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张治中回忆录》

文如玉

（18）整风肃贪

我曾经讲过，当我提出“廉正勇勤”希望作为湖南的省训时，还没有想到湖南风气究竟怎样。

等到加以体验以后，这才觉得，树立以这四个字为骨干的新风气，正是客观上迫切的要求。

初到湖南时，和几位父老乡贤接触，谈到政治风气一层，他们总是沉重地摇头说“今非昔比”了！

因为，固有的勤劳、诚朴、笃实等善良的风气日益衰微，而贪黩、营私、萎靡、偷惰之风，日甚一日。

“古道不存，人心陷溺”，每一位老者的心灵上，都罩上了一层忧国忧时的悒郁！

长沙赌风盛行，打牌成为公务人员“调剂精神的经常娱乐”，在社会上，亦复以豪赌作为正当的社交活动，在这样恶劣的风气中，真不知隐藏了多少罪恶。

为了肃正官箴，我在一月中旬颁布了严禁公务人员赌博令，指出“沉迷赌局，不唯贻误要公，甚或流于贪黩”。还有些人举出在我到任前所发生的省银行出纳员戴运鸿卷逃二十二万元巨款案，作为实例说明。

因为当时盛传这个案件正是在赌局中串演起来的，案中的主角是一个以“神仙”称号，活跃于长沙上层社会、具有相当政治潜势力的巨憝恶骗周仲评。

在我出巡湘东南的前一日——农历除夕，我下令省会警备司令部，将在押的周仲评以“邪术诈财，贪污极恶”的罪状，处以死刑，人心称快。

杀掉这个“神仙”，其意义不止于消灭一个坏人，而是在扫荡邪说异端的存在，扫荡九流三教左道旁门在社会上、政治上败坏世道人心的影响，这是正风肃纪的一端。

省会情形如此，外县情形怎样呢？所谓中古世纪的印象，何只对于政治、组织、人事而言，社会上的情形正是一样。

许多视察人员的报告都指出两点深刻的危机：一是官场风气的败坏，二是社会正义的消沉。

他们认为，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湖南实无新政之可言，我每次都用着十分沉痛的心情读着这些报告。

在一次纪念周上，我说：“我们湖南民气向来很好，民性民情也是很勤朴、很诚笃、很勇敢，但是到了现在，这些良好的风气，已经不容易见到。而目前这一种冷淡，这一种消沉，实在是深为忧虑。

这一种冷淡消沉的情况，如果只表现在农村方面，只要各级政府领导得法，一般农民的素质原是优良，良好风气不难树立。最坏的，还是在县城方面，那风气之腐败、淫靡、偷惰，真是不能想像。

我们接到很多的视察报告，知道各个大大小小的县城里，大大小小的旅馆里，都住了不少的娼妓，甚至一个很小的县城里，也有一二百名妓女，少一点也有几十个。

一般公务人员公然在旅馆开房间，叫条子，打麻将，恬不知耻，这是一种什么风气！”

“这还是就坏习俗一方面来讲。另一方面，社会上没有正气，没有公道，没有是非，这种情形也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因素。

地方上，只知道分派别，争权利，走邪路，社会正气消沉，人心陷溺，大家均趋于侥幸投机，巧取豪夺，种种浇薄、堕落、野蛮、荒唐的习性。

甚至，每一个人都没有正常高尚的人生观念，所看到所听到的尽是一些一塌糊涂、黑暗沉沦的现象。

我请各位同志把自己的环境想一想：照这样情形下去，社会正气澌灭无余，个人志气消沉殆尽。

社会无公道，无是非，个人无情操，无良知良能的观念，无论社会和个人都是向着腐败、堕落、颓废、消沉的路上走，真使人有‘正义不存乎天壤之间’之感！”

“我们公务人员的风气——也就是官场风气的好坏，与社会风气有重大的关联。当然，官场风气只是社会风气的一部分，然而却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所以社会风气之坏，总从官场风气坏起。

就今日官场情形而论，其他一切都可不谈，单就一般从政人员服官心理说，实在是不堪闻问。他之想做官，绝对不是想替国家尽力，想为人民服务，所谓赤胆忠心、鞠躬尽瘁的一些话，根本谈不到。

退一步讲，他要是肯为他自己前途自身事业打算，还不失为一个好人，这个好人也就难于发现。

一般人是怎样想的呢？他想当一个县长，当一个局长，他唯一的心思，就是想趁此机会捞一把钱，就想去刮地皮。

所以，他在事先就多方打听某一个缺是不是肥缺，某一个地方是不是好弄钱，完全以做买卖、发洋财的打算来做官。像这样的情形，这种无耻的心理笼罩了整个官场，革新政治从何谈起。”

说实话，照这样情形，倘使没有一种新风气的形成，来改变公务人员以及领导社会的士绅的心理，进一步转移人民的视听，彻上彻下彻头彻尾显示一种与民更始的精神，如何可以谈到政治的社会的革新运动呢？

“吾欲垂之空文，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到处是这样的颓风，是这样的恶习，推也推不动，骂也骂不改，要想转移这恶俗，挽救这颓风，如果没有雷霆万钧的力量、严正不苟的精神，是不容易做到的。

于是，我不得不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精神，采取了以法律济道德之穷的措置。

作为惩治贪污开始的，是新化税务局赋税主任车衡侵占公款枉法贪污一案。1938年3月18日将车衡处以死刑。

也许车衡是可以不死的吧？原来他在任内侵占了经征应缴的团款6100余元，这也许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案发以后，有人替他请求开脱，提出：“这一笔‘欠款’可否用押追手续归案清偿？”

但我以为，风气之坏，正是由于这样的姑息、瞻徇。所谓宽厚仁慈，应用到这种地方，客观上徒然成了作奸犯科肆行无忌的保障。

我决心以严峻的精神，执行惩治贪污的纲领，“决不愿博个人宽厚之名，贻民众以切肤之痛”。

为了以法立信，为了惩一儆百而杀人，杀人诚然是万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杀人何尝是一个目的？我说：“我们不但不好杀人，而且也不愿意枉杀一个人。”

在我的愿望中，诚然希望“车衡之处决能使本省贪污恶习永远革除，成为本省惩治贪污公务人员最先亦即最后之一案”，可是，在我的职责上，不能不郑重昭示“果使仍有无数之车衡，必将此无数之车衡同样处置”的决心。

在处决车衡一星期以后，1938年3月26日，我在十四次省府委员会常会上提出了惩治贪污的单行法令——《湖南省惩治文武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例》，通过后加以公布。

因此，对于惩治贪污绝没有稍涉宽纵。6月，我在巡视湘西途中，将办理征工事务收贿舞弊供证确凿的监工员唐立成枪决，以平民愤。

7月，将卸任华容财政局长张作典被控案审查终结，处以死刑。后者可以说是一件重大的案情。

此前，在处置车衡时，我曾经表示：“就车衡本身而论，或可视为不幸之一人，其罪情更大而尚未经发觉者，意亦不乏其人，自仍当督察检举，随时严办。”

然而，我们终于发觉了一个张作典，与车衡相较，可谓“大巫”之与“小巫”！

张作典一案，案情的大概如罪状中所述：

“张作典于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就任华容财政局长，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交卸；移交手续，延至九月方始办竣，仍将大部现金以及摊款存银抗匿不缴，经县民呈诉到府，饬县组织清算委员会，清算报省，呈送卷证前来。

复经本府派员审讯，实查得该张作典，在其任内侵占公款与应负责追还之数，多至二万三千五百四十六元一角五分四厘四毫，又谷一百零五石六斗，尚有该县九期摊款存根，张作典竟敢抗不移交，数达十一万二千余元，以致无从彻底清算。

复查张作典派员征收摊款之时，屡有无故拘压人民暴行胁迫之举，经本府先后两度派员前赴该县及乡中私访密查，据报华容豪劣狼狈为奸，被害人民既不敢言，又不敢怒。

张作典恣横暴戾，尤为贪污之魁，其恃势欺凌、蹂躏人民之处，凶恶万端，人民恨之入骨等情。该张作典肆行贪污，作恶殃民，滥权营私，侵占公谷，浮收征款，捏造账目，隐匿文书，实属罪无可逭，着即枪决，以昭炯戒！”

一个地方的财政局长，就任二年，他所侵蚀的国币，榨取的民财，竟达到这样一个数额，真是骇人听闻。可是这种情形，实在并不是稀罕的。

当时在湖南，地方财政非常混乱，不要说一个县长交代不清是常事，他们临走时，都把与财政有关的档案通通带走，而各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的交代，更是一塌糊涂，大概都是“满载而归”。

社会但慑其权势而不敢穷诘其来源，不问其为人民膏脂，亦不问其为贪婪枉法。谁来查究？如何查究？

所以，张作典的“抗匿不缴”，也不是一个独特的情形。

要讲到滨湖（指洞庭湖）各县的财政状况，更是混乱中之混乱，黑暗中之黑暗。这里正是“以服官为利薮”者流所视为“肥缺”的所在，也正是贪污豪劣联合分赃共同作恶的地方。

像罪状中所述无故拘押人民暴行胁迫的行为，成了催捐收款的通常方式。

对于张作典一案的案情，起初我也不很明了，后来，看到一个刊物上所记载的《洞庭湖上的风波》以及两度派往华容乡间私访人员的报告，我才了然于这样的秕政。

我还听说，在滨湖某县，有一片湖田，土地一年一年增长起来，然而赋税还是三十年前的比额。于是，土地成了豪劣的领地，贿赂成了胥吏的财源。地方财政之彻底清理、爬梳，应该是紧接着惩治贪污而实现的具体措施，这在后面再说。

单纯惩治贪污，是不是可以养成善良风气呢？当然不是。

“贪污只是恶习惯当中的一个，并不是全部，所以，要是说打倒贪污就算是养成了善良风气，那是不完全不正确的见解。

今后，我们公务人员除了不贪污以外，举凡一切敷衍、因循、懒散、不守纪律、不负责任等种种恶习要一概摒除，代之以振作、认真、紧张、不苟且、负责任、守纪律的良好风气，要培养一种正气出来。”（纪念周讲话）

和车衡贪污伏法案差不多同时发生的，是省公路局长周凤九的撤职查办案，这是“积玩之下振之以猛”的要求，是整饬纪纲的实践。

这件案子，我知道当时是“颇滋物议”的，特别对于我后来还起用周凤九，更多误解。

我以为，一般人和我的见解不同之处，是在“对人”与“对事”两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如果把对事和对人混为一谈，或者在对事的问题中强调对人的作用，那就凡有属于整饬风气这一范围的事件，都要变成“爱憎之私”。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尺度。

为什么有这件案子的发生呢？丢开一切的公文案牍不谈，参证的材料，在案发以前，有《大公报》记者长诚所提出的“公开控诉”；在案发之后，有立法委员王毓祥所提出的“补充证据”，这些都不能不视为纯正的舆情。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长诚先生有一次西南公路的旅行，通讯中曾说：“谈到湖南的公路，也真难令人满意，路局的上级职员姑暂不论，就以记者沿途观察所得，下级路员好的固然很多，不称职的也很不少。”

他提出了许多目击的事件，认为“中国许多官办事业吃了‘官办’的亏，结果是官而不办，湖南公路局也是犯了这种老毛病。⋯⋯深望负责当局能在最短期内彻底改良”。

四月间，我接到和我有“一面之雅”的王毓祥先生来信，他首先说，“自勋座治湘以来，整饬吏治，壁垒一新，贪惰之流，皆为寒胆，三湘民众，感戴曷极！”

他特地附了一篇《长晃旅行回忆》给我，叙述他“道出湘黔公路中途所见”，“为老百姓所不易上陈，而为汽车阶级所不获亲身接触的管理废弛情形”。

并指出：“就人事方面而论，管理之腐败，纪律之废弛，站员之缺乏责任心，站役之缺乏训练，为铁一般之事实，虽善颂者亦不能为之讳。⋯⋯但当局人员如能勤奋自励，当不应一糟到此”；认为“公路当局诚不能辞溺职尸位之咎，省政当局不能不视为严重问题之一”。

现在，要研究周凤九案何以产生，这两位走马观花的旅客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

当时的撤职令如下：

案查前，据报长常公路于本年2月8日公路局洪字第五号客车在小青铺地方出险，死伤旅客多人，又同月10日宇字第56号汽车在小吴门肇祸一案，当于2月13日以省动字191号训令，饬该厅长将此次路局汽车肇祸情形，于一星期内详细具报。

旋据该厅呈复，洪字第五号汽车肇祸系因军车赶客车所致，但核与军政部常德补充团第三团长饶第先报告完全不符，且所拟处罚路局员司办法，亦属轻微之至，经复以省动字第三六号指令，严饬该路局对于出险原因明白查复。

嗣复据该厅呈请由府派员复查，亦经指令应候该局明白呈报后再办各在案。乃该路局迄未遵令呈报，似此初则欺蔽，希图卸责；继则延宕，希图了事。为政若此，国亡无日，殊堪痛心！

再查，此次该路局于两日内，连续发生惨案，系经本府饬查始行具报，其他肇祸情事，据报该路局汽车一月份各段出险计二十一次之多，殊属骇人听闻。

复查各公路以前关于修补例用石子，近则仅用沙土敷衍，以致路面日坏，烦怨纷至，足见该路局管理腐败，愈趋愈下，其内容不实不尽，可以推知。

若不从严查究，何以维路政，更何以对人民？该公路局局长周凤九着即撤职，听候查办！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事的问题。正如“惩治贪污的目的，是不在以严刑峻法对人，而在于树立善良风气，树立法治威权”。

这一案的要求，是不在以严峻手段对人，而是要铲除一种彻上彻下的积疲恶习，树立信赏必罚的制度，使近代的官营事业，有着近代的效率，近代的精神。

我作为省府主席，有责任执行两位过路人也是无数过路人的要求和愿望。所以，当案发以后，国内工学各界以及省内外的知名之士都为人的问题，而函电分驰，甚至好意的人，也担心是“下吏希承意旨，深文周纳”，我以为，是我的态度还没有被明了。

因为远道传闻，易滋误会，在决定移送法院之初，我作了一个总答复：

余固深知周前局长，为国内工程学家有数人才，十年来致力本省公路工程，亦有相当劳绩。

国家多故，在在需人，爱护专才，岂无同感。唯是余固有求贤若渴之心，但余尤有视民如殇之念。

余固当顾念人情，但余尤不能不尊崇国法。良以对人固当曲尽保全之道，而对事则不能不尽综核名实之功。

所以使能者尽其才，贤者彰其德，溺职者不能辞责，营私者无所逃刑，此为余对本案所持之态度，亦即余决心整饬吏治，肃清贪污之根本方针。

这可以说是“治人尤贵有治法”的方针，这也是我坦白的真诚的态度。

而所谓“对人固当曲尽保全之道，对事则不能不尽综核名实之功”两句话，说明“国家多故”，固然要“爱护专才”，然而，为了整饬纪纲，也不能不循名责实。

这固然是为了培养正气，也正是为了保育贤才。如果这其中有“爱憎之情”，或是什么“深文周纳”，我想，这正是一种私心的打算。

这种打算，我实深信我自己是没有的，我记得王毓祥先生来信中特别说明，“为后方交通计，未甘缄忍，毫无个人恩怨之私”。我的态度正是一样。

也正是由于这一种态度，所以，当案情终结以后，建设厅长余籍传提出“可否起用周凤九专任公路工程事务，俾展所长”的意见时，我在他的签呈上批了一个“可”字。

文如玉

（19）实施新县制建设

讲到用人，我曾经说过：轻易换掉一个人，或轻易任用一个人，绝不加以缜密的考虑，这是一件太不郑重的事，并且，这是官僚政治的习惯。

我举例说：譬如各地县长，以一县地方之大，人民之众，责任实在太重了，一定要十分注意选拔真才，绝对不能把派县长当作送人情，更不能也绝不忍拿十万或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来当作一种礼物。

然而，为什么很多的真才，很多受过近代教育近代科学精神洗礼的真才，往往深陷于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呢？

可以说，这是人事上的放任制度使然。放任一个人正如存心毁坏一个人一样，正如接受一笔礼物，而又送出一笔人情一样，所谓事功那就不堪闻问了。

我以为，在上属这样的官僚习惯，同样是极可怕的颓风，即使确实做到“用人唯贤”，结果还是贤而不得其用，甚至用而失去其贤。

因此，对于用人，不能不讲求信赏必罚的培育之方和综核名实的考求之道。

我曾经一再同各级主官讲起：

我们如果要求把我们的事做好，并且要求我们的部下，不但都做好人，而且都做好事，就要注重循名核实，赏罚严明，使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规范可循，人人都有一个责任心和荣誉观念，都能认识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地位与所负的使命。

这种精神养成以后，不但可以提高公务人员服务的热忱，奖励认真向上的努力，而且可以祛除在上者的私心，养成高度的政治道德，使现有的名实不符、赏罚不公、纪纲失坠、威信荡然种种痛心的现象一扫而空！

因此，我建立了一所学校，这就是作为培育试行新县制干部的保姆——地方行政干部学校。

在3月间，我们从7500人中选拔了3000余人，四月中旬开学，开始了大规模的、统一的、有计划的、政治与学术打成一片的、以“事”为对象、以“行”为方法的训练。

说起这个学校，原来的意思是要把它成为一个永久性的行政教育机关，是要使所有民、财、建、教各方面的公务人员都从这里陆续产生出来，已经任职的，也要轮流受训。

这就是我推行的服务与训练并重的策略：一面服务，一面训练；训练为了服务，服务再受训练。

这样做法，至少可以使得每一个公务人员都有不断进修的机会，一方面可以加强干部的能力，提高政治的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官场的腐化，改善公务人员的素质，使省内政治上洋溢着青年的精神——勇敢、前进、认真、向上、自强不息的新锐的精神。

这个学校的初期任务，是要在半年的时间以内，训练我们预定要发动的五万个知识分子，即五万个可算单纯属于民政系统的试行新县制的干部人员——75个县的县长、几百个佐治人员、督导员、技术辅导员、几千个乡镇长、政治训练员，还有四万个保长。无论讲时间、讲经费、讲人力，都可以说是巨大的工程。

开始，这个工程进行得非常顺利，第一期各班次学员在5月中旬结业。我们一次就更换了33个县长，他们带着混合的政治部队走上规定的作战地区。

第二期各班次学员在7月下旬结业，我们又一次调整了25县的人事。加以几处提前的调整，到了8月，全省75县从县城到乡镇，有计划地完成了人事的更张，舆论上称之为“新纪录”，我并不否认它。

我记得，在我到任不久，就有很多县长一再恳求辞职，同时经各方介绍，请委以地方之职者多至500余人，但是很长时间，我没有换过一个县长。

当时，有许多人对于我这个态度很不满意，有许多人讲：

“有很多县长他们实在不愿意干了，要辞职，省府又不准，这样拖下去，一定要耽误国家大事，害了地方人民。为什么省政府不拿大刀阔斧的手段，把所有县长重新布置一番呢？”

我说：“我可以告诉各位，省政府方面绝对不愿意随便换掉一个负着地方重任的人。要讲到换县长，那75县的县长，一次省府会议就可以撤换完的。

可是，目前我们不能这样做。无论对于旧的抑是新的，我们都必须经过一番合法手续的审查，而且都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否则，枝节更张，那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最初对于率领政治部队、负责领导并保障几万或几十万乃至百万人民的县长，就采取了十分审慎而严格的态度。

为了储才待用，省府决定了两个办法：一是开办县市行政人员讲习所（后来改为干校县政人员班），公开招考，延揽人才，规定训练期间为3个月；期满后，除合格的任为县长外，余任为佐治人员，以期因才器使。

二是实行严密的甄审办法，将各方介绍来愿意当县长的人，加以甄审，以免幸进滥用，而且甄审合格的人，也要受训练，还是要受同样的考核。

在甄审章程中，规定的甄审程序：第一步要经过资格审查，由民政厅长和另外两位省府委员会同办理；第二步要经过四位省府委员和民政厅长一共五个人的口头询问，并调查其平日之操守能力，而后提请省府委员会议决定认为足膺县长之选者，才发交民政厅存记备用。

这样办法，9个省府委员就有7个可以参加考核工作。可是后来，有人以为这样的办法，不是非常时期择吏之方，而且也绝不是“礼贤下士”之道。

因为，以一个应甄的县长要经过五个省府委员的谈话，真正的人才已经会不高兴了，再要加上受训，那他如何愿意忍受这样的办法呢？

我当时曾说：这样的办法虽然不是礼贤之道，但是，通过这样的办法所产生的县长，绝不是主席送人情的礼物，这一点是可以保证的。

立法不可不严，我们正是要用这样严格的规定，来消弭幸进之风和官场陋习，树立政府与在野贤才之间的真诚互信。

我想，要是真正的好人才，一定会谅解政府的苦心，愿意来为地方尽力。如果实在不然，而为了地方上的特殊需要，我们也可以至公至正的精神，来谋一个特殊的补救。

在这样有原则、有计划、有步骤的准备之下，我们自己也相信“这是为革新县政而选择人才，不是为安插私人而更动县长”。

全省的县政经这一次全盘调整以后，一种新的气象在各县城渐渐滋长起来了，他们首先被课定一个十分紧张的任务：废区，扩并乡镇区域，充实乡镇机构，整编保甲，选拔保长。

这个任务当中，最关键的是，全省要选拔四万人的保长进行训练，9月份就要在各个行政区域的所在地开始实施。

我想，基层组织能否脱胎换骨，能否变化为新的力量，是决于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否成功，根基一坏，建树皆休。

于是，我亲自撰了一通电报，指示必须注意的机宜。

全省各专员、县长均鉴：

保甲为推行政令之基层组织，改选保甲长为革新省政之第一要着。故保长人选务须极端慎重，必以青年热忱之知识分子为准。

倘仍惮于更张，徒以旧有保长或其他不健全分子滥竽充数，则一切计划方案，皆属枉费。

切望各县长严格铨衡，毋稍轻忽！各专员于各县送到受训之先，必须举行入学检定试验，其不合格者，应发回令再选送，毋稍宽假。

其次，则在加紧训练。各专员、县长必须亲自参加，并督率重要职员如秘书、科长、督导员等认真办理，本府亦随派委员前来视导，庶几力量集中，宏效可期。

本主席殊以保长人选与训练，为建设新湖南之重大根据，各专员、县长当有同样见地，而特加重视也。（九月寒电）

在这里，我特别提出了“必以青年热忱之知识分子”作为选拔保长的基准：第一要求，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第二要求，必须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第三要求，必须是一个热忱的青年知识分子。

一个知识分子固然可以成为一个保长，但必须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才可以成为一个革命的保长，更必须是一个热忱的青年知识分子，才能成为一个富有朝气锐气热血热忱，有担当、能苦干的亦文亦武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员，一个可以兼任联保小学校长和抗日自卫团联保队长的基层干部。

事实上，可曾完全照着这一个绝对性的准则去选拔呢？也许是不尽然。

经过一番概括的调查，大致百分之四十是中学生，百分之三十是当地士绅，百分之三十是原来的乡保长。这样的成分，还是要待加以逐次的修正与改进。

可是，种子撒下以后，无论如何总会有一点萌芽。我相信，这些青年分派到乡村去后，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在改造社会革新政治的进程中，起着推动的作用。

当然，基层建设的完成，该不是短促的时间所能企望的。

湖南计划中的新县制，有下面几项措施：

一、提高县长的职权，充实县政府的组织，使县一级能成为三级政府制度中坚强之一级。

二、废止区公所，使县组织愈益简单灵活，并实施督导员制，巡回督导各乡镇保甲人员推行政令办理自治，“一面为政府公务人员，负推行政令之责；一面为人民代表者，有生聚教训疏通民意之权”。

三、扩并乡镇区域，规定保甲户编组以十进，十保至五十保为乡镇，斟酌山川形势、经济状况、交通情形及人民习惯等，加以扩并，使直隶于县。扩并后之乡镇，设乡镇长一人或二人，办理规定之职责。

四、在县府设置技术辅导团，包括教育、农林、工矿、卫生等类性质之辅导员，深入乡村，计划并辅导乡镇保甲，办理及改良各种生产技术事业。同时，更设置政训员、军训人员、妇女训练员等，负各种训练之责，使乡村得以接受科学与近代政治精神之洗礼。

五、将乡镇保甲实务加以扩充，除一般执行政令推进自治之事项外，确定以“办理民众组训”“组织抗日自卫队”“辅助军警搜捕盗匪”等为中心任务。以军事、政治、教育之连锁实施，树立管教养卫合一的基础。

六、在基层组织中，高度的发展民主性，以树立全民政治基础，规定乡镇民大会，每半年举行一次，保民大会每月举行一次。

同时，制订乡保民众集体组织实施办法，除规定各乡镇公所应延致本乡公正士绅及其有专长之人士组设评议会，计划并策动各乡镇内一切地方事业外，应就本乡镇内人名之年龄、性别、职业及各种社会活动、娱乐，分别组织各种团体。

如属于年龄、性别者，有耆老会、壮丁团、少年团、儿童团、妇女会等；

如属于职业者，有农会、工会、商会、教育研究会及其他自由职业团体；

如属于社会事业者，有林业公会、保路工会、修筑堤委员会、慈善会等；

如属于娱乐者，有国术、戏剧、音乐等组织。使每一人，都有参加一种或多种组织的机会，加强其团结，形成一种新气象。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我们计划中的新县制的建设是侧重基层，而基层建设的推进，不只于要求纵的方面基层机构的健全，更要求横的方面即民众组织的充实。

为什么呢？“组织民众非健全基层机构，无以端正其动向；健全其基层机构，非组织民众无以充实其内容。必也错综交织，相互为用，其效乃著。”

同样如此，我们组织抗日自卫团的目的，是要将民众力量纳入地方自卫制度之中，发扬民力，保乡卫国；而规定集体组织实施办法的意义，则是要将各种社会活动纳入整个地方行政自治机构的领导之下，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

当时，我对于组织民众的一般见解，以及我对于现代政治的愿望是这样：

“讲到处置安顿原有区乡镇长的问题，虽然在方案里面没有说到，但是将来实施办法里，一定要明白地规定出来。

我想，乡下有资望的老者长者以及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要纳入相当的组织；就是一般乡保长，将来也要给他们一个相当的地位，相当的发言地位。

我们知道，现在所有的组织完全是纵的组织，譬如从省到县，从县到乡镇到保甲，完全是纵的关系。讲到组织的运用，那完全靠纵的组织是不够的。什么叫做严密的组织？严密的组织就是纵的横的交织成的一种网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才能有力量，也才是最健全的组织。

“譬如，在这一乡、这一保里面，我们在乡保长以外，另外再设立一个评议会之类的组织，把这一乡、这一保有资望的人都容纳进去，让他们都有过问乡务的机会，有发表意见的地位。

这样，即使不当乡长，不当保长，对于他们原有的地位，原有的体面，也并无妨害。再则，一个评议会或者还嫌不够，那我们也可以多组织几个会，或者在评议会多分几个部门。

这样，不管他是木匠、瓦匠以至接生婆，他们都可以分别参加各种的组织。组织的形式，可以从评议会扩展到水利会、造林会乃至龙灯会、拳击会等形式。

这样一来，总是处处表现组织的精神，时时启发组织的意识与情绪，这样在无形中就给了他们一种现代的训练，可以慢慢推动现代化。

“我们常说，国家是有组织的机体，某一个民族是有组织的人民。

这话怎么讲？这就是说，在这个国家民族里，所有的人民，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他们都参加一个组织，而且甚至参加两个以上的组织，每一个人都按照各人的专长、能力、职业乃至嗜好，分别参加各种组织，发展自己的抱负，再由政府或由党把这些组织领导起来，便可以在一致的步骤之下，发生伟大的力量。

所以，一个国家真正有组织的话，不但是由省到县以及乡镇保甲，有纵的组织，同时还就人民各自的职业技能，有横的组织，不只城市有组织，就是乡村也要有组织。这样相互交织，城乡联贯，就可对各种设施作有力的推动。

我们说组训民众，不是说到乡村拉老百姓进党，拉人这样那样，弄得他们头昏脑涨。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并善为运用民间各种固有的组织，使它健全，使它科学化，使它现代化。若是能够这样，才是懂得组织的道理，也才可以建立组织的基础。

“我们主张社会革命，我们要改造社会，是用感化的方式、教育的方式，使一切自然地走上我们的一条道路来，使一切人不能不向着好的方面去做。

因此，我们对于各种下层组织，要求其十分严密而有力，可以作为领导民众之基础。同时，领导的人物一定要有良好的品格，可以应付一切的知识，具有前进的精神和国家的观念。

他们在基层运用自己的能力来感化一切，运用政治方式达成一切，将来自然而然可以养成一种新风气，一种处处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的新风气。

同时，我们要鼓励人民发言，鼓励人民过问地方事务，只有这样才能培植现代政治之基础。如果人民没有发言机会，对于地方事务没有热忱，这就不是现代的国家，现代的人民！”

《抗战建国纲领》第十三条说：“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

很显明，我们基层建设的方针，正是循着这一个纲领向前推进的。鉴于过去“地方自治”掌握于土劣手中所造成的失败，我们试行以改造社会的革命方式，转变地方的本质，加速自治的完成。

所以，我在改进基层机构所发表的公告中，特别说明：

“凡此人事之更张，制度之变革与其组织之改进，盖无一而非为革新政治着想，无一而非为增进人民福利着想，亦无一而非为巩固国家基础着想。

其原则、其方针胥指于同一之归趋，使人力物力并皆发展，充实抗战力量，人事、制度并皆合理进步，以谋现代国家之实现！”

这个愿望实现了几何呢？这五万个基层干部是不是达成了基本的任务呢？

可以说，想法很理想，现实却很残酷，当我离开湖南之日，这一个艰巨的工程，还没有完整展开。

文如玉

（20）武汉失守前后

远在1938年二月间，正当日军进行“中原大会战”，抗战形势一度紧张的时候，在一次纪念周上，我曾就中日战争全局中军事、政治、国际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可能发展的前途，加以剖析，说明我对于中日战局的估计：

“敌人没有办法可以屈服我们！”

在这里面，单纯就抗战前途的军事形势讲，我首先提出一个军事方面坏到最大限度的假定：

“东北四省已经被敌人占领了，华北五省也全失陷了，津浦路被敌人打通了，陇海路被敌人切断了，敌人占领武汉了，甚至于长沙也不守了，敌人更打通粤汉路，把广东也占领了，抗战形势到了这个阶段总算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吧！

但是，在这样情势之下，敌人要多少兵力？要造成这样的情势，又要多少时间？这个我们也不能不想一想。”

我举例说：“在南京、杭州先后失陷以后，有许多人大感恐慌，以为日本人占领南京、杭州以后，就一定要由皖南沿公路，由浙东沿浙赣路夹击江西，由江西到湖南来包抄武汉。

我当时就一再判断：敌人决不敢这样做。而现在是证明了。为什么我这样判断呢？这是军事条件上不允许的冒险。

敌人虽然发了侵略狂，但这个不可能他是不会不知道的。由此推想，敌人将来究竟能把我们怎么样？”

“不论敌人方面的情形怎样，单说，假定真个到了这样坏的程度，我们自己怎样呢？我们所有的铁路线公路线都被占领了，海口都被封锁了，那时候我们会不会死呢？”

我说：“我们还是不会死的！我们还可以退到山里去打！”

“最低限度我们还可以保有甘肃全省，陕西的大部，四川、贵州、云南、广西一部，广东一部，湖南、湖北一部。

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海口虽然被封锁，铁路虽然被占领，但是，我们的粮食总不会成问题，我们有储藏的汽油，有储藏的子弹，敌人的飞机也没有办法可以阻碍我们陆路的交通与运输。

因为我们是农业国家，到处我们不愁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我们只要有了子弹，有了枪支，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去打。

我们不管跑到哪里去，都可以和敌人周旋，而且周旋到底，敌人又有什么办法可以屈服我们？！”

但是，另外又有一种顾虑，就是说，如果我们被逼退到这样狭窄的地区，我们的精华都毁灭了，我们怎样立国呢？我们不是真的要屈服于倭寇之前吗？

我的看法是：

“毁灭，这有什么了不得？！我们是农业国家，我们根本不怕什么毁灭。即使大毁灭，我们三年以内就可以恢复转来！

一度好年成，就可以恢复一小半；两度好年成，就可以恢复元气的一大半；三度好年成，国家的面貌，人民的生活，一切都可以恢复旧观！

我们怕什么？我常常说：我们原是穷光蛋，我们有什么顾忌？即使毁灭到了透顶，那也不能妨害到我们的根本。

老实说，我们正可以准备在这大毁灭之后，重新建造一个崭新的中国。这样可以说，旧中国的毁灭，就是新中国的诞生！但是看看我们的敌人怎样？他一失败就要完全解体的，他的力量一旦耗竭，他就要完全毁灭的！

我们想：屈服的是我们呢？抑是我们的敌人？”

这几点，可以说明我对于抗战的根本观念。

7月上旬，敌人沿江跃进已经到达了鄱阳湖畔，形势又有再度的紧张，我在一次纪念周上剖析了战局形势以后，更提出一个判断战局的要点：

我们是装备不全、教育不够的一种弱国的军队，而敌人是已有几十年准备，而且，是处心积虑来侵略我们的一种现代装备的军队。

在前期战役中，我们和敌人作战是不能在军事的对比上来考量，也更不能在一时一地的得失上来计较。

我们可以很沉痛地说：敌人要想占领我们的什么地方，或是决心攻取一个什么目标，不是不可能的。而我们也不能够说对敌人侵略攻占的目标，就一定要保持，要固守到永久的。这是我们判断战局根本的要点。

因此，在我们方面来说，我们的战略就是争取时间的持久，我们的战术就是尽量地消耗敌人。我们如果能够把战争的时间延长下去，使敌人的消耗扩大起来，而我们自己的力量又渐渐壮大起来，我们就是把握了胜利。

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任何空间、任何时间的会战中，一定要敌人付出了最高最大的代价以后，我们才可以放弃一座城池，一个据点。

这样，敌人虽然是前进了，但是他是付了最大代价，我们虽然失掉了一块地方，但并没有失掉了我们的力量，更没有影响到我们作战的精神。

我们知道，敌人在军事方面的力量确实比我们强，所以，我们不作幻想，不尚空谈。但我们确信我们对倭寇的战争，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永远不丧失作战的精神，永远不断地增强我们作战的力量，我们是不会打败仗的！

9月下旬，保卫武汉的战役到了更激化的阶段，也带来了新的心理上的恐慌。在我的职责上，不能不忠实而坦白地把保卫武汉的意义告诉文武人员，使他们有着正确的认识。

因此，又在一次纪念周上，我老老实实地说：

我记得我曾经同诸位讲过：中国对日本的抗战，完全是弱国对强国的战争，我们的胜利不是决定在空间的争夺，而是决定在时间的持久。

所以，我们坚守要点的意义，不是在要求死守这个要点，而是要求以死守的准备与决心，来延长坚守的时间，扩大敌人的消耗，增强自己的力量。

可以说，这是手段，不是目的；这是过程，不是结论。这是我们一贯的作战方针，也是我们对敌人作战的一个制胜的特殊战略。

从上海战役起，经过徐州战役、山西战役，直到最近的武汉战役，我们都是守着这个方针，达成了战略的胜利。

所以，我们现在保卫大武汉，能够保持得住，这是大家的希望；就是万一保持不住，敌人占领了武汉，在我们持久抗战的意义上，可以说是无关重要。

可是，现在有少数人有一种悲观的论调，以为武汉失了以后，我们就没办法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都要受着莫大的打击与影响了。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武汉有什么经济上的意义？各方面的交通差不多都阻断了，武汉怎样还能形成一个政治的、经济的中心？

要讲到军事，我们现在没有海军，空军的力量也不怎样充实，试问，凭陆军就可以保持得住武汉吗？我说这几句话，不是说武汉不要守，只是说，武汉万一失守以后，是与抗战全局无关。

我们的军队撤离武汉核心以后，还是可以继续地打！这就是我一再讲过的敌人没有办法可以屈服我们的道理！所以，我们只有坚定信心，为拥护抗战而准备，为支持抗战而努力！

怎样使保卫武汉的战役得着最有力的支持呢？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实现呢？我说：“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准备，要看我们有没有充分的准备了！”

这时，我是很担心的，就一般的表现论，无论是精神方面、行动方面、心理方面，都是恬嬉如常，因循度日。

我感到，政治上的所谓“机关气习”，永远笼罩在我的周围。虽然战争一天一天地逼近了，积重难返的情形，还是不输于往日。

有许多事情原是应该立刻举办的，往往敷衍了好久，还是有问题；有许多事情原是短期内可以办好的，又往往延长了很长的时日，还是办不好；又有许多事情讲了一次不算，再讲一次不算，甚至讲了三四次还是故态依然。

不但说话如此，就是正式命令亦复如此，就在7月那一次纪念周上，我很沉痛也很坦白地说：

“我心里郁积的事情是太多了！我所见所闻，而实在看不下去、听不下去的事情也太多了！

我站在这地位，负了这责任，不能不揭露出来。如果我不讲，我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中央！我希望同志们切实反省检查，力图上进！

要是我不尽责任，不守纪律，你们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我！但是，如果你们不负责任，不守纪律，一味推诿，一味敷衍，甚至于一味蒙蔽的话，那大家该怎么样？在这时候还不赶快准备，那我们究竟预备怎样？难道将来炮声一起，可以一走了事吗？”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情形怎样，就当时的感想论，固然痛感到自己的德薄能鲜，所有这种情形，或许是领导无方、感格不周之所致，然而，假定这种情形不限于局部地方，而确实是多少年来，官僚政治所遗留的腐败传统，那实在是太可忧了。

我说：“日本人是容易打的，但是在这一个时期，如果我们负地方之责的文武干部还不能推陈出新，改头换面，彻底觉悟，就是把日本人打退，我们中国还是没有办法，还是要亡国的！”

为什么呢？我的更坦白的意见是：“试问，以这种不振作的情形，以这样腐败的习惯，我们能立国于世界吗？我们根本就没有具备现代国家军事、政治干部的条件，还谈什么建设现代国家？”

所以，把战局暂时搁置在一旁，就“在政言政”的立场，客观的困难究竟还是容易克服，而问题总是感到主观条件的不够。

当战事已经迫近湘边的9月，那时距离我到湖南，转瞬之间已经10个月了，就当时省政，我也作了一番自我检查。

首先，我说：“我们的新政建设还没有开始——的的确确还没有开始！——我们过去所做的只是清除整理的工作，这个工作也还没有完成！

我们现在是在预备起一座新的房子，但是，这个地方是一片瓦砾之场，充满了污秽垃圾。虽然不是披荆棘，辟草莱，这些污秽非扫除净尽不能谈到建设！

我们两大方案就是这座新房子的图样，照着这个图样去做，我们正还是在打基础的时候，建设并没有开端！”

其次，讲到客观的反应与主观的弱点，我说：

“在省政府改组以后，这10个月的工作，已经得到国内的一点好评，但是，我们如果以现在这种情形来说，那么，我们已经得到的这点名誉，就快要维持不了。

单就治安情形来讲，湘西有匪，上级机关对我们还能谅解，现在湘鄂公路上平江附近都走不通，这是谁应该负责的？

我们省政府改组10个月之久，到现在还是土匪为患，这不值得我们深刻地检查吗？还不值得我们痛切地反省吗？

我可以同大家讲，现在正是吃紧的时候！因为省政府的办法和态度，已为一般人所知道，要想做坏事，要想容许腐恶势力的存在，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这吃紧的时候，一定要贯彻我们的办法，贯彻我们的主张！只要我们拿得住，站得稳，任何一种腐恶势力绝不能做我们省政府的敌人，都不配做我们省政府的敌人！

但是，有一点，我们自己首先要拿得住，站得稳，如果自己拿不住、站不稳的话，人家不攻击你，你自己也要倒的，人家不破坏你，你自己也要消灭的！

“不讲客观的原因，单就主观方面讲：有许多事件的发生可说都是我们努力不够、措施失当的结果。

举一个例子，最近有一个县长，和当地抗日自卫团、县参议会参议在会场上发生冲突，这完全是处置不当！要知道县参议会的参议，都是你自己聘请来的，都是地方上的公正士绅和知名之士。

如果不是正绅，你就不要聘请；既把他聘请来，对他就应该要相当礼貌。不管他的建议对不对，我们也应当有相当的斟酌与采纳。我们在地方上负责的干部，虽然有热心、有勇气，但是用之不当就容易坏事。

“像这种事情，我们省政府，各高级机关文武同志，也要特别注意。我们大家，从我自己起，都要反省！

譬如，75个县的县长放下去了，我们有没有对他们作过正确的切实的指导？他们在地方上碰壁，发生困难，做错了事，或是做坏了事，大家都是不闻不问。

像这样子，我们怎样掌握75个县？怎样领导三千万人民？最近，有一个县长，到任只一个月，就来了三次辞职的呈文。其理由，不是说军队过境拉夫，没有法子应付，请你赶快派人来；就是说，办事困难，现在有病，请你赶快派人来；甚至于说，征工征丁无法办理，请你赶快派人来。

像这种没有担当的县长，如何能把事情办好！再查一查，这个县长在一个月内已经受过两次处分：一次是因为延误征兵被记大过，又一次是延误国防工事被申诫。

最近，还发生一次保安警察的叛变。像这样的县长，他对于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职务，是毫无办法。在他个人当然是要负责任，不过，在我们省政府方面，也免不了要负责任。

县长放下去了，以后有没有派人切实视察呢？对于他们有没有切实指导呢？我曾经一再地讲过：单打官腔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设身处地替下级干部想办法，一定要本着至诚至敬、痛痒相关、荣辱与共的精神对待部下，来替他解决一切的问题，指示他一切应付的方法，这样子，他就一定会少做坏事，少做错事。

要知道他们少做一件坏事或错事，我们做高级长官的人，就可以省却多少波折，多少麻烦。假使不然，等他们做坏了事，做错了事以后，我们再去想法子补救，这又要费去多少的时间与精神，地方与人民有多少的损失？”

我说：“我相信，湖南在战事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敌人暂时绝不敢也绝不能深入到湖南的境内，至少，我在今天可以下这一个判断。其他一切都没有问题，一切腐朽势力不成问题，湘西土匪也不成问题，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自己。”

我感觉：主观方面那样的情况，应付一个战争状态的到来，还是太嫌脆弱了，我的担心，随着事态的日趋严重而愈见增加着。

10月下旬，广州和武汉先后失守。接着，鄂南及湘鄂边境配备的兵力进行了迅速的转移，湖南从抗战的后方变成了前线。

这种局面本来是在预料之中，但当时，群众心里非常动荡不安。10月尾，我作了一次广播演讲，再一次地分析了抗战的形势与发展的前途，着重提出了作为抗战重心的湖南当时面临的责任，表述了我的决心。

此篇播讲中说：

我们从军事见地来判断，敌人现时还不敢深入湖南。但是，目前实在是一个紧急而宝贵的时机，我们要赶紧完成一切准备！

老弱妇孺要趁早疏散到各县各乡村去，有力的壮丁，各界的领袖士绅，要赶紧参加到民众抗日自卫团的各级组织里来，按照各人的业务分别参加各种战时工作队。就是要尽量地把民力发动起来。这就是保国卫家之道！

以我们湖南有利的地形，旺盛的民力，优越的民族性，我们一定可以发扬历史上的光荣！在湖南境内结束我们民族解放的伟大战争，进一步发扬湘勇驰骋全国的精神，收复一切失地，为中华民族雪耻复仇！

治中个人今天也愿意对湖南三千万同胞郑重表示：在保卫大湖南、支持抗战成为紧急任务的今天，一定以最大的决心和最大的努力，来和湖南三千万同胞同生死，共患难！绝不躲避责任，绝不畏惧难苦，奋斗到底，义无反顾。

希望全省同胞坚定信心，一致奋起，准备为保卫家乡而奋斗，准备为保卫国家而奋斗！发扬激昂慷慨、坚忍勇敢的民族精神，支持抗战到底，拥护抗战到底！我们坚决相信，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是伟大的，是有无限的光明的！

接着，我们一面进行了应变和整备的紧急措施。在湖南，特别是湖南东北部可能转为战地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行政机构的效能，必须先把所有省政机关预筹安置。

经省府会议决定，将各厅、处、会依次分批迁往预定的战时省会——沅陵，伤兵难民更由负责机关实施有组织地疏散。

为了疏散伤兵，不但公路客车交通曾经停了几日，还征发了机关及私人的车辆辅助运输。至于难民疏散各县，则规定一律步行，并由派任难民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率领前往，沿公路自带炊具，络绎于途，秩序异常良好。

当时，长沙的形色，正如某报所记述：“长沙市的街头，成天到晚是各种车辆的转动，各色人等的奔流。经过半个月的转移，长沙市的繁华完全退了色。到十一月上旬末，街市上整个儿冷清清的！”

冷落的街头，已出现了对敌宣传的日文标语，使这一个过去拥有五十万人口、熙来攘往的省城，平添了战时的景色。

我自己决定不随省府西迁，而以主席兼保安司令、抗日自卫团总团长的名义，调派少数人员，组成军事性质的行署，准备随战局形势而机动地转移，并选定邵阳为比较固定的驻在地，就近指导战区的政务，并策动展开广泛的游击战。

湖南毕竟成为第一线了，我感觉到我又站在抗战的前哨上！

我相信，自己是从容不迫地接受了伟大的抗战过程所赋予的新任务，准备实践“绝不躲避责任，绝不畏惧艰苦，与湖南三千万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诺言。

文如玉

（21）出巡湘西

1938年年5月中旬，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第一期各班次学员结业分发以后，湘中各县分人事都经过了根本的调整，我们的目光，乃注视到还没有十分安定、一向被视为“特殊地带”的湘西。

自从4月初沅陵行署成立，陈渠珍回到湘西以后，这一地区的情况，虽然有了初步的安定，但究竟还没有完全安定。

再则，湘西不仅在湖南是一个重要地带，而且，因为屏障川黔的关系，在抗战全局中，必然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根据地。

为了想实地考察这一个动乱的地区的民情风物，更希望从实地考察中，能够决定一个切实而有效的安定湘西、开发湘西的办法，我计划第二度的出巡。

原来，我也是预备同第一次出巡湘东南的办法一样，事先不给地方知道，随意去视察，但是，不能不先使沅陵行署知道。

行署陈主任知道以后，就提出一个请求说：“到别的地方去，可以不使地方知道，但是，湘西情形有点不同，最好能先知道。

况且，湘西人民多少年来，都没有看见过地方长官，也希望给他们一个接近的机会，所以，这次主席如果要到湘西来，希望预先可以给大家知道。”

他还建议：到一个地方去，要把地方士绅召集起来谈话，好让他们有机会面陈民意。

因为他这样讲了，所以这次到湘西去，事先由沅陵行署通知预定要经过的各县，同时，对不经过的地方，也把附近各县士绅的代表，集合在相当地方，等我在经过的时候见面。

同行的人，本预定为教育厅长朱经农，财政厅长尹任先，可临动身时，尹因接洽发行省公债事赴汉，没有同行，但是后来，他也赶到沅陵，参加到常德的视察。

此外，还有各厅处所派秘书、科长、督学、视察、技正等随同前往。

5月31日，我们从长沙启程，一共经过沅陵、辰谿、芷江、麻阳、凤凰、乾城、永绥、泸溪、常德、临澧、澧县共十一县。

可以说，是从上湘西走到下湘西，也就是从沅水流域走到澧水流域。中间从芷江到乾城的几天行程，完全是走的山路。

出巡的沿途，山川风物瑰伟奇丽，树木葱茏，使人感到山水之胜，风景之奇，全部行程，如果用旅行的眼光去看，可以说是在大自然公园中的游览，在画图中的赏玩。

这些美丽的山川，葱茏的原野，不但使人有锦绣河山的感觉，而且也减少旅途的劳顿。所以，我曾说：“湘西这一个地方，丢开别的情形不讲，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公园。”

这次出巡所注意的目标，与出巡湘东南的那一次稍有不同。

上一次的目标，是考察各机关与一般公务员的精神，和探访民间疾苦，是秘密访问的性质；这一次出巡湘西，对于人民生活，是一种公开慰问的性质。

其他的目标，则是在教育问题、治安问题、民众训练问题，以及人民自卫力量组织问题，至于对一般公务人员的精神和地方上的各种动态，也适当注意。

回到长沙以后，我曾经作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就（一）人民生活情形，（二）匪患问题，（三）教育方面情形，（四）民训成绩的表现，（五）民众自卫力量的发动，（六）经济建设问题，（七）公务人员的好与坏，（八）湘西士绅的精神等项目，综合地说明了我的印象和感想。

最令我不能遗忘的，自然还是人民的疾苦。尤其不能遗忘的，是在上湘西一带，每到一县时，人民拦路涕泣呼号的情况。

我这一路，收到的禀帖达四百余件之多，后来加以统计，请求惩治盗匪劣痞的是占第一位。其次，就是控诉地方官，以及乡保长等的压迫剥削。再次，就是诉讼纠纷。这个统计至少可以作为政治失修的反映。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说：

“讲起湘西人民生活的情形，可以说是过的非人生活。这些苦痛的情形，这些非人的生活，我们一般老百姓也许只会委诸天命，他们是不会有什么怨言的。

但是，在我们负着军政责任的，或许有些人也可以不把这些列为自己责任以内的事，使自己有负咎之感。

可细想一想：我们能逃脱这一个责任吗？根据禀帖的统计加以研究，就可以看到一般人民的痛苦，还不止于本身生活的贫乏，同时，在贫乏的生活中，还受着政治上压迫的痛苦。

那么，这就不能说与我们无关，这就是我们要负责的。大家看看人民是怎样呼号，是怎样迫切陈词，我们真应该要万分惭愧！

要是我们不能负起责任来，解除人民的痛苦，不但不配站在我们的地位，而且也不配做一个人！这是我们莫大的罪恶，莫大的耻辱！

希望我们各位负责的同志，要清夜自思，时时反省！错误要坦白承认，责任要坚决负起，不必掩耳盗铃，更不需粉饰太平！只要我们把握时机，负责去做，一切难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们的态度是：绝对不讳疾忌医，而要绝对指出病症，研究病因之所在，要求大家负责来医治，使一切恢复健康！”

从巡视归来，就我所看到的各方面的情形，我的结论可绝不是悲观的。

我曾说过：“湘西是有名的穷，但是我们到湘西看一看，觉得湘西实在是富。矿产之丰，林木之盛，民力之强，这都是富的条件。

可为什么还是穷？为什么我们湘西人民是过的非人生活呢？就是因为货弃于地。真正的财富一旦开发起来，那湘西实在可以成为一个最富的地区之一。要根本解决湘西的民生问题，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着眼点。”

关于人事方面，我也曾说过：“在腐败老大的环境中，湘西是有一个新兴的气象表露出来了，古老的湘西是渐渐地转变过来了，湘西是向着新生的路上走了！”

什么是这些迹象呢？都在我的“西巡半月记”中记述如下：

5月31日

晨六时，抵西站。出发前，就站外路畔民家树荫下，聚随行人员作小谈。告以此去湘西系抚慰人民，探求民隐，无论待人接物，均须出以亲切真诚之态度，切勿自视为省会官员，虚骄自用。

到达一地后，更须成绝酬酢，专心访察。遂将任务加以分配。是日，见各员均衣规定之夏季服装，似亦颇能为精神生色。

登车后，疾驶于行道树荫中，五月薰风，使沿途浅水低山倍添清丽。车抵益阳渡口，登裴公亭远眺河山，经农遥指资水下游，云：“去此三数十里，即所谓桃花江上也。”

下午一时许，抵常德站，酆力余同志以下文武人员候于道左，即就站畔旅店午餐。与力余同志略谈地方军政事务后，继续登程。

官庄以上，箐深林密，路转峰回，车傍滩流行进，恒见三五农民浴于一泓碧水之中，恬然自适。意者千载以前，殆诚如陶靖节先生描绘中之桃源风物欤？

途次，就一山坳农家休息，与一老者闲话田园生活。度其身世，或当为一富农。有子一人，曾受中等教育，云已赴沅陵应保长考试。余意即就此一端而论，新政殆已引起古老农村之波动矣。

俄而，一农妇负其幼子来，见座前所置香蕉，瞪视良久。畀以二，尚不知其为可食；告之，惊异与欣喜之情，交相透露。为之恻然。

斜阳映照中，穿过沅陵乡间二三村落，皆有民训人员率领受训农民，整队迎迓于路侧。车行后，雄壮之歌声犹可远闻。

暮霭自群峰中腾起之时，车尚蜿蜒于曲折之险路中，深山晚色，益显幽深。

7时左右抵沅陵。陈主任偕全城文武人员及中小学男女学生早于数小时前渡河接候，余心至为感愧。

夜宿行署，与陈主任闲谈湘西民俗。

6月1日

是日上午8时，出席各界欢迎大会，见有受训妇女参加，有长衣，有短衣，有天足，亦有缠足，唯精神已达一致，且能守秩序，知礼节。素无组织意识、未过集体生活之家庭妇女，而有如此表现，是亦不能不认为一种新气象。

下午4时，在行署接见沅陵、溆浦、辰谿、泸溪、古丈等县士绅，畅谈地方情况。其中数老者，特富劲直笃厚之风，古道热肠，弥深钦敬。

彼等认为，湘西问题并不若何严重，但若干年来政府无好官，民间无正气，或以湘西人民朴愿性成，遂专以榨压欺凌为事，于是治安日坏，民不聊生。

求治之道，第一厥在每县要一好官，而后一切方有办法。余深是其言。

余告以政治之清明固为安定地方建设地方之要着，而民间正义力量之形成，人民自卫力量之发动，亦正为澄清政治根除匪患之前提；

省府职责所在，自当慎选一县主官，以慰喁喁之望，唯亦深盼各地公正绅耆，以敬恭桑梓之心，致力福利地方之业，庶几政府人民通力合作，打成一片，克负建设新湘西之使命。

继而，与历经湘西各县视导民训之熊梦飞相晤，承告各地民训工作情形，以及不少可歌可泣之故事。

其谓无论穷乡僻壤、山陬水涯，均有民训青年活跃之足迹，以其精诚血汗，以其坚忍天真，在朴质之民众中，树立不可动摇之信仰，与所在地方深结难于分解之感情。

甚至，在土匪之心目中，亦确立不敢侵犯之威严，普遍为善良民众所欢迎，而为贪污豪劣之所畏惧。

其以绝对乐观之语调，誉为意外之成功。此盖余所信赖之青年，深入民间忍劳耐苦冒险犯难之成绩也。夏念及昨日沿途所见，相与忻然！

6月2日

本日日程为视察沅城教育情况，经农、玉鍪及随从人员等同行。是日，视察一所联立中学及两所教会学校。

三校相距在咫尺之间，而其办学情况乃有天渊之别。相形见绌，使人无地自容。以此推知国家之败，实有由来，不禁深怀忧惧！

当余等一入联中校门之际，恍如置身古庙之中，败壁颓垣，灰尘狼藉，无论讲人、讲物、讲事，均属腐败、杂乱、污秽不堪。

学生既无礼貌，教者亦欠精神。余见一教员立于讲台之上，手执课本，低头诵读，一如自拉自唱，初不问学生之反应、学生之感受力如何，亦不问其所讲解能否注入学生印象之中，殆真属不求甚解之教师。以此而言，近代教育、近代教育精神，实不知从何说起。

该校负责者邀其进休憩室中，室中腐败气息，令人不能久耐。辞出后，转入比邻两校，气象大不相同。

参观其讲堂、寝室，到处整齐清洁，井井有条，礼貌精神，处处周到。一切事象与精神，一切内容与外表，均非前者所可同日而语。

夫以一城之内，数步之间，乃悬殊若此，此中初无别故，唯在精神之不相及耳！盖经营该数校者均属本国之人，唯一则视教育为事业，一则视学校如地盘；一则在新兴气象笼罩之下，一则在因循旧习锢蔽之中，遂致背道而驰。

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一墙之隔，亦若相距百年，私心自用，衰朽自甘，初不顾及是否误人子弟矣。

在该校周围，见有无数“打倒”之标语，经农云：“此被打倒之人，即主张将联中改为省立之人。”且更以学生名义出之，具见其居心之坏。乌烟瘴气，实属糟乱无以复加。相与慨叹不已！

返行署途中，一学生装束之青年，含泪跪于路畔，吁请申冤。询其情，知其兄原任沅陵区长，守法奉公，不意竟遭恶霸之暗算，遂致身首异处。其事殊可哀，嘱陈主任加紧缉凶，从严办理。

下午，余召集民训人员谈话，十数青年精神昂奋，彼等任务将告结束，纷作继续求学计。

余深信，此半年实地民间生活，必能助彼等了解人生，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农民。将来蔚为国用之时，必将珍视此一过程在其个人生活史中之重要意义也。

午间，沅城各机关团体设席公宴，余峻谢于先，继而推代表来云，确为六元之新生活席，余曰：“即使为六角之新生活席，余亦不愿地方供应。”仍坚谢之。

余自信，绝非欺世盗名，唯一念时艰任重，地苦民贫，恒恻之深，实属匪言可喻。觉唯有力自检束，以求心之所安而已。

三区专员萧伯亨有电来，约往永顺一行。告以行程早定，因须赶于本月16日以前，回省主持干部学校第二期学员开学典礼，不克转程。约于佳日在永绥相晤。

6月3日

傍晚抵芷江，自南郊飞机场之边缘以迄城关之路畔，均为民训队员、中小学生之行列。偕席专员楚霖、张司令沛乾等同行行列中。

古城落日，犹有余晖，而此几千人之行列中，似亦映有未来光明之远景。所有民训队员、中小学生等精神均极为良好，在想像中殆非如此边城所可见者。

正午抵辰谿时，参加六三纪念大会，与当地民众见面。

会场一隅，有数老妪跪地求哀；出场时，拦路呼冤者又数起。或为出征军人家属吁求救济，或为控诉地方豪霸，或为民刑诉讼案件，请求昭雪，宛转呼号，情殊可悯。余心沉重已极，唯有一一慰之。

与辰谿民训人员会见时，数青年侃侃谈地方政事与人民疾苦，胸怀热烈，溢于词色。即当县长之面，亦痛指其非。此种正直精神殊觉难能可贵也。

晚间，延见七区各县代表。各士绅均能慷慨陈词，且充分表现不畏强御、敢于说话之精神，对于地方政务以及七区匪患之剿抚问题，亦有特殊见解。

士绅中，亦颇多因抗战而还乡之新知识分子，方以改进地方为职志。此诚不能不视为国家在抗战中一种新生命之萌芽，正与民训青年深入乡村同其意义。

余对各代表言：

“余深幸此来能与诸君相见，诸君凡所陈述与建议，均以地方公意人民利益为依归，而敢言之精神，尤为衷心所敬佩。余深信，此种精神即是民间之正气，有此正气支柱民间，地方必有清明之日。

七区匪患问题，诸君所见与余之所见正相同，其症结厥在失意军人之作乱。余当嘱沅陵行署以痛剿为方针，早日敉平，毋使滋蔓难图，终成积患也。

余在省城一再表示：在省府之立场，绝对愿多听人民说话，以作为对于每一问题探讨抉择之准绳。吾人宁愿多找麻烦，但绝不愿人民多受痛苦。此为省府同人服务人民之一贯方针。自余以下，盖无时不以如何解救湘西人民于水火之中为职志，唯望地方公正士绅相与努力，共底于成也。”

关于地方教育问题，各地代表均曾提出意见，佥以学校地点配备偏枯为弊，由经农详加解答。余约经农同莅湘西，固在探求如何改进湘西教育，充实湘西教育，使能与湘中、湘南平衡发展也。

代表散后，与席专员商飞机场征工舞弊一案。此案现正为各方注视之中心。到芷后所接禀帖，关于本案者已有十数件。余必有以妥慎处之。

6月4日

今日民众大会场中，有自附近乡间自动赶来参加之民训壮丁，凡数千人。一派农民装束，掩映于长矛土铳之间，以与服装整齐之学生行列相比，适成一对照。

登临台上，检视此辈初受集体生活训练之农民，余心之快慰不禁形于辞色！余得见农民之朴质感情，在受大时代中之锤炼。新事物之体验，新生活之影响，使其多少年来沉埋于压榨下之精神，获有高度的发扬。

余坚信，民族之新生命正将随此破衣破帽的群众之觉醒而来，而真正抗日自卫力量之基础，固亦在刀矛土铳无穷威力之中也。余对到会群众深致慰勉之忱，群众中泛起天真之笑意。

此间，素以民风强悍著称。余曾以此征问地方人士，据云：附近有一乡村，风气异常奇突，居民一若好杀成性，十一二岁之幼童即身佩利刃，动辄相斫杀。其尤奇者，如刀出鞘而不获杀一人，亦必以犬豕为牺牲，务使出鞘之刀血污而后已。

嗣后，又谈及一故事，云：曾有某姓父，密征邻人杀其亲生子，且悬五百元为敬，邻人应征而往。入门忽有所踟蹰。自思此何等事，万一如有别情，岂非自投罗网？因不敢前。

继而又思，白刃既已出鞘，再以之入，又乌乎可？遂一鼓作气，杀其子而出，竟携五百元以归。如此残忍离奇之风气，殆人间之所罕见罕闻！

余初不置信，唯说者力言其实。然则此种原始风气，或即所谓“蛮性之遗留”欤！？惜限于行程，不克亲往察视。

湘西一带地方，民性劲直无邪，恩仇必报，诚属一显著风气。阳明先生曾云：“沅民性与道相近。”如果得负政治教育之责者潜移默化，因势利导，则去短撷长之日，亦即拨乱反正之时。故社会风气之清纯，正有待于教化勤施之力也。

是日，为访查飞机场舞弊案，费去不少时间，舆情极为愤慨。良以飞机场之修筑，历时甚久，民工均自邻近各县征来，且有在四五百里外者。

但徒以管理无方，不仅持久无功，倍增人民痛苦，抑且灾疫流行，民命亦有极大损丧。余亲往勘查，不忍卒睹其惨苦，爰命席专员驻芷督工，限期竣事。

至于舞弊案中要犯唐立成，供证确凿，决定处以死刑，以平民愤。另一要犯杨毓桓以身为地方党部主委，且案情较为复杂，决定饬将全案及杨犯解省鞫讯，期无枉纵。

深夜饬秘书将命令缮就，于明日黎明出发前，密交保安第一旅张旅长及芷江赵县长，遵照执行。

连日到达各地，均有小学生在站守候。守候时间甚久，殊非幼年体力所能胜。在沅时，即曾嘱行署人员饬知各县毋许小学生参加迎接，且亦不必参加大会。

闻昨日来芷时，小学生亦守候半日，今日大会场中，亦有幼童行列，余心极感不安。嘱秘书电沿途各县重申前意，切戒铺张。

6月5日

黎明，乘肩舆发目芷江。北郊外万株绿柳，一湾清溪，晨光熹微中，朝露未收，林间漫溢清新气息。

民训队员就数里外之村落中，燃土炮作礼，此或亦为旧农村中之新动态也。告别远送之群众，数百高级小学学生跣足草鞋、短裤戎装、精神抖擞之姿态，深留印象之中。

全日在荒山中行进。沿途极少村落，罕见行人，俨同原始山林。暗云含雨，阵阵灑道，途为水浸，泥泞难行。随从人员中颇多踉跄踬扑者。暮抵麻阳，历山程九十里。

上午，在一贫困之山村休息时，曾于过路亭中与一农民谈话。询其生活情形，无言以告，其面容之愁惨，不啻沉默之说明，芷江飞机场之修筑，予此贫困山村以极大之影响。

据云：彼等一保办理征工，规定每甲应出民工二人，服役五日；如欲免除工役，则应以两元为代工费。如未按照规定日期先期到场工作，则催工胥吏来临，又须以六角之催工费为敬。

民有饥色，工有病容。为政如此，国将奈何！偶睨墙头，则派捐摊款之字条，斑烂驳杂，不一而足。民生凋敝一至于斯，苛杂之烦又如此其烈，余不忍深思，唯望桥头流水，寄予无穷感慨而已。

政治之彻底清明，盖尚有待于悠长之来日也。

临行时，嘱卫士畀以一元以作茶资，农人审视良久，似不知所措也者。询卫士指余谓何如人，卫士以实告之，益增其惶惑。

山间岁月，远隔市风，朴厚天真，乃成为乡民之本色。此可喜处，亦正可怜处。

午间，在另一村落之保长宅中用餐。壮丁数十人，由一民训青年率领，荷枪候于村外。宅中有自沅陵分发来乡之农村放款人员，尚未展开工作。

餐次与居停主人谈及治安情况，余询：“居此深山环绕之村中，亦以匪为惧否？”主人云：“此处有破枪数十杆，匪固不曾侵入也。”为言往事，云匪曾数次来扰，均被击退，村民组织较强，故能应付非常之变。

距麻阳十数里之一村落，民家竟设坛鸣爆以迎，余不知何以接纳此种非分之隆情。人民责望愈殷，是则愈增内心之痛楚耳。

晚间，召集当地士绅及公务人员谈话，县长不理于众口，业已称病他行，在沅时，已决定予以更换。

麻阳情况真糟乱如麻！因其僻处边区，交通梗阻，于是地方官吏，得以无法无天。比较观者，唯赖一批英勇青年孤军苦斗；亦唯有此民训人员可为边城生色。

召集彼等谈话时，述及人民在政治压迫下之痛苦，及地方上之黑暗情形，几至潸然泪下。

据云：彼等赴民间工作之时，必须郑重声明系余所派来，否则必遭极深之仇视，以至无法动弹。伤哉，民怨之深，乃至于此极！

夜十一时许，晚膳后，检视数小时内所收禀帖已达二三十件之多，几尽属呼吁诉讼之不公平，与夫苛杂之不胜负担者。字里行间，已将地方政治情况映照无遗，固不待民训人员痛心之泣诉也。

中夜彷徨，未能入睡。

6月6日

自麻阳来凤凰途中，气象较昨日所见为佳。沿山遍植桐茶，一派新绿，景物怡人。高冈之上，恒见茅舍栉比，一如蜂巢，询之土人，则谓原系避匪移居。又指另一峰巅云：村民在此，曾与匪相持数日之久，山麓犹有被焚房屋之残迹也。

沿途所经村落，均有村民自卫队整队相迎，道路亦经临时修整。凤城附近，且有佩自卫臂章之指路农民，立于路口。一般组织表现甚强，盖亦在民匪斗争中而成长者。

凤凰全境自去年秋季以来，几乎整个为匪氛所笼罩，乾城事变发动之时，凰县曾被围攻数日，卒在全力抵抗中，幸能保全元气。

龙部收编以后，地方秩序渐告恢复，唯乡间散匪未清，居民仍不能安枕耳。现负清剿责任之谭司令治平，及县长谭巨涛，均属精明干练之才。

谭司令于匪乱时即以绅士地位，以组织人民力量为己任，大著成效。余意地方有一精明干练之主官，益以一批富有廉正勇勤精神之干部，再加以士绅之合作，善用政府威权与人民力量，地方事绝非不可为。

此间为屯边重镇，市廛中饶有中原风味。房舍整齐宏伟，为所经各县冠。玉鍪先生居此数十年，其仁爱侠义之风，在民间构成坚强之信仰，是绥靖湘西之适宜人选，余信余之所见不差。

6月7日

上午，仍照例与公务人员地方士绅等相见一堂，一十余龄女童代表致词，甚可喜。

与地方人士研究匪患成因，大致可归纳为：

一则山多田少，耕耘不足以自给，加以豪强兼并，捐税如麻，于是以当兵做匪为必然之出路。

二则由于历史之沿革，在往昔屯边制度中，即以兵农合一为基础，一旦基础破坏，只有为匪之一途。

三则地理上之环境又助成其便利。

据云，在湘西一带，为匪乃一极简易之事。如能执有一枪，一开始即可杀人越货；否则亦只须掳一耕牛，拖往川黔边区一带制造土枪场所，即可易得一枪；既有一枪即能入伙。

四则政治力量之薄弱，复助长匪氛。初则任民与匪争，继则纵匪逼民，终则逼民为匪，秩序乃不堪问。

如此以来，既有生计之驱逼，复受风气之熏染，更有山林之掩护，复无政治力量之防闲，于是，凡有一枪可用之人，均群趋于上山吃粮之一道，此所以使边区不易治也。

凡此数因，一言以蔽之，厥在“管教养卫”四字未曾做到一字。长治久安之道，固待于正本清源，非单纯以军事力量所能使每一乡村臻于静谧安宁之境地。

傍晚登山远眺，楼阁掩映于群峰流水之间，玲珑秀美，如入画图。何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不能相合也！转捩之机，要在人为而已。

6月8日

晨兴甚早，烟雨濛濛中，渡河沿古大道至乾城，道畔尚保留昔日防苗旧迹（旧碉堡），断续数十里之长。今日，苗胞已不复成为异族，唯汉苗间之仇视隔阂仍深，此亦湘西问题之另一特点。

抵城时，与张专员星舫及谭司令目侯等欣然会晤，道路两旁亦为群众之整齐行列所蔽塞。半载以前，此城曾为龙部所陷，景物凋零，今则生气盎然。

观夫学生民众以及文武人员所流露之精神，余告星舫先生：劫后边城，其景象殊非始料所及也。

星舫先生以一学者居现职，以儒家从政精神刻苦笃实，仁民爱物。平日恒芒鞋简从，深入农村，勤求治理，一如小驷巡乡、甘棠听讼之往事，风气乃为之一变。乾城民众殆无一不知此“好好先生”之父母官者。

晚间，吾与其谈全区政事兼及教育方面情况。湘西小学教师一般待遇之低，殊堪慨惋。最多者仅月得十二三元，少则七八元，或五十串钱，亦有以四五十石谷为一年之酬报者，其清苦可知。

如此菲薄之待遇，自不能吸引良好师资，于是，乡村教育乃益速其落伍，间有六七十岁之白发老师，犹与数十儿童相处一堂。

余意将来保学制、乡学制施行以后，更必须在待遇上加以改善，使教师生活得以安定，情绪得以提高，庶几乡村知识分子可以留住于乡村，不致转为城市之游离分子矣。

关于苗胞问题之解决，当以教育为入手。第一步须培育苗族青年，使先成为一进步的领导力量，则蒙昧中成长之传统成见，必由淡化以至于消灭。

星舫先生云：距此十数里之所里，有一特区师资训练所，专为培养苗区教育人才而设，办理尚见精神。明日拟往视之。

6月9日

上午在民众大会场中，对乾城新气象深致嘉许。是日，除县城各机关文武人员外，亦有自所里及附近数十里内乡村赶来之学生、民训壮丁及乡保长等，会后巡视各机关，亦均井然有序。

昨晚以至今午，所收禀帖仅数起，多属遭匪乱而吁请救济者。余以为，每一事实，无论其为善恶，固必然有其真实之反映。所谓事实胜于雄辩，信然。为政之道不难，唯视如何力行而定。

今晨，余曾就事在人为一语加以发挥，盖欲求湘西之治理，首当注意于人事之清明。

一则古朴民情趋重于德化，必求忠信笃敬之才，方可善尽抚循之道；二则愈边远之县，贫者愈易逞其私，懦者亦愈可掩其弱，而地方政事乃不堪闻问。

又闻，湘西人民对昔日官员仇恨甚深，概詈为“沙脑壳”，乾城事变中有加以杀戮者。转移风气，重在用人；变易视听，尤在所用之人能亲民勤政。非然者，官民和洽，事岂易言？

启程来永绥途中，曾赴所里苗区乡师视察，办理确见精神，初不因经费拮据而贬其成就，学生初作苗歌以示欢迎，余心甚感，勉以化育苗民、启迪湘西文化为己任，检阅学生日常生活，觉唯有刻苦二字可以形容。

沿川湘公路行抵永绥城。沿途山峰挺秀，公路穿矮寨盘旋而上，凡十数匝，抵于巅，形势之雄，叹为天堑。

此路兴筑时，曾自湘中各地动员数万熟练民工，开山填水，死于矮寨工程之上者，据说达二百余人。寨上有殉职员工纪念塔，刻石纪其事。

迄晚，三区专员萧伯亨尚未见来。就公园内寓所与永绥、保靖、龙山等县绅耆共叙民间情况。

座中，亦有曾于三月间在省垣商讨屯务时一度相见者，因复就屯租问题有所论列。而治安情况，据告殊不见佳。

此一地带情形更有其特殊之处，盖以接壤川边，积年成为匪窟，抚不能清，剿不能彻底。匪患所以滋蔓难图，除政治上之弱点外，更有省界上之障碍，故无论剿抚，均不易为功。

某一士绅曾慨乎言之，谓永、保、龙、桑一带半属所谓大王之势力范围，固不易得正常政治之保护也。伤心民瘼，久未去怀。

本日，始接到省府陶秘书长电告长沙伤兵滋事情形及处置办法。复电告以只许严密监视，促其就范，并须分别首从，妥慎办理，以迅速平息事端恢复秩序为要着。

6月10日

清晨，萧专员偕永顺士绅二人来见，似一夜未曾合目者。询以故，据云：自永顺启程时，预计昨日到，不意阻于大水，昨抵保靖城时，天色已暗，唯沿小道徒步通宵行进，幸于黎明前赶到，否则又虚此一行矣。

因就庭前石凳上，余与其相谈，述及各县人民生活，谓沿途未见有食米之家，亦无燃灯之屋。乡民所赖以为活者，唯包谷荞麦等杂粮，菜蔬则自山间采拾野菜，晒干后，加盐少许，即以佐餐。途中，他亦曾尝此风味。因此，贫民全年生活所需仅一元左右。

余讶其言，乃详计以告：乡间每一元可易制钱八九串，而一担包谷约值五吊许，如此则以一元之资，可得包谷一石四五，再益以荞麦之属，即可敷一人一年之食。而乡民除糊口外，固无所谓其他消费；即有余资亦将备为不时之需。

鹑衣百结，非所顾矣。地方之乱之糟，人民之穷之苦，苟非身经目击，实不易知，知之亦不易信。谈次为之泫然。生民憔悴，疚痛何如？以视湘东南各县农民尚可日食米饭三餐，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矣！

10时，自永绥东下，抵于排碧场，在一苗胞乡长家中午餐。餐罢，主人劝作小龙洞之游，颔之，以肩舆去。

途畔有汉苗同胞数十人肩长短枪，荷刀矛，排为行列，鸣爆以迎。为首者云将护余前往。告以毋须，而坚持不可，因鸣号以进。

号音初无节奏，仅可代表一种愉快心情，亦正由于此种素朴情趣，殊令余不能忘怀山野农民之纯真可爱。以农民体格之壮健，精神之旺盛，自卫意识之发扬，果加以政治之训练，严密军法之部勒，则所有深山穷谷之健儿，必将以生龙活虎之姿态，参加卫国卫乡之神圣事业，其气象之盛，盖可想见。

今晚过泸溪，返抵沅陵。尹任先厅长在汉事毕，已于日前到此相候。

6月11日

竟日与尹厅长、朱厅长、陈主任等会谈湘西亟待解决之各项问题，并审查行署所提出之安定及开发湘西各项方案之草案。

就巡程中所见湘西之表象，人民诚在水深火热之中，亟待振拔，唯根本解决之道，初非短期内所可观成。而就湘西之实质论，以其蕴藏之富庶，民力之充实，民情之勤朴，实可开发成为一理想之地区。

如何加强军事肃清匪患，改进政治发动人民；如何推广教育提高文化，兴办工业富裕民生；如何标本兼施，缓急并进，要在善为运用。

余对各地人民所作“至少使湘西与湘中湘南平衡发展齐一进步”之诺言，在原则上予以贯彻，在事实上予以表现也。

决明日启程赴常德，转往澧水下游。

6月12日

雨中别沅陵，过桃源宿于常德。力余同志方卧病署中，今日不及往视。地方人员初以武陵饭店为招待所，嘱新任郑县长退之，仍宿于县府。

巡视县府，见力余同志在任时，曾将余3月7日在纪念周中，重申树立善良风气报告之要略，缮为横幅，并附跋语，悬以诫群僚。

力余同志坐镇此间，以整肃地方为职志，尤注意于社会风气之转移，而于清理地方财政，更不遗余力。读其跋语，其苦心有足多者！

晚间，召地方各机关各公团代表聚谈。会场间所流露之气象，迥不若上湘西各县所见之真诚热烈。

就余平日所见，大抵农村社会风气古朴可爱，而在小城市中，大都市黑暗面之颓靡腐败，以及内地乡村黑暗面之懒散消沉，交织成为一种市井气，令人见而生厌！狡猾、敷衍、虚伪、欺骗，谈吐仪表之间，均属显而易见。

余曾询一所谓民生工厂之负责人，其工厂内容种种均未见一合理而真切之答复，徒以支吾其词为应对方式，使人感觉真有无可告人之处也。

据视察人员报告，在较富庶之县城，多有此类所谓慈善机关，借办理公益之名，行侵占公款公产之实，除招牌以外，别无任何足纪之内容。地方之穷，厥故即在此种蠹蚀之弊。

6月13日

上午8时就党部礼堂，对各机关团体人员讲话，晓以常德在未来战局发展中地位之冲要，勉以振作有为，对于地方风气更三致意焉。

党部礼堂中，总理遗像及党国旗均已水渍斑烂，两旁所悬先烈像亦为尘灰所蔽，精神之颓败，一目了然。

在上湘西数重要县份，党部及党部重要人员均颇不理于众口，芷江党部主委杨毓桓一案特其甚焉者耳。

赴专署晤力余同志于病榻后，继往参加第二期妇女训练毕业仪式。全场九百余人，服装整齐，精神严肃，其中有百余人为妓女，亦极有规律；即中年家庭妇女经训练后亦能表现活泼之精神，是不能不视为改造社会运动中之大波动也。

本日，又巡视数所学校。一职业学校，其办理之腐败，与沅陵所见之联立中学堪称伯仲，校中附设之工场，所置纺纱机均已生锈，门口所悬学生门牌亦已生霉。

经农将门牌摘下，持以示引导参观之校长，受者似毫不介意，一似此为无关宏旨之小节者。

余忆当时曾举一实例，以为忽略小节者戒。俄国沙皇时代，日俄战争未作之时，日本有一武官参观俄舰队之演习，偶以所着洁白手套触扶梯里侧，为尘所污。归以奏天皇，断为俄军腐败，可以一战，一战竟胜俄军。

吾人以常情度之，其判断并非过甚，而确有至理，观夫该校管理腐败至此，其教育成绩宁堪追问？此其为害，实不止误人子弟而已。

次之，在其他各校中，亦发现不少缺点。在某校，余曾就学生课桌听某教师授课，久之，毫无端绪，竟不知其所云。

在另一校，某教师正授世界地理，教师未作一图解，课室中亦无巨幅挂图，于是地中海、直布罗陀乃至好望角，其位置形势均非学生所得而知，一如空中楼阁者然，此种教授方法如何能有良好影响？

我昔年在德国某校中，曾参观某教师授历史上普法战争爆发前之一节，指一学生饰威廉第一，另一学生饰俾斯麦，于是摹拟当时君臣商讨情节，一如历史剧之演出。其给予学生印象之深，了解之切，盖有其必然，初不系乎受学青年之是否刻苦向学也。

复次，余曾就学生自修室翻阅学生课本，其中极少保持清洁，多拉杂涂写，亦有在每一课本上必缮其英文译名，且如出一人手笔，询以原因，则云均系英文教师代写，用意如何，诚属不解。

凡此均为细微末节，唯亦正在此种细微之处，乃真确透露现行教育上之缺点，深感教育精神之败坏可忧！

余与经农谈视察湘西教育之结论，认为就组织与人事，精神与礼节，课程与教法各点而言，均有彻底改进与整顿之必要。

学生之好坏，视教师为转移、学校之好坏，则以校长是否尽职负责而定。故对于慎选校长教师，更不能不切实注意。此为吾侪负责者对国家根本大计及民族后代青年不能不尽到之责任。

下午，自常德启程，经临澧至澧县，沿途所见人民生活较上湘西为优裕多多。以澧城而论，其富庶情形远非沅芷一带所能比拟，然地方风气则又相差远甚。贫瘠之地民勤，富厚之区民惰，正与“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同为两种气质之对照也。

6月14日

昨夜曾与澧县士绅谈话，此间引为最大的隐忧，厥为水患。水患之难治固由于自然之障害，亦由于人事之不臧，在沿湖各县水灾以成为普遍之严重问题，而水灾救济则又成为众所皆知之利薮。

所谓灾官、垸蠹之流，即恃此为发财机会。人间罪恶盖未有更甚于此辈凉血动物之所造成者！风气所趋，地方公正士绅可闻而不可问，地方人民敢怒而不敢言。

昨夜，士绅告余，民国二十四年澧城曾为洪水所淹，城墙亦为冲破，灾情极重；水退后，即有人提议修城筑堤以资防范，迄今不能成议。一则兹事体大，需费约两三万元，筹措不易；二则款即可筹，事无可举，因官既不可靠，民亦不愿来，于是迁延数载，空议依然。

每逢洪水大发之时，全城民众未有敢安然就寝者，深惧洪峰一来，即遭灭顶，其痛苦情况如此！污政固已患逾洪水，而地方正义力量不存，其为祸患正不知伊于胡底！

余观察地方消沉情况，不禁感慨万端。古代所谓修桥补路之风，亦已不见于今日！在湘西某城中，阳沟历百十年而未整，亦正由于地方领导之无人耳。

今日大会场中，余曾告在场听众巡程中所见上湘西人民生活之至痛极苦情形，谓之以澧水下游与沅水、酉水一带情形相较，诚有天堂地狱之分，唯凭借厚者必须善用勤劳，方可保持生活水平于不坠，更须培养民间正气，而后可使地方蒸蒸日上，民生于以乐利，民力得以增强；非然者，亦徒见其空虚凋敝而已！

此间教育极为发达，亦颇见精神。土地陈报制度亦将试办成功。此可视为可喜之现象。

正巡视学校时，路局人员来告，沅水澧水均在暴涨中，恐路阻，因即成行。过常德，水已薄城，车田轮渡载往德山后，循公路经益阳、宁乡，返抵省垣。

自31日出发，至今日完毕巡程，适为半月。限于时间，每至一地不克作深刻之访查，实为此行之缺憾。冀异日政务稍暇，当赓续巡程，求更进一步之印证也。

文如玉

（23）开源与节流

湘西出巡途中，按照约定，财政厅尹厅长从汉口转到沅陵，我们在这里相见。

他告诉我，之前所拟定发行民国二十七年度建设公债一案，中央已经核准。

这项公债，债额定为一千八百万元，其基金系以官营事业盈余及钨矿业盈余拨抵。用途方面，决定以票面五百万元拨作省银行准备，三百万元增加其资本，八百万元拨充建设费用，二百万元拨充国防紧急支出。

至于消纳方面，除省银行之八百万元可径以公债抵充外，其余一千万元即由财厅筹划周转，调剂运用，不采用附加以及其他派募方式。

因此，无论就基金或消纳方法说，都不会增加人民任何负担。

在拟议之初，我们确实也经过了周详的审虑，有人很善意地说：“主席一来到湖南的时候，就提出了‘调剂盈虚，不增人民负担’为财政之基本原则，同时，在两大方案中，也特别专立一章，说是‘方案之所需经费以不增加人民负担为原则，由省政府统筹支配’，虽然发行公债的计划是如此，恐怕在影响上，还是要引起人民的疑虑的！”

然而，再三考虑，我们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许多与国防有关的事业，如保卫湖南的国防工事的构筑，有关国防资源的开发以及有关国防工业的兴办，都需要钱，这些费用又不是省库所能供应，那就不能不谨慎地去筹措。

按照公债计划的内容，可以说是还能符合不增设捐税而能筹集多量财源的原则。至于人民方面的疑虑，那当然不能说是不会有，然而，事实将是一个最有力的佐证。

我曾检讨，我在财政上的设施，自信是问心无愧的。

在我到任不久后——1937年12月中旬，我就让省府财厅拟定了一个财政调整计划，进行多方面的整理调度与改进，希望做到统收统支和财政合理化的一步。

原文第二条规定：预算外之支出，除国防用费外，如无收入来源，不得请款。

从这看出，我所坚持的一个方针，可以说明许多事实。当然，我也承认在我任内，是用了不少钱的，然而，所有这些钱是用在国防工程上，是用在与抗战有关的事业上，我没有把人民的脂膏血汗用来粉饰升平，作无益的浪费，这一点差堪自慰。

那么，所有要用的钱是从哪里来呢？讲起来源，不外两个：一是开源之所入，一是节流之所得。怎样开源？“开合理之源”。怎样节流？“节不必要之流”。

我曾说过：“财政这一部门的整理工作是我们建设国家、建设地方的重要基础。没有钱不能做事，要做事就得要钱。

善于理财的人，善于运用钱财的人，一定不愁没有钱做事，而且一定能以很少数的钱做很多的事。

开源并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节流也不会减少工作的效能。就是要在不增加人民负担而又能增加工作效能、扩大事业成就的两个似相反而实相成的原则下，调剂盈虚，斟酌缓急，自然能使所有的钱尽得其用，用得其宜。”

我所实施的开源办法，首先要举出的就是这个一千八百万公债。尽管数目很大，可是人民负担实在没有一点增加，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开源之道。

其次，如果一定说有什么增加人民负担的话，那或者可以举出紧接着公债的发行，于八月一日实施的屠税制度的改革。

改制的内容如下所述：

“本省各县因财政困难，以致改善地方政治、健全基层组织，以及办理教育，建设自卫之要政，均为财力所限，不易推进。本府再四筹维，认为非以省库收入，扶助地方，不足以资促进。

特于省库万分困窘之时，将本省屠宰税向归省库收入之六成，每年五十余万元，自二十七年八月起，全数拨作地方教育经费；尤以边远贫瘠县份，决予以充分之补助。

但地方事业经纬万端，虽有省库收入之屠宰税五十余万元，拨作补助，仍复不敷甚巨，若不调整税源，增加合理收入，则县地方政治事业仍难望充分发展。

按本省屠宰税税率，较之他省向极低微。即以广西而论，该省现行税率，宰牛一头最高已达七元，猪一头最高五元，羊一头最高一元六角，以视本省之宰牛一头征税一元，猪一头征税四角，羊一头征税一角五分者，悬殊不啻霄壤。是本省屠宰税税率，实有增加之必要。

参照桂省办法，斟酌本省情形，重新规定：计宰牛一头征税五元，猪三元，羊一元。其原来征收之牛猪羊产销税，及各县原有之屠税附加，统应一律取消；并将屠商每半年换一次之屠业证，改为一年换领一次，证费仍旧。

各县情形不同，加税之后，富庶县份增加收入甚多，贫瘠县份所得仍属无几，各县政治事业，即难望平衡发展。兹为矫正此项病态起见，除将各县屠宰税原归省库收入之五十余万元补助边远贫瘠县份外，其富庶县份屠税收入已足敷该县开支者，所有原由省库补助之经费，即予停发。

为维护农民副业计，限制屠商不得将此项屠税，取偿于豢养牲畜之户，只准适当提高肉价，使增加之税由消费者负担。在肉食之家所受影响甚少，在屠商方面，亦毫无损失，而地方已得莫大助益，亦即可为人民谋实际之福利，实为合理之税源。”

我想，这一个税制，无论就法理讲，就事实讲，都是比较合理的。即使说是增加了肉食之家的负担，然而这种负担似乎是不足以为诟病的。

照我们当时的推算，这一个办法施行以后，税收可以增加五六倍之多，如果再剔除征收积弊，办到涓滴归公，单以这一项原是很微末的收入而论，也就很可观了。这不是不增加人民负担，而有助于地方事业发展的一例吗？

再次，还有一个简捷有效的开源方法。有一次，讲到整理地方财政问题，我对干部学校学员曾经讲过：

“现在地方上穷是事实。但是为什么穷？是因为所有公款公产都是落在一些土豪劣绅的手里，以致弄到民穷财尽。

要是我们能把地方财政整理好，把公款公产清理起来，那也用不着增加人民任何负担，就可以开源，就可以使地方财政富裕起来，足够做有益的开支，办革新的事业。”

我又举出广西的情形作一个实例。广西建设之成功，是得力于基层建设之成功。基层建设之成功，必有赖于地方经费之充足。

据调查所得，广西乡保长都有足敷生活的待遇，而湖南当时的情形是怎样呢？每个保长每月的办公费是国币一元，还要打一个九折。

但广西是有名的穷，为什么他们能够办到这一点呢？

有一次，白健生路过长沙，我顺便同他谈起这个问题，他说：

“要整理地方财政不难，只要杀掉几个恶贯满盈、人民皆曰可杀的土豪劣绅，马上就可以把地方财政从把持剥削里救出来，一年就可以增加几百万的收入，就可以通通用到地方上。”

广西建设的成功，也许是得力于此吧？不一定要用这样的方法，但切实清理地方上的公款公产，无疑是应该肯定的开源办法之一。

如果再加以节流，地方财政一下剔除了中饱之弊与浮滥开支，一年几百万元的增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谓节流的办法又是怎样呢？我在施政纲要上，有“裁并不必要之机关，停办或紧缩不急需之事业”的明文规定，更于二十次省府常会上确定裁并骈枝机关原则，特别适应于地方情况。

除开上节所谓的开源与节流之外，想到财政上的措施，还可以举出两件大事和两件小事，说明我对于财政问题的态度。

所谓两件小事：一是废除苛杂，严禁非法摊派；另一件是严禁私钞，统一辅币发行。

所谓两件大事是什么呢？一是预算制度的确立和二十八年（1939年）预算的制订；另一件是超然主计制度的施行——会计、审计两处的先后成立。

对于一切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我以为不应该以一种“讳疾忌医”的态度加以掩饰。

为了国家着想，为了人民着想，在国家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种种的努力，对保留封建政治本质的种种残余予以无情扫荡，绝不能也绝不忍使人民永久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可悲状态之中，而不予振拔。

我曾接到很多报告，也看到很多记载，同时，也在两度出巡中，证实地方苛杂非法摊派之多，榨压之烈，实在是不忍尽言。

试问，一切取之于民，一切派之于民，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随便巧立一个名目，随便派捐摊款，派了摊了还不够，还要勒缴勒追，这究竟是成何景象？

我曾经很痛切地讲过：“这种政治，实在除暗无天日以外别无第二内容！国家受害之巨，人民受苦之深，实已至于极度！”

每一次，我读到报纸上记载着各种无奇不有的罪恶情形，心里常常发战，这种现象实在是“国无常道，民苦倒悬”！

谈到私钞充斥的情形，不但一县有一县流通的市票，推而至于一区一乡一镇甚至也是一样。不要说一个政府机关或是什么钱庄银号可以发行私钞，甚至一个豪绅或是一个富商也可以非法印行。

一个地方官可以和地方上人随便商量一下，就发行大量的流通券；一个商号随便向政府机关运动一下，也可以发行几千几万的私家纸票。不要说没有什么现金准备，而且发行的数量也没有切实的稽查，兑换的情形也没有人过问，就是印刷之坏，也是不堪寓目。这样的无政府状态如不严行禁革，实无以谈财政，无以对人民！

在严禁摊派、取缔私钞这两件事上，我是用了很大的决心，除了办过一两件案子以外，更制订了详细的办法。这虽然是些小事，但是对于人民的生活，却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在政治上，也可以说是执行反封建残余——非法剥削与经济割据形式——的任务。

讲到财政的彻底调整，对于紊乱制度的纠查取缔，仅可以视为消极的一面；而就积极方面讲，如何使财政制度充分的合理化，实在是当时的一个紧要议程。

这就是要确立近代财务行政的程序，实现行政、会计、出纳、审计四权分立的综合组织，使财政基本地从封建形态中，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因此，在权力范围以内，我们确定了预算制度，要做到满收满支，同时，改革省县金库，充实其机能。至于会计、审计方面先后呈请中央遴员组织，会计处及审计分处也在任内次第成立。

这样一来，我和财政尹任先厅长都感到十分的欣幸，因为，这样便不愁财政不会不公开。而且我们有了一个拘束，也就是有了一个规范可循，不但将使财政可以有条有理，而且更可以进一步促成政治的清明——贪污浪费的恶习即使不能绝迹，至少也可以减少。

同时，由于这项制度的完成，我们以更大的谨慎，更大的苦心，经过了几天的争辩，在1938年年底，把1939年全年度预算编成。

想起这一幕，我也有着不易遗忘的印象，当时，争辩激烈，情绪紧张，常常相持不下。

任先厅长在那几日的生活，真是四面楚歌，我也不能不为他叫苦。当时制订预算的方针是什么呢？鉴于一般开支的浮滥、预算的庞大，以及行政的混乱，我们执意要确立一个严密合理坚定的预算，不容有一点变更，要确实做到预算以外的收不能收、预算以外的支不得支的一步，并力求收入与支出的稳定平衡。

因为，大家都以一种至诚至敬的态度坚守自己的立场，于是，在预算会议中形成了极严肃的争执。任先要应付四面的围攻，真到了舌敝唇焦的一步。

平息那一再出现的舌战紧张的局势是很感困难的。然而经过无数次的折冲，终于完成了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符合战时财政原则的预算草案。

当时，着重提出的，自然不是这一个预算的字面，而是包孕在里面的力求撙节的精神，严格守法的精神，以全力支持抗战的精神。

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所有财政上的设施，毫无疑义，是应该用以加强抗战准备的。

文如玉

（24）对于教育的认知

从湘西巡视回来，对于教育方面的印象，使我有着很深的感触。我和朱经农厅长商量后，决定在八月初召开全省教育会议，来检讨并研究全省教育的改进事宜。

自从到湖南以后，虽然是以全力先打下一个政治的基础，但也时时刻刻注意到教育问题，同时，我的感情也常常被教育上的许多问题所激动。

譬如，在最初我计划发动高中以上学生，在教职员领导之下，分派全省各县担任民训工作，而不得不暂时把所有高中以上学校停办一二学期，一个教育问题就来了：“这样不将使国家百年大计的教育因而中断了吗？”

其实，照民训计划的本质说，何尝是中断了教育呢？因此，我说：“我们是在这个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为了适应战时环境、战时需要，要给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也就是国家民族复兴的青年战士，以新的教育，以必要的教育。

学校停办一年半载，对于国家社会实在并无多大影响。照外国的教育制度，高中学生都要当一年的志愿兵，外国在平时就这样做，难道我们在战时还不能这样做吗？”

后来，黄任之（炎培）先生路过湖南，我把民训计划和我的意见告诉了他，请他指正。

他回到汉口以后，特意草拟了一篇《对于湖南省大规模发动知识分子组训民众的意见》寄到长沙，在最后一点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宝贵意见。

他说：“下乡服务时，倘能以教师之指导，将各项工作经验，加以整理，成为有系统的材料，使与平时校课知识，得实际上或反或正之证明，因而发生联系与融化作用，诚能做到，不唯在修学上得极有价值的教材，且使地方政治渐趋科学化。

尤有一层，到一年后，一部分人员，回复学校生活，彼时校课，在青年心理上，必不复愿蹈常袭故，总以另定适当方法为宜。”

任之先生的意见，大体上说，与我所谓“新的教育”和“活的课程”的意义相同。

讲起校课问题，一月间我曾在临时大学讲演，我说：“现在我们所学的依旧是和三年前、五年前乃至十年前的一样，与目前战时所需漠不相关，这实在是太不合理的事。”

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在临大教授英文，他告诉我，上课时不但学生不愿意听，他实在也无心去讲。

一个大时代的浪潮，沉重地冲击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这些敏感的心灵是不能不起着一种非常时的感应了。教育制度的更张，课程的改革，和政治上的组织、制度、人事以及内在精神一样，同样有着迫切的要求。

其次，我认为一个太不合理的现象是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以湖南学校分布情形论，中学大半是集中在长沙、常德、衡阳几个较大的都市。

而湘西湘南较僻远的县城，简直很少有中等学校的设置。以教育经费论，百分之七十是用在城市里，而用在乡村里的，不过百分之三十。

如果拿人口的数量，比照教育的设施以及教育经费的配备情形，可以说是成反比例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畸形的状态。

如果教育的作用，不能从少数大城市推动到边远的县份，如果文化的光辉不能从城市普照到广大的乡村，其影响是决不止于教育上的失败。

因为，广大的乡村永远空虚下去，广大的农民永远闭塞下去，就不单纯是一个教育上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施政纲要中规定要重新分配省立中等学校设立的地点，并以大半迁入农村为准，同时要筹设联乡小学、联保小学，以普及农民教育，增进农村文化。

当迁移学校的办法付诸实施的时候，迷恋都市生活的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有一次我问起一个学校的负责人：迁移后的师生情绪怎样？

他说：现在流行着一个口号，叫做“打回老家去！”我最初还以为是东北或沦陷地区的学生思乡情绪的流露，后来才知道不是的。

乃是一般学生不愿意待在乡下，而坚持要回到都市里去，他们把都市当作了老家。在教育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认为这种情形充分暴露了我们对训育工作的没有注意！

我常常想，为什么近代教育常被人指为破产呢？我以为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近代学校制度和风气，只注意到教书，而没有注意到教人；只注意到教学方面，而根本没有注意到训育方面，最多只做到教训分立，而没有做到教训合一。

教师唯一的责任，仿佛就是传授知识，所以教师在上课的时候，拿了书本进来，写完黑板出去。教了课，就没有他的事。教得进去教不进去，他也不管。反正钟一响了上课堂，钟再响了出教室。

所谓教者，就是徒然讲课而已。他就不知道在教的里面，就有教学生为人做事的道理。他认为这仿佛又不是他一般教师的责任。

学校和他的关系原只是以时计薪，论值而来；他与学生的关系，自然也只是抱布买丝，交易而退。

一般办教育的人，就只注意到知识的灌输，根本没有注意到思想和人格的培育，这样如何可以造就健全有为的后辈出来呢？

如果拿古代书院制度的精神来讲，讲学的人，不但要拿湛深的学识启迪青年，而且要以高尚的师道来感化青年，时时保持亲切的接触，处处流贯一种“养使作善”的精神，学生受着这样的熏陶，自然有了健全的修养，蔚为国家有用之材。

这种教育就是综合教训，造就一个完全人才的基础。我以为，要使教育达成训练每一个青年成为一个完善有用之人的根本大计，必须在教育方针上根本改进。

就我在两度出巡中所见到的一些学校办理的精神、教学的方法，以及学生在修养方面的诸般缺点，说明教育上确实存在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

为了想听取专家的意见，我曾经邀约了江问渔、郑西谷、黄敬思三位先生，对湖南教育作一度检查。他们在湖南住了九天，参观了五个县份，虽然考察的时间很短，所走的地方也并不多，但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对于湖南教育的优点和拟议改进之处，都有详细的指陈。

譬如他们所提出的“按照人口区域，学校设置地点似应再求均匀分配，俾各地教育得同时发展”，“应切实实行教职员专任制，提高专业精神，增进教学效率”，“各校应施行导师制，切实指导青年，养成活泼、勤敏、有礼貌、守秩序之学风；师生服装最好能整齐一律，俾精神得由形式而提起”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建议。

因此，在教育会议开幕致词中，我说：“我们深深觉得，湖南教育在这一个阶段上面，是确实存在若干问题亟待我们解决。虽然这些问题，并不就是缺陷，但是既然有了问题亟待我们解决，我们就要研究，研究以后，就要马上使这些问题有一个适当合理的解决。

然后才能促进湖南教育，然后才能使湖南教育在已有的良好基础和秩序上，有更良好的成绩表现出来，更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向前进步，而不至于停滞在某一个阶段上，一天一天落后，一天一天地不合时宜！”

全省教育会议在8月8日开始，共开了5天。其时我刚从南岳回来，会期以内，我每日和教育界同人欢聚一堂，从容讨论。会场上所流露的纯真融洽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动。

以这一种精神，终于使这个会议能够得着很圆满的结果，重要的议案有二十余件。其中特别重要的如训育方案的制订，课程改革的拟议，分区设学的筹办，专任制度的确立，男女同学的主张，改良集训办法的建议，以及增筹教育经费、缩短中学修业年限、充实实习设备等，都是很富于积极性、改革性的主张。

这次所通过的议案，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本会有权决定的议案，这些议案通过后就可以实行。第二类是提经本会议通过的议案，但是要经过中央决定以后才能实行，如缩短中等教育期限一案就是一个例子。

省政府只可以本着教育会议的决议，由教育厅起草办法，在很迅速的时间建议到教育部去，并且努力促其实现。设或不能普遍办到，那么，我们就可以向中央请求由湖南省先为试行，如有成绩，再推进到其他各省。以这样的意思建议中央采纳。

第三类是不能经由本会议决定，也不必经由中央决定，而以省政府的权力就可以决定施行。譬如教育经费问题，本会议决议案要以本省岁入百分之二十五及屠宰税百分之四十为教育经费。

关于这一点，我曾亲自同财政厅尹厅长商讨过，问他以岁入百分之二十五做教育经费能不能办到，他说可以的。

不过，他说省款的全部收入，这半年约有一千三百万，照这个数目字的百分之二十五计算，每年教育经费可有三百二十五万，但是这个总岁入中有很多项目是属于专款的。

譬如保安团款、建设公路专款、司法专款和三百万公债基金。凡是这些专款的收入都不能另拨作其他用途。照这样估计，本年下半年真正的收入是不到六百万的。

所以，如果按照真正的收入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来拨作教育经费，则现在教育经费已经差不多了。当然，大家提出这个原则，是希望再有增加的，不过能不能通过增加教育经费的案子，这还要等待省府会议来决定。

对于这个问题，我总希望省府同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来决定增加教育经费问题。

在闭幕的前夜，我和朱经农厅长公宴与会会员。席间，我曾说到我个人的志趣。我希望不要把我看成一省的政治长官，而要视为教育界的同志。

我说：“就我自己的生平而论，虽然在军事上不能说没有一点儿兴趣，但是，这个兴趣还是属于军事教育上的。要是再深入一点儿讲，我对于军事的兴趣，还不及我对于一般教育的兴趣浓厚。至于讲到政治的兴趣，那实在是太淡薄了。”

我再提到我过去已经讲起的往事，我说：“我是不曾想到会到湖南来担负政治上的责任的。七、八年前，中央征询我是否愿回安徽去主持省政的时候，我就加以恳辞。

当时，一班朋友很以为异，问我的意思究竟怎样。我说，我的意思简单得很，就是不愿意去从事政治生涯。

那么，什么是我的心愿呢？我是愿意把从事教育作为我的终身事业。过去几年，我除了负着军事教育的责任以外，还在自己的家乡创办了一个师范，附属两个小学。

每一年或两年，我回到家乡去一次，看着学校的成长，故乡子弟就学人数的增加，心里就有无穷的快慰。我同一些先生讲：要是我能摆脱一切，我实在愿意回到家乡来做一个小学或师范的教师，觉得精神上的酬报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我常常想起，湖南教育界里有很多的前辈先生，如胡子靖先生等，多以其毕生全部的精力与心血，尽瘁于教育事业，生平不求名，不求利，更不求官，只知以教育事业为其终生鹄的，为桑梓培植子弟，为国家作育人才，形成湖南特有的风气。

因为我自己性之所近，对他们不禁深怀倾慕之忱，也曾沉吟于教育的情趣及其历史的使命，不禁常常引起遐思。

文如玉

（25）抗战准备与动员

远在就职之初，我明白地提出：“战时政治的中心工作，即在完成战时动员准备。”

“此日之政治设施，当以国防及军事为主体，务使一切整理、改进、建设，及各部门工作之调度，均能合乎战时之要求，并即以作为战时之准备。”

这个意见，就是上面曾经提出的所谓以“军事第一”为基点的政见。

回忆初到湖南的时候，刚在抗战第一期战事急剧转变的阶段，一般人看到，当时仿佛日蹙百里，敌人势如破竹，而我们几乎不可收拾的情形，好像以为武汉长沙都快保不住。

我当时曾一再在公开的演讲中或私人谈话里，说明短时期内敌人绝对不敢深入，我们正可以趁时加紧准备。但是，似乎只有很少数的人了解，更少数的人相信。然而，不论怎样，我仍很耐心地在埋头准备。

但是，要做到这一层，非从事若干基本准备不可。譬如，要是可能把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各种部门的准备工作，都纳入战时动员的范围以内，那就非有全盘的根本的计划不为功。

我在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曾经公开表示：

“省政府改组以后这十个月来，对于抗战的准备工作，当然有大部分为一般人所了解，但不是完全了解，甚至有很多地方简直是不了解。

因此，我常常看到很多人无论是省内的、省外的，对于湖南的抗战工作，就有各种不同的观察：

有认为湖南的抗战准备工作是有实际的成绩的，也有认为湖南的政治是有实际的进步的，但也有认为湖南的抗战准备、湖南的新政都没有什么成效的。

在我们省府的立场，对于这些议论，除都虚心接受外，只有更加紧地去做，更切实地去做！等到了相当时期——也许是在很久以后，事实自然明白。而明白的事实是可以作为历史的定评的。”

从我到湖南以至离开湖南，我是没有一天离开了抗战的准备，号召“把每一个人每一分钟的努力都汇合到抗战时期的动员准备程序之中”。

所以，最初从四千知识分子的下乡，次之各级政治机构人事的调整，次之基层组织的改进，次之四万保长的训练，乃至民众抗日自卫团的编组，民主政治的推动，以至风气的转移，精神的整饬，都是为了加强并完成抗战动员的准备。

举一个例子说明。我当时所希望于一些新县长的是什么呢？我曾经对他们讲过：

“无论到哪一个地方，我都给他三样法宝：一是新的干部，二是民众抗日自卫团，三是无线电机。假使敌人真有深入湖南的一天，你们就要守土。你们身在哪一个地方，就要身许哪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去做‘山大王’，但不能离开你们的职守！”

从这里，至少可以反映出我的愿望，同时也可以说明，所有一切新的设施，不论是政治上的、民运上的、教育上的，都指向一个目标：为了抗战！所谓“任何事不能视作平时之事业，任何办法更不能不合乎战时之范畴”者，其意盖如此。

从我到任的第三天起，就开始草拟保卫湖南的国防计划。1937年12月中旬，便将草成的计划送到中央，嗣后，曾经向上级军事机关一再研究了保卫湖南的方略，设立了专处，秘密地开始构筑各种必要的工程。

到了次年9月，国防工事线已经绵亘了一千余公里之长，远从湖北的咸宁境内开始。这样巨大工程的所需费用是由省库负担的，建设公债中两百万元的国防紧急支出，只是其中一部分。在尽力撙节之下，一共支出了三百多万元。

照当时的配备，估计敌人可能从湘北湘东两线进犯湖南省境，都可以凭借工事作坚强的抵抗。

9月中旬，冯玉祥先生来湖南视察，沿湘鄂公路南来，一路查勘，对于工事构筑的坚固，曾经表示赞许。想到当时所动员的民力，这些工事可说是伟大的农民群众血汗之所凝成。

虽然在以后的战役中，并不曾使湘北一线的工事得到预期的利用，但这几百万民工对于抗战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还有，中央军校长沙分校的开办，是为了训练保安团队的干部、警察的干部以及在乡军官。这是整顿团队、改进警政的初步。

依照原来的计划，是以三个月为一期，要在一年以内给全省军警干部人员一个改造的机会，一个接受近代军事政治训练的机会。

这种短期的特种班次是以政治教育为中心，而政治教育又是以雪耻教育为骨干，目的在提高素质，使固有的封建性以及其他各种不良的气质，自削弱以至于消灭，并具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克负捍卫地方，捍卫国家的任务。

除了干部的训练以外，另外在南岳有一个补充兵训练处，这是为了逐渐改进保安团队的素质、培养兵源而设置的。

有一个时期，外间报纸谣传我在大量地训练新军，大概就是这件事所引起的。那时，除了驻在湖南的几师国军就近归我节制督练以外，实在没有什么新军。

而且，保安团队原来有二十八九个团，自从拨出一大部分成立国军以后，余留下十一个团，一直也没补充。就安定地方而论，我不想在兵力上计较。

我的想法，是如我曾对一些保安司令保安团旅长讲过的：

“以前拥兵自卫的理论，在我们是完全用不着的。时至今日，我们都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在多几个兵或少几个兵方面来计较。大家应该要有一点新头脑，使用新的方法。

什么是新的方法呢？就是要把人民的力量领导起来，发动起来。这样在我们的防区以内，无形中便是增加几十团几百团的兵力。要扩充团队，增加兵力，这才是根本的办法。否则，都是舍其本而齐其末，越来越搔不着痒处！”

我当时的打算是：第一步把十几个保安团整理好了，加紧精神教育和战斗教练，并加强其装备，在全省控制几个主要点；进一步把各县地方部队如所谓公安警察、保安队等等加以整训；更进一步把全省人民自卫力量编组起来，而后才可以形成抗日自卫的大力量，一旦有事之时，进可配合国军作战，退可以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

8月初，我在南岳举行了一次治安会议，检讨全省的治安情形。当时，保卫武汉的战争正在长江两岸激烈地进行，湖南不仅是一个大后方，而且又可能成为前线，在军事上必须有一个部署。

在南岳治安会议中，曾就未来战局可能发展的前途以及湖南的地位加以检讨，决定在短期以内要完成一切的紧急措施，以期担负未来的艰巨使命。首先决定的是尽可能地发动邻近战区的民众武力，建立几个准备游击区。

闭幕以后，我回到长沙参加教育会议，而后有武汉之行，我向最高统帅部建议：在湘鄂边境，应该配置第二线的兵力，并准备承接假定武汉弃守以后可能出现的严重局势。

作为发动人民力量的骨干——民众抗日自卫团——的编组工作，自从总团部于五月间成立，陆续地颁布了一些法令规章，再经过军事参议会参议分头到各县指导督促以后，仅仅是开了一端绪。

9月间，舆论界鉴于大江南北岸战局的紧张，纷纷提出了“动员民众、武装民众、保卫湖南”的口号。有的提出：“为什么组训民众、武装民众这个迫切的工作，仍然这样迟缓不前？”

诚然，我自己也是很担心的。我总时时感觉，一种泄沓因循、不负责任的传统习气，实在顽固得可怕。每一个政令、每一个政治设施的推行，从上到下要经过若干的七折八扣。本来很短时间可以办好的，却要延到一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还办不了，到头来也许还是一纸具文。

焦虑之余，我发出了一个通电：

各区司令各专员各县长均鉴。现各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相继成立，组训随即开始。各该员应了解目前战况日趋紧张，民众武力需要之迫切，实事求是，敏赴机宜。

务使人民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有浓厚的抗战情绪，且有杀敌御侮之技能，庶可养成推行新政之坚实基础，而有贡献于此次伟大民族战争。

倘视为具文，漫事敷衍，将使民众组训无从收效，民众力量无从发挥。则不仅有负本府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之苦心与本省三千万同胞明耻教战、捍国卫乡之热望，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千古罪人！

大敌当前，不容稍懈！本主席愿与各同志共同警惕奋勉，俾克尽保卫湖南、担当困苦悲壮之过程，以达到最后胜利之责任也。（删秘）

远在3月间，我就已经讲过：“我们不早下决心，不早做准备，难道还要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等到敌人打到长沙城外的时候，我们才认识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吗？”不料在半年以后，我还是不能减少我焦灼的心情。

为什么抗日自卫团的编组不能顺利进行呢？当时，一般地只注意到枪械与经费问题。

这些人的想法是这样：先筹一笔款，买了一批枪，而后再来编组。款既不易筹，枪也无处买，于是编组也随之停顿了。

其次，还有一些地方官吏和士绅想“抄近路”，以为发动民众“太麻烦”，甚至“危险”，于是就想把要整理的地方部队加以“改编”，也就美其名曰“民众武力”。

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枪械与经费都没有问题了。对这些人说，他们这种想法和做法，正不知距离原意有多远啊！

于是，我不能不把过去所提出的三原则——一不离开行政机构，二不离开生产，三不离开乡土的“消极三条件”——加以重申。我说：

“这个三原则就是这个方案的根本精神，是三个联立的、不可分离的因素，决不能有所变更。否则，便不是真正的民众武力，也就不能尽到保卫乡土的神圣责任。

过去，过度地重视军队的力量，而忽视民众的力量，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而要走入错误的道路。现在有人还不知道运用民众的力量，尤其是在对外作战的时候，还不知道发动民众的力量，正是中了过去的毒！

其实，军队的力量是有形的，人民的力量是无形的；军队的力量是有限度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尽的。

把人民的力量放在生产民众的基础上，加以军事的部勒，纳入保卫乡土的任务之中，拿起枪杆可以打仗，放下枪杆又是农民，集合起来是强力的队伍，散开以后便是潜伏的士兵，这种力量有多大！

再次，人民的力量并不一定是建筑在枪杆上的。刀也行，矛也行，梭镖也行，甚至只要坚强地组织，高度地训练，没有任何武器都行！问题只看如何去运用。

讲到运用民众，共产党所用组织民众、教育民众的方法是值得参考，也是值得效法的。我们看一看山西的战局就可以明了。因此要是我们抛弃了旧思想、旧方法，而采用新的思想、新的方法，这才能够达成发动真正人民力量的任务。”

从民众组训问题再谈到武装民众问题。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这个实际的问题是：枪支从何处去买？虽然地方民众纷纷筹集款项，请求代买枪支，也是无从办到。

为了表示扶植人民武力的态度与诚心，8月间，我特令保安处将库存旧枪四千四百余支扫数分发各县——特别邻近战区各县，然而数量实在微乎其微。后来，又曾通电各位湘籍将领，请把他们部队的旧枪，通通送给湖南来充实人民自卫力量。

在我去武汉的时候，复面恳军政部何部长许可：凡是各部队送到湖南来的旧枪，由省政府出具收条转报核销，何也慨然答应了。

当时，刘建绪军长电复说，旧枪二千三百支已经缴到军政部去，如果早接到我的电报就可以不缴了。我接到电报以后，再电军政部请求，也蒙复电许可。

但是，把这些枪支分发到各县去，每县也只能分到几十杆枪，还是谈不上“武装民众”。

对这个问题，我曾经作了一个公开的答复：“对于武装民众这一个问题的态度，我可以说：我们是绝对愿意人民武装起来的，我们丝毫没有惧怕民众武装的意思。

我们自信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切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人民武装起来，当然可以增强革命政府的力量，我们为什么要害怕民众武装，不愿意武装民众，那只有反革命的政府才这样想。

我们是诚心诚意，时时刻刻在想着怎样才可以把人民自卫力量扶植起来，怎样才可以把人民的武装力量充实起来。尽管事实上很困难，也在时时刻刻诚心诚意去谋可能的解决。

譬如，我们就想到，要是人民自己买得到，或是自己想法子搜集得到，不论枪支的来源怎样，我们都给他们打一个烙印，作一个保证。但是，要怎样才可以毫无流弊，却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

第一期民训工作，原来是预定在6月底结束。后来又延长一个月，那些青年知识分子离乡以后，怎么办呢？原是想把他们的任务交代新的乡镇长去赓续，然而，当时乡镇长的任务很多，这个重要工作怕担负不了。因此，第二度动员高中以上学生，继承上期使命。

10月间，训练完毕以后，将其中二千余个师范学生派入民间，我们以为这样的办法是更合理一点。显然，以师范生去教育民众，更是在实地上去求知、去求能，而政教合一的完成，更是不能不期望于师范生的努力。

当时，为了适应战局的推移，加强军民的联系，动员民众服务伤兵，服务过路军队，服务驻军，曾经将沿铁路公路县份的民训人员，组成政治工作队，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动员民众的工作上，曾经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组织，就是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

有一个时期，我曾想加强省动员委员会的组织，容纳各民众团体，乃至其他党派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代表参加。可是，照当时动员委员会的法定组织，是不能有这样扩大的，因此迁延了下来。

但我想，当大敌当前之日，怎样去巩固准备动员工作的基础，怎样汇合多方面的力量，调整其关系，统一其领导，以收意志统一、力量集中之效，毕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时，有不少的所谓民众团体，但内容贫乏，成效薄弱，在“八一三”纪念大会中，我公开提出批评：

“讲到抗战准备，那也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这是一个绝对的事实问题。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要大家都负起责任，要大家都尽各人的责任，要大家都尽各人的责任来充分地准备。

每一个人要有一个人的准备，每一个团体要有一个团体的准备，大家为了抗战一致准备起来，就可以担当支持抗战、拥护抗战的使命。

譬如，以长沙来讲，所有长沙市的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教育会以及各种团体，都要有健全的组织，来加强团体的力量，来参加动员的工作，大家要互相严格地检查自己，也要深切地反省。”

9月一次的纪念周上，我更把人民团体的无力郑重地提了出来，我说：“‘八一三’‘九一八’两天报上，都说怎样慰问伤兵，但是有一个伤兵医院院长说：‘八一三’和‘九一八’那天，他老早就对他们伤兵讲，今天有人来慰劳，要他们不要出去，但是从早到晚，等了一整天，结果还没有看见一个人去慰问。他讲了几乎要哭起来。

⋯⋯讲到民众运动，固然有党部的关系，民众团体本身的关系，但是总要以政府为主体，而政府机关也是脱不了责任的。如果民众团体本身不负责任，或者领导机关不负责任，那么，所谓动员民众，不是完了吗？”

综合多方面的意见，我认为，不论为了加强党政机关对民众团体的领导力量，加强民众团体活动的力量，或是为了调整各种战时民众团体的关系，在统一领导下，提高效能，并减少不必要的摩擦，都应该有一个扩大的总动员委员会的组织。

经过多次郑重研究，并正式开了四次筹备会议，一直到10月初才把这一个组织——抗统会成立起来。

在这一个组织里面，是表现了统一政治领导的形式，而且代表性相当广泛。原来，希望以这一个机构来展开广大有力的民众运动，但是成立不久，战局便起了急遽的变化，实际工作尚没有怎样积极地展开。

文如玉

（26）长沙大火一日记

这实在是一次非常的不幸事件，一次意外的、突发的灾变，一座名城，顿成焦土；许多人的生命财产作了牺牲！内心沉痛，匪言可喻！

当时，我曾发表了一篇《为长沙市火灾告全市民众书》，开头是这样说的：

此次湖南省会长沙市，突于本（十一）月十三日凌晨二时许起火，延烧两昼夜，全市顿成焦土。余对此次突发之不幸事件，事前毫无所知，其真相究竟如何，现正在严密彻查，以求大白。

自起火以至现在，余始终未离市区一步，亲睹火势燎原，虽心欲扑火，而术无可施。对于我全市父老与伤病兵之流离呻吟，甚至葬身火坑者，一切惨状，皆所目击，不禁恻然心伤，潸然涕出矣。

现在，事隔多年，这场历史上的灾变早成陈迹，但真相还不尽为人所明了，每一回想到这次不幸事件，我的心情还是十分沉重的。

我觉得，现在可以把我当时所写的《火变一日记》发表了。这是我在灾变以后几小时中记载的实情实况，也是我在蒋亲临长沙时面呈的报告。

我应该提供确实的保证：其中所记是没有任何一点不是忠于事实的，这一文件，也许可以使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得着适宜的表白吧！？

《长沙火变一日记》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许，我正集合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学员点名训话，适接林主任蔚文电话，第一件事，即传谕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旋即，接到蒋委员长文侍参电，文曰：“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当时，我即召集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处长徐权，指示办法，并指定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由保安处协助。

同日上午十二时许，陈司令长官辞修来晤，说：长沙市警察岗位都没有了。我很诧异，当时亲自打电话问警察局长文重孚，他说：“只把不重要的地方撤去，重要地方还有岗位。”

我同辞修吃饭，我低声问他：“这次长沙用焦土政策，你的意见怎样？”他说：“当然要做的。”

上午一时至三时之间，我先后接见伤兵管理处处长汪强，军管区参谋长滕杰，电报管理局局长张忍。

关于伤兵问题，问汪强：“什么时候能输送完毕？”他答：“十六日能运完。”我说：“最好能提前于十四日运完，愈快愈好。”

我又对滕杰说：“兵役要加紧办理，在本年内应当能征齐十万人，以应紧急补充需要。”

随后，又对张忍说：“电报局对于员工，要加重精神教育，要勉励他们日夜工作，不要懈怠。”又叫他将暂时不需要的机器及材料赶紧运走，并且允许为他设法，请铁路拨车予他装运的便利。

在此期间，我又接见市长席楚霖，告诉他，无论如何要征集一千名夫子，交蒋副司令锄欧担任搬运工作，每人一元一天，如市区征不到，可到长沙县去征。

到下午四时，酆悌、徐权同来，拿出一焚城准备纲要，酆的意见，要长沙市社训副总队长王伟能当正指挥，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为副指挥。

当时，我以为王伟能是军训教官，恐不方便，所以，改用警备队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并且说：“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

我和酆、徐二人商定，下命令还不够，要等到接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动。当时，我还命令他们明日须根据纲要，作好细则，送来核定。

下午五时许，我接见秘书长及各厅长，因为他们早已决定分迁沅陵和宝庆，特定于今晚动身。我说：“我暂时不走，我将与野战军同进退。”

下午约七时，副官从外面来报告我说：“街上无一岗位，有人看见警察已整队开出去。”当时，我更诧异，乃又亲自打电话与文局长，质问他为什么将警察带走？又为什么将岗位撤去？

他回答说：“警察只集合在几个地方，并没有走。”岗位问题，他仍同上午回答的话一样。

下午七时半，我宴请在长沙的英美教会领袖，如葛牧师夫妇、丁牧师夫妇，及其他牧师共十人，我约尹厅长任先作陪。当时，表示我在长沙一年中，得他们的帮忙，尤其对于伤兵问题、难民问题，他们帮忙很多，表示感谢。

在座中有德国医生安德生夫妇，他的医院在省政府隔壁。我同他谈话。他说，他要搬到圣经学院，他的夫人不肯。我当时劝他搬家，因为敌人汉奸将来总要烧省府，恐他们遭波及，最好是明天上午七时即搬。

下午十点一刻，我应中央广播电台的邀请，为总理诞辰纪念作广播演讲，沿途看到无论重要不重要地方，皆无警察岗位。

我到广播电台后，即令副官王建成打电话与文局长，限他两小时内恢复全体岗位，并叫他来与我一阵上街去巡查，这通电话是文局长亲自接的。

十点三刻钟，我回寓接见英国沙鸥号舰长兼代领事伊麦斯，因为所有在长沙的外侨，统由他负责保护，我当时请他对于外侨安全作准备，并表示感谢。

又同他说：“虽然省府搬走，我在长沙尚有两三日或两三礼拜或较此更多之时日耽搁。”（译员为省府秘书汤武。）当时，我还拿一纪念品送他，他表示诚恳的感谢而去。

将到十二点时，我叫副官打电话请文局长来，预备一同上街巡查，但警局电话已断，无人来接，且到处找他不着。这时，又接到副官报告说：“街上警察局，均从门上用竹板钉起”，即在我寓所后面的警察局，门亦封闭。

十三日上午一时许，我已处理过许多事，由寓所搬到二里牌唐公馆居住，因为近日省府搬家，我亦移住大雨厂坪十九号磬园。

陈辞修兄本住一处，但他十一日搬走，并劝我此地居住不相宜，因为与电灯厂逼近，烟囱多，又吵人，且出入路狭不方便，我乃与他约好今晚一阵搬到唐公馆居住。

这时打电话约他时，他说：他已住在章公馆，各处电话均已装好，不便又搬，至明日再说。

我到唐公馆后，大约快到十三日上午一时半至二时之间。又打电话找着席市长，问他究竟明日民夫有无办法？如果真没有，即将义勇壮丁常备队所余留的五百人调来担任。

将近两点了，我就寝。不久，刚入睡，副官王建成来叩门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我立即披衣起来，看有三四处都在起火。

这时，电灯尚未熄灭，再过不久，约在三点钟后，火势更大，到处电话都打不通了。

到四时许，酆司令来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何人？看这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

十三日清晨，以后两日来我即做下面的紧急处置：

一、手令酆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处决。

二、派员调查外侨有无损害，并派员持函往会英舰长，请他转知各外侨，代为慰问。

三、派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

四、令徐处长、酆司令及伤兵管理处汪处长，赶快对于伤兵难民，加以救济，并维持秩序，恢复交通。

五、与陈司令长官商量，设法恢复电讯交通。

六、派保安第一团归蒋副司令锄欧指挥，担任火车上的装卸任务。

七、电呈委员长及何参谋总长。

八、派员并亲自召集有关人员，查询起火真相及主动者。

在长沙如失陷的情况下，将全城焚毁，这是当时军事上的预定计划，而且不止有上述电文。

在武汉弃守以后，在长沙（就在省政府内）还曾举行了一次由蒋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会议上“检查”了武汉弃守时没有彻底破坏的原因，确定了新的“焦土抗战”的方针。

这就是当时在“焦土抗战”的指导思想下的部署，对于这些情况，我是了解的，受命拟订和执行破坏长沙的计划，我也是有责任的，而且，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内疚在心。但十二日夜发生的火变，对我确确实实是意外的。

在查明真相以后，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委会政治部联合发表了一个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原稿是经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先生和我在一起亲加修改的。说明原文是这样：

中宣部、政治部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之说明

十二日夜长沙大火，实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之所造成。盖战略转移，我军对于预定撤退的战略支点及重要城市之建筑物，施以破坏，免资敌用，原为作战上之必要，在各国战史上亦不乏先例。

故长沙既临战区，政府于事前有所准备，当为必然之事实。唯十二夜长沙大火时，岳州虽失，而平江汨罗以北阵线甚稳，长沙距前线尚有三百余里，军事当局不仅无命令破坏，且正调兵增加前线。而地方政府亦并未下令破坏。

然大火何以骤起？其原因：

（一）由于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

（二）由于曾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之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州、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寇将至，乃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

火灾之广，波及民居，损失之巨，殊为痛心。最高军事当局闻耗，已亲临长沙，立即采取下列处置：（一）逮捕首事有关人员，依法严惩；（二）拨付巨款，救济被难民众；（三）调集重兵，加紧长沙防卫；（四）改组地方军警机构，办理一切善后。

现长沙秩序恢复，前线战事更稳，应明告国人：自我牺牲原为国民报国之义愤行为，长沙虽毁，首事与负责官长亦已严予治罪，被难者政府已举全力予以安置。今战事方酣，我国民须忍受痛苦，方能得最后胜利。

湖南民众，尤具革命历史，更能发扬蹈厉，表示不惜牺牲一切从事抗敌之决心，与恢弘我革命忍受无上痛苦之精神。自经此次火灾之后，当更能沉毅坚忍，戒慎严密，此原为我湖南民众之特性，亦即我长期抗战所必须具有之决心。长沙外侨现正从事调查救济工作，此举亟应赞扬，更足鼓励吾国人闻风兴起。

我还记得，当时曾有人说过，这是“类似阴谋的纵火”。我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

要研究造成这一个“意外的突变”的各种因素，很明白的，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的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

这些因素凑合起来，以致未能配合时机，造成过早的行动。而这一点，我想无论是当时负责的干部，抑是冲动的兵民，他们没有丝毫觉察，甚至当时他们会想，他们是完成一件“壮举”了，而明天就可以让日本人来占领一座焦土的空城！

为什么会有这样过早的行动呢？误信流言。为什么误信流言呢？这便是一个精神因素的存在——失败主义的灵魂的作祟。

真正了解中日战争的意义，真正能从开始的一天看到最后的一天，真正能从全局来观察战局必然发展的前途，这种人实在很少。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每一个阶段战局的转捩，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据调查所得，当时有许多人说：“抗战是没有办法了，粤汉线以东区域都要放弃。”

其次，谣言往往先于事实，所以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在城陵矶登陆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以内就可以到长沙。

我后来听说，就在十二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这种程度，他们说：

“敌人的潜水兵舰可以在三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

我后来又知道，有些人希望在火后的翌日在湘潭或邵阳会着我，可是我一个人却在长沙一角，对着漫天的火焰，唏嘘不能自已！

不过，也有人说，主要的由于蒋限一小时到的焚城一电。——这时期大家是主张“焦土抗战”的。如果没有蒋的焚城电报，我们就不会作焚城准备；而在作焚城计划时，只注意到焚之不彻底，所以作了焚城的周密布置，绝没有料到焚之过早。

虽然事后也有人说，假使我们不焚城的话，敌人是要随即进占长沙的，烧了长沙实是保全了长沙，这当然不能作这个大错的解释和宽恕。

蒋在南岳闻讯，十四日亲临长沙视察，我报告了当夜实在的经过以后，坦然承认我自己的过失，请求严予处分，以为失职者戒。

蒋当时并没有答复我的请求，他在长沙留驻了几日，把事态查明，处理办法决定以后，行前，召集了当时留在长沙的几位同志，就本案作了一番剀切的训示。

我记得，他曾这样说：“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种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以后怎样使用干部，怎样训练干部，怎样沉着应变，从这一次事件上都可以得着明确的教训。

“现在处置的办法已经决定，目前最要紧的事是赶筹善后，收拾人心。文白还应该继续负责，表现革命军人服从命令完成责任的精神。至于处分问题，当待中央核议。”

在送蒋上车时，我向他报告：“我知道自己应负的责任，委员长虽然宽恕我，但是我的内心沉重的负担并没有减轻。不论中央决定的处分是怎样，除了完成善后责任以外，我当知所以自处。希望委员长将来给我一个退思补过的机会。”

蒋在长沙的几天中，举行了军事会审，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依照军法会审的裁定，被处死刑。

酆悌原是不应死的！应死的或者是省会警备司令这一个职务，就是死于“直接责任”这四个字。对于他的责任与处分问题，我曾经两次向蒋申述我的意见，求为减轻。但是，我的请求没有能变更森严的裁定。大错铸成，力余（酆悌的字）死矣！

不久，我接受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中央的决定显然不是在保全我的禄位，而是要我经历更艰难的地位，体验更苦痛的生涯。

倘若那时便容许我走开，在责任上虽然讲不过去，但在精神上是稍可轻松。可是，我知道，一个破砖残瓦败壁颓垣的局面谁来收拾呢？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不以忍辱负重的精神，恪遵处分，赶筹善后、尽我未尽而应尽的责任。

文如玉

（27）与郭沫若谈长沙大火

从1958年12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看到郭沫若先生写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十五章关于长沙大火的描述，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有意歪曲事实，进行个人攻击，我不能缄默。

我当初想把这问题报告周总理，但又想到：这种做法是不是会使他认为我是“告御状”？似乎不大好。所以，我就决定直接写信给郭沫若先生。

后来谅是经过党的系统，仍被周总理知道了，承中共国家机关党务领导同志、统战工作领导同志先后告诉我：

“郭这样写是不合适的，我们要他改正。”还说：“不过，你的信上措词也还厉害了些！”

郭收到我的第一次去信，复信表示在印单行本时，愿把来信作为附录，两位领导同志都表示以不作附录径行改正为好。

后来，郭接我第二次去信再复我一信说：“蒙您进一步指出了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

同时，见面时还握着我的手说：“真对不起，请恕罪！”向我道歉，我还有什么话说呢？

以后，《洪波曲》在天津出版，内容删改了不少，措词语气也有了变动，但是，在日本出版的日文版还是沿用《人民文学》的稿子，这就是以讹传讹地传到国外去了。

现在，把双方来往信件写在下面，聊作历史资料的补充说明吧。

（一）1959年1月7日我给郭沫若先生的第一次去信

沫若先生：

您已入党，在您是再度做了光荣的共产党员，我首先向您表示诚挚的祝贺。

最近，我在《人民文学》1958年12月号看到您写的《洪波曲》（小标题：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十五章关于长沙大火的描述说：

“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又说：“……他完全是贪图功名，

按照着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蒙着了，12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恩来也蒙着了，竟几乎使周恩来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您这种对我残酷无情的描述是与当时事实完全不符合的，不知您真是不知实情而出诸推测，还是对我别有成见呢？

长沙大火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1938年11月12日上午9时许，我接到蒋介石的文侍参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同时，还接到当时的侍从室主任林蔚的长途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不安。

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市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

同时，当时正是武汉撤退不久，外间正流传一种焦土抗战的宣传，许多人都认为武汉没有实行焦土抗战，徒然资敌，议论纷纷。

您当时主管宣传，对这种情形是必然知道的吧？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

在下午四时酆悌来见，提出焚城准备纲要，我看了曾对他说这个计划最好备而不用。还特别指示：在敌人逼近长沙时，须先放警报——紧急警报，待人民离开市区方得开始行动。

我经过一整天活动，疲倦已极，在13日上午2时就寝。不久，副官来唤醒我，报告城内起火，我披衣起看，已起火多处，各处电话都打不通。

这件事情本来是有计划有组织来进行的，当然唯恐烧之不彻底，并没预料到烧早了烧快了，这是当时的疏忽。而火所以烧早烧快，又与下列事实有关：

就是警察擅自撤岗，文重孚局长擅离职守，市内谣言蜂起，甚至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其次执行放火的警备第二团官兵沉不住气，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

这件事是完全出我意料的。

大火后负执行责任的人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都被枪毙。您说：“三个人死的时候都喊冤枉，大骂张文伯（是白不是伯）。”

我不知道您从哪里听来的？决没有此事。相反的，他们是服罪而死的，是在蒋介石亲来长沙领导下的临时军事法庭判决的。

当然，我对他们之死，在道义上负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是我的部下，最少要负当时思虑不周、监督不严的责任。所以我对他们的服刑也感到极其痛苦。我也曾自请处分，后由重庆明令革职留任。

您说：“他把陈诚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留了陈诚的交通车。”又说陈诚是“主张枪毙张文伯的一个人”。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不仅他和我住在一处，焦土的事早和他商量过，火起时，我根本还在睡梦之中，谈不到蒙着他；同时，您想，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官能够和敢于扣留战区司令长官的交通车吗？

至于说陈诚主张枪毙我，更没其事，为了没有把蒋的电令及时告诉他，他是和我争吵过，蒋14日到长沙召集我和陈诚，另有二三人谈话，还安慰我一番。因为蒋已看到我写的《火变一日记》，知道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您说：“他把周恩来蒙着了，竟几乎使周恩来葬身火窟。”更与事实不符。

12日晚上，我还和周恩来通过电话，请他在13日中午吃饭谈话，大火后，我发表告民众书，他还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了许多地方。我绝没有欺骗过朋友，更没有存心陷害过朋友。

您说：事后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和匾额来讥讽我：“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流传得很广。”

当然，这副匾额和对联您是听来的，不足奇怪。其实这副匾额和对联也没有什么，问题是来源如何？是什么一种人做的？怎么可以轻率引用加以渲染呢？

在湖南这一段时期，我做了些什么工作呢？首先是拟订了施政纲领，提倡社会改革运动，发动全省中学生下乡，先后训练了四千多高中学生和四万多知识青年去代替原有的县长、佐治和乡保长，从事组训民众工作，主要是组织各地的民众抗日自卫团；

同时，还组织了抗日的统一委员会，被人看作是有中共党员参加的组织。

在决定放弃长沙的时候，我还向叶剑英先生提议，聘请他当省府的高级顾问，领导打游击战。他答应了，我预备和他同到宝庆，领导全省的群众游击战。

当时，中共派驻湖南的代表是徐特老，我和他合作得很好，凡是遇到两党有关的问题就商量解决，解决得很顺利。徐特老解放后，在北京还常和我谈起过去推诚合作的情况，他现在北京，您还可以去问问。

我当时还建议蒋介石一定要坚持国共合作，准许中共公开活动，电报原文具在。您试想，在当时充满地主、官僚、豪绅势力下的湖南，我要进行社会改革，要重用学生青年，要和中共合作，能不招致他们的反对吗？

像这副匾额对联不是代表地主、官僚、豪绅的知识分子写的吗？您还记得湖南有叶德辉其人吗？他不是对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写过极其恶毒的对联吗？这一类人写的东西是不是要稍加分析之后再来引用为是呢？

我虽然就这件事作了实况的说明，但是，我到今天还不能不说，这是我毕生内疚神明耿耿于怀的一件事，任何人说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我绝不推诿，但是您说我是“想建立一次奇勋”，“贪图功名”，“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我实在接受不了。您的话冤枉人也未免太过分、太厉害了！

您在第十四章“长沙种种”一节中又说：“首先这儿不是可以做工作的环境。在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之下，潘公展在做着秘书长。那党老爷和官老爷们一向就把群众封锁着，他们有他们的一套，不允许你外来人过问。”

您说我们有一套，倒是事实。我那一套就是刚才所说的组训民众，整顿基层，进行社会改革，特别是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这没有什么不好吧？

你们是暂时过境的，您也并没有向我提过要做工作的意见，我也不可能把你们留下来。至于您说我是“党老爷”“官老爷”“一向就把群众封锁着”，那也形容得过分些，且与事实亦不相符。

我在湖南时，确实想把工作搞好的，从早到晚紧张地工作，还多次到各县检查监督工作，经常到乡村访问，和群众保持接触，并没有把群众封锁。当然，这远不能和今天的群众路线相比，我当时还没有这样高的工作水平。您说我“封锁群众”，说我是“党老爷”“官老爷”，怎能这样忍心糟蹋人呢？

您说：“十一日的清早，张治中本来答应我们可拨六辆卡车备用，然而一直等到半夜，完全成了画饼。”

这件事，究竟谁来和我说的？省府本身根本就没有六辆卡车，我怎么敢答应？我生平重然诺，即使我说过设法试试看而没有办到的话，也会有个交代，这不能说我失信吧？

您在第十六章“桂林种种”一节内说：“这报纸（按：指《救亡日报》）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来勒令停刊的。”

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我更不会指使何浩若来勒令《救亡日报》停刊，您何必又要牵涉到我？您对我似乎是太抓紧了吧？

说到这里，我想提醒您两点：

首先，您是一位负盛名、有权威的大作家、大诗人，您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在《洪波曲》写的前记中说：“就请读者把这看成为历史资料吧”；既是“抗日战争回忆录”，既是“历史资料”，如果您对一个人、一件事实的描写失掉真实性，对作品的价值有没有影响呢？

其次，您现在是中共党员，而我是民主人士。您在人大是副委员长，在政协是副主席，我都是常务委员，解放后，我们同事十年之久了，您的大作虽写于1948年，而1958年5月您“把旧稿整理一遍”，再次发表，把我描写成这样的一个人，试想，站在党员对党外人士的立场，同事十年的立场来说，这能说是合适的吗？

在这里，我想介绍您温习一下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一段话。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

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和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

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统治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

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进步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我在国民党反动派集团中，是不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分子”？我自信是的，而许多平素相知的朋友们也会说是的。但在您的笔下，我却成了这个反动集团的“贪图功名”的“党老爷”“官老爷”了，这怎能叫我不喊冤叫屈呢？

最后，我想和您谈一件事，这件事闷在我肚子里十多年，常想和您谈的，今天应该彻底敞开来谈。

我觉得，在政治部时代，我不该撤销您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使您感到难堪，这是我事后感到大大对不起您的地方。

至于当时何以撤销这个组织，我不愿意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不过，您也有一些小小对不起我的事情在前。

记得在1940年政治部改组时，国民党中许多人，主张要把您一脚踢开，我坚持不可，后来想出一个特别办法，就是另外组织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由您来领导，把原三厅您领导的一些朋友调过去。

为了此事，我到您家商量了两次，我当时还这样说：“特为左翼文化人士开辟一个租界。”您大概还记得吧？

我当时说这话，虽然以幽默口吻出之，但用意确是真诚的，对您所领导的左翼文化人士，我是认为应该给以安排和活动机会的。

文委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不错，我曾到文委去看望您和您谈话，您也常到我家来谈话，我还表示过希望能够每星期会面一次。

但是，后来不知怎的重庆发生了一种谣言，说国民党要迫害这些左翼文化人，于是有人往香港和南洋等地走。

我为了使大家安心，曾经邀请大家来吃饭，记得到会的有四十多桌。我在席间讲了话，保证大家朋友的安全，希望大家不要随便走，香港南洋也不是安全的地方（这句话以后事实证明了）。

我的话是出自真心善意的，但是您没和我谈，却在香港报上发表文章大加讥刺，说是“要使文化人不走，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

我当时看了，是感到有难以索解之处，认为您为什么不和我面谈，而在香港报上讽刺我，这样做不够交情，所以曾经写信质问您，您回信表示歉意，但从此来往关系上就逐渐疏远了。

这件事也是构成了撤销文委的远因，但是在撤销之后，我又感到懊悔，感到自己太冲动，太草率，内心很不安，总觉得对不起左翼文化界的朋友们。

从此多时没有见面了，但是我这种不安是始终没有解除的，记得在抗战胜利后，大概是1947年，我到了上海，听说您在上海，我特别邀请您来吃饭，在座还有田寿昌、洪浅哉诸位。

席间，我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从我的态度和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我是向您表示深切的歉意，向您赔罪的。

1949年在北京碰头，我又一再请您吃饭，在公共场合会面，我总抢先和您握手问好，这些都是我内心抱歉的真诚表现。

但是，我觉得这些表示，都没能够消除您对我的余恨。您的《洪波曲》是1948年在香港写的，当时您对我余恨未消的心情我是能理解的，但在1958年再次在北京《人民文学》发表时，是不是就应该有所不同了？

现在，您对我如果能够高抬贵手，笔下留情，不但对您无损，而且适足以表示您的共产主义高贵品质和雅量，而在我则感激不尽了。

至于您是不是应该在《人民文学》上作一个更正，又如印单行本时是不是应该删改，这就听您的善意斟酌了。我是不敢提这个要求的。

郭老！希望您原谅我，消除过去的芥蒂，让我们和好如初吧！敬礼！

张治中

1月7日

（二）1月10日郭沫若先生给我的第一次复信

文白先生：

您的长信收到。《洪波曲》中有得罪处，很抱歉。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

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您不幸的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

您提到您解散文工委事，很有历史意义，但我相信，事情不那么简单。我去年在北戴河曾对您说过，希望您写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我现在也向您建议，希望您大胆地写出，对于搞历史的人是有帮助的。

《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请您赐复。

我是毫无芥蒂的，以往的历史并不是您我之间个人的问题。同样我也希望您原谅。

敬礼！

郭沫若

1959年1月10日

（三）1月12日我再给郭沫若先生的第二次信

沫若先生：

您的一月十日复信接到了。

首先，谢谢您说“《洪波曲》中有得罪处，很抱歉”，实不敢当了。

但我对您信所说，其中还有提出商榷的地方。

第一，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句话，并且加以解释，说是“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

现在，我想和您说：您的猜测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

而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计划”由蒋“批准”的，您那样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您说：“您不幸的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又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您一个人。”

我也想告诉您：这点也与事实不符。当时，潘公展到职才一个月，他在大火前一天就和各厅厅长、省府人员撤到沅陵去了，此事他根本不知道。

至于潘公展在国民党内，本是我素所反对的CC分子，素无往来，为什么在这时，我同意武汉方面提出他继任省府秘书长呢？说来话长，不谈了。而全国团结一致抗战的气氛也许是一个主因吧？

《洪波曲》中还有记载错误的地方。例如第十五章第十六节“长沙善后”中所说的“民政厅厅长周澜、财政厅厅长张开琏”，也弄错了。

这时民政厅厅长是陶履谦，周澜是薛岳时代的民政厅长；这时财政厅长是尹任先，张开琏是何键时代前期的财政厅长。

您说“几位大员失掉了威风，就和罪犯一样，来财政厅拜会我们”。这未免描写得过分了。火烧长沙与各厅长无干，有何罪？

他们拜会你们，不过是仰慕大名表示敬意，并无恶意，您何必说成是“罪犯一样”？您既写“历史资料”，是不是在命笔时能力求公允恰当些更好？——这是我向您提一个小小的意见。

您的大作《洪波曲》将印单行本，并收入《沫若文集》，想把我给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我当然同意。

您说：“我是毫无芥蒂的，以往的历史并不是您我之间个人的问题。同样我也希望您原谅。”太好了，这是您的雅量，应对您表示崇高的敬意。

敬礼！

张治中

1月14日

（四）1月18日郭沫若先生给我的第二次复信

文白先生：

我十一日曾在上海一行，今晚回京。读到了您十四日的复信，我非常高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专复顺致

敬礼！

1959年1月18日

文如玉

（28）辞职离湘

火后的第10日——11月22日，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善后工作可以说是从这一天正式开始。

在这之前，一部分政工人员就开始了急救工作，使这一个劫后省城逐渐有了生机。

在成立会上，我表示：

这次大火造成意外损失，省府方面对人民唯有认罪，决心全力办理善后，借赎前愆，希望在三星期至一个月内，将临时救济工作完成，务使赈款50万元（内中央拨发20万元，省府拨30万元，最后共用约100万元）每一分钱，都用在灾民身上。

三星期以后，救济灾民、清除街道、恢复市场等重要工作都迅速完成。

以我当时的地位，目击着一场空前的大火把一个城市毁掉了，而又目击着多少人在破砖残瓦之中，重理故居，经营生业，使一座废墟每天增加着生气和活力，这种痛苦与感慰的交萦真是人生中罕有的体验。

我固然痛感到火灾之烈，也深深感到民力之强。“人民努力建设之成效因灾患而愈彰著”，这个期望确然成为事实。

劳动创造是我们民族的本领，从那时起，我对于进一步兴复长沙满怀希望，并开始了新长沙建设的设计。

在一个月内的临时救济工作中，使我感受很深的有下面两点：

第一、是群策群力认真负责的高尚热忱。我觉得，在湖南一年多的时间中，在各方面都很少接触到这种宝贵的情操，我怎样大声疾呼，也看不到多少成效。

但在这一个月里，我才看到了在工作中像火一样燃烧着的热情，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以后，工作无分昼夜。每天，各单位会报，检讨过去一天的工作，计划次日工作的要点，经常到夜深才散。

所有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以至征调来的兵工和被灾民众，都各以自觉的精神辛勤努力，任劳任怨。

劫后的市容，是由从各县征调来的五千民工所组成的工程大队，在短促的限期内，整理清楚的。

安顿灾民的工作，是由许多青年同志，如政治部长沙工作队，九战区第二政工大队、三民主义青年团长沙的一部分团员以及抗统会工作干部大队等，热心负责进行的。

总的方面，计划周详，指导适当，是当时救济委员会负责人如主任委员尹任先，常委朱经农、田汉、黄少谷，宣传组长洪深，救济组长张以藩诸位废寝忘食、苦心擘划的结果。

在这一个月内，上下一致，始终一致，显示了办事精神的严肃紧张，协调合作，这种精神实在太宝贵了。

第二、是救济工作的踏实。救济的原则，第一步是设所收容，并办理灾民登记。因为，当时还有战争威胁，而且供应困难，所以希望把登记的灾民疏散到较安全的县份，由各县设收容所凭证收容。

但是，这个办法太消极了。所以，后来采取第二步的办法：予以经济助力，使灾民能自力营生。

规定凡是不愿意住收容所而愿意小本经营的，每人可贷款十元；十二岁以下儿童不得贷款，但可领保育费五元。

从12月1日到7日，登记和疏散的灾民25813人，其中贷款者23804人，领保育费者1792人，而愿领灾民证者仅217人。

这个统计数字也使我大为感动，因为愿意自力营生的是那样的多，而愿意住所的是那样的少，这正是反映了湖南民性的坚强处。

在这个阶段内，虽然登记了两万多人，费了整整几天工夫办完了发款的手续，但是，还有不少的灾民没有赶上登记。

补行登记呢，还是不补行登记呢？临时救济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认为：如果再办一次登记贷款，不免有重领或冒领的弊病，而且一面补发，一面灾民源源而来，也怕应付不了。

他们讨论几次，决定不了，跑来问我。我说：“应该再办一次。即使会发生一点流弊，也不必看得太严重。宁可让一千个灾民重领，也不能让一个灾民漏领。”

后来，决定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即不再登记了，再补发救济费一次，不分男女老幼，每口各发五元。

12月9日补发时，事先估计20000人，准备了30000人的款项。可是，实发的有84000多人，从九日下午四时一直到次晨四时才发完。现款不够，临时印发兑换券，改在12日发兑现款，共发四十多万元。

这样一个巨大紧张的场面，幸而组织良好，人员得力，没有一点骚乱，没有发生一点问题。这种情景，也是不能忘怀的。

当时，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在实地视察后，曾对这次救济工作下了一个总评。他说：“此次长沙火灾临时救济工作中，虽尚未完全避免灾民之冒领、重领等情事，而赈款全部均能用之于灾民，办事人员之不中饱，则予各方以极良好之印象，而为过去赈济之所未有。”

12月中旬，重庆政府行政院慰视灾民代表团周道腴、赵炎午、仇亦山、彭静仁、胡彦远五位先生到达长沙时，急救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

当时，商讨结果是呈请行政院再拨30万元，扩大小本贷款使灾民能进一步安居乐业。后来，在我临走前，我还作了最后一次请求，希望早日实现。

在这一时期中，我全心寄托在赶办善后，聊补愆尤。虽然，我之所以自处早经决定，但我必以负责到底的决心，把我应该做和可以做的事，做完做好。

12月中旬，我一面赶办临时救济，一面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到会的除省府委员、厅长、主席行署各厅处负责人员以外，还有一、二、五、六、八、九等区行政督察专员、区司令、各县自卫团副团长及就各行政区指定作为代表的县长。

主要的议程是讨论应变方案，兼及战时地方的一些问题。本来，这个会议是定在十月间即武汉保卫战紧张阶段召开的，因为，当时各区司令正在忙于剿匪，各专员又在负责保长训练，延未举行。

我当时常常设想：假定湖南成为了战区时，各级地方文武负责人员有什么轨道可循，能够使一切战时要政都能大体按照一定的章则去进行，而他们也能够胸有成竹地适应机宜，不致临事张皇，遇事请示呢？

当然，战时情况是复杂的，是常常变化的，但总该有几个要点，有些明确的规定，好让地方上有计划、有准备地去执行。所以，我一直在打算订立一种战时工作的方案，在方案中，把各项重要措施都作详明的规定，作为地方政府应变的指针。

不料，战局变化迅疾，筹谋未妥，火变又先发生，在赶办临时救济的时候，还是常常想到这件事。不把这件事办好，于心实感不安。

在这样的考虑和决心之下，我提出了几项原则，指定了几个人员，做成了一个应变方案的草案。

这个方案既然关系到地方，必须听取地方文武负责人员的意见；再则因为战事临到湖南以后，尤其是长沙大火以后，对于地方上精神的影响很大，在我的责任上，不能不提起他们尽忠负责的精神，应该和他们见见面，所以决定召开一次会议。

会开了三天，除讨论并确定了湖南省各地地方政府战时应变方案以外，我在这个会议上，还就匪患问题、自卫团问题、战时财政问题、兵差问题、长沙大火问题，以及我个人的态度，作了坦白切实的说明。

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依战局的转移把全省划为备战区、邻战区、战区、游击区四种区域，列举其应变大纲。同时，因为地区辽阔，省府不易控制七十五个县，所以在方案中，特别加强了专区一级的职权，规定省府的一般政令，只下达于行政督察专员或区司令转行各县。

各县上行文件，普通的只需呈请专员或区司令核示；重大紧急的才分呈省府，但仍候专员或区司令核示。至于专员与区司令之间的关系，也予以调整加强，规定专员及区司令在必要时应采取合署办公制度。

关于军事命令，以区司令名义、专员副署行之；关于政务命令，以专员名义、区司令副署行之。这一点，当时会场上有很多人主张军政合一，即以专员兼区司令，或区司令兼专员。

但是，我仍一直维持分立的制度，当然也有人事上的原因，不过我觉得如果区司令在政治上能把专员当秘书长看待，专员在军事上能把区司令当参谋长看待，分工合作，也未尝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

会议结束、应变方案颁布以后，我在12月下旬再作第二次湘西之行，在沅陵召开三、四、七等区专员、区司令、县长会议。除宣布长沙会议的决定以外，还对湘西匪患问题确定了一个最后的计划。

而后，我再转到湘中、湘南各县视察。在湘西的乾城、湘中的邵阳、湘南的桂阳，都曾看见了受训中的保长，精神都很好。

经过长期考虑，并办完了长沙的紧急善后，制订了湖南的应变方案，会见了全省主要的文武负责人员，也视察了几个地方的基层干部训练，我觉得，我可以而且也应该及时交代我的责任了。

12月30日，还在沅陵师，我就秘密地发出了请求去任的电文：

特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孔钧鉴：（密）

长沙大火以后，职以负疚之身，奉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黾勉补过，以迄今日。现临时救济已告段落，兴复建设尚非其时。腼颜待罪，痛苦殊深！拟恳钧座准免留任，并另荐贤能前来接替。此后有生之日，益当力矢忠贞，以图报称。倘蒙鉴此微忱，赐予核许，毋任感激待命之至！

发出这个电报时，我没有同任何人商量；除了我的随从秘书外，也没有第三人知道。

为了加深恳挚的情感，我加上“腼颜待罪，痛苦殊深”八个字。我深信，我的恳挚的要求是可以得到中央的许可的。

但到1939年1月13日，忽然接到行政院的嘉勉电报，我不得不再电重申前电请求，坚请早予决定。

过了三天，我知道，我的请求已经奉准，改组命令即将发表，我才公布上面请求去任的电文，并电请留在沅陵的省府委员到长沙来话别。

我和他们会见时，他们深厚的感情使我很感动。一年多来风义相期，甘苦与共，我是一个“光杆主席”而来，却满载他们的高谊隆情而去。

1月17日，重庆行政院通过了改组湖南省政府的决议，当夜，我接到蒋的电报，要我交代后赴渝。

我的交卸准备已经作好了，为了告别，我发出了一些必要的文电，其中重要的有：告同志同胞书，告全省文武人员电，致省军事参议会电，致省县党部同志电，告民训同学书，致湘西陈渠珍主任电。

我的去任请求奉准以后，湖南各界人士在1939年1月20日下午，特意召集了一个话别的茶会，邀我去参加。

会上，各位长者同志依旧给了我许多奖饰。我回想，当我在任的时候，我是怎样得到湖南一班长者同志挚爱的匡扶，得到本省许多学者以及国内名硕专家宝贵的指教，得到一般社会人士直接间接的贡献，以及怎样得到青年同学同志无限热忱的协助，我不能遗忘这多方面的辛劳在湖南政治上留下的影响。

于是，我顺便在茶会席上，简述了一年多来的感受，作为告别之辞。

首先我说：“在这个话别的聚会上，我是百感交集，觉得无话可说，只有惭愧、痛苦、罪过！”

我说：“湖南是太可爱了，是太有作为了，而我中道离开，未能使湖南同胞期望于我的得到一点成就，这是我临走之前万分歉憾的地方。”

我列举了各方面的爱护与帮助，对他们致以真诚的感谢。接着，我说：“对在乡村中担任民训工作埋头苦干的青年学生，我要说几句话。由于这班热情青年的努力，这一年来民训的道路可以说是开辟成功了。

我们这班青年到乡村去，做组织民众、启发民众的工作，他们大体是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的。这成功使古老的陈腐的乡村，变成了活跃的新鲜的世界，使散漫的群众变成了有组织的人民。这不能不归功于这一班青年学子及省县各级的指导先生。

这五万青年散布在全省，我相信可以完成新湖南的建设，而进一步造下复兴中国的基础。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向这批可爱的纯洁而热情的青年致敬，而使我们感觉国家前途无限的希望！

“总之，假使湖南一年来省政还稍稍有点成功的话，这便是诸方面的功劳。此外，各委员厅长这一年也竭尽辛劳，对治中个人的匡助扶持，都是很大的，这也应特别提起。而治中个人对各位先生、各位同志的褒奖，只有惭愧，只有向各位表示感谢。”

最后，说到我临去的感想，赤裸裸地指出我临去还有依依不舍之感。

原来，我是预定在22日启程赴渝的，因为继任薛岳还有许多的准备决定月底交接，一直等到2月1日，参加了新任的就职式的次日，我才告别了湖南直赴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