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张治中回忆录》

文如玉 · 发表于 2023-12-12 22:11:26

（29）侍从室的经历

带着非常疲惫的身体，从湖南回到重庆以后，很想得着一个短时期的休息，恢复健康，见了蒋，我就表示了这一个意见。

蒋说：“还是要做工作！”头一次见面时，情形是如此，见面后第三天，蒋约我吃饭。

这一天，在座的约有二十位客人，都是党政军高级干部，特别排了座位，把我的名字摆在首席。

本来，我是一个受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从湖南解职而来的人，为什么受到这样的优遇？大概是蒋内心认为我不应受处分吧？

饭后，客都走了，蒋留我谈话，问我的意见：“你愿意担任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还是愿意担任侍从室主任？愿意做哪样？”

当时，我一点儿不犹豫地表示：“训练委员会是要多讲话的，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愿意到侍从室服务。”

蒋听了，很高兴，说：“那很好！很好！”连讲了几次，我向蒋要求作短期的休息，蒋说：“好，休息一两礼拜。”这是1939年2月中旬的事。

我既然接受，随即就以命令发表了。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到3月16日接事，从2月1日交卸湖南省政府主席，到3月16日，在重庆就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中间虽闲暇了个把月，实际上并没有休息。

那时，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主管军事机要的地位，恐怕做不好。而结果，以后一般的评价，觉得我在侍从室还做得有声有色的，这真是出乎我意料了。

当时，我始终保持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一定要站在最高统帅的立场，与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协调，尤其要与军令部、军政部保持协调，并且，要予各主管部门以便利，使下情上达。

所以，在做了一年有半交卸后，大家常常鼓励我，并且常常回想到我在侍从室任内的情形。

我在未做这一项工作之前，曾经考虑至再，写了一个自我约束的准则，呈报鉴核。在侍从室任内，幸免陨越，或者是厉行这一个准则的成效。

我的准则的原文是：

顷奉钧命，侍从服务，遵于本日就职。谨拟自律三端，及申明请训五项，列呈鉴核。

一、严守机密：此为钧座平素剀切所训示，今侍从室居内府地位，严守机密，自属更为重要。

二、明识大体：一切须站在领袖立场，对人对事，至公至正，不能有成见，更不能存私心。

三、寡言少主张：如有意见具申，只可径呈钧核，若在公共场所或会议席上，只可奉答对某一问题之解释内容，或经过叙述，不可有肯定意见或主张之提出。

以上为自律三端。

一、和协各方：宣达领袖意旨，使大家悦服；而主要干部相互间之亲爱精诚，亦应随时从旁致力，但不可抹杀理智，徒重感情，尤其忠奸贤愚之辨，不可不严，并当以真知灼见，呈报钧座，借供参证。职生平处友，从无隙末凶终者，唯往往使感情蒙蔽理智，亦一短处，今后当益加戒慎。

二、分忧分劳：一般人皆认钧座忧劳过甚，如对日常文牍与事务及会客诸事，似可由左右代分忧劳者。但所谓分忧者，乃为使领袖精神上思想上减少无谓之烦扰，绝对非出蒙蔽；所谓分劳者，乃为使领袖脑力上时间上减少无谓之耗费，绝对非出擅权，此中分际，当谨守勿渝。

三、善处请托：因在侍从左右，地位便于传言，各方因公私问题，而有所请托，似属难免，但必明其是非，审其轻重，斟酌而后转呈，且当力避感情与意气作用，以免陷入偏蔽，而不得其正也。

四、职字迹过劣，因礼貌及郑重关系，往往签呈报告，交由书记誊正，但职事必躬亲，且皆必考虑周详，从无假手他人，而稍存懈怠疏忽者。

五、职深感侍从责任，较之负一军一省之责任，更为重大，自当持以勤慎，勉试三月，如不能胜，愿请调换。

以上为申明请训五项。

以上就是我在侍从室服务期间恪守的一个准则，现在，就我所能回想得到的，略述服务经过的片段吧。

在昆仑关战役后，我办了一件比较得体的事，即厉行严明的赏罚，这时，我陪蒋到桂林，约了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政治部部长陈诚、参谋长林蔚等，开了一个小组会议，说服白、陈以身作则，厉行赏罚。

首先，从行营主任、政治部部长自请降级起，依次处分一大批将领：其中有的交军法裁判，有的革职，有的记过。

我们商量之后，把处分拟好，由我面呈，蒋大为动容，说：“很好！”又问：“怎么来的？”

我说：“昨晚我们四个人商量，非严明赏罚不可！要严明赏罚，非从上面做起不可！所以先从行营主任、部长降级。”

第二天，到柳州开军事会议，会议闭幕前，全体肃立，蒋便照着我们所拟的，当场正式宣布，自此项命令颁布后，士气为之一振。

在这期间，我还有很多的重大建议，多被采纳，如撤销桂林行营，就因我的主张最力。

当时，我看到一种不好的趋势，如昆仑关战役，桂林行营主任本来应该站在统帅的立场指挥部队，但事实上，谁来当行营主任，谁就站在部队的立场，这样就要损伤统帅的权威，关系很大。

在行营主任方面，这个地位也不大方便，因为他指挥部队作战时，一方面站在部队立场，向统帅部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又站在统帅部立场，向部队提出要求，就是白崇禧本人，也有这种感觉。

我还有一个动机：认为在这个时候（当时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程潜任西安行营主任），为充实统帅部阵容，提高统帅部威权，必将负有声望的高级将才集中于中央，以便顺利地统率全国部队。

我这一个大胆的建议，当初蒋表示犹豫，经过多少次的考虑，终于决定，先后撤销桂林行营和西安行营。

在侍从室，本来不是个容易处的环境，特别是在抗战紧张的时期来掌管军事机要，但是，在我的任内，大家常拿一种过当的语句，来形容全体爱戴的情绪。

我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情，没有别的，就因我对一般同志很公正，肯负责任，对于工作指导也还相当地周到、正确，而在工作上面，很少使蒋操心。

在我的记忆中，很多次的战役，对于军事上的建议，对于最高统帅的意旨到达于战区高级指挥官，都很周到、正确，没有什么错误。

比如，湘北大捷诸战役，都是由蒋亲自指挥，而我是不折不扣地传达了命令。他常常在深夜打电话找我，对白天打的电报命令加以修改、补充；或是叫我立刻打长途电话，传布命令到前方。

战事紧张时，蒋一天要找我多少次，而每次的见面，动不动要打许多次电话，虽是这样的紧张，我觉得还能够处置裕如。

我经常不敢离开自己的岗位一步，没有一点懈怠，从来不会偷懒，我见到的地方，我会自动去做。

又譬如，有一天，忽然接到前方电话说：张自忠阵亡！为争取时间，我立刻代蒋亲拟电稿，先予慰问。我报告蒋，只等签一个字，马上就发出了；

因为我知道，张自忠一死，军心动摇，所以马上发电，使发生镇定作用。这个电稿，蒋只改了一两个字。

原电如次：

冯副总司令仰之兄：×密。顷悉荩忱总司令亲临前线督战，壮烈阵亡，噩耗传来，痛悼万分！

顾荩忱忠贞英勇，牺牲成仁，本其素志，光荣一死，炳耀千秋！唯在此抗战中途，将星忽殒，使国家遽失长城，损失过大，其何以堪？此中追念素所信赖爱护之袍泽，不禁悲痛无已者也！至荩忱尽瘁革命，功在党国，所有表扬抚恤诸事，自当从详拟订，呈请国府明令施行。

其所部，请兄代中善为抚慰，务继荩忱总司令之遗志，益加儆奋，俾得复仇雪耻，完成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慰其在天之灵，是所切望！

闻耗仓促，未能尽意。现荩忱遗体，已否寻得运回？其阵亡详情，均盼详报。中正巧已川侍参。

上面已经说过，我在侍从室服务期间，很少使蒋操心生气。但并不是没有碰钉子的时候，记得有这么两次：一次是蒋错怪了我们，一次是我们自己的疏忽。

有一次，苏联要求他们的飞机直接飞延安，兰州方面打电报来，请示怎么样的办法，办了以后，也不知是蒋忘记了，或是听错了话，就来责备我，说我处置错误，以后，把兰州来的电报呈阅，蒋才知道我的处置，与他的意旨是完全相符的，并没有错误。

但我确有一次疏忽，某一个战区把作战计划送来一大厚本，本来应交给军令部审核的，但本室第二组组长认为，应该先呈蒋看看，再发交军令部，我当时顿了一下：“这样厚的一本，能够呈上吗？”

但念头又一转：“这是一个重要的作战计划，应该呈阅。”马上就签了字，呈上去了。

哪里知道，蒋在上面批了一大段话，很幽默的，大概说：“这样一厚本给我看，究竟你们是我的参谋，还是我是你们的参谋？”

这还有什么话说呢，当然是我的疏忽，因为我只写了“呈阅”二字，没有写“交军令部”，所以，蒋怪我们没有签注意见就呈阅，而使他变成我们的参谋了。

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

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哪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即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是，若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

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绝难持久，我曾想尽力加以纠正，并曾建议撤销侍从室，无奈积重难返，迄未做到，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

我对于使高级干部保持协调、联系，也费了很多的心力，也有很多有趣的事例。

譬如有一次，为着四川方面的问题（七师长通电问题）发生，蒋要何总长敬之到成都去料理，敬之不愿去。蒋不高兴，同我讲：“你告诉何部长，一个军政部长为什么这样胆小？他不敢去，我去！”

我说：“委员长不必生气，我一定劝何总长去，我有法子要他去。”

出来以后，就往见何敬之，我说：“你如果不去，谁能够去料理呢？假使你不去，委员长要自己去，你也不好意思。”

何应允了。到第二天，蒋问我：“何部长去不去？”我说：“去。”蒋望了我一眼，接着说：“嗯！——你同他怎么讲的？”

我说：“我向何部长说，你如果不去，谁能够去料理呢？假使你不去，委员长要自己去，你也不好意思吧！而且⋯⋯”

我继续说：“我们干部，一定要为领袖分忧分劳。”蒋连连点头，“好，好！”

这一段公案，我始终没有告诉何敬之。

又譬如说，一次关于冯玉祥先生的问题，鹿钟麟对我讲：“冯先生每月的特别费，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

有一天，我向蒋请示，蒋说：“只有他一人有固定的特别费，怎么还好增加？”当然，这话是有理由的。

在冯先生方面，因为物价增涨，开支浩繁，实在有增加的必要；然从蒋看来，对冯总算是特别优待了。

我想了一想，就这样地转圜：“以后可按年节加送吧？”蒋不做声。

有一天问我：“你已见着冯先生否？”（因为冯有病，住在乡间，派我去慰问。）我说：“见到了。”他又问：“你对他加经费，怎讲？”

我说：“我讲委员长对冯先生关切得很，如果冯先生有所需要，请随时写信给委员长，不要客气。冯先生表示感谢。”我这话，蒋认为得体。

又有一次，滇缅路通了，在“运输第一”的口号下，蒋要自己兼任运输统制局局长，在那个成立运输统制局的签呈上，写了“自兼”两个大字，等于下了一道手令。

我觉得，运输这一件事，最高统帅如何可以兼？就一面向何敬之说：“应该请你兼，若是由委员长兼，不成体统。”一面就老实不客气地签上一条：“这个运输统制局，以最高统帅兼任，实在不成体制，可由何总长兼之。”

签上后，被批了一个更大的字：“可。”这一个有趣的经过，谁也不知道，一直到后来运输统制局撤销，何在一次中央扩大纪念周上作报告提出，这一件事来才传开了。

原来，自从运输统制局成立后，流弊百出，怨声载道，何也觉得太伤脑筋，他像想减轻一点责任似的说：“本来，这个运输统制局，是张治中主任以大义责我，要我来担任的，因为如果我不做，委员长就会自兼，那就不大合适。但我做了以后，成绩不好，真是很惭愧！”

我听了何公开地报告这个故事，心想：幸而蒋没有兼，否则将损伤最高统帅的威信。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我对最高统帅的一点负责精神。

所引为遗憾的，就是拖累了何，然而，他为蒋分劳分怨，正是他的幕僚长责任之所在。

蒋的个性是很强的，对事并不是没有“成见”，但有时也能听从幕僚的规劝，而改变自己的意见。

再举一例吧。譬如说，当蒋要兼理四川省主席时，我们都不赞成，而蒋仍然兼了，我们都不了解：

为什么蒋一定要自兼四川省主席呢？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损失威信。

我曾经当面讲过，蒋的答复是：“因为没有人。”蒋自兼了四川省主席，我们曾两次到成都，我在成都同陈布雷说笑话：

“我们问问委员长，是以什么资格到成都去？如果是以委员长的资格，则无到成都之必要；如果是以四川省主席的资格，则我们无随行之必要。”

但是，我们的结论仍是：“马虎一点吧！迁就一点吧！”凭良心讲，蒋两次到成都，并非完全为着四川省政，如军校方面，空军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都就地解决了不少。

可是，我们总觉得，蒋兼理四川省政是不必的，有机会就进言：“为什么还要兼？”我们又讲笑话：到成都，已经一次、二次，我们可不再走第三次了；如果还要走第三次，我们就要“同盟罢工”啦！

后来，居然没有走第三次，蒋就辞了。大概，蒋意识到我们共同反对他兼主川政的态度了。

我在侍从室服务期间，曾随蒋到过南岳，到过桂林，两到成都，一切都很顺利，很愉快，但是，有一次遭遇了很大的危险。

那是在柳州，我随蒋从桂林坐火车去开会，于早8时抵达，住羊角山；到11时，忽来警报，但接着并无消息，我陪蒋吃午饭，吃完了，也没有得到情报，蒋已休息了。

我从楼上下来，也准备休息一下，刚把上衣脱掉，忽然想起：何不打一个电话问问防空司令部？刚拿电话筒到手，只听得一片“轰、轰”的声音，敌机袭来了！

于是赶忙穿上衣，叫副官速请蒋下楼，这时，敌机业已临头，附近并没有好的防空洞，只有一个一丈多高一丈多深的天然石洞，我随着蒋进去躲避。

敌机共五六十架，九架一批，分批来袭，集中投弹，前后左右，落弹数百颗，洞内泥土滚翻，我和蒋坐在里面，躺在地下的随从人员，一个个都被泥土掩蔽了。

我判断：这一定是因为我们的行止，被敌谍探听到了，等我们一下火车，敌谍就用无线电打出去，假使敌机不先在柳州城内兜一个圈子，那更危险。

我听到随从副官说：这一次，比起从前在武昌省政府防空洞所受的敌机的威胁更厉害，而我们在大轰炸之后，也不过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还是参加这天下午4时的军事会议，蒋亲自主持到底。

一般人皆认为，我在侍从室肯负责任，也有担当，有好多事情，我代蒋负责，替他做到，这不是我的专权、擅权，在我是想替领袖分忧分劳。

处理一切事务，我始终是抱着这一个态度。随便举一两个例子吧。譬如关于军事方面的人事问题，按惯例，凡是在团长以上，特种兵在营长以上的任免，必须经委员长核准；这样，也就太多了。

我就和何总长商量，凡是由铨叙厅报上来的，我只把少将以上的呈上候批，此外，概由我批上“奉谕照准”，再签上我的名字。

这种处置，对蒋的职权也顾到，同时，可以减少他的很多时间。

还有一次出去，看到四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内有一人是穿便服的，蒋即命：“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去办了，回来报告经过，蒋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

副官把那张批示送给我看，问我怎么办。我说：“我负责任，把那张批示交给我吧。”我在原批后面，加上一批：“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

同时，我电告军法总监，说：“这不过委员长认为一辆三轮车不能坐四个人，搭车的又是普通人，一时动了气，并非了不得的事，顶多问问，关几天也就够了。有什么事我负责任。”

到第三天，忽然蒋夫人请我去，一见就问：“文白兄，听说委员长要枪毙一个人，这个人是遗族学校的学生，并没有犯罪呀！你想想办法，好吗？”

我笑着把办理经过告诉了她，她欣然表示同意。

有一天，我陪蒋郊游，乘车往老鹰岩，在半山转弯处突遇四川公路局的一辆卡车冲过来，我同蒋坐在第一辆车，未碰着，而我们的第二辆车和第三辆车，都被撞坏了。

我们马上停车，把司机抓住，蒋说：“至少要处以十五年监禁！”就把这闯祸的司机送到军法总监部去了。

这司机本来疏忽，转弯不鸣喇叭，以致撞坏我们的车，但因为只撞坏了车，没有撞伤人，所以只关了几个月，有人来说情，我就批准，把他放了，蒋以后也并未查问。

一天，侍从室的一个股长，很慌忙地来见我，说：“主任，我要被委员长撤差查办了！”我问：“为什么？”

他说：“委员长觉得黄山的防空洞太开大了，问是何人办的，有人说是我叫军政部办的。委员长说：这还了得！谁叫他开这样大的防空洞？太浪费，非办他不可！——请主任代我在委员长面前求求情！”

我答应了，就写了一张条子送上去，大意是说：委员长爱惜人力、物力，是应该的，不过侍从人员对于领袖的安全负有责任，在这点上，似可予以原谅，免予处分，蒋批了一个“阅”字，算是了事。

在重庆，我很想替蒋在郊外再盖一栋房子，以为城中官邸万一被炸的准备。有一天，随便谈起这件事，蒋问：“预备在什么地方盖？同去看看。”

于是，我们同车前往，看了还合意，说：“可以。”还说：“多盖几栋小房子，可以请老先生们来住。”并且，就在那里举行野餐。

过几天，忽然接到一张手条：“老鹰岩房子，不盖可也！”但我与何敬之商量，还是把它盖好了，蒋也并未说什么，不过为着敬老尊贤，以后，让给林森主席住了。

又如有一次，蒋下手令，要记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的大过，这个手令，我没有交下发表，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杨宣诚并没有错误，发表不大合适，所以搁下来。

有一天，我向蒋轻描淡写地说：“杨宣诚没有什么错误吧？”蒋不做声，不做声就是默认了。——像这一类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最后，说到关于我自己的一点小事。我在侍从室任内原先坐的那辆汽车，还是多年以来中央军校的那一辆，从南京撤退后，而湘，而渝，放在修械厂里修理，又被炸坏了，我就坐着另一部破车。

这时，正要替蒋在香港买两辆车，预备多买一辆，归我使用，在侍从室汇报中，一致通过，当时我含糊地默认了。

过两天，觉得不对，旁的事未做，却为什么替自己买车？在第二次汇报上，我主张不买我的车。有人说：“合同已订了。”我说：“合同订了，也得取消！”

所以，在我的任内，并没有买新车，这并非有什么了不得，不过是说明我的一种谨慎自持的态度。

文如玉 · 发表于 2023-12-12 22:13:18

（30）陈诚与陈布雷

我在侍从室，和外面将领时有接触，而接触最多的是陈诚。

在过去，虽在“黄埔”同事，并没有什么交谊，以后，他常在外边，会晤的时间不多。

“八一三”那次战役，外面有一种流言，说我和他有什么意见，同时，说他对我有什么隔阂；又有人说，他在大本营里，对我作战方面，有不利的指责和批评。

但是，我对于这些流言，始终不存芥蒂。我到湖南去了以后，尤其是长沙大火，他不大了解我，那时，他正住在长沙，以为我瞒了他，曾打电报给蒋，表示消极，其实，这是一个误会，以后，他也明白了。

我到侍从室以后，与陈诚的友谊，显然在继续增进，好几次战役，他在前方，我在陪都，我们常常打长途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分钟。

有一次，打到七十分钟，拿电话筒的手都酸了，他对我的认识，从此有了转变，一次曾对我说：“我认为你是无私心，无野心的。”

这样一来，我们之间自然而然地滋长了感情，渐能说些内心话。譬如，他从恩施给我的一封长信，使我深表同情，现在节录一段如次：

弟自问一无所长，唯于主义与领袖，窃慕古人所谓忠义耿耿、公诚自矢之义，不避嫌怨，不计毁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开罪各方，负咎多矣！独吾兄能不见责，反以此相勉，真令人衷心感激也！关于个人行止，屡蒙关注逾恒，推许之厚，尤为铭感！

…………

这是因为，我屡次向蒋进言，主张辞修仍回中枢担负重要任务。他接着感慨地说：

……然就过去弟在中央服务之教训而言，不仅对此深有感慨，亦且极为恐惧。

近接渝中友人来函，有云：

“夫以中央机构之多，人言之杂，私人利害之丛脞，一议之兴，众口阻之，一事方举，多方挠之。益以萎靡之人心，模棱之态度，善良者无辅，强梁者得逞，贤者势孤，不肖者比周，积习已深，来头甚大，非一朝一夕一手一足所能挽救。”

真所谓慨乎其言之！总之，以今日一般人对于主义认识之不足，遵奉之不诚，实行之不力，正如吾兄所云“观念未能尽同，步趋亦不一致”，殆为必然之结果。

吾兄又云：“兼之领袖之宽大，总长之持重，以致有应做之事不能做，应解决之问题不能解决。”诚为经验之谈。

本来宽大持重，均为吾国吾党一贯之盛德，且亦自有其苦衷，在吾人非不知之；但今日全国人心所仰望于领袖与总长者，已不止此，而为更进一步的必要之措置，换言之，即更须“于宽大中求核实”，“于安定中求改进”，方能收取循名核实计日程功之效。

…………

我的原信中，有这样几句话：

……至吾兄所嘱“时时为整个全局着想，向委座及总长多所建议”，阅之深受感动，自愿接受。回忆昔年在渝，吾兄曾以“无私心，无野心”见许，现仍当本此立场与信念，恢宏气度，辅弼领袖，凡遇重大问题，无不本其区区之真知灼见，不辞罪怨，坦直进言。

盖所以报领袖报国家者在此，而报知己之期望者亦在此。不过弟每有一种感觉，以为重要干部间，观念未能尽同，步趋亦不一致，兼之领袖之宽大，总长之持重，以致有应做之事不能做，应解决之问题不能解决。

弟独自默思：假使昔年在粤，亦如今日之犹豫、审慎，何能统一两广，打倒北洋军阀，完成中国统一耶？又思：今日中央倘多有如兄之坦直、坚强及实干硬干之精神，相与协力同心，勇往迈进，深信对领袖之贡献，必将更多且巨。弟过去曾多次向领袖推崇吾兄，欲请仍回中枢赞襄大计者，似有真切之理由在也。

…………

所以，辞修回了我那一封带着几分伤感性的信，我也常同辞修讲笑话，他比我年纪小，我戏称他为“小兄”。

一九四三年，他害了一场大病，我写了一封恳切的信，针对他的缺点，劝这位“小兄”：

……此次，兄在病榻上时间较多，请将二十年来奋斗经过作一回忆，于将来做事及健康方面，必多裨补。

兄一向肯负责，有担当，苦干，硬干，对领袖，对国家，贡献甚大！凡无成见之人，无不表示同情。不过求治太切，不免操之过激；负责太重，往往超过其力量。

……以致二十年来瞻前顾后，劳瘁特甚，身体与名望皆蒙受影响。

……吾兄今正可利用养息之闲暇，加以检讨省察，改正过去急切而务多之习惯，养成恬淡、和平、专一之性格，则兄未来尚有三十年事业之作为，必可持盈保泰，以辅弼领袖，完成革命建国之大业也！

他把我这封信给许多朋友看，说我真够朋友；而且，笑着对我说：“大家都认为你骂我，骂得很公道！”

不过，我们私人感情虽然培养得很好，甚而主张内部改革的意见也能接近，但在对中共问题上面，却始终无法一致，我一贯地主张联共主和，他则一贯地反共主战，这是不能不引为遗憾的。

我在侍从室期间，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大家都能合作，其中最好的一位朋友，便是陈布雷。

我管军事，他管党政。我们过去虽认识，但没有深厚的交谊，而我们深厚的友谊，就是从侍从室同事而来的。

陈布雷的身体很坏，用脑过度，面孔上常摆着苦恼的形象，工作又那样繁重，我老是跟在他的后头，逗他的兴趣，以后，他就渐渐地减轻了苦恼，笑靥常开。

记得有一次在成都，与他同住一个地方，有一天上午，没有什么事，我笑着对他说：“带你去调整调整！”

他说：“大哥（他老是这样称呼我，实则我们是同年，我不过比他大几个月），我们到哪里去？”我说：“你跟我走好了。”

这一天，我带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馆子，逛少城公园，喝了茶，又看了电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觉愉快得很，笑容可掬。

我问他：“好吧？”他说：“好！”以后，他常希望我带他“调整调整”。后来，他养病成都，还对他的夫人说到当年我“调整”他的乐趣。他向别的同志讲，我是真正爱护他的一人。

这里节录布雷给我的两三封信，以见我们彼此了解之深与关系之切：

文白我哥大鉴：

弟病中，承两次枉驾过视，均失迎迓，甚感！甚歉！闻芷町兄及惟果兄先后转述劝慰之词，益感兄之待我，真不啻家人骨肉。人海茫茫，知己难得！

弟僻陋成性，方自咎过去处世处人，一无是处，而兄乃过爱如此，心非木石，能无感泣乎？承劝以短时期内之休息，本应遵命，但弟之所患，在“此心安放不下”。

若事闲而心繁，则于脑神经衰弱，转有害而无益。幸山洞休假两月余，已略有微效，此心已无忧闷急躁之象；并已向委座直陈此四个月来身心日衰之实况，当能蒙其鉴谅，不致有繁重之工作相敦责。

现在每天决定，以半日休息、半日做事，暇时即下乡走走。如此调摄，或能有效。知兄关垂至切，谨以报闻。

…………

弟布雷谨上

文白吾兄大鉴：昨晚正思作函，告弟近日忧闷之状，请兄为我筹策，乃蒙见赐电话慰问。朋辈中爱护如兄者，洵不多见……

弟自二十四五年以来，给事于领袖左右，平日谢绝一切酬应，摒绝一切家事，区区愚忠，无非欲腾空此身，俾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归领袖之支配；今若兼职（指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职务），势必顾彼失此，在个人必两无着落，而大事必多所贻误。乃领袖坚不允弟所请，必令兼代。

固知安排人事，自有苦心，不能不暂为应命，然如此绝非久计，古人论为学，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弟以为可能服务之最高限度，亦唯自身知之最切。

弟在西安事变以前，或尚有过分消极之处，未将全部精力使用，然二十六年以来，观念一变，已不复顾及自身之劳逸与荣辱，乃至于健康。即如今夏以来，以打针关系，精力稍增，而此所增出之精力，亦敢言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

今若再责以重担，必至个人则心无空闲，夜无安睡，而公家大事之贻误，又何堪设想？此六七日来，忧虑焦急，已无一息安宁之时，今后一线之希望，唯勉任至年底以后。请各位好友可以向委座进言者，为我婉转陈述，必获解除兼职之请，而此尤有仗于吾兄之竭力相助，为我解脱也！……与兄谊如手足，敢布区区，唯祈心鉴。

弟陈布雷顿首

文白我兄大鉴：弟兹处于彷徨之歧路，敬求我兄指示迷津！侍二处的工作，近来日益繁忙（因委座兼理之事日多，而最近经济案件亦日增），弟已不胜负担，今委座又欲命陈组长芷町兼任经济会议秘书主任之职，是则弟非至丛脞贻误不可。昨夜陈明困难，下情不易上达。……我兄素来爱我，将何以教之？何以助之？切盼指示。即颂晨安。

弟陈布雷顿首

以上随便举出两三封信，足见布雷是怎样的一个人，以及我与布雷友谊之一斑。

在公的方面，常常在蒋前，我们的意见是合作的。他是一个文学家，关于文字上，我常常请教他，称他“学老师”。

有一次，对于一个战役，我起草一个电报，以蒋的名义，分致各将领，正写到最后一段，布雷进来了，我说：“好，好，正写得为难，请你赶快补完。”

他说：“写得这样多了，为什么还要补？”我起身拉着他的手，说：“非补不可！”他笑了，说：“大哥拉伕，敢不遵命！”遂由他的手笔，完成了那一个电报。

第二天，呈奉批准，就发出了。原电如次：

电李长官、孙副长官，张、王、汤、黄总司令，郭司令，并转各军师长：

总合各方情报，并证以敌方广播，现敌军增调第五战区者，为第六师团之一旅团，第三十九师团之一旅团，及第四十师团之一联队，合原有之第三师团，及第十三师团，共只三师团强，且皆由其他方面拼凑而来，以配备于平汉、信南、襄花、京钟、汉宜各路之广大正面，其每路兵力不过一旅团，最多至一师团，力量至属有限，似无甚大企图，可以推见。

但无论其作用如何，我军正宜识透敌情，把握时机，乘长蛇出穴之顷，为铁锤痛击之举。各官兵应不顾一切，奋勇猛进，必予敌以致命之打击，克奏光荣之肤功，以发挥我制人而不制于人之革命战略。反之，若中其谣惑耳目之计，遽存避免决战之心，结果必使敌人得以纵横窜扰，而我军仍不免遭受损失，断非我革命军人所宜出也。务望本此意旨，坚定决心，并逐级晓谕所属，一体遵照，为要！

中正手启歌

从“以发挥⋯⋯”到末了止，都是布雷的手笔，是他替我补完的。在我五十岁那一年，布雷特地为我作了一篇序，真可以说是“情文并茂”。

我和布雷的友谊虽然这样好，即在内部和日常事务问题上，也能说得来，意见相投。

但在政治主张和见解，特别对中共问题，我们就很少甚至简直没有谈过，只有在党的某次全会时，他向蒋坚决表示，同意我写的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文，认为非常恰当。

外面有人说他是CC，其实，他同CC毫无关系。记得在抗战胜利第二年的某天，他曾和我谈到CC在各地接收贪赃枉法的情形，表示痛愤。不幸的是，最后他竟吃安眠药自杀。

有人说他是“尸谏”，这是一个疑问。布雷受旧思想意识的影响很深，政治上缺乏远见，个性又较软弱。

他的自杀，或是由于他见闻所及，对国民党政权极度悲观失望，加上长期的严重的神经衰弱病和时代大风暴的刺激，痛苦到不得不用死来求解脱。

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也是大可惋惜的行为。

文如玉 · 发表于 2023-12-12 22:43:54

（31）奉调军委会政治部

从1940年9月起，我奉调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政治部是一个总管全国部队和军事学校政治工作的机构，这一制度，本来是从苏联红军学来的。

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时，设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是廖仲恺先生，周恩来先生曾任政治部主任。

北伐一开始，就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置总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先生，各部队大都设置了政工机构，在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部队政治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是政工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合作，政工人员主要是由共产党员充任的，形势发展得很快，部队也扩充得很多，原有政工人员本来已不敷分配。

接着，又由于蒋实行所谓“清党”，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被杀的杀，关的关，逃的逃，政治工作乃一落千丈，以后名义也几经变更，面貌日非，最后，竟成为名存实亡、似有若无的一个机构。

抗日战争开始，两党恢复合作，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大家认为，有恢复部队政工权威的必要，于是，才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置政治部。

部长是陈诚，副部长之一是周恩来，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引用了不少共产党员和“左倾”知识分子。

政治部成立之初，军事委员会并于1938年3月颁布了“政训令”，对政工人员的权责有明确的规定。经过一番郑重的程序，又拟订了一个《政治部工作纲领》，经蒋批准执行。

政工纲领颁布之后，接着，拟订了一个《政工典范》。前者偏重行政的改进，后者着重业务的指导。

政工纲领的主要内容，多半属于制度、人事、训练、宣传、经理各方面。业务虽也提到，但只是提纲挈领，没有详细列举。

为了使各级政工人员在执行工作中有所依据、有所秉承，就非有一个更为详细、具体的综合性规定不可。于是，推定高级干部若干人负责草拟初稿，提交1941年的全国政工会议讨论，再由军事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审查修正，最后由蒋批准以会令颁布实施。

草拟讨论审查程序是够郑重的，前后达两年之久。其内容大致为两篇、十章、二百三十条。第一篇是平时工作，以业务为纲领；第二篇是战时工作，以时间空间为纲领，内容篇幅太长，不必多所叙述。

这个典范一经公布，对政治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大家认为，这是政工人员二十年来心血的结晶。

政工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部队政工制度的改革，是政治部改组的连续发展，也是政工纲领颁布以后的进一步工作。

1941年3月，本部调集中上级政工干部和中上级军官在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十四期受训的时候，对于当前政工改制的问题，我曾和部中高级干部及各战区政治部主任做了长时间的彻底检讨。决定了政工改制的办法，呈由军事委员会交最高幕僚会议审议修正通过，最后经蒋委员长批准。

政工纲领和政工典范只是指导工作的准则，而不是工作的本身。工作本身是最现实的东西，它应该建立在周密的执行计划上面。而这种计划，必须把握住重心，就时间、空间，人力、物力作正确的估计，密切配合，才能顺利推行，发生效力。

那么，我们工作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一切为了战斗，一切为了胜利！”无论是教育、训练、民众组训、宣传工作，以至行军作战的一切措施，无非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

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健全本身，打定基础。而这种工作，主要的是从部队政工制度的确立、机构的调整、人员的训练选拔着手，进而改进军事学校、军医院的政工机构以及充实和健全各种宣传团队。五年来这一方面的工作用力最多，但效果则未能达到预期的地步。

其次，关于各种业务的开展，为了争取时间适应客观情况的需要，当然不能等待基础打牢才开始，所以这几年来，我们是不断地权衡需要、估计力量，配合打定基础的工作而逐步开展。

第一、配合作战。包括政工人员与部队共同行动，在战场上鼓舞士气，在后方发动群众，在敌后瓦解敌伪、收拾民心等项工作。

第二、实施政治教育。对士兵则透过识字教育，进行三民主义和政治常识的灌输；对军官则运用共同研究的方式，提高其政治水平；对军校学员生则实践管、教、训合一的原则，从知识的补充和行动的领导达到教育的目的。

而最基本的工作，则是统一编订士兵和学员生的政治教材，普遍颁发翻印，完成二十年来所未能完成的一种基本工作。

第三、开展军中文化工作，充实官兵精神食粮。这一工作的主要工具是：书、刊、报纸、电影、戏剧、播音等项。一面进行对原有工具和机构的调整运用，一面着手准备新机构的建立和工具的补充。

第四、宣传工作的推进。在宣传指导方面，对于正确消息的传播，报纸社论的发布，宣传要点的颁发，宣传技术的指导，都特别注意时效，注意反应，随时随地予以适宜的措置；对于打击敌人战志、争取敌后民心、促使伪军觉悟的各项宣传，也透过电波、纸弹，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彻底瓦解敌伪的工作。

第五、配合军事的要求，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侧重对部队的生活、纪律、精神、风气的改进，以全力协助部队长推行，以求达到巩固团结、提高战力的目标。

第六、改进军民关系，对民众则用服务、抚慰等多种方式，对部队则协助严饬纪律、杜绝骚扰等现象，使军队爱护人民，人民协助军队，构成军民合一的共同战斗体。

这些工作，都是在准备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总目标下，随着客观需要而力求不断开展。

每一年度或每一战役的开始，我们对各级都有定期的计划与适时的指示，以及关于各种技术的指导小册，不断颁发下去，期使上下一致，运用自如。

但是，这些重点工作的各项计划，经过检查结果，能够完成的是很少，不能完成的则属多数。

不过，政工改制之后，由于人事机构的更新，政工人员多能和部队官兵共同行动，密切配合；平时进行政治训练并协助军事教育的推进，战时与官兵出入于枪林弹雨，共患难，同生死，当同级部队长不幸负伤或阵亡时，也能当仁不让，代行职务，指挥作战，五年以来，是有了不少可歌可泣的壮烈牺牲的事迹。

1941年9月，荆宜战役中的一个拂晓，敌人的大炮正在狂吼，我第363团的机枪也吐出它的血红的火花，迎接一个未来的恶斗。这对久经战场的战士们已很熟习，他们抖擞着精神，准备着接受连长的命令。

“前进！”炮声稍为稀疏，连长开始下了命令，上尉指导员胡荣同志跟在他的右边，他们俩都站在队伍的前头。炮声又在隆隆地响，他们冒着弹雨前进。

“呼！”左边山谷里飞来了一颗子弹，穿过指导员的左腿，“糟了！指导员中弹了！”跟着胡指导员后面的上等兵王烈跳上去扶住他。

“不！没有关系，你替我绑一绑就行了！”胡指导员把牙一咬，沉着地说。

“指导员怎么啦？王烈同志，快拖指导员下去！”连长用严肃的口吻说。

“不，连长，在敌人面前，一颗子弹算什么！王烈让开，还是干你的要紧！”胡指导员坚持着。

恶斗继续在进行，连长再三劝胡指导员下来，但他没理会，不久又爬到队伍的前头。他咬紧牙关，脸上显得苍白，勇敢地向前冲，他的行动，对全连弟兄们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他们的鲜血在沸腾着，他们在枪林弹雨中跃进。

在人们崇高的敬仰下，冷永刚同志是大家记忆里不可磨灭的名字。他是士兵们的密友，一个模范的政治工作者。

在一个朦胧的夜里，展开⋯⋯火线构成⋯⋯射击运动⋯⋯冲锋准备——一切在战斗的推移中，他和连长一起领导着弟兄们果敢前进。

原野上，日本鬼子凭藉着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我军却抱着必胜的信念，要歼灭当面的敌人，弟兄们喊出“凤凰台就是鬼子的坟墓”的口号。

炮弹一颗颗地爆裂，机关枪咯咯地叫着，战场上被这一片激烈的枪声、炮声、指示目标声交织着，弟兄们巧妙地利用地形和地物，躲避炮弹，沉着射击，灵活跃进，敏捷卧倒，一段又一段，接近了敌人的铁丝网。

冷永刚身先士卒，跃过一层一层的障碍物，一声“杀⋯⋯”首先冲进敌人的阵地，弟兄们跟着一齐涌入。

经过一夜的苦斗，凤凰台敌人的阵地被摧毁了，但冷永刚同志却离开了大家，他的鲜血洒在凤凰台鬼子践踏过的大地上。

战争是惨烈的，我们多少忠勇的指挥官光荣地受伤或壮烈地牺牲了，但他们的职务立刻被同级的政工人员担负起来。

“是时候了！”华侨出身的连指导员罗斯丹当我军攻击茶店子战斗最惨烈、连长壮烈殉国的时候，他马上代理了连长的职务。

“弟兄们！勇敢地冲啊！替连长复仇啊！”他大声呼吼着，勇敢地率领着全连官兵在敌人浓密的火网下，勇敢地运动，勇敢地射击，勇敢地突破铁丝网，勇敢地进行冲锋白刃战。

茶店子终被我们克复，敌人大部被歼灭，拼命逃窜，当部队发起追击时，罗斯丹同志却躺在丛林下，他已用他的最后一滴血维护了祖国的永生。

以上所举，只是战场上千百个壮烈事例之一二，这里有一个“五年来政工人员参战伤亡统计表”。

从这个表中，可以反映出政工人员的一部分战绩，其中尤以鲁苏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同志的殉国特别值得一提。

周复同志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他是抗战以来阵亡的政工同志阶级最高、死事最烈的一位，从1939年开始，他担任了指挥山东敌后的全部政工的艰巨任务，虽是战区政治部主任，却每一次战役都身临前线，出生入死，和艰苦的环境、顽强的敌人相搏斗。

不幸的是，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于山东安邱县境被大队的敌寇包围，经过了一整天的苦斗，终于在白刃战里光荣牺牲，蒋委员长为此曾通电全军予以表扬。

为了总结参加作战成绩并鼓励全体政工人员，我并于1943年7月鄂西会战之后，发出一个电报，全文如下：

此次鄂西战役，敌人以十万之众，向西窜犯，企图窥伺陪都门户。幸我将士用命，军民合作，卒使敌人悉数被歼，造成一历史性之伟大胜利，此役不仅关系中国之前途，亦且影响盟国之观感，其重要自不待言。在此次会战中，政工人员工作之表现，可得而言者：

（一）……

（二）……

（三）陪都及各地报社、通讯社、中外记者，于鄂西前线归来之报道，对我政工人员均有好评。综括言之，不外下列数点：（甲）对政工人员刻苦耐劳、勇敢牺牲之精神，表示赞佩；（乙）认为政工人员发动民众协助作战，获有最大之成就，为军民合作高度发展之表现；（丙）各部队平时教育普遍深入，故能激发将士敌忾同仇之精神，以收制敌之宏效；（丁）政工人员与部队协同一致，共进退，同生死，且能于部队长伤亡之后，代理指挥作战，使部队不致失去重心，而官兵精神亦由是愈为奋发；（戊）平时协助部队生产工作，改善官兵待遇，普遍推行部队之保健运动，使一般官兵精神体力均大有增进。

综上所述，具见我政工人员，不但战时能身先士卒，英勇奋发；而平时之政治教育，亦显有进步。

……

总之，此次鄂西战役，由于政工人员勇敢牺牲之精神与血汗之结晶，已为政工改制后奠定光荣正确之基石，亦即为近年来军队政治工作向上转变之一大关键。吾人应知此种荣誉之获得，绝非幸致，则我全体政工同志此后所自期者为如何？所以报答国家民族者又如何？

本部长愿与全体同志共勉之！

张治中。

为了打通国际通路，配合友军作战，加速胜利来临，一九四一年我们曾经派遣远征军入缅甸，以后更到了印度。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各不相同，行军作战是很容易引起许多误会和麻烦的，但是在政工人员的艰苦、细致、忍耐、深入的工作下，不但基本上避免了误会和麻烦的发生，且更能密切军民的关系，使行军作战得到当地人民的协助，这也是政工人员成绩表现的另一个方面。

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期中，虽因制度改革而有一度的振奋，但是，由于主观上客观上众多的困难，特别是其中若干具有历史性、关键性的困难，为政工本身力量所不可能克服者，因而，经此一度兴奋之后，即告中落。

抗战愈至末期，政工本身力量与客观原因相互激荡，矛盾愈益加深，困难愈益扩大，以致缺点毕露，功用尽失，所以，到1944年夏，又准备变更制度，撤销团、连指导员，改设军中文化服务队，政工的基层工作，以教育与服务为重点。

同时，1军、师政工主官不限于以部队副主官兼任，还可配用非军官出身的人员充任。这都是在政工改制后所遭遇无法克服的困难，而采取的一种不得已而思其次的办法。

在我视察西北和东南各战区政工之后，于1944年5月召开第三次检讨会议，1945年2月，又召开第四次检讨会议，对政工作全面的检查总结，并且把总结的结论提供最高统帅部审议。

这个总结比较客观、实在，每一点都有不少实际的材料作依据，是由上而下的检查与由下而上的反映相结合并从我们五年来实际工作中所体验出来的结果。

总结的主要内容分优点、缺点、困难之点三项，如下文：

甲、优点

一、政工人员对部队官兵之思想领导，由于精神教育之实施，使官兵对于主义之信仰、领袖之信仰，及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无形中不断提高，故抗战虽达最艰苦之阶段，而官兵之根本信念极少动摇。足以证明其潜在之效能，实为国军凝聚力之一种重要因素。

二、政工人员在作战期间，与官兵同生死、共患难之精神，与其勇敢牺牲之行动，颇能收鼓励士气之效果。其在战地发动群众与部队配合作战，亦不无贡献。过去如第二次长沙会战及鄂西会战，两次作战检讨会议中，各级部队长对政工人员之努力，均曾备加赞许，并蒙领袖迭次嘉奖。此外如去年洛阳与衡阳守城之役，政工人员均与部队长同在围城之中，奋斗不懈，伤亡特多。此实为政工改制以后之最大收获。

三、政工人员对于部队风气之转移、纪律之整饬，虽以若干客观条件之限制，未能收到预期之成效，但由于一部分政工人员态度之严正，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以维持革命之立场与纪律之尊严，在精神上尚能予官兵以相当良好之影响，或因有所畏惮而不敢公开作违法之行动，实具有相当消极监察作用。

四、政工人员，尤其基层工作人员，对于扫除文盲工作，均能积极推进，虽因物质条件极端缺乏与士兵之流动性太大，发生若干困难，但仍能因应时地，不断进行，且常寓精神教育于识字教育之中，对士兵思想行动之领导，裨益甚大。

五、关于宣传工作，尚能把握时效与把握中心，虽受通讯设备之限制，未能普遍深入。但由于数年来不断努力改进之结果，政工人员多能适时获得正确之指导，使官兵对抗战局势与重要问题，均有相当正确之认识，不致动摇信念。

六、改制以后，因连指导员之普遍设置，使基层工作比较深入；由于士兵教育之实施，与共同生活共同行动之结果，获得相当之成效。

同时，由于连指导员之设置，本部曾于三十年一年之内，裁撤不急需及无直接工作对象之机构，达418个，以其节余之经费，移用于连指导员，其余各级机构，亦经一再调整紧缩，人力殊少浪费。

七、政工人员之生活，近年来较部队长更为艰苦，甚至本身之最低限度生活，恒不能维持；而工作之环境，又日形困难，但仍有不少政工人员，为神圣之使命与责任心所驱使，忍受一切痛苦，谨守岗位，奋斗到底。

现在各级政工人员中，服务政工5年以上10年以下者，少尉以上上尉以下有3624人，少校以上有3208人，共6832人。10年以上者，少校以上人员有416人，其对于政工之忠实与坚忍不拔之精神，均堪嘉许。

乙、缺点

一、政工虽有二十年之历史，但迄今制度尚未确立，政工人员在部队中亦无明确之地位，恒有任团、连指导员随军作战多年，因未具备队职之资历，不能取得转任队职之资格，尚不如行伍出身之军官者，以致从事政工愈久，则其个人之前途愈觉黯淡，而一般军官，均视政工为畏途。

二、政工改制之本意，原为谋军政之交流，促进新陈代谢之作用，以排除老大暮气之缺点，但实施以来，因过去积习太深，不唯高级军官多不愿转任政工，即军校出身之初级军官，亦视政工为毫无出路之工作而加以鄙弃。

事实上，抗战以来军官之升迁甚速，而政工人员则受种种限制，升迁殊感困难。

恒有团指导员，其最初之团长已升任军师长，其本团之营连长已升任团长，而团指导员则仍为该团之指导员者。相形之下，自易受歧视。

而文校出身之人员，则已不能充任主官，复不能转任其他工作，亦深感出路之狭窄，而不安于位。

由于此种事实之影响，干部来源极感缺乏。尤其中下级干部，补充尤感不易。如上午曾请准在补训学生中抽调2000人转任政工，但毕业以后，因种种障碍，只能抽调654人，实际到差者仅274人。

同时，复呈请抽调军分各校每期毕业生百分之十充任连指，但几经波折，迄今仍无法做到，关于干部补充之困难，可以想见。

至于连指一级，由副连长或连附及资深排长兼任，固多节约人力，并减少干部补充之困难，但因其本身之职务过繁，多不暇兼顾；且现在各部队中之初级干部，军校出身者实占少数。如由行伍军官兼任，即加以相当训练，恐亦难遂行工作，达成任务。

三、军政人事交流之结果，尚有与上项发生极矛盾之现象。盖一方面则一般军官固多不愿转任政工，但以政工主官为升迁之阶梯，则又属例外。

如师政治部主任一级，部队长即有因为调剂某一官长而加以保荐，甚至有排斥原有之主任，或拒绝本部派遣之主任而冀达到目的者，由是师政治部主任一职，即常为部队调节人事之尾闾。

且其保荐之人员，其性能又未必适任政工；即令其本身尚能胜任，而一经委派之后，复不以政工为本务；甚至对政工根本毫无兴趣，仅视为一种升迁之过渡者。

其尤甚者，则身居政工主官之任，而倡言鄙视政工、破坏政工之信誉者，亦复有之。

故军官转任之政工主官，一部分固能表现相当良好之成绩；然亦有一部分与原有政工干部比较，其能力与成绩相差甚远者。

而另一方面，则原有之优秀政工主官，虽具备相当之能力、功绩与资历，仍不易获得升迁部队长之机会，出路之狭窄如故。

至于初级干部，则现在部队之一般初级干部，水准较低，部队长往往借人事交流之名义，将若干连指导员吸收于部队之内，而以水准较低之人员派充连指导员。

此在原有连指导员之本身，似属多一出路，未始非对于政工人员之一种兴奋剂，但其结果，因继任者之非人，工作即大受影响。

凡此事实上所演成之矛盾，实为造成今日政工干部无法健全之主要因素。同时，一般政工人员，对于政工改制初期之兴奋与希望，亦渐感动摇。

四、现在一般政工人员，无论其本身为原由军官转任或属久任政工者，均少有比较长期训练之机会，且无专门训练政工知识与技术之机关，而短期训练则收效甚微，结果其军事知识固不易保持与一般部队长同等之水准，即在政治常识方面，亦未能高于一般部队长，故在思想领导方面，亦殊不易发生积极作用。

五、最近部队风气，由于生活条件与社会环境之影响，日趋败坏。

政工人员生息于此种环境之中，其洁身自好者，感于事实与理想之背驰，工作无法开展，精神大受打击，情绪渐趋低落；其意志不坚者，则易为环境所转移，以致不能坚守立场，甚至同流合污，影响信誉。

夫政工人员虽负有维持军纪转移风气之职责，但究非人皆圣贤，其少数感受习染，似所难免，因而往往以少数人行为之不检，使整个政工蒙受耻辱，转使洁身自好者流于消极。

六、由于一般风气之败坏，为维护政工之尊严，唯有加紧执行纪律制裁之一法，不仅对于违法渎职之人员，应从严惩处；即消极怠工之分子，亦必须予以甄别，本部对于政工纪律之执行，固一贯采取严格态度。

然而，各级主官，往往因大环境之趋向，未免略迹原情，且以人员补充之困难，对人事亦多弃瑕取节，因而执行纪律，未能悉符加等惩治之本意。

七、由于人员补充之困难，素质之低落，各级政工机构，多缺乏主动领导之精神，尤不能因应时地机动开展其工作。

一般工作，往往因工具之缺乏与方法之落后，形成无活力、无精神之呆板动作；且以通讯设备之限于财力，无法扩充，至今不但不能达到每师一个电台之目标，即一军一个电台，尚未能普遍设置，以致纵横联系，极难确实，工作效率，无法提高。

八、就一般工作情况而言，其能普遍深入与着重实际之精神，则尚感欠缺。其中固由于部队之流动性甚大，无论对士兵与民众工作，均不易按程计功，一循预定之进度，然一部分人员不能确实把握官兵与群众之心理，充分利用教育说服之机会，以锲而不舍之精神，争取实际之成效，自亦为当前部队政工最大缺点之一。

丙、困难之点

一、部队政工人员所处之地位，始终为部队长之属员，然以客观需要之殷切，举凡部队之弱点，渐有责成政工人员担任排除或克服责任之趋势。

但此类属于检举稽察性质之工作，虽在原则上，系为协助同级部队长对其次级主官执行之任务，而在事实上，容易引起部队长之猜嫌。

现在各级部队长，能运用政工人员或支助政工人员执行此种任务以巩固其本身之统率力者，固所见不鲜，但亦有因此歧视政工甚至排斥政工者，因此，目前政工之地位与职责，往往不能与其工作相称，致发生若干矛盾与困难，影响其一般业务之推进。

二、政工人员在部队中应负之责任与应开展之工作，范围极为广泛，以现在政工机构之人力，在平时整训期间，工作比较单纯，人力尚勉可敷用；如在行军作战时期，则政工人员一方面须与部队长共同行动，一方面复须兼顾军民合作之工作。

而部队方面，对政工之要求亦特别加重，故人力即发生问题（查现行编制师政治部共13人，团共4人，连指通常有缺额，每营常有一或二连无连指者）。

例如，行军之际，政工人员与士兵同时步行百数十里，其疲劳已可想见，但宿营时之若干问题，如营舍给养等项，尤其与当地机关民众发生关联之事件，如仍需政工人员办理，实难做到。

又如在作战时期，政工人员有时被派往监督民伕，构筑工事，有时被派往押运弹药给养，有时被派往输送负伤官兵，有时被派往监送新兵，虽此类工作，政工人员分所应为，但其主要之任务，则在协同维持纪律，鼓励士气，必须与官兵同在第一线担负作战之任务，顾此失彼，实事势所使然。

三、政工人员为部队与地方党政机关及民众关系之中介人，一方面负有维持军队纪律，发动军队为民众服务，以增进军民情感之意义；另一方面更有发动党政与民众力量、协助军队作战之责任，此在抗战初期，确曾发挥若干之效果。

当时之主要条件，即在部队政工之职权较为广泛，部队素质亦较优良，地方党政机构亦能不分彼此，通力合作，故一切工作之进行，比较顺利。

但在，第二期抗战开始，各地方关于动员及民众组训机构渐次成立，在职权上，民众之掌握运用，已有专设之地方机关主持其事。而实际上，则地方机关对于此类工作，每多忽略，甚至若干举措，不能顺应舆情，一旦战事发生，对民众失其领导能力，军民关系，更完全脱节。

平时，政工人员已须避免干涉地方党政之嫌疑，虽法令上有规定向地方建议或随时策动之权，究竟事权不操之于我，及战时暴露弱点，则政工人员复不能规避责任。

至于军队对民众之关系，政工人员虽负有促进军民合作之责任，而多数部队，亦向能取得民众之信仰，然以素质不齐，往往因少数部队纪律之不严，致影响多数信誉。

如部队长对部属不能执行严格之纪律，政工人员自亦无可如何。加以部队生活条件与补给条件之困难，部队长对地方机关与民众，每有不能不就地谋得解决之苦衷，一旦失去民众之同情，政工人员对军民合作之工作，即根本发生扞格。此胥为政工对民众工作之障碍，且绝非政工本身之力量所能解决者。

四、过去，政工经费数字虽逐年增加，但所占军费之比例，则迄未提高，且逐年增加之经费，几全为人员薪饷给予一般规定之增加，而工作费用，如事业费、办公费等，一方面增加之数字极少，复时时受物价高涨之影响，表面上增加，实际上减少。

至去年上半年，各级单位之工作，均感只能维持，故不得已大量裁减机构及人员，计一次裁去3879人之多。以节余之经费勉维现状，因而财力、人力左右支绌，其予工作之打击，自极重大。

直至黄山会议，决定将各级政工经费列入配属单位预算，并指定部队临时费以十分之一作为政训事业费之后，情况当较好转。

至于政工人员之待遇，在表面上虽与部队官长一律，但实际上则显有轩轾。例如，过去主官加给、眷粮代金等，以经理系统之不同，办事手续之迟缓，往往有一部分政工人员，经年累月尚未领到。

又如武器、马匹、车辆等项，均未配给政工人员，致行军作战时，又必须随部队行动，即常有无力工作之感。

五、现在各级政工人员，对于工作之开展最感困难者，即为物质条件之不能具备。

例如，在教育方面，士兵读本，本部已将高、中、初三级共二十一册全部编竣。中、初两级且已印成样本颁发各部队，并依据南岳会议，以会令通饬各部队翻印，分发士兵使用，而各部队则复以节余经费不敷支配为词，极少奉行者。

以致现在士兵教育，除沙盘木笔以外，别无工具。又如在中山室方面，本部曾遵照黄山会议领袖之指示，就原有法令之规定，以连为基本对象，拟具最低限度之设备基准表，但奉批示，以为不切实际，现尚在改订中。

然以今日部队之需要而言，则一般设备，如以团为单位，则官兵所能利用之机会，似不甚多，此点拟仍请赐予考虑。

又如电影方面，本部现有放映队仅十个，且机件大都损坏，影片亦无法补充。从前系普遍分配于各战区，最近始抽调三个队，先后派往青年军工作。然以其本身设备之不完全，自难满足官兵之需要。

而对于军中电影之充实，本部远在两年半以前，即提出申请于租借法案中拨用一百万美金之制片及放映器材，但迄今制片器材运到者仅及百分之十。放映器材，则最近始有四部16毫米放映机到达印度，现尚待机内运中，因而美国所赠之军教影片，至今尚无法在各部队放映（因军教影片系16毫米，而国内此种放映机仅有一两部，且非本部所有）。

此种器材均仰给于国外，不但本部无此财力可以购备，即有此财力，亦甚难办到。

此外，各军中之简报书刊，以至无线电台、收音机等，或则限于财力，或则限于器材，或则受现在机关办事手续之影响，人员、编制及经费预算，往往经年累月不获解决，或则领袖虽已指示，甚至用手令交办，而会令则不予核准，此种情形，实使本部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

故现在政工人员所恃以为工作之工具，除“空口说白话”之外，几一无所有，所谓提高士兵情绪，调剂士兵生活也者，无非徒托空言而已。

六、现在少数部队，以政治关系，一切尚未纳诸正轨。由于部队历史与乡土观念之存在，使代表中央立场之政工人员处处遭受歧视，甚至经常不能与官兵发生接触者，因而工作之进行，无法着手。

而一般部队官兵，近年来以生活日趋痛苦，部队长往往借口就地解决困难，而发生经商、走私、吃空等不良现象，使军队纪律与声誉蒙受莫大之影响。

政工人员对于部队此种状态，如欲加以纠正，势必与部队发生摩擦。如隐忍不言，则在其革命立场上，实有若干难言之隐痛。尤其在士兵当中，不易取得同情，因而一切工作，不但不易推动，甚至发生相反之结果。

七、我国部队政工制度，虽仿自苏联，而其作用，则殊不一致。苏联政工建立于革命之初期，其军队素质复杂，故设置政工人员之本意，实着重于控制部队。

我国政工，建立于黄埔军校创办之时，其对象均为基本之革命武力、军事人员与政工人员同出一源，彼此思想一致，信仰相同，初不假政工人员加以控制，故其主要之工作，厥为教育与服务两种。

政工人员与部队长，大致均为一体，只有分工之关系，而无控制之作用，因此，政工过去虽对少数特殊部队曾发挥相当之效能，而在中央部队中，则政工人员之人事关系，大半出于同一源流；且部队长对党之关系，较之政工人员有过之而无不及，则政工在部队之作用与需要，自亦无从阐明，因而部队政工亦不易引起重视。

八、军队政治工作以党为基础，而党之力量之表现，在其组织之健全与运用之灵活。

苏联红军中，党团组织系全由政工人员掌握领导，虽党员团员占部队成员之少数，但均为官兵中之优秀分子。在消极方面，足以构成严密之监察网，与部队种种不良倾向做有效之斗争。积极方面，可以特别服从奋斗之精神，发挥领导示范之作用。

所以，其政工基础，深植于各级部队之内，力量自能普遍深入，其作用亦远驾于有形之政工机构之上。

我国现行制度，部队中无团务活动，而党部则仅具形式，并无权威。现在，军队中部队长一律为党部之委员或特派员，全体官兵均为党员，党部之组织，极为松懈，官兵对党之意识，亦极为淡薄，因而党对部队消极积极之作用，均无由发挥；政工人员更不能运用党之组织关系，加强其权力与效能。

且在组织上，党之各级组织，只有横的联系，而纵的总而言之，政治工作到了这一阶段，困难愈来愈多，条件愈来愈差，如部队风气的败坏，各级干部的缺乏，经费的支绌，设备的空虚简陋等等，都成为不可克服的因素，使我们徒具主观热情而痛感无用武之地。

在今天来看，根本的主要的因素当然是政权本质与整个领导的关系，上述诸多缺点和困难之点，都不过是这两大因素所规定与反映的一些现象而已。

在重庆的几年，每年也有一次或两次招待盟友，主要是苏、美、英的驻华武官。地点常是北温泉，每次是星期六聚餐晚会，星期天登缙云山野餐或在温泉游泳，或在嘉陵江上划船，下午五时吃过晚茶回城。

当时，美英军官和苏联军官不怎样融洽，把他们约在一起，言语之间常易引起误会。有一次在席间讲话中，美国武官的说话就曾为苏联武官所不满，当场予以驳正。

我在这种集会上，一方面是联系感情，另一方面也具政治上的作用。

文如玉 · 发表于 2023-12-15 00:56:47

（32）兼任中央团部书记长

1940年9月，我调任政治部部长时，还兼任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书记长。

三青团是在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组设的，由蒋以总裁名义兼任团长。

这个团的意义和作用，据蒋当时发表的《告全国青年书》所指出，一是求国民革命新的力量的集中，二是求抗战建国的成功，三是为求三民主义的具体实现。

同年7月9日，中央团部宣布成立，并设置中央临时干事会，选派干事31人，其中有陈立夫、朱家骅、张厉生、张道藩、贺衷寒、康泽等人，由陈诚任书记长。

不久，该团由武昌迁至重庆，又增设中央临时监察会，由王世杰担任书记长。

我在1940年9月1日接任书记长的时候，对这一工作感到很陌生，对这一组织的作用和过去的情况，向来没有研究过，而当时团的工作情况，则如中央党部考核委员会所提出的评语：

该会工作，以组织之发展，训练宣传之改善，较上年度固见进步，唯战地青年未能招致，社会服务仍欠实在，对于学生与职业青年，时有不切实情，不能与个人生活发生关系，以提高团员之兴趣。

训练与组织，缺乏密切联系，干部人才极不健全，不能于实际工作中训练团员。分队会议又不按期举行，各地团部尚少迅速统一之指导，故不能使全国青年对于各种实际问题及时事之发展，发生良好之反应。而团员发展，未克深入青年群众，生产界团员及女团员为数甚少。

我到中央团部兼职以后，曾和好些人反复研究，经过两个多月的工夫，拟出来一个工作纲领，纲领内分总则、组织、训练、宣传、社会服务各章，对于各项工作的具体方针都有规定，借以统一各级团部和团员工作的步调，共同向着明确的目标前进。

团的工作纲领决定下来后，但是，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就是团与党的关系问题。

《中国国民党党章》第九条规定：“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其办法另定之。”

这个规定，已经指出了团的设置的任务，也可反映出团与党的关系，但是从未订出明确的办法，所以，在工作进行中，发现团与党重复抵触之处甚多，因而力量抵消，摩擦丛生。

再加上党内日益发展的派系、人事的纠纷（当时团与党的摩擦事实上是黄埔系与CC的摩擦，更具体地说，是贺衷寒、康泽与陈立夫、陈果夫的摩擦），更使团与党的关系日趋复杂。

两者互为因果，团与党的关系越不明确，越增加了国民党内部派系、人事的纠纷；国民党内部派系、人事纠纷越大，团与党的关系越坏。

我分析这种情况后，就和各有关方面进行协商，特别是和党的负责方面多次商谈，拟订了一个《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提经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

为了贯彻这个办法，还订出一个《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实施细则》，为了保证这个办法和细则的贯彻，又拟订了一个《查察党与团之关系及考核办法》，目的在彻底消灭党团摩擦，使工作顺利推进。这个办法也由蒋以总裁兼团长的名义，通电各级党部团部发布。

这些书面办法是颁布了，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收到多少的效果，这是由于黄埔（复兴社、力行社）系和CC的斗争摩擦无法消除的关系，使我感到疾首痛心！

在这两派的多年纠纷中，我的态度是比较超然而稍偏于黄埔，但是对于黄埔也不是持袒护包庇的做法，在某些问题上，我对黄埔系是常给以严厉的批评的。

至于CC系，本来就是个自私自利、腐化党政、压制民主、阻碍进步的小集团，是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们所深恶痛绝的。

当然，事实上也没有哪一方面完全对，所以，我后来就由厌恶而至于放任，认为是党内无可救药的不治之症。

曾有CC负责人向我说：“蒋先生既要我们搞这个组织，为什么又要黄埔学生搞那个组织？”蒋的初意以为两个组织可以并行不悖，没料到，这到成为摩擦纠纷的根源。

他所以培植这两个组织，一方面是为了对付党内异己（如对汪精卫、胡汉民）争夺领导权，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力量和共产党进行斗争。

最初，也许起了一些作用，但是以后完全出乎他意料，两派的摩擦纠纷，抵消了组织力量，涣散了组织纪律，终于不能利用这些小组织来巩固他的统治。

当然，蒋的失败，根本症结在于他丧失了革命立场，背弃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但他在党内自搞从拥护个人权位出发的小组织，以致涣散了党，腐化了党，造成无纪律无力量名存实亡的党，也是失败原因之一。

到1941年6月，由于战事的节节败退，国际形势的不利（如英国封锁缅甸，德、意、日同盟，美国照常供应日本以生铁、石油、军火等），加之国内经济情势的困难，使得许多青年对当前局势发生疑虑不安的心理。

不过，在抗战初期，战事的失利，是以弱敌强、以劣势对优势所难免的过程。至于经济的困难，更是从事于战争的国家所常有的现象，如果我们在这些困难面前屈服，不但不利于神圣抗战，且将使国家民族陷入不可挽救的境地。

所以，为了唤起大家排除万难、坚定必胜信心起见，曾发出一个给全体团员的指示，列举当前六项任务，希望一致遵行。

这个指示发布后，在团的成立三周年纪念日我又发表了一篇告青年书，对上述指示的六点加以说明：

第一、抗战胜利的基础虽已奠定，艰难困苦的增加，为革命必有的过程。今后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与国内经济情形如何困难，均应认为革命成功之前必有之现象，本团团员，应本健全本身与自力更生之主旨，以坚苦卓绝的精神，坚定信心，立稳脚跟，咬紧牙关，领导全国民众，克服一切困难，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二、我们抗战的最大目的，在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生存，所以国家民族高于一切，凡是违反此种原则，在言论行动上如有影响社会治安，破坏经济法令，与动摇抗战信心，直接间接足以削弱国家民族意识，分散国家民族力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者，本团团员应视为全国公敌，予以驳斥、纠正、揭发而彻底肃清之。

第三、我们在此伟大民族斗争中，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建国的首要，在完成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割据的趋势，与各地把持粮食，操纵物价、营私牟利的行为，及借抗战以发国难财者，本团团员均应坚决反对之；同时我们应提倡国防科学运动与实行劳动服务，并协助战时经济管制的推行，以达成民生与国防经济建设。

第四、我们建国必须着重政治的刷新，俾完成革命民权的政治建设，也就是树立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本团团员应切实扶植社会舆论，提高民众知识，协助地方自治，凡有假借“民主”名词而作违反军事第一原则以破坏抗战者，此种假民主之言行，应一律排除之，以奠定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

第五、官僚恶习，实是政治腐化无能的最大原因，凡是不负责任、因循敷衍、欺骗虚伪其生活腐败者，皆为官僚恶习，本团团员应以身作则，树立一种革命新风气，痛切矫正之！

第六、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流痞奸商为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最大障碍，本团团员应本不畏强御的精神，以公民资格向合法机关检举惩治之。

到1941年，全国团员人数已发展到三十万人以上了，在我接事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过去虽表面上标榜质量并重，而事实上，则是重量不重质。

同时，也发现有脱离组织背离组织的现象。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我主张重质不重量，进行团员总考核，予以甄别，并订颁团员总考核的实施办法。

办理的程序规定初核、复核、总评三级，考核的项目是：思想、品行、精神、体格、学识、能力、对团工作七项。

凡经过考核合格的团员，由主办团部在登记证上加盖合格或优秀的印章。超龄的团员，按照规定分别介绍入党。至于不合格的团员，则分别停止或开除团籍。

在1941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干部工作会议上，我曾就总考核事讲过一次话：

此次会议中，所讨论比较重要的议案，第一件是“举行团员总考核案”。这个案子，我要郑重唤起各位的注意。

团员总考核，换句话说，就是举行团员甄别，青年团的组织三年来，团员发展到30万人，已经不可谓少，但是任何一个组织，一定要发生淘汰作用，发生新陈代谢作用，这个组织方才可以健全。

我们现在只知道吸收进来，不知道排泄出去，好的坏的拉在一堆，这样只有一天天腐化我们的组织，一天天松懈我们的组织，这种现象是最坏的现象。

要知道，我们的组织是一个有机体的组织，正如一个人一样，需要营养，也需要排泄。一个人没有排泄，在他的体内没有新陈代谢的作用，这个人还怎样生活？

所以，团员甄别这一重大步骤，并不是只在成立三年以后才举行一次，我们以后是要经常地每年举行一次的。

凡不配做青年团团员的，我们要毅然决然地淘汰出去，能够这样，好的自然都愿意来参加了。

我想，我们30万团员之中，甄别一半，并不为多，甚至甄别三分之二也不为多。排去一半还有15万；排去三分之二，还有10万人。

如果这10万人个个都健全，都是优秀分子，这10万团员的力量，一定超过30万人的力量不知多少倍。

所以，这一案子执行的时候，要请各位注意，不要姑息，不要因循敷衍。我们负有革命的使命，建国的责任，绝不能存有丝毫的私意，更不能讲人情，一定要拿出革命的精神来实施这个神圣的决议。

我很希望中央各位干事和各位负责同志，能把这一案子认作这次会议中第一个重要的案子；假使说通过后依然等于官样文章，不能切切实实甄别淘汰，还是有所顾虑，怕坏的分子排出后会来捣乱，那就完全失去了作用。

我们是革命的团体，这种不革命的腐败分子，绝不容许存在于我们团体之内！

这次团员总考核的结果，只发现有百分之三的团员不合格，综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说，这个结果是不确实的，各级团部在执行政策中显然有了问题，所以，并没有达到提高团员素质、严密基层组织的目的。

到1944年12月，团员人数更发展到88万多人，可见主管组织的干部和各级团部根本无视团中央重质不重量的决定，这是造成团组织松懈、力量薄弱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除发现吸收团员重量不重质的毛病外，还特别看到各级干部的缺乏与不健全。

绝大多数干部把团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看待，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生活技能，甚至视办团如办党，办党如做官，从上到下到处表现了官僚习气，所以，就无法领导团员领导群众，而团员和群众，也不会愿意接受他们的领导。

为了健全组织、加强领导，就必须大力选拔和培养干部。我主张确定一个干部政策，经过郑重的研商，拟订了一个《干部政策纲要》。

它把干部区分为领导干部、工作干部和社会干部三种，规定工作干部服务满一定期限后，仍然回到原来的职业岗位上去，使团员都明了为团服务是自己的荣誉和义务。同时对干部的选拔、培养、考核，都有了明确的原则规定。

以后，又根据这些原则性的规定，拟颁了一些有关人事法规和实施细则来分别付诸实施。但是，事实上大多没有做到，所以没有做到的原因，大概是由于客观、主观上的种种条件不够的关系吧。

青年团在训练工作方面做的不少，曾举办过干部训练班、中央干部学校、团员讲习班、团员大露营、团员总集合、青年劳动服务营。

这些定期的或不定期的训练教育机构很多，是收到一些效果的，而青年夏令营，则是最活跃最有效的一种形式。

实在说，我对青年团的其他工作并不感觉兴趣，但是对夏令营就不一样，由团中央直接领导的夏令营，几乎每年我都亲自主持和参加。

夏令营的训练，是以精神、生活训练为主，技术和服务训练为辅，全部课程可分下列六项：

一、精神讲话——注重时代使命及做人为学处世诸要领的启示；

二、一般课程——注重有关革命建国理论与方策的阐述；

三、分组课程——注重受训人员对于专门业务认识的增进；

四、军事课程——注重军事基础知识的习练；

五、体育课程——注重体育基本知识及健身技能的习练；

六、训育课程——注重民权训练与康乐活动的实施。

一般情况下，夏令营的训练期限都是四周，在这短短的四周中，在精神表现上是那样的紧张、严肃、活泼、愉快，在生活方面是简单、朴素、整齐、清洁。

北温泉在重庆的西北，距重庆约八十公里，在缙云山麓嘉陵江畔，有山有水有温泉，树木葱茏，风景秀丽，确是夏令营的理想地点。

1941年在这里举办的夏令营，参加的大部分是大学生，一小部分高中生，共1500人。

每天课程分三段：

上午是用脑子的理智训练，如有关求学、处世、待人的修养，国内外形势与国家政策等。

下午是体力活动，如游泳、爬山、骑马、射击、划船等。

晚上是训育活动，如小组讨论、座谈、晚会（包括话剧、电影、歌咏等）。

夏令营自始至终充分表现出紧张、严肃、活泼、愉快，开营的第一天，我曾经有过一篇讲话，期望大家身体要吃苦（为了锻炼），行动要谨慎（为了避免危险），思想要前进，精神要愉快。

1942年夏，在四川灌县办的夏令营，比北温泉夏令营更有进步、更收效，地点是灌县离堆公园。

灌县是川西的山水名区，在岷江南岸，那里地势高寒，炎夏中午也不过摄氏二十七八度，早晚还须盖被。也是到处树木葱茏，风景宜人，不过，山更多些大些，水更窄些急些。

那里有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水利建设——都江堰，是秦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他们毕生从事这一工作，父死子继，深入现场，结合实际，栉风沐雨，不畏艰苦，完成这一伟大的创造，使两千多年来岷江流域14个县240万亩良田和人民不但避免了水灾，而且世世代代安居乐业，也使成都坝子成为天府之国。

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规划最完整、岁费最节省的一个水利工程，看去平平无奇，它并没有雄伟的钢筋混凝土的分水堤、束水闸、拦河坝等现代工程。

但是，它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崇高智慧的具体表现，是古今中外所少有的。李冰父子的丰功伟绩永远为后人所乐道，他们的治水总结“深淘滩，低作堰”永远成为后人继承余业的圭臬。

后人为了纪念这两位不朽的人民勤务员，在离堆对岸上修了一座二郎庙，一年到头，香火不绝，岷江十四县人民敬奉如神。

此外，离堆还有一个艰巨的工程，就是安澜桥，桥在二郎庙下，全长约一里许，纯以竹索构成，竹索上铺以稀疏的木板，两旁无栏杆，无把手，仅可行一人，两人迎面时须慢步相避。

行时，桥身左右摇摆，下视湍流如箭，初过时心中忐忑不安，但如昂首平视，稳步前进，又能如履平地。此桥工程也是国内外少见的。

灌县附近还有青城山，“青城天下幽，峨眉天下秀”，不是虚构。所以名青城，是因为树木青葱，密密层层，远望如城，无有空隙。山上风景秀绝、幽绝。

在这种大自然条件下办夏令营，是一件理想的事，青年们不但可借这个机会得到身心的休养和锻炼，并且更可体会到祖国的伟大和引起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在开营典礼上，我还是强调要求大家在四周中保持紧张、严肃、活泼、愉快的精神，不容许有丝毫的松懈、散漫、呆板、烦闷的东西存在我们脑子里。

这个夏令营一进营门，在古树上迎面竖立一幅长可五丈的大字标语：“奋起吧！中国的青年！”

礼堂两边挂着孙中山先生亲题的遗训（原刻在广州中山大学，即他讲三民主义的地方）：把世界文明迎头赶上去，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

在夏令营里，每天都有讲话（或者全营集合，或者分组），每周有一次总结性的讲评，我讲的次数最多。每次都是以轻松、愉快、幽默的语调，表达具有意义的思想，特别偏重修养和爱国精神。

在题为《立志与有恒》的讲话中，我给大家说立志要远大，要专一，要坚定，要多读贤哲传记；有恒就是要养成对学问事业的宗教性，对生活的规律性，对行为的革命性（或创造性和建设性），养成不怕困难、不怕危险失败的钢铁性（坚强性），养成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的忍耐性。

在题为《什么是青年精神》的讲话中，我告诉大家，青年精神就是战斗的精神，民族的生命活力。

第一是品德。要有崇高的理想，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情感。没有崇高的理想就没有伟大的目标，没有坚强的意志就不能克服困难，没有热烈的情感就不会在学问上事业上感到兴趣和有所成就。

第二是体魄。强国强种必先强身，所以必须经常地、顽强地锻炼体格。

第三是技能。中国民族本来是个具有高度智慧的民族，我们的祖先有过许多辉煌灿烂的发明创造，走在欧美各国前头，但是近代科学落后，事事仰赖别人，不会创造发明，遂使国家地位一落千丈，备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今后，须提高技能，学习科学，迎头赶上。

第四是合群。合群就是同心协力，互相合作。这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程度的高低与组织力量的大小的一个尺度，我们必须养成、巩固和扩大这种精神，表现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

总之，一个具有高尚的品质、健强的体格、丰富的技能、合群的精神的青年，就是现代的青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检查一下，看自己是不是都具备了或缺少了哪一条。

此外，在每天升旗或降旗的时候，还讲一些简短精悍的有趣故事，如“蔺相如与廉颇”“意大利建国三杰”等，以唤起大家的爱国精神。

在每周的讲评中，对青年们学习的态度，行动的表现、生活的情况等，都一一给予分析评判。

在夏令营结束出营典礼中，我作了一次“临别赠言”，指出从多数学生中看到的优点：有真诚，有热情，有勇气，肯受教，肯吃苦。

但从少数学生中，也看见了一些缺点：

缺乏自我教育律己唯严的修养、好学深思追求真理的修养、控制感情善用理智的修养、健全的体格、振奋的精神、贤师教导、良友切磋。

因而，我希望他们：

一、熟读三次《告青年书》；

二、别忘了我所讲的《什么是青年精神》和《立志与有恒》的分析与各师长的教导；

三、誓对国家民族负责任，争取自由平等，实现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的大业；

四、在学校须勤学立志，严守纪律，以期表率同学，严肃学风；

五、如是既爱国家，又勤学问，又有志气，再加以修养锻炼，必可走上成功创业的大道，取得胜利的人生。

这次夏令营是比较成功的一次，在每一个参加训练的学生和参与工作的干部脑海中，似都留下良好的印象。

到今天，虽然时代不同了，但偶一回忆，仍觉得津津有味——他们是多么可爱的青年啊！这是多么有意义的生活啊！

离营之前，每个青年都要求我在他们的手册上写几个字，除了少数人当场写了之外，实在没有这个时间，我只能答应以后有时间再为他们题字寄去，所以，到1943年春，我就写了一封信并附题词一纸分寄给他们，题词是：

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一切忍耐，一切乐观。

三青团从1938年7月成立起，一直是在筹备阶段。到1943年，团员人数已经发展到54万余人。

为了完成团的组织程序，规定各级团部筹备处召开团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各级团部，中央方面则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代表大会是1943年3月29日在重庆召开的，出席的除了中央干事、候补干事、中央监察、候补监察82人外，各级代表计320人。

会上红收到提案573件，经过十五日缜密讨论，依性质归纳，共制成决议19项，主要的如：“发展团务十年计划总纲案”“统一全国青年组训纲领案”“发动青年建设新中国案”“建立青年工作管理机构案”“增进青年福利案”“检举贪污舞弊以转移社会风气严肃战时生活案”“规定团员生活限制干部资产以巩固本团革命基础案”。

闭幕前一天，大会举行选举，依照新修正的团章选出中央干事72人、候补干事24人、中央监察49人、候补监察19人。

我对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一职，最初就不愿意兼任，到团一年后，更深深感觉到自己不宜于担任这种党团性质的职务，所以，从1942年起，每年都辞过一两次。

这次大会前，我更坚决地表示去意，但是总辞不掉，这次选举，仍被选上。选出的干事中，有陈诚、陈立夫、朱家骅、张厉生、蒋经国、贺衷寒、康泽、谷正纲、袁守谦、梁寒操等人。

这次大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代表都住在大会所在地——团中央干部学校，过的是有组织、有规律的生活，有一定的作息时间，早晨升旗，黄昏降旗，都参加，也都有讲话。大家精神表现得很好，开会的秩序也很好。

最后一次大会，还通过了一个宣言，宣言极力避免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的八股形式，内容较真实，形式较活泼，颇能表现青年的时代使命与主观要求。

大会算是完成了组织程序，同时，也确定了发展团务十年计划纲要，对组织、训练、宣传、社会服务等工作的改进也有了新的决定，似已奠定了振作前进的可能基础，但是，事实上，也不过一度兴奋罢了。

三青团是保守反动的集团，但是，从它的部分成员看，他们还是具有一种革命精神和正义感的。他们不满现状，反对党政腐化，不实行革命政策。

在1943年秋，团的中央干事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后，我邀集各地来的负责干部到北温泉开了三天秘密会，重点在检讨时局，大家一致认为，环境很恶劣，局面很严重，并得出六点结论：

（一）由于财政金融措施之失当，贪污贿赂之公行，官商勾结，囤积居奇，以致物价高涨，使国民经济陷于困境，国家预算无法控制，民生凋敝，民气消沉，人心思乱，匪盗渐起，社会治安，岌岌可虑。

（二）由于各级党政人员之日益官僚化，少数主官之卑鄙贪污，多数公务员之困苦怠弛，以致战时政令无法推动，而县以下之乡镇保甲长，更大多为土豪劣绅所把持，利用征兵、征工、征粮、储蓄及其他机会，横征暴敛，勒诈苛索，草菅人命之事，时有所闻。纲纪废弛，赏罚不明，人民敢怒而不敢言。一遇煽惑，铤而走险，势所不免。

（三）社会风气败坏至极，少数官吏，与奸商互相勾结，骄奢淫逸，影响所及，国民道德，日趋堕落，人心败坏，不堪设想。

（四）军队官兵，生活艰苦，新兵素质恶劣，部队缺额过多，士气渐衰，实力日减，精神纪律，废弛松懈。万一社会发生变乱，或在反攻初期中遭受顿挫，军队不能克尽保卫之责，必将影响大局。

（五）公教人员受物价高涨之压迫，洁身自好者，朝不保夕，意志不坚者，同流合污，甚至满腹牢骚，企图做种种自私自利非法之活动。以致行政效率日减，教育效果日低。青年不满现状，烦闷失望，或流于偏激，或意志消沉，对党团之号召，响应并不热烈。

（六）党团革命同志干部，以革命理想难于实现，且目睹奸商土豪以及不肖官吏利用国难发财，穷奢极欲。而不革命、假革命与反革命之人物及事实，亦复所在多有。以致灰心消极，情绪低落。

根据这些结论，我们特向蒋提出四项建议：

（一）为谋巩固革命政权，确立政府威信，彻底执行政策，应付非常起见，请速改组政府，将违背领袖意旨，不执行领袖所决定之政策，且已失众望之大员，立即罢免。拔擢革命有为之干部，担负责任。期于最短期内，造成廉能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

（二）为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对于抗战以来所定之各种政策，拟请作彻底之检讨。其窒碍难行者，应予改订。其未执行者，限期实施。使政策鲜明，政令简单。尤其对于三民主义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及稳定物价、改善民生诸要端，应速定切实可行之办法，加紧实施。

（三）为振奋人心，鼓舞士气，除澄清吏治外，拟请严整纪纲，信赏必罚。对官吏之贪污腐败，利用其地位与困难之机会得致巨富者，应予严厉之处置，以期重振革命之精神，转移社会之风气。

（四）为充实革命中心力量，对于党团与革命军之干部，拟请重加考核，严予甄别。其精神、思想、生活、行为均已落伍者，应予淘汰。其忠贞自矢刻苦自励者，应加重其权责，保障其生活，登记其财产，责勉其团结。由健全革命干部进而健全党团与军队。限期半年，完成改革党团军队之工作，以为改造政治改革社会应付非常之根本要图。

这个建议中，第一项就是倒孔（祥熙），是要打倒官僚买办，改造行政院。这是推行政策、澄清吏治、转移社会风气的第一个步骤和前提。

不过，当时大家判断，蒋是缺乏这个果断的。所以，这个建议也还是个主观的幻想，虽给了蒋，但没有下文，仅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了一句“现在青年同志们是有他们的热情和见解，我们要予以重视的”，作为唯一的答复。

1945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青年团有60个代表参加，各地党代表与青年团有关系的也不少。

在会议期间，我们曾经提出来一个改革政治方案，主张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实行耕者有其田，把城市土地和大工业都收归国有。

这个案子提出后，得到许多青年代表和各地代表的赞成，官僚买办分子和CC分子也不敢公开反对。但是，后者是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他们一面摆出赞成的态度，一面说恐不易实行。

经过分组会议，一再修改后提出来，在大会上自然也就通过了，记得当时在重庆的共产党朋友还和我说笑话：“你们的案子要能实行的话，那么国民党在政治上就变成左派了！”

当然，这种案子是绝对不会被执行的，国民党党员常说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这完全是个空话。

党的中常会从来很少讨论到政策问题，党对党员从政干部从来就没有约束的力量，无组织、无纪律，使得党丧失了一切力量。

中全会和代表大会是有政策性的讨论和决定的，但皆类成具文，一到行政院，相应置之不理，所谓“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通”，最后更变成“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党只剩了一块招牌，名存而实亡了。

在青年团最明显而突出的一项主张，就是限制党员、团员财产的数字并举行登记的决议和建议。

最初，有人主张党员、团员财产不得超过战前价值的五万元，有人主张增至十万元，超过的捐献出来，拒绝登记或捐献的，一律开除党籍、团籍。

这个建议向党提过，这种与虎谋皮的主张，当然是不会被接受的，又在党务改进上，我们提过很多意见：

组织方面：

一、真正以农工为本党组织之社会基础。

二、彻底实行民主集权制。

三、根绝党内任何小组织。

领导方面：

一、根据本党政纲政策就目前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急须实行之工作制订当前政治中心纲领，以为本党目前奋斗目标。

二、制订党员行动纲领，以为党员力行之准则。

三、以主义政策与工作，团结党员，领导群众。

纪律方面：

一、党内纪律绝对平等，不得因人而异，执行尤须严格公正。二、注重自我批判，自我检讨与相互批判，相互检讨。

作风方面：

一、扫除官僚作风，树立切实诚笃的风气。

二、打倒形式主义，注重工作效能与效率。

三、打破地位观念，发扬同志亲爱与互助精神。

四、实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从以上事实看，青年团有些成员是不乏有理想有眼光追求革命的分子。只是，在反动政权控制之下，一切主张得不着支持，所以在党内在政治上起不了怎样影响和作用罢了。

青年团是在抗战初期，也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时开始建立起来的，是为了发动和组训全国青年，一如团章所规定“捍卫国家，复兴民族”，当初似没有和共产党斗争的意思。

但是，从中央干事的人选来看，大多数是反共的人物，这又怎样解释呢？

而我接任之初一直到后来，始终把它看成是个为青年组织、训练、服务的机构，一切为了抗战，所有一切措施，主观上，总是从这些地方出发，从没有意识到把力量放在和共产党斗争上面，也就是根本不愿意把它变成和共产党斗争的工具。

不过，我的态度尽管如此，但是在这种环境下，要想完全避免牵入两党斗争的漩涡，也是不可能的，不符合事实的。

抗战愈到末期，顽固派反共愈露骨，以青年团当时的地位说，不可能不提和共产党斗争的话。

虽然我始终认为青年团最主要的任务，是在抗战中发动青年组训青年来争取抗战的胜利，但在事实上也做了反动统治所利用的一个工具，当然也造了不少罪恶，这是不容否认的。

文如玉 · 发表于 2023-12-15 00:59:10

（33）逆耳之言

在蒋的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我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

在我和蒋二十五年的关系中，为了某一个问题，或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向他提出的意见或和他发生的争论，甚至因此和他顶撞的次数是很多的。

1941年夏天，蒋住在重庆南岸的黄山，请我和几个高级干部去住了几天，其中有陈立夫、张厉生等人，目的是为了检讨工作。

我在陈述了当前党政军的种种严重情况之后，指出所以构成此种严重情况的原因，各主管负责人固然不能辞其咎，而他的错误的领导作风，实为主要的因素，并列举具体事实为证。

措辞率直，没有丝毫掩饰，蒋听了虽作了一些解释，但他的态度是表示承认的。

有一次，是黄山军事汇报。我已记不清楚是为了什么问题，自己感情激动，不能控制，痛切地指出当前各方面的高级干部思想保守，惮于改革，不求进步，充满了畏难苟安的习气，毫无创造进取的精神，一天天老大腐败下去，并指出当前党内外到处充塞的不满呼声，如继续这样每况愈下，前途不堪设想。

话说得很长很激切，在座的人都为之注目。蒋听了皱着眉头感慨地说：“大家都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有一个人决心累死算了！”

散会出门时，何应钦对我说：“文白先生，你何必说这样多？⋯⋯”

我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能不说！”

另一次，在重庆蒋的官邸汇报吃饭时，谈到物价飞涨，政府无法制止，当时我的想法，应该是行政院负主要责任，所以，在述说人民和公教人员的痛苦之后，指出主管的无能，认为应速设法。

蒋听了不知怎样联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转过头来，质问在座的重庆市长贺贵严是不是市政府下令不许人民养猪养鸡，大发了一顿脾气，这次汇报竟因此不欢而散。

还是1942年吧？蒋不知听了谁的建议，要去访问印度。本来，他是已经决定了的，但仍把我们十几个高级干部请去征询意见。

我首先表示反对说：“你是一国的元首，要是罗斯福或丘吉尔请你到华盛顿或伦敦去访问，那是可以的，现在，你自动访问印度，接受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招待，是不合适的，不但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反而引起英国的猜疑，还是不去的好。”

他听了后，脸上显得不耐烦地说：“你的想法不对！”究竟我的想法如何不对和他如何想法则没说。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从印度带了一肚子闷气回来的。

在重庆时，空袭是经常的，某次空袭中，我和他在防空洞里坐着闲谈，我说到，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大家不肯讲话也不敢讲话，显得消沉衰老，这不是一个革命党内应有的气氛，希望他多多鼓励大家说话，发扬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

他连连点头：“是的，为什么大家不讲话？”

我说：“不讲话是因为不敢讲，也是不愿意讲，如果你能多多鼓励大家讲话，大家是会愿意讲和多讲的。”

当时，蒋夫人宋美龄在旁插了一句：“讲话是可以，但是不能乱讲！”（当时参政会正有人纠举孔、宋，她的话是指此而发。）

我因为看到当时党的政纲政策成为具文，一切工作无效率无成绩，因此，一切措施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提议应该对党政军一切工作做全面的彻底的检讨，并且把检讨结果公诸人民面前，表示纠正改进的决心。

蒋表示同意说：“好，你去做一个计划。”

但是，我把计划拟好送去以后，就毫无消息，不知他放在抽屉里亦或交给别人审查就搁下了。

有一天晚上，他请我和陈诚、熊式辉去谈话，偶尔谈到行政院改组问题，他说：“没有人能做，只有我兼。”

我说：“在我想，现在能做行政院长的人，一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你用什么标准衡量说是没有人能做？”

他大声失笑说：“有那么多的人能当行政院长吗？”

也不知他是如何想法，他常爱兼职，如曾兼行政院长，兼各军事学校校长，兼四川省主席，兼教育部长，甚至兼四行联合办事处主任，中央大学校长等等。

我对此问题，曾提出书面意见，指出这种做法之不当。

抗战到武汉撤退以后，军队的败坏愈甚，到后来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了。要说原因，当然很多，如政治的、经济的、军事行政的，特别是兵役的弊病，教育训练的缺欠，经理保育的恶劣，以致部队风气恶化，纪律废弛，战志低落，都是直接促成的重要因素。

关于整顿部队、改善保育、振奋士气、加强战斗力的话，我对蒋说的最多，蒋虽同意，但总是说：“等等看”，“慢慢来”。

后来，部队情况愈趋严重，蒋始召集军事检讨会议，亲自主持，费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并且给军政部以极严厉的批评和责备。但是，颓势已成，积重难返，纵有改革之心，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对蒋提的意见，除了口头的外，书面也很多，前后总计不下十数万言，其中有万言的、几千字的乃至几百字的，不能一一抄录，现在略举数件如后。

1941年3月2日，是南京政府迁重庆后的第三年，这时，敌人的气焰并未稍杀，而党政内部的颓势日益不已，瞻顾大局，实不胜焦虑之至。

我曾就政治、军事与党内风气等问题向蒋，率直陈词：

窃以现在我国家民族，已临最后危急存亡关头，而政治、军事各方面，均陷于停滞状态之中，形成难治之痼疾。

职详审当前环境，深觉危机环伏，如厝火于积薪之上，彷徨绕室，寝馈难安。然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位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即或黾勉从公，亦绝少为革命鞠躬尽瘁之意识，徒为争取其本身一部门业务之便利，不计及整个革命之前途。

举目环顾，已无謇谔公忠之风，转长唯诺因循之习。以革命政党所主持之艰苦革命大业，内部充满腐败官僚之习气，偷惰苟安。

至于所谓革命精神，在党中已杳不可求，则吾人所肩负抗战建国之伟大任务，自无任何基础与根据，能使其步入成功之途径。迄今则虽临以全力，已常有无法推动之情形，痼疾日深，振作几成绝望。

推究原因，实以一般干部，曾无分工合作之观念，尤乏勇敢任事之精神，往往如隔岸观火，袖手旁观，遇有重大问题，唯以听候钧座裁决为唯一之解决方式，否即诿过他人，以自卸责任为得计。

推诿之方法愈工，则合作之精神愈失。所谓自我省察，相互批评，痛痒相关，安危与仗，大都无此意识，表面上，似可掠取相忍为国之美名，与老成持重之令誉，实际上，则惮于革新，怯于负责，徒见其奋斗牺牲决心之缺乏。

窃谓气象之败坏，无过今日，同时，局势之艰危，亦无过今日。辕辙相背，忧患愈深。此种情形，绝不宜任其延续滋长，故转变此种趋势，实为吾党当前严重之课题，而当务之急，实无过于振奋人心，转移风气。

当前，一切政治、军事种种情形，必须断然予以新的整饬，俾在精神、行动与人事各方面，均以此种新的作风，形成新的气象，予全国国民、全军将士以新的希望，期共同获得革命成功之坚确保证，以唤起其朝气，坚定其信心。

否则，一般革命精神，已日趋堕落，消极悲观之空气，弥漫于朝野，时不我予，即能勉为补苴之图，结果仍于事无济，此职所期期以为不可者。

谨贡其一得之愚，就当前各项重要问题，分别缕陈察核：

（一）政治问题——中央政府，虽采五院制度，唯政治之重心，实在行政院，现一般有识之士，对行政院之观察，多认为积重难返。

钧座虽兼主院事，而环境梗阻，事实乖违。例如物价问题、米粮问题，钧座苦心孤诣，筹划周匝，倘执行者能切实遵循，绝无不能改进之理。乃迁延已久，迄无效果，甚至如平价处农本局事件之发生。

当事者为其本身之利害，多方袒庇，为少数人之自私自利，不惜损害领袖，损害政府，兴言及此，至足痛心！

又如，七中全会议决设置之经济作战部，数月以来，一变而为物资统制部，再变而为某某局，又一变而为今日之经济会议，转折阻碍，莫可究诘。

准此类推，举凡一周两周可以解决之问题，往往拖延至一年半年尚未能得到结论。中枢之政治如此，人心之惶惑可知。

倘执行干部，均能体念国家前途，以充分革命之精神，坚决执行革命之措置，自绝无此种状态。故反对方面之人士，日肆其刻毒之讥评。然平心自反，当亦自觉贻人口实之缺点正多也。

窃以此时一般人士，对国家政治之观感，类成麻痹状态，失望愈甚，怨读言愈多。

此种气象精神，一切老大之机构与人事，非出以断然之调整与改组，排除旧有积习，灌输新鲜血液，殆无一新耳目之可能，更无以副国民喁喁望治之期望。

夫中枢政治，固不宜轻言更张，然在此局势严重之秋，权衡利害，似不能再有所顾虑，甚愿钧座运机独断，毅然择行。

（二）军事问题——现在国军战斗力之日趋低落，事实上已无可讳言，举凡部队之教育，纪律与精神，殆均呈江河日下之颓势。

敌人广播上之批评，虽不无过甚其词，然其就我军作战之抵抗力与作战精神作事实之观察，因而确认我军素质之低落，此实足使吾人警惕自反者。然敌人对我之认识愈清，而下层则对统帅仍尽其隐瞒掩饰之能事，军队之情形如是，则所谓军事上之胜利，究有何种凭借可以切实把握？

就目前之形势而论，敌人稳定其占领区之计划，似已着着占先，始终未受任何之阻碍，而伪组织之扩军计划，亦正着着进行，所谓以华制华之阴谋，殆将成为事实。

此种以逸待劳、以寡制众之形势已成，则我军反攻进取之把握将日形减少。而我之以军事力量摧毁敌人之根本方策，实不能不加紧进行。

目前之要图，似应首先着重于我军战斗力之保持，务使其向上发展，必能自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可以把握时机，获得胜利。

故凡足以削弱我军战斗力量之因素，必须彻底排除，而足以加强我军战斗力量之方法，必须尽量采用，如是我抗战建国所最倚重之军事力量，始克发挥尽致。

职自抗战以来，对军事局势，从未发生悲观与失败之观念，胜利之确信，绝不丝毫动摇。但军事制胜之关捩，在乎日夕自强不息，实为一般之公例，未有本身力量不充实而可以侥幸制敌者。

故当前除加紧补充整顿及加强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以外，尚有两点最值得考虑者：

第一，整军方案，前此已历多时之研究，大体妥当，但延搁至今，尚未实施。为求战斗力之加强，减少非战斗人员，增加战斗人员，已为不易之原则。

倘照整军方案实施，每军由三师并为两师，或每集团由三军并为两军，并无多大困难，而非战斗人员，即可大量减少。且一经整编之后，官兵精神为之一振，干部方面亦因慎重选择而益臻健全。

窃谓国军自黄埔教导两团不断发展，以迄今兹，经过多次整编，用能保持朝气，战斗精神所以持久不敝者，多由于此。而其他若干部队如川、晋等军，大部一成不变，所以日趋老大，作战能力乃愈趋削弱，可为例证。

整军方案实施以后，虽裁减六十个师，战斗力绝无减少之虞，兼可收耳目一新之效，平时饷糈，亦将节省不少，实为弊少利多之办法，若仍蹈袭故常，惮于整饬，诚恐历时愈久，暮气愈深，驯至影响革命之前途，深违整军之本旨，似非得计。

第二，人事异动问题，职于去秋参加人事评判会时，即赞同任职三年或两年以上之军师长，必须实行调动之主张，然因多方顾虑，踌躇未决，迄今又成悬案。

一般不主张调动之理由，大都以对部队历史较深之将领，情形熟悉，易收指挥如意之效，调动之后，难免不影响作战力量。此种顾虑，固不无见地，但此只为一面之理由，而未见其他多面之利害，且其理由之本身，实缺乏充分之积极性。

夫部队长在一个部队工作两年以上，惰性易生，即其平时之教育、纪律种种问题，亦将由顶点而逐渐低落，所谓技穷力绌，势成弩末。

盖环境相习已久，发生惰性，固为人情之常，其部属亦因日久玩生，缺少刺激，绝少奋发新兴之气。抑其弊尤有甚者，部队长与其部属相处日久，虽未必自存私见，而无形中易于构成感情上之一种体系，易于启发自私自利之错觉，因而，于整个国军之中，无形中树立若干以人为中心之集团，似非国家前途之福。

虽稽古名将，类以此种体系见长，所谓岳家军、戚家将之流，往往得力于其特殊之体系。然此种时代，业已过去。在全军听令于最高统帅，构成统一军事力量之今日，此种体系一日存在，即各就其范围，竞思所以维持发展之方，渐次引起门户分歧之见，得失利害，理至昭然。

如敌军之军师长，自作战以来，绝少在同一部队任职至两年以上者，虽敌军之组织与精神，或与我军不尽相同，唯其调动之本旨，似有可取。

且现在我军之所谓调动，当尽其可能仅由甲军改调乙军丙军，甲师改调乙师丙师而已，非与学校机关间互调，人事上困难更少。此项异动办法如能实施，其利灼然可见者：

使将领与官兵同具国家军队之意识，益增统帅之威严，向心力可日趋巩固，此其一；

各将领之环境改变，必竞思振作，期迈前修，日虑相形见绌，部队之整饬必较紧张，此其二；

一般部属与长官之间，即不能以历史感情曲求涵煦，则赏罚黜陟，均无顾虑，自必兢业自持，不敢怠忽，立将形成一种新兴气象，此其三；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古有名训，军中所最忌者为停滞，将领调动之后，则停滞者一变而为活跃，老大者一变而为奋发，整军之精神，实寄托于斯。

若谓人事相习日久，新旧之间，恐生隔阂，此种顾虑如确具理由，则定期异动之举，尤为急切之需要；

否则时间愈长，即愈无办法，终必使统帅处处受人事之牵掣，凡百措施，均须以各个体系为转移，建军之目的，其何能达？

且严格而论，各战区各集团军之将领，均宜有相互的或前后方之调动，唯以此事顾虑尤多，暂可不论，而军师长之调动，似可提前实行。

近年来，对于军事问题，盱衡至三，以职所见所闻，觉当前之改革刷新，实已不容再缓，而改革刷新之要图，莫急于前述两点。

（三）党内问题——近来党内气象，备极消沉，中央同志，胥以少言为得计。

或则谓有总裁在，毋庸我辈喋喋也；或则谓负责者自有其人，功罪均与我无涉，何必发言也；或则谓说话仍无结果，无为开罪于人也。

而一般同志均噤若寒蝉，颓唐暮气充塞于中央，革命空气已由淡薄而趋于消失，是诚吾党之忧。

故七中全会开会以前，职曾向钧座贡献意见，请尽量鼓励出席同志发言。然七中全会之气象，以一般人之观察批评，以为党的革命精神，长此将无由振拔。

今八中全会瞬将开幕，乞钧座注意及之。党内之辩论愈激切，则党的政策之认识愈深刻。凡百案件，出席者若均唯唯诺诺，草率通过，一则见其无彻底执行之真诚，一则议案之真义无由发挥尽致，均失会议之本意。

民主国家之议会，恒能发挥此种效能。如美国最近之军火租借法案，讨论时间之久，会场辩论之烈，无非欲使国民对此案认识更深，而政策之执行即更顺利而已，否则多数党原可通过之案，何必多所讨论，以浪费时间口舌？

况本党为革命政党，如失其互相检讨批判之精神，即自堕其革命之志气，此问题料为钧座所关切也。

至于党务一般情形，职以见闻较少，不敢轻表意见。唯最近参加重庆市党部招待中委之茶话会，席间陈访先同志作报告时，曾有极沉痛之自白，以为本党现在已成“名存实亡”之状态，其态度之诚挚与心境之焦灼，职深予同情。

可否于此次八中全会时，令其再作一次报告，俾中央同志，均知所警惕；抑由钧座召见陈同志面询，俾有陈述机会之处？敬乞钧裁。

文如玉 · 发表于 2023-12-15 01:00:34

（34）痛陈己见

1943年11月8日，抗日战争虽已步入末期，而国内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腐败糜烂，已至顶点，人心由望治而至于思变。

但是，一般党政军领导人物，类多掩蔽事实，粉饰太平，或则箝口结舌，明哲保身。

我看到这种情形，实在不能缄默，所以，就改组政府、检讨政策、调整制度、确定作风四者，痛陈所见，希冀万一。

现在择录数段：

今日之事势，在在令人焦虑，因而忧国之念不能自已。此时，如尚不特别提高革命之警觉性，则尔后之演变诚所难言。

逆料当前军事、政治、经济种种败坏之现象，钧座固已知之甚详。但所知者未必即其全貌，一般向钧座报告者，对事实之真相，大都减轻其分量与程度。甚至主管人员，怵于个人之利害，故意隐蔽事实，粉饰内容，亦所难免。

则今日最大危机之所在，诚不能不为钧座坦直言之。窃谓今日可忧之事，莫过于人心思变，士气荡然。说者多以为此种现象，皆由于共产党、反对派宣传煽惑之所致，此或为原因之一，但绝非其主因。

所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物理显然，无可讳饰。任何窳败之事态，似均不能不先从主观方面追寻其必然演化之迹象，必先克服本身之弱点，然后始能间执反对派之口舌。何况今日之不满现状者，宁只反对派而已乎？

谨举数例言之：

今年三月间，青年团举行第二次全体干事会议，各地干部对其平时接触之各方情况，莫不痛切陈词，以为大局至此，非改弦更张，必将陷军事、政治、经济于绝境，曾具体建议四项，此一事也。

十二中全会开会前后，在渝中委，曾举行多次谈话会，多数同志，无论青年与老者，均发出牢骚怨望之呼声，充分表现党中干部心情之愤懑，此又一事也。

最近，钧座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党团干部集会于中央，开会期间，群情昂奋，佥以遵循钧座之意旨，发动知识青年从军，实为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大计，自当悉力以赴，唯政治现状如此，倘无刷新之措施，则十万知识青年，应号召而成为有组织之武力集团，日后横决，恐将无以善其后。

甚至，有以满清末季创办新军，终颠覆于新军之革命为例证者（中委谈话会中，亦有作此论调者）。当时，有提出“请刷新政治以利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之推行”一案者，领衔人为一七十余高龄之老党员曹叔实先生，签名者，则均为现在党团之负责干部，此又一事也。

夫共产党之反对宣传，纵不足注意，但党内信仰领袖、追随革命之同志，无间老少，均有如此之呼声，目为事态严重之反映，不容忽视。

兹更纵观党外一般无党派色彩人士之心理：日前，职与王雪艇先生招待国民参政会推举赴延安视察之五参政员，渠等在谈话间表示，对于坚决拥护钧座之立场，始终如一，但以当前政府之措施，无以餍足国人之愿望，深感无法为政府回护，因认为延安之行，无裨于问题之解决。

此为党外人士爱护本党所表示之真率态度，深足资吾人之反省与警惕。推而至于友邦人士之批评，以与吾国邦交最亲切之美国而论，其朝野对我之讥弹，已达于令人不堪忍受之地步。

现在有识之士，莫不痛感当前之人心，已越过“望治”之界限转而“思变”，此种心理之形成，实由于对现实过度之失望。

当辛亥革命之时，国人以推翻满清之后，国家即可兴盛，咸抱无穷之乐观与希望，所以全国奋起；十五年誓师北伐之际，国人均以扫除军阀之后，革命即可成功，所以欢欣鼓舞，望风景从。

然至今日，则党中同志，国内人士，均怀抱无限彷徨之情绪，以为抗战胜利之后，揆诸当前之政局，前途正复渺茫，失望之余，转以打破现状为理想之出路，于是，思变之心生，重以反对派利用机会为之推波助澜，人心愈不可收拾。

职非敢为危词以耸听也，倘非观察错误则已，否则对于当前革命最大危机之所在，能不竭其忠诚，为钧座一言乎？

抑今日之思变，其故可得而推论者，窃谓莫过于政策、制度与人事之失当。

以言政策，则本党之革命，固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其终极之目的，革命之成败，胥视吾党能否确守三民主义之立场。现在抗战之最高指导方针，厥为民族主义，自不待言。

但民权主义之表现为何？民生主义之表现又为何？说者尝谓自本党十七年统一全国以来，一切措施，往往主义自主义，政策自政策，行为自行为，不唯不相侔而反相悖，正所谓“其所令反其所好”，此革命风尚之颓败堕落，人心之失望怨怼所由来乎？

以言制度，则现在政府机构，重复、冲突，乃至叠床架屋，拖累牵掣种种不合理之现象，不胜枚举。用致权责不专，号令不一，任何重要措施，势必牵涉若干主管部门，几无一不以开会为折冲问题之方式，各部主官，亦无一不因开会耗其日常工作时间之大半。

且开会之际，往往发言盈庭，莫知所届，幸而表面上获得相当之结论，但执行决议，复多牵扯，步调不齐，避责诿过，尤为常事。行政效率之低落，无以复加，此种制度，实不容不亟加彻底之检讨。

以言人事，所最引为痛心者，莫过于反对派今日对本党之批评，其言曰“国民党只有奴才而无人才”。反对派之为此言，其论据何在？

职以为，此非本党之无人，实由于人事运用太不活泼之故也。本党执政十七八年以来，对于重要政治干部之培养、拔擢似不无忽视。今日所表现于事实者，如若干院部主官，几无适当之第二人可资接替。已乏推陈出新之机能，即无改弦易辙之希望。

甚至四行联处、中大校长，亦谓无适当之人选，不得不由钧座自兼，如此人事运用，欲使人才辈出，取之不尽，难矣。

目前，人事之呆滞，已成牢不可破之痼疾，老大者永久老大，幼稚者永远幼稚，于是，反对派则嚣然曰“国民党无人”，外人不明内在之原因，亦从而嚣然和之曰“中国无人”，此非吾党吾国之奇耻大辱乎？

以吾国之大，吾党革命历史之悠久，而不知培养人才，不能培养人才，更不善运用人才，乃至表现如此凋零老大之情状，唯一可以解释之理由，不外国步方艰，用人不能不慎重，尤虑易一主要干部，继任者未必优于前任，则尤足偾事。

但如人事运用活泼，则一易之不当，仍可以再易。以现在情况而论，易人之后，即未必远胜于现在，但绝不能较现在更坏，万一而并现在之不如，则再起用前任，固犹未晚，如是则过去集矢于前任者，当亦可释然失其攻讦之论据。

若缘是慎重而无所举措，则反对派即以为攻击中央之口实，徒损政府之威信，徒拂内外之舆情，于计未为得也。

以上所陈，不过就当前革命之环境与局势，特举一二例说明其严重之程度而已。

革命者对于一时之成败得失，固无所容心，一次失败之后，仍可再举，必达到最终革命之目的然后已。苟无战胜环境、不为环境屈服之精神与信念，即丧其所守，不能成为革命者。

但再蹶再兴之因素，必赖颠扑不破之人心，人心向我，则一时之失败，无宁视为接近一步之成功，本党五十年来革命之史实，可为明证。

现在，人心背离，情绪低落至此，窃不能不引为深忧。况今日之局势诚然严重，但决非无可挽回，似无听其自然失败然后徐图再举之理。

由是则目前为振奋人心，提高情绪，亟须采取必要之措置，理至显明。职尝辗转深思，以为今日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之关键，只在钧座一念之转移。

现在，举国上下，莫不殷切仰望钧座英明果断之措置。钧座所日夕筹维之变革大计，兹已临必须见诸事实之时矣！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鲁论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方事势之未穷，犹得日谋兴革以追求进步。

吾人尤不应稍存保守之心理，唯有不断前进，始能保证革命基础之巩固与发展。况当前之局势，可谓穷矣，如尚欲一成不变，不立作彻底整个改革之图，不从政策、制度与人事作全面之更新，将何以收拾人心振作士气乎？

于此，职尤有不能已于言者：

在今日而言革命，首在把握重心，若网在纲，挈而立起。故就革新之途径而论，虽不外健党（健全党务）、新政（刷新政治）、整军（整饬军事）三途，然健党在表面上固为根本之问题。

然十余年来之党务，组织弛懈，意见分歧，已成积重难返之势，非短时间内所能彻底更新，亦非任何枝节方法所能补救。且虑更张之始，易启纠纷；即令无此顾虑，亦将旷日持久，成效如何，殊无把握。

至于整军大计，尚无端绪，而亟待解决之问题尤多，急需政治方面之助力尤大。且军事在受政治之牵掣与影响，故当前之急务，宜莫过于政治之刷新，而政治之刷新，则首在人事之调整，此为当前一切问题重心之所在，不能不恳祈钧座特加注意者。

盖过去一般人士对于政府某一部门措施之失当与弱点之暴露，不过归咎于某一部门直接负责之主官，而今日则均认为某一部门主官之溺职，仅为次要之目标，而对于中央何以任用非人，则引为责难之焦点，于是触及于钧座领导之权威，影响于整个中央之威信。

故及今如不从政府之人事彻底调整着手，势将无以取信于国人，更无以一新中外之观感。必须如是，乃能予国人以极大之希望，唤起国人极大之信心。钧座高瞻远瞩，成竹在胸，当已筹虑綦详，不烦职一一言也。

抗战以来，因犹豫等待以误事者，例证至多，今日军事之败坏，积渐已久，亦非一朝一夕之故。

回忆二十七年在长沙容园，职曾有所建议，钧座谓到重庆后再说；二十九年在南岳第二次会议时，职会后有所条陈；三十一年夏间，陪从钧座赴陆大车中又有所建议，钧座复谓过两三个月再看，其时西安会议尚未召集，及西安会议以后，仍无影响。

又如职曾因兵役署长问题，自三十年冬，一再向钧座及何总长进言，如此重要役政，委之于如此糊涂无能之程泽润，必定败事，并建议应由现任军长以上将领中遴员继任一事，此仅一小例耳。

倘在三五年前，钧座即下决心，对于军政为不断的纠正与改革，似不致如今日败坏之甚。职所以不避烦渎者，特欲提起钧座过去犹豫失策之回忆而已。

夫今日刷新政治，必以调整人事为前提，其理由已具如上述。如钧座决心已定，实现有期，则具体问题，当已在钧座详筹熟虑之中，无烦喋喋。而职窃欲于原则方面建议数项，仅供参考：

一、主席如不兼行政院长，不独保持领袖之尊严与威权，使政治有缓冲余地，且可培植次级领导干部为最佳。

二、政府之改组，应以促成党内团结为目标，人事似不宜偏重偏废。

三、人选方面，应建立人才阵容，为国内外一般人士所信任，兼收内外耳目一新之效。

四、不仅选拔党内之优秀，更应进一步谋国内人才之集中，对党外人士，似亦不妨尽量网罗。

五、运用内外互调方法，俾能解决凡暂不适用于中央之人员安置问题。

六、党内之耆老，精神体力不能胜任日常琐细工作者，似可采用元老制，予以崇高之待遇。

七、各院再增副院长一人，使各部年高望重之主官得调为副院长。

八、似可于行政院设置若干不管部之政务委员，位置党内外人士，参预政务。

如是，则一方面可提拔新的干部，一方面使老成耆硕居于督导之地位而不负执行之责任，则人事运用，较为活泼，朝气蓬勃，观感一新，人心之振奋，可以立致。

至于政策与制度诸问题，尽可留待政府改组之后，彻底检讨，逐步修正。在人事上已无保守之习性，则在革新之一切措施上当亦可顺利推行，缓急轻重之间不容不慎为抉择，职之管见，固不仅就目前治标之观点立论而已也。

归纳以上所陈，不外：（一）改组政府（二）检讨政策（三）调整制度（四）确定作风四点。

而由于基本心理上之问题，形诸整个作风者，钧座或未考虑及此，但问题至为重要，谨再补充一二。

夫革新之彻底与否，固系于措施之方法，而尤系于今后之作风，所谓基本观念之转移，宜莫重于此事。

例如，过去如含有若干保守之成分，今后必谋勇往之进取；过去如含有若干与旧势力妥协之成分，今后必须强化革命之手腕；过去如偏重于个人之运用，今后必须善于运用制度。

如是则观念之丕变，一切自易臻于条理，内在之弱点，庶能逐一排除，而健全之基础，予以确立。

总而言之，现在一切事态之演变，其途迹至属显著，局势之黯淡至此，实已无顾虑枝节之余地。

文如玉 · 发表于 2023-12-15 01:05:36

（35）关于新疆问题的谈判

新疆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广大的领土，南北2200余公里，东西2500余公里，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六分之一弱。

天山横亘其中，昆仑山雄峙于南，沙漠戈壁占地甚广，浙江与蒙古、苏联、阿富汗、印度相接壤。矿产异常丰富，如阿尔泰山的金子，乌苏的石油，和阗的玉，都是有名的。此外，煤、铁、铜、银、铅、钨等也很多，原始森林遍布，畜牧业发达，瓜果特鲜美。

新疆人口五百余万，包含民族十三个：维吾尔、哈萨克、汉、回、满、蒙、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兹别克、俄罗斯、锡伯、索伦等。

其中维、哈、柯、塔、乌、塔都是突厥语系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回族亦信奉伊斯兰教，锡伯、索伦是满族的分支。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

新疆在汉代张骞、班超通西域前后，那里的民族矛盾尖锐，此征彼伐，互相砍杀，曾无已时。汉唐以后，蒙族占多数，也有其他民族，但大都信奉佛教，现在的突厥语系各族是以后才迁移进去的。

新疆和祖国的关系虽时断时续，但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新疆建省是在清朝光绪十年，就是左宗棠入新之后，奏请清廷设置的。

自清朝至民国年间盛世才黑暗统治结束为止，无不以殖民政策统治这块地方，每当新省人民因不堪压迫剥削起来反抗时，他们总是以武力戡平，戡平之后，又继之以高压剥削，高压剥削过度，人民又起来反抗。如此循环不已，便构成了新疆的历史——民族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的历史。

各民族一向在政治上、经济上毫无地位，也谈不到什么民主自由，因此造成了民族间的仇恨。

在恶魔盛世才被迫不得不离开新疆之后，吴忠信接任才一个月，就是1944年11月，伊宁发生了革命暴动，他们消灭了国民党驻军，先后占领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组成了一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伊宁方面的民族军队又发动进攻，突破精河、乌苏，一直推进到绥来的玛纳斯河西岸，距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仅140多公里。同时，对南疆更是分路进攻，全省已陷动荡混乱情况中。

这时候，驻在迪化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迭电向重庆告急，内有“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等语。

蒋接电甚为焦虑，即派我到迪化去，给我的任务是“振奋士气，安定人心，考察这次事变的实在情况，提出报告，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

我是在1945年9月13日由重庆飞到迪化的，当天，朱绍良向我汇报了以下情况：

一、伊犁军队已至绥来附近，距迪化仅有两日路程，随时有进攻迪化可能；

二、现在守备迪化兵力只有六个营（连中央军校第九分校的一营学生在内），正赶调骑兵第五军和四十六师一部增援，但最快亦需八至十日后始能陆续到达；

三、粮食弹药储备情况，如交通无意外变化，每天继续运输，可以支持。

当时，我一面叮嘱朱绍良和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注意激励部属，振奋士气，确保迪化安全；另一方面，请外交特派员刘泽荣先生转约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见面，征询意见，希望他能够出面调停。

因为，当时我已经考虑到，这件事情要想从军事上解决是毫无希望的，只有用政治方式来解决；而政治解决必须有中间人，最好的中间人，就是苏联。

9月14日，我和叶谢也夫见了面，问到他的意见，他表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情，苏联不便干涉中国内政。就他个人的看法，这件事最好是设法和平解决。

我当时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问他愿不愿代为疏通阻塞和平解决的道路，首先是使伊宁方面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双方派代表商谈。

他答应，把我的意思转达莫斯科，并表示他个人愿意从旁帮忙，但是，在没有得到政府指示前，他不能有所行动。还说：最好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较易有效。

当时，我认为他的话是具有诚意的。所以，当天我就打电报向蒋提出建议：

此间，情况万分紧迫，除非伊宁军队中止前进。迪化殊无把握确保，目前，只有通过外交一途从事和平解决，否则，迪化一失，则局势全非，今后即能恢复，亦需费极大力量与极长时间，夜长梦多，变化难测，恐影响中央威信太大，应请当机立断，不要拘于外交常轨，可否即电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政府提出和平解决新疆局势并今后中苏在新疆经济合作意见，请苏联方面出来调停。

电报发出之后，我和朱绍良、吴忠信都认为，局势已经看得很清楚，除用这个办法解决之外，别无他途，于是，我没有再停留迪化的必要，于是在9月16日，飞回重庆向蒋汇报。

在迪化时，吴忠信曾和我口头多次谈到他到新后一年来的情况，怕我记不详细，还写了书面材料交给我。

他到新只一个多月，就发生了伊宁事变，据他自己说和我们事后所知，他是没有做坏事，而且天天想做好事，例如释放盛世才关在监狱里的许多人，其中就有包尔汉先生。

在国民党集团中，他是个老好人，但是，他的底下特别是不归他指挥的特务分子究竟干了些什么，他当时是管不了，甚至是不知道的。

我回到重庆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就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全文如下：

据苏联伊宁领事转报苏联政府称：有回民数人，自称新疆暴动之人民代表，向该领事声请，并暗示希望俄人出面为中间人，担任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之冲突。

并声称，暴动人民原无意脱离中国，其宗旨在使回民在新疆占多数各地如伊宁、塔尔巴哈台、阿尔泰、喀什各区，达到自治之目的，该代表并列述过去新省当局对彼等之种种压迫。

苏联政府因关切其与新疆接壤地区之安宁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驻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造成之局势。

外交部向蒋请示后，作了以下的答复：

（一）关于新疆回民暴动事，苏联政府愿意协助，我政府甚为感谢。

（二）关于边疆人民待遇之改善，蒋主席早曾宣示：政府对新疆人民甚为关切。此次事变，我政府已派张部长治中赴新调查实情，即为改良待遇之张本。

（三）我政府甚望此次事变分子派代表至迪化，向张部长陈述意见，以便商洽解决，政府必根据既定政策，使新疆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上，与内地人民获得同等待遇。

（四）苏联驻伊宁领事愿意协助，请即代为通知并介绍彼等到迪化晋谒张部长，商洽进行和平解决办法。至该代表等之安全，我将力为保障。

就这样，国民党政府就派我为中央代表到迪化去和伊宁代表会谈。到了这个时候，我就不能不对如何认识和解决新局问题，作较详细深入的研究，结果如下：

（一）新疆问题是民族问题。新疆人民在历史上是备受反动统治的高压和剥削。这种高压和剥削的结果，就是人民奋起反抗。因此要想解决新疆问题，首先要改变过去的态度和做法，并且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给他们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首先是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二）新疆问题又是外交问题。新疆和苏联向来就有历史的、地理的、民族的、经济的种种密切的关系，可以肯定，苏联对新疆绝无领土企图，但它也不能容忍在新疆出现反苏局面，所以新疆绝不能反苏，一定要和苏联保持亲善的关系。

（三）根据以上的认识，我考虑到对新疆人民采取宽大的政策和做法，给新疆人民以自由、平等的权利这一点，在国民党内是很难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的；特别是亲苏一节，阻力更大。

我是一向主张亲苏的，蒋派我到新疆去时当然想到这一点。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反苏的，而我在新疆要亲苏，这就是极大的矛盾。

怎样才能克服这个矛盾呢？怎样才能使国民党政府不反对我的主张并且支持我的主张呢？这是我当时最感困难最费踌躇的所在。

在飞新疆之前，我向蒋陈述了我对新疆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表示有极大困难之处。

我说的困难是指来自国民党政府内部，至于和伊宁商谈的困难，我当时还没想到，蒋听了后，用很肯定的语气表示：

“新疆问题你可以全权处理，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可以打电报来！”

我听了这话后，才觉得有一些保证，于是，在同年10月14日，由重庆飞到迪化。同行者：梁寒操、彭昭贤、屈武、张静愚、邓文仪、刘孟纯、王曾善等。

伊宁派来谈判的方面代表有三人，就是赖希木江、阿不都哈依尔 ·吐烈、阿合买提江，他们是先两天到迪化的。

来时，他们都佩带“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且对招待人员说：

他们是代表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来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的，届时将出示证明文件，中国政府代表方面也应交验证件。

我知道这种情况之后，15日就约请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谈话。我说：

彼得洛夫大使给政府的备忘录，只说是新疆暴动人民代表请苏方出面调停，并声言，没有脱离中国的意图，而政府给苏方的答复，也说准许这一次事变的分子派代表到迪化来陈述意见，以便商洽解决的办法，因此，我只能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地位，接见事变分子的代表，不能接见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代表。

因此，请苏领把我的意思转告伊方，苏领开始表示，最好由我于第一次接见时当面和他们说。

我说：苏联政府已表示愿意协助我政府解决事变问题，您就负有转达的责任，叶领事随即答应为我转达。

伊方代表经苏领的劝告，就没有坚持他们原来的态度，于是，我在当月17日接见了他们。

我首先说了一番话，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是汉、满、蒙、回、藏五大族和若干少数民族所构成的一个国家。这几个民族都是很亲爱，如同兄弟手足，处于平等的地位，我今天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地位来接见各位，心里感觉很高兴。

我们就如同兄弟手足见面一样，我们各民族都是亲爱的兄弟，由这些弟兄构成了中华民国这个大家庭，今天这次会面，等于一家人坐在一起，心里当然感到无限的愉快。

不过，我们并不否认，同在一个家庭的弟兄，对于有些问题，大家意见不一致，甚至因此吵吵闹闹也是难免的。可是吵闹是吵闹，但不会损伤弟兄的和气和破坏家庭的团结。

所以，我们相信，过去弟兄们虽然也曾发生过意见，但都是一时的，偶然的，不会影响到弟兄间的和气与家庭间的团结。本人这次代表中央政府到这里来，为的就是恢复弟兄间的和气与家庭间的团结。

在过去，新疆也曾发生过民族间的问题。我们相信这当然是一时的、偶然的。本人今天奉到中央政府和蒋主席的命令和大家见面，听取各位的意见，以便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

本人很希望能够很恰当的，很顺利的，使得弟兄间的和气与家庭间的团结得到恢复。我们并不否认，在过去省府当局有些措施，颇有对不起全省同胞的地方。但是，各位可以了解中央的情形，中央实在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去年秋季以来，中央虽然也想调整改善新省的局面，但是抗战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央事实上不能以很大的力量，费很多的精神来顾及新省。同时，在新疆省府刚刚改组的时候，接着就发生了伊宁事变。

所以，到今天为止，中央对改善新疆局面和爱护新疆人民的意思，还没有方法能够表达出来，这是中央感到非常遗憾的地方。

但是，今后情形就不同了，现在抗战业已胜利，中央已经可以拿较多的力量和精神来顾及新省；今后必然本着培植新疆爱护同胞的精神，来改善全省人民的生活，提高全省人民的文化水准；从经济、政治、教育各方面来努力，力求符合全省人民的要求，达成全省人民的愿望。

这一点，我可以告诉各位，中央是具有充分的诚意的，因此，本人这次代表中央到这里来，很希望弟兄间的感情很快能够恢复，新省的问题很快能够得到解决，使一切都恢复正常状态，以便积极地开始我们各项的建设工作。

我可以重复地、郑重地告诉各位，在新疆问题迅速而又圆满解决之后，在弟兄间感情迅速恢复、家庭间团结迅速巩固之后，中央一定尽力把新疆按程计功地建设起来，把人民生活循序渐进地改善起来。

各位这次到迪化来，使命重大。相信各位一定和本人的希望相同，和中央的希望相同，和全省人民的希望亦复相同。各位如有意见，请尽量地提出来，我们愿意详加研究，求得共同一致的解决。

他们听了这番话之后，态度显得相当和缓，我这番短短的开场白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话说完后，我就问他们对问题解决的意见，当时，他们表示愿意先听听我的意见。我就说，你们要想先听我的意见也可以，等我研究之后再向你们提出来。

会后，我和同去的人研究，为什么伊方不先提要求？我们原来设想，他们来时是一定带了条件来的，其中一定有在承认“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基础上，所拟出的若干点要求，只因为我严加拒绝接见“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代表之故，所以，他们就感到需要有所改变，但时间仓促，来不及向伊宁方面请示，所以，就希望我先提意见。

我们在详加研究之后，就写出一个《中央对解决新疆局部事变之提示案》。

这个提示案是依据民族平等、政治民主、地方自治的基本原则拟订的，是初步符合新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

其全文如下：

“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国父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中所昭示之原则，中央秉承国父遗教，对于边疆各族，常以扶助其政治、经济、文化之平衡发展，为达成民族平等之一贯政策，蒋主席业有剀切之昭示。

唯在抗战期间，不得不着重于击溃暴敌以争取国家民族之自由独立为前提；故对于边疆人民虽备极关切，但事实上容有不暇兼顾之情况。

现敌人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建国之伟大工程即将开始，全国人民永享自由平等之福利，人民对于国家，同时负有维护其统一团结之义务。

此次新疆发生局部事变问题，中央深感遗憾，唯不可因此而影响各族之感情与国家之统一。

爰一本宽大之怀，遵循国父遗教与蒋主席之宣示，以扶植边疆人民自治、解除其痛苦、促进其发展，为解决事变之方针，特提示如左：

（一）扶助新疆人民政治、经济、文化之平衡发展，俾与内地人民获得同等待遇。

（二）尊重各族之宗教信仰，对各宗教之教堂寺院妥加保护。

（三）尊重各族固有之文化与风俗、习惯、语言、文字。

（四）依法保障各族人民之身体、财产、言论、行动、居住、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五）实施地方自治，其办法如左：

（甲）现在变乱中之县份，在恢复秩序后三个月内完成乡镇保甲之选举，六个月内完成县参议会之选举，实行民主政治。

（乙）县参议会成立之后，依县参议会组织法之规定，对于地方人民福利事项有条陈建议之权；对于地方行政人员违法行为有检举监察之权。

（丙）县参议会成立六个月后，得就当地人民德望素孚、学能兼优者选举二人，由政府择委一人为县长。

（丁）为辅助县长处理公务，由政府委派副县长。

（戊）各区行政专员由省府保荐，中央任命，并得选用地方人士，其他行政人员亦以多数选用地方人士为原则。

（六）以后政府应切实考虑减轻赋税，严禁摊派，并积极扶助其发展农工商业，以提高人民之生活水准。

（七）普设各级学校，推广社会教育，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准；小学校并一律分别使用各族语言文字。

（八）变乱区域内所有军事行动，应即停止，并限于一个月内恢复事变以前一切状态与秩序，并取消事变期内一切不合法之组织。

（九）参加事变之武装组织应即妥为资遣返回原籍各安生业。

（十）参加事变之分子一律免究，并保护其生命及居住之安全。

（十一）因事变而被拘押者，相互查明释放，其财产被没收者亦应查明发还。

（十二）参加不合法组织之人员愿返回原籍者，一律给资遣还，余由政府考核分别任用，俾有充分为国家服务之机会。

同月19日，我第二次接见伊方代表，把上述提示案交给他们，他们当场表示，要带回伊宁详细研究之后，才能提出答复。

他们还说道，他们来时，所负的使命，是要求准许伊犁、塔城、阿山和喀什四区的独立。

我就追问他们，所谓“独立”是何含义，这与苏方备忘录所说你们表示无意脱离中国的话显然前后不符。

他们当即作了许多解释，说明所谓“独立”，是指地方政治、经济、军事等应由人民自由管理，至于外交、交通、币制，自应由中央主持。

他们的原意还不外是要求自治，但是对“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和“民族独立”等似没有明确的概念，就不免有所含混。

于是，我就向他们剀切开导，告诉他们关于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和中苏邦交的亲睦，最后说明中央关怀边疆人民、扶助边疆发展的政策，中央只要求他们拥护国家统一，服从政府法令而已，此外别无他求，并且还列举提示案的各点，来说明中央的真意。

他们听了之后，似乎有所感动，态度更见好转，说过去并不知中央情形，亦未闻有此政策，只因长期以来身受高压剥削，忍无可忍，所以被迫出之以反抗的革命行动，表示回到伊宁之后，一定向他们的政府和群众详加解释等语。

当天晚上，我又约苏领面谈，由于往来较多，彼此已较熟，态度上都较为坦白直率，愈趋融洽。

我问叶领事对此事的意见，他表示伊方当然不能脱离中国，这是基本原则，但是据他的观察，中央提示案恐怕还不能满足伊方人民的愿望，可以让代表们先回伊宁一行，十天八天就可以回来继续商谈的。

在伊方代表回伊宁之前，我在同月20日又接见了他们，再次和他们说了一番话。

一方面分析新疆历史的演变，同时又检讨历代统治者对待新疆的政策。从历史演变分析看出过去惨痛教训的根源，指出以后不但绝对不容许历史重演，使新疆人民蒙受极大的痛苦，还应该采取种种合理措施，为新疆人民奠定千万年自由、和平、幸福的基础，使新疆人民享受到永远自由幸福的生活。

那么，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呢？我说：责任在你们的肩膀上，现在就请你们切实担负起来，检讨过去历代统治者对新疆的错误政策时，申明今后中央对新疆的态度，向他们提出保证，保证中央今后绝对不会采取和过去反动统治同样的错误政策，绝对不会再有什么征服、高压与歧视，一定要遵循着三民主义，为新疆人民谋幸福。

我说完这番话之后，他们也有了相当诚恳的反应，他们说：

他们在到迪化之前，由于有鉴于过去地方当局（指盛世才）的凶暴态度，心里很惶恐，现在明白了中央的意旨之后，才明白不但和过去不一样，而且对新疆的政策正符合新疆人民的愿望，在说话中再三用“中华民国”和“中央政府”字眼，态度较上两次显然有所不同。

最后，我表示希望他们迅速回来，接受中央的提示案，使事件得以圆满解决。他们也表示，愿尽最大的努力去说服伊宁政府和群众，采取和平方式解决。

还说，少则十天多则两周，就会回到迪化来，第二天（10月21日）清早，我派人护送他们，通过了绥来前线。

11月13日，伊方代表再来迪化，我在14日接见他们，他们随即出示伊方提出的书面答案。

这个方案，全文共分11项，其中（2）（5）（6）（7）（11）各项关于尊重宗教信仰、文化、言论自由，减轻税率，免于追究参加事变人士等项，与中央提示案尚无出入。

不同之点计有：

（甲）要求于事件解决后两个月内举行行政官吏选举，给人民以民主政治的权利；

（乙）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司法机关内行文用回教徒固有文字；（丙）要求小、中、大学用其固有文字施教；

（丁）要求商民与国内外自由贸易；

（戊）要求在各区组织“民族军队”，参加事变的部队照国军编制改编，唯保持其民族性，以后缺额由当地回教徒补充，训练及命令以维哈文为准；

（己）要求在新疆省府组织内，按各族人数比例参加回教徒。

我们在研究之后，第二天就提出来一个答复，全文如下：

（一）政府给予新疆人民选举彼等相信之地方人士为行政官吏之选举，其实行程序为：

于事件解决后三个月内，由各县人民选举县参议员，成立县参议会，然后由县参议会选举县长，县政府各级人员，除副县长应由省政府委派外，其余均由县长保荐任用之。

在县长尚未实施民选以前，现在事变区域内，得由人民代表就当地德望素孚、资历学识及能力适合之人士，提出名单，向省政府保荐，由省政府予以审查任用。

各区行政督察专员，系对省政府负责，应由省政府向中央保用。

各县参议会成立之后，并依法选举省参议员，参加省参议会，以代表人民公意，监督并协助省政府推行政令。

至于省政府主席是否由人民选举，应俟中央召集国民大会，制颁宪法之后，遵照宪法之规定办理。

（二）政府取缔对于宗教之歧视，并予以信仰宗教之完全自由。

（三）国家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文书，国文与回文并用，唯人民上呈政府机关之文书，准予单独使用其本族文字。

（四）在小学，用其本族文字施教；中学以国文为必修科；大学则依照教学需要，并用国文与回文施教。

（五）政府确定民族文化与艺术之自由发展。

（六）政府确定出版、集会、言论之自由。

（七）政府按照人民之实际生产力，并视其力量，规定税率，人民经明了对于经济上所负之义务，自当量力负担，但此项负担之数额，应以不妨碍新疆人民之生活与经济发展为标准。

（八）政府给予商民以对内贸易之自由，并准予商民对外自由贸易，但应遵照国家对外所订商约之规定。

（九）政府准将参加此次事变之部队，除年龄体格不合标准及不愿继续从军者应予遣归外，其余按现有人马武器实数，依照各县定额，尽先改编为保安团队；

如有多余时，再依国军编制，编为国军，其建制以团为最大单位，但应保存其民族形式，嗣后遇有缺额时，应以本族人民补充之，其教练及命令，以用本族文为原则。

其各级军官，仍用其原有之军官，但应分期带职调送军官学校，补习其应受之军官教育，期满回任原职，该部队应由政府派遣教练人员，协助训练。

编为国军后，应随时听候调遣。

关于上述部队之集合地点与点验，改编之实施办法，另行规定。

（十）新疆省政府之组织中，准予参加回教徒代表。

政府对参加事变之人士，一概免究，凡因此次事变而被拘捕之双方人士，应相互查明释放，发还财产，并相互切实保证，嗣后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危害。

答复的要点是：

（甲）县长可由民选，但副县长应由中央委派；

（乙）官厅文书汉文回文并用，人民向官厅的陈诉文件，可以单独用其固有文字；

（丙）小学用固有文字，中学以汉文为必修科，大学汉文回文并用；（丁）在国内准予自由贸易，对外贸易须候外商约及经济合作办法商订后才能确定；

（戊）改编军队必先报明其现有人马武器实数，在汰弱留强和志愿退役者应予遣归的原则下，由中央派员点验，按实有人马大部编为地方团队，其余编为国军，以团为最大单位。

17、18两日，双方继续商谈，每次都达四小时以上，第一天，我就他们所提答案第一点强调，中央所倡导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昭示，丝毫未能阻止汉人对回教徒之宗教、习惯与民族文化之压迫、轻视及侮辱，认为是汉人压迫回族一节，又作了长篇的开导。

在这两天商谈中，大部分条款都获得了协议，但是伊方代表还坚持下列各点：

（一）要求给予完全自治，自省主席以至县长各级行政官吏都由人民选举；

（二）政府机关官文书均用回文，大中小学均用回文施教；

（三）商民得对外自由贸易；

（四）组织民族军队并保持民族形式，并且以过去地方官吏对回教人民的种种压迫为借口，不肯让步。

他们还说，这次再来的态度已经和上次有天渊之别了，意思是现在已经放弃了独立的要求，不提“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只要得到高度自治了。他们认为这是最大限度的让步，但是，和中央提示案还有相当的距离。

当时，我们一方面和苏联领事保持接触，希望以侧面说服的方式，给他们一个考虑的机会，另一方面，连日和他们恳切交谈，动以感情，析以法理，晓以利害，反复再三，真是到了舌敝唇焦的程度，但到此仍然少有让步。

我们在详加考虑之后，再作一次让步，逐点给他们答复：

（一）关于省府组织问题：

（甲）省主席是否由人民选举，应俟国民大会制颁宪法之后遵照宪法规定办理；

（乙）省政府仍须由中央任命的主席执行命令；

（丙）中央任命省府人员当给各族贤达以充分参与省政的机会。并且，根据上述原则提出具体办法如下：

（1）省委名额由现在的十三人增到二十五人；

（2）二十五人中中央直接任命十人，各区保荐呈经中央任命十五人；

（3）中央直接任命的包括主席、秘书长、民财两厅长、社会处长、教建两厅副厅长、卫生处副处长及专任委员二人；

（4）各区保荐中央任命的十五人包括副主席、教建两厅长、卫生处长、副秘书长、民财两副厅长、社会处副处长及专任委员七人；

（5）事变三区得保荐省委六人，包括厅长、副厅长各一人，处长或副处长一人；其他七区共保荐省委九人，包括副主席、副秘书长、厅长、副厅长、处长或副处长各一人，均由中央任命。

（二）关于官厅文书问题，各级机关都属于国家，来往公文不能不用国文，故应并用两种文字，但人民对官厅行文得专用本族文字，大学则依需要并用各种文字。

（三）关于自由贸易问题，政府准许商民对外贸易，但须遵照中外通商办法办理。

（四）关于编组部队问题，准将参加事变部队编为保安团队，愿编为国军亦可，但须听候调遣，并允许出缺由本民族补充，教练及命令用固有文字。

这个答复经过详加解释之后，他们表示无权决定，要求回伊宁请示研究，预计一周就可以回来，并表示，对此已有深切了解，并获得良好的印象。

会后，我又把这个答案征询苏联领事意见，他认为，这个答案已经显示了极大的进步，即使不能完全满意，但预料已可得到解决的基础。

在他们未行之前，我觉得余言未尽，又约他们来见，作了一次讲话。

我和他们先后谈话五次：

第一次讲话中，主旨在于指明中央对解决新疆局部事变的态度，希望在短时间能够恢复弟兄感情，巩固家庭团结。

在第二次讲话中，是说明国内外大势，指出新疆同胞应走的道路和中央对新疆的态度与希望。

第三次讲话，是检讨新疆历史演变和历代统治者对新疆的政策，检讨的结果，认为历史的演变，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今后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对历代统治者对待新疆的政策，我认为是错误的，保证今后不会再有这种错误的政策。

第四次讲话，则更进一步说明新疆问题的症结，从历史的观察说明，新疆固然也有民族问题，但是主要的是政治问题。

以上四次，谈的都是属于情感问题、理智问题、历史问题、事实与是非问题的范围，还有一个利害问题没有谈到，所以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我特别以《当前新疆局部事变之利害的分析》为题详加分析。从历史方面，从民族方面，从名分方面逐一分析，和平解决是新疆人民应该走的唯一幸福大道。

伊方代表回伊宁后，直到12月25日才再到迪化来。

26日来见，提出了答复，对我给他们的修正文件表示原则接受，但在原提十一项之外又新增了三条，要求：

（1）撤销政治警察；

（2）为应付一九四五年事变而调来新疆的军队于协议签订一个月后一律撤回；

（3）当地警察由回教徒充任。

我当时认为，这是节外生枝，没有商谈的余地，即席坚决拒绝，要求他们全部撤回去。

我随即约晤苏联领事，请为疏解，苏领也答应了，经过两日多方说服，最后，伊方代表表示他们无权撤回，要向伊宁请示，同意暂时把这新增的三条搁下，先就修正的十一条作具体的研究。

到29日，会谈的焦点已集中在省府组织和部队改编两项，经过多次的反复会商、研究、折衷，才把这十一条正文初步肯定下来。

关于省府组织和部队改编，则另作两个附文，于是，在1946年1月2日正式就正文和附文（一）签字，附文（二）关于部队改编则有待于再行会商。

正文：

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

一、政府给予新疆人民选举彼等相信之当地人士为行政官吏之选举权。

为实行此种权利，其程序规定如左：

事件解决后三个月内，由各县人民选举县参议员，成立县参议会；由县参议会选举县长。副县长及县政府科长以上人员，则由县长委用。

尚未实施上项选举以前，事变区域内，区及县之现有行政官吏予以保留。

区行政督察专员及副专员，由当地人民保荐，呈请省政府核定。

专员公署职员由专员任用。

各县参议会成立以后，依法选举省参议员，成立省参议会，代表人民之公意，监督并协助省政府。

在宪法未颁布，普选未确定以前，省政府之改组办法，如第九条所定。

二、政府取缔对于宗教之歧视，并予人民以信仰宗教之完全自由。

三、国家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文书，国文与回文并用。人民上呈政府机关之文书，准予单独使用其本族文字。

四、在小学与中学，用其本族文字施教，但中学应以国文为必修科；大学则依照教学需要，并用国文与回文施教。

五、政府确定民族文化与艺术之自由发展。

六、政府确定出版、集会、言论之自由。

七、政府按照人民实际之生产力，并视其力量，规定税率。

人民经明了对于政府经济上所负之义务，自当负担，但此项负担之数额，应以不妨碍人民之生活与经济发展为标准。

八、政府给予商民以国内外贸易之自由，但对外贸易商民，应遵照中央政府与外国商定商约之规定。

九、新疆省政府之组织，应由中央予以扩充，委员名额为二十五人。

二十五名省政府委员中，十名由中央直接派定，其余十五名，由各区人民代表保荐中央任命之。

中央直接派定之十名委员中，包括主席、秘书长、民政厅长、财政厅长、社会处长、教育厅副厅长、建设厅副厅长、卫生处副处长及专任委员二人。

由各区人民代表保荐中央任命之十五名委员中，包括副主席二人、副秘书长二人、教育厅长、建设厅长、卫生处长、民政厅副厅长、财政厅副厅长、社会处副处长各一人及专任委员五人。

余见附文（一）。

十、准予组织民族军队，此项人员之补充，应以回教徒人民为原则。

此项军队由参加此次事变之军队，参照国军编制，重新改编。此项军队之数额及驻地，另行讨论，作成附文（二）俟签订后，始发生效力。

此项军队之教练及命令，以用维哈语文为原则。

此项军队之各级军官，以保留原级职之方式，分期调送军官学校，补习其应受之军官教育。

此项部队应由政府派遣教练人员协助训练。

驻新中央部队，不与此项军队同驻一处，并应相互间保持友好关系，不得有互相仇视情事。

余见附文（二）。

十一、事变迄至现在，双方拘捕之人士，于事件解决十天以内，相互开释；并保证今后不以任何借口，加以歧视。

中央政府代表张治中

人民代表拉合木江 ·沙比尔哈吉

阿不都哈依尔 ·吐烈

阿合买提江喀司莫夫

附文（一）：

关于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所签订“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第九条规定新疆省政府组织办法一节，经双方同意，补充规定如下：

一、在各区人民代表保荐中央任命之省府委员十五人中，事变区内之三区，可保荐委员六人。

二、上项之委员六人中，包括副主席一人，副秘书长一人，教育厅长或建设厅长一人，民政厅副厅长或财政厅副厅长一人，卫生处长或社会处副处长一人及专任委员一人。

三、其他七区共保荐委员九人，包括副主席一人，及除中央直接派定与上述三区所保荐以外之其余厅长、处长或副处长、副秘书长、副厅长各一人及专任委员四人。

中央政府代表张治中

人民代表拉合木江 ·沙比尔哈吉

阿不都哈依尔 ·吐烈

阿合买提江喀司莫夫

12月20日左右，正好蒋经国路经迪化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他告诉我，蒋（介石）希望我先回重庆去，我因为想先把事情搞得初步协议，没有同意，一直延至协议正文签字后，在12月30日，又接到蒋的特急电，说“此间有事待理，希即暂时回渝为要”，我才于1946年1月3日飞离迪化，沿途略有耽搁，6日才回到重庆。

在1月3日上飞机之前，我又和伊方三位代表切实地谈了一番话，大意是说：

由于中国是苏、美、英、法的盟邦，由于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

我们全国有四亿五千万的人口，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有丰富的宝藏资源，在抗日胜利后快要开始伟大的建国工程，一定可以更快地迎头赶上美、英、苏各国，建成世界上统一、团结、民主、富强的中国；

你们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最光荣的，相信你们一定会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拥护祖国，这是时代给你们的责任。

他们听了之后，诚恳地说：我们是中国人民，我们一定要拥护祖国，请张部长回去之后，把我们的意思向中央报告，并向中央领导人致崇高的敬意。

“我们是中国人民”这话第一次出于他们代表之口，这真不容易呀！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们的话语是真实的，此时，我才真正体认到新疆问题可以和平解决。

回到重庆，我立即把签字的正文和附文（一）送给蒋看，他看了表示同意，第二天还特别约了党政高级人员吃饭，席间对我表示慰劳之意。

这时候，正是国共双方停战获得协议之后，两党的军队整编问题开始商谈，蒋要我代表国民党政府出席军事三人小组，共产党方面是周恩来先生，美国方面以顾问名义参加的是马歇尔。当时，既是为了国内和平，我是义不容辞，也是乐于接受的。

1946年3月初，我和周恩来先生、马歇尔将军，在整军方案签订之后，坐飞机视察各地双方军队。

途经北平，突然接到外交部急电，说苏联驻华大使馆米参事在2月28日到该部声称，接到伊宁苏联领事报告，伊宁人民代表问张部长何时能来迪化，如最近期间不能来迪化，他们将认为谈判已陷破裂，所有业已签字的条款一概无效。

从此电看，伊方是在发急了，但是，当时国内和平问题尚未告一段落，我怎能又去新疆？可是踌躇再三，又不能不急其所急，终于在4月4日飞到迪化。

在飞迪化前，我已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直辖甘、宁、青、新四省）兼理新疆省主席。

这其中，还有一个经过，就是在抗战胜利后，我原定派往东北组织东北行辕，当时，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国内和平是中心关键，我只想为国内和平尽一点力量，而东北可以兼顾全局，又是当时国共两党、中苏两国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我是愿意去的，连人选部署都作了初步考虑，忽然因伊宁问题又改派我往西北，我就不能不答应。

但是，我只愿充行辕主任不想兼理新疆省主席，并且还提出邵力子先生和蒋经国二人请蒋考虑选择，蒋未允，我最后不得不同意兼理。

所以这次到新疆，不仅是中央的代表，又是地方负责的军政长官。

4月4日到迪化，第二天，我即接见伊方代表，他们首先对我奉派兼理新疆省主席表示欢迎，并对中央表示感谢。

然后，我们开始商谈附文（二）军队改编问题，他们要求提供一份国军兵团和步兵团的编制，再提具体数字和材料，我答应了。

在谈到省府组织问题时，他们表示，来迪化前，并不知我已兼任省主席，预定名单需加改动，过几天才能提出来。

最后又说，伊宁群众要求把上次暂时搁置的第十二、十三、十四条再提出来商谈，经过我恳切说明和郑重拒绝之后，他们才表示，不愿为这三条而影响整个问题的解决，没有再坚持下去。

4月7日第二次接见他们，继续商谈附文（二）问题，他们提出具体要求为：

喀什和伊宁两地都是骑步兵各一团，阿克苏、库车、焉耆、迪化、乌苏、承化、塔城兵各一团，绥定、惠远两县骑兵共一团，额敏步兵一团，合计骑兵十团，步兵三团，共约两万一千人。

其中，喀什、阿克苏、库车、焉耆、迪化等处，都不是事变区域，而且数字超过附文（二）所规定的骑兵两团、保安大队三队之数甚大。

我和他们反复说明，指出不但人民对此庞大军队不堪负担，而且事实上，也无此需要，何况国军正大量裁减，你们怎能大肆扩充？

我郑重表示，对此过分要求殊出意外，未便考虑。他们说，这是伊宁群众交给他们的，他们须得向伊宁请示，始能答复，又问我能不能提示可能准许之具体数字。

我说，最大限度把三个保安大队改为三个团，或三个尽属骑兵团，或两骑一步，改编后，只分驻事变之三区。

他们又问，其他各区能否准许组织民族部队？我说：如地方治安确实需要，将来省府改组后，再提出研究。

由于他们所提要求数字太大，距离太远，一时是谈不下去的，所以，先作了好多次的侧面商谈，到13日才再次接见他们。

这次他们说，最多只能负责减少三个团，再多减群众就不答应了，十三团减三团，还有十个团。

最后，他们说了实话，如果在新国军和民族军数字对等的话，那即使减少者到三个团以下也未尝不可，当时我认为，这是有损国家主权的要求，我说我绝对不能考虑。

到了这个地步，我看这种情况问题会僵持下去，于是就找中间人出来，进行疏通。

4月15日，我约苏联领事谈话，我表示，最多只能给他们四个团，而他表示，四个团少些，希望能进一步，并愿意以折中的数字，劝他们接受。

他还说，为中国政府着想，即使增加少数部队也没有多大关系，如果因此争持不下，以致影响全盘问题，就未免可惜。

当时，我还是表面坚持四个团为最大限度，伹内心已在考虑，可否再予增加一两个团。

这几天内，我多次派人从侧面和苏联代总领事叶谢也夫谈话（新任总领事萨维列也夫也到迪化来了），叶表示，对方的要求绝不能少于六个团。

我心里就想：如准编六个团，也只能三团是国军，另三团是省保安队，而且，要在一年之后，裁减为国军两个团和三个保安大队，以符合政府所规定的数字。

我把这个意见告诉苏领，他表示同意，但须与伊方商量才能答复，苏领还说，伊方一再要求把驻地扩张到三区以外，这是我不能考虑的。

4月20日，我又一次接见了伊方代表，谈了几个小时无结果。

21日，他们说伊宁来电，叫他们的首席代表拉合木江回伊宁汇报，我同意了，在拉合木江起飞之前，再次接见他们，并坚决表示，改编为国军三团、保安三团是最大最后的让步，还要求他：

（1）希望迅速回到迪化签字；（2）提出省委名单以便着手改组省府。

拉合木江很快就从伊宁回来，4月26日，我又接见了他们，他们仍然坚持十个团，并且把已经被打消的喀什、阿克苏组织民族部队问题也重新提了出来，表示一定要在南疆回教徒占多数的地区，组织民族军队。

至此，我严词加以拒绝，并且动了一点感情。当时，三位代表中阿合买提江最年轻，约三十一二岁，但他是历次会议中的发言人，是实际负责者。

我对他说：我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和你的年龄几乎相差一倍，如再这样长期争论下去，很不适宜，我想，建议中央另派年轻的人来和你谈吧。

我还说，我是负了和平的使命来的，自信对和平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负责到最大限度，如果和平不能获得，我只有引咎辞职，离开迪化了！

我的语气相当重，他们一再表示，伊宁人民对张部长是充分拥护，但是，人民的要求如果得不到相当的满足，问题也不容易解决。

这样，问题就僵下来了，正面商谈已成为无此必要，只好从事侧面活动了。

就这样，一直拖延到5月1日晚上，我约叶领事见面，他说，对方传过话来，可以减为七个团，但迪化、喀什须各驻一团，并声言，这是最后的办法，如果不能接受，他就无能为力了，不便再居调停人地位了。

这一下，局势有愈趋困难复杂的情势，这中间，是否由于受到其他问题的影响呢？

我怀疑，苏领的态度是受了南京亲美反苏反共高潮的影响，因为，当时东北和中共两大问题显示出尖锐的现象，这是否也牵涉到新疆问题的解决呢？

因此，我向蒋建议，专派一人到莫斯科作一次商谈，斯大林曾表示过，新疆并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的判断认为，苏联是愿意调停新疆局面使能和平解决的，如果能够得到苏联最高当局的助力，我相信，一定有利于新疆问题的解决。电报发了，但蒋始终无答复。

5月3日，伊方代表又提出：

（1）编军为步三团骑四团共七个团，其中喀什、阿克苏、迪化各驻一团；

（2）设置指挥官，由伊方保荐，并兼任本省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副主官；

（3）国军不开驻事变之三区；

（4）以前提出的（十三）（十四）两条“取消政治警察”及“各地警察由当地人民充任之”作成记录，至要求国军撤回的（十三）条，则改为应缩减至1944年1月以前在新军队的数额。

至此，问题越来越多，条件越来越苛刻，真不知何日才方得协议，而内地烽火频传，情势紧张，全面和平已受到威胁，我当时的心境是陷于极度的苦恼、焦急与忧虑状态中。

在这几天内，我和新到任的苏联领事萨维列也夫也曾两度会见，对伊方代表亦多次派人和他们谈话，比较上周有所进步，僵局似有打开的征象。

我又订出一个对案，其要点是：（甲）军队数字仍以六团为限，步骑各半，内国军和保安部队各三个团，但附带两条件：其一，保留一年内，仍须缩编的提议；其二，编成国军的三个团，一年后须听从调遣。

（乙）以上六团驻地以事变三区为限，但（1）油田矿区须由中央军负责保护；（2）国境守备须由中央军负责办理。

（丙）准予设置伊、塔、阿三区部队指挥官，秉承新疆警备总司令和省保安司令的命令指挥节制六个团，并给予省保安副司令的头衔。

这个对案的主旨在于：（1）军队数字不增加；（2）坚决拒绝驻兵迪化、喀什、阿克苏的要求；（3）设指挥官是让步。

这个对案提出来后，通过侧面疏通，我在5月11日接见伊方代表，他们表示大体接受，但仍有若干细节问题需待协商，希望在几天内整理文字后，即可签字。

不过，在他们所谓“若干细节”和“文字整理”当中，仍然陆续发生许多新问题，真是波澜迭起，枝节丛生。

例如：（1）编为国军的三个团一年后听候调遣一节，坚不接受；

（2）保留一年后六团缩编一节，不肯列入条文，亦拒绝作成记录；（3）同意驻地限于三区，但须规定中央军亦不能进驻三区，几经争论才打消；

（4）反对三区的油田矿区由中央军保护，对由政府组设矿警保护一节，亦仅允作口头声明；

（5）国境守备由中央军负责，最后始勉表同意；

（6）伊方要求指挥官名义为：伊塔阿“民族”部队指挥官，我允称为三区“新编”部队指挥官，几经争持，同意将“民族”“新编”字样同时删去，改为伊塔阿三区部队指挥官；

（7）要求指挥官兼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后同意兼省保安副司令，但不要“头衔”字样；

（8）编为国军的三团，我已同意照驻新国军待遇，但又要求武器装备须与驻新国军一律由中央补给，此点争执甚力，最后表示无立即要求之意，加“将来”二字。

以上是较大的争执，其他细节和文字整理，尚不胜列举，甚至一字一句的争持，亦费了大量的时间。

在十多天中，不仅舌敝唇焦，并且常陷僵局，一直到5月22日深夜，才算将附文（二）的文字整理完毕，由双方派人签订草案，全文如下：

附文（二）

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局部事变人民代表依据本年一月二日所签订之《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第十条关于事变区域内之参加部队重新改编问题，双方商得同意，补充规定如左：

（一）参加事变之各民族部队，参照国军编制，编成骑兵三个团、步兵三个团，总人数以一万一千名至一万二千名为限。此六个团中，两个骑兵团、一个步兵团为国军，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为本省保安部队。

（二）政府准伊宁方面就当地回教徒中保荐一人派为伊宁、塔城、阿山三区部队指挥官，指挥节制以上六个团，该指挥官应遵照西北行营核定之编制，组织指挥部。该指挥官应服从新疆警备总司令及全省保安司令之命令，并由政府派该指挥官兼任全省保安副司令。

（三）以上六个团之驻扎地点，以伊宁、塔城、阿山三区为限。该三区之治安，由政府责成只准由该指挥官所受辖之六个团负责维持。国境之守备，由中央担任边防之军队负责，其办法参照事变以前之办法办理。

（四）自该指挥官派定之后，政府准其协商会同迅将阿克苏、喀什两区之保安部队改编，其补充办法，均由当地回教徒人民补充之。

（五）该六团之待遇、供应及其将来之武器装备，其三个国军团，准按照驻新国军之规章及标准办理，由中央补给之；其三个保安团，按照本省保安部队之规章及标准办理，由省政府拨交保安司令部补给之。

（六）参加事变之各民族部队之改编事宜，由该指挥官对政府负责办理，此项部队编成六个团以后之驻扎地点，应分别呈请新疆警备总司令及全省保安司令核定之。该六个团之人马武器实数分别呈报警备总司令及全省保安司令备查。

中央政府代表张治中

人民代表拉合木江 ·沙比尔哈吉

阿不都哈依尔 ·吐烈

阿合买提江喀司莫夫

在附文（二）之外，并附两项谈话记录：

（一）政府将自动撤销警务处（伊方称政治警察）问题；

（二）全省警察选用当地人民充任问题。至伊方原要求撤驻新国军一点，已允完全打消。

在附文（二）草案签订之后，他们表示还要回伊宁请示，两三天内，就可以回来正式签字。

同时，在5月21日，他们就已经把参加省府的八个人的名单提出，但对厅处长的分配，说要回伊宁请示才能决定。

6月4日，他们再次回到迪化来，正式提出了省府名单。七区方面的名单亦略有更动，例如：

（1）七区产生的副主席原预定在喀什的阿不都克立木买合素木，但他因年老，曾被盛世才拘禁迪化七年，深具戒心，不愿到迪化，仅允以省府名义仍住喀什，我们不便相强，于是，在当地人士中选拔学识优良，思想进步，比较富有祖国观念而又为各族所推重的人物，就是包尔汉来兼任副主席；

（2）穆罕默德 ·伊敏原定任教育厅长，后因伊方提赛福鼎为教育厅长，所以，伊敏改为建设厅长；（3）原定艾沙兼副秘书长，现在以粗通汉文，又与包尔汉有关系的哈萨克青年萨力士充任，艾沙专任委员。

6月6日，附文（二）正式签字，就是和平解决伊宁事变问题的工作全部告成。

从4月5日起，历时两个月，会谈达九次，非正式交谈不计其数，其间屡濒破裂，由于双方的努力和苏联方面的居间调停，才终于使历时一年又八个月的伊宁事件获得和平解决。

这个影响和作用似甚远大，乃至也为新疆在一九四九年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这时，我向蒋提出一个会谈经过报告，

我认为，争取新疆人民内向拥护祖国实施的步骤，在外交方面，要从新疆对苏联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出发，不能不执行对苏经常保持最友好关系的政策。

尤其对苏联有密切关系的经济问题，应该采取合作的方式，并加强双方的联系。过去，中苏在新疆经济合作的悬案，应该在此时机由外交方面继续商谈，迅速求得解决。此其一。

在内政方面，新疆人民多年在黑暗高压的统治下，痛苦甚深，望治心切。而近年以来，因地方不靖，人心浮动，各级官吏多存五日京兆之心，贪污风气，变本加厉。

今后，政府如果不能代表新疆人民的利益，不能彻底解除其切身的痛苦，将恐望治之心转为思乱，则类如伊宁事变，随时随地都可能再度爆发，所以修明政治，收拾人心，实为刻不容缓的急务。此其二。

在经济方面，现在新疆交通困难，物资缺乏，物价高涨，今后，由于中苏贸易的恢复，可能逐渐好转，但永远依赖邻邦，实非长策。

交通的改善，物资的供应，财政的补贴，和建设资金器材的接济，都有赖中央大力支持，如果始终把新疆看成一个普通省份，遇事囿于常规，就无法改善人民生活、收揽人心内向。此其三。

以上仅举其主要方针，至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各项问题，无一不需要重新检讨，彻底整顿，待研究成熟，再提出具体意见。

谈判告成，新疆省政府组织名单亦由南京行政院于6月18日公布，于是，新的新疆省政府在7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国内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民族联合的民主省政府。

文如玉 · 发表于 2023-12-15 01:07:23

（36）在新疆最初的几项措施

就在会谈的第二阶段时，我已经以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理新疆省政府主席的职务了。

从1946年4月初到6月底这两个多月当中，我一方面和伊方代表进行紧张的商谈，屡次陷于僵持；另一方面，新疆省府虽然还没有实行改组，但是，不能不先采取一些必需的措施，做一些重要的准备工作。

为了建设新疆，必须有建设的精神基础，要使全体军政人员和全省人民知道新疆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做法。

我在迪化市“五五”纪念会上讲了一次话，题目是《建立三民主义新新疆的精神基础》。主要内容是：首先做到和平、统一、民主、团结这四句话，其次一定要戒除贪污、赌博、鸦片这三件事。

我说：当世界反侵略战争胜利之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和平，至于我们中国，更需要和平，更希望和平；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当然更不必说，也一样需要和平，希望和平。

就全国来说，一切统一于中央政府；就新疆来说，一切统一于省政府。因为统一，才能使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才能促进一切建设和进步。

我们在政治上一定要民主。我们所谓政治民主，就是一切让人民做主，一切以人民公意为标准，一切措施都要符合人民的公意。

在讲到团结时，我说，对全国来说，各民族团结实在太重要，对新疆来说，团结尤其重要；我们各民族间要互相尊重，互相亲善，互相帮助，大家相安相处，精诚团结。

我还特别强调：我是一个汉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存过半点民族优越感，我看到各族同胞，都和兄弟姊妹一样。

在讲到戒除贪污、赌博和大烟时，我说，问题很简单，大烟有害身体，赌博有损志气，而这两者都有害工作，有害社会风气，所以必须戒除。至于贪污，简直是害国家，害人民，害尽政治风气，害尽许多建设，要以绝对严厉的方法惩办，不能有丝毫的姑息！

1946年，我第三次由重庆飞迪化前，周恩来、邓颖超来到上清寺桂园我的寓所，当面嘱托说，“我党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去后务必按《双十协定》予以释放，并设法送回延安。”我当场答应了。

回到迪化之后，我一方面先后派屈武同志等到监狱里去看望他（她）们，并交代主管方面，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另一方面打电报给蒋，说明这是盛世才做的事，为了增进两党友好，表示和平意愿，应该全部释放。

起初，蒋表示犹豫，几经电报往返说明，他才同意了。1946年6月6日，《新疆日报》公开发表释放在押中共党员的消息。

随即，我通知被囚中共人员，他们派了六位代表来见我（其中有杨之华、高登榜等。杨当时化名杜宁，她是瞿秋白先生的夫人，也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我招待他们吃饭谈话，温言安慰，并说，一定派员护送大家回延安。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我派了新疆警备总部交通处长刘亚哲负责护送，还派医务人员随行，同时，先后分电甘肃省主席谷正伦、西安胡宗南、祝绍周等沿途妥善招待，并且电告周恩来先生。

刘亚哲是少将军衔，长期在西北地区工作，曾在胡宗南部下任职，人事较熟，办事干练。他负责新疆军事交通工作，对沿途交通情况和路线十分熟悉。

他在接到任务后，立刻到省政府警务处去了解详细情况，拟定了周密的护送计划，临行前，我还亲自找到刘亚哲反复交代：“亚哲，我对你是信任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你要尽力完成。”

我还告诉他：“新疆境内情况复杂，你要特别注意安全，沿途提高警惕，必要时与当地驻军取得联系。每到一地，都要来电报报告情况，遇到困难，随时向我报告。你把他们安全送到兰州，转交兰州行营方面护送。”

他们一共131人，在6月10日由迪化分坐八辆大汽车出发，据反映，沿途照料得不错。

但是，这件事情国民党特务是不甘心的，中途还是想多方阻挠，到了咸阳还想阻止前进，到了西安之后还是想加扣留。

所以，杜宁等到西安时又给我来电报，除表示感谢外，还说：“宁等在此休息已五天，唯因手续关系，故尚未能起程赴延，暂寄宿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等待胡长官与钧座之命令”等语。

于是，我又去电胡宗南催促；他们才能在7月7日离开西安，11日到达陕甘宁边区的鸡加村，由延安方面派人接去。事后，接朱德总司令7月12日来电致谢。

几个月后，我回到南京，董必武先生还特别来看望我，备致谢意。

在盛世才黑暗统治下，新疆就是个大监狱，可以他随时无中生有地制造案件，捕杀拘囚一大批人。

吴忠信接任新疆省主席后，曾做了一些清理工作，也释放了一些被关禁的人，但在我到新疆时，全省监牢里关禁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

究竟关禁的有多少人，主要是些什么人，由于档案不知下落，未能提出具体数字，但我考虑至再，其中都属政治性的，应该一律予以释放。

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准备工作，遂于1946年7月19日明令宣布，不问案情如何，凡属政治性被囚人员一律释放，要各专署、县、市遵照办理。

当然，决定释放前与命令下达后，都是有人反对的，也有人怀疑来请示的，经过我的解释和指示后，据事后各方汇报，基本上都已照办。

盛世才制造的许多残害人民的案件，不仅是为了维持他的反动统治，满足他内心的虐杀狂，而且，也是他和他手下人发财致富的手段。

他不仅拘禁残杀了人的身体，而且没收民众财产，在新疆稍为有点地位和财产的人，早晚逃不出他的毒手，而被没收的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具体数字和案情是搞不清的。

总之，省内任何一个城镇，没有不被没收财产的人，特别是在较大的城市，如迪化、伊宁、喀什、阿克苏等。

在我决定清理和发还无辜人民的财产时，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动产固无法追查，不动产亦因年代已久，清查不易，容易引起纠纷。

但是，我还是坚持这样办，主要应从政治意义着眼，不能因技术上有困难而不办，查多少还多少，必须做到，记得省府还特别组织了一个清查委员会来主持此事。

新疆很久以来，都在反动统治者高压剥削、大肆搜刮之下，农村破产，工商凋敝，新疆人民生活实在困苦已极。

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新疆人民的贫苦面貌，需要长时期的建设和开发，也需要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同时着手，但此时，为表示政府对人民的一点心意，决定首先豁免一切捐税，减轻人民负担。

1946年6月1日，省府电令各专署、县府和征收局，从7月1日起，全省一律免除所有税收半年，农牧税则免除一年。同时，全省各征收局一律撤销，全部征收人员调到迪化训练甄别，此项明令在《新疆日报》上正式宣布。

我当时所知道的情况是，在过去，新疆几乎成了无官不贪，尤其主管财政、金融、税收的单位，贪污已成风气，这次突然免除捐税，撤销征收局，希望可以使全省人民耳目一新吧！

免税在新疆各族人民来说，当然大大欢迎。但是既不征税，又要维持各项经费的支出，又要求得许多物资的供应，我是费了很大的力量，除向中央政府取得财政的补助，同时还利用公路，从内地大量运输物资，主要是粮食、茶、糖、布匹和日用品到新疆去。

新疆在这半年一年之内，成为全国唯一的无税省份，在抗战八年之后的经济财政情况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

会谈的第二阶段，尚未获得协议，省府亦未能改组，为了安慰人心，我发表了《告全省同胞书》，把未来的大政方针作了一个简单的预告，指出伊宁事件和平解决之日，即为全省建设开始之时。

这时候，新的施政纲领正在研究起草之中，但是主要内容可以为大家预告。

例如：增进中苏亲善，树立民主楷模，整饬社会风气，严惩贪官污吏，加强民族团结，尊重宗教信仰，普及国民教育，发展民族文化，培养建设人才，注意医药卫生，改善交通通讯，促进农田水利畜牧，开发各种矿产，建设民生工业，发展国内外贸易等等，都将有详明具体的计划。

我认为，凡是有利于新疆人民的，政府无不尽力推行；凡是有害于新疆人民的，政府无不尽力排除，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使改组后的省政府成为真正代表新疆人民利益、符合新疆人民愿望的省政府。

我拿这几点，向全省人民作保证，亦同时指出今后全省人民共同努力的方向，这些项目也就是未来制定的施政纲领的要点。

1946年，受到国民政府整编军队计划的影响，国民政府取消集团军和军级别建制单位，缩编为师，师的规模也缩编，驻疆的第29集团军辖下第42军、新2军、骑5军等部队缩编为整编42师、整编78师和骑兵第1师，整编前后的新疆国民党驻军，完全受国民政府的指挥与调遣，共7万余人。

我为了向全疆驻军有所勉励和指示，发表了《告全体将士书》。先就新疆军事作了检讨，然后说到各级干部应有的认识与努力，并提出五件事要他们切实做到，其中第一件就是爱护人民。

我说：爱护人民就是爱惜人民、保护人民，这是最容易明白的，可能新疆情形和内地各省颇有不同，因此，也颇不容易完全做到。

在内地省份，待老百姓稍为差一点，他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因为彼此语言相通，风俗习惯都差不多，而在新疆，大多数人民和我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都不相同，况且他们是弱小的民族，格外容易生疑心，起误会，如果我们的态度行为稍有不慎，便很容易发生误会，甚至引起他们的反感。

比如，在行军的时候，向老百姓借锅子做菜，在内地是极其平常的事，但是，在此地如果你借锅烧猪肉，他们便会产生反感。

又比如，你们宿营在一个村庄，借住老百姓房子，在内地是没有问题的，他们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欢迎你们，甚至连儿媳妇房间，都可以腾出来给你们住，但在此地，你若随便和他们妇女讲一句话，他们就要产生反感，此地妇女地位较低，男女界限很严，我们是要特别当心的。

古人所谓“入乡随俗”，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必须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才能获得人民的感情。

最近，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本地的老百姓经常举行礼拜，进清真寺是要脱鞋子的，你要进去参观，便要把鞋子脱下，否则，违反他们的教规，便容易使他们产生反感。

吴忠信每逢回教节日必亲到他们清真寺致贺，进去时也把鞋子脱下，他们就非常欢喜，说是以主席之尊尚且尊重他们的教规。

这虽然是很小的事，但是关系很大。倘使再有更大的事情，如强借人民的牲畜，毁损人民的产业，调戏妇女，等等，当然令人民产生更大的反感，更不待言的了。

我们到这里来，为的是拯救新疆人民，要达成这个任务，便非先取得人民的信仰不可。如果失掉人民的信仰，甚至使人民厌恶军队、仇视军队，这就不仅是一种错误，而且实在是一种危险——一种最大的危险了！

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同情和善的态度看待人民，尊重人民，爱护人民，绝对不能说他们知识低、风习差和文化落后等的话，更不能因为他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我们不同，而生歧视轻视之心。

相反的，我们要以大民族的风度，以平等的观念来看待他们，尊重他们，爱护他们，扶助他们，在今天的新疆，爱护人民比在任何时、任何地还重要。

在我之前，吴忠信接任新疆省主席后，国民党在迪化设置了一个中央训练团党政分团，专门调训当地党政干部。在该团第十期开学典礼上，我以《拥护国家利益，拥护人民利益》为题特别讲了一次话。

首先，我指出，大家不管是做哪一类的工作，都是国家的干部，应该遵守一个最高的信条，就是“拥护国家利益，拥护人民利益”。每个国家干部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如果违反国家利益或人民利益，就是丧失国家立场，我们就不能承认他是国家的干部。

其次，我说到，国家的利益是什么。我想在新疆人民当中，没有人愿意放弃祖国的观念，违反国家的利益的。所谓祖国观念，就是维护领土完整、主权统一和法令的尊严，这是立国最重要的条件。

我们要在行动上、思想上、言论上绝对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主权统一和法令的尊严。作为一个国家的干部，无论哪一个民族的干部，一定要时时刻刻以身作则地遵守这个最高的信条，才能维持新疆的团结统一，完成全国的团结统一。

如何拥护人民的利益呢？我们只要看人民的愿望是什么，人民所厌恶的是什么，就知道人民的利益是什么了。人民所希望的，我们要尽量去做、人民所厌恶的，我们要尽量不做和制止去做，这样才能符合人民的希望，才算拥护人民的利益。

我们做国家的干部，就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就要尊重主人的意愿，如果违反人民的意愿，就是违反人民公仆的立场。

文如玉 · 发表于 2023-12-15 01:09:31

（37）新的省政府成立

1946年6月6日，有关军事条款的附文（二）签订后，历时一年又八个月的伊宁事件，算是和平解决了，接着，就进行省政府的改组。

省府名单已由南京政府明令公布，并定7月1日，正式成立新的新疆省政府。

为了唤起国内的重视和加强新省人民对祖国的观念，我还电请南京政府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迪化来监誓，这是内地各省从来所没有的。

省府委员25人，新任主要人员如下：

兼主席：张治中

委员兼副主席：阿合买提江

委员兼副主席：包尔汉

委员兼民政厅长：王曾善

副厅长：赖合木江

委员兼财政厅长：卢郁文

副厅长：马廷骧

委员兼教育厅长：赛福鼎

副厅长：蔡宗贤

委员兼建设厅长：穆罕默德 ·伊敏

副厅长：顾谦吉

委员兼秘书长：刘孟纯

副秘书长：阿巴索夫、萨力士

委员兼社会处长：赵剑锋

副处长：尔德尼

委员兼卫生处长：达里力汗

委员：屈武、管泽良（未到任）、伊斯哈克江、艾里汗 ·吐烈、乌斯满、艾沙、阿不都克日木 ·买合苏木、钟棣华

在上述25名省府委员中，本地各族人士占绝对多数：计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推荐8人，其余迪化、喀什、焉耆、哈密、阿克苏、莎车、和阗七个区推荐8人，由南京政府直接派任的9人。

这9人当中，仅我和刘孟纯、屈武、王曾善、卢郁文5人是由内地去的。当然，属于本地的20人中，还可以依其政治倾向分成几派：

第一是激进派，如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伊宁推荐的委员。

第二是保守派，如以伊敏、艾沙等为首的和七区推荐的委员。

第三是中间派，如包尔汉是经常采取中间偏左的态度，但其中也有中间偏右的。

当时，我认为这样组成的新的省政机构，就是各民族联合的民主政府。我在分析省府组织成分时认为，能把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政治倾向和通过民主方式产生的包括激进、保守和中间分子在内的，各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结为一体，共同负责，一定可以加强民族团结，可以建设一个新新疆。

尽管往后的事实证明，我这种愿望，在两派的激烈斗争下，只能成为一个空想。但是，在解决复杂的新疆问题上，与旧的传统政策比较起来，毕竟是一种新的探索。

所以，它成立之后，在国内和国外都引起了评论，得到了人们的注意，有人也认为，这样的省政府是不易控制的，少数民族一抬头，就会引起他们的骄傲，诱发他们自治和自决的要求。

不过，抱这种看法的人是少数，多数的人则认为很好，各种派别、各民族、各方面的人都包括在内，特别是本地人占绝对多数，是合乎民族主义精神的。

在国际上，甚至有人这样评论：假使中央政府也能照这样的精神来改组的话，国内问题就可以完全解决了。

意思是说，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平等地联合起来，组织中央政府、共同负责，就不会发生流血斗争了。也有一些外国报刊对我估计很高，恭维一番的。说我是怎样的高明，也煞费了苦心，然后才能使新疆事件和平解决，使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成立，使新疆人民归向祖国，这是很不容易的，等等。

7月1日新政府成立，举行了迪化各族庆祝和平大会，会上我有一篇简短的讲话，强调和平，说明现在和平已经获得了，我们必须好好地保持它、爱惜它、发展它，使和平成为全面的永久的和平。

怎样才能保持全面的、永久的和平呢？主要靠四句话：增进中苏亲善，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

在和平商谈的第二阶段，我就推定人员研究草拟新疆省政府的施政纲领，目的在确定新疆今后建设的方针，统一步骤，共同建设。

经过三个多月的研究，多方听取各方意见，才提出一个草案，在新的省政府成立后，连续开了五次委员会议，逐字逐句，详细而热烈地讨论，经过修正之后一致通过。

其内容分政治、民族、外交、经济、财政、交通、教育、文化、卫生等九章，其主旨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保障全省和平，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努力，完成三民主义新新疆的建设。

在外交一章，特别提出三条：（一）切实增进中苏亲善；（二）促进中苏经济合作；（三）发展中苏文化与学术关系。

纲领通过了，我感到相当满意，认为按照纲领实行，就一定可以争取各族人心内向，拥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改善人民的生活，为新疆人民的千万年繁荣幸福打下基础。

当然，要使纲领能够贯彻，还需要中央政府大力支持援助才行，特别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两方面，如不投下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是不可能的。

在通过纲领时我说了一番话：

这一个施政纲领，是经过极其郑重的程序才通过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经过大家详细的考虑和热烈的讨论，可以说，在新疆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的文件。

我们政府25位委员，今后必须诚心诚意地去执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能违背这施政纲领，因为，这个文件，我们将要把它公布——不但要公布于省，且要公布于国，而且世界人士都会知道的。

我想，在全国宪政未实行以前，我们有这样一个施政纲领，可说是各省的一个示范。换句话说，这个文件公布之后，我们不独要对全省人民负责，而且要对全国人士负责。

所以，我们将来无论遭遇到若何困难，必须要使它百分之百的做到，因为我们不徒托空言来欺骗新疆人民，欺骗全国人士。

我个人从事革命三十多年了，年纪也快到六十岁了，生平未尝做过假事，说过假话，这是我三十年来革命历史和人格可以证明的。

所以，我自信一定能够忠实去履行这施政纲领的！从各位委员在此次会议中对这个纲领态度的郑重和注意，我相信各位也一定能够忠实去履行的！

根据施政纲领政治部分第五、六、七条的规定，人民有选举县参议员，组成县参议会，产生县长，监督和协助县政府的权利，有选举省参议员，组织省参议会，监督和协助省政府的权利。

根据这个规定，我们为迅速实现全省人民这一项民主的权利，亦即满足全省人民多少年来所奋斗渴望得到的权利，很快就拟定了选举法，提经第二次省府会议通过，9月1日就正式公布。

这个选举法一面公布，省府一面分电专署、各县、各设治局照办，并且指示下列四点：

（一）各县选举委员会及分会，限于电到一周以内成立具报，并着手筹备。

（二）各项选举，均候省派之监督小组到达时举行。

（三）此次选举为本省第一次之普选，本府为贯彻民主政治之精神与实现本府施政纲领，决于短期内完成此项工作，以奠定新疆永久和平幸福之基础，希广为宣扬，务使人民普遍了解。

（四）各级行政官吏，绝对不许对选举加以干涉、操纵，地方人士应按民主常规公开竞选，不得有违法舞弊之行为。

通电以后，我会同两位副主席还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八日发表了一篇《为省县参议员、县长实施选举告全省民众书》。

以后，各县县参议会相继成立，县长也先后选出，结果全省各县——不仅伊、塔、阿三区县长全部是本地民族的人士当选，就民族成分言，民选县参议员中，维族占59.31%。

当时，我认为推行民主政治的基层组织建立了，但是，省参议员的选举和省参议会的建立，却受到很大的挫折，发生很大的波澜，以后再加叙述。

1946年，南京政府召开国民大会，新疆产生代表18人，伊犁三区占7名，他们推出：阿合买提江副主席，阿巴索夫副秘书长，安尼瓦尔沙里江、哈密德、阿不拉哈特买合苏木、凯力木哈吉、孜牙等人为代表。另11人由其他七区产生，记得有哈德万、爱美娜、艾沙、乌静彬、乔加甫、穆罕默德 ·伊敏、赵剑锋等人。

我到新疆已经半年多了，对内地情形有些隔膜，国大片面召开，据说中共方面是反对的。

不过，南京政府的通令到新疆，我本无成见，和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商量后，他表示愿意去参加，我也认为，这是内向祖国的表示，也就加以同意。

这是个所谓制宪大会，还不是行宪大会。行前，我曾问阿副主席有无准备提案，并暗示即有提案，也不好作过分之想，例如和平商谈时业已撤回的东土耳其斯坦独立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他表示，此时没准备提案，待到南京后，还要看情况再说。

他们到南京以后，我听说新疆一部分代表向国大的提案，其中有请在中华民国内将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给予高度自治的案子，电讯简略，其具体内容如何尚未得知。

但是，我的顾虑是，内地人士对新疆问题向来隔膜，讨论时容易一笔抹杀，完全否决，以致引起不良的后果，所以，我特别去电给于右任、孙科、张群、邵力子、吴铁城、王世杰、陈立夫、白崇禧、陈诚、洪兰友等人，说明我的意见，并作事前疏解。

我说，他们提出民族自治，在总理遗教中是有理论根据的，不过，他们对民族自治与高度自治之间，就没有一定的界说，与一般所谓地方自治的距离如何，仍难肯定，如果从纯理论的观点推断，对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给予尺度较宽的自治权利，是符合民族主义的主旨的。

但是，现在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各地殊不一样，比方内蒙就没有什么外国关系，西藏在英国承认印度独立以后，似乎没有再觊觎西藏的可能，今后西藏对祖国的关系可能好转。

而现在新疆对祖国的关系，是在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国家对争取新疆内向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省内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分子，现在虽然表面上不再要求，但是内心仍然蕴藏着独立的企图。

他们的所谓民族高度自治，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的说明，但一般理解，则大都由于憧憬苏联自治共和国的制度为出发点，如果国民大会接受这一原则，在宪法上作一个含糊概括的规定，则容易被人曲解，助长过分的要求，因而，就会发生新疆与祖国逐渐发生疏远的现象。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产生了理论与事实上不可统一的矛盾，处理是很困难的。

但如果国民大会对他们的要求根本不加理会，或者通过多数加以否决，可能执行上轻而易举，但在后果上，必将助长激进分子以反汉族反祖国的宣传，借口汉人歧视少数民族而进行煽动。

现在，民族自决是世界潮流所趋，这种做法，对国际观感和国内团结都是不利的。

根据以上看法，我各人认为，应该对他们多加说服开导和保持多方接触，沟通感情，讲明道理，使他们不再坚持要求，消除矛盾于无形。

关于新疆省名称问题。新疆当地人认为，新疆顾名思义是中国新开辟的疆土，因而具有强烈的反感。我认为省名可以改，但是，从新疆的地理沿革来说，北疆各区原属蒙疆，现在多处山川城市仍然沿用蒙古语的称号，如乌鲁木齐、呼图壁、博格达山等，都是蒙古语，如果新疆改为东土耳其斯坦省，只能包括南疆，不能概括全省，那就违背历史、地理、民族的真实性。

我国各省，多以山川作为命名的依据，如新疆改为天山省，最为恰当，因为天山横亘全省中部，在中外地理上称呼很出名，既可概括全省，也很明朗贴切。

关于民族自治问题，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省，所以有关地方自治的规定，自然也适用于新疆。同时，维、哈各族在省内占大多数，选举的结果，各民意机关代表和各级官吏中，各族人士自必占大多数，所以名为地方自治，实际亦即民族自治。

但这只是一方面的理由，他们根据高度自治的观点，当然不会认为满意，还会以民族、宗教、风俗、语言、文字和汉族不同为理由，作为要求高度自治的依据，我们必须斟酌事实与理论，作妥当合理的解释。

比如：第一，如果承认以民族为本位的自治，那么新疆拥有多种民族就应该依照各族人口的分布而划定省内的各个民族自治区，例如伊犁、塔城哈族占多数，迪化区汉族、回族占多数，塔城区和焉耆区有的县蒙族占多数，伊犁区有的县锡伯、索伦、满族占多数，亦应该给他们以自治权利才算合理。

苏联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时，也是采取此种办法。照这样说，省内民族自治，必须包含若干地区的别种少数民族的自治区域，才能符合民族自治的真义。

第二，关于民族自治程度与范围，应该采取列举的方式，在宪法内加以规定，特别是国防、外交、经济、交通、司法是具有全国性质的，必须明文规定在中央政府职权之内。

至于在宪法内规定民族一章，甚为必要，这不但适应时代的潮流，表现民族主义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亦可以减除各少数民族作分离运动的借口。

末后，我还强调说，新疆各民族的历史是很复杂的，民族意识也很发达，目前处境也甚特殊，如不在宪法中予以民族地位，会使他们误以为中央歧视少数民族，连一个民族名称和自治地位都不给他们，因而产生反感，影响民族团结，妨害国家统一，这是很不好的。

在这个电报发出之后，南京方面采纳了我的建议，派人和阿合买提江及其他代表交谈多次，最后，他们把已提出的提案都自动收回去了。

这时，我又接到邵力子先生来信说：“新省代表抵京后，弟遵教多与周旋。除酬酢不计外，曾与阿副主席长谈三次。第一次在国大截至提案之日，结果，彼等允将所提之案撤回。第二、三次在国大闭幕之后，彼等初似不慊于未得具体答复，经婉为解释，结果献旗并面呈总裁一节略，所说八项，均尚合情理，当奉温言安慰，益表满意。

阿副主席对弟颇有好感，盖知弟与兄交深而道合。弟经此数度长谈，益知兄治新之不易，而亦益信兄之必能克服困难也。”

阿副主席回到迪化后，也对许多人说，他们这次到内地去很受欢迎，也得到中央的重视，优礼有加。

特别是蒋几次接见了他，蒋经国还多次去看望他，提出来的问题也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大家对他们的同情与欢迎，认为是未去南京前所意料不到的，所以，他回来后心情愉快，印象很好，并以为收获不少。

文如玉 · 发表于 2023-12-15 01:12:21

（38）伊宁和南疆

在新疆省政府组成和通过施政纲领之后，我就决定视察伊宁，这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一件事情。

因为，伊宁事变就发生于伊犁、塔城、阿山三区，而三区又以伊宁为中心，现在，全省重新趋于和平统一，一切将按照施政纲领进行恢复和建设工作。

所以，我以兼理主席的身份去进行视察，对表示双方重新合作，希望三区人士改变旧观念建立新认识方面，都是有其必要的。

我向阿合买提江副主席提出视察伊宁的动议时，他当时就同意了，但表示，要先回去做一个准备。

他的意思，我是理解的，因为事变前后以至和平条款的签订，他们的内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他对我的视察当然不能拒绝，可是，他不能不考虑到我的安全问题和内部的意见一致问题。事后，我知道，当他回到伊宁宣布我去视察的消息时，当即就有人表示反对，据说，后来说服不了，还把反对的激烈分子加以临时管制，以免闯祸。这一些，我对他和伊宁朋友是深深感谢的。

8月28日，我由迪化飞往伊宁，同行者有迪化市长屈武、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民政厅长王曾善、西北行辕副参谋长刘任、新疆省监察使麦斯武德等人。

还另一些随行人员，坐汽车已先两三天到达，我们被招待住在伊宁专署内，门外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据说，街上某个别地方还有悬挂“东土耳其斯坦”国旗的，可见他们事前也曾煞费苦心，才能把全城的“东土耳其斯坦”的旗子收起来。

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伊方，对我们的招待非常殷勤，日程排得很紧，每天都有宴会，都是在大的花园果林里举行，菜色一道一道慢慢地上来，花样也多。席间，还设有鼓吹音乐歌舞等娱乐节目，吃吃停停，停停吃吃，有时可以从早上九点一直吃到下午四五点，是竟日的游宴。

据说，这是款待上宾的礼节，对一般客人是不适用的。

在伊宁视察的一周间，我们到过中苏国境交界的霍尔果斯，到过盛产鱼类流经苏联的伊犁河，到过三台五台的风景区萨里木斯，到过绥定、巩留、巩哈等县。

到各地视察时，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欢迎，在我们到达前就排队在道路两旁，并准备了酒果茶点和帐篷休息的地方，殷勤接待，态度诚恳，盛意可感。

在沿途视察中，我都对群众讲了话和个别交谈，从他们的谈话里，都流露出内向祖国的诚挚感情，而在我的讲话中，则特别强调民族团结、和平建设、中苏亲善和拥护祖国。

在伊宁，我还视察了汉族文化协会，并且约集当地汉族负责人谈了话。

在历史上，新疆有人说几乎是“十年一大乱，五年一小乱”的地方。民族仇恨至深，每次变乱，都是各族主要是汉族和突厥语系民族互相残杀的时候，这次伊宁事变也未能例外，三区汉人被杀的很多。

有些地方，只剩了老弱妇孺数十人，在伊宁残留的汉人中，也是老弱妇孺占大多数，青壮年都被杀光了。

对于汉人被杀一事，阿合买提江副主席和我谈过，说革命起来时，有人主张大杀汉人，他是反对的。还说如果听任这些极端分子去干的话，恐怕一个汉人也剩不下来。

我当时就对他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从现在起，民族仇恨已成历史陈迹，现在不必再追究了。希望新疆从此得到永久的和平，各民族永久的团结，不会再有过去历史罪恶的重演，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应负的责任。

事实上确是如此，远的不说，从年羹尧“平回”起，汉人统治新疆曾经不断屠杀各族人民。特别是盛世才，不管你是各少数民族还是汉人，都是大杀特杀，各少数民族只看到统治者是汉人，就认为汉人要杀他们，就种下长久的民族仇恨，所以，一旦暴动起来，就必然采取报复手段，也大杀特杀一番。

我们对于这种由于历史反动统治者种下的恶因所产生的惨酷事实，还有什么说的呢？

在视察伊宁期间，9月2日，我在伊宁最大的公园——西公园邀请了一千五百多名各族的代表人物举行公宴，和他们讲了话。当时，在四周聚集看热闹的群众也有几千人之多。

我的讲话措辞很严正，但态度极诚恳，得到相当良好的反应。

我首先指出，这次伊宁事件的和平解决，主要是由于中央和平政策的坚决执行和伟大盟邦苏联的从旁赞助，同时，也是全省人民一致要求和平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和平的成功是人民的成功，也是新疆人民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

其次，才说到我和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两位副主席在新的省政府成立后开诚合作的情形，如施政纲领的顺利通过，省县参议员和县长选举办法的颁布，教育制度的修订，企业公司的裁撤，被盛世才没收的人民财产的清理发还等等，都证明彼此开诚合作，目标一致。

再次，把施政纲领的内容作了扼要的介绍，对民主政治的推行，中苏亲善的促进，中苏经济合作的恢复，除扼要说明外，还强调这不是一种口号或期望，而是即将逐渐见诸实行的事实，今后，不但在省政府方面要全心全意地坚决执行，全省人民也应该拥护和监督这个纲领的实施，三区是全省的一个部分，当然也不能例外。

最后，我还引用在迪化庆祝大会上说的几段话作结束：

新疆和平是获得了，必须好好地保持它，爱护它，发展它，使新疆的和平成为永久的全面的和平。怎样才能使新疆的和平成为永久的全面的和平呢？就必须做到四句话：

增进中苏亲善，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

这篇讲话，后来发表在《新疆日报》。

在视察伊宁期间，我曾和伊宁领事达巴森谈了几次话，他也请我吃饭，在各种集会中，他也多半被邀参加。

但是，初见面时，他的态度似乎有点儿生硬，言语之间表现得很矜持。后来，我们都反复表示了促进中苏亲善的意愿后，他的态度就有了显著的改变，表现得很恳切，大家都谈得来。

以后，听说他曾表示很佩服我的态度，大概是对我的政治主张有所了解了。我的亲苏主张几十年来是一贯的，有诸内必形诸外，他未了解我以前态度，所以有些生硬矜持，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伊宁住了一个星期，我看阿合买提江副主席是尽了很大的力量，随时都显示出紧张慎重的样子。

首先，他对我的安全煞费苦心，像在西公园举行的盛大公宴中，来宾这样多，四周群众又更多，在三区事变的中心地区，又在事件刚刚平息、人们思想感情尚未恢复常态的情况下，而我挺身出现于这样的广大群众之中，和他们见面讲话，许多人都担心会发生问题，也有人说我胆子太大了。

我看，阿副主席是最担心的，事前的布置，当时秩序的维持，都很费力的吧？

此行收效不小，政治上产生不少的良好影响，也算是不虚此行。

次年，我又视察了南疆，从1947年4月16日动身，5月8日回到迪化，来回23天。

同行者有监察使麦斯武德、阿合买提江副主席、艾沙委员、赖合木江副厅长、王曾善厅长、屈武委员、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等人。

我们预定的路程，是由迪化飞阿克苏、喀什，到莎车、和阗各区，然后回程经喀什到库车、焉耆，要走遍南疆的五个专区。

每到一区，都先约集各县县长、省参议员、县参议员半数、议长或副议长，先期到达专署所在地，我和大家见面。

每到一地，还预定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一次，个别会客一次，民众大会一次，对驻军官长讲话一次，其余时间都用在视察访问。

为了节约起见，还规定各地不必举行宴会，或只由我和阿副主席邀请聚餐，到各地时，预定都住到专署，也是为了不想增加地方特为设备住所的负担。

这次视察，大致能候按照计划路线进行，但莎车、和阗、焉耆飞机场都不能降落C-47型飞机，所以，仅由迪化经阿克苏到喀什来回坐飞机，其余都坐汽车。

在这次视察中，给我最鲜明突出的印象是：无论到任何专区和县，都看到存在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他们往往在座谈会上，针锋相对，各走极端，言语之间尖锐激烈，使我感到很为难。

在同行诸人中，阿副主席是倾向激进方面的，而麦监察使则倾向保守方面。当时，正是各县选举参议员之后，在选举中已经展开的两派斗争，余波未尽，有些县选举县长两三次都未有结果，造成僵局悬案，其斗争的情况可以想见。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和开始和平建设，我一贯经常地注意保持超然的地位，希望他们和好共事，但是，在这种极端激烈的斗争中，我的超然地位就很不容易维持。

我说的话，有时为激进派所不满，有时，又为保守派所不满。我总觉得，我是代表中央的，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说话和处理问题，但是，在座谈会上听到一些反汉族反国家的言论，我就不能不加以严正地驳斥。

这种时候，虽然是偶然的，但事实上是偏于保守方面，特别是在喀什举行的各界人士座谈会中，激进派发动群众，提出来好多不合理的要求，例如要求成立民族军队，把国军调到边境地区去，要求撤换驻军长官，再由人民另选；要求严惩保守派中他们认为是反动的地方领袖人物，甚至喊出驱逐汉人出境的口号，这完全是反汉人反祖国的破坏和平条款的言论行动，不能不引起我的愤慨。

所以，我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篇长篇讲话，名为《大家要消除种种矛盾方可巩固和平开始建设》。

这篇讲话，分成三部分：

首先，我阐明拥护国家统一与增进中苏亲善的相联关系，二者并行不悖。我们要拥护国家统一，也要增进中苏亲善；要增进中苏亲善，更要拥护国家统一。

可是，有人主张只要拥护国家统一而反对中苏亲善；另有人主张增进中苏亲善但反对拥护国家统一，因此形成两个派别。

主张只要中苏亲善反对国家统一的人，骂主张拥护国家统一不要增进中苏亲善的人是“汉人的走狗”，主张拥护国家统一反对增进中苏亲善的人，则反骂只要增进中苏亲善不要拥护国家统一的人是“外国的尾巴”，互相攻讦，彼此对骂，这都犯了绝大的错误！

应该强调：要拥护国家统一，也要增进中苏亲善，不要有所偏废，才是我们新疆人民必须采取的正确方针。

其次，我说明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关联。指出现在社会上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就是有人只要国家观念而轻视民族意识，甚至反对具有民族意识的人；而有些具有民族意识的人又反对国家观念，认为既有民族意识就不必再有国家观念，这都是错误的想法说法，是矛盾的现象。

我奉劝大家，凡是有头脑有眼光的人，既要提高民族意识，也要加强国家观念，然后才是新疆人民应走的光明正确的道路。

最后，我说到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区别。现在，社会上也有人互相攻击，你说他是专制你才是民主，他又说他才是民主你是专制，究竟谁在推行民主谁在推行专制，我认为，大家要平心静气地作一个客观的考察，要在事实上，表示自己真正在推行民主政治，不是在控制操纵，不是在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一定要诚心诚意地尊重人民权利实行民主。

我这次讲话非常率直，自信是站在超然、公正的地位在说话的。

回到迪化之后，综合在南疆各地所见所闻，我深深以两派斗争引为新疆前途的隐忧，苦心焦思，想办法扭转这种倾向，消灭派别斗争。

于是，邀集阿、包两副主席、伊敏厅长、赛福鼎厅长、赖合木江副厅长、艾沙委员、屈武委员、刘孟纯秘书长、王曾善厅长、刘泽荣特派员等人，会谈了三天。

先由大家各就所见所闻发了言，最后，我恳切地长谈了一次，指出当前新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篇发言叫《正本清源》，后来公开印发全省。

全文主要分四部分：

第一，是观念论与法治论。

这是当前存在的两种不同的认识论，也是两种不同的衡量客观事物的标准。观念论者只凭主观成见出发，怀疑客观存在的真实性，为感情支配，流于武断，目前两派斗争中许多问题的产生，就是受了观念论的支配。

而法治论者主张客观态度科学分析，从事实出发，以法律为标准，分析是非、曲直、真伪。前者是错误的，后者是正确的。

新疆已和平统一，既有了国家的法律，又有和平条款和施政纲领，一切自有轨道遵循，不应受主观观念所左右。

第二，派别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

新省内有不少以个人为中心构成的派别，他们只看见本身的利益，看不到国家民族的利益，这是最不好的。

在南疆访问所见，如有人说亲汉的是汉人走狗，另一些人又说亲苏的是外国尾巴，其实，亲汉与亲苏都对国家民族利益有利而无害，不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只看到派别的利益，所以就发生了错误。

还有人借口军队纪律不好，要“再流血”“再革命”，喀什游行中，不喊国家民族万岁，而喊“革命万岁”，这是荒谬的，今天新疆省府对人民没有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何必革命？

人民要求的是水利、卫生、教育和经济建设，而不是革命，这是别有用心的少数人搞的，希望大家放弃派别私见，提高国家民族意识，以国家民族利益代替派别的利益。

第三，民主领导与政治斗争。

在今天就新疆情况说，民主领导是非常需要的，而政治斗争则是多余的。

新的省政府成立以后，一切都是民主领导，从来尊重少数，不使用多数的表决权，凡事协商忍让来解决，外间许多人因此说我软弱，其实这是倡导民主领导的作风。

又有人说，和平条款签订后是由军事斗争转为政治斗争，目前是共同负责，目标一致，除执行和平条款施政纲领外就没有别的政治企图，何必斗争？今后，大家必须团结一致，加强民主领导，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和立场。

第四，矛盾与一致。

新省和平条款虽签订，而动荡不安的暗流仍然存在，这就因为省内仍有许多矛盾的存在。

就中央对新疆来说，已经给予民族平等、民主政治和财经的大力支援，而要求的仅仅是国家的统一，可以说并无矛盾，但新疆对中央，特别是三区对中央，则心理上的矛盾普遍存在。

比如，对本省最有利的几件事情，像和平条款的执行，新疆学院改为国立大学的建议，省币的统一，甘新铁路的修建，专员的选举，等等，三区都表示着疑虑的态度。

又如三区特殊化的保持，亦因民族部队的拒绝点验，使三区人民负担太重，影响人民的生活，自身矛盾重重，无法解决。

这些都是矛盾，我们必须消除一切矛盾，说话和行动一致，内心和外表一致，领导者和群众一致，然后一切问题，方可迎刃而解。

虽然，现在存在许多矛盾，但是一切都可以用政治方式、和平方式解决，不必“再革命”“再暴动”，人民不需要战争，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是一定要失败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正本清源：着重法治，放弃主观；着重国家民族利益，放弃派别私见；尊重民主领导，放弃政治斗争和一派控制；消除矛盾，使言行、内外、上下归于一致，这才是光明远大的前途。

这次南疆之行，在座谈会上、民众大会上、在住地、在路途中，收到大量的人民信件、申诉书、请愿书，因行程仓猝，又乏人译成汉文，只有带回迪化处理。

这些书信不下数千件，内容包括很多问题，翻译好了，我指定几位同志做分析、归纳、研究、处理的工作，其中，除了个别的、次要的问题交给省政府认真处理外，把重大的问题归纳为田赋、税收、水利、教育、朝汗、发还财产六项，作一次总的答复：

《告南疆群众书》——对巡视南疆时民众所提意见与要求的总答复，并以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名义发出。

这次视察，一方面看到两派的激烈斗争，另一方面，也看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地，都看到人民扶老携幼，郊迎十里乃至数十里以外，备办了茶水果点，殷勤接待。

他们朴实的态度，恳挚的表情，使人铭感难忘，谁能说新疆各族人民抱有反汉人反祖国的意念呢？

同时还看到，南疆的天然条件比北疆还好。那里气候温和，不如北疆寒冷。南面是昆仑山，西面是帕米尔高原，北面是天山，东面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风景幽美壮丽，景象万千。

库车、阿克苏、温宿、疏勒、疏附、英吉沙、莎车、泽普、叶城、皮山、和阗……都是沙漠边缘的绿洲，凡有水之处，都是绿荫匝地，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人烟密集。

我们更看到南疆人民诚笃的个性，刚健的体格。长寿的很多，到处看到大胡子的老者，长髯飘拂过胸。

当然，也看到南疆人民生活的困苦，即在县城之内，穿着齐整的亦只少数，大多破绽旧衣，妇女还有罩面纱的风俗，不敢抛头露面。

如此美丽的山川，又如彼困苦的人民，这是非常不调和的。我认为，在政治问题解决之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是新疆严重的课题。

我还发现，在南疆各地的驻军和当地人民关系是没搞好的，驻军受到人民欢迎的是少数，多数军人干预政治，站到保守派方面压迫激进派，在卫生建设上又不能帮助人民，因而普遍引起不满。

我认为，这是很不好的现象，所以每到一地，都谆谆告诫他们：要对地方事情绝不宜干预，对人民纠纷绝不宜参加，完全采取超然态度，才能保持军民感情，得到人民的信仰。

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地方事情应由官吏负责，用不着我们军人过问，如果军人干政，就是不合法、不合理的行为，结果一定会发生败坏军纪，懈怠训练，伤害军民情感的种种流弊，务须切实警惕禁止。

我希望他们做到：爱护人民，亲善友军，服从上官，管教部下，修养自己。

其实，这些话，我早就反复对驻新官兵剀切说过，并印成小册发给学习，但是，南疆部队并没有做到，这是我深引为痛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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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连载』 《张治中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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