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张治中回忆录》

文如玉

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男，原名本尧，字警魄，后改名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今安徽巢湖）人 。黄埔系骨干将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政治家，军事家，爱国主义人士。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任第五军军长，在上海抵抗侵华日军；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38年因失误导致“11.13长沙大火”事件而被革职。1945年，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1949年，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主席包尔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1969年4月6日在北京病逝。

文如玉

（1）家乡与家世

我的故乡，在安徽省巢县西乡，离县城九十里的一个叫做洪家疃的村子。

这个村子又叫做“清水塘洪”，是因为在村的旁边有一口大塘，塘的一边，是由多数姓洪的聚族而居。

这一口塘实在太可爱了。水，终年是清的，除非久旱，水才减少乃至于枯竭；平常的时候，满池碧清的水，明镜一般。

杭州西湖的玉泉寺，有一池水也很清，里面养着五色的游鱼。我看，我们家乡那一口塘的水，和玉泉寺的一样清，而面积比玉泉寺的池大多了。

洪家疃位于秀丽的黄山南麓。皖南的黄山天下驰名，我认为中国的名山，黄山应首屈一指。洪家疃的黄山，我不愿喊它做“小黄山”，我认为它与皖南的黄山是同等的可爱。

这山上，常有云彩飘荡着，尽管它不很高，林木不很葱郁，却经常地保持一种碧清色和淡白色，不像一般山的黄赤色。它的品格，由它的姿态、色调表现出来，最端正，最淡雅，最秀丽。

看了这山，使人发生和平、冲淡等柔美的感觉。李白的诗：“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敬亭山在安徽宣城，也不高，却很秀；我们村子的屏障者——黄山，不但不会令人看厌，而且使你越看越爱。

环洪家疃侧面皆山，黄山是群山的主峰。它像一只凤凰，张开美丽的两翼，让百鸟和鸣而飞舞；又像一位老人，端坐华贵的广庭，让儿孙绕膝而团拜。

它的左翼是“靠山张”，右翼是“山尾洪”，两翼相距不到五里，像一座玉屏风，峙立在我村的侧面。

登黄山，望巢湖，那是多么美好的境界！

巢湖，波澜壮阔的巢湖，白茫茫一望无际的水，点缀着风帆沙鸟，站在山巅，浩荡的天风，可以开拓你的心怀，恢弘你的壮志，激荡你的豪情。

你可以尽你的目力，远望环湖及湖心的山，就连远处姥山山上，那一座我们叫做“锥子”的尖塔也可以看得清楚。

固然，从我们村子附近的岗上向南望，也可以望见巢湖，然而，总没有像站在黄山山顶远望的壮观和气魄。

我们的村子是背山面湖的一幅图画。向东十五里是烔炀河，向西十五里是长临河，向南二十里是忠庙和四顶山。

四顶山也是一座名山，忠庙也是一座名寺，四顶山在离忠庙不过三里的湖边，山是四个顶，远望四峰，对峙竞秀。

在黄山东麓，还有一个大庙，叫做指南庵。我记得，在我幼年的时代，香火还是很盛的；光复那年，庙被焚毁，一直没有修复。

抗战前，我想把指南庵修复起来，一方面保存古迹，一方面做研究佛学或研究其他学术者的栖息之所，已经预备烧砖瓦了，但因为抗战军兴而停止，没能如愿。

这个寂寞古老的洪家疃村，在交通方面，淮南铁路及合巢公路经过它东面十五里的烔炀河，东南与芜湖、南京相衔接，朝发夕至。

洪家疃的居民约有百户，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男耕女织，各司所事。但是，终岁辛勤，仅得温饱，有的还得不到温饱。

在这种情形下，教育一向是不发达的。读书，被看做特殊阶级的专业，过去科举时代，这里只有秀才，民国时代没有一个大学生，风气太闭塞了。

后来，一九二九年，我在这里创办了一所黄麓小学，紧接着，又扩充为黄麓乡村师范。本村及附近村子的儿童、青年，才开始领受现代教育的洗礼，读书的风气才渐渐展开，不仅本村及附近村子的儿童、青年获得就学的方便，皖北各县的来学者也日益增加，俨然成为这一地区的文化中心。

我怀念我的故乡，更怀念我先人的庐墓。离我的家，向北走不过百步，是我祖父母、父母、叔父的长眠之所。我盖了一个小小三间屋的墓庐，我们叫做坟庄。

我回乡时，总喜欢住在这墓庐里。有一年在家中过旧年元旦，大雪纷飞，自己一个人静幽幽地走进坟庄的园里，雪越下越大，像百万玉龙盘舞。

我孤清清站在雪花中，俯看山麓的村庄，和平、幽静、纯洁，一片粉装玉琢的乾坤。山泉淙淙，奏出天然的美妙的乐曲。

这时，我浑然忘了世界的尘秽，撇却了人生的疾苦，这宇宙和人生都像一片白羽，纯洁而光明。仿佛到了一个化境，一个超然出尘、遗世独立、飘飘乎欲仙的化境。

我相信，这种意境，是渊源于我对可爱的黄山，可怀念的故乡，可永远瞻仰纪念的先人庐墓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不断诱发我敬恭桑梓和息影林泉的愿望。

我常常回到故乡去。这不但是一个休息的机会，也是我静心思考和接近民众的机会。

其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次是我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回乡小憩的四十天。

战前三十天的准备工作，从八月十二日到九月二十三日整整四十天指挥作战的辛苦，使我的身体疲惫不堪。九月二十五日，从前方回到南京，虽已调任大本营重要职务，也不能不请假回乡稍事休养。

到了洪家疃，大家几乎不认识我了，惊问我为什么这样消瘦。但我一回到家乡，如释重负，身体一天天好转起来。

我在休养期中，也和每次回乡一样，常向黄麓乡师学生讲话，大多讲些求学做人做事的道理，把自己的体验现身说法讲出来，主要是说明一个人应该有恢弘的抱负、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精神，应该关怀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命运。

同时，我在他们面前，表示对政治生涯的冷淡。我并不希望做大官，但愿有一天回到乡下，做一个小学教员或师范教师，也许在教育上的贡献，比在政治上的要大一点。

我也常把孙总理的遗训启示他们，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希望做大官，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我说很多话鼓励师范生，要他们为农村服务，埋头苦干。

因为，在我们乡下，总免不了一种观念：做官是好的，做差事是好的。这也成了一种社会趋向，父母教儿子读书，乡党期望子弟上进，全是为的做官。

所以，我想矫正一般人的不正确的观念，使大家认识做下层实际工作的重要，使大家知道，为乡村服务是国家民族的基本工作。

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九十是农民，如果乡村的优秀青年，不能在乡村工作，不能为农民服务，而趋向政治活动，做官，干差事，把乡村风气弄坏，人才减少，这不是国家的好现象，倒正是农村衰败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分析这些道理，警觉我故乡的黄麓青年。

黄山虽好，可惜树木少，我提倡植树造林。有些池塘没有鱼，我提倡养鱼，这时，清水塘干了，是由于塘身太浅，蓄水不多。

因此，我提倡挑塘，把塘掏深。我也自己带头下塘，领导大家踊跃挑塘。村里的人笑着说：“总司令挑塘！总司令挑塘！”我觉得，参加这样的劳动是一种很愉快的事。

我很想把我的故乡建成一个理想中的乐园，我有一个实验乡的计划：

北自淮南铁路，南抵巢湖，东起烔炀，西至长临，筑成环乡的乡道，再在各村修村道；同时，办一百所民众学校，其他一切按地方自治原则办理。

我曾多次和黄麓乡师的杨效春校长商量，想把乡师逐渐扩大，成为大学，附设一所中学、若干小学。此外，如科学馆、天文台、图书馆、医院等，应有尽有。

我脑中常常涌出一幅美丽的图案，可惜我的理想刚生了芽，尚在计划阶段，而战角在烽火漫天中吹起来了。

有一次回乡小休，曾在四顶山小住十余天。四顶山，像上面说过的，是巢湖湖边的一座名山，面着大湖，松树成林。

我在山的第二顶上盖了小房三间，终日悠悠地在山上林间，踱来踱去，晒晒太阳，看看山色湖光。忠庙、孤山、姥山尽入眼底，远望白石山和巢湖南岸诸峰，参差如列玉屏。

经常，我一个人静悄悄地坐在山头，面对巢湖，天风浩荡，襟角飘开。每遇这种境界，顿忘尘俗，栩栩欲仙，觉得心灵上受着莫大的益处。


张治中47岁生日时，家人在四顶山合影

有一天，是我的生日，家里的孩子们，由长女素我领着，从二十里外的家，步行到四顶山来了。

那是一个清晨，我正坐在山头一块大石上观赏景色，忽然一阵歌声从山下传来，渐近渐清，我听出是我的孩子们的歌唱。

他们边走边唱，为他们的父亲庆寿、祝福，这一种情景，是大自然的殊恩与天伦间的至乐，交流合响而成为人生的幸福的源泉，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个回忆。

我对于故乡的父老，从小就礼貌甚周，望见长辈来了，远远打招呼，先喊他，所以父老们很喜欢我。

我始终尊敬父老和长辈，他们对我也情意深厚。每次回乡，一定要与父老及长者们谈谈，问候他们，也请他们喝喝酒，吃吃饭，有时也掷掷骰子。

我掷骰子的方式与众不同，我预备了许多铜板，每位各给一份，只准押一注，输的归我贴，赢的带了走。我觉得，这些长辈们应该受我的尊敬。

我每次回乡，有一定的程序：进祠堂祭祖，上坟扫墓，分别恭请张、洪两姓长辈公宴，敦约周围十多个村子的六十岁以上老人聚餐。

抗战胜利后，我也曾一度回乡，只是湖山依旧，长老凋零，不禁感慨不已！

在远远的年代，大概是明朝末季吧，我的前辈从江西迁移到安徽，落籍到巢县西乡的四大房姓张的，那便是我的祖先。

张家四大房分住四个村落，我们是四大房中的长房，靠着黄山山脉的一个山冈聚族而居，叫做“靠山张”。

我家这一支，以后又移到洪家疃，相距也不过一里，这四大房就叫做“四房张”。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四大房中好像是没有做官的，连念书的人也很少（进学、中举，根本没听过，仅有几名童生，都没有得过“功名”），大都以务农为本业，有少数做手工的，经商的也少，一族人安分守己地度生活。

我的祖父名邦栋，是一个典型的农村老者，性情刚正，常说直道话。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种田，很少离开洪家疃。只有在他的儿、媳——我的父母——居住丰乐河的期间，偶然去过冬，可以说，他毕生没有出过远门。

祖母是洪家的女儿，去世早，我没有见过。

我的父亲名桂徵，从小念过书，能写信、记账，粗通文理，他是一个篾工，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竹制农具店，即篾器店，当然是非常辛苦的。

父亲为人老实忠厚，是一个柔和的人，与祖父的刚直的特性两样，我的叔父名桂荣，也是篾工，也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篾器店。

我的母亲，娘家姓洪，从小操作辛苦，得了气喘病，终于因此而早死。她生了我们弟兄四人（中间还有一个妹妹，早夭），带着病照理家务。

这是一个贫寒家庭的家务活，她要自己烧菜，煮饭，洗衣，还要督促篾器店里的伙计学徒们工作。

她是一位慈爱、和平、厚重的伟大的母性。我自小一切得到母亲的培养，她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譬如，我今天有一点成就，最初的一步，是由当年不安于丰乐河学徒生活而毅然出走，到安庆考陆军小学。按当时的环境，没有母亲的支持，我要迈开这第一步也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的父亲就不赞同，只有我的母亲，仁慈的母亲，她独立地赞助我，密切地注意儿子的前途。并且，费尽心力，七拼八凑给我筹了二十四元的旅费，鼓励我求学，远行。

她常看着儿子的大处远处，教诫我，提掖我，她把一句我们家乡的格言——咬口生姜喝口醋——给我作座右铭。

这句格言的意思，就是叫青年要尝尽酸辛，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以后，我把这句话——慈母的遗教，请于右任先生写了一块横匾，挂在坟庄里，作永久的纪念。

我之有今天，正是由于这一句话的赐予。慈亲的遗训，不但我永远不能忘，我的儿女也应该永远不忘他们的伟大的祖母，我愿我的子子孙孙，都永远记住这一句格言和遗教。

这就是我的家世简单的叙述，我出身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不是世代书香，只有代代相传的劳动者的血液。

我对这个平凡的家世，从心里感到有一种自信和自豪，它遗传给我一些美德，特别是给了我长期的磨炼。

文如玉

（2）读书与学徒

我的故乡丰乐河镇，有个由李先生主持的私塾，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在他那里，读了一年后，转入一个较长的打根基的阶段，前后七年，业师是我的叔舅父洪子远先生。

中间，还曾从丰乐河唐先生读了一年，最后又从“长冈张”张来轩先生读了一年。所以，我在私塾一共读了十年。

我师从洪先生读书的程序，与一般不同，是先从难的书读起，先从《诗经》《书经》《易经》读起，回过来再读“四书”。

背书的方式，也与一般不同，五经、四书整本整部地背，硬是那样蛮干，比如如《论语》《大学》《中庸》，连“朱注”都要一齐背。

我的那位叔舅父业师教学认真，督责极严，我虽有很强的悟性和记忆力，也得要苦读，苦背，倒地是怎样的严法，只需看他拿的那块厚厚的无情的板子就知道了。

现在，我的右额上还隐隐约约保留着一条创痕，这就是被先生打的“古迹”。背书时，偶然脱一脱，那块无情的厚厚的板子，唰地一响就落到头上，往往头破血流。至于罚跪，打手心，罚一顿不吃饭，几成为当时私塾的一般风气，毫不足怪。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两个回忆：

一个是夜静更深，我还没有放学，我的母亲不放心，体念着一个还未满十岁的儿子，一个清瘦的小孩子。她常常深夜一人悄悄地站在书房门外，从壁缝里，门缝里，看到我读书的疲倦情形，等我放学出门时，她就不禁拉着我的手流下泪来了。慈母之泪，真是人间最伟大的爱的表现啊！

还有一个，我被罚不许吃饭，我的可敬可怜的母亲，知道她的儿子受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处分，心里更发难过，她买了两个“粑粑”偷偷地送给我吃。我到底是一个小孩子，回家时，我哭了，母亲又以慈爱的话语来安慰我。

现在想起来，这种对待学生的方式，未免过于旧式，以我的聪明，似乎不需要运用这种笨拙的方法，然而，正因我的叔舅父洪先生期待我最真最切，所以，也格外从严。

以后，我从丰乐河回到洪家疃，还是从洪先生读书，这一个时期，便轻松得多了，他的教学方法也改变了，而我已是十一二岁的少年，从“小学生”进到“大学生”的阶段，也就没有受打受罚的事了。

我应该说说私塾生活的情形，若论家庭情况，我是读不起书的，而我竟能在私塾读了十年，实在是勉强万分，所以，我个人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记得在洪家疃的前面，冈上梨园读书的时候，一共二十多个学生，只有我和两个同学住在私塾里面，共同“起爨”，即三个人共同出米煮饭，但是，各人吃各人的菜。

一个同学是本村富户，餐餐吃肉；一个同学是外村一个寡妇的弱子，也由他家里常常送好菜来；只有穷孩子的我，每顿总是吃的小菜饭，望着人家垂涎。

父母远在丰乐河，只有祖父和我二姑父、二姑母住在家里，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要厨子回家去要点肉来吃。

可怜的祖父，感慨地对厨子说：“肉吗，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

我听了祖父的话，心里实在难过之极，深悔自己的孟浪，后来见了祖父，祖父也对我说：“那一次你要肉，哪里来的肉？”

还有同样的一个惨淡的回忆：

在丰乐河的时候，我生了满身疥疮，有人说吃猪油蒸红枣，可以健脾，疮可以好，我告诉了母亲，她黯然地说：“饭都吃不周全，哪能有什么猪油蒸红枣！”

我睡的床，只是一块木板上垫着一铺稻草，上面覆着一床烂棉絮。热天，只有一顶稀烂的帐子，四周八方都是孔，大孔小孔，补了又补的。

然而，由于一天读书疲劳，仍然得钻进去睡。当我睡熟的时候，也正是蚊子大肆活动的时候，曾记有一次，我的业师拿着扇子替我赶蚊子，我才为之惊醒，心中感谢不已。

我那两个同住在一起的同学，虽然家道小康，生活一切比我好，但念书总赶不上我，以后也没有什么成就。

可见，在私塾里，在幼年时，吃点苦头，不但没有害处，还大有益处——我常常是这么想着。

另外，我还从了一位唐先生读书，是在丰乐河，这是一位“老好人”，他的学问很平常，那个私塾的房子很湫隘，学生并不多，他又常常管外事，给学生的负担也很轻，用不着怎样出力。不过，这一年没有多大进益。

我读私塾的最后一年，是在长冈张村西峰庵师从张来轩先生，他是秀才，很器重我，曾经感慨似的说：“教了几十年书，才遇着这一个聪明学生！”

这时，读《左传》是一门正课，我通常只读一二遍就烂熟，张先生非常惊奇，逢人称赞：“这孩子将来大有希望。”

他有一次与一个老年人谈到我，说：“张家孩子是一个小才子，将来了不得！”现在，张先生已作古了。

回想他的为人，品貌好，做人好，国学根基深，虽在他的门下只读了一年书，而所受国学的启迪，益处很大。

他欢喜喝杯酒，有一个小小的瓦盆，通常放一点咸菜，午饭前，他总是吃点酒，就拿那一点咸菜下酒。有时没有酒了，他脱下马褂叫伙夫去当四毛六毛钱，买酒吃。

我对他的印象很深，他是一个很严正、很慈祥的老人，安贫乐道。

西峰庵在山冲里，前面一排松树，风景很好。这时，因为我已经有了底子，读书生活比较轻松，不论开讲、作文章都不太吃力，因此，我和一些同学，居然有散步的闲情逸兴，这可以说是我少年读书时期，最快乐的一年。

我认为，最受磨难而同时最有进益的时代，是从我的叔舅洪先生读书的时代。他考过多次，虽没有进学，但许多进过学的人不及他，他一生没有旁的嗜好，自小苦学。

在教书时，他对自己的约束很严，讲到学问，一点不放松，除教学生以外，自己一天到晚，不断地诵读写作。

他做人是很厚道的，后来他在地方管事的时候，有些人嫌他软弱，坏人不怕他，他没法对付坏人，这也可以看出他的厚道。

我对他为人的不苟且，存心忠厚，态度端正，是很敬佩的。所以，我们永远保持很好的感情。

我在私塾读书时受的是旧式的教育，至于学问是怎样，怎样应用到实际的人生，怎样与国家民族有关系，可以说根本谈不到。

现在十岁左右的孩子常识就很丰富了，对国家民族就有相当的认识了，而当时的私塾学生，不过是装满一肚子线装书的字句罢了。

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去考秀才，为什么忽然要考秀才？原因是这样：

那时已是清末，科举制度在将废未废之际，不过八股已改作策论了，我在私塾读书，以我的作文的优异，先生认为我可去试试，考一下秀才。

我记得：我的父母都以为“念长书”的目的，是要猎取一点“功名”，而猎取“功名”的正当途径，自然是考科举。

其实，我自己是糊糊涂涂的，这一个“功名”的猎取，对于我究竟有什么益处？益处在哪里？我当时莫名其妙。

考试分三个阶段：县考、府考、院考。我没有参加县考，是直接参加府考的，但是，必须完成县考补考手续。

府考、院考都在合肥，是由我的父亲亲自护送去的，住在合肥城内一家旅店里，考试的日子，三更天就携起考篮和干粮进场。

点名进场后，就封考场门，出题，作文章，缴卷，出场，第一个程序，要一天两夜做完。

考场里最难受的是大家不能出去解手，每人桌下有一个瓦罐子装尿屎，臭的熏人，闷气得厉害，真难过。

我的府考考得很高，那时发榜的方式，不像现在的一般学校，而是用一种圈形，排列名次的先后，越是圆圈的里层，地位越高，大概圆圈中心点的一名是“府首”，我的名字离那中心点很近，好像是最里面的第二圈的前排。

当我再到合肥考院考的时候，有些人是知道或听说我聪明过人的，看见我生得清秀，都说：“小秀才来了！”

但是，我辜负了大家的希望，院考没有取上，父母的热望，亲友的期待，被泼了一瓢冷水。

我为什么取不上？我想字写得坏，或者是一个不能取上的原因，别人一个格子端端正正写一个字，我是三个格子拉拉扯扯写两个字，这也许有点关系吧。

科举是清王朝用来桎梏人才的方法，我虽没有考中，但对我毫无损害，反而打断“功名”的一线希望，唤起了奋斗前进另找出路的决心。

有一年，吕德盛号新收了一个学徒，这个学徒便是我。

吕德盛号是一家商店，在丰乐河镇上，它离我的家乡有九十里远，隔着巢湖，是安徽合肥县的一个市镇。

这一个市镇，以“毛行”为交易的重心，是鸡鸭鹅毛的出产地，通常是有人坐庄采购，经过三河（三河是一个市镇，是一个较大的米市场，离丰乐河十五里），出巢湖，下芜湖，运销出去。

吕德盛号是一家卖布匹、糕饼、油盐、桐油、纸张、香烛、碗盏及其他杂货的百货商店。

丰乐河镇只有临河堤上的一条直街，吕德盛号是丰乐河镇上数一数二的大铺子。吕老板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很勤谨，很守本分；弟兄三人，他是老大，名叫吕为才。

我为什么忽然又去当学徒呢？经过的实情是这样的：

在考不取秀才以后，就想进学堂，但是家境太困难，决不能供给我的学费，既然进不起学堂，又想继续去考科举。

我自己当时还相信：以我的聪明，迟早总会取得功名的。不料，这时，科举又停了，于是，这一个希望宣告断绝。

我的念头又转过来，既然无力进文学堂，如果有武学堂，何妨去考考。那时，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扬州十二圩当哨官，听说那里要办一个随营学堂，我就到十二圩去投奔那亲戚。

等了好久，随营学堂并没有开办，冤枉跑一趟，只得又挑着一个“失望”的担子回家。

进吕德盛号当学徒，就是在这次郁郁回家之后的事情，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我母亲的干女儿，是吕老板的老婆，父亲与吕老板也熟识，便把我介绍进去了。

吕老板知道我是读书人，仪表、态度、举止，与一般学徒截然不同，所以，不把我当做普通学徒看待。

大约服务了三个多月，我学会了打算盘，他就叫我写账，算账。但是，普通学徒应做的工作，我还是要去做，像早起洒扫，收拾铺房，抹布架子，清理糕饼，洗茶杯，泡茶，客来敬茶，照应顾客，等等，还有老板盖新房子，我有时去做小工，也掏过阴沟。

凡是我可以做的事，不待老板的督率，常常自动地去做，一点不躲懒，虽不知道什么叫做服务精神，工作却是相当勤快的。

只有一件事，我未做过，就是没有替老板、管事的铺床、倒便壶，这是他们特别给的面子。

店里的生活方式，现在想起来极有趣味。第一是吃饭。平常吃饭，只是一两碗青菜，每逢初一、十五才有肉吃，我们叫做“吃荤”。

盛一碗满满的饭，夹些菜，端着碗，就站在柜台上吃，吃得很香，遇着买东西的人来了，马上放下碗和筷子去招呼生意，生意第一，吃饭第二。

第二是睡觉。吕德盛号是两层楼的房子，我们都睡在楼上一间宽大的房子里面，排列着许多床铺，又堆积着许多货物。

也有一个时期，睡在楼下柜台里的地板上。夜晚，把被褥打开，铺在地板上，清早又把铺盖卷起，搬出来，睡得迟，起得早，不过并没有睡眠不足的感觉。

我在这一个“宝号”中，除做日常工作外，唯一的安慰就是看书。最喜欢看《纲鉴》，其他书籍，只要能到手就看，我有手不释卷的精神。

实际上，我并不甘心就这样做一个生意买卖人。初入店的时候，在一个新环境的刺激下还不觉什么，不久以后，我的内心渐渐感觉苦痛起来了，好像自己受了委屈：

难道这个样子就是出路吗？难道做一辈子生意不成吗？

我一面工作，一面考虑自己的前途。对于求学的事，梦寐也不能忘。当时，丰乐河镇上是没有报纸看的，每逢得着从外埠包货来的旧报纸，不管一张半张，不管怎样破烂，不管何年何月，我总是把它留下，里里面面看过。

有一次，忽然看到从芜湖包货来的一张报纸，是上海的《申报》，上面登着“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消息，我的心，雀跃般地喜欢极了。

我想，可以去投考了，这一个机会再不能放弃了。同时，我还知道，有个和我家有点瓜葛的亲戚，在安庆省城测绘学堂当学生区队长，并且知道，他放暑假回来了。

于是，我就找到了他，他答应在快要招考的时候通知我，并且在省里帮忙，我下了最大的决心，来找自己的出路。

一个很好的做生意的生活，凭空地忽然放弃，这在一般人的眼里，是有点奇怪的，我的父亲也不赞成我这一着。

而同情我的、了解我的、赞助我的，只有我的母亲。她关心她儿子的生活，更关心她儿子的前途。

学生意，是没有办法中的一个办法，但这却不是她儿子的出路，如今既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儿子见到了，怎好轻易放过。

她不知费了多少心力，东拼西凑，替她的儿子凑了二十四元做盘费，到安庆省城去投考。

这是毕生难忘的二十四元，这不是钱，是母爱，伟大的光辉的慈母之爱。

文如玉

（3）找寻出路的日子

在考不取秀才又无力进文学堂之后，我又听说，扬州十二圩那里要办一个随营学堂，于是，我带着希望，去投奔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这个亲戚也姓洪，他是我祖母家的远房，我应该喊他为表叔，他带着一艘舢板船，是一名哨官，是保护盐务的武力。

我初到他那里，因为我说是来投考随营学堂的，他对我态度还好，愿意帮忙，我有成就，他也脸上有光。

但是，哪里知道，一等再等，学堂一直没有开办的消息。我越等越着急，越住越着急，而我的那位表叔呢，他看见随营学堂不开办了，我没有希望了，就渐渐地对我冷淡起来。

随后，我开始吃起了“冷眼饭”，就是“冷眼饭”也常吃不饱。

我住在他留驻的船上，船泊在小河汊里，有时，我一个人坐在船头，芦苇上的一粒清露，辉映着我眼眶里的一滴泪珠，不管他耐不耐烦，吞着眼泪，等待着一个最后的消息，希望有好的转机。

但是，随营学堂终于没有开办，我终于听从了亲戚的劝告，回家了。

就这一个短短的时期，我所受到的心灵上的痛苦，使我至今不忍回想，依人的无聊，寄食的苦况，实在难以形容。

我记得，临走的时候，那位表叔给我开了一笔账，把原来给我的零钱和伙食费一起算足，另外，还凑上给我的回家旅费，总共是十三元，并且叫我写一张“借条”以为凭据。

这一张“凭据”，在我回到丰乐河的第二年，他就派人拿来向我父亲把欠账讨还了。

不过，第二次，我又到了扬州十二圩，这是在我“气走安庆”之后，为什么我会“气走安庆”呢？跟着后面我就要说的。

安庆是不可一朝居了，然而我离开了安庆，又到哪里去呢？又去干什么呢？我实在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事情可干。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想来想去，还是到扬州十二圩去找那位远房亲戚，也许随营学堂会开办，看有没有机会进去，不过，好容易奔到十二圩，也没有事可做，随营学堂还是始终没有开。

在扬州，我看十二圩的情形，盐的气氛弥漫了一切，盐商是头等的巨富，而搞盐的工人却是劳苦而赤贫，尽管他们有气力，但还是惨淡地生活着。

可是，我是一个瘦弱的青年，被人们看不起的穷小子，天赋我的生存权利，我向何处去求？我没有路可走了，但我仍要奋斗。

我想：索性当兵吧！

于是，我想办法投到当地的盐防营，而这一个营里根本没有正额可以补，所以，只谋得了一名“备补兵”，待遇极其可怜。

首先是“住”的问题。名义上是住在营内，而实际上没有一定的铺位，遇着哪一个铺位有空，就补上去睡，如果没有空铺，你就睡不成。

我记得，我每天晚上，总是抱着一床被，到处找地方睡，清早又抱起这床被离开这地方。

睡觉的问题虽艰苦，还不要自己贴钱，而备补兵根本没有饷，不像正额兵每月有四两二钱银子。

因此，比睡觉更严重的一件事就是吃饭，在这里吃饭是要自己出钱的，叫做打“火食圈子”，可我哪里去找钱呢？

唯一的办法，只有进当铺，距离盐防营十五里路外仪征县城的“当铺”，就是我这个穷备补兵的“银行”。

为了维持“食”的需要，我最初是当衣服，当其他零碎东西，后来当光了，没有东西可当，就当汗褂子，有一次，来回跑了二三十里，才当了四毛钱，继续维持那无情的“火食圈子”。

在盐防营，备补兵也有工作，这就是：当正额兵有其他勤务离开了，就要代替站岗或者是跟随正额兵上操。

唯一的希望是正额兵出了缺就有补上的机会，可偏偏那些正额兵不大容易出缺。

我这样在盐防营里当一名备补兵，苦干了三个月，岁月蹉跎，始终补不到一名正额兵。

我觉得，这样下去，太不是办法了，我不能不离开十二圩了，真想不到，我的遭遇会这样苦！

离开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刺激我一定下决心离开盐防营，这就是在备补兵期间，碰见一个班长，他也是一个“头目”，一个流氓。

我不知怎样，也不知什么时候开罪了他，他对我的态度特别的坏。有一天，他对我摆出一副可怕的狰狞的面孔，很凶恶的神气，威吓我，骂我（我不懂他说的一些什么话，但知道他是辱骂我），幸而没有殴打我。

这还真是一个谜，我至今仍想不起那个班长为什么这样对我。

当时，我怀着很大的忧郁与恐怖。我想道：那班长是流氓，流氓是不好惹的，动不动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何必冒犯这危险？被人歧视、欺负、侮辱，难道一个备补兵就是这样的奴隶地位吗？

于是，我第二次离开了十二圩。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

瓜洲离十二圩不远，都在江北岸，瓜洲的诗景，变成了我当日的心情。

我像一颗星影，一盏渔灯影，随着夜静静的江流，又回到另一个地方——安庆。

我到安庆前后共两次，第一次到安庆是去考安徽陆军小学，我的母亲辛辛苦苦东挪西凑给我二十四元做盘费，我由丰乐河到安庆，一共三百六十里，走了六七天。

我们一行五人，都是丰乐河过去私塾的同学。抵达省城后，住在一家小旅馆。一经调查，才知道“陆小”虽招考而名额有限，并且各县名额都有规定，大县两名，小县一名。

比如合肥县只有两名，巢县是小县，只分配一名。这一名，争的人很多；同时争这一名的，有一个最有势力与巡抚衙门有关系的，势在必取。我不管这些，我总是要考。

第一次考体格，检查身体，那时我拖着一条小辫子进考场，我的体格算是通过了。

第二场是考国文，题目我还记得，是《战阵无勇非孝也》。这一篇文章，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楚，出场时，我把这篇文章的底稿给大家看，都说：“一定取！”

但是结果榜上无名，我们巢县的这一个名额，给了同巡抚衙门有关系的人了。这人姓贾，年纪也轻，很漂亮，又进过学堂，我当然争不过他，这个我很自信有把握、旁人也相信我有把握的机会，又失掉了。

记得我一到安庆，紧忙先去瞻仰“陆小”。我看到它的堂皇的屋宇，穿着整齐的制服的学生，我是何等的羡慕。

假如考取了，进了这一个好学堂，应该如何快乐。正因希望迫切，讵料榜上无名，我自然更加懊丧。

云天辽阔，四海茫茫，我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怎么办呢？想起来真是烦闷极了，痛苦极了！

而那些没有考取的人都纷纷回家，他们也劝我回家，说：“还是做生意好。”但是，我觉得不能如此，我情愿流浪，一定要从流浪中找出一条出路来，不管怎样的艰难困苦。

我到安庆不久，从旅馆里搬到唐启尧先生的公馆。在清朝末年，创办新军，每省成立一个督练公所，唐先生是督练公所的总办，大家都称他做“唐军门”。

我为什么能住进“军门”的家里呢？因为我们几个同伴从丰乐河上省，其中有两个是唐先生的本家，于是，我就同这两人住在唐公馆。

在唐家，他们专门请一位先生，姓庞，河北故城人，专教他的二儿子。一番交谈之后，庞先生很器重我，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有前途的青年，所以，他对我态度很好。

我寄住唐公馆，一面陪着“唐二少爷”读书，一面抱着第二年再考安徽测绘学堂的希望。

“唐二大人”是唐军门的二哥，他是一名秀才，不住在唐军门的公馆，不过常到这里来。

忽然有一天，他跑来当着唐二少爷的面厉色地向我说：“你是什么人？他是少爷，你这穷小子配和他在一起住在这个公馆里吗？”

当时，我以一个入世未深、阅历尚浅的青年，听了他的话，像晴天霹雳般地打到头上，受了这样一个难堪的刺激和打击，又伤感，又气愤，实在受不了，我宁可流浪死、漂泊死、冻死、饿死，也不能被人家欺负，受人家侮辱，我决心要走。

就在挨骂的那一天晚上，我睡不着，想来想去，非走不可，半夜，悄悄地走到庞先生室内告辞，当时，庞先生已睡了，我轻轻将他唤醒，他坐了起来，看见我哭着，大惊，忙问我：“你做什么？”

我眼泪直淌，说：“我要走了！”

庞先生问：“为什么要走？”

我说：“我非走不可！”

庞先生说：“我看还是等一等机会吧。”

我说：“不能再等了！唐二大人今天对我太难堪了，我本来不配住在这公馆里。”

说着，我又哭了，哭得非常伤心！

庞先生极力安慰我，他晓得不能挽回我的决心，可又知道我没有盘费。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是一个深秋，旧历的九月间，我穿的还是一件夏天的生丝蓝大褂。这件大褂，是我母亲特别替我制成的。

庞先生问我：“你无衣无钱，怎样走啊？”我答：“讨饭都要走！”

庞先生于是送我一串钱、一件旧布大褂。再三叮嘱保重，洒泪而别。

第二天清晨，我带着悲愤，带着坚决的奋斗情绪离开了安庆。后来，听说庞先生在我离开安庆的不久之后回河北去了。

随后，我在扬州当警察的时候，还通过一次信，他劝慰我，有“不犹愈于蓬飘无定乎”的话。现在，此翁是不是健康如昔，我常系念着。

那么，我这第二次安庆之行，是因为在十二圩再住不下去，又听说安庆测绘学堂招考，可到安庆后，这个学堂并没有招考，我住在一家很小的旅馆里，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那时，安徽已创办新军，成立了一个混成协，我打听到这混成协征兵，听说秀才也有从军的，我很愿意当兵从戎。

当时，征兵有一定的章程，首先要由地方保送，再经过种种手续、程序，但当时的我，是没有方法可以办到的。

兵既当不成，想找一点小事做也找不到。最后，不得已补上测绘学堂一名传达，我想先解决吃饭问题，等待测绘学堂招考的机会。

传达就是号房，我就住在门房里。干什么事呢？引导来宾会官长或学生，登记收发分转公文信件。

而且，做这些工作的，不止我一人，好像有三个人，这种传达工作，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

我搬进门房去不久，就感到了苦痛，觉得这一个工作，只是一个“听差”的地位，我不能干，我想：新兵虽然当不到，与其当一个类似听差的传达，不如当一个警察吧。

按当时的警察制，要想当一名正式警察，先要经过备补警察的阶段，由备补然后入正额，否则补不上，纵有正额，也没有办法。

什么叫做“备补警察”？就是人家请假不站岗的时候，你去替他站岗。每站一次是三小时，每一次四十文，后来，我就靠这份钱吃饭，打伙食圈子。

在安庆，人家普通都烧芦柴，我住进警察分局去的时候，连睡的地方都没有，巡警局的厨房也是烧芦柴，堆在厨房的一角，我在晚间就倒在芦柴堆上睡觉。

实际上，我最怕的是夜间站岗，一般正额警察请假，偏偏常在夜间十二时到三时，乃至三时到六时。

那时正是冬季的寒夜，夜间起来很冷，衣服不完全，感到直打战颤，但是没有办法，我也只有咬紧牙关，从芦柴堆里爬起来，穿着一套半新半旧的别人的制服，挟着一根不长不短的木棒，孤悄悄站立街头，冷对着一片凄凉暗淡的夜景，万感交集，不知不觉地想到茫茫人生，总不能就这样下去吧？

就这样，又过了两三个月，测绘学堂的招考消息仍然渺然，而我又连一名正式警察也补不上，老是穿人家的制服，替人家站岗，受尽辛酸之苦，我实在支持不住了，还是要另找自己奋斗的道路。

就在这时，我接到从前丰乐河私塾的一个同学方若木（合肥人，当时在扬州做警察巡长）一封信，他说：扬州有一个巡警教练所招考，我可以进去，而且受训三个月当正式警察，慢慢可升巡长。

我接到信后，以为这个巡警教练所一定是一个学堂性质，只要是这样，不管它几个月毕业，不管毕业后的出路是什么，能借这个机会离开安庆，是我很愿意的一件事。

这时，我两去安庆，又再别安庆，此地临江的塔影是那样尖瘦，晓雾迷蒙，江波浩淼，我带着痛苦和希望的心情，离开这里，随着东流水又飘向扬州去了。

离开安庆之后，我来到扬州，进了巡警教练所，所址在史公祠，对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史迹，我应该郑重地介绍一下。

扬州“屠城三日”后，一代民族英雄史可法，忠骸混在死尸之中，因天气蒸热（扬州被清兵破城是四月二十五日），尸身腐烂，不能辨识，无法收殓。

隔了一年，他的家人才将他生平所用的袍笏，葬在扬州城天宁门外的梅花岭。

出扬州天宁门有一座大庙，叫做天宁寺，寺东不远有一所破房子，褪了色的古木栏杆，这就是有名的史阁部祠——史公祠。

史公的衣冠冢在祠内，梅花岭在祠后，墓与祠向分两区，祠在西，墓在东，共由大门出入。

在入门处，有翠柏数株，昂然独立，与岭上的红梅遥相辉映，显示孤忠抗敌的精神。

墓前，有杂植松柏梅花十数株，墓南有正厅三间，东有客厅五间，船厅七间，梅花仙馆一所，多已颓败。

在堂中，悬有史公的画像，对联很多。其中有：“生有自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由墓西北隅园门入，有长廊一道，壁嵌石碑很多，还有一个碑亭，中置崇祯年铸的铁炮一尊，是当时史公守城的工具。

由正厅折而西入祠，有飨堂三间，中设史公牌位，两旁附祀诸人，这些屋宇都很荒凉。长廊外，梅花多株，间有樱花。

梅花岭在祠的后面，要由祠外绕道而去，只有清潭一泓，垂柳数枝，土阜半堆，破屋两间而已。

当日，史公抗清点兵放炮，就在这一座土阜之上，而所谓梅花岭，传到后来，虽有疏落的寒梅数枝，但已无岭可登了。

虽然祠宇荒凉，颓败，冷落，而史可法爱国抗敌的精神和事业，永远值得千秋万世崇仰。

我在巡警教练所时，一共不过几十名警察学生，有一个所长主持，其地位等于巡官。所谓教练，非常简单，就是教你当警察的规矩和知识。

就这样，三个月完后，我补上了一名正式警察，任务还是站岗，不过，与上次在安庆所站的岗不同：上次站的岗是人家的岗，这次的岗是自己的岗。

的确好不容易，我终于有一个正式的自己的岗位。

但是，站岗也常常被轮在晚上，我带着一支旧式枪，突兀地站在盐运使署大门口。这种夜岗，在冬天不知不觉地使人产生凄凉的情绪。

有时，站得很疲倦，偶然把上身倚靠着门墙上，忽然下意识地警觉这是犯规的，站岗是不能打盹的，于是身子一下就挺立起来了，告诉自己不能犯规矩，只好在大门口蹬蹬脚或是踱来踱去来取暖，来提一提精神。

当时，一天只吃两餐，餐餐照例是黄豆芽汤一碗，吃得实在太厌了，有时我拿三五个制钱，买点咸萝卜下饭，可见在当时，这咸萝卜的风味是无穷的。

站岗不久，我又调任勤务警察，好些同事羡慕我：“啊！升官了。”

真是升官了吗？不是的，不过是不站岗罢了，任务是：外面来局“打官司”的，代为排解或报告上面；送贼来了，把他收下，拘留；登记户口，查户口跟着出去，专干这些日常事务和零星差遣。

一方面看来，从一个站岗警察调为一个勤务警察，算是幸运，确是从所谓优秀的警察中挑选上来的，而按工作的实际，也不过是一个门房、一个传达罢了。

在这期间，我有下面两种表现：

一个表现是我工作不忘求学，站岗不忘读书。我当站岗警察的时候，每天除站岗外，不是看报，就是读书。并且到处找书看，借书看，渐渐喜欢读新书。

一天，忽然在街上看见一张“英算专修科夜班招生”的广告，我高兴极了，认为这是一个求学的机会，自己太没有科学基础。学习英文、算学是一件必需的事。

于是，我就去报名，每晚上两小时课。算学是从加减乘除学起，英文是从ABCD学起，对我等于是“科学的启蒙”。我一面站岗，一面求学，大家觉得我有点“特别”之处。

还有一个表现，可说是我当时的一个特殊表现，一个精神上的嗜好，也成为被人注视的原因。

这是什么呢？就是“捡字纸”，我们局里扫垃圾，每天一大堆，里面的字纸不少。

当时，我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什么叫细菌，天天用两根小棍子，一个破篮子，从垃圾堆里捡字纸，捡完了，送到字纸炉去烧。

为什么这样持之有恒地捡字纸呢？现在想起来，大概是由于以下两个意识：一是从前在私塾读书的时候，先生总是叫我们“敬惜字纸”，我受了这种教育的启示；一是我小时常常看见有人挑字纸担，认为是一种功德，一种好事，我受了这种工作的暗示，不知不觉地把捡字纸这一件事看做很重要，很正当。

那时，好多人认为我是勤劳，称赞我做“功德”；但也有人拿我开心，把字纸扔在那里等我捡。

一个伙夫就常和我开玩笑，对我说：“字纸多了，还不去捡吗？”我只有报他一个微笑，我不管旁人的称赞和讥讽，总认为“捡字纸”是一件好事，自己应该去做。

因之，又想起幼年时代的一件事：在西峰庵私塾从张先生读书那一年，听人家讲起“乌鱼”是一种“孝鱼”，我就不但不吃乌鱼，而且常常买来放生，认为“放乌鱼”是一件好事。

这一种心理，也许是根源于慈母的爱，也许是由于私塾中先生讲中国伦理故事所烙印的一观念，这是和“捡字纸”一样的心理。

后来，勤务巡长不知是不是看我工作上有些什么不好，把我又调回站岗。而我反觉态度怡然，因为勤务警察的工作太麻烦，太琐碎，太不自由，倒不如去站岗，只要站了岗，此外的时间可以任意支配，捡字纸，看书，上课，没有什么拘束。

这一时期的生活，总括起来是：学习英、算，看报，读杂书，捡字纸，站岗及警察职务上的杂事。

此外，还有一个期待，就是希望陆军一类的学堂招考，我立定志向，预备学陆军，于是到处通信打听，随时存着这一份希望，一直期待着。

文如玉

（4）投笔从戎

霹雳一声，武昌起义，不久的一天晚上，扬州也燃起了光复的火焰，诸事都很顺利地进行，没有什么阻碍，也没有发生事故，我非常兴奋，参加了热烈的游行，一个伟大的光明的日子到来了。

那时，我看报纸，知道上海已经响应革命。从街头巷尾看报人的表情可以看出“人心思汉”，都希望光复，都拥护革命军。

当时全国各地的光复运动如火如荼，我卷在这一个狂潮热浪的漩涡里，也变成一滴飞溅的浪花。我觉得，这样留在扬州站岗，根本不是办法，我想就到上海去。

到了上海，干什么呢？我想：警察是不愿意再当了，还是当兵吧，我看见上海组织了学生军，预备参加北伐，非常兴奋，觉得如果能够参加这一行列，是极光荣的。

因为，学生军与一般军队不同，全是由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的，我在街上看见一群一群的学生军，挺着胸脯，雄赳赳，气昂昂，留下一个最深的印象，欣慕万分。

经过一定的程序，我进入这学生军了，达到了我的热烈的希望。我是没有进过文学堂的，只在扬州学了一点英、算，是一个“读圣贤书”的私塾学生；但是，我加入学生军以后的表现，很受一般官长的器重，认为我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终于把清朝专制政权推翻了，中华民国创立了，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学生军奉命到南京，改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当时的陆军部长是黄克强先生。

我们这一个入伍生团，是把各个地方的学生军合在一起，编成一团，正式开始入伍生训练，我被编在第一营，上操上课，都很兴奋。

每次操练回来，大家都昂着头，张着口，高唱《四季从军乐》的军歌，何等慷慨雄壮。

起初，我进上海学生军，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打仗，就是北伐，打死了是光荣的；如果不死，希望可以进陆军学校，将来当一名正式军人。

现在，做了入伍生，摆在前头是一重一重新的希望了！

那时，我有两件事永不能忘：

一件事是我当时的矛盾心理。我在学生军的时期，个人的志愿是决心打仗拼一死，而同时一念到父母的苦楚和对我的大恩，心里非常悲痛，往往写家信写得很长，一边写一边痛哭，简直是以泪代墨，非常伤心。

我每次写家信，都有这种痛苦的感觉，但是又不肯把自己的决心告诉家庭，反而安慰双亲，说些自己有希望，有前途，请父母放心这一类的话。正因为这样一个矛盾，使苦痛在我的内心钻来钻去，没有出路。

还有一件事，是当时的痛苦遭遇。在南京入伍生团时期，有一天，学踢足球，被一个同学用钉鞋踢破了我的腿，出血，流脓，差不多五六个月之久，一直到入伍生团快结业以前才好。

在这几个月中，最初课也不能上，后来能走动一点，才勉强去听课，根本不能上操。人家上操，我就坐在地铺上看书。

有时感到焦急，当听说连部开过会，对我很久不上操，有主张开除的，更分外地伤感和难过。如果真被开除了，怎么办呢？

幸而我在连上的一切表现都好，有几个排长说：“这样好的学生，开除了，未免太可惜！”因此才未被开除，这一条“烂腿”，险些误了我的前途。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南北和议已成，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入伍生团准备编入陆军军官学校，调到保定。

于是，我们的这一段生活宣告结束，当离开南京北上时，我知道打仗拼命已用不着，而自己就要进入陆军军官学校了。

从前瞻仰“陆小”的高墙而不可即，现在一跃而跨入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这是自己经过长时期的奋斗而获来的一个报偿，不禁引起了一种安慰。

陆军部入伍生团并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宣布之后，我们就从南京被送到保定。不料，一到保定，就听说有人反对合并。

反对的理由：

第一，因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升学系统，是招考高小毕业生入陆军小学，三年毕业升入陆军中学，两年毕业，再入伍半年以后始能升入陆军军官学校。

这就是说，必须经过高小的六年，陆小的三年，陆中的两年，一共十一年，才能进到军官学校。

年限是这样的长，经历是这样的久，从他们的眼光中看来，南京入伍生团是不合这个资格的。

第二，现在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学生，在光复时，多有参加革命及指挥军事的官长，入伍生团的连排长许多是他们充任。现在硬要使师生同学，未免不合情理。

第三，就是依照前清陆军升学系统，他们是正统派，而入伍生团是半路出家。

由于这几种原因，反对合并的声浪很高，而这一个反响，遭遇了我们入伍生团同学激烈的抗争。

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中显然地分为两派：一派是主张非力争不可的，另一派是不主张力争的。

这时，北京政府决定，分设两个陆军军官预备学校：第一校在北京清河，第二校在武昌南湖，第一校收容陆小毕业或陆中肄业的陆军学生；第二校收容南京入伍生团的学生。

我们可以加入的，就是这个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我是属于不主张力争的一派。因为，感到我们的科学知识太不够了，这个预备学校是注重科学教育的，我们正可借这机会，充实科学的基础，所以我不主张力争。

可是，我有一个矛盾：同学中都知道，我平常喜欢写作，到了开会抗争的时候，要我起草呈文。我居然接受他们的意见，尽管我不赞成他们的主张，我还是替他们起草，而且写出很多的理由。

大家看后都说，我写的呈文是“理直气壮”。但这一个问题终于未得北京政府的许可。于是，我们又从保定回到武昌，进入北京政府就前清陆军第二中学的原址成立的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

入校是一九一二年冬季，一共修学两年。在这个学校的两年中间，我认为自己确实得到了不少的进益。它的课程，在对科学的学习上，因为我过去没有根底，所以一开始学习就感觉莫大的兴趣，也非常用功。

不过，究竟不是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学上来的。一个还没有受过高小科学教育的学生，一跃跨入高级中学的行列，虽然凭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可以赶得上，但毕竟是很吃力的。

譬如说，当时对于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我都感觉很有兴趣，很吃力地学，但总弄不大清楚。

我记得常常为一个数学题，总是尽量运用脑筋去想：白天想不通，晚上想，睡着还想，走路、吃饭甚至做梦也还在想，真未免太吃力了。

至于其他的功课，如史地、理化、代数等，就觉着容易了。另外，有一门功课——图画，使我简直没有办法。

记得有一位先生教我们的图画，有一天，是考画什么东西吧，我随便画了两笔，表示这两笔就是一座巍巍的喜马拉雅山，山上画了一个很高的纪念碑，也是随便的两笔，而且题了一行大字：“大中华民国战胜纪念碑”。

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幼稚得可笑，意思就是在表示登上喜马拉雅高峰，雄视欧亚的气魄，就这样地交卷了，先生看后，笑一笑，打一个圈，给我吃了一个“鸭蛋”。

还有一门功课——论理学（逻辑），必须机械地记公式，我自信是一个记忆力很强的人，但我没有办法把自己机械化。

在考这一门功课时，理论是可以对付的。而对于那种复杂的公式，实在是没有方法去对付，于是只好坦白地交白卷。

教这门功课的先生是一位四川人，他却不把“鸭蛋”送给我，而奇突地批了三个大字：“好极了！”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他的用意：是在赞许我的率真（不知即不知），还是讥讽我的无能呢？

还有一门功课使我感兴趣的，就是德文。以前，在扬州曾经学习英语，现在我想进了军校，学习陆军，最好是学德文，因为那时德国的陆军在世界上是驰名的。

在这里，我从字母学起，本来我是一个语言笨拙的人，但因先生的教授法好，缺乏语言天才的我，在德文班里，成绩居然得以排在甲级，而我的时间，花在德文学习上的可也就不少。

回想到这一门课程，使我永远怀仰着一位先生，就是当时教授我们德文的格拉塞先生。

不客气地说，当时我们的先生、官长，似乎很多都是平平常常的。只有一位先生被我看得起，影响我最大，那就是教德文的德籍教师格拉塞先生。

在这整整两年的授课期间，他没有耽误一次课，没有早退一次堂。他的家离学校有好几里，每天都是走来走去，上了课回去吃饭，吃了饭又来上课。

尤其在夏天，走得满头满身热汗淋漓，跨进学校的大门，就往课堂上去，毫不休息。他的授课，是切切实实的，教授法非常好。

他经常穿一套简朴的黄咔叽布制服。一到星期天，我们喜欢到他家里去，他的夫人是日本籍。，欢迎我们同学到他家里，很亲切很客气地招待我们。

他给我们的印象实在很深，认真，负责，态度诚恳，刻苦耐劳，处处表现着不愧为人师表的风度和精神。而学问好，教授法好，还在其次，他是拿人格影响学生，所以，学生所得到的，不光是他的学问，还有他的人格。

那时，他不过四十一二岁吧，是一个德国高级师范毕业生，清末受聘到武昌高等学校教课，可以说完全是一位教育家。

到了一九一四年我国对德宣战，他本来要被遣走的，因为他在各校教课，师生的感情都好，就把他留住了，这是特殊的待遇。

我离开南湖后，和这一位最可亲敬的先生隔别了许多年，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到武昌才见面。后来，我到德国去，他还介绍他的儿子照应我。

一九二九年，格拉塞先生六十大寿，我正任武汉行营主任，曾赠送酒席，并亲自到他家里拜寿。此后也偶尔通过信。一直到抗战以后，很悲哀的得到一个消息：听说他已逝于武昌了。

在我的师长中，他是使我最难忘的一位。

如果说我生平有最难忘的一位朋友，那就是当时的同学郭孔彰。

他本是北京师范大学堂的学生，国文、科学，都有根底，为人正直豪爽，真是一个悲歌慷慨的热血青年。

我开始认识他，是在上海学生军里，我们一见如故。以后，在武昌同学，他给我的益处最多，给予我的影响最大。

我们在一块的时候，总是讲求志气，研究学问，都要做一个大人物，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思想，对于同学的态度也是严肃，看见贪玩不用功的顽皮同学，认为没有志气，不稍假以好的辞色，不和他们来往。

那时候，我们常在一起的几个同学，被一般同学称为“三圣七贤”。有些同学就常常揶揄我们，念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我们只好付之一笑，并不去同他们争论。

郭孔彰在光复前，就参加了京津同盟会，他是一个极富国家民族思想的热血青年，真情朋友。我们以后从保定毕业，两人被分派到两个地方：我到安徽，他去北京。

听说，他到了北京军队以后，常常引吭高歌，满腔义愤，此时，他对于国家前途及个人身世，更加怀抱了无限苍凉悲壮之感。不久，督军团造反时，我们在上海遇着了。

那时候，我决心南下赴粤，追随护法运动，他要同我一齐去，被我劝阻了。我的理由是：我们两人何必都到广东，而且到广东以后，在事业的开展上，不一定就有把握。

郭孔彰是四川人，四川这样大这样重要的地方，他回去，不患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我和他约定分途奋斗，并且狂妄地说：

“各人去打天下，无论哪一个有了成就，将来再会合来干一番事业，岂不最好！”

由于这一个理由，他勉强地同意了，从上海分手后，他回到四川当营长，打仗，不幸阵亡于遂宁。

孰料，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人才，竟死于悲惨的内战，真是极尽人间的惋惜与哀痛！假使他和我一同到广东，以他的学问、人格、抱负，一定可以成就一个最有为的人物，何至一战而死。

我懊悔极了，我悲痛极了！

郭孔彰死后三年，我到四川，哭奠故人的坟墓；再过二十年，我重去四川，复为之修墓立碑，并撰了一篇纪念碑文，以志哀思。

他是我永远不能忘的一个真挚朋友，一个忠肝义胆可亲可爱的热血男儿。

我真庆幸，我有这样一位良师（格拉塞先生）和这样一位益友（郭孔彰）的辅导，在这两年中，由于良师益友人格的感召和学问的切磋，对我影响实在不小。

我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每天，每星期，自己有功课表——自习表，什么时间自修什么功课，什么时间写日记，都一丝不乱。

我尤其喜欢读古人或名人的关于修养方面的书，如《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群学肄言》《菜根谭》《自助论》等书，都喜欢看。

此外，如发明家、思想家的传记，《宋儒学案》《中国历代名臣言行录》《饮冰室文集》等等，也都涉猎过。

在这一个时期，我沉醉在修养的功夫上，我看这些书，非常有兴趣。我的日记，写出了当时对人生理解的轮廓，可惜的是，后来我从安武军出走，一个皮箱装着很多的书和我的日记，托一个同学保管，不幸被遗失了。

我的兴趣集中在求学上，读书上，不但不到汉口去玩，连武昌也很少去过，除非有必要的事而不得不去。

我引为遗憾的有一件事：

一次，我的父亲从家乡到武昌南湖来看我，而我刚好星期天放假出去了。父亲等我回校，匆匆一面，天已晚了，父亲想就在校旁的小饭铺里借宿一宵，以便和我谈谈。

可我因小饭铺并不是旅馆，没有床位，催父亲回去，就同父亲就在黄昏时黯然地分别了。

他走到武昌渡江，住在汉口一个朋友家里。临别时，我说预备第二天请假到汉口看父亲，但到第二天，我又没有去。

一直到父亲回了丰乐河写信告诉我，才知道父亲住在汉口朋友家，大热大烧，病了两三天，扶病回安徽的。这一个烙印，真成了我毕生的遗憾！

在南湖两年的学校生活，与我从前的遭遇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登了天堂。衣服，不用说是由学校发的；每餐四菜一汤。

想起我的流浪时代，一顿饭，一样寡油寡盐水汤汤的青菜，买几片咸萝卜就算很好，相隔何啻天壤。

但是在那个时候，校中的津贴很少，每月只有二元，买一些信纸、袜子、面巾、肥皂、牙粉和书籍、邮票、文具等还不敷用，自然没有钱买揩汗的小手巾。

照例，学校每星期发擦枪布一次，这擦枪布是大约八寸见方的一块土布，质料很粗，我就把它当小手巾用。一天上操，我拿出来揩汗，一个同学看见了，失声而笑。

官长说他犯了规，把他叫过来处罚了。那时是罚跑步，或举枪立正，这个同学虽受处分，始终没有讲出所以笑的原因，而在我的心中却认为是一件有趣的事。

在这两年中，我安分守己，严正不苟，虽有些地方不免幼稚得可笑，然而，这个彻里彻外纯洁的、肯用功的、有志气的青年，对于人生的修养、科学的知识、国家大事的见解，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相当的基础。

文如玉

（5）保定军校

在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我们被分发到保定入伍，我被分发到第八师，时期是1914年冬季。

什么叫“入伍”呢？入伍就是学习当兵，连上的官长都是行伍出身的，按照规定，我们应该同兵士一样，和兵士在一块生活。

不过，这些官长，对于我们这几个新来的学生兵很客气，给我们一间单独的房子住，而且，单独吃饭。我记得，那时候和我同住一连的有两个入伍生——徐培根、罗纬和一个见习官——刘永祚。

而且，连上的官长不管我们，我们也落得他们不管，每天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正好多看些书，有时偶尔也上上操，这样入伍期间六个月，很自然地、很平顺地度过去了。

可是，在这期间里有一个最大的不幸：我的父母相继去世。为着奔丧，来回耽搁了一个多月，因为父母去世，无限悲伤，有一段期间最难过，心绪沉痛。

完成入伍的一段过程，在升入正式的陆军军官学校之前，必须经过一个入学检定考试，验身体、考科学，我都很顺利地通过了。

因此，进校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专心一志地读书，研究军事学，我一向是很能用功读书的，进了军校以后，特别抓住了这一个机会，加紧读书。

肄业期间，两个暑假都没有回家，利用暑期，遍阅军事参考图籍。譬如，一部《阵中要务令详解》十厚本，以及《作战纲要详解》七本，都读完了。同时，还注重身体的锻炼和人格的修养。

每当星期天或放假日，就和几个同学，带几个烧饼，一个水壶，到野外的松柏林间游憩，保定郊外的风景线，可以说是一座坟堆，一座松柏林。

我们就在树林间，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谈的尽是关于一个人的志气、抱负，目空一切，趾高气扬，自命不凡。

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似乎是可以区别为两种典型。一种同学是喜欢看戏，吃小馆子，甚至于涉足花丛。尤其到了星期六，这些同学，组织观剧团，有时，戏园的老板还亲自跑到学校来请他们点戏。也有少数同学，每逢星期天，溜到城里的会馆，把衣服一换，“打茶围”去了。

另一种同学则不然，平时用功读书，研究学术，在礼拜天或例假日，便到野外散步，游玩，吃些瓜子花生，纵横谈论。我是属于后一种的。

我和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从来就没有想过闲逛，看戏，脑筋里根本没有那些玩耍的观念。反而对于那些喜欢玩耍的同学，抱着鄙薄的态度。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实在不免有许多幼稚的地方，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尽管是谈抱负，论志气，然而怎样才叫做爱国，怎样去实现自己的志气与抱负来爱国，可以说在当时的意识里是极其朦胧的，并没有一个确定的中心思想，充其量，只是一个个人形态的英雄主义在那里发酵罢了。

在这一个时期，遇着一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那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一个荒谬绝伦的“洪宪之梦”。

因为这一件突然发生的大事，引起了我们全体同学的愤怒的狂潮。袁世凯是在1915年（民国4年）12月12日下令称帝的，31日下令改第二年为洪宪元年，大颁爵赏。

这一个帝制的迷梦，这一个天大的笑话，刺激了我们这般青年军人的心，大家非常的愤激，都感觉无比惊奇：“怎么忽然做起皇帝来了！”

那时候，全北京的报纸，在袁氏控制压迫之下，有的是袁氏御用的机关报，不是歌功颂德，就是噤若寒蝉，只有一家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日本派在中国的一个间谍机构）——不接受袁政府的管制，公开反对帝制，因此，我们学校当局禁止学生去看。

但是，我们学生却最喜欢看这个反对做皇帝的报纸，有一天，一个同学正在偷看《顺天时报》，被学校的一个官长看见，报告了校长。

校长一方面痛切地感到平时禁止之无效，一方面为示威起见，派卫士把那个同学抓到校本部，痛打四十军棍，这位大校长，姓王名汝贤。

这下好了，你闹出祸事来了！“啊！那还了得！”一下子引起全体同学公愤，闹起来了。大叫大喊，把砌阶的砖翻出来，打窗子，打校本部，军官学校变成了暴动大本营，压制已久的愤怒，一下迸发出来了。

我们还把校长的相片撕毁，扔到厕所里，而且尽情地辱骂校长。为着正义，为着同情，我们简直是疯了！

这位校长，看到实在无法收拾，一不做，二不休，请调驻军，如临大敌地包围了学校，并把我们骗上讲堂，把我们连的枪支全都收缴了。

现在回想这一次的暴动，可以说是一幕趣剧，因为我们这位大校长，实在可以成为笑话的主人公。

他是非常低能的，不会说话，也不会办事，只因与袁世凯有私人关系，才被派来做校长，我们一般同学平时就很轻视他，他利用这四十军棍来示威，同学们又何尝不想借这四十军棍来泄愤？

一个主持教育的人，一定是要一个有学问、有能力、有品格而能为人师表的人，这样才可以教学生，才可以担负教育的责任。

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在全体官长和先生中，最佩服的只有一位，就是步兵科长程长发——程其祥先生。

他品格好，野外演习的讲评好，一般同学很佩服他，尊敬他，有什么问题，经他一讲，同学就没有什么意见。

其余如炮兵科长，因其身长，同学就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做“长加隆”，辎重兵科长是一个矮子，绰号就叫“臼炮”——这些官长，都不被学生重视。

我们知道，一位师长，如果他的品格、学问、能力，不能得到学生的敬仰，单靠学校的纪律是无济于事的，所以选择一个学校的负责者或教育者，一定要注意他是不是可以为人师表，一个军事学校全靠军事纪律是绝对不够的。

我在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求学前后整整五年，培植了我的科学基础，培植了我的军事学术基础，培植了我的人格修养基础，对于我一生的事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1916年12月，我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年终的前夕，学校分发志愿书，叫我们填报。

那时候，我很希望到边疆去服务，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到边疆，第二志愿是到当时的各师，但是结果把我分发到安徽去了。

揭晓后，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也许因为我是安徽人吧，于是，我们四十余人都被硬派到安武军去见习。

我们都不愿意去，就推我做代表，到北京向陆军训练总监请愿，那时的训练总监是张绍曾，我到了北京，跑到训练总监部，没有见到他，而是部里的一个职员出来会我。

我代表同学的公意，请求另行分发，但是，他给我一个很失望的回答：“不可以！”就这样，我们的要求被否决了，希望成了泡影。

没有办法，只得带着怏怏的心情回来。我们满腔热血，想到边疆去奋斗，平时胀满了一肚皮的英雄主义，更想打出一条光明大道。

但是，终竟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仍然必须回到腐败的、旧式的、由倪嗣冲统率的安武军里面去，这真是最大的烦闷。

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回家一次，给父母扫了墓，很抑郁地到安武军报到。

我被分发到驻在蒙城的一个小镇的一个哨上。哨，是袭用旧式巡防营的老名称，等于现在的连，我是以一个见习官的资格来的。

这里的哨官、哨长（即现在的连长、排长），都是老粗，像这样的军队，当然说不上教育和训练，不过，有时叫我们为士兵上上课，或是为了防剿土匪，侦察地形，叫我们画一个图，做一个警戒配备的计划。

他们觉得我们年纪都很轻，在讲堂上所讲的，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我们所做的计划，又是他们见所未见的，所以，对我们还是非常客气。

见习期间，我自己看看书，野外散散步，日子也容易过去，但有一个不能忘的印象，即亲眼看见旧式军队里的腐败情形：

他们的官长，每天赌钱，打麻将，吃过饭就上牌场了，把桌子一拖，哨官、哨长坐下来，就好像上课，恬不为怪地赌博。

我们当然不愿同流合污，有时站在他们后面“观战”，也不好表示什么不满的态度，至于哨官的野蛮，那更是无法形容，有时将头目、哨兵拖到地下，一阵军棍乱打，打得头破血流。

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头目被打得屁股上、大腿上一块肉一块肉地飞，那种狂叫、惨痛的呼声，使人心惊胆战。

也不知为的什么事，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理由。而且，不但一边恶打，还一边痛骂，连祖宗八代都骂出来。叫人打不够，就自己拿军棍来打，有时把军棍都打断了。

还有的时候，气忿上来，手里拿着大刀挥舞，硬像就要杀人的样子。

像这一类的凶横、野蛮、粗暴，我们新从学校出来的青年，真是想也想不到。

我们在保定军校里，为着一个同学挨了四十板军棍，就闹出一场天翻地覆的风潮，哪里知道，打屁股，挨军棍，在安武军中，简直是家常便饭。

当然，这一种落伍的军队，是注定了被淘汰的命运，我从前听见有人讲过巡防营、绿营的腐败情形，说是把“马搭子”——北方一种睡椅似的卧具——向操场一端，官长就躺在上面看操。我虽没有看到这一类怪现象，然而我在这里——安武军——却看到了更多的怪现象。

在这一个腐败的军队里混了两三个月，忽然间，督军团造反了，这是1917年的事，为什么造反呢？经过情形大概是这样：

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失败，羞愤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次年，段主张对德国宣战，黎不赞成。

5月7日，段祺瑞提出宣战案于国会，两院都不赞成，他的左右唆使督军张勋等人，请黎总统解散国会，黎乃下令免段职，督军团大哗，纷纷独立，推举张勋率兵北上，直逼京师。

而安国军的这位倪嗣冲，自然是督军团要角之一，当然也统率了他的腐败的烂队伍北上，并且还举行了誓师！这时候，我的不安与苦闷交相逼迫而来。

本来，预备见习六个月期满，另外去找一条正当的出路，哪里想到，还没有期满，就遇着所谓督军团造反，我慎重地考虑了第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军队是要加入“造反”的集团了，我应该怎么样？而且，听说我们这一营也就要开差了。

为着这一个问题，我有多少天陷于一种寝食难安的心境，考虑的结果，可以说构成了我一生中最大关键之一。

这时，我把应该考虑的问题写下来，分析、判断、下结论——这是我向来处理问题的一贯作风。

跟着军队北上打仗吗？打什么仗？原来是“造反”。我愿意造反吗？愿意附逆吗？良心回答我：“当然不愿。”

不愿意造反，不愿意附逆，就是不愿意打，然而跟着军队北上，不打，成吗？事实回答我：“当然不成。”

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字：走！

我决心走，决心离开这腐败的烂队伍，明明知道走了以后，也是前途茫茫，但如果跟着他们一齐“造反”，将会把整个生命毁掉。

于是，我请了几天假，到了蚌埠，马上坐火车到上海，就写信给军队，说不能再回营，以后听见一个同学说：北京陆军部还有命令通缉我哩！

我下这个决心，从今天看起来似乎是很平常，但在那个时候，确是一个很大的决心，并且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假使我不离开安武军，我一定被拖下水，当然不会到广东了，我所知道的：当时的四五十个同学中，只有我一人，脱离了险恶的环境毅然地出走，而那些被拖下水的同学，一个个不是牺牲，就是淹没在腐败与不义的命运中了，真是可惜。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决心，尤其是一个应付非常事变的决心，是何等的重要！

督军团造反的结果，却引起了张勋的一幕滑稽魔术——拥护宣统复辟，但经过段祺瑞的有名的“马厂誓师”，把这一幕魔术消灭了。

国人以复辟之祸，系由解散国会而起，纷纷请求恢复国会，而段不以为然，主张重新召集临时参议院。头一个通电反对的，就是孙总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省，也先后宣告自主。

文如玉

（6）南下广东

1917年7月21日，孙总理同海军总长程璧光和国会议员率海军赴粤，树起护法运动的大旗。

8月25日，国会议员开非常会议，议决组织军政府，并举孙总理为大元帅。

这时，我已到上海，听到了孙总理率领海军南下护法的消息，就决心到广东去，参加革命的护法运动。

到广州后，见到广东的保定同学渐渐多了，大家联合起来推代表去谒见大元帅。

接见我们的是一位参军，他向我们说：将先预备一个地方让我们住，以后陆续录用。

于是，我们就住在旅馆里等候，但是一等再等，都没有消息，吃饭也成问题，工作更谈不到。

这时，因为有一个同学的介绍，我预备到云南讲武堂去工作，听说，他们那里很欢迎保定学生。

突然，这时遇着征闽军事发生，福建督军李厚基，是督军团的中坚分子，孙总理在广东倡导护法，当然首先要解决他。

在征闽的部队中，有滇军第4师第8旅，旅长是江西人伍毓瑞，我有几位保定同学，都是江西人，其中一位同学张善群劝我：

“何必去云南，不如到福建打仗去。”

因此，我取消了云南之行，同这几位江西同学，一同参加征闽的战役。

我干什么呢？在该旅旅部挂了一个上尉差遣的名义，是一种额外人员，那个时候，我很表现了一点能力。

记得有一次奉命运输子弹，由几百个挑夫挑，走旱路。我在当时，可以说是没有一点运输事务的经验，但长官派到了我，我就布置调度。自己穿一双草鞋，前头走到后头，后头走到前头，鼓励他们，招呼他们，勉慰他们。

几百个挑夫，帖帖服服地到达目的地，没有逃跑一个人，没有遗失一箱子弹，总算把一个困难的任务完成了。为此，长官曾嘉奖我的能干。

当上尉差遣没有多少固定工作，但我不甘清闲，就想起，不如把旅部的勤务兵集合拢来，施以训练。

最初，我只召集到三两个勤务兵，后来渐渐加到五六人，更渐渐加到四五十人，这些勤务兵，对上课、上操都很感兴趣，自动愿意参加。

他们受了训练后，不但知礼节，而且精神好，这在我来看来，也不过是一种兴趣而已，并没有其他想法。

但是，我们的旅长，看见我练兵有办法，就下令再凑合六七十人，编成一个旅司令部警卫队，派我当队长。

就这样，我就脱离上尉差遣的名义，今天回想起来，我做为一名军人，且曾统率大军，参加过大时代的抗日战争，最初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起的呢？可以说，是从三个勤务兵练起的。

我任警卫队长不久，发生了一次事件。有一营的军队是别人的，从我们旁的地方一路转徙到了汕头，我们的旅长想把它收编过来。

事先，他曾派了一些人去接洽，又因为这一营军队的营长是安徽人，也曾经叫我去从中斡旋。

然而，他们这帮人，都是在外面烂场合里混惯了的“老油子”，对于我们旅长的意思，表面上，像是接受了，曾经表示愿意改编，实际上，因为那些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营长、连长并不能完全控制他们。

也许，营长、连长愿意改编，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意志，完完全全贯彻到他们的部下。

一天，我们的旅长以为是事先谈判好了的，就召集那一营军队在一个大空场里训话，实行收编。

我带着一班士兵随旅长到那空场里，也许由于我们这位旅长不大善于言辞，他开头说的几句话，大概是：

“过去的事（指饷项）我不负责，从今天起，即从改编之日起，我一定负责。”

他这几句话的语气，似乎是强调“不负责”，以致引起了很大的误会。这时，就有几个老班长站出来说话：

“旅长改编我们，我们大家的欠饷，刚才旅长说不管。我们各连要举出代表来，要求发欠饷。旅长不管，谁管？旅长不发，谁发？”

这样一个带有几分煽动性的质问，使全营的兵鼓噪起来了：“好！不发饷⋯⋯”

霎那间，一种尖锐的愤怒的呼叫咆哮起来，我看见情形不对，立刻紧急处置，叫卫队赶快保护旅长离开。

就在一瞬，乱兵就放起枪来，我回头一把抓住那营长，被他一掌推倒在地下——事后才知道，他是好意，怕我站着受伤——他也就卧倒。

一阵连珠似的枪声，足足打了十分钟左右，我伏在地下，四周落满了子弹，泥土打起很高，到处都是弹痕，可是，我的身上没有中着一弹。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几百支枪，在几十步内连续放了十分钟左右，我没有受伤。

这次事件以后不久，战事发动了，还是继续攻打福建，这时，我们的阵地已移到离汕头不过几十里的黄冈，进行激烈的战斗。

傍晚时分，敌人从我们的左翼来威胁我们，像是用的迂回包围的战术。那时，旅长也觉得左翼非常重要而空虚，叫我带警卫队（等于一个连）掩护左翼作战。

于是，我带兵连夜出发，走了二三十里，到达我们的左翼，占领了一座小山头。这时，敌人也已到达我们的左翼，占领山下的一个村庄。

幸而我们先赶到了，占领了有利位置。假使迟到一点，敌人就会把这山头占据，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双方战斗到天亮，敌人没有退，本来，占领了这座山头，只要抵住敌人，也就可以达成任务，但我一想，天亮了，敌人仍是不退，我实在不能忍耐，我们不进攻，敌人是不会退的。

于是，我就发了一个冲锋号，自己领着兵，从山头冲下来，经过一道田冲，到达那村庄外面的一个菜园。

可是，敌人占着菜园的三面，我们只占着一面，他们顽强地抵抗，我的左右死的死，伤的伤，我遍身是血，都是从旁人溅到我身上的。

幸而我们的友军，看见我们冲锋以后敌人还没有退，派来了援兵，才会我们同奋勇地把敌人打退，他们伤亡殆尽，只有少数奔窜去了。

这一战斗，把全线支持下来，回到旅部，旅长见我一身是血，大为嘉奖，大家都称赞我的勇敢。

我带的这一支队伍，多半是江西人，只有我是安徽人，大家都看不出，我是这样一个勇敢的“书生”。

不久，警卫队改编为第一支队第二营第七连，我当连长，中间经过很多战事，这一连打仗是最有办法的，它老是站在最前线勇猛地战斗。

还在前线打仗时，我升了营长。由于我们原来的营长胆子很小，精神欠振作，旅长便把他掉换，为奖励有功而升我当营长。

这个营其他五、六两连连长，年纪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他们有点自恃，对我的升任表示不服。

当宣布我升营长而举行布达的仪式时，这两位负气不到场。但是，久而久之，他们就真心地佩服我了。因为，每次打激烈的仗，总是我这一连兵，而我的带兵方法与作战精神，使他们觉得，确有值得佩服的地方。

我带兵，无论到什么地方，决不带行军床，只是随身一件雨衣，等到兵士都睡下了，然后躺在兵士们的空当里。

在作战时，我总是站在第一线前面。无论行军、宿营，一概以身作则，以身率先。

无论到什么地方，先把兵安顿好，勤务布置好，然后自己才休息。吃饭当然更是同在一起，兵士吃什么我吃什么。

同时，我还注重精神教育，常对士兵作精神讲话，鼓励他们，并且经常关切士兵日常生活和纪律情形，所以，这一营兵带得很好。

我还记得，有一次几乎送掉我的性命。一天，我在一座山头上，山下有一条小河，河那边就是敌人。

我想侦察敌情，正从山坡这边拿着望远镜瞭望，猛不防隔河的敌人发现了我，向我瞄准，枪弹就连续地打过来，有一颗子弹擦耳而过，穿过站在我后面的一个卫士和一个传令兵：

一个从脑穿入，迸出脑浆而死，一个从嘴边穿入，打落了牙齿，而我侥幸，未被打中。

经历这些危险，的确都是使我生平保持着战斗精神的一种锻炼。

征闽战事结束之后，我们得到一个较长时期的休息，陈炯明驻在漳州，我们的军队也改为援赣第四军。

我这一营人，曾先后驻诏安、梅县、潮州等地。那时候，军队情形很困难，不发饷；只发伙食和津贴，比如，连长每月二十四元，营长三十元，兵士是四元两角毫洋。

有些官长是带着家眷的，他们吃饭没有钱买菜，常把橘子皮晒干，泡在盐水里，就算是一样下饭的菜，接着，官兵伙食费也发生困难，因而一般官兵，情绪非常低落。

正在这个时候，广州的情形传到我们军队里来了。是什么情形呢？这就是当时所谓“桂系”在广州专权的情形。

孙总理以护法号令西南以后，桂系陆荣廷、莫荣新两人不受约束，遇事掣肘，莫荣新更是毫无忌惮。

他们联合政学系，倡议改组军政府，孙总理愤恨桂系的凶横，向非常国会辞去了大元帅的职务，离粤赴沪。

这个时候，莫荣新是广东督军，想乘机解决在粤的其他各军，我们这原来是滇军而后来升编为援赣军的一军人，当然也是桂系亟待解决的一个目标。

其时，我们驻在潮州，一天，桂系刘志陆部忽然戒严，夜间从四面把我们包围，激烈地射击，我也险遭毒手。

他们是有计划，有准备，有布置；我们无计划，无准备，无布置，一军人遂被完全缴械，官长们都被迫上船，驰往上海。

文如玉

（7）宣汉历险

我们在潮州缴械后，从汕头来到上海以后，我还是打听广东的情形，仍希望到广东去。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四川朋友罗天骨约我到川军第5师工作。

那时，川军一共有八个师，其中吕汉群（超）的第5师，是一支向来与孙总理与革命有关系的军队。我的同学加好友郭孔彰曾在这个师当连长，他已经不幸阵亡，我也想到四川看看，借此可以吊唁故人的丘陇。

第5师的师部在绵阳，我到了以后，被委为少校参谋。这时，正是吕汉群联合驻川滇军发动倒熊（克武）运动的开始，不久就打起来了。

最初，由于滇军的力量，把熊军赶出了成都，滇军就请吕汉群到成都，由唐继尧任川滇黔联军总司令，吕汉群被任为副总司令。

我也随着这位副总司令也到了成都，调为副官处第一科（总务科）科长。

但是，到成都没有多久，由于刘湘等军的反攻，滇军不能支持，吕的部队又远在川北，只好退出成都，以后，又逐步逐步地退，从成都退到简阳，从简阳退到泸州，从泸州一路沿江退到重庆。

刘湘等人的川军跟着追，我们也就跟着退，这样地兜了一个大圈子。我是人地生疏，吃尽了“兵荒马乱”的苦头。

到了重庆，吕汉群想带着他的残部下川东，到酉、秀、黔、彭一带去求生存，但他的部下，许多都不愿意去，我也感觉这样地跟着走，走不出什么道理。

于是，便向吕汉群提出：“我可以回去吧？”得到了他的允许，也谅解我这一点：跟着部队没有什么作用，是一个赘疣。

于是，我回到故乡，住了一些时候，又到了上海，我的意思，还是想从这里回到广东去。

就在这时，吕汉群也到了上海。原因是他的残部在下川东的途中，许多官兵不愿意到那些偏远荒瘠的地带去，吕汉群就将他的残部交给副官长林光斗带着，自己到上海来了。

我们在上海遇见了之后，他说，林光斗已率部队到了宣汉，要我回川去看看，因此我就再度入川。

这时，川军第5师残部就在师长余蕴兰节制之下，改编为川军第3独立旅，旅长林光斗，我被任为旅部参谋长。

我觉得军队光是关在夔门里，大家自己内讧，太没有意思，于是主张：川军出川，将来可以会师武汉，完成中国革命的伟业。

但这是我所唱的高调。那时，四川的空气，俨然是一个合纵连横的战国局面。不久，陈树藩也因为在陕西失败，退到四川的宣汉。

林光斗是陈树藩的旧部，他们相处得很好。陈树藩虽退到宣汉，但仍准备回陕，打退北军。我主张我们的军队同他一起赴陕，虽不是会师武汉，也算是北伐的一个准备动作。

于是，我们就喊出了一个“援陕”的口号，林旅长派我到重庆，同当时主持四川军政的刘甫澄（湘）接洽。但是，在我们部队内部，如团长吕镇华，却不愿意采取这个行动。

他们认为，假使我们部队出去援陕，即等于林光斗把军队拍卖，为陈树藩卖命牺牲。

同时，所谓川军保定系三大将领“邓、田、刘”——邓锡侯、田颂尧、刘季昭，都是保定同学。

刘有一师人，驻在通、南、巴，而原任第5师姓彭的旅长也由上海回到了宣汉。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当时一般军人“拖队伍”的情形。

姓彭的也由上海回来，想把这一旅再拖走，他正在与刘季昭接洽，这是一个关键。

我一到重庆，刘季昭就派代表来和我谈判，拿出一个协约的条件，要我们的军队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一致地行动。

当时，我是赞成的，为什么赞成呢？因为我看透了部队的内情和心理，是不甘于受余蕴兰节制的，我们必须找一个外援，以谋自己的解放。

其次，我保持着相当热烈的同学观念，认为邓、田、刘三人都是保定军校同学，林光斗是陆小出身，后来进速成学堂，算是四校同学；如果能够把“邓、田、刘、林”联成一气，也就是保定同学在四川的大团结，共同奋斗，将来是大有作用的。

由于有了这两个想法，我从重庆打电报给林旅长，主张与刘季昭联合。但是，林本人是不易有果断的，开初还有这种意思，以后又不赞成，说了一些“我们力量小，不配和他们平等联合”一类客气话，拒绝了刘季昭的建议。

这一拒绝，使我感到很大的失望，就在这个时候，那姓彭的与刘季昭密议妥当，由刘派彭带一团人到宣汉，暗地勾通吕镇华，里应外合，实行火并。

一九二一年春，我住在宣汉的川军第3独立旅司令部——一座民房，进去是一个院子，楼上五间，我住在最里面的一间。

有一天，肚子有点泻，不大舒适，半晚上，我吃了一点稀饭，靠在一张帆布椅上，穿一件夹袍，拖着睡鞋。内弟洪君器进来了，还不到五分钟，忽然听着门外连续的枪声。

我恐怕是匪，君器却说：“不一定，也许兵变？”于是我就赶快换穿布鞋，窗子靠近城墙，君器就扶着我，迅速地从窗户一下跳出，落在城墙上面，躲在墙垛缝里。

我看见有一连人模样，打着马灯，在城脚下疾走。我想喊，打算向他们问话，君器说：“慢着！把情形弄清楚再说。”

这时候，我又想到炮兵连连长是与林旅长有关系的人，如果是兵变的话，我应该劝他指挥镇乱，但是君器还是劝阻了我的想法。

现在回想起来：假如我去向那打马灯的一连人问话，就好比“飞蛾扑火”，因为，这一连人正是叛兵；又假如我去劝炮兵连长，那就更糟，因为首先被缴械的，就是炮兵连。

夜已深，君器和我商量，老站在城墙上不是办法。城墙那一头有一个邮政局，局长和我们向来熟识，不妨到那里去。

我两人幽幽地，循着城墙向邮政局方向走，一个哨兵问：“什么人？”君器随声答道：“陕军司令部的。”当时，陕军司令就是陈树藩，他已率部回陕去了，哨兵虽然不认识我们，但还是让我们通过了。

到了邮政局，局长是范众渠，才由他的口里，说出这一叛变的真相：“不仅是兵变，而且是官变。”大概，吕镇华他们已派人向各方打了招呼。

我们不能老躲在邮政局里，就由范众渠先生到陕军司令部打了一个招呼，林黄胄参谋（保定同学）随即来接我们去到陕军司令部。

我们刚到一会儿，叛兵团长吕镇华带着卫兵，背着驳壳枪，来会陕军司令部的留守官长，实际上，就是来找我的，因为在各处寻找不着，才来到这里。

如果被他找到，我也就完了！但是，我看见送进来一张名片：“吕镇华”，心里怔了一下，我的勇气使我要见他，问他为什么干这件事？

因为，这个时候，我已听到林旅长在寓所被叛兵打死的噩耗，我要质问他：“为什么打死林光斗？为什么下这种毒辣手段？”但为陕军司令部几位官长劝止住，他们不叫我出面，把我们送到后楼一间房子隐避起来，把吕镇华对付过去了。

我在那里住了几天，外面搜索我更急，陕军司令部的人胆子小，这里又有一个关键，他们把我们两人送到一个庙里，这里好像是他们的卫生队。

送到这里，还是不放心。这时，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他们很害怕，劝我道：“你还是出来同他们谈谈，公开同他们谈谈吧，没有什么要紧的！”

这时，我忽然警觉起来，我丝毫没有保障，根本不能露面，所以要求他们保护我到底。

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当吕镇华到他们司令部找我的时候，我愿意出来，他们不愿意我出来；现在我不愿意出来，他们又要我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露骨的世态人情。当时，经我说明出来的危险以后，跟着我又想出了一个妙法：

化装成伤兵，同原有的伤兵一道溜出去。

因为，这时正有一班伤兵回陕，就由医官把我和君器两人头上用白布一包，穿着伤兵的衣服，拿着一根小竹竿，从从容容、一步一步地混出了宣汉城，守城门的看是伤兵，没有盘查，我们就这样过了关。

我因林旅长的关系，认识了他的一位朋友蓝懋昭，这时，蓝正做四川万源县县长。

我从宣汉城化装成伤兵逃了出来，到了万源县，就向县政府走，本想把头上包的白布取下，接着转念头：“何妨与蓝懋昭开开玩笑。”

进了县政府，我一直走到他住的房间，大声叫：“懋昭！懋昭！”屋后出来一人，说：“县长走了！”

忽然，他看见我是个伤兵，厉声地问：“你是什么人？”我答道：“我是陕军司令部的。”那人便不再问我。

假使当时有人认识我，那可就糟了。而且，幸而我离开宣汉还早，如果再迟两天，根本就走不了了，因为余蕴兰的军队，打败了吕镇华，吕镇华撤军，路就不通了。

随后，我出了川境，到了陕西，住在与陈树藩有关系的一处人家，过几天，陈树藩的军队失败，前方不利，我住的一家，表现出不欢迎我们的态度。

这时，蓝懋昭等人也来到这里，我们商量，决定再从川陕边境走到夔府再说。我们步行了许多天，一路上受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抵达了夔门。

我在路上就下了决心：只等一到夔府，就看轮船上水下水，上水到重庆，下水到宜昌。

不过，那时想到重庆的成分还多些，满想把这些事向渝方说明，替林光斗伸冤，希望一到夔门就有上水船，到重庆去。

可是，到了夔门，上下水船都有，两只船静静地摆在江中。这时，我的一颗心就像江波一般的动荡：搭哪一只船呢？上水？下水？到宜昌？到重庆？

忽然，我又转了一个念头：我为什么要到重庆？四川的情形这样复杂，我为什么自讨麻烦？

就这样，我决定搭下水船到宜昌，再由宜昌前往汉口。

记得，我和君器到夔门时，全身只剩一套褂裤，污泥破烂，简直像叫花子。我们上了大轮，大热天，短衣裤，蹲在轮船屁股后面。

到了汉口后，找不着旅馆住，因为我们是没有行李的穷客，最后才找到一家小客栈，告诉了老板：“千万放心，不会骗账的。”

接下来，我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罗天骨，请他寄来了二百元做衣服和路费。随后这才带着极端的疲乏，回到了巢县故乡。

十年以后，我在南京看见余蕴兰的旧部一位姓游的，我问他：“假使当年在宣汉事变后，我到重庆，是不是会完了？”

他笑着说：“恐怕是不用说了吧？”

说实在的，我当时心地非常纯洁，根本摸不清川军的一切勾结和阴谋，而自己也差一点平白地牺牲在里面。

在这一次事变中，历经了几道险关，终于被我侥幸地安全地度过了。

现在，我想起宣汉之变，还有点不寒而栗，这是我生平所经历的一次大险，我永远不会忘记。

二十年以后，那位在当时容留我而且殷勤照护我的邮政局长范众渠先生，又与我在战时的重庆重晤了。

夜雨巴山，回首当年，涌起了我无穷的感慨。我特地制了一件小纪念品，在上面刻了一段小文送给他，以志我内心的铭感。

原文如下：

赠范众渠先生记

民国十年春，余任川军第三独立旅参谋长，驻宣汉司令部内。旅辖吕团，阴谋叛变。

是晚，余病卧，忽闻营门内枪声，初疑匪，继恐兵变。内弟洪君器，急扶余跃窗，坠城头，见城下兵影，提马灯疾走。余拟呼止，君器阻之。

余料旅长林光斗在寓，无法联系，将何往？君器主循城头至邮局暂避，而哨兵密布，厉声问：“何人？”君器立答：“陕军司令部职员耳！”乃得趋至。

局长范众渠先生，见余等来，惊且喜，殷勤照护，并向陕军留守处通款，蒙派参谋林黄胄同学迎藏余等于部内。

叛兵大索城厢，斯时，闻林已被害矣！其后余虽历经数险，而仍得安然离川，实以避入邮局为脱险第一关键。微范先生，余其殆矣！

二十年后，重晤范先生于陪都，特镌数语，敬志铭感。

文如玉

（8）初入黄埔的历练

从宣汉脱险后，我回到家里，休养了两三个月，接到伍肖岩从上海的来信，约我同到福建去，于是，我就离开了家，经上海转福建。

那时候，许崇智、黄大伟都在福建带兵，而且彼此摩擦。而到福建后，伍并没有被发表为原定的师长，所以，我在福州住了一些时间，又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做什么呢？读书吧！

我来到上海大学报名，选修一些课程，主要是学俄文，教这门课程的就是有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我曾找他谈了一次话。

另一方面，又在文生氏高等英语学校补习英文。

我为什么同时学俄文、英文？这是因为我的兴趣已经转变了，以前想到德国去留学，所以尽力学德文；现在对苏联的兴趣比较高，也想环游欧美，所以改学俄文，补习英文。

这段时间，我是真的很忙，一天到晚，看书，查字典，坐电车，上课，可是很惭愧，英文还读得很好，上海有几家外国电影院，全是英文字幕，没有中文的说明，我看英文字幕，懂到十之七八，可学习俄文，却越学越觉困难。

但我仍是不畏困难地去学，是为了想到俄国去。我为什么想去呢？这就要谈到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最初，我是受了《饮冰室文集》的影响，以后读到许多新的出版物，给我以较大影响的是《新青年》《新潮》《向导》这一类的杂志，觉得这些东西很合我的胃口。

因为“五四”前后，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运动”，对于我的思想，起了决定性作用。

虽然，我在南湖、保定的求学时期，偏重读科学与军事方面的书刊，个人英雄思想非常浓厚，但出校以后，我的思想渐渐起了一种变化，就是“左倾”，就是前进。

在第一次出川后，我的思想就很激进了，在北京时，有一位朋友特意介绍我到上海去见陈独秀，曾和他谈了一次话，那时的“上大”是染着“红色”的，校长是于右任。

有一次，“上大”开纪念苏联十月革命的会，我听到于右任的讲演，瞿秋白的讲演，都是推崇社会主义苏联的话，更使我心向往之。

我在“上大”并没有读到毕业，可是，以后到了南京，“上大”组织同学会，推我做监察长，我曾一再辞谢，而教育部还给我补发了一纸大学毕业文凭，真是有点“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那个时期的生活情景也有趣得很，我和我的夫人带一个孩子（一真），赁居在法租界的一个楼面，每月房租是十六元。

我们把这一间小房子用布幔隔成两间：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兼客厅。夫人弄饭，洗衣；我读书，翻字典。连学费、电车费都在内，大概一个月要花五十元左右，在这样拮据的日子里，我度过了一段赋闲的生活。

在这一个时期，我曾第二次入闽。那时，王懋功在福建当师长，陆福廷在他部下当团长，我前次到福建时，陆福廷要我帮他，我不愿意，仍然返沪。

临别的时候，我对陆说：“现在虽是分别了，但是，只要你们出师广东，讨伐叛变的陈炯明，什么时候出发，我什么时候随着你们去。”

后来，他们出师去打广东，陆便要我“践约”。我接信后，若照当时的情形，也未始不可以推诿，不过，我不可失信于朋友，于是又到了福建，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只在部队里做客卿，跟着他们，从福建一路走到广东。

这里，要说明一点当时的经过，帮助大家了解我为什么两次入福建。1922年，孙总理在戡定两粤后进行北伐，而陈炯明却在广州暗中与直系勾结。于是，孙总理在这年五月六日，亲自誓师于韶关，下令攻赣。

北伐军正在前方，轰轰烈烈地迭克名城，陈炯明竟于六月十六日称兵倡乱，围攻总统府，孙总理以大无畏的精神，登永丰舰和叛逆相持到八月九日，才离粤赴沪。

接着，北伐军回师讨贼，与叛军激战于北江不利，许崇智、黄大伟退到闽边，李烈钧退到湘南。

十月间，许崇智、黄大伟入福州，总理乃命他俩指挥东路讨贼，进兵潮汕；又命在桂的滇军朱培德、杨希闵及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部取道梧州，规复西江；直到1923年1月，才把陈炯明打退，逃到惠州去了。

我第一次入闽，是正在许崇智、黄大伟进入福州的时候；第二次入闽，是随着他们会师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时候。

我为了“践约”，不能不离开上海，于是，中断了读书计划。

回到广州时，伍肖岩正任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参谋长。不久，他改任桂军第四师师长，要我当参谋长。

不过，他这个师长，有名无实，根本就没有兵，起初，我曾被任为桂军总司令的参谋，这个总司令部也是乱糟糟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又离开广州而回到上海，还想继续读书。

正在这个时候，我的祖父去世，等到回家办完丧事重回上海，伍肖岩又来信邀我了。这次，他是邀我到广东去帮桂军办军官学校。

这时候，我办完了祖父的丧事，经济已有困难，再在上海读书，实在不易支持，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还是到广东去吧。

到了广东，我帮助他们成立了建国桂军军官学校。刘震寰当校长，伍肖岩当副校长，我当大队长，校址在东莞虎门。

这个学校的干部、学员，均从桂军部队里调来的，全部都是广西人，有学校出身的，有行伍出身的。对于办学，我感觉很有兴趣，但是生活很清苦，根本就无所谓饷，一天到晚，名义做大队长，实际上负了一切训练教育的责任。

学校在1924年的夏天的时候，由虎门搬到广州。本来，在同年春天，黄埔军校起初创办时，因一般教官都是保定同学，他们要我参加“黄埔”的工作，但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第一，我应伍肖岩约到广东，帮他办桂军学校，我若离开桂军军校，对不起伍；

第二，廖仲恺先生当时是国民党的各军校——那时除黄埔军校、桂军军校外，另外还有滇军干部学校和一个陆军部（部长程潜）办的军官学校（此校以后归并入“黄埔”）——的党代表，他同我讲，桂军军校总要有一个人负责，叫我不必到“黄埔”；

第三，加伦是苏联总顾问，我们桂军军校也有一位俄籍顾问糜娜（女），和我在学校工作上合作很好，她也希望我不要离开。

那时候，“黄埔”的校长就是蒋介石，王懋功好像是当管理处处长，陆福廷当教官，蒋也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在桂军军校，也很想要我到“黄埔”工作，发表我一个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名义。

尽管我人在桂军学校，但我仍同“黄埔”第一次发生关系，他们召开训练会议，我也常常参加。

到这年的12月，我办完了桂军军校的学生毕业事宜后，又有了新的考虑，一方面，我看到了桂军方面的情形太坏，绝没有什么作为；

另一方面，因为东征——肃清陈炯明余孽的军事行动——开始，蒋成立“黄埔”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王懋功负总队长名义，随蒋出发，叫我做上校总队附，代理总队长职务，维持后方。

于是，我欣然奉命，脱离了桂军军校，正式参加了“黄埔”的工作。

1924年12月，我到黄埔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总队附、代理总队长，直到1925年夏第三期入伍生入伍期满升学后，复调为东征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谋。

在这后几个月的中间，我所担任的职务太杂了，一身兼上七八个职务，而且都是负着主要责任的。

比如：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第四期入伍生团长；同时，党军第二师成立，蒋介石兼师长，王懋功任副师长，后实授师长，我当参谋长，又兼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

一般同事说我身兼八职。而我呢，一天到晚坐汽车，坐小汽艇，往来广州与黄埔，忙到连午饭、晚饭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吃，常常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才记起吃晚饭。

这是一种极端繁忙的工作，实在不容易长久支持下去，遂于1926年初，毅然决然摆脱这许多职务，仍然回到黄埔，专任第四期学生军官团团长。

1925年，东征胜利以后，黄埔学生军回师广州讨平杨、刘，把广东的反革命势力肃清，使革命根据地已经巩固，继此而后，便是出师北伐。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组织完成，蒋介石被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何应钦为第1军军长，谭延闿为第2军军长，朱培德为第3军军长，李济深为第4军军长，李福林为第5军军长，程潜为第6军军长，李宗仁为第7军军长，唐生智为第8军军长。

那时，蒋急于成立总司令部，要我暂时担任副官长一职，并且把组织总司令部的责任，交给我们副官处。

蒋的意思，本来是要我带兵的，副官长原定张群，因为当时张群在上海，所以蒋要我暂时代理，将来还是由张担任。

哪里知道，一直打到武汉，张群始终没有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是一个崭新庞大的机构，关于整个机构的组织工作，都是交给我商同各处办理的。

虽然，这是一个繁重事务，但为着北伐革命，我兴奋地参加并负起责任来。

北伐誓师的日子定于7月9日。当举行这一个盛大的空前的典礼时，蒋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话，是在总司令就职的宣言里说的：

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三民主义拥护国家及人民之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

就在同一天，蒋以总司令的名义还发表了誓师词，激励三军牺牲奋斗。

蒋就职誓师以后，先命驻在衡阳的唐生智发动最初的进攻，打下了长沙。7月27日，蒋命李济深留守广州，他率领各军出发，乘粤汉南段车到韶关，8月10日到衡阳，12日到达长沙，召开军事会议，下令总攻。

这时，我所注意的，乃是北伐与革命的前途，我是一个肯讲话而且敢讲话的人，看到的、想到的、应该讲的，就随时向蒋陈述、贡献。

有一次，是在蒋从衡阳到长沙的船上，我们到达衡阳后，蒋要往长沙，因为后面的部队还要陆续开到，他命我留在衡阳照料，我送蒋上船，说过这样几句话：

“我们现在拿下武汉，是不成问题的，但拿下武汉以后，对于这一个复杂严肃的局面，现在应该加以注意与准备。

我的意思，最好还是邀请汪精卫回国，帮助总司令来料理这一个下了武汉以后的局面，并可促进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

当时，蒋对于我的建议，从他的态度上的表示，可以说是很有难色的。

我记得，我并且还这样地说过：“假使我们不欢迎他（指汪）回来，他自己一定也会回来。”

果然，打下了武汉后，我的话和我的预料被证实了，汪精卫果然回来了！在上海，他和陈独秀发表了“共同宣言”，结果，他一到武汉，就引起了“宁汉分裂”的激烈的斗争。

还有一次，我记得是在武昌业已攻下的时候，蒋命我赴武昌筹备学兵团。那时，因为李济深留守广州，白崇禧代理参谋长。

临走辞行时，我向蒋说：“健生这人很硬，也很能干，我希望总司令对他特别看待，结以感情，并且使他安心才好。”

蒋的答复是：“当然，我对他一定好。”

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建议呢？因为在北伐途中，我常和健生在一块，他对于当时蒋的很多处置，认为不大持平，有时发出一些不满意的牢骚。

譬如说，他总觉得蒋对第1军比对其他各军要好些，心里总存在着这样一点隔膜，而且，他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当时第7军军长李德邻。

也可以说，我老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虽然后来有几次的离合，终于免不了最后的分裂。

北伐军进展神速，9月7日克汉阳、汉口，10月10日克武昌，11月10日克南昌；

至第二年——1927年2月中旬，又克杭州，3月中旬攻克上海、南京。接着建都南京。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打下武汉不久，蒋准备要成立新的部队，叫我办学兵团，造就可以供应三个师的班长和基层干部。

这个团包括三个步兵营、机关枪连、迫击炮连、交通兵连，是一个部队化的军事学校，地点就在武昌的南湖。

这个南湖，就是我的母校（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所在地，学兵团就设在母校旧址内，这是多么富于回忆和联想的地点啊！

但是现在，这个母校，因为受了历年驻兵的影响，已经是蓁芜满目、破败不堪了，我抱了“重兴南湖”的志愿，将校舍修葺的修葺，补充的补充，并且修筑了马路，买了发电机，布置电灯装备，居然气象一新，觉得十分快慰。

12年前做学生的我，12年后竟做了南湖的主人，这12年间的世事沧桑，使可爱的南湖，竟变得如许憔悴，到这时才得笑颜重开的机会。

同时，蒋又在武昌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因为黄埔军校已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命我兼任分校的教育长。

该校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政治总教官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员恽代英。

自从革命势力到达武汉，蒋率师进攻江西，蒋所付托而负着重任的是邓演达，他当时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管武汉行营事宜。

大概是1927年1月间的事吧，具体日子记不清楚了，我忽然接到蒋由南昌打来的电报，要我到南昌去。

这一次，我在南昌住了三四天，其中的一天，蒋同我——只我们两个人——在一间办公室里，谈了整整半天，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次谈话。

我从这一次谈话中，才知道武汉局面正在剧烈演变的一个轮廓，邓演达原来就与蒋相互间的感情不好，他在武汉发表一篇文章，指摘蒋，蒋向我说：“他挖苦我，他还是本部政治部主任哩！”

据我所知，邓演达不是共产党员，但“左倾”，而“左倾”的程度，还超过共产党，他的言论、态度，实在是比共产党更激烈。

蒋要我到南昌去的意思，现在想起来，不外以下两点：一是看我的态度，要我来制邓；一是要我负疏解之责，去劝邓。

我对邓演达的看法是怎样呢？自从出师北伐到达武汉，在我的眼中，邓演达确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虽然是“左倾”过激，并无什么关系。

所以，我在答复蒋相当愤慨的语气时说：“请总司令原谅他这一次。当然，他的言论、态度都不对，但他一向是如此，总司令如原谅他，我回去一定同他讲，促他觉悟。我想，他总可以觉悟的。或者要他到南昌来，当面说服他。”

这几句话，因为我的内心是忠实的，态度是诚恳的，所以相当动听。

蒋说：“好，好，我当然没有什么，只要他能觉悟。”又说：“他能到南昌来，好，好，当面谈谈。”

现在，我的态度是站在帮助邓演达的地位讲话，是替邓说情，所以蒋就撇开了要我制邓的企图，而有赞同邓来南昌的首肯。

我太老实了，我为朋友讲了许多话。我一回到南湖，邓演达就打电话给我，说：“啊，你回来了，我就到南湖来。”

邓演达来了，我留他吃晚饭，哪里知道，他开始怀疑我，他说：“是不是总司令要你来监视我？我预备辞去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收吧！”

劈头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态度，然而，这只能怪我自己太老实，不能怪邓演达的怀疑，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那时武汉方面对蒋的斗争已在开始，而我主持着两个重要的军事教育机关，已为大家注意，现在，又奉蒋电召，则其中消息，的确令人可疑。

不过，我还是诚恳地劝邓不要有什么怀疑，而且把我同蒋谈的话，有什么说什么，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最后说：

“总司令对你很好，何妨到南昌去当面谈谈，绝无问题的。”

但是，他根本不相信，笑道：“这不是自己送到南昌去请他扣留吗？”

我说：“为什么误会到这步田地，决不会有这种事，你若不相信，我陪你一阵去。”

他干脆地说：“一阵去也不相干！”

随后，他又说了蒋许多不对处，我看这情形，一时不容易疏解，只好说：“以后再去也可以。我们再商量好了。”

过了不久，到了三月中旬，我再接到蒋的电召，重到南昌，这时局势更加恶化起来。

因为之前有一天，恽代英和我谈话，希望我作一篇文章，发表意见，表明态度，我告诉周佛海，要他转告恽代英：“革命是不要人教的，我自己会。”

当时，我对恽代英也曾这样说过：“你说总司令种种不对，我可以电请总司令设法改正，又何必这样误会呢？”

我记得，因此曾给蒋一个电报，很温和地贡献了一些意见。这个电报，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不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却也多少为共产党谋求蒋的谅解。

大概蒋接到了这个电报，所以要我二度赴南昌。到了南昌，蒋一见我就说：

“我这回要你来，没有别的，因为局面已是这样的变化，免得你在武汉当俘虏，你赶快回去，把学兵团带出来，军校的学生不容易带出，就不带。”并且催我就回武汉，事不宜迟。

我问：“还有挽回的余地没有呢？”

但还是得到一个简要迫切的指示：“赶快带学兵团出来！”于是，我匆匆又回武汉。

我一到武昌，见了邓演达，还是坦白地告诉他，奉命带出学兵团到江西东征。

邓演达说：“那不行！政治分会已经有命令了，学兵团当然不能带走，同时，要你辞掉学兵团团长和军分校教育长的职务。”

他的态度是那样的严肃，语调是那样的坚定，而且要我就在他家里写辞职的文稿，简直没有丝毫商酌的余地。

然而这一瞬间，我的头脑清醒，态度沉毅，我说：“辞职可以的，但我不向政治分会辞。我是学兵团团长，应该向总司令辞；我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应该向校长辞。”

邓说：“也可以吧。”

我就在那里草了一通辞职的电稿，写明南昌总司令部，交给邓拍发。

以后我知道，这个电报，并没有发出，那个时候，我所以有恃无恐，是由于我知道学生对我好，而在过去，我与共产党有好感而没有恶感，所以，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把握。

我既然被迫辞职，应该回校告别，邓说：“可以不必吧。”但我还是回到学兵团和武汉分校，召集官长教职员和学生，正式告别。

尤其学兵团，我记得在召集学生讲话时，一讲要走，许多学生大声痛哭起来，齐说：“团长不要走！”

接下来，我终于离开学校和团，是规规矩矩地离开，堂堂正正地离开的，离开武汉，也显示了国共分裂的征候之一。

我是不愿国共分裂的，这时我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又何能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内心非常矛盾，真是痛苦极了。

文如玉

（9）游历欧美

我从武汉到上海后，万感交集，很想利用这一个机会，到国外去游历一下。

但是，蒋从上海去南京时，要我同去，我就把我的意思向他陈明，仍然逗留上海，做出洋的准备。

蒋到南京后，又亲电召我，要我一定回南京，电中有“党国危亡，人才缺乏”这一类极恳切的话。

正在这个时候，我的内弟洪君器在武汉受冤惨死，使我怀着莫大的伤感。

原来，宁汉彻底分裂后，武汉方面的倒蒋运动达到了鼎沸的程度。有一天，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枪决了仍在学兵团任职少校副官的洪君器。

因为，洪的传令兵告密说：“张治中、洪君器等企图将学生兵团带到南京。”于是，武汉当局逮捕了洪。

会上，当众人高呼“打倒蒋介石、枪毙洪君器”的口号时，此时，担任学兵一营三连中校连长的杜聿明既不举手，也不呼喊。

当天晚上，三连召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大会，对杜聿明提出质问，杜始终不回答一句话。最后，全连以党员大会的名义，决定将杜先行禁闭，待请上级彻底查办。

有一天，他听到正在闲谈的一个守卫说：“这些都是反动分子，很快就要枪毙掉。”当晚，杜冒死逃了出来，扮成商人模样，乘船前往南京，找到我述说了一切，我又带杜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很高兴，给了杜聿明一些钱，并叫他到总司令部黄埔同学会登记处登记。

因此，公谊私情，使我推迟了出国的打算，于是，我在南京，负责成立一个训练处，并且委任杜聿明为校阅委员会中校委员。

这个训练处，就是以后训练总监部的前身，分步、骑、炮、工、辎各科，负编练新军和培养干部的责任。

不料，我刚把这一个训练处组织完成，蒋就宣布下野了。这是由于1927年夏季，武汉方面组织东征军，由长江顺流而下，逼近南京，蒋为环境所迫，宣布下野，于8月12日离开了南京，13日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15日返奉化故里。

蒋离开南京的那一晚，我送他上车，蒋叮嘱我：“我先到上海，你没什么，还是留在南京好。”

但是，我不愿参加这个纠纷，决心离开南京，我就把训练处解散了。这时有许多朋友，还想留我在南京，但我的去志坚决，直接就到了上海，积极地准备出国，再不能放松这一个机会了。

等我到上海后，蒋已回故乡溪口。我打电报告他已经来沪，得回电，要我到溪口去一次，于是，我又从上海往溪口。

我在从上海准备到溪口时，就预备了一个纲要，检讨蒋过去种种缺憾，如对共产党问题、对第七军问题、对用人问题的分析，写了十几条款。

到溪口后，过了一两天，便和他一边坐在文昌阁的凉台上，看着远山近水的景色，一边按着我所拟的大纲，一件一件地检讨。

这是一次爽快的谈话，也是一次痛切的陈辞。我看蒋的态度，很为动容。有很多地方，由他加以解释、说明，或为我所不知道的，或为我没有看到的。总之，这一次的会谈，是可纪念的一次长谈。

这个期间，陪着蒋的，只有我和吴礼卿（忠信）两人，每天游山玩水，闲话漫谈。这样，我住了一个星期，告别回到上海。

在那里，我把船票及一切出国手续都办好了，此时是在1927年11月间。这时，蒋已有复职的酝酿，已由日本回到上海，他示意我暂缓出国，但我的态度坚决，非走不可。

我为什么有这样坚决的态度呢？这是因为我自己的感触，觉得矛盾太多，如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常常刺激我的头脑，对于国家前途，革命事业，都发生一种焦虑与迷惘，心里没有一天宁静，所以，极愿摆脱一切，离开现有环境，到外国去换换空气，并从事学术的补充，同时把头脑做一番检查整理工作。

这就是我出国的情绪和希望。

我决定先到德国，并且预备了一个五年留学计划：以一年补习德文，以四年研究军事，我完全拿学生的资格去留学，而不是以“将军”的资格去游历，一个人孤单单地开始远去海外的征程，没有同伴，也没有带翻译。

出发时，我坐的是一只德国船，在这只船上，没有第二个中国人，都是外国人。我在护照上的名字，仍然是用的原名，大概就因为这一个缘故，他们发现我是中国的一位将官，是一位有地位的人。

到了菲律宾，当地的中国领事和华侨，都来欢迎、招待，请我讲演，报纸上登着我的相片，记着我的谈话，而称誉我是中国的一位有名的将军。因此，我的行踪，就不容易保持着完全的秘密。

经过新加坡时，也是同样的情形，船一靠岸，侨胞就挤上来了，男的、女的，环绕着我，问这样，问那样。

侨胞关怀祖国，同情革命，对我表示格外亲热，真是令人感动！

我在那个时候，不论是在菲律宾还是新加坡，起了一个很大的感想，就是到了这些地方，尤其是新加坡，简直不像在外国，就像在广州，在祖国的怀抱里。

熙来攘往的人们，讲的都是广东话、福建话；商店的招牌上写的是中国字，做生意的，除少数外，大多是中国人，哪里看得出外国的样子呢！

坐海船从上海到新加坡，走了十天之久，而我的意识里，尚认为未出国门，不能不使我感到中国之伟大！

而海外侨胞，过去完全本着他们的自我奋斗，艰苦经营，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争取生存和发展，这一种精神是多么可敬可佩！

航行一共走了四十二天吧。我本来晕船的，却只晕过两天，一天是在黄海，一天是在地中海，除掉这两天，其余的日子，都是风平浪静。这样海阔天空的悠闲生活，觉得很是愉快。

但有一件事，使我很生气，很苦痛。我们的船，漂在印度洋上，一天船上开晚会，举行化装跳舞，男的可以化装女的，小的可以化装老的。

船上只有一个中国人，就是我，当然不能不参加，我自己也愿意参加。但我并没有化装，也不会跳舞，我只穿了晚礼服，跨入跳舞厅。

哪里知道，有一个外国船客（英国人，后来知道他曾在中国海关服务）化装前清的官吏，穿一身朝服补褂，后面还拖着一根猪尾巴的辫子。我一见，气极了，马上退出会场，找着船主交涉。

我说：“有一位外国先生，化装我们中国清朝时代的官吏，拖着一条辫子，我是中国人，我应该代表中国人说话，像这种化装是不对的！

这是过去清代的制服，现在不但朝服补褂早没了，那一条辫子，也早被我们消灭了，现在，他这样化装，在我不能不认为是对中国人的一种侮辱！”

但是，船主去交涉的结果，那人拒绝了我的要求。船主说：

那人认为今天晚上做的是戏，原来什么都可以化装的。在这晚会里，也有化装欧洲中古时期的骑士的，可见古时风俗习惯，没有不可化装的道理。

我说：如果真是做戏，表演历史剧，当然没有话讲；而今晚的集会，并不是演剧，化装中国人拖着一条辫子，纵然不是侮辱，至少对我也是不礼貌。

这样往返交涉的结果，还是被那人坚决地拒绝。船主笑着劝我道：“算了吧，不必认真吧。”

我愤慨地说道：“既然他不肯另外化装，请你原谅我，我也就不愿参加这个晚会了。”

于是，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看月亮。海上的夜景是最美的，这时，正当阴历十月中旬，皓魄当空，纤云不染，海平似镜，微波不兴。

我凭栏远眺，一望无际，海上景色，清幽绝伦。但我的心中总是充满着惆怅，觉得自己的国家，到处受人侮辱、轻蔑，不禁万感交集！

到了德国后，我开始补习德文，抵达柏林时，是由我在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的恩师，格拉塞先生的儿子到柏林车站来接我的，他生在中国，以后才回国，有了他，就得着很多的便利。

因为柏林中国留学生较多，我恐怕因交际妨碍读书，就选择了一个离柏林几小时火车的德莱斯敦，住在一个德国人家里，有两位老太婆——一位五十几岁的寡妇，一位是她的母亲。

在这里，除进德文专修学校之外，还请了替我补习语文的教师，每天到我寓所来。在那个时候，差不多一天到晚，翻字典，读德文，写德文，没有一点闲暇，拼命地学习，这样补习了三个月后，进步很快，也因为本来有些底子。

我和这一家的两位老主人是一起吃饭的，可以和她们说日常的普通话；读起德文来，她们说我读音很准确。

我学外国语文，如俄文、英文、德文，用功最多的是德文，但到今天，都一无成就，我常自己觉着好笑。

我住在这家里三个月，有几件事情是不会忘记的，同时可看出她们的民族性。德国人有一个很普遍的节约习惯，比如出房门的时候，一定要把这间房的电灯关好，然后才出房来。

有一天，我从卧房出来到浴室，只有这一次忘记关电灯，及至坐在浴盆里了，才想起来，匆匆地洗完，回到房中，见电灯已经关闭了，这显然是房主替我关上的。

第二天晚饭，那位老太婆对我笑着说：“昨天洗澡，恐怕是太忙了一点吧？对不起，电灯是我替你关上了。”我虽觉赧然，但也佩服她们的节约习惯。

还有一次，是一个星期日，我出去游玩，稍微远点，不能回寓吃午饭，而临走时也没有打招呼。

怎么办？小格拉塞先生主张打个电报去，我以为电报恐怕赶不及，说：“算了吧！”

这天下午四五点钟才回寓所，一进房间，看见一份午餐的刀叉盘还静悄悄地放在桌上，这就是表示主人的态度。

那位老太婆对我说：“你出去，不回来吃午饭，走时又不打招呼，我们等了你许久！”

她带着一种严肃的态度责备我，我也只好和她说：“没有招呼，真是抱歉得很！但我住在贵府很久，也只有这一次，并不是故意的，是疏忽。”

从这些地方，也可看出德国人的厉害。他们对于物力的爱惜，信约的践履，看得非常认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的民族性。

在德国最后一个月，我到柏林、汉堡、莱比锡等大都市参观，所看的东西很多，所得的教训很大。

德国科学文化是何等优越；家庭生活是何等整洁、优美；社会风习是何等严肃、俭约。

那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还是一个受凡尔赛和约重重束缚的国家，而我所参观过的各种工厂，已足使我惊讶不置！

譬如柏林电力厂，它的一个大发动机，只需一个人，轮流管理，就可供给全柏林市四百万人口的电力，走进去，只看见机器的转动，并没有看见人。

又有一个工厂，排列着几个圆柱空心的大火炉，一条一条粗大的铅柱，从第一个大炉进去，极迅速地穿过几个火炉，就像一条大蛇，在火洞中钻，钻出最后一个火炉的时候，咦，奇怪，就变成铅丝了！

我又看到堆积如山的废铜烂铁，用什么方法把它运到大火炉里熔化？是不是用人工搬，用起重机？不是。

是用吸铁石往废铜烂铁堆上面一吸，就吸起来了，这样吸来吸去，就把废铜烂铁轻易地运到大熔炉里。

当我参观容克飞机厂的时候，看见厂中做了一个飞机大模型，能坐七八十人的样子，厂主容克先生告诉我们，计划开辟欧亚交通的航线。

我觉得他是一种宣传，或者是种理想，认为不可能，但过了几年，样样都实现了。一架巨型飞机，何止容七八十人！

在这里，还要补充说一句，当时飞机并不盛行，乘客也少，我们参观容克飞机厂后，承容克先生殷勤招待，留我们吃饭，并且特别开飞机送我们回柏林。

我们一共五人，其中一位是我国驻德公使馆代办，他们听说要派飞机送，都不表赞同，和我商量说：

“我们是坐车来的，还是坐车回去为好。”

我说：“人家知道我是一个中国的军官，派机专送，这是很客气的事，我们不能拒绝他，一定是要接受的。”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飞机到了柏林时，看见代办的夫人在飞机场候了很久，那夫人认为，这是做了一件冒险的事。

世界上先进各国的科学工业，莫不突飞猛进，而反观当时我国，近百年来，无论科学工业，都没有什么基础，更说不上什么进步，真令人不寒而栗，要迎头赶上人家，实在非奋起不可了。

本来，我决定了五年读书计划，还不到五个月，蒋介石就函电纷驰，要我回国。那个时候，蒋已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继续进行北伐。

我奉召后，一方面因为国内的事，使我再不能安心读书；一方面也因为我情面太软了一点。

我是这样想：既然说北伐要我回去，怎能不回去。于是，放弃了我的五年计划，准备归程。但同时也知道，再度出国之不易，便决定借这一机会，到各国游历看看。

这一次归国的途程，是由德国出发，经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英国，然后渡大西洋到美国，过日本回国。

在这样一个周游世界的长途中，我游览了许多名胜，参观了许多建设，然而，都不过是“走马看花”。所得的感想，也正和德国所见到的大同小异。

摆在我眼前的，刻在我心里的，尽是人家的一切宏伟远大的规模，除羡慕外，只有惭愧。

还有一个最大的不愉快。世界闻名第一大瀑布——尼亚加拉瀑布，是在美国与加拿大交界的地方，美加毗连，过一座大桥，就是加拿大国境。

我想看了大瀑布后，经过加拿大到芝加哥，于是前往交涉。据他们说：因为护照上没有写着到加拿大，所以不能签字。

我们交涉了几次，无效。最可恶的，他们说：“可惜你们是中国人，你们如果是日本人，就可以了！”

我当时听了这话，义愤填膺，几乎要骂起来，由于这一个刺激，归国之心，急如飞箭。觉得这样在外国游历，简直是痛苦。

欧美一般人，只要看见穿得整齐，是黄色面孔的人，就必然问：“你是不是日本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问呢？这是因为日本国家强盛，他们只知道东方有一个日本。

所以，我这次游历欧美的最大感想是：国家不能富强，不能自由平等，那就没办法在世界上争生存，那就没办法在国际间找地位。

这一次游历欧美，虽然匆匆八个月，但是看到的很多，同时所感触的也深，对我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影响。

我看到欧美各国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虽说各有各的长处，可是也有不少的弱点，我才觉得只有革命的三民主义，不但适合我国的国情，而且是一个改造世界的完善的原则。

但是，我又看到欧美各国的富强情形，认为如我国不能富强，就不能立足于这样竞争剧烈的世界，所以首先必须讲求富强之道。

还有一点，就是我对日本的观感，出国以前，我是最仇视日本的，但是这次游历欧美之后，使我觉得日本人究竟同是黄种人，而且在亚洲，在东方，纯靠这一个强大的日本撑持，代表黄色人种的体面。

假如没有日本，则亚洲是不是会变成非洲，所以，我把出国以前仇视日本的概念加以修正。

不料，“九一八”事变一起，证明我过去的看法，不过是一种片面幻想，我于是又是坚决主张对日抗战之一人。

但我仍然相信：在推翻日本军阀，改革日本政体以后，中日两国的人民，必然还是要携手的。

这种未来的关系，也只等待将来的历史的命运来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