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张治中回忆录》

文如玉

（68）在北平的第二次会谈

周恩来说道：我必须在这个协定的本文以外，关于人民解放军渡江接收的问题，还要提出几点。

刚才已经和文白先生说过，我想归纳成五点来说。

第一点，人民解放军没有宣布过停战。南京国民政府曾经要求停战议和，我们没有同意；我们只同意这个协定签订之后永无内战，也就是在和平协定签字之日，就对全国人民宣告永远不再有内战。

我们双方代表团应该有这个勇气，以全权代表的资格，宣布不容许再有内战。至于我们中共代表团，是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力量的，只要这个协定签字，我们愿意忠实执行，并且保证：任何人要破坏这个协定，我们一定制止他。

我们认为，和平谈判的本身，就可以产生一个不再有内战的中国。所以我们只说在协定签字之后，永远不再有内战，而不是说在协定签字之前，就可以宣布停战。

但是有一个临时的情况，就是因为南京代表团到了北平，而代表团诸位也是在南京政府中主和的人士，热心和平的人士，这是我们素来知道的，为了使谈判更顺利，所以我们愿意在谈判进行期间，命令人民解放军暂时不渡江。

这一个约束，我们不仅是在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以后才这样说，就是以前对李德邻先生、白健生先生的私人代表，也同样地告诉过他们。

李任潮先生派到南京去的两位代表朱蕴山、李民欣，我们也托他们这样转达过。但是，我们不能无限期地受到约束，所以我们今天正式地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去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德邻先生和何敬之先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20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20日以后了。

再重复说一遍，我们并没有承认停战，但是为了达成和平协定，使中国成为永无内战的国家，我们在协定签字后，应该向全国宣布：我们不能容许再有内战，而在和谈进行中，我们愿意受这个约束，就是暂时不渡江。

不过约束是有限期的，最初我们设想到本月15日可以完成协商，但是经努力后现在不可能了，所以才推到20日为止，这是特别要提出来的第一点。

第二点，为了保证协定签字以后有效实施，我们必须渡江接收。

如何叫有效实施？就是在协定签字之后，要使存心破坏者不敢破坏；如果到时还有敢于称兵作乱的，要很快地把他们讨平。

为了达到这个要求，我们于协定签字之后，必须渡江接收江南地区，来保证这一个和平协定的实施。

这一点，已经口头地、书面地和文白先生说过，就是要在长江下游的扬中、江阴两县，和上游的繁县、南陵、铜陵、青阳、石埭、贵池、东流、至德八县，由解放军和平地渡江，接管这十个县的地区。

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得长江以南在国民政府管辖下的要想率部叛乱破坏协定的部队，不能不有所顾虑。如果还是有敢于称兵作乱的，我们就以力量协同南京国民政府所管辖愿意和平的部队，一起讨平它。

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和平的实现，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它的统辖区域内得到帮助，以利和平协定的执行。

至于如何在这十个县份渡江，南京政府军队如何调开，在协定签订的前后，当然都要商量好。既然是和平解决，办法当然可以商量，我们愿意在这两三天之内就开始研究。

第三点，至于其他的地区，像刚才所提到的苏、浙、皖、湘、鄂、赣、陕、陇东等地如何接收，那就要等到整编委员会成立以后。整编委员会何时成立，根据协定应该立即成立。所谓立即，最少也有几天。协定签字是在20日以前，这个会的成立就可以接在签字之后的几天内。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的部队，如果有不同意和破坏这个协定称兵作乱的，那么为了要协同讨平它，人民解放军就不能受约束在这十个县份之内，我们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接受和平协定的部队一同动作。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中共代表团所提这一个和平协定定案的回答，我们愿意等到20日。当然，我们很愿意以双方的努力，促成和平协定的签字，所以在和平商谈开始我们就表示过，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本来说今天来，但没有来）、居觉生先生、童冠贤先生五位，到北平来参加签字，使得中国早日变成和平的国度，我们非常热烈地期待这一个日子的来到。

就在这几天之内，给南京方面以千载一时的机会，李任潮先生已经在各党派会议上表示：假使李德邻先生来的话，他愿意保证陪德邻先生回去。意思是有些地方不是德邻先生所能管得到的，但是汉口由白崇禧管辖。

万一的时候，也可以到汉口去，这可以看出他们对和平期待的殷切，我们所以定出限期到20日为止，就是因为适应全国人民热切的期待。

以上这些话，是在这个协定以外需要加以说明的，我们希望回南京去的代表转达给南京政府。

有许多朋友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时候是很硬的，不过，我们也是根据原则性才这样做的；我们要是从四面八方的讲敷衍，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因为我们要替人民做事，就要对反对人民的分子加以打击，使人民的力量成长起来。

我相信在南京代表团的诸位先生，在交换意见的十五天中，对我们一定有了相当的了解。拿我个人来说，除了李蒸先生是初次见面之外，其他的都是极熟的朋友，我们大家的生平都很清楚。

我们认为，确实只有在这个原则下，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有所坚持，以强硬的态度来解决。但是，只要原则上解决，其他还是要大家来协商。

只要协定签订了，以后一切的事情，还是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在一个屋子里商量办理。这一点，我们也希望回南京去的先生给我们转达。

上面所提的五位老先生我们都认得。童冠贤先生除了我们这几位代表没会过外，和我还是很熟的朋友。至于其他的四位先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今天要和平，就只有以这样老老实实、坦白真诚的态度，才能保证其成功；

我们今天提出来的问题，说一句俗话，是硬绷绷的，也许南京代表团朋友们觉得我们太认真，但是中共朋友都是这样的。刚才文白先生说我们干脆，我们原则上就是这样。最后我们期待着和平的早日实现。我的话完了，文白先生以为怎样？

到这地步，对这个协定我自然无话可说，只是简单地发表了我的意见和感想，并声明，明天即派人到南京请示再行答复，全文如下：

刚才听到恩来先生的话语，同时在今天下午大概是七点钟的光景，和恩来先生见面，他交给我这一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文件，恩来先生向我表示：

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刚才恩来先生也说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最后提出来的一个定案）。

我当时对恩来先生说：“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恩来先生对这点表示是最后的态度。

因此，我说：“也好，干脆！”我说这句话，当然也不是随便地、偶然地说出来。

因为这次到北平来，到今天已经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当中，双方代表团分别经过无数次的会谈，对于最重大的几个问题，已经交换了很详尽的意见。可以说，应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

到13日恩来提出来这个第一次的文件——《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当然，在中共方面，是根据双方十多天来的会商所提出来的一个草案。

我们代表团接到这个草案后，经过郑重研究的结果，对草案内容的许多原则、文字方面，已经提出来很多修改的意见。这些修改的意见，一方面和恩来先生谈了，同时也用了书面提出来。

直至今天下午7点钟，恩来又当面交给我这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两字已经删去了，并且说明这是最后的文件。

我们也清楚，这是双方经过半个月来无数次交换意见后，中共所提出来的最后的定案。我们接到这个文件后，临时作了一个初步的研究，因为会议的时间到了，很仓促，所以还没得结论，还是在慎重研究中。

刚才听到恩来对这个文件的解释，对于我们所提的修正意见，有许多是接受了。诚如恩来先生刚才所说的，譬如在前文里头，文字上有修改的地方。第一条“首要及次要”字样也删去了。在第四、第八两条内，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地位和关系，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改变了。其他关于文字方面，也有很多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据恩来说，修改的一共有二十多处。这一点，我们代表团同人是完全了解的。当然，刚才恩来说，有些地方是不能变动的。譬如说，军队改编的原则问题、军队接收地方政权的问题，都是不能变动的。

同时，恩来的解释除了有关这个文件的内容之外，还提到渡江的问题。刚才他和我会面的时候也说，中共方面预定在4月20日渡江。我就问他：“你过去说在和平协定签字后三两天就渡江的话，我是没有同意的，现在和平协定还没签字，你怎么说就预定4月20日渡江呢？”

恩来曾续加解释说：“你们代表团派人把这个最后文件带到南京去请示，如果来电报说可以签字，当然渡江的日期和办法是可以商量的。”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带回南京请示不能签字后，中共就预定4月20日渡江，是不是这样意思？（周恩来先生答：是的）这一点，刚才恩来先生解释时遗漏了，所以我把它补说出来。

当然，恩来让步的地方，我们很了解，就是不能让步的地方，他所持的理由，我们也是了解的。不过，在我们代表团的立场来说，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既然是最后的文件，我们对它如果认为是完全对的，就答应签字；认为不能签字，就不签字；不是说还有商量，还有字斟句酌的余地。只是同意签字，不同意就拉倒。

如果“最后文件”是照这样解释的话，那么我们代表团同人在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理由了，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

当然，我们的政府正等待着我们代表团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研究，准备把我们的意见报告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来答复中共代表团。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不能再有话说下去，不过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思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

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语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

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总理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但是，总理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

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不知从哪里说起的惭愧与羞辱！我们今天有这个情绪。我们在同一民族里，在兄弟手足里，出来很好的兄弟，能够有这一个能耐，有这一个魄力，来把家当好，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使国家得到独立自由，使邻家看得起我们，这是一家子的光荣，也是做哥哥的光荣。

过去做哥哥的虽有错误，自己感到惭愧，但是自己的弟弟能够担当起来，把家当好，自己也实在觉得光荣。

这是一个通俗的比方，但是我觉得其中有真理存焉。我们今后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有这样的看法，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这一种基本的精神和观点，我觉得是一种最重要的心理建设。

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存心的话，相信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现在对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如果还想字斟句酌地去辩论，等于白费，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

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说到这里，我想到中国的一句古话，就是“兄友弟恭”，也许恩来会觉得这话有封建的意味。在中国旧伦理里，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做哥哥的友爱弟弟，做弟弟的才能恭敬哥哥。我们今天的情形，正好如此。

我们极愿意把眼光放远些，把胸襟放宽些，来迎接这一个新的时代，来接受这一个新时代的转变——历史的转变，同时共同来担当这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的责任。

我们所谓眼光放远些是什么？比方拿主义来讲，今天共产党所主张实行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将来才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果眼光放远大一点儿，今后五十年、五百年、五千年的世界，究竟是奉行哪一种主义，抑或是另外一种与现在世界各种主义都有或多或少不同的主义，谁都料不到。

在我们的三民主义来说，它的最后阶段是世界大同。大同之治，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有没有很大的距离和差别，据我个人所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就拿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来说，也是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所讨论的民生经济方面，没有多大的差异，最少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所惭愧的，只是没有好好地把它兑现而已。这一点，我们过去常常说到，最近偶尔拜读到毛泽东的一些言论，他对于这个问题，发挥得很多；尤其对“新”“旧”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方面，也说得很多。

总之，从人类的思想潮流来说，今后世界的前途，我们对继往开来的历史的责任，实在都远大得很；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创造时代，使中华民国永远自由独立于世界之上！

对于这一点，相信大家都能看到，而且比我看得更清楚、更远大些，这是没有疑义的。我们今天是自我反省，如同一家子的兄弟手足一样，用不着有所隐讳。

我觉得，我们国民党在这二十多年来，尤其是在最近这几年，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共产党实在太狭隘了一点——我们的胸襟和态度，实在有表现得太狭隘之处。

老实地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所以今天应该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它还有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的责任。

当然，这要看我们的内部与将来的努力，我今天实在还不敢讲这种话，还没有脸面讲这种话！

这次，到北平来见到毛泽东，我曾经不经意地说：“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他马上说：“不是的，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

恩来和在座的各位中共代表也曾说过，今后不是一党专政的政权，而是民主联合的政权，各党各派都可以参加。像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是看到国民党过去的错误的，尤其对于友党胸襟狭隘方面，所以才有今天放开胸襟，汇纳众流的表示。对于这点，我们不能不表示很大的敬意。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望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今后我们应有一个新的意愿。

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其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来恭维。

对于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

关于我的感想，周有一个驳正，是这样说的：

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

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

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少次革命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了，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

我们今天，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的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们合作。我们可以概括到这个程度，但是对于蒋介石朝廷，小到四大家族，就不可以包括在一起。这一点，我们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文件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

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提这个方案，是从远大的眼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今天南京不同意，明日也会觉得同意。

我们认为，这个方案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的。我们这几天的争执，都是重要的问题。

至于技术上、文字上的修正，这是极小的问题、微渺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声明的地方。文白先生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散会。

会议在10点20分就结束了，回到住处后经过代表团郑重的研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我们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的过半数，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首要次要”字样；原来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改换了。

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

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16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了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何接受。

文如玉

（69）和谈破裂 留在北平

在协定送往南京后的这一段时间，商谈是完全停止了，不过，接触却仍继续，中共代表分日轮流宴请代表团同仁。

黄代表17日来电也只说：“各项问题刻正研究中，俟商妥即行电告。”到19日，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便去电南京催询，到20日深夜接到李、何卯号复电，全文如下：

限一小时到，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张首席代表治中并转邵、章、李、刘诸代表均鉴：

黄代表绍竑、屈顾问武返京备述和谈进行经过，并携回中共代表团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全文得悉。

今日国家残败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在八年惨烈抗战获得光荣胜利之后，国际地位反一落千丈，此皆由于战乱之所致。

但求能彻底消弭战祸，实现真正和平，使人民获得休养机会，国家进入建设途程，吾人自应不惜一切牺牲，以促其成，庶几毋背革命之初志；上可以对中华民族之列宗列祖，下可以交代后世子孙。

政府方面，自蒋总统之元旦文告倡导和平，以迄宗仁、应钦等主政后之一切措施，无一非遵循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之意旨，以国家人民最高利益为前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开诚布公，苦心谋和。

蒋总统之毅然引去，与宗仁前致毛泽东先生卯阳电，即在欲牺牲一己，以成大局，耿耿此心，宜为全国同胞所共鉴。

乃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则又视和谈之开端，为战争之前夕；

政府方面纵令甘心屈辱予以签署，窃恐畏于此种狭隘与威压作用，刺激士气民心，同深悲愤；不特各项条款，非政府之能力所能保证执行，而由此引起之恶劣影响与后果，亦决非政府能力所能挽救。

良以此种协定果一旦订立，所给予人民者将非真正之和平，而为更残酷更大规模之长期战争；迫切渴望和平之人民，亦必决不愿政府接受此一名为“和平”实为“战争”之协定，招致全国人民重罹浩劫，岂徒显背谋和之初衷，亦必造成仇雠相报永远砍杀之悲惨局面。

原文前言，全属对政府及中国国民党诋毁谴责之词，等于对罪犯之判决，何能称为和平协定？即以条文内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之原则；而该项协定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均应编为人民解放军，政府一切军事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亦应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所谓“民主原则”，竟成共军独占之制度。

关于整编程序，规定为集中整理与分区改编两个阶段，所谓集中整理，即是由共方所控制之整编会，命令国军将防区与仓库物资先行移交人民解放军接收，再开赴共军认为适当之地点集中，以便分区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如此改编工作完成之日，即国军全被消灭之时。

在政治方面，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政府虽被允许暂时行使职权，实际上是奉共军总部之命办事。其主要任务为协助共军“办理各地的接受和移交事项”，中共不但要接收政府的军队和政权而已，且要通过军事管制委员会之统驭形式，以“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

关于决定国家人民命运之政治协商会议问题，照协定条文二十三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指派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质言之，政府参加政协，须俟中共考察政府执行和平协定之成绩，认为满意始允负责提议，以待批准。

又照协定，政府即获“批准”参加政协，而能否参加联合政府，仍须待共党之提议；而且，政府参加政协及联合政府之人数及人选，均预先听命决定。

上述云云，不过略举数项，以为例证，则该项协定全文，均充满以中共武力控制全国之意味。一则曰：“人民解放军”开进，再则曰：“人民解放军”接收。

所谓和平协定，实际为欲政府承认中共以武力征服全中国。政府军队，固等于全部缴械投降；即全国各城市乡村，亦将因中共军之普遍开进，原有之社会组织与人民生活方式，亦将依中共之意旨而彻底改变。如此，势必激起军民之愤怒。

若中共部队向各地开进，中共人员向各地渗透，其必然遭遇军民抗拒，殆为不可避免之事实，结果战火与屠杀即将遍及全国之每一城市与乡村，人民之痛苦愈益加深，国家之损失愈益增重，势所必然，无待深论。

事果演变不幸至此，则谋和适以制造乱源，弭战反而扩展战祸，岂忠于谋国爱护人民者所宜出此，以忍出此？

总之，吾人如真能体认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共同具有谋和之诚意，则必须消除一切敌对与报复之心理，根据事实，适应环境，共策合理有效之方法，以达到彻底消弭战争获致真正永久和平之目的。

因之，政府除对此次中共所提出之《国内和平协定》表示上述原则性之意见外，仍希望中共方面，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

至于自今年元旦以来，政府军队每遇共军进攻，均尽可能极力退让。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然中共方面不但未能停止进攻，且自四月一日政府和谈代表抵达北平以后，衔接地区之攻势，较前愈趋猛烈，殊堪遗憾。兹为培育祥和空气，极盼能即日成立临时停战协定，借以表示双方谋取真正和平之决心与诚意，俾和谈得以顺利进行。

特电布达，希即将上述各项意见转达中共方面并复为盼。李宗仁、何应钦卯号印。

南京方面除了拒绝接受这个和平协定外，并且先要求成立临时停战协定。代表团即刻把复电抄送中共，请他们再加考虑，这是21日上午9时的事。


张治中在颐和园留影

不久，街上到处喧嚷着“号外！号外！”之声，毛主席、朱总司令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了。

到了这地步，代表团已经没有继续停留北平的必要。同日接到李、何卯马电：

张文白兄并转行严、力子、云亭、为章诸兄暨代表团全体同志：

共方本日广播毛朱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悉，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诸，俯仰无愧，谨先奉慰，诸容面罄。李宗仁、何应钦卯马印。

我们就一面电复南京，一面转知中共方面：南京飞机23日来平，我们定24日回南京，请他们查照。

而周恩来先生当天来看我，他说渡江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并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分子是会有不利于我们的。

还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词意恳挚、温和而又坚决。

而中共的其他各代表也对我们代表有同样的表示，并说：“过去在南京重庆谈和破裂后，我方代表并不撤退，以保留和谈线索，现在挽留你们，也是同样意思。”

这时候，我的心情陷于极度的苦恼与矛盾中：不回去吧，我是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和谈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回去吧，中共的挽留是诚意的和善意的；而且脑子里也确实幻想着一旦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

在无可奈何之中，也只有暂时留下来了。

23日早，从长途电话中知道南京国民党军警都已撤退。24日，民革李民欣先生从南京带来何应钦23日函，要我们径飞上海：

文白吾兄并转邵、章、李、刘诸兄均鉴：此次和平谈判，经兄等尽最大之努力，仍未能克底于成，此属国运使然，凡我爱国之士，莫不同声悲叹。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团同人即日径飞上海为盼。专此敬颂勋安。弟何应钦敬启4月23日。

当时，我们曾复何一函，由全体代表签署：

敬之院长先生：李民欣先生带来23日手示奉悉。和谈破裂以后，同人等正待命南返中，22日晚间接奉德公电话，谓于翌日派机来平，当即转告各同人准备南行，并即函告共方查照。

旋由周恩来、林祖涵、李立三诸位分别访问同人等，坚相挽留，并表示随着将来新的形势发展，尚可续为和平努力等语，曾于22、23两日两电并于23日晨，以电话向南京请示数次，皆未得通。昨闻中央公司今日有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申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尚祈亮察。

再同人等此行未克达成任务，万荷李代总统与先生函电相慰，殊深惭汗！并请为转陈德公为祷。专此奉复，敬颂勋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刘斐四月二十四日。

这信是25日交飞机带回去的。

在4月到6月这一段时间，是我最苦闷的一个时期。脑海中有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

这时期，周恩来常来相看，多所劝导，又蒙毛泽东亲临慰问，思想乃初步搞通，内心亦渐次宽解。

刚好在这时候，国民党中央社在6月15日发出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20、22两日又继续发出两个电讯，说我又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对我开始攻击了，这给我的“启发”不少。

在中央社这三个电讯发表之后，我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在6月26日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声明》，原文如下：

新华社北平26日电，广州中央社15日电传广州《西南日报》香港航讯，曾报道《张治中在北平被共产党扣留之详情》，接着广州中央社20日、22日两次电讯，又对张治中将军等进行攻击和诽谤，现居北平之张治中将军特为此事发表声明如下：

这几篇电讯，一派胡言诳语，没有驳斥的必要。不过我来平以后，颇承各地同志和友好关怀，我倒想就这个机会说几句话。

实在说起来，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

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

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看来，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

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

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我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真是精神上获得了解放，怎能不令人欣慰不已呢？

我再要为关心我的同志们特别指出：这次和谈破裂，在我们国民党内有些人认为条件太苛，类似投降。

其实，平心而论，这八条原则早为南京政府李代总统所承认的和谈基础，二十四款就是实行这八条原则的具体办法。

在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已经和中共代表恳切磋商，并提出书面修正意见四十余处，被中共接受过半数。如战犯只作原则规定，名单完全不提，就是中共最大让步之一例。

并且，口头约定，如果南京政府同意签字，还可作文字上的修改。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例，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

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异国。试想清廷末季，要是没有我们孙先生号召革命，推翻专制，中国不早就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了吗？

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当然，我是党的干部，也要负一份责任。所以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表示一种革命事业成功固不必在我的态度，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

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

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如果还是昧于人心与大势所趋，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其结果徒然损伤了大众，贻害了自己，这是无从索解的！

本人虽然身在北平，而心念战区。回想个人的主张，一向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九一八”变起以后，力主全国团结，坚决抗战，对国内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这些，都是大家共见共闻的。

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精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

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1958年，毛主席和张治中在船上

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一篇新华社社评——《评张治中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其中对于国民党内爱国分子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唯一的光明出路”。

这时期，承蒙毛主席多次和我谈话，希望我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和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我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

他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

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