祝。

现在解放军里指战员都是共产党党员，战斗员也有百分之三十是党员，你们改编后，应该从本质上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只要肯努力学习进步，做共产党党员是可能的。做一个共产党党员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大家都是有这个光明远大的前途的！

现在起义部队中，黄埔军校的同学很多。黄埔军校为什么设立的？是孙中山先生为了造就革命干部，为了建立革命武力而设立的。

它代表了什么？代表了革命，代表了人民革命的武力。但是，现在很多人对它笼统看待，看作是一个团体，甚至一个派系。这是一种封建意识的残遗。

我们今天站到一块来，不是为哪一个团体或系统，而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我们只能有革命的关系，革命的感情，绝不是同学的关系和感情。

譬如最近哈密、焉耆、吐鲁番、轮台、库车等地发生可耻的烧、杀、抢、奸事件，这里头指使的就难保没有黄埔军校的同学，你们还能承认他们是同学而宽容他们吗？

再就我个人来说，我和大家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师生同学，一种是长官部属。但是，我今天要郑重声明：过去的关系是旧的关系，从此不复存在了；当然，今后在新的革命环境里，只有新的革命关系的。

我这次陪同彭副总司令来看望大家。没有别的意思，是因为这次新疆和平解放多少受我一点影响，大家在转变的前后，心理上免不掉有些彷徨，我来是了却我在道义上的心愿。

希望大家加紧学习，努力改造，使部队在实质上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使个人有足够资格当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消极方面，我诚恳地希望起义部队的同志们能够排除一切旧意识、旧思想和旧观念；在积极方面，我却希望人民解放军朋友们一视同仁负起改造起义部队的责任。

起义部队的改造与进步是可能的，并不那么困难，在这里，提供了很多问题，引证很多事实，建议很多意见，都是以客观而真切的态度提出来的。

对起义部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评语，但是分得很清楚，绝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我念几段在下面：

“起义部队中，有许多人羡慕解放军，要求参加解放军。有许多人说：我们是一家人，你们不要把我们当外人看待。我们必须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并表现了学习的精神。”

“起义部队在总的方面上看来，是向进步的道路上走。依据我们的工作经验，改造起义部队困难是有的，但并不那么困难。”

“起义部队中极大多数的军官表示惭愧说：对不住人民，要坚决改过，保证今后再不发生这样的事件！”

“起义部队的内部，确有不少进步分子和积极分子，他们认为起义部队的烧、杀、抢、奸，要彻底改造，才能成为人民解放军。”

依据我们的工作经验，改造起义部队困难是有的，但并不那样困难。在团结工作中，根据我们的经验，并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要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和参加向起义部队的宣传，并发动部队人人向起义部队作宣传的运动，要克服那一种不愿意接近起义部队和接近没有话说的现象。

二、我们主要的当然是团结广大的士兵，但同时不可忽略的也应该团结军官。我们部队中个别的同志看到起义军官开会的时候，仍然坐在上座和讲话，心里则不舒服地说：我们革命那么多年，不过如此，他们一下就抖起来了！这种狭隘的妄自尊大的倾向是必须克服的。

三、带有刺激性的词句，有的是必须讲的，有的是应该避免的。有人说，你们不要说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说了有刺激，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要说，因为刺激反动派是必需的。

但是，第4师剧团在拜城给193团演剧，唱了一个向新疆进军的歌，有一段：上起刺刀，勇猛前进，消灭残暴的胡、马匪军！当时，193团的团长龚名瑾及部分的官兵听了之后，低头掩面，状甚难受。

这种刺激的词句是应该避免的。因为这个歌子已经过时，拿到现在来唱，刺激了整个起义部队是要不得的！

四、与起义部队相处，那一种不必要的客气是可以取消的。但一般的人情世故礼貌是应该要懂得的。

有的同志不会称呼，如不懂府上、台甫是什么，人家发问，不知回答。人来了，不叫请坐；人走了，亦不送行。

12团有一副营长，到饭馆吃东西，遇到了起义部队两个军官先在馆子里，人家让座让吃，吃完后主动全部会账，该副营长说：你会你的，我会我的。大家说：我们很欢迎你们来到，他说：“你们既很欢迎，为什么不派汽车来接？”

上面这些话，是起义部队已经向解放军同志们提出诚恳的呼吁了：“我们是一家人，你们不要把我们当外人看待，我们必须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解放军同志也开始对起义部队发出信任的表示了：“起义部队在总的方面看来是向进步的路上走的。依照我们的工作经验，改造起义部队困难是有的，但并不那么困难。”

王震将军在军事小组报告中，也特别表示对于起义部队的改造的信心。一方面愿意改造，一方面认为可以改造，所以团结合作是不成问题的。

起义部队对少数反动分子的烧、杀、抢、奸表示极度愤慨，认为对不住人民，非彻底改造，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这是一种良心话，说明极大多数的军官是觉悟的。这些进步分子积极分子正是解放军认为是起义部队可能改造的一种重要因素。

现在，解放军是第1兵团，起义军快要编为第22兵团，不久就并肩成为人民解放军了，都是“一家人”了，我热切地希望解放军同志们能够以先知先觉的地位，给起义部队官兵以全力帮助。

至于帮助的方法，上面的报告已经叙述了四个问题，并且引证了若干事实，这都是报告人亲身经历的经验，是值得大家参考的。

今后的新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因为基本矛盾已经消除了。这次彭副总司令到迪化后，很多问题都获得解决了。

新疆军区马上就要成立，由彭副总司令统一领导，由王、陶两将军，赛福鼎先生三位分任副司令员，当然，王震将军是要起带头作用，也应该负起带头责任的。

在三个原来不同系统的部队中，民族部队和起义部队都应该向第一兵团学习、看齐，大家如兄如弟如手如足般团结起来！团结在人民领袖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领导之下，团结在西北五省最高长官彭德怀主席领导之下，加紧学习，努力改造！

这次在迪停留不久，很快就要和各位分别了，下次，彭主席再来而我又有机会陪同一起来的话，相信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大大改观了，大家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解放军，将来，更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大的现代的国防军！

再会！

文如玉

（52）新的新疆省政府成立

彭德怀将军和大家经过两星期的研究、讨论、协商，拟出了改组后新疆省人民政府领导人的名单，得到政务院的批准，并在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前，先行到职视事。

主席还是包尔汉，副主席是高锦纯、赛福鼎，委员中有王恩茂、王震、陶峙岳、列斯肯、阿不都克力木汉买合苏木、禹占林、邓力群、韩有文等三十三人，秘书长仍由刘孟纯兼任。

就在1949年12月17日那一天，新的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

在新的省人民政府成立之后，继续研讨施政方针。在研究讨论中，大家还翻阅了过去我们拟的施政纲领，写出了很重要的十条。

其中包括：

确保本省和平，肃清特务土匪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人民爱护解放军，解放军爱护人民，并协助建立人民地方武装；

坚决执行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大土耳其主义，禁止一切民族间的歧视、压迫、报复、仇杀、分裂的行为；

建立各族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依照民主原则改造政权，废除保甲，实行土改，准备召开各级人民会议；

保证人民的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婚姻等自由，宗教不得干涉司法；

根据共同纲领中经济政策的方针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进行新疆经济建设；

统一币制，管理贸易，整理税收、稳定金融，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生产建设；

经过肃匪、反霸、减租减息等步骤后，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达到耕者有其田，合理支配水利；

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团体，使成为协助各项建设的支柱；

改革教育制度，提倡民族文化，发展卫生保健，杜绝烟赌恶习，树立新的国民公德；

发展中苏友谊，学习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在通过这个施政方针时，包尔汉主席有一个致辞，大意是说：

新疆省人民政府的成立和省府第一次通过的施政方针为全疆人民期待已久的福音，这是新疆有史以来空前的人民胜利。

中央人民政府和全疆人民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是我们的最大荣幸。

相信，在执行这个施政纲领的里程上，在中央政府毛泽东主席，西北军政领导者彭德怀主席、张治中副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同志能百分之百地克服一切困难，能圆满地、胜利地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的共同纲领和新疆省的施政纲领全部实施。

赛福鼎副主席也致辞说：

从今天开始，新疆要走上新的光明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但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照耀与鼓舞我们，把落后的新疆建成先进的新疆，我们大家是有着充分胜利的信心的。

在新的省政府和新疆军区成立和施政方针通过后，一系列的筹备工作都已经完成，迪化市各族各界举行庆祝新疆省人民政府暨新疆军区成立，欢迎彭德怀、张治中两将军的大会。

这一大会，标志着新疆人民旧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真正进入和平建设新新疆这一历史性的阶段。像我们这样和新疆人民过去具有相当关系的人，看到这种情形是多么的兴奋！

我在庆祝大会上有一个热烈而诚恳的讲话，表示我对新疆和平解放和新疆人民的胜利的祝贺，并且对未来的建设事业寄予殷切的期望。讲话全文如下：

主席团各位先生，各族各界同胞们：

今天是迪化市各族各界庆祝新疆省人民政府，新疆省军区成立及欢迎彭副总司令军民大会，本人得有这个机会参加，实在感到荣幸与愉快。要说也对我欢迎，当然我是不敢当的，只有向各界同胞们表示感谢！

新疆这次的和平解放，首先应该归功于人民解放军全国性胜利的影响，其次应该归功于全省人民（当然包括伊、塔、阿三区人民和部队在内）希望和平要求和平的普遍心理的影响；

同时，驻在新疆的军事负责当局领导全体官兵能够克服困难，排除障碍，毅然决然地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当然其功也是不可埋没的。

还有伟大的苏联友邦驻在新疆的外交代表们给新疆军政当局的勖励和帮助，也应该特别提出的。

总之，新疆这次的避免流血牺牲，和平解放，是符合了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了全省人民的利益的。所以，我今天愿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地位，首先向人民解放军，向全省人民，向驻新起义部队表示祝贺和敬意！向苏联外交代表先生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但是，在和平解放之后，竟有许多地方如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轮台、库车等处的驻军，受了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的策动主使，发生了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不幸事件，真是罪恶万状！

除已由陶峙岳将军及赵锡光将军详切调查，从严处办外，我以过去的旧日长官地位，今天也应该向全省人民尤其被灾难的人民家属们，表示最大的歉疚和恳切的慰问！

过去三年多，我主持西北四省的军政，特别是对于新疆的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事业，固然也曾尽了一些心力，但是无可讳言的，有很多地方没有完全做到，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完全做好，而各族同胞们据说很少责备我（我想当然不会没有人责备我的），而且时常表示怀念我，这实在使我觉得既感谢而又惭愧。

新疆的和平解放，在全国范围的人民革命事业中，特别是对新疆人民前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从此以后，新疆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成为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强有力的一环，并且，由于政权本质的变更，所以过去的基本矛盾已经不存在了，所有一切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外交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人民的福利获得了永久的保证了。

今后的问题是建设，是如何有计划地积极地开展我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如兴修水利、发展农林畜牧、兴修铁道公路、开采所有矿产、举办各种工厂、改良土产手工业，等等，以增进一切生产，来减除人民的痛苦，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来造成繁荣的、康乐的、幸福的新新疆。

我坚决相信，在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之下，在卓越的统一西北五省责任的彭德怀将军领导之下，再加上有组织的驻新各部队二十万人的劳动力量，再加上勤劳的全省各族人民的努力奋斗，再加上伟大的友邦苏联的协助合作，新疆一定可以迅速地顺利地进入到和平建设的大道上，而开辟了远大光明的前途！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我们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在民族政策一章中，像第五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这是异常正确的，特别是在新省，我们应该坚决地、真诚地拥护它，贯彻它。这样才可以做到“团结互助”“友爱合作”，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共同一致地努力奋斗！

各族同胞和领导者们，必须认识这一真理，就是任何人怀着大民族主义的思想，任何人怀着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都是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把这种思想反映到行为上去就是错误的反动的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的。

由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使得中苏两大国家的友好亲善更加奠定了长久不拔的基础，毛主席告诉我们：

中国一定要参加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民主的阵营，才能保障世界持久的和平。在新疆，中苏两国无论在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经济的各方面，都有异常密切的关系，也都需要苏联的帮助，我们更加需要和苏联保持永久的友好亲善。

在省内，也许还有极少数人没有认识这个道理，仍然还存有恐惧、怀疑、观望的心理，希望他们能够冷静地而又理智地想一想，来接受这一新时代的客观的历史的发展的教训，摒弃过去一切顽固的旧观念、旧意识。

过去，我在新疆所至诚至敬地执行的政策，不外两句话：“和平！亲苏！”当然，由于种种关系，有很多地方还没能够完全做到，这是我所最感遗憾的。

现在和平已完全实现了，今后的新疆省人民政府更要保持亲苏的政策。我极诚恳地希望全省同胞们不分民族、宗教、派别，必须一起来认识、来拥护、来推行这完全正确的亲苏政策！

这次陪同彭德怀将军来迪化看大家，很快要和大家告别了。我是热爱新疆各族人民的一个人，今天说了这一番话，虽嫌直率，实出至诚，不过聊以答谢新疆人民对我的厚意，并且今后随时随地凡是有利于新疆各族同胞的事业，我一定竭诚从旁赞助。

这一次新疆之行，我感到十分轻松愉快。新疆人民能够有今天，对我来说是如愿以偿了。就是说，我过去未能实现的愿望——安定新疆、建设新疆，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顺利进行逐步实现了！

我感到，对祖国、对新疆人民在心理上、情意上算是有了交代，我怎能不感到十分轻松愉快呢！

12月28日，我又同彭将军飞回兰州，随即去西安，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协助彭主席开始陕、甘、宁、青、新五省的新的领导工作。对我个人说，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旧的史页终结，而为人民服务的新的一页开始。这是我一生历史的转折点。今后有生之年，都是为人民服务之日，这就应该深深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赐予！

驻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之后，在党和毛主席对起义部队的宽大政策的培育下，在西北彭德怀主席、习仲勋副主席的领导下，在新疆军区王震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所受的益处太多了。

王震将军对起义部队的鼓励、帮助、爱护、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我在迪化曾和他作过两次长谈，他要我放心，表示今后一定能帮助起义部队改造进步。

经过一年来的事实证明，王将军对起义部队的深情厚意，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感谢，所以情不自禁地于1950年10月写下一封充满感谢心情的信：

敬重的王震将军：

一别数月，您一切都好吧？

前几天在10月4日的西安《群众日报》看到您那篇《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我兴奋极了！我觉得需要写一封信给您来诉述我的意见和感想。

您那篇文章是很朴实的，但又是极其生动的；几乎可以说不是用笔墨写的，而是用驻在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的血汗所写成的。

如您所说，“在新疆的三个不同的历史条件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都以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气概出现在劳动战线上”。

春秋两季，新疆已垦荒共超过一百万亩，已收庄稼折合麦子超过一亿斤，修建水渠共长一百二十余万公尺；在积累财富方面，也从每一官兵十元的预计提高到二十银元左右，其他手工劳动生产方面也都有了极显著的成果。

应该说，在这一年中，驻新战士所表现的忘我的献身精神，发挥的高度的军队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所鼓舞起的漫溢天山南北的生产热潮，在新疆的现实里已经创造了惊人的变革。这变革几乎是以奇迹的姿态出现的——至少在我是这样想。

本年国庆日，我曾应北京《光明日报》和西安《群众日报》之请，撰文纪念，我就曾提到这一难忘的印象，根据不完全的材料，我把新疆生产战线上的惊人的成果和全国财经工作上伟大的胜利，并举为现实里的奇迹之两大证明。

就全国规模的成就来说，那是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分不开；而就新疆局部的奇迹来说，显然那是与彭主席和您的领导也是分不开的。

您把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披荆斩棘的英雄及其光辉的生产传统带到了天山南北，因而才创造了这些奇迹，并使“荒野变为良田”“戈壁变为绿洲”有了可能。

一想到这里，我真不知如何的兴奋！我在北京和朋友们常常谈起的是这一件事，这次彭主席来京，我和他谈起的也还有这一件事。而这一件事应该首先归功于您的直接领导的。

我相信，这不是我个人在兴奋中的见解，而确确实实是新疆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所公认的。为了您这一伟大初步的成功，我应该向您和更美丽的将来致诚挚的祝贺与期望。

此外，有一个问题始终放在我的心里，那也同样是放在彭主席和您和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军区各位主管同志的心里，那就是指战员的安家问题。

我以为，这一问题是应该开始好好研究，逐步求其实现。这次，在京曾和彭主席谈起，他说您今年已在湖南招聘了妇女几百人前往，并且继续在做；对于官兵眷属也准备由公家供给交通工具，无偿输送。

同时，他又说，他分发干部去新疆也尽先多派女同志，这都是很好的。我说，目前能计划每年输送几千妇女去为好，彭主席还说希望至少每年能号召一万妇女去参加新新疆建设工作最好。

当然，要做好这工作是需要有步骤、有计划，最好是等到新疆工业经济已经建立之后，那时生活资料和劳动都绝对没有了问题，才不至于使这一工作仅仅只有消极的意义。

但我以为，尽速布置这一工作，发动并组织妇女前往边疆，在现在就可以而且也应该着手了。在三五年以后，现在的指战员都将转为工农业的基干人员，而且，都可以成家立业，在我们那广阔的处女地上进行自然的改革，而将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保卫人民祖国边防的任务交给第二批新征的战士，这无论对国家来说，对战士生活来说，都是有利的。

我想，您和大家一定已经计划到了，我着重说明这一愿望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体谅那些远戍边疆的“单身汉”指战员们心理上和生理上的要求吧？

由于您一年来的直接领导，已经以极大的规模部分地填充了新疆的地图，初步地改造了新疆的地理，再有十年、二十年的努力，新疆无疑将成为工农业、牧畜业高度发展的高度现代化的乐园，这美丽的远景实在令人羡慕。

我回想起我在新疆的那些日子，我也曾有若干的理想的，但一切理想终究只是一种空想。

我的心里永是眺望着西方，眺望着那和我们新疆地壤相接、在斯大林旗帜下的几个原先和新疆一样落后的共和国，它们经过二十年的建设，工业到了草原上，野性河流的旁边有着“沙漠荷兰”和无数的棉花岛，文化也到了帕米尔高原，我是全心向往着，但我今天可不须越过国境看西方了！

在我们的国境以内，就是在您领导下的新疆，就将给我们以活泼生动的蓝图。苏联最近土尔克曼大运河的开掘，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大水电工程的建设，以及伴随而来的征服自然的大计雄图，更提供了我们最新鲜和最具体的范例——在未来的新疆也一定有此可能。整个塔里木大沙漠都将如您所说成为良田沃野。

对于您，我衷心希望您和诸位负责同志决心为新新疆建设的伟大事业，贡献毕生心血，将作三五十年的长期努力，使天山南北全面现代化美化起来——从猩猩峡到帕米尔高原，从阿尔泰山区到昆仑山麓，那样的广阔无边，那样的雄奇瑰丽。

若干年来蓄积在我心头的宿愿，今天已看到具体实现的萌芽，心情的喜悦实在是无言可喻，就写下这封信来，祝贺您的努力，您的成功。

张治中

1950年10月

不久，我就接到王将军情意亲切的复信：

文白副主席：

来示敬悉。我公手示，充满对于人民解放军的热爱及对我个人的奖誉，谨受并转达新疆全体军人。您的关怀和慰忱，定会使全军同志在得到您的鼓励安慰之余，更高度发扬爱国主义与人民英雄主义的精神，奋发地去完成人民祖国和毛主席所交给的一切任务。

您对于我的赞誉，当兢兢业业，归功于群众。自己当虚心学习，把今后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谨表谢忱！

最近我曾去焉耆、库尔勒一次。那里的第6师及第27师，相居一地垦屯。紧接着秋收后，全体动员兴修水渠，补修公路。全体官兵由于得到劳动成果，一切生活资料——饭菜肉食瓜果，均称满意，如每兵士每月可吃三斤牛、羊、猪肉，一二斤鱼，蔬菜极为丰富，西瓜、哈密瓜每人平均吃到六十个以上，加上愉快的劳作，同志们都又红又黑，显得结实健壮。

当我告诉他们，祖国受到美帝极大侵略战争的威胁时，战士们愤怒巨吼——“歼灭美国匪军！”伟大中国人民和伟大中国军队是一定能够击败任何侵略军队的。

远戍边疆的军人，对于祖国安全，极其机警——这是全军的主导情绪。现在紧张局势下，新疆军队当集中力量，在三年内完成兴修五百万亩水利灌溉工程，组织建筑工程队，援助国家在新疆的工业建设（工厂建筑），同时集中年壮力强的军官专攻军事文化，准备献身爱国战争。

我与各领导同志共事将逾一年，已趋互相熟悉，分工、合作、专责，将入新的和谐阶段，故拟将主要精力集中办军官教育，力争自己学习、整理战争经验，学习新的军事科学，为此，拟将军队生产建设交由陶将军主持。

我虽无术，但尚年壮力健。新疆军区准备万余军官，此意已向张宗逊将军陈述，请您便中代陈公任主席。尔后新疆军政，尚祈多费精力，不时教导。

新疆中苏合股公司及经济援助各厂均正开办，急需建筑、土木、机械、电气、化工、地质等科学人员，军队尤需农艺、水利人员，请中央各部委及西北军政委员会从速遣送。

草书不恭，谨请恕之！此祝健康！

王震

11月2日

文如玉

（53）我的自我检查

原国民党驻新疆部队早已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1950年起义一周年，并举行授旗典礼，这是标志着官兵同志们的觉悟与新生，标志着走向为人民服务的成功与胜利，我自然引为极大的欣慰，不可不贺。

当然，起义部队能够有今日的改造和进步，实由于党的领导，彭德怀、王震诸位将军的扶植，而陶峙岳将军的为人诚笃、作风严正、办事勤谨和具有其他许多优点，所以能取得党和彭、王将军的信任，能取得全军官兵的爱戴，能使十万袍泽有这样良好的结果。

此前，我在1949年9月29日为新疆起义再给陶峙岳将军、包尔汉主席的复电中，曾就我在新疆的行为作了自我检查，发表于北京《人民日报》。其全文如下：

迪化陶峙岳将军、包尔汉先生：

有电诵悉。你们已于本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先后宣布和广州反动政府断绝关系，愿意接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领导，我很感欣慰，毛主席、朱总司令已有复电赞许。

我想，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对你们毅然率部起义这一光荣的行动，必表示热烈欢迎。不过你们来电说到由于我的“贤明领导”的话，“贤明”两字我受之有愧，已经删去了。其他类似性质的词句，也酌予删节。

这几个月来，我完全在闭门思过——过去三十年来的种种错误，我深切感到最近三年在主持西北四省军政，尤其在新疆军政这一历程中，实在是过多于功，最多功过相抵。就如在好的方面，似乎有：

（一）在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错误的统治政策——征服、压迫、剥削下面，新疆各族人民完全丧失了自由平等的权利，政治上毫无地位。我到新疆以后，一本民族平等的原则，根据和平条款，改组省政府，成立各民族代表的民主联合政府；实行省、县参议员、专员、县长民选；省县各级公务人员一律改由本地各族人士接充，所有过去“大汉族主义”“一切由汉人包办”的现象，均已逐渐消除。各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确已得到空前的转变。

（二）中苏亲善是我生平一贯的主张，可是南京政府是反苏的，省内保守力量是反苏的，在内外夹攻的矛盾中，我还是力排万难坚持亲苏政策。这是新省和平安定的主要保证，关系最大。

（三）新疆原是一个贫瘠的省份，再加过去统治阶级的多方剥削，人民生活甚苦。我到新以后，首先着眼在减轻人民负担，免捐减税，不遗余力；征兵征粮，迄未举办；军队粮饷被服，大部中央配给，即有必需取给地方时，一定按值付款。这一政策是内地任何省份所办不到的。

（四）根据历史的分析，我深深地体认到历代对新省政策的错误，和少数汉人在新省种下的罪恶，省内各少数民族的反抗和革命活动是应该的，所以我抱定“我到新疆来是为纠正历史的错误，偿还历史的罪债”的宗旨。

基于此种，我认为是正确的、纯洁的认识，所以始终采取忍耐和宽大的态度，对于一切纠纷，无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虽然我因此备受在新汉人，特别是在南京和在新许多党政军干部的责难，被认为“太软弱”“这样下去，必送掉新疆”，而我还是坚持这一和平政策，不稍动摇。这是似乎需要相当的容量和定见的。

至于缺点方面，说来甚多，最少有如下各点：

（一）对保守分子的优容。为了“加强民族团结”，我曾经企图使急进分子和保守分子携手。

我劝告急进分子，特别是伊方的前进分子，认为所谓民主政治，主要的特征是能容许反对派的存在，看不清前进力量与落后力量的分野，反而增加省内情况的不安。

这固然也是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国民党政权本质这一基本矛盾的限制，而现在看来，完全是错误的。

（二）在我坚辞省主席兼职推举维族的麦斯武德继任时，我的理由是：第一，汉人在省内是少数民族，我不应久兼主席。第二，维吾尔族是省内多数民族，应由维族中能得到中央通过的人当主席，而当时只有麦斯武德氏才合选。

此外，我还存着一种近于负气的心理，我认为省内两派斗争，我常被两方尤其是伊方所误解，转而拿我作攻击目标，我厌倦了，只有断然退出，让他们自己去干吧！这一念之差，使保守一派的力量格外抬头，也加深了维族内部的矛盾。

（三）对于新省人民的疾苦，虽然如上所述从消极方面予以减轻，但是对积极方面促进经济建设的工作，从基本上改善并提高人民生活的工作，显然做得不够，甚至虽有计划而根本没有做，这固然是有许多客观的原因，但不能不承认主观上的努力不够。

（四）促进中苏亲善固然是既定政策，而且已经尽力在做，但是各族中的保守分子，仍然存在着惧苏反苏的意识，而且常常反映于言论行动上，我们虽随时予以纠正，但反苏事件层出不穷，尤其在喀什方面，这是我深引为遗憾的。

以上是我主持新省军政三年的自我批评，你们过去和我具有同一的立场和观点，所以特别提供你们参证和反省。

今后，对于我们的缺点如何彻底地改正过来，特别是过去对民族内部纷争所采取自以为公正超然的态度，其实包括着一种偏向，在今天看来，显然走的是中间路线，和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是不能符合的，应该予以抛弃。

其他一切的旧意识、旧观点、旧作风，都应该同时抛弃，坚决地诚挚地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加紧学习，努力改造，改造自己，并改造部队全体官兵和全省公教人员，搞通思想，争取新生。我对于你们这一次光荣起义，无以为贺，特以互勉之意，作为你们新生的敬礼！

这一自我批评到今天已有十年了，我再检查一番，觉得我的看法还没有什么改变，不过现在只想就对激进保守两派的看法补充几句话。

从具体情况来说，激进派是有其革命的、进步的地方。比如亲苏的主张是进步的，但是其中一部分人反汉的主张就需要加以分析。如果反汉是只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话，那当然是革命的；

但是，如果反汉是企图脱离祖国、成立一个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运动的话，那就不能认为是革命的，乃至可以说是反动的。

事实说明，“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运动在新疆是个具有长远历史根源的运动，是个要脱离祖国的运动。

在伊宁事变起来后，伊、塔、阿三区成立了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政府。1945年10月他们的代表由伊宁到迪化来谈判和平时，就以“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的代表自居，声称带来证件，并要我也出具中国政府代表的证件，才开始谈判。

甚至在解放以后，新疆内部仍然酝酿着分离运动，前年整风运动当中，还对地方民族主义作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这些众多的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激进派的脱离祖国运动是铁一般的事实，而我向来是个具有强烈的祖国观念的人，当然是不能同意的——这是我和激进派最大的分歧，也是我为什么在新疆那几年和激进派的矛盾超过了我和保守派的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

至于在保守派方面，当然落后和反动的事实就很多，他们的反苏主张是极端反动和落后的，他们的亲汉主张，也应该加以分析。

如果亲汉是为了拥护国家统一，拥护汉族老大哥在国内各民族中间的领导地位，这似乎还是无可厚非的，是和我的主张相一致的。

但是从事实证明，他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如麦斯武德、艾沙等的亲汉主张，是由于自己长期在内地受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保护照顾，所以处处表示亲汉。但由于他们向来有“大土耳其主义”的思想，也是要最终脱离祖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

所以，当麦氏登台之后，就逐渐由亲汉而若隐若现地来反汉了。从整个过程看，他们亲汉是一时的利害关系，而反汉则是未来的趋向，仅在当时还未到完全暴露的时候罢了。

总的来说，我对于激进保守两派的主张，有赞成之处也有反对之处。在亲苏问题上，我是站在激进派方面；在亲汉问题上，我又不期然而然地站到保守派方面。既然有时站到激进派方面，当然就会被保守派所不满；既然有时站在保守派方面，当然就会被激进派所不满。

但是，我应该说老实话，两派对我都表示相当敬佩和好感，不过，我还是站在保守派方面的时候较多，因而和激进派的矛盾也就较大。

这是因为我始终逃不出本身所处的政治立场，受了政权本质的左右。施政纲领并没有能够完全付诸实施；相反的，由于侧重了“拥护国家统一”的要求，发生了“加强民族团结”的偏向，一切为巩固国民党中央在新疆所领导的政权着眼，自然地趋于保守方面的做法，而以我坚辞省主席保荐麦斯武德一举，终于演成与伊宁方面再度分裂的开端，更是一个失策。

当然，在今天来说，我当时付出的心血、力量和精神上的痛苦代价是够大的，但是今天眼看新疆这块占全国六分之一广袤富饶的土地仍然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又感觉到万分愉快而安慰了！

不过还有令人遗憾的事，就是和我一度合作的朋友阿合买提江（还有伊斯哈克江、达里力汉、阿巴索夫诸位），在全国人民和新疆人民胜利以后，于1949年9月由新疆飞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殉难。我们没有能在新的人民政权下握手言欢，共同努力，这是使我甚为惋惜，并对他们致以深切的悼念的。

1955年国庆节，毛泽东主席举行授勋典礼，我和陶峙岳将军都光荣地接受了一级解放勋章。我们很感谢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为和平解放新疆仅仅做了一点微末的贡献加以奖励的厚意。

文如玉

（54）北伐前后与共产党的接触

1924年春，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于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时候，孙先生已决定遂行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当时，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如毛泽东、谭平山、李守常、瞿秋白、林祖涵、张国焘、于树德等都是中共党员。

这是中国国民党联共政策的具体表现，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开始。

同年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我遂进了黄埔，便认识了周恩来先生。他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一见如故。他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吸引力。

此外，如恽代英、高语罕、熊雄等人，也是过从较多的。

不久，校内国共两党的斗争展开，在学生中分成两派，一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属于中共方面领导的；一是“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

至于我，实在说，是站在中间偏左，因此，遂为双方所不满，特别是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对我常加攻击。

中共方面，在事实上，对我表示不满的只有一次，就是1925年春天，戴季陶、沈定一到校召开座谈会，中共对他们很过不去，使其下不了台，最后，是我出来给他们解的围。

我当时所以这样做，只是基于一种感情作用，绝没其他含义，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客人，我们是主人，主人不应使客人太难堪（当然，我当时的立场是不明确的）。

事后，在我领导下的中共干部许继慎曾告诉我，中共方面对此表示不满。此外，便没有听过他们对我有其他任何的抨击了。

接着，斗争越来越尖锐，以后遂演成了廖仲恺的被刺，“三二○中山舰事件”（事后听说，当时广州方面逮捕恽代英、邓演达、高语罕和我四人的手令已下，后因我们不肯应约登舰谈话，蒋又恐强行逮捕，激起学生的抵抗，遂作罢论），周恩来的辞去政治部主任等事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25年夏，我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我的言论和态度，都大为右派所看不惯，因被目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把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和我喊作“黄埔四凶”。

就在这时候，我动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于是首先向周恩来先生提出。他当时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我回话。

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大意如此，倘使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件事当然经过中共的讨论的。）

后来，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关系日趋恶化，我虽常常从中调解，终鲜效果，1926年，决定了北伐大计，蒋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派我充任副官处处长，主管编制、人事和事务，并对我说：

“你先权充任副官处长，负责组织总司令部，等总司令部组成后，还是派你去带兵，副官处就交由张岳军接替。”

这时，我就建议，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由周恩来充任，以便两党合作如初，蒋说他准备要邓演达充任。

我说，邓可以带兵或者干其他工作，政治部主任以周担任最为适宜。但蒋终不同意，最后表示，周可以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我又转过头来劝周，但为周所拒绝。

我认为，周是很好合作的人，而蒋偏偏拒绝，当时极不以蒋的态度为然。同时，我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一个大损失，而且，也是促成两党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解放后，周恩来先生曾和我谈起这一段故事。

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北进展，不久就到了衡阳。有一天晚上，我送蒋往长沙，在船上和他说：

“我们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会师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蒋的答复是接连“嗯”了几声，没有具体答复。

可是，到武汉后，两党的斗争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更趋激烈。有一天，蒋在汉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辞极其委婉而含意很锋利的讲话，更增加了我对两党合作前途的极大焦虑。

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是日趋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至大。

这时，蒋已派邓兼总部武汉行营主任，驻在武汉，并发表我为武汉军分校教育长兼新成立的学兵团团长。

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蒋率领大军进驻南昌。记得是1927年元月，蒋第一次叫我到南昌去，一见面就首先指斥邓演达的不对，说：“他的言论完全是在骂我。”

当时，我还没有体会到他将会对我提出处理邓的办法，即急急为邓申辩，说这可能是邓的一时冲动，只要他能约邓一谈，自可冰释，力主他约邓来见，并且还劝了蒋很多的话。

蒋问我：“你真的主张我约邓来吗？他肯来吗？”我连答是。

回到武汉，邓已揣测到我去南昌的经过，就到我家里说：“我预备辞掉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

我很坦白地说：“你不要持这种态度，总司令对你虽有不满，但尚无别意，你能到南昌和他谈一谈，一切都可以冰释。”

他说：“我去？他会不扣留我吗？”他的话一出口，我便知道问题是僵了。

因为，在武汉军分校任政治总教官的是恽代英，他曾多次在我面前说蒋的不是，意思是要我公开表示反蒋。

我告诉他：“我可以打电报劝蒋，但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并且把拟好的电报给他们看，他们看了说：“你的电报可以发，但没有多大的作用。”

那时候，他们认为，我是站在国民党立场而劝蒋的。当然，这也是事实，我自己也并不否认。我是坚决主张实施联共政策反对两党分裂的，而眼看两党关系日趋恶化，无法挽救，自己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徘徊于两者之间，挤在夹缝里。

这一段时间，其痛苦真难以言语形容。

同年3月中旬，蒋第二次叫我到南昌去，一见面，劈头就对我说：

“你要不愿意做俘虏的话，应该听我的话，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分校一千多学生中已有共党分子混在里头，你能一同带来最好，否则就只带学兵团来，我拨船给你们使用。”

我看他的态度很坚决，知道抗辩无用，便姑且答应他：“我去想想办法看，但是，这一着是不是会得到邓演达同意我不敢说。”

我打了一个电报给邓，便随即回到武汉。一见面，邓演达即和我说：“政治会议的意思，要你辞去本兼各职！”（武汉克复后，便成立了武汉政治会议。）

我觉得，他的态度有点咄咄逼人，便也动了点感情答复他：“我不能向政治会议辞职，我不是它管的！我愿意辞，但应该向蒋总司令提出！”

他说：“好吧，你写电报。”我当时就起草了一个电报交给他，事后知道，他并没有替我拍发。

我既决心辞职不干，便召集全体学生告别，这是我最难忘记的一幕。在我把辞意告诉他们后，他们苦苦挽留，群情激越，其中多有痛哭失声者。但我还是坚决要走，并且用许多话说服了他们。

告别后，便坐船一直到了上海，记得是4月中旬的光景。先看到了蒋，有很多人在座，陈铭枢是其中之一。蒋说：“陈真如回来了！你也回来了！”

我当时满腔苦闷，未置一词。当我离开武汉后，我就决心摆脱国内政治生活，到国外去学习。到上海时，我把这意思向蒋说了，他坚决不许，要我到南京去负责筹备一个掌管全军训练事宜的训练处。

等我刚把这个训练处组织完成，蒋也下野了，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赶办结束，积极准备出国。

在出国前，我到溪口去过一次，住了一星期，我对蒋检讨了他过去种种的缺陷，如对共产党问题，对第七军问题，我的看法还是和北伐时在湘江轮船上和他谈的一样。

在出国之初，我本来预定了一个考察和学习的五年计划，但是还不到五个月，便接到南京政府的电报，说是要我回国参加北伐军事。

我没办法，只好匆促地从欧美兜了一个圈子就回来了，那是1928年的夏天。

回到南京时，北伐大军已经克复北京，奉军被迫退出关外。局面发展是迅速的，但是，两党的僵局始终没法打开，这种情况，对于我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而且，这次游历也受了一些刺激，它使我的思想起了若干的变化。一方面看到人家科学与工业及种种现代化的建设，羡慕不已；同时，也看到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的歧视，而愤愤不平，并慨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低落。

因而，我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团结统一，埋头建设，达到富国强兵的境地，使国家重新扬眉吐气于国际坛坫之上。

这种思想根源，似是一种以民族本位为出发点的国家主义思想。只看到国内外问题的各种现象，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症结所在，这在我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显然是开了一次倒车！

由于这种富国强兵的思想的影响，一面加深了我对两党摩擦的厌恶，一面也决定了我今后半生的路向。当时我想，我是个军人，富国谈不到，强兵应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回国后，除了担任短短三个月的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外，即主动请调到中央军官学校服务。

这一转变，使我度过了漫长的十年（1928年秋——1937年春）军事教育生活，并且，以它作为躲避两党斗争风暴的安静地带。

因为，我在军校的十年，恰好是两党打得头破血流、难解难分的所谓“十年剿共”期间，而我总是毅然决然地置身事外。

不过，这一时期，我也曾五度出绾兵符，就是以武汉行营主任参加平汉之役；以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陇海之役；以第四路军总指挥参加福建之役；以第五军军长参加上海“一 · 二八”之役；以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之役。

除后两次是对日抗战外，前三次还是内战（我当时的看法是共不应剿，逆则当讨，现在看，当然是一种矛盾而又幼稚得可笑的糊涂观点），不过都与中共无关，而且每次战事告终，就立刻缴“令”回校，避免参与反共战争。

1936年冬，西安事件以突发的姿态出现，同时，也以意想不到的结果收场。

谁都知道，蒋之所以能够安然回到南京，与中共当时的决策有重大关系。因为中共当时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迫，大敌当前，内部不容分裂，为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力劝张学良、杨虎城放蒋回去。

在今天看，这一着实是中共伟大英明的决策，也是以后中共步步胜利的重要关键之一。试想，假使当时张、杨真置蒋于死地，国内势必陷于群龙无首、土崩瓦解的混乱局面；日本帝国主义也势必趁火打劫，大举来犯，那么国家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事变发生之日，我正在苏州部署抗日军事，何应钦在电话上告诉我，并约我回南京商议所谓“讨逆”军事。

我当夜回到南京，当时，他们打算分三路向西安进攻，其中一路希望由我指挥，但是我反对，我认为这件事只应该用政治解决，不必采用军事方式。

因为当时唯一着眼点是救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不惜以任何条件求得解决，可当时同意我的意见的仅少数几个人，大多数人都不以为然。

这次事变，是国内情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促进了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成。

仅仅过了半年，当七七卢沟桥事变一起，国共两党就马上恢复了合作的关系。当时，我正在宁沪一带继续部署抗日军事。

文如玉

（55）抗战时期初度和谈与斗争

为了恢复合作，国共双方曾派出代表商谈，共产党方面是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国民党代表是蒋自己、邵力子、张冲。

商谈结果，中共草拟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于1937年7月15日交给国民党代表，并对外公布。

宣言提出中共奋斗的总目标三点：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并且，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提供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八一三”的到来，正式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中共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旨是：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四）改革政治机构。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七）改善人民生活。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以上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社到9月22日正式发表，蒋亦于次日发表谈话，对中共所提四项保证，认为系“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亦即“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守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

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

自此以后，两党关系确实一度表现出相当的融洽，而中苏关系也大为增进，苏联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对我大力援助。

例如空军志愿队的参战，军事顾问团的设立，西北交通线的开辟，军火和各项物资的供应等。

对中共、苏联两种新关系的出现，在当时是最令人兴奋的两件大事。它不但说明了国家内部的团结，也成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最大保证。至于就国民党本身来说，等于打了一剂强心针。

1937年11月（我已由淞沪前线调充大本营管理部部长），南京政府已准备撤退武汉。在此情势下，湖南省政府不得不加以改组，我遂被调为该省主席。

到湖南后，和中共隔绝了十年的友谊关系又告恢复。当时，中共派在湖南的代表是徐特立先生，此外，中共朋友中如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常到长沙来，我们处得很好。

湖南过去是中共的发源地之一，在何键的十年反共政策下，中共方面所受到的打击迫害特别严重，不过，我在湖南任内的一年又两个月期间，却能相当融洽地相安无事。

既就是有小事故，我们也能开诚布公，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例如，浏阳县逮捕了一个中共干部，那个县长竟捏造刑事犯罪名，把他枪决，事后，徐特老来和我说，我一经查明属实，马上予以撤职从严惩办的处分。

解放后，徐特老还提到这件事，并说我坦白。当时，我交给他的文件和中共中央所发的文件，对这件案子的实情说法是一致的。

概括地说起来，这一段时间，国共两党的关系还是相当好的，诚如毛泽东先生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

不过，国共两党之间在各地的摩擦事件仍属难免，而且，从全面看来，这种关系颇有酝酿变化的征象。

见微知著，自应防微杜渐，在1938年9月4日，我大胆地向蒋提出一项建议，由长沙用电报发到汉口。大意是主张：

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以减少无谓摩擦，加强两党团结，必有利于抗战大业。

蒋默不置答，但党内顽固分子则对我大肆攻讦，在今天看起来，亦徒见出，他们目光的短浅与胸襟的狭隘而已。

不久，长沙发生大火，各方面尤其党内平日不满意我在湖南倡导社会改革运动的顽固分子，对我的攻击更甚，我总不置一词，而中共朋友反为我解释，给我以慰藉。

在武汉撤守之后，我曾和叶剑英谈话，我表示，万一长沙不守，省府将迁沅陵，我则驻在宝庆，指挥保安部队和人民武装，协助国军作敌后游击战，并请他任省府高级顾问，来指导游击战，他慨然答应。

大火后，我草拟预定在报端发表的谈话给周恩来看，周当时还为我字斟句酌地亲笔修改。在各方纷纷落井下石，使我感到四面楚歌的情形下，他们对我亲切的同情，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件事。

1939年2月，我从湖南到了重庆。3月，接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当时分三处，一处管军事，二处管党政，三处管人事。二处主任是陈布雷，三处主任是陈果夫），主管军事，对内联系会内各部会，对外联系各战区，他们的重要文电都先经过一处，是一个机要的地位。

由于职务上的关系，对国共两党的军事和一切关系问题，都一一参与。这时，中共部队已由第八路军改为第18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分任师长。

至于江南红军，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改编为新四军，以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

从这一年开始，两党的摩擦纠纷，在各地不断发生，乃至有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

是年3月，国民党更颁发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决定“共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密令各地执行。

7月抗战两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妥协与分裂，是当前两个最大的危险，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

八路军将领也通电全国，恳请国民党严惩妥协投降分子，取缔反共反八路军的活动，实施抗战法令，以团结进步的原则，击破敌人汉奸的阴谋。

到10月，国民党又秘密颁布《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在西北、华北、华中三区又有所谓《对于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的订颁。

12月，胡宗南部又进驻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县，更加剧了两党关系的恶化形势。

1940年，各地摩擦更多，纠纷益甚。陈诚在韶关演说，指责“八路军游而不击”。朱、彭总副司令电蒋请派陈诚到敌后八路军战地考察，以息谣言，雪冤枉，杜摩擦。

苏北韩德勤部和新四军发生激烈的冲突，事态是一天天严重起来了。从总的情况说，两党关系的严重恶化，已到了危险阶段，这是应由国民党蓄意反共负责的。

是年9月，我奉调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政治部这个机构，是在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恢复设置的。当时，还具有两党合作的一些形式和作用：

部长是陈诚，副部长之一是周恩来，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在第三厅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左派文化人。

我一向对左派文化人采取同情和维护的态度。1940年，在我接任政治部部长之后，当时，就有人主张把郭沫若这一派排挤出去，但是，我并不以为然。

我以充分的理由说服了建议的人，并且主张，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以安置这些左派朋友。

当时，我还曾和郭沫若先生说了一句笑话：“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这虽是笑话，但也可以反映出我的心意。

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还和他们谈了几个钟头，给他们解释安慰，并还约定和郭沫若两周谈话一次。谈话是在和谐友好的气氛下进行的，大家都觉得满意。

以后据某方报告，说他们“思想大都左倾，时与共产党接近，特别是郭沫若、一部分委员和各组负责人”，认为“会内有真正共产党分子在活动”。

其事实是：“会内常发现共党刊物，刊载攻击三民主义青年团文字；新四军事件发生，言论多同情共产党；用辩证唯物论分析各种问题；用共党思想写作戏剧诗歌；利用文艺活动吸收群众；宣传苏联制度及马列主义；德苏战争发生前，强调帝国主义战争，竭力抨击英美；向《新华日报》投稿；翻译苏联及美国左倾刊物之理论文字；各种座谈会均有共产党参加”，等等。

我觉得，这些事并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左倾文化人的“租界”所在，一切听之罢了。

不过，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到抗日战争中期，在重庆的左倾文化人都有特务的恐惧，昨天说某人失踪，今天又说某人被捕，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

为此，我曾招待文化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态度，保证他们在重庆不会有危险；同时，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摇。

我的话，是从爱护的心理出发的，但是不久香港寄来一份剪报，上有郭沫若写的一篇通讯，对我的谈话大加嘲讽，中有“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等语。

我看了后，感到难以索解，所以当时写信质问他：“为什么把我的好意当成坏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和我面谈，反而在香港报纸公开讽刺我？我觉得似乎不是友谊的行为！”

后来，他客气地复我一信，加以解释，我也就不再和他争辩，不过，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是渐渐疏远了。今天想起来，为这件小事而疏远朋友，是一件遗憾的事。

在这个委员会里，还包括了不少知名之士，如沈雁冰、阳翰笙、冯乃超、舒舍予、沈志远、田汉、洪深、胡风、杜国庠、吕霞光、姚蓬子、郑伯奇、张志让、孙伏园、熊佛西、王昆仑、吕振羽等都是委员。

会内还分设三个组：第一组中心工作是编辑国际丛刊，第二组中心工作是文艺写作，第三组中心工作是敌情研究。

几年中，除了戏剧工作有一度活跃外，其余工作都没能很好地展开；同时，由于我和郭沫若关系的逐渐疏远，使反对者更有隙可乘，最后，由于某种压力和影响，我是感觉到，这个机构在我的精神上，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所以，到抗日战争末期——记不清在1944年吧？——就把它撤销了。

虽然，撤销后对这些文化人都有了另外的安排，如发表为政治部设计委员等名义，并建议蒋给郭沫若适当地位（如在中央研究院添设古物研究所，由郭主持），但未实现。

这在我来说，是件有始鲜终、为德不卒的事，心里至今犹引为遗憾。

记得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我到了上海，郭沫若先生也在上海，这时，正是国民党反共气焰高涨的时候，我特意请他和在上海的文化界朋友如田汉、洪深诸位在酒馆吃了一顿饭，虽然宴席间没有谈到时局和往事，但我的心意，却在表达我过去对他的歉意和当时对他的慰问。

在重庆的几年，我和文化界人士是经常保持接触的，每年总有一两次大规模的集会，参加人数常有四五百之多。聚餐之后，就举行戏剧、音乐或跳舞晚会。

这些集会，主要是联络感情，缓和“左倾”文化人和重庆政府间的对立，争取他们的合作。每次集会，我必说几句话。

比如，在1942年“五四”招待会上我曾说：

我们今天纪念“五四”文化运动。今天在座的诸位先生同志，多半是当时亲临前线的健将，即或有一部分未曾参加，也是自抗战以来，或在陪都，或在各地，甚至在沦陷区域，敌人后方受尽种种艰苦，用自己的心血，用自己的笔枪舌剑，赞助抗战，拥护抗战。

这些，都是深深值得我们敬佩的。我们今天应该对诸位先生诸位同志，表示最大的敬意与慰劳。

现在的国际形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轴心国家的实力，已经日就衰颓。至于太平洋和南洋的战局，我们可以说，还是最初的形势，并不是最后的形势。反侵略国家最后的胜利，也就是我们抗战最后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

三民主义为现代文化补偏救敝的药石，自具伟大的理想与系统；而且登高自卑，次序井然。希望大家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共同努力，复兴民族，完成历史的使命。

还有一次的聚会，也是很有意思的，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之后，国民党死硬派背后大不满意，正在千方百计企图撕毁政协通过的各项协议。

我于2月8日，特别邀请各方面人士举行盛大的庆祝联欢晚会。在会上我有一篇简短的讲话：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晚举行这个文化界联欢晚会，承蒙各位莅临参加，觉得十分荣幸，特愿简单地表达我们举行这个联欢晚会的意思。

首先，我愿意和到会的朋友们，共同庆贺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由于政府和平建国国策的确定，由于全国各党派与社会贤达对和平建国信心的坚定，由于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的一致拥护，我们为统一、民主、和平、团结而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从此，中国结束了过去以武力从事政争的旧历史，并将步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这真是一个空前的伟大成就。

我们相信，一个统一、民主、和平、团结的新中国，将因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而日益成长壮大。

让我们大家借今天的晚会，来庆祝政协的成功，并对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位代表先生们表示诚挚的敬意！

其次，参加今天晚会的嘉宾中，我们特别要提到舒舍予和万家宝两先生，因为他们业已接受美国国务院的聘约，行将出国讲学。

舒先生在小说和一般文艺方面的成就，万先生在戏剧方面的成就，无疑地将是中国文艺界乃至世界文艺界的光辉。

这次舒、万两先生出国讲学，我们相信，他们两位必能为沟通世界文化而有重大的贡献，我们谨借今天的晚会，欢送这两位文化使节，并祝他们一路平安！

还有，本人要特别表示欢迎的，是今天参加晚会的许多延安方面的朋友，尤其是新近来渝的朋友。如毛先生的夫人江青女士及其他许多朋友们。

前此本人奉命邀请毛先生来渝协商国是，曾先后两度赴延安，蒙延安方面各位朋友殷勤款待，高谊盛请，迄未敢忘，谨借这个机会，表达衷心的谢忱。

最后，本人还要特别致意的，今晚在座的各位先生和各位女士，可以说都是为革命建国而奋斗的先进。

国父孙中山先生说过：“人民的权力是民主政治的动力，群众的意志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中国国民党50余年来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事业，就是要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今天，对日抗战已经获得了胜利，和平统一已奠定了基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是有无限的远大与光明，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而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过去所已努力的，是已经获得的成功的保证，我们对历史、就是对我们列祖列宗和子孙万代是有了交代，我们愿借今天这个机会，热烈表示我们共同的欣慰与祝贺。

今晚还是旧历的新年，我们欢聚一堂，喜气重重，真有说不尽的愉快和高兴，谨祝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快乐和健康！

这些话，显然是为在座的共产党朋友和民主进步人士所能听的，当时就有很多位起来讲话，表示热烈的同意。

在这里，我还要讲到在我刚接任时，发现的一件暗无天日的事。我刚接任，就接到报告和申诉，说驻在四川綦江的战干一团里，杀害了不少在那里受训的青年学生，有些人还被关着，有些人在受非刑拷打后变成残废。

我看到这些报告和申诉后，非常震动，非常生气，立刻严令该团后任负责人查明真相，结果证实了这回事。

原来，在我接任前不久，该团负责人桂永清根据什么《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将一些思想前进的爱国青年加上“异党”或“异党嫌疑”的罪名，惨加迫害，杀的杀（还有活埋的），关的关，拷问的拷问。人死了，就报“逃亡”或“失踪”。

我根据查报的结果，将首事人员押送军法机关严办，并令将关禁的学生一律释放，并亲自到綦江去了一趟，慰问了留团的和释放出来的学生。

这真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国家元气怎能经受得起这样的摧残呢？可是我能知道的，只不过是千万件中的一件而已！

以后不久，我就把战干各团（共三个团）撤销了。

文如玉

（56）再度和谈的经过

1940年10月，两党关系严重恶化，核心问题是军事问题，何应钦、白崇禧奉派和周恩来、叶剑英会商办法，未得协议。

何、白遂发表了所谓皓（10月19日）电，指斥中共：

“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

他们认为，这四者是摩擦事件发生的根源，决定根据所谓《中央提示案》，对党的问题、陕甘宁边区问题、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问题、编制问题等，作硬性片面的规定，限期电到一月内，把部队撤至划定的作战地境内。这种规定，当然于事无补，更且治丝益棼。

到1941年元月，就发生了皖南事件，新四军所部一万余人在泾县、太平一带被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突然围攻，几乎整个被消灭，结果叶挺被俘，项英战死。

重庆政府17日宣布“新四军抗令叛变”，明令撤销番号，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

中共中央对这事发表谈话，指出皖南事件仅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投降大阴谋中的一个步骤，号召全国人民起而制止，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

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

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新四军番号；

恢复叶挺自由，释放被俘干部战士，抚恤死难将士；

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停止华中几十万大军的“剿”共战争，平毁西北的反共封锁线；

严整抗日阵营，坚持抗日到底等条件，作为解决事件的基本方案。

这一抗议，国民党政府相应置之不理，而问题愈闹愈僵，两党的裂痕越来越大了。

我对皖南事件事前虽表示反对，终以孤掌难鸣，未能挽回。不过，事后在同年3月2日，我曾向蒋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尤其皖南事件，我认为，这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至大。

现摘录其中重要的几段如后：

现在共党问题解决的棘手，大半由于若干同志不特未具远大之眼光，甚至缺乏体认此问题之常识，始终为一种错误之冲动所支配，以致愈演变而愈出原来之预料。

最近对于本问题之经过，谨就所经历者缕陈钧听。当新四军苏北问题发生后，职每次出席会议（按：指军委的有关会议），即感觉有异样之空气。

职于1月10日曾密向总长（指何应钦）陈述意见，以为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总长亦以为然。

但未数日，皖南新四军问题爆发，记于1月15日上午10时半，总长于其办公室召集临时会报，研究善后处置办法。

时军令部提出两案：一为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一为不撤销其番号，任其渡江北上，以观其动态如何，再作处置。

职当赞成第二案，其时健生（白崇禧）则主张以甲案呈请钧座裁决，职力持不可，谓吾辈高级幕僚对统帅陈述意见，不妨同时列举多案，俾统帅有所抉择；并谓如照甲案执行，是否将引起决裂，此时决裂是否为时势所许可，应加考虑。

而健生即厉声戟指起而指摘曰：“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职见其感情冲动，已达极点，在彼正欲一逞为快之时，未便再有所论列。

是日下午，原约齐晋谒钧座，报告会议结果，适因本部召集之川康政工会议，职须亲自主持；又虑在钧座之前，发生争执，诸多不便，因未参加晋谒。

及撤销新四军命令揭晓，职与周恩来之谈话经过，曾经报告察核，兹不赘陈。

然于叶剑英赴延安之后，讵即发生若干毫无取义之动作，如本会办公厅正式以奉谕名义通报，谓此后应改称异党为“奸党”，此种通报，共党方面自不难探悉。

又如《新华日报》事件之发生。凡此似皆无关宏旨，徒益增问题解决之困难，实为冲动表现之一斑。

尤可骇怪者，某日正开党政军联席会议时，某同志提出报告，谓周恩来将于明日与居里会见，当时，即有人提议，设法将周关闭一日，勿令其与居里会见。杂辞讨论，纷纭一堂。

职在会议中，本不拟再表示意见，惟见此种情形，不能再忍，因起谓：

“此事尚未明了主动者为周抑为居里，但委员长必已闻悉，现委员长并未交付会议讨论；且此种处置，殊不高明，恐徒然引起居里方面之误会”。始将此议打消。

月前，职曾向钧座陈述，吾人今日必须把握此局面，不宜听任其继续作毫无约束的发展，致将来发生非所预期之结果，瞻顾当前局势，此种顾虑，似非杞忧而已。

书后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在此朝野彷徨之秋，钧座如能正确指示一般干部以解决共党问题之方针，澄清一切沉闷徘徊之空气，使冲动之感情，无由支配行动，实为当务之急，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

可惜，蒋当时不能采纳，一任问题之愈拖愈坏了。

自此以后，顽固派的气焰虽甚嚣张，但双方的商谈仍在不断地进行。当时，中共重要干部在重庆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彼此都经常保持了接触。

特别是1942年，中共中央又加派林彪将军到重庆来。林是黄埔学生，蒋当时派我代表商谈。

记得曾经谈过许多次，每次都是在我家里（重庆曾家岩的一栋旧式小楼房，名桂园是向关家租来的），每次，差不多都是周、林一道来。谈谈歇歇，歇歇谈谈，前后经过八个月之久。

直到1913年春天，才由周恩来先生把他们的最后意见，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我也一字一句地抄下来。抄完后再念给他们听，认为无误，就是下面的四项：

（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

（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

（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

（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

这四项，我当时认为，是应该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且，内心觉得中共确已让步，也确实具有合作抗日的诚意，所以，心里很高兴，亲笔誊抄一次送给蒋看。

蒋随即召集一次临时的军事会议，会议中，蒋先不置一词，只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当时发言的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态度嗤之以鼻者。

他们对第一条，根本就不愿意给共党以合法地位；对第二条，认为一下扩充为四军十二师，办不到！对第三条，倒少表示意见，只说应由政府决定；对第四条，认为措辞含混，应该先遵照皓电规定，把军队撤到黄河以北。总之，充满了偏见与近视。

在会议上，我虽然一再解说，还是拗不过他们。蒋始终既不表反对，也不说赞同，最后说：“好吧，再说吧！”这样就搁下来了。

其实，本来应该而且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不接受，只有使林彪将军徒然虚此一行了。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一件事。蒋一面不肯接受中共所提四项，一面却酝酿着另一种念头。

记得是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蒋约我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

我听了这话很兴奋，即答：“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

当时，他就亲笔写了一封给毛的信交我，蒋何以忽有此动机，是不是由于1943年5月第三国际宣告解散，曾引起反动派“招降”共产党的幻想，他也存在此幻想呢？不得而知。

这时，林彪准备回延安去，我在家里为他饯行，就在那天晚上，把信交给他。不过，以后并没有听说中共对蒋的邀请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没向周恩来查问。

但是，这却为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

到1944年5月间，中共中央又派林祖涵先生到重庆继续商谈，国民党政府派王世杰和我为代表。

这段商谈经过也是够曲折艰难的。时间是从5月到10月底，地点是从西安到重庆。整个经过，具见我同年9月15日在有中共参政员参加的国民参政会的口头并附书面报告《关于中共问题商谈经过》中，兹照录如下：

关于中共问题商谈经过

（一）

关于中共问题商谈的经过，国民参政会诸位先生要求提出报告，治中奉命代表政府，只把这一次商谈经过，简明扼要报告如下：

在本年一月间，据军事委员会派在18集团军之联络参谋郭仲容给军令部子篠电，说：“本月16日，毛泽东先生约谈，表示目前中共拟于周恩来、林祖涵、朱德总司令中，择一或三人同行到渝，晋谒委座请示，并嘱报告请示可否。”

2月2日，军令部复郭联络参谋一电：“朱、周、林各位来渝，甚表欢迎，来时请先电告。”

嗣接郭联络参谋2月18日电：“毛泽东先生谈，中共决先派林祖涵先生赴渝。”

至4月间，又接郭联络参谋来电，谓据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先生说，林定4月28日起程。

中央据报后，于5月1日派治中和王世杰先生到西安，先与林祖涵先生作初步会谈，我们与林先生同于2日先后到达西安。

计自5月4日至11日，在西安共会谈5次，会谈中关于林先生表示的意见，都记录下来，作成一个记录，送给林先生看过以后，经林先生增减修改，当面交给我们，并签字于记录上面。

当时，林先生询问我们可否亦在上面签字，我们以为这是林先生所提出或同意我们一部分的意见，自只应由林先生签字，至于中央的意见，我们当于返渝请示之后，正式提出。

现在将林先生签过字的记录原文录下：

“自5月4日至同月8日的会谈中所表示的各项

甲 关于军事者：

一、第18集团军暨原属新四军之部队，服从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二、前项部队之编制，最低限度照去年林彪所提出四军十二师之数；

三、前项部队经编定后，仍守原地抗战，但须受其所在地区司令长官之指挥，一俟抗战胜利后，应遵照中央命令移动，以守指定集中之防地；

四、前项军队改编后，其人事准由其长官依照中央人事法规呈报请委；

五、前项军队改编后，其军需照中央所属其他军队同样办法，同等待遇。

乙 关于陕甘宁边区者：

一、名称可改称为陕北行政区；

二、该行政区直隶行政院，不属陕西省政府管辖；

三、区域以原有地区为范围（附地图），并由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四、该行政区当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预算，当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六、该行政区及第18集团军等部队，经中央编定发给经费后，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由财政部妥定办法处理；

七、该行政区内，国民党可以去办党办报，并在延安设电台，同时，国民党也承认中共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并允许在重庆设电台，以利两党中央能经常交换意见；

八、陕甘宁边区现行组织，暂不予变更。

丙 关于党的问题者：

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停扣书报，开放言论，推进民治，立即释放因新四军事件而被捕之人员，及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如廖承志、张文彬等，并通令保护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军人家属。

丁 其他：

一、中共表示继续忠实实行四项诺言，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并领导建国，国民党表示愿由政治途径公平合理地解决两党关系问题；

二、撤除陕甘宁边区之军事封锁，现在对于商业交通，即先予以便利；

三、敌后游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问题，服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一切按有利抗战的原则去解决。

林祖涵

5月11日

因林祖涵先生已有具体意见表示，我们遂于5月17日，邀同林祖涵先生回重庆，当时，中央正要开十二中全会及全国行政会议，虽在百忙之中，仍然将在西安谈话经过及林祖涵先生所表示意见，报告中央，由中央考虑解决此项问题之具体方案，于6月5日，约林祖涵先生晤面，即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文件一种，面交林祖涵先生，其原文如下：

兹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作以下提示案：

甲 关于军事问题：

一、第18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

二、该集团军应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

三、该集团军之员额，按照国军通行编制（由军政部颁发），不得在编制外另设纵队、支队或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

四、该集团军之人事，准予按照人事法规呈报请委。

五、该集团军之军费，由中央按照国军一般给予规定发给，并须按照经理法规办理，实行军需独立。

六、该集团军之教育，应照中央颁行之教育纲领、教育训令实施，并由中央随时派员校阅。

七、该集团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凡其在各战区之内的部队，应归其所在地战区司令长官整训指挥。

乙 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

一、该边区之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二、该行政区区域，以其现有地区为范围，但须经中央派员会同勘定。

三、该行政区公署直隶行政院。

四、该行政区须实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应呈报中央核定施行。

五、该行政区之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辖专员县长等，得由该主席提请中央委派。

六、该行政区内之组织与规程，应呈请中央核准。

七、该行政区预算，逐年编呈中央核定。

八、该行政区暨18集团军所属部队驻在地区，概不得发行钞票，其已发之钞票，应与财政部妥商办法处理。

九、其他各地区所有中共自行设立之行政机构，应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

丙 关于党的问题：

一、在抗战期内，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在战争结束后，依照中央决议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应与其他政党遵守国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二、中国共产党应再表示忠实实行其四项诺言。

中央提示案面交林祖涵先生之后，并经声明，中共如将以上办法实行后，则中央对于撤去防护地区之守备部队，可予考虑，并可恢复该地区与其邻地之商业交通，及中共人员违法被捕者，亦可从宽酌予保释。

这时，林先生随从口袋内取出一函，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文件一份，交与我们阅看。其原文如下：

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已历七年，中共谋国之忠诚，抗敌之英勇，执行三民主义，实践四项诺言，拥护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先生抗战建国始终如一，均为有目所共见。

惟目前抗战形势极为严重，日寇继续进攻，而国内政治情况与国共关系，尚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惟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

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以下紧急万分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兹率直胪陈如下：

甲 关于全国政治者：

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

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乙 关于两党悬案者：

一、根据抗日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应请政府对中共军队，编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

二、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

三、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四、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接济18集团军及新四军，自1940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分钱、粒米之接济，此种状况，请速改变。

五、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18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六、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取消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七、请政府饬令军事机关，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八、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却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九、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边区办党办报。

以上各条，仅举其主要者，中共方面诚恳希望我国民政府，予以合理与尽可能迅速之解决，诚以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今年可胜利，东方反攻日寇，明年必可开展，而且，日寇正大举进攻，威胁抗日阵线，若我国共两党不但继续合作，而且能对国内政治予以刷新，党派关系予以改进，则不特于目前时局大有裨益，且于明年配合同盟国举行大规模之反攻，放出坚固之曙光，愿我政府实利图之。

中共中央代表 林祖涵

1944年6月4日

文如玉

此时，我们对林祖涵先生说：

“上次于5月22日先生所提出之20项，因内容与在西安所表示的意见出入甚大，未便接受，当经先生收回。此次所提出之12项，项目虽较前减少，但内容并未改变，本不能接受，惟不欲过拂先生的意思，仅允留下，但不能转呈。”

当时，林先生亦说，就留在你们两位处参考亦好。

到了6月6日，我们接到林祖涵先生的来信，对于中央提示案，提出两点声明：

第一，认为提示案与中共6月4日正式提出的意见，相距甚远，除将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请示外，并请将中共提出的12条，转请中央作合理解决；

第二，对于提示案开头所说的“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一语，认为与经过事实不符，他认为西安的记录，是“最后共同做成的初步意见”，他同意“约定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因此，他还是希望中央考虑中共最近正式提出的意见。

我们当即在6月8日，回林先生一封信，就他所声明的两点，提出答复：

第一，林先生6月5日交来的函件，因为前后出入太大，曾经声明未便转呈，林先生最后说“就留在你们两位处参考也好”，所以，当时仅允留下，但仍声明不能转呈；

第二，在西安谈话中记录下来，经过林先生增减修改，另自缮清再行签字的意见，我们回来以后，已经转呈中央，所以中央提示案，就以林先生的意见为基础，并且尽量容纳了林先生的意见，希望林先生能够完全接受。

6月11日，又接到林先生的来信，他对我们6月8日的回信，认为“有两点甚难理解”：

第一，说我们已承认他是中共的代表，就不应该不把中共正式提出的意见转报中央，而只片面要求他个人接受中央提示案，他个人如何能够做主？

第二，他承认6月5日面交的中共所提的十二条，诚与西安商谈的意见，“略有”出入，但中央提示案和西安商谈的意见亦有出入，他以为这种谈判过程中的出入，双方都有，不足为异，他现在已经将中央提示案电告中共中央，我们就不应该拒绝将中共正式提出的意见转呈中央请示。

其实，林先生说不能理解的两点，事实是很显明的。正因为林先生是中共的代表，所以，他所表示的意见，当然可以作数的。

至于中共随后所提的12条，内容与林先生的意见大有出入，而且中共对于服从军令政令的根本观念，并无表示，只是提出片面的要求，所以，我们当时郑重声明不能转呈，是不难理解的。

但是，后来我们因为希望问题早日得到解决，尤不愿大家因此发生误解，所以，仍将林先生交来的12条转呈中央政府，随奉中央指示，以“中央6月5日已以提示案交林代表转达中共，凡中共意见，中央政府所能容纳者，该提示案已尽量容纳，希望中共方面接受”。

6月15日，我们就将中央的指示，函达林先生，并申述此次商谈之基本精神，须本统一国家军令政令之原则，为改善现状，增强团结的前提。

而中共所提12条的内容，对于如何实行中央政府的军令政令，和改善措施、整编部队各点，均未提及，至于整编部队的数字，在西安时我们说可能的数字是三军八师，现在中央提示案决定为四军十师，比较我们所说的数字还增加了两师，可见中央尽量迁就的意思。

6月15日，我们回复了林先生的信以后，经过十几天，中共方面，对于中央提示案仍无答复。

至7月3日，林先生约我们会面，口头提出，对中央提示案有两点商量：

第一，关于政治问题，希望中央将“民主”尺度放宽；

第二，关于军队问题，希望按五军十六师扩编，同时又说，延安有电报，欢迎你们两位到延安商谈。

当时我们就说明：关于民主问题，政府已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例如废止图书事先强制审查办法，严令后方各省完成县参议会之设置，及中央即将公布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法令，和其他正在拟议中的很多关于民主的措施，不必列举。

至于军队扩编数目的问题，中央现在正在厉行精兵政策，尽量地紧缩单位，对于中共的要求，已经尽最大限度来容纳，如果拿抗战初期国军数额和现在增加数额来做一对比，就可以了解中央委曲求全的苦衷。

最后，我们认为像这样谈下去，有点像故意拖延，似乎应该将中央提示案作一全面确切的答复，来作具体商讨的基础，不宜再在口头上空言往返，讨价还价，徒增枝节。

并表示，如在重庆能得到结论之后，我们可以考虑去访问延安的问题。

至7月13日，林先生又来会面，当时，他又请中央对他们所提的十二项有所“指示”，而对于中央交给他们的提示案如何答复问题，他并未提及。

当时，我们以林先生所提各项问题过去多已经加以说明，殊不必再加辩驳，仅答林先生来意已明，我们再另订期商谈而散。

到了7月23日，林祖涵先生又来一信，内容仍系问及我们对他所提12项的意见，是否已请示答复，并请我们到延安去。

7月25日，我们再与林先生见面，对于他所提12项内列各项问题，在口头上曾有较详细之解释，并告以中央所提出之提示案，即系中央具体意见，乃中共久延未予答复，并且我们曾说中共如此态度，很像有意拖延，不愿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在这个期间，曾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并且考虑，在上一次口头答复之后，应该再有一个书面答复，才比较具体，又于8月5日同林祖涵先生见面一次，曾说明我们预备将上一次口头答复的意见，作成一个书面答复，同时，并等你们对中央提示案有确实答复之后，那时我们再考虑进一步商谈和是否去延安的问题。

在此次谈话之后，于8月10日根据前意写成一信，送给林祖涵先生，其要旨如下：

“从5月3日在西安晤面起，已逾三月，自6月5日面交中央提示案以后，亦两月余，迄未得中共切实答复，殊出初料之外。

此次政府提示案之内容，不但对去岁林彪师长所请求各款，几已全部容纳，即对先生在西安表示之意见，亦已大部容纳，中共既表示拥护团结与统一，请即促其接受。

关于中共之12条意见，第一至第三条，政府提示案中，已剀切申示：在抗战期内，厉行中共及一切党派所已接受之抗战建国纲领；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意义明豁而具体，若干申示以外，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徒为异日增加纠纷。

现在，中央政府已定之政策，在依抗战进展、胜利接近与夫社会安定，逐渐扩大人民自由范围，促进地方自治，一方面政府希望中共接受提示案后，随时提出关于厉行抗战建国纲领之意见，并积极参加参政会及宪政实施协进会之工作，期彼此观点渐趋一致，国家真正统一团结，可以实现，此为政治解决之根本意义。

12条中，关于军队编制、数额、军队驻地、军饷、军械者四条：十八集团军原来编为三师，现在允许扩编为四军十师，在政府厉行精兵政策裁减单位之时期中，自属委曲求全之至。

关于军队驻地，提示案一面指示集中使用之原则，一面规定在集中前整训指挥系统，实已面面兼顾。至于军饷，则已规定与国军享受一律待遇；军械则政府当随时依需要与所负之任务为合理之分配。

12条中，要求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之一条，在陕北边区问题，政府提示案中已提出十分宽大之办法，至其他任何地区之行政机构，自当依照提示案，由各该管省政府接管，以免分歧。

其他尚有若干要求，或则与事实不符，或则与事理不合，均已向先生口头说明，兹不赘述。

以后，又接到林祖涵先生8月30日来函，以奉中共之命答复我们8月10日的去信，大意是：

一、认为我们8月10日的信上，含有责备中共无理拖延的意思，系完全不合事实与错误的见解。因为政府提示案与中共所提之书面十二条与口头八条，原则上相距太远，并举出：

（一）提示案对于实行民主政治，承认各党合法，释放政治犯等一字未提；（二）编军的数目和编制外军队的取消及军队集中使用；（三）只要求边区政府实行中央法令，而不提实行三民主义，不承认现行各项设施与法令；（四）取消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选出之民主政府等，认为距离太远的事实。

二、认为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由于中央政府与中共及“全国广大人民”的观点，有着很大的距离，因为政府始终不愿意立即实行三民主义和民主制度。

三、希望中央政府在解决全国政治问题与国共关系问题上，应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应从有利于全国团结抗战，有利于促进民主的观点出发。

后面，又重复提到上面已经列举过的“政治问题”“军队问题”“边区”及“华中、华南、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重申第一项各点所持的态度，同时扩大了许多范围。

四、申述中共始终忠实执行四项诺言，忠实实行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团结与政治解决的方针，证明中共不愿使谈判破裂。

我们看了林先生8月30日来信之后，使我们感觉……从去西安到现在，已经把问题愈谈愈远了……我们不能不引为惋惜，但是我们并不绝望。

为了使中共方面能够确实的明了我们的意思，所以，随后就复了一信，大意是：

申述中央政府命我们与先生商谈，在求全国之真正统一，亦即求中共切实履行其四项诺言，切实拥护全国政权的统一，如先生所说中共始终执行四项诺言，则中共对各地国军何致有许多侵犯之事实？中央何致今日尚须命我们与先生商谈服从军令政令等问题？

中央令我们与先生商谈统一，原为未来之宪政与整个三民主义的实施，树立强固的基础。

关于民主政治及党派问题，中央提示案已有剀切条文，我们8月10日函内复有详细的申说，何以说是“一字不提”？

来函所说的中共在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彻底实行了三民主义，又说在中共的一切地区内，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但有许多事实，迫着我们否认。

即如民主与自由，国父遗教欲以五权分立为民主的正轨与人民自由的保障，中共区域内可有司法权监察权独立的事实？

中共区域内的人民乃至共产党员，可有言论自由、身体自由的保障？我们前函希望对于民主自由等问题，勿提出毫无边际的抽象要求，并请中共随时与中央政府、国民参政会以及宪政实施协进会等切实商讨各项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惟至当，且属必要。

说明来函所提种种问题，早已一一举答，其中一点，即中央提示案对于去岁林彪师长和最近先生在西安所提意见，已经“大部容纳”，确系绝对真实，但先生依然强调“距离太远”，可是距离远的原因，不外是因中共的要求，与时俱增，先生在西安所提的，较去年林师长所提的多，中共所提的12条又较先生在西安所提的多，此次来函又于12条以外，加上所谓“口头八条”，要求既与时俱增，距离乃不能不远。

例如陕北边区和所谓“其他抗日根据地”问题，林师长所提为“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先生在西安签字的文件，并未列入“其他抗日根据地”；

中共所提12条中，则要求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先生来函则更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的承认为言，在此种逐渐变化、逐渐扩大要求的情形下，倘商谈不能接近，其责任究在谁方？

说明中央政府与国民党绝不将一党一派的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切望中共能够同守此旨。

最后，说到只要于事实有益，我们赴延安一节，亦所乐从，兹问中共能否派负责代表来重庆解决本问题，并派何人代表偕返重庆。

这一次商谈的经过和来往有关文件的重要内容，一一报告如上。

今日中共问题，为了国家统一团结及争取抗战胜利，建国成功，全国的人民，都热切希望早日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受中央政府之命，负着商谈的任务，当然更抱着最大的热忱和希望。

中央政府所求的，只为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必须如此，乃能有确实的团结，乃能以举国军民一致的力量，打击敌寇，更必须如此，乃能有利于抗战建国。

在这一个大前提之下，中央政府无不根据事实，委曲求全，尽量容纳中共的意见，这在中央提示案上，都可以明白看出来的。

至于民主自由问题，中央政府一向重在实事求是，实在去做，不欲徒托空言，在抗战建国纲领原则之下，如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扩大民意机关职权，都在着手进行，今后自仍本此方针，继续致力，使战争结束之后，能够顺利推行宪政，那时候党的问题，自然可以解决。

现在中共方面，虽然还没有接受中央提示案和实行遵守国家军令政令的表示，但是，我们希望中共当能本着团结抗战的真义，以事实和行动来践履诺言，实现国家真正的统一。

中央政府绝不变更政治解决的方针，而且竭诚期待中共修正其所持的观点，早日解决这一问题，以慰全国同胞的期望。因知诸位先生对这一问题之关切，特来报告关于本问题商谈经过，并郑重说明中央政府的态度和愿望，还请诸位先生赐教。

从上述报告里，可以看出当时商谈的困难。双方观点既不同，而所提条款又相去太远，当然得不出任何的结果，那是没有疑问的。

同时，中共方面林祖涵先生也向参政会作了一个报告，大意是提出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的建议。在反动派看来，当然是更进一步的要求了。

文如玉

（57）赫尔利调停

商谈既陷于搁浅，林祖涵先生便返回延安。

同年11月初，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到中国来，表示愿调停两党争端，双方即开始继续商谈。

国民党政府方面，还是王世杰和我。当时，宋子文正代行政院院长，也有时参加，中共代表是周恩来先生。

这次商谈时间也相当长，从11月到1945年的夏天，有时五个人参加，就是王、宋、周、赫尔利和我，也有时仅三个或四个人。

这段时间，军事紧张，我曾奉派到各地视察，不能每次会议都参加，还是由王世杰经常出席。

据他在1945年3月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讲演（他当时是部长，这篇东西曾印成小册分发各有关方面参考，但未在报端发表），有“谈判经过”一项，全文如下：

谈判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五月迄十月底，政府方面负责者为张部长治中及本人，中共代表为林祖涵氏。

第二阶段自十一月迄现在，政府方面为张部长及本人，此外宋代院长有时亦参加商谈，并由友邦美大使斡旋其间，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先生。

第一阶段，本人与张部长赴西安，洽商十日，最后将林氏要求条件制成笔录，并送请其校对。此文件经林氏订正，两日后送回，并由其亲自签字。其中虽有若干超过范围之处，但本人当时认为，尚可提请政府考虑。

其大要内容为：

“军事方面：中共军队接受中央军令，最少改编为十二师，待遇与国军平等，军官暂不变更。军需可以照中央经理法规办理。中共军队在抗战期内，不调动，在原驻地抗战。中央政府认为有问题者在此最后一点。

政治方面：中央承认陕甘宁边区并给予高度自治，该边区任用高级官吏，可经中央备案。须实行国民政府颁行之法律，其有适应地方之单行法规须送请中央备案。边区钞票不再印发，由财政部加以整理。解除所谓边区封锁。释放政治犯与承认中共合法地位。”

本人等携回向中央请示，于6月5日将中央提示案，交与林氏；该提示案大体接纳了中共要求。（军队准编十师，其后蒋委员长在参政会中表示十二师之数亦可考虑。）

但彼称6月4日奉有中共电令，将条件扩大了；在此扩增的条件之中，中共军队应编为十六师；中央政府并须承认中共的“华北根据地”，以后中共又声明须承认“华北、华中、华南根据地”。

9月间，参政会开会时，林祖涵氏又突然提出组织“联合政府”召开“国是会议”之要求，当时，参政会中本党同志均极冷静忍耐，无片言指责中共，并为不使谈判僵化起见，由大会决定推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陶孟和、冷遹等超然人士五人，组织延安视察团，前往视察，然后，向政府提出解决办法之报告。

彼等原定一个月内起行。但当时因湘桂军事形势不佳，延安态度一天恶化一天，彼等遂屡次延期，直至10月底未克成行。

第二阶段，11月初，赫尔利将军（赫氏当时尚为美总统私人代表）来华，表示愿对中国内部团结问题有所致力，中共亦有电邀请其赴延安一行，彼征得我政府同意后，自愿效奔走之劳。

其动机不外两项：

（1）从旁协助调解，俾中国获得统一因而增进其国际地位，此于中美两国在未来国际舞台上之合作大有裨益；

（2）美军不久将在我国海岸登陆，假使当地驻军为国军自无问题，但如为中共游击队，则因中共不受国民政府命令，问题将趋复杂；

倘政府与中共之间能先期谋得政治解决，则美军登陆可减少若干困难，于是，赫尔利将军于11月初，飞赴延安与毛泽东氏辩论数日，最后，携回毛氏亲笔签字之草案，其主要之要求为组织“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与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

该草案原文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一致合作，以期统一中国所有军队，迅速击溃日本，并建设中国。

二、改组现在之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政党代表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立即宣布一新民主政策，规定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事业之改革，并使其发生实效，军事委员会应同时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组成之。

三、联合国民政府拥护孙逸仙之主义，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府，实施各项政策，以资促成进步及民主并建立正义，及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诉愿权，保障身体自由权，居住权，并使无所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两种权利实行有效。

四、联合国民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军队，此项军队应遵守并执行其命令。自外国取得之供应品，应公平分配之。

五、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团体之合法地位。”

赫尔利将军邀同中共代表周恩来飞渝带回以上草案交与我政府，此一草案与林祖涵氏在西安签字之文件，乃至6月4日中共提供之文件，显然又扩大了条件，变更了内容，但是政府仍极度忍耐予以考虑。

当时，政府认为可以容纳中共于政府机关之内，亦可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中共之军队政府亦可承认，但必须经过整编。

因承认之后，政府中对于中共军队之待遇与武器既须完全负责，自不能听任中共报多少便算多少；何况，中央政府之国军近来亦在依照精兵主义，厉行整编。

至于中共所要求之“联合政府”其意义如为立即取消训政或党治，将政府最后决定权，立即移交于各党派，或各党派所共同组织之“联合政府”，则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政府均认为不能接受。

理论上，国民党之政权，只能移交于国民大会，不能移交于其他团体，否则，便要违反孙中山先生之建国大纲。实际上，在国民大会未召集前，政府便无新的重心，各党派如有争执，便无任何法定机关为之解决或裁决。

在此种情况之下，各党派间倘有争执不决之情形发生，政府便只有违法而行动；否则，政治便要形成僵局或纷乱状态。

现值反攻尚未开始，战事前途尚极严重之时，此种情形，何以应战？

七八年来，我国以劣势装备，居然能排万难而抗强敌者大半，是因为有一个巩固的中央政府之存在。一个旦夕在摇动中的政府，绝不能应付战事。

至于中共所提联合军事委员会（即彼等所谓联合统帅部）之议，政府亦认为甚不合理。因为，中共军队如只服从中共所参加之联合统帅部，则彼等随时可以退出政府，造成再度破裂，造成内战，其危险性甚大。

此种建议，势不能造成真正的统一。但政府为力求满足中共要求起见，仍作如下之提示案：

“一、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期迅速击溃日本，及战后建国之目的，允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加以整编，列为正规国军，其军费饷项军械及其他补给与其他部队受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

二、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之建国，应尽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辖。国民政府并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

三、国民政府之目标本为中国共产党所赞同，即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并促进民主化政治之进步及其发展之政策。

除为有效对日作战之安全所必要者外，将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

1944年11月22日，本人将此文件当赫尔利大使、宋代院长之面，亲交周恩来。当时，周表示，谓彼虽不能放弃联合政府之主张而将继续为之奋斗，但同时表示，现时可先接受政府方案之意。

周并谓彼明日将即飞返延安，留延安一二日即返渝，返时即正式解决。因此，当晚赫尔利大使设宴举杯庆祝中国统一，周亦举杯答贺，赫尔利大使并拟与本人握手，表示祝贺。

予笑答曰“还是等到周先生回渝的时候再说为好”。

不幸，飞机师生病，兼之气候不好，周氏次日未能飞延安，在渝迟滞了十余日。

在此十余日中，桂黔战局日益恶化，12月初，敌军攻占独山，进逼贵阳，周于12月6日始飞延安，在其启行之前数日，即向邵力子先生及他人表示，将不接受政府提案。

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后，便正式复电，称我政府无诚意，故无法接受政府提示案。嗣后，美大使一再电催周来渝续谈，周复电谓，须先请政府解决四问题：一、取消边区封锁；二、释放政治犯；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法令；四、取消特务警察。

中共提出这些要求，在表面上似乎颇有理由，但实际上并不合理。

关于第一点，所谓边区封锁究竟是政府压迫中共，还是中共压迫政府所致，外边人往往不明白。

当初，我也不大明白，后来我本人曾当面询问军政部陈诚部长，我军驻防陕北边区附近之军队究有若干，陈部长答称，彼曾亲往西北巡视，政府用以驻防边区附近的军队只有六个师，余外均为担任河防对敌警戒之军队，与敌隔河对峙，毫与边区无关。

陈部长对本人谈话绝不致有谎言，但据我派往边区之联络参谋先后告称：中共屯集边区军队，有十二万至十五万之多，众寡悬殊之情形如此，受威胁者实为国军。

我曾向周恩来说过，如中共军肯开赴前线抗日，国军必可同时撤往他处杀敌。

关于第二点，本人曾当面对周说过，你们一再提出这个问题，也只是作片面的宣传。我们的公务员党员，有许多被中共杀害了，或捉去不知下落了，但是，自从谈判开始以来，我便从来没有允许我们的报纸作宣传。

至于所谓取消人民自由的限制云云，取消特务警察云云，我也曾对中共代表问过：在中共区域内，有国民政府管制下区域内，同等的自由吗？有反对政府的报纸吗？反对党可以存在吗？有司法独立吗？国民政府派在延安的一两个军事联络人员，是否出入都有暗探紧紧追随呢？

赫尔利将军对于中共这四项要求也认为无理，于是去电要求其放弃，并促其仍就根本合作问题再加考虑。

当时，政府打算让宋代院长、张部长和我本人往延安一行，借与毛泽东氏当面一谈。后来，周来电说，他自己要来重庆。

于是，政府又决定于去年11月22日所提三项原则之外，再提三项办法，以期充分满足中共之要求：

即（一）在政治方面，容纳中共分子于行政院内之战时内阁；（二）组织三人混合委员会以考虑中共军队整编及待遇办法；（三）在抗战期间指派美国军官一人直接指挥中共军队作战。

该三项办法，系于本年 1月25日交给周恩来，其原文如下：

除政府原提三项原则外，政府并准备实行次列三项办法：

一、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性之机构（其人数约为七人至九人），俾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关，并将使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其组织。

二、关于中共军队之编制及军械补给等，军事委员会将指派中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现时中共军队之将领），暨美国军官一人，随时拟具办法，提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

三、在对日作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指派本国军官二人（其中一人为现时中共军队将领），暨美国将领一人，为原属中共军队之指挥官。并以美国将领为总指挥，中国将领二人副之，该总指挥官等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负责，在其所属战地之军令政令，皆须统一于中央。

上述苦心孤诣办法，显然为政府方面极重大之让步。当时，赫尔利将军一再向我说，政府的提议实际上已完全容纳了中共原提五项要求。

但是，周恩来仍然不接受，他说行政院无最后决定权，本人告以行政院对若干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力，若干问题（如预算案、法律案）则须经国防最高委员会及立法院会议通过。

要讲民主，自不能任一个机关对任何事皆有最后决定权，即美总统任用政府各部部长亦须提交参议院通过，周亦为语塞。至于委派一个盟邦军官暂任中共军队之指挥，实际上，原为其前次来渝时，自行表示之一种希望，现在则又支吾不肯接受。

周仅称其来渝目的为提议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本人不得已，因复询其“党派会议”的方案。

周答称：由国民党、中共、民主同盟三党派举行会议，商讨办法，结束党治。本人告以我国现有党派，不只三党，且大多数人民均不在党，此种会议纵可召集，无党无派的独立人士亦应酌量请其参加；

因之，此项会议势不能名之为“党派会议”，而须采用其他名称。

我又告以政府目的在求解决问题，极不愿以谈判为宣传，如果召集此类会议，在会议期间，彼此必须停止互相攻击。

当此谈话时，周对我以上所说各点，亦承认可以接受。于是双方决定，各就商谈结果，分别作成记录，以便次日交换校正。

但次日周交来者，仍然是彼最初带来之“党派会议”办法四条，并未将彼与我商定之点列入。我所记录的，完全是前一日彼此商定的内容；只有“政治咨询会议”名称，是我一人拟议的。

至于其办法中所称之“国是会议”，我当时曾予以驳斥，彼亦谓可以暂不提出，办法中所谓中共代表来往自由云云，我当时声明决可担保，不必写入办法中，彼亦无异议。

现在将其办法四条及我所做记录，写在下面：

甲 周恩来先生提出四条，全文如下：

一、党派会议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政府负责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

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

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应通过将来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是会议，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

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

乙 我的记录

“兹为加强抗战力量，促进全国团结统一起见，请国民政府约集国民党代表与其他党派代表，以及其他若干无党派人士，从事会商：此项会商人数以不超过××人为度。此项会商可称为政治咨询会议。

此项会议应研讨：（一）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二）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三）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

以上研讨如获一致之结论，当提请国民政府准予施行。在会议期中，各方应避免相互攻击。”

周当时询问，可否将我所记录的作为政府提案，由彼电达延安请示，本人当谓，这种会议，本系中共提出，并非政府提案，但如可因此解决问题，则作为政府提案亦无不可，于是，周氏便将我的记录作为政府提案，电达延安，此为2月1日之事。

但一星期后，周又谓延安不能接受这个“政府提案”，只允加以考虑，又谓先决条件必须国民党承认立即取消党治，不能将党治之取消延至国民大会召集之时。

此后，即每以此为借口，延宕谈判之进行，至2月16日，彼便飞返延安，谓将返延与彼党同志再行考虑上述“政府提案”。

赫尔利氏当时提议本人与其发表共同声明，宣布谈判经过，亦被拒绝。

周离渝后长久未回，至今没有答复。最近，中共留渝人员来言，延安近正考虑“政府提案”，即将予我正式答复；但又称，我方须先答复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中共是否可派代表参加？

本人答复三点，请其电告延安：一、国共谈判久而未决，所以不能获得结果者实由于中共要求不断地增加与变更。二、中共毫无互让精神；双方既不赞同武力解决，并且均主以谈判方式解决，彼此均应准备互让。三、政府以谈判求问题之解决，中共则不免以谈判为宣传。

以上三点如不改善，此后商谈必无结果。至于中共要求派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问题，本人实有不便向政府启口之苦衷，因中共已拒绝与政府在行政院内合作故也。

以上为自1944年5月至1945年3月1日谈判经过的大概情形。王世杰的这个报告，含着片面的主观看法，甚至有歪曲之处。

在这几年中，在对外关系方面，我和各国外交使节的往来，也是常有的，特别和苏联外交人员接触更多，如彼得罗夫大使、罗申武官（后升大使）等。

每年，我总有两三回宴请他们，他们也常宴请我。如在抗战末期，重庆反苏空气日趋浓厚的时候，我很为忧虑，求有以安慰苏联并缓和感情之处，特别宴请苏联外交代表，席间说了一番话：

今天，招待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的外交代表，正是苏联红军在欧洲东线节节胜利、渡过奥得河、直趋纳粹心脏——柏林的时候，我们实在感到十二分的欢欣与兴奋。

由于红军的节节胜利，使希特拉（勒）的倒台、法西斯主义的消灭更加加速地实现，使同盟国家的胜利，民主主义的复兴，得到更确实的保证。

今天个人想趁这个机会，向亲爱的苏联盟友们说几句肺腑之言。当然，这个宴会并不是正式的宴会，这里也不是外交的场合，所以，我讲的话并不是正式代表政府的意见。

不过，我是一个军人，说话向来坦白，今天我愿意推开窗子说亮话，率直地和各位谈谈我个人的意见。

我们无可讳言的，目前的中苏邦交似乎还没有达到十分圆和融洽的程度，甚至彼此间还存在着若干不愉快的感觉，但是，我们常常在想：

在战时，尤其在战后，中苏关系非亲密不可，中苏邦交非敦睦不可。我们无论从任何角度、从任何观点看，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使中苏关系亲密、中苏邦交敦睦呢？

第一，在道义上说，苏联始终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富强康乐的民主国家，也始终以平等的眼光对待中国。

过去的事实，历历在目：在国际上首先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是苏联；在广东时代帮助黄埔建军——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武力，也是苏联；在抗战之初，首先以实力援助中国的也是苏联；在过去，中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和苏联的领袖列宁，彼此有着深厚的默契，这点在他们的言论上都有实在的记录；

现在，中苏两国并肩向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主义者进行最艰苦的搏斗，衡诸中国哲学“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之义，中国怎能反苏呢？

第二，在利害上说，中苏两国国境接壤，蜿蜒数千里，犬牙交错，唇齿相依；同时，中国在战事终结之后，亦必一如第一次大战后之苏联，必须从事长期的和平建设，到那时候，无论人力上、技术上乃至科学上、资源上都需要苏联的帮助。

我们可以说，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绝不能从事长期的和平建设。从这点看，中国也绝无反苏的理由。

第三，就信仰上说，中国人民所信仰的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终极目的是世界大同——人人各尽其力，各取所需，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并无二致。

虽然，在程序上、方式上或有不同之处，但出发点相同，终极点也相同，正是殊途而同归，所以从两国的立国主义来研究，我们找不出有什么差异之点；

也就是说，从两国人民的信仰上说，并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

第四，就中国共产党问题来说，我们过去因中共问题而有一度的反苏，但战后绝不应也不会再犯错误而反苏。

因为，中共问题现正在和解进行中，虽然还没有得到结果，不过在我看，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对国家目的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中共对宪政的实施，也和我们一样地热切希望其早日实现，中国不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一旦国民大会召集，宪法颁布，各党各派（中国共产党当然也在内）都在法律上取得同等的地位。

一切政治问题都可用民主方式协商解决，政府绝不能以特殊的态度对待中共，就不会因国共两党问题而影响中苏的关系。

这篇讲话，可以反映我过去对中苏关系，也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见解。言语是真实的，态度是诚挚的，在苏联外交代表的答词里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与赞同。

但是，事实已证明了，国民党到底是反苏的，我这些话等于在说谎，及今思之，犹感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