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

文如玉

（40）秦城农场过春节

我在战犯所过了十个旧历年，也就是现在被称为春节的佳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当了犯人，就比一般天涯游子不同得多了，每到除夕之夜，想到过去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团圆饭的情景，听到外边的鞭炮声，和我一样的暗中饮泪的，虽不说是全部，总可以肯定是绝大部分了。

十次春节中，我认为值得专门写一章的，是1958年在北京秦城农场劳动锻炼中，度过的一次春节。

自从由功德林监狱搬到农场之后，大家的心情比过去都舒畅得多，因为，抬头看不到窗子上面的铁栅栏，也看不到高高的围墙，仅仅这一点，就使人的精神减去不少压力。

何况，这里伙食比过去好，特别是有一定范围内的自由，有时，甚至会使人暂时忘记自己是犯人。

这一年的春节前半个月，管理人员就告诉我们，可以在春节期间自行排练一些节目，文娱活动不限于下棋、打桥牌以及清唱，可以演唱一些京戏、地方戏、相声等。

另外，采购物品也比平日可以多买些吃的东西。所以，大家早就兴高采烈地准备好好过一次年。

北京地区的冬天，真正是天寒地冻，这一情景，是南方人所不能想象的，上冻后，土地全成为石板一样坚硬，力气再大的人，一锄下去也只是一道白色的痕迹，什么也掘不起来，所以，我们便利用冬天来补秋忙的学习课目。

农活最忙是秋天，这主要是一年劳动的果实，在秋天要全部把它收获下来，还得把它储藏好。

这些时间，我们是成天劳动，原来定下来的半天学习，几乎都停止了。而冬天不能下地，正好把它补上。

春节前一个星期，连学习也只是读读报便算了，该开会批评的事也不批评，这是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这一传统的节日。

甚至，有个别同学说，春节搞文娱活动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像这类话，平日是应该批一下的，这个时候也不批了，是不是等“节后算账”我就记不清楚了，可能是自己检讨几句，也就过去了。

因为，这一年的春节大家都过得很快乐，我看不像是坐在黄连树下弹琴，几乎是人人喜笑颜开。

在监狱中，有一些琐碎事，在别人看来真是太微不足道了，但犯人却把它看成是一种传统的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在过旧年前后一两天内，都得十分注意。

即使一些平日根本不迷信的人，这一两天内也得“入牢问俗”和“吾从众”，否则会引来一些不愉快的事。反正闲着无聊，跟着别人一样也没有什么不好。

犯人入牢后，没有比希望早一点出去还要重大的事了，真可以一言以蔽之：“出去第一！”在没有出去之前，除了尽力创造出去的一切条件外，在精神上，也更要想方设法来安慰自己，因为监狱再好，总是没有自由可贵吧！

怎样创造出去的条件，各个时期和每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这里就不能讲得太多。

在战犯改造所中，常用的名词是“争取早日投入人民行列”。简单点讲，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争取。”

因为，这不能和过去一样，托人讲情或走后门送厚礼等可以解决，必须要靠本人的表现，才能由最高当局做出结论。

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谁心里也没有底。“改恶从善，前途光明”，这是一个十分笼统的话，具体点，详细点，谁也说不清，也不敢问。偶尔听到什么首长来讲话时，提到这八个字的标准时，也只是叫大家尽力争取，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在精神上，犯人凡是可以创造出来足以安慰自己一下的事，则莫不尽力以求。

拿上床睡觉来说吧，许多人可能连昨夜上床时鞋子怎样安放的都已记不清楚了，但是，许多犯人却非常注意这样一件小事，甚至多少年如一日，从不忘记。

当然，也有许多马大哈，平日从来不注意，也不相信一双鞋子的摆法可以与自由有关，但到了年三十夜或年初一晚上，看到别人那样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偶然也会注意起来。

万一还和平日一样，上床时乱七八糟地放在地下，同组的“同学”中，总会有那样热心肠的人，帮他把鞋子的尖朝外放好；

一下床，就可很顺利地把鞋穿上向外面走。这就象征今年可以交上好运能朝外面走了。如果把鞋尖朝里，一下地去穿鞋，脚尖还朝床而不朝外，这就等于今年还没希望走出去了。

坐牢是度日如年，而犯人的刑期往往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所以，求得在一年内有希望，就算是大吉大利了。

像廖耀湘这样一位在生活上一贯马虎的人，如果在除夕之夜，别人帮他把乱放的鞋子摆好，即使他不相信这样一个动作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对这样一个善良的祝愿，他也会点头微笑表示感激的。

犯人最喜欢是夜里做好梦，因为“不论牢门千万锁，梦魂仍是自由人”。牢门是关不住梦魂的，所以大家对于做梦，特别是做了一个甜蜜的美梦，很久都是感到快乐的。

但是，除夕之夜这个梦，却又关系到第二年吉凶，就特别使人重视。我在云南监狱中，过第一次除夕夜，做了一个与家人一道吃饭的梦。

可能是由于我平生最讲究吃的缘故，我经常做吃东西的梦。第二天，我告诉同牢的人，他们马上问我：

是梦吃中餐，还是梦吃西餐？我说是吃中餐，他们便向我祝贺，说我快要出去了！

我问为什么？解释是吃中餐用筷子，筷子的谐音是快，所以，梦到用筷子就是快出去了。而吃西餐用刀叉，叉谐音差，差就不是好事，出不去了。

我至今仍感谢他们为我解释而给了我几天的精神安慰。但这一“快”，却要多等十年，才得到了特赦，也许是按蜗牛最快的速度，我爬了十年才爬出牢门的，你能说这个梦不是十分灵验的吗？

在春节快要到的前几天，战犯们分为两大派发生了一场南北大战。南方同学极力主张把春节分配到的猪肉做成回锅肉、红烧肉，因为，这是南方人过年少不了的两道菜。

而北方同学（包括西北、华中一部分）却主张，还和去年一样美美地吃上几顿饺子和包子，这也是北方人过年的习惯。

争论的结果，是吃饺子的一方胜利了，因为，是在北京过年，就得按北京人的方式——吃饺子。

农场食堂的几位炊事员照例得回去过春节，北方同学们把袖子一卷，饺子由咱们自己来包，南方同学便乐得不动手。

我想学学包饺子，便自动参加了这一工作。当饺子包出了一大半的时候，庞镜塘要我回寝室给他把一包白糖拿给他。

我以为他想喝红茶，他悄悄告诉我，他要包十个白糖饺子，混在一起，谁要吃到了糖饺子，谁便可以交上好运。

但是，两顿饺子吃过之后，我和庞镜塘都没有吃到这种能带来好运的糖饺子，也没有听到有人嚷嚷，吃了糖饺子。我想，可能和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囫囵吞下去，连味道都没有尝出来。

第二年，第一批特赦正好是十个人，庞镜塘便得意地告诉我，准是这十个甜饺子被这十个人吃了，所以他们能得到第一批特赦。

我第二批一特赦出来后，曾问了留在北京工作的第一批同学杜聿明、宋希濂和王耀武等，他们都说，没有吃到过甜饺子。

为了此事，我还特意写信告诉去东北的庞镜塘，无非是说明这十人并没有吃到甜饺子，却都交了好运。


秦城农场旧照

我过去和庞镜塘没有同过组，这次到农场劳动，两人都作为一二等劳动力而编入第二队。二队有两间寝室，我和他同在一间内，只是中间隔了三个人，不是紧邻。

他包完除夕饺子后，感到有点累，便倒在床上休息。这时，有些人在准备第二天演出的节目，有些人在写春节开门红的墙报，我也只是写了一首咏雪诗，以歌颂农民们抗旱的劲头和及时见雪的喜悦心情。

当我在学习室把墙报写好，走回寝室取日记本时，不知是第几灵感在作怪，忽然，情不自禁地把唐诗中两首五言律诗中有关写除夕的四句，凑在一起，轻声哼着走回寝室：“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那堪正漂泊，明日岁华新。”

刚刚念完，推门一看，庞镜塘正好靠在窗边的床上。不用说，我念的这些，他已经听到了，所以，一看到我手中拿的墙报他便问我：“除夕写了什么好诗？”

我便把写好的东西递给他，他轻声念着：“今年春旱锁龙王，又嚷冬干捉玉皇。急向人间抛瑞雪，好为天上保平安。”

他念完，笑了一笑：“除夕夜会什么感想都没有？”

一听这口吻，知道他是正在回忆什么或想写什么，也许是想而不敢写，等等。

我为了抛砖引玉，便主动把自己在前几年写过一首非常伤感的除夕诗，念给他听。这首诗十分露骨说出自己内心的苦痛，目的当然是希望他也说出这类东西，两人一经有了这种思想交换，便可成为患难知心人。

我的那首七绝，我过后也认为，没有意义，特别是集中改造后，已没有那种悲伤的感情，要我写也写不出了。

那首诗是这样：“妻离儿散我成囚，人世悲酸到尽头，最是伤心除夕夜，背人无语泪偷流。”

他听过之后，久久不作一声。我有点后悔，担心又成为自找麻烦。他停了一会儿却长叹一声：“没有切身体会的人，是不会懂得‘背人无语泪偷流’滋味的。”

他一再说这个“偷”字用得很恰当。当然，他自己也肯定是“泪偷流”过的，否则不会有此共鸣的心情。

我正等他把自己除夕写过的诗念给我听时，他忽然坐了起来，我以为他要出去，我又有点后悔了。

没有想到，他是起来坐在我的床头，向我念了他在前几年写过的一首五言律诗。前面六句我已记不起，只记得后两句：“今宵独无梦，彻夜未成眠。”

这就比我写的含蓄得多了。不过，后一句话，的确引起了我无限同情，平日可以靠晚上做一个团圆美梦，而这一晚却彻夜不能成眠，连梦也做不成，这种心情，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当我正在沉思的时候，他也担心我会因他的诗，而勾引起我的满怀心事，便问我：“过去过除夕做过一些什么诗？”

我忽然想到，1946年过春节前两三天，我从重庆赶回湖南去过春节写过的两首七绝。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今天是除夕，明天过年，讲一个与棺材有关的故事和因此写过的两首诗给你听听。”

在过去，也许在今天，有些地方还有人对与官和财谐音的事，认为是很吉利的，所以，他一听到这句话，立刻高兴起来，要我马上讲给他听。

我轻轻咳嗽一声，抹一抹下巴，便一本正经地讲了起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军统局在四川多年来积累的财产，真是多得有点惊人，加上中美合作所一结束，大量武器弹药、电讯器材、医药器材等就有十几个大仓库，都全部送给了军统局。

军统局除将医药器材装备了一所中型的一百多张病床的医院，赠送给中央医院外，还有不少东西都得运到南京。

我当时负责总务工作，运输物资自然落到我头上。要把成千上万吨的东西从重庆运到南京，是相当费事的。为了省钱，我便在四川大造木船，每只船装几吨到几十吨东西，从水路运去最合算，因在四川买的船，把东西运到南京，再把船卖出去，还可赚钱，等于不花运费还有剩余价值。

没有想到，好事也会出坏事，正当我得意扬扬地一批又一批把东西运出时，继戴笠而新任军统局局长的夫人，要求我把她多年前死在重庆的母亲的棺材顺便带回南京去安葬。

我一向爱说俏皮话，便冲口而出：“行！一口两口都行。”她一听便火了：“谁家有几口棺材！你咒骂人……”

我还不等她说完，便抢着说：“谁不愿意升官又发财，越多越好嘛！”这句话，说得她啼笑皆非，正想再骂我几句，我一转身就走了。

天下事总会有些出人意料的，正当我在上海布置自己的安乐窝时，突然接到局长夫人的电话。她连哭带骂地说，由重庆驶出的木船100多只都没有出事，独独装有她母亲棺材的那只木船触礁沉没，棺材不知漂到什么地方去了，要我一定要负责找回，否则要和我拼老命。

我急忙投其所好地安慰她，说这是老天爷有意安排老夫人应当水葬，这一定使后人特别是能使女儿发大财，不消几个月，黄金美钞就会像长江的水一样滚滚流向她家，这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大喜事。

她一听这话，从电话里传出了轻微的笑声，怒气已变成喜气了。但是，停了一会儿，旁边似乎有人在提醒她似的，她又改口非要我找回不可，并要我一定要妥运南京，如果棺材湿了，也不要紧，还千万叮嘱不准动棺材。

我一听，知道此中大有文章，便立即由上海飞往重庆。我通知水上警察局，要他沿途贴出布告，谁发现这具上面写有×太夫人名字的棺木，应立即报告，当给100石米作为奖赏。

当时，法币天天贬值，老百姓并不感兴趣，100石米可是硬通货。如此重赏，何愁无勇夫。如果出少了，捞到棺材的人，只要把里面的尸骨抛掉，一副上好的楠木棺材也可以买上几十石米。

军统局的米真是堆积如小山，因为军统局的编制有几万人，90%都在外地和沦陷地区，而我随便造一个人数册去领军米，月月有大量节余，军统局在重庆开了五家大米店，每月卖掉几万斤，最后还剩下几仓库，所以批发一二百石米，只是小事一件。

三天过去，果然有人在离翻船不远的地方捞起这口棺材。我便带几个人亲自赶去，一看，捆在棺材上的草绳已湿透了，我便叫人抬到船上后，将棺材撬开。

刚一揭盖，我又连忙叫人赶快钉好，并再油漆一番，使人看不出开过的样子。

庞镜塘马上问我：“打开了又马上盖上，是不是怕里面的尸体不见了？”

“不是，因为尸体四周塞满了四川土特产，不便给外人知道。”

他听了，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傻里傻气追问我一句：“带那么多四川土特产去南京吃得完吗？”

“书呆子！四川土特产是指鸦片烟，不是指四川榨菜！”

“那你怎么一看就知道是鸦片烟？”

“我在四川那么多年，不用打开看，只看那种包装，就能断定是鸦片烟。”

书呆子又傻里傻气地问我一句：“这鸦片烟正是严重违法的事，你怎么不检举？”

我只好耐心向他解释：这位新局长也是我的老长官，当时，他正在北平主持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是执行最高当局的最上等的策略——“不战而屈人之兵”，希望通过与美国合作，而收编中共的部队，夺回中共从日本人手上攻占的地盘，打通平汉铁路。

像这样一位为最高当局所信任倚仗的大人物，不用说只运一棺材鸦片烟，即使运上一船，也不过是小事一件。我胆子再大，也不会不权衡利害得失，去干这种蠢得令人笑掉牙齿的事。

“后来呢？”

“后来自然是平安运抵南京，局长夫人和她的弟弟亲自去下关码头跪迎。”

“是去迎接四川土特产吧！”

“书呆子”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他正在替她发愁如何去出售这些土特产的时候，“同学”们用洗脸盆端着一盆盆刚煮好的饺子大叫大嚷：“开饭啰！”

这时候，他似乎还没有听过瘾，也只好从床上站起来和我向外走去。

第二天，是农历年初一，一听到“起床”的叫声和口哨声，每一间寝室便发出高低不同的祝贺声，犯人们不是互祝“恭喜发财”而是互祝“吉祥如意”或“万事如意”。“犯人”能如心意的唯一大事，是出去，金钱在牢中没有自由可贵，所以，发财暂时还不是首要的。

互相祝贺一番之后，便吃了一顿丰盛的早点。除了豆浆、油饼外，每人还有一块年糕。

难得的是，年糕上有几颗红枣，红是代表吉利，枣的谐音是早，吉利越早到来越好。战犯所待遇比一般监狱虽然好得多，但千好万好还是早点出去好。有红枣的早点，便是使每个人都感到异常高兴的东西。

刚吃完早点，庞镜塘又找我问昨天我说的因棺材而做的除夕诗，我只好继续讲下去。

抗战胜利后，我母亲唯一心愿是回湖南过一次年。老人认为，抗战几年间，她在外省过年总没有在家乡过年好。所以，我虽然在南京、上海都安顿了住的地方，而且，比去湖南好得多，但她老人家还是坚持要回家乡过年。

我如果不去重庆处理那口漂走的棺材，从上海或南京赶回湖南，是很从容的。因此，到重庆把一切处理好之后，离过年只有三四天了。

当时，重庆的飞机只能飞到汉口，不飞长沙，我到汉口还得转乘火车。

从武昌开往长沙去的火车，从日军手中接过来不久，没有火车头，是将汽车改装成的，去掉轮胎，安上铁轮，在铁轨上行驶，每次，只能拖两三辆无篷车皮，两天才能到长沙。

我一计算，这太无把握，而且很辛苦，便决定从重庆驾一辆新的美军吉普车，循公路回湖南。

我和司机与副官三人轮流驾驶，这样日夜兼程而行，经过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玉屏县时，听到满街都响起玉屏特产的箫和笛子声音，我忽然诗兴大作，便随手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七绝：

“岁暮思家昼夜行，怕闻箫笛耳边鸣，归身似箭犹嫌慢，自驾轻车过玉屏。”

第二天，我们到达衡阳，看到一群群大雁在衡阳附近的回雁峰上空飞过，我又写下一首，可惜，前面两句记不起，只记得后两句：

“今日闺中知也未？征人随雁过衡阳。”

因我每到一地，总得发一电报给陪伴在我母亲身边的妻子，让她们知道我到了什么地方。

庞镜塘要我把前面两句想起来再告诉他。但一直到今天，我也想不起，可能是人老了，早无那种闲情逸致了。

文如玉

（41）自编自演 登台献艺

在农场的春节文娱活动，是令人难忘的，也可以说是历史上少见的。这么多文武大官登台献艺，是许多人想也想象不到的吧！

时间是1958年2月18日，即农历年初一下午，地点是北京北郊昌平县秦城公安部干部劳动农场的小礼堂。

平日，这里只是开会和放映电影，不能演戏，可是，这一天，战犯们却把它当成临时剧场；就在放映电影的银幕下，作为临时的舞台。

报幕员是原天津直辖市市长兼北宁铁路护路司令杜建时，他一口标准北京话，神采奕奕地走上舞台。

本来，这里没有幕布，他却装模作样地，用手像拉着最漂亮的丝绒幕布一样，略显吃力地从东慢慢地拉到西边，算是“开幕”了。

平日，我们下雨和冬天便在这里看电影，其他时间，是在外面空坪看，而每次看电影，主要的地区都是我们坐，旁边和后面，除公安部农场干部与家属外，还有附近一些老乡们。

今天，不知是认为这些人演出的东西不值一看，或是过旧年都忙没有时间来欣赏我们的演出……

总之，除战犯外，只请了一位贵宾，而这位贵宾，还是主持这次盛会的宋希濂亲自跑了几趟，才千呼万唤把他请了出来。

你猜，这位好不容易请来的贵宾是谁？当他没有入场时，连战犯们都没有猜到，他竟是留在大厨房给我们过年做饭的唯一的一位炊事员。

其他炊事员都回去过年了，只有他一人在战犯们协助下，照常在工作。就凭这一点，就够使人尊敬了，何况，他平日对战犯们的关怀真的是像对待亲人一样。

有一次，我去挑开水，不小心把一桶开水倒在厨房门口，其余的几位炊事员，有的埋怨我不小心，只剩下这两桶开水，倒掉一桶，只能让我们少喝一些，有的漠不关心，照常在吸烟。

我正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时，这位可敬的炊事员，从大灶后面一跳出来急忙问：“烫伤了脚没有？”一句话，仅仅一句话，这种“只问人不问水”的关怀之情，直到今天，我一想起来，还没有忘记。

何况，他马上跑出来看了看我的双脚的确没有烫着，又匆匆为我再烧开了一大桶水，还一再对其他几个炊事员说：“他们劳动半天，水都不能喝足，这太说不过去了！”

他不止对我一个人这样，每个和他打过交道的“同学”，对他都会产生好感。

有一次，我去大厨房帮忙剥豌豆，我刚被从地里叫回来，只穿一件单衣，而且汗湿了，所以，坐下来后，感到有点冷。

我正想要提出回寝室取衣服时，他把自己穿的一件外衣披在我身上。我一看四周没有别人，便轻轻问他一声：“你这样做不怕别人批评你吗？”

他当然懂得我问这话的用意，是怕别人说他“敌我不分”。他轻轻一笑：“这是按政策办事，怕什么！”

虽然我们都不知道这位炊事员尊姓大名，可是，我们却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绰号“鲁智深”。

这不只是从他魁梧的身材和络腮胡等看像鲁智深，更是他的个性爽朗，敢打抱不平等，十分像《水浒传》中那位英雄。所以，大家一看把他请来坐在当中，都认为是非常合适的。

当“贵宾”入座之后，报幕员清脆的京腔响彻了整个小礼堂：“敬祝各位身体健康，学习进步，新春万事如意！”大家不约而同地为这几句话而鼓起掌来，

接着是：“第一个节目：湖南花鼓。”这是由第18军军长杨伯涛和第114师师长夏建 合唱的。

战犯所中，湖南人最多，占了十分之一强，这也许是由于“无湘不成军”的关系。当兵打仗，过去是湖南年轻人的出路，所以，将军们当中湖南人最多，被俘当战犯的自然不会少。

杨伯涛一开腔，唱出了真正的湖南味，便赢得了几声喝彩声。

第二个节目是第3兵团副司令兼桂军第48军军长张鸿文演唱的桂剧《王佐断臂》，这个戏的台词，还是第7兵团司令、被人称为“桂林才子”张淦写的。

战犯中，两广同学人数仅仅次于湖南人，所以，桂剧也是很受欢迎的。

接着，登台唱京戏、越剧、苏州评弹的陆续出场，都很有一手，连不懂这些的“鲁智深”听了也连连鼓掌叫好。

事后，他不止一次地向其他几位炊事员说：真没有想到，这些人不但能武能文，还有这么高超的文艺技巧，实在没有想到。

他没有想到的事，可能比他看到听到的还多得多，否则，这些人怎么能统治中国那么多年呢！

最后一个节目，比预期的效果要高出好多倍，谁也没有料到，看来只是一个歌颂新中国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后所过的幸福生活的节目，竟会变得比什么“相声大师”的相声还会使人笑痛肚皮。

如果有意去编一曲喜剧，肯定不会有这样好笑。这一幕“小康人家多幸福”，是由军统局东北九省督导室主任文强与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存合编合演，也就是自编自演的独幕剧。


文强旧照

文强和我是军统局的多年老同事，也就是被人称为“军统特务”的。沈蕴存却不肯接受“特务”这一不光荣的称号。

按照一般情况说，国防部第二厅也和过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二厅一样是搞谍报的，也就是搞军事情报的，一向是军统所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

可是，他这个副厅长却对这顶帽子不感兴趣，有时，甚至是坚决否认他是个特务，因为他过去一向是在军队中主管通讯工作，从通讯连长、营长，一直晋升到通讯兵第四团少将团长，都是搞通讯。

1948年，国防部二厅厅长、老牌军统郑介民被明升暗降到国防部当了次长后，厅长一职便由非军统侯腾副厅长接替了，侯便把他在陆军大学的同学沈蕴存，拉去当了副厅长，一年多后，便东逃西躲，厅长逃台，副厅长被活捉。

有一次，许多同学当着我的面要我证实，我这位同宗老兄是军统特务，我连忙说：“他虽属牛，还没有入庙。”沈蕴存一听，连声否认他属牛，他说：“我是属马的。”

我当即说明，特务的特，是牛旁一寺，说他属牛未入庙，只是沾了一点特务的边而不算是特务。

由于我给他解了围，所以，他对我很有好感。可是，我这个人是爱开玩笑的，有一次，我和他合作抬土，我说：“我能与我有三同关系的老兄合作，十分荣幸。”

他马上把土筐放下，忙问：“你不是证实我和你不是同行（同是搞特务）而只是‘同学’，同姓沈，怎么能算是三同呢？”

我说这一同，是同属“温情主义者”。他一听就乐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写墙报揭发过人，也从不会提尖刻的批评，是一位十分忠厚的明哲保身的老好人。当然，这一同他是愿意的。

这次他和文强合作演戏，他自愿充当女主角。因为，战犯所中都是男人，被俘的将军中没有发现一个穿裙子的，所以演什么需要女角，都由男的扮演。

这一次，沈蕴存扮女角，真是笑话百出。他除了请管理员借来一套花衣服外，还用一块花布把半白的头发包了起来，耳朵上用小红辣椒一边挂一只当耳环，并把白粉笔调成水抹在脸上。

一出场，大家都笑了，他更加得意地学着农村小脚女人一样，一扭一扭地走着。可能是一阵欢笑声把他吓了一跳，开头几句台词，他还能对答上来，后来，便急得没有擦胭脂的脸，也透过粉笔的白色泛出红绯。

文强是湖南腔，沈是江苏盐城人，满口苏北话，两人一问一答，真是南腔北调。下面的人越笑，他越着急。

而躲在一旁递台词的兵工署稽查处少将处长廖宗泽，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人，他一看，沈蕴存对不上来，便大声把台词念了起来。

这位同学，平日说话一向高门大嗓，他怕台上的听不清，便更放大声音，虽不到声震屋瓦，却也掷地有声。

台上演员还没有听清，台下的观众却听得一清二楚，话剧一下又变成了双簧戏。女主角在和男主角争吵时，只听到男的叫骂声，女的在表演动作，张口无声，对答的话是从台后发出来的。

这一场表演，把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有些人眼泪都笑了出来。不少人说，虽看过不少中外名演员演出许多好戏，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次看到的这么开心。

散场时，笑声仍未绝，许多人一直笑到吃饭时还在笑。这样的戏，除了这一次，哪里还能再看得到呢？

我们这次一连痛痛快快玩了三天，除演出外，还有各种棋赛和克郎球赛以及打桥牌、猜灯谜等。

而且，下棋等准许以糖果、香烟作为赌注。宋希濂的棋艺高，围棋、象棋都赢得不少糖果；杜聿明的桥牌打得好，也是常胜将军；我过去会打弹子（台球），所以，打克郎球也赢了。

猜灯谜主要是自己编写，也有用旧的较少人知道的贴出让人猜。曾扩情贴出一张，两句话打一字：“良人做事颠倒，专寻丫头开心。”

马上有人指出，这一字谜不健康，并说：“你过去寻丫头开心还不够，今天，又编出这样的字谜想说明什么？”

他急了，马上把谜底写出来，并说这是一个老的字谜，不是他编的，是打一个“饼”字，并愿收回。

也许由于过年，普天同庆，这种小事也就没有人再追究，但扩大哥却不敢贴了。他说：“我一肚子都是旧东西，也分不出哪是健康，哪是不健康的，我猜你们的好了。”

第25军军长陈士章贴出一张：“狗咬狗，打一常见的字。”很快，就有人猜出来，这是监狱的“狱”字。

接着，又有人认为：政府都把我们当人看待，为什么他把自己和“同学”当狗看待？

这一顶小小的帽子正准备扣在他头上，我在旁边插了一句：“过年嘛，快乐一点，不要再咬了！”

立刻有人“嗯”了一声，我连忙说：“我说错了，我说不要吵，把吵字说成了咬字，这是话出无心，言之无罪，请诸位原谅！”一场小而又小的风波，总算平息下来。

很久没有人猜出的是：“金木水火土，打五虎上将。”

我们中唯一的王上将，听人说这字谜没有人能猜出，他便用很轻蔑的神态“呸”了一声。

一些聪明的人，看到他这一表情，联系到他的名字，马上就猜了出来，这是打四川军人中五个上将的名字，即邓锡侯、杨森、刘湘、刘文辉、王陵基，不正好把金木水火土都联系上了吗？

王上将为什么要“呸”一声，主要是在他的眼中，除杨森外，其余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的后辈，所以，不屑与他们同列为五虎上将之末。

三天过去后，又半玩半学习了十多天，才又投入了紧张的劳动与学习之中。而这一次过春节的情景，我认为不说一下，这一辈子就是下一辈子也不可能再过的了，焉能不为之写上一篇？

文如玉

（42）首批特赦的过程（上）

自从1958年10月间，北京战犯改造所把大部分战犯从城内功德林监狱送到京郊秦城农场进行农业劳动改造之后，许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对战犯“给出路”做准备工作了。

当时，虽然墙报上，天天有人写什么感激和体会一类的文章、诗歌等贴在那里，不但写的人是言不由衷，看的人就更不是味儿了。

如果给这样一条出路，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劳动，整天是和泥土打交道，这一辈子不就完了。

按照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是要把罪犯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然，这不仅仅是理所当然，也是相当公正的。

自己靠自己的劳动能力，养活自己，这总算是天公地道的事。无论从哪一方面两，都驳不倒这一条真理。所以，除了口头和笔下表示出赞成，还得加上几句感激之词。

所以看起来，这些人都是心悦诚服，准备在晚年争取当一名农民就心满意足了似的。

翻翻当年的日记，我曾写过不少这一类诗词，最典型的，是在1958年12月3日写的几首七言绝句中，有一首末尾有：“日对秦城增热爱，新生落户我争先。”

当我把它贴在墙报的“新生园地”上的时候，徐远举走过来一看，一声不响，只微微地把头一摇，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叹声刚到喉头又咽了下去，生怕被人听到了，如果，我当时不是站在他的身边，是不会察觉到的。

最后，我们彼此只是四只眼相对望了一下，也可以说是毫无表情，也可以说是一肚子的话想说，而没有说出，就晃晃悠悠走开了。

我便悄悄地跟在他的后边，他一直走到我们可以活动的范围圈的边缘，那里的一座小桥上，坐了下来，我便挤在他坐的一条不到一米的石栏杆上。

我看这时，附近没有别的同学，便大声“唉”了一下，徐远举立即用讽刺的口吻说了几句：“你不是热爱这里，准备在此过一辈子吗？那还有什么值得你唉声叹气的？”

我故意叹一口气，是想听听他最近的思想情况，交换交换看法，没想到，他看了我写的墙报来讽刺我一下。

我是很了解他的个性的，便把头低着不回答，等他发言。彼此沉默了几分钟，他看到附近还没有别人，便先长长地叹一口气，这一声“唉”，拉得很长很长，仿佛，要把刚才看墙报时没有叹出的那一口气加倍地叹出来，否则太吃亏了。

又是一阵沉默，又过去了几分钟，徐远举突然把手一指：“瞧那新盖的一片楼房，不就是你我下半生的归宿点吗？”

我略一抬头，一排灰色两层楼刚刚在盖瓦，在它的附近，还有一些两层楼有前后凉台的单元房子，有一座已有几个农场干部搬进去了，可以肯定，这不是为我们修建的。

而那一排正在盖瓦的没有凉台，很像单身宿舍，我也同意他的看法，这是为我们而修建的，也就是战犯们得到宽大处理的养老地方。

不管怎样，这总比监狱或农场的集体宿舍要好得多了。

说实在的，当时，谁的心情都不是那么轻松愉快的，谁也说不准将来怎样来处理我们，因为，仅仅是不杀、不辱、不审、不判，并不能满足于我们这些人。

有时，反而会产生索性杀了还可省事一些的想法，因为总怕将来的日子不好过。谁也不能想象到，宋希濂、沈蕴存、沈策、郭旭、周养浩、陈士章等许多人，还能去美国欢度晚年，总以为这一辈子，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完蛋了。

过去，我对什么“天无绝人之路”和什么“绝处逢生”等毫不在意，因我是一帆风顺，十年间，就由尉级爬到将级，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绝路。

可是，当了战犯后，却老是希望有绝处逢生的那一天，天下事，真就有那么巧得出人意料的。

准确的时间，是1959年9月16日下午收工之后，准备吃晚饭之前，徐远举照例首先去管理员办公室看看报纸来了没有，他是争取充当义务分报工作的。

他干什么事都性急，看东西也比别人看得快，虽不是一目十行，但很会抓住要点。这天，他一走进去，把报纸拿起来，一看就大喊大叫：“好消息！好消息！”

他这一叫，立刻把所有的战犯们都吸引了过来，连正在分菜的值日同学，也把提着的菜桶放了下来。

用不着别人推荐，徐远举便大声朗读起来，这种寂静的场面，平日是绝对没有过的。

过去一收工，特别是在开饭之前，那一股子热闹劲儿，不亚于过去小镇上赶集市遇上唱大戏的一样，除了人声沸腾，还加上一片桶、碗、瓢、盆的交响曲，夸大一点说，真是震耳欲聋，谁也制止不住这种乱劲儿。

这天，却变得有点儿万籁俱寂了。徐远举在念得上气不接下气时，特别放大嗓门，用他那地道的湖北大冶口音，高声宣读：

“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当“特赦”两个字读出之后，大家的心，便像被什么强大的吸力吸住了似的。

正当每个人都还暂时沉浸在这一片寂静声中时，忽然听到另一个高大嗓门尖叫一声：“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

只见站在最后的一个人，大叫一声之后，把上衣全部脱掉，向附近的柿子树林狂奔乱跳，还一边重复叫着这句话，一边乱跑。

这时，他早已跑出了平日规定的活动范围，也毫不觉得，宋希濂虽然在大声叫他回来，他还是一个劲地在边跑边叫。此人为谁，乃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宋清轩是也！

9月中旬，北京已进入三秋了，中午虽热，早晚还是可以穿上薄毛衣。宋清轩光着上身在树林中狂奔乱跑时，带我们去劳动的一位科长有点着急了，他倒不是怕宋清轩逃走，而是担心他不当心摔伤碰伤，也怕他光着上身着凉，便跟在后面喊他回来；宋清轩却越跑越高兴，谁叫也不听。

正在这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员瘦将，直向宋清轩追上去。大家一看，原来是我的老乡、军统老同事文强。此君又高又瘦，两条腿特别长。

只见他一边追，一边喊着：“刚才读的特赦消息是假的！”此话一出，我立刻想起，我这位老乡一定和我小时一样，听老人们讲过那个故事：

有个穷秀才，屡次考举人而未中，有次考中了，当报喜的人送喜报给他，他一听马上神经病大发，便不停地高呼：“我中了！我中了！”谁去劝说他也不行。

他家人急了，便去请教一位老举人，如何能使他清醒过来。估计这位老举人可能也犯过这种病，所以，他很有把握地说：“只要叫一个平日他最害怕的人，打他一个耳光，说喜报是假的，是来骗钱的，他根本没有考中，这样就会使他马上清醒过来。”

他家里的人一合计，他平日最怕的是他开肉店的丈人，因为，他每次没有饭吃特别是没有考中时，他那位开肉店的屠夫岳父，便赏他几个耳光，平日里，他一听见他岳父的吼声，两腿便打哆嗦。

于是，他家里的人便去求这位屠夫，给他两耳光让他清醒过来。谁知，打惯了他的这位屠夫一听女婿已考中举人，再叫他去打举人老爷，怎么也不肯。

又是那位老举人出主意，知道屠夫爱喝酒，便叫人去请他喝酒，喝醉之后，告诉他去打。这一招，果然不错，屠夫喝醉酒，果然去打了中了举人的女婿一个耳光。

这位喜极而发狂的新举人老爷，一惊之下，真的清醒了过来……

文强大概也想学学这一手。可惜的是，这位喜极而发狂的不是秀才而是赳赳武夫，文强也不能赏他一耳光，所以追了上去之后，文强一个劲儿地说消息是假的，叫他不要相信，而这位杂牌部队的将军，却还是边跑边叫。

文强只好绕道跑到他前面，一下挡住他，对方才仰天大笑起来。可能是傍晚从磨盘山麓吹来的一阵凉风，使这个赤膊大汉猛地清醒过来，才跟着文强慢慢走了回来，省掉了挨耳光。

我和宋清轩在不同小队，不过在劳动时，老是听到他叽里呱啦，满口是马列主义和新名词，要别人如何好好从劳动中改造思想，把下半生的时间、精力、生命都贡献出来，为祖国和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没有想到，这一下全部露了底，他多年来日思夜想的是和老婆在一起。

不过，这一思想的暴露，管理人员却认为不足为怪，他们对这些人口里说的和心里想的都经常研究、分析，所以，并没有对宋清轩进行批斗。



只是等到9月18日，报上正式公布刘少奇主席发布特赦令时，他们不让个别的人先看，而是在午睡起床后，送报到各小队去学习座谈。

可能是吸取了前天的经验教训，让大家的头脑冷静一点，防止再发生别的意外。

这天报上的头版头条新闻，便是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第一条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满十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自认符合这一条。所以，在举行座谈时，很久都没有人发言。听说有时话太多了，反而会连一句也说不出来。

过去只听人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次，我是亲自看到这种场面了，满肚子的话却会说不出来。

座谈自然不能冷场，当队长的都有一套，拿他的开场白来说是抛砖引玉，我认为，不如说带头决堤，而且是决黄河之堤，一下子，大家便争先恐后地把砖头玉块都纷纷抛出来了。

我倒没有争取发言，而是在看墙上挂的一张月历，报上说特赦令是昨天颁布的，今天见报，那正好昨天是己亥年的中秋节。

不知是有意安排在这一天来颁布还是偶合，这都使人长久不能忘怀，中秋是寓团圆之意。我在发言中，把我这一重大发现提了出来，偏偏有人指责我是舍本逐末，避重就轻。

今天，我还是把我这一重大发现提出来，可能不会遭到仁人君子的反对吧！坐了那么久的牢，谁又不希望能与家人团聚呢？

在座谈中，我很敬佩有那么两位事后诸葛亮的同学，他们说，自打从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等人来探监之后，便估计到，必然会有特赦的一天。

这样一个新鲜名词，几年前，他俩居然就已经看到了，真是比诸葛孔明参谋长还要高明百分之二百，毋怪赢得了不少老实人连连点头，好像一经指点，便大彻大悟。

可我这个笨脑子却怎么也转不过弯来，我想，张治中等人来探监时，可能连他们也弄不清将来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些人，而这两位“神犯”却有这样远大的眼光。

一贯爱说俏皮话的我，有两句话当时已说到了嘴边，又强迫自己的咽喉把它吞了下去，今天，我可不怕煞风景要畅所欲言了。

我当时本想问问他俩，为什么过去他们在睡梦中左一个“他妈的”，右一个“他奶奶熊”，自从前天公布了那个“好消息”后，再没有听到他俩在梦中骂人的呓语了呢？

倒是那位可爱的宋同学，真是言行一致。他得到特赦后，第一件事，便是找他那位比他小30多岁的如夫人，在政府的帮助下，居然找到了，而且，对方知道特赦后的将军们每月有100元的工资，真正做到招之即来了。

虽然有些流言蜚语，说她离开老宋的时候，才年方一十六岁，自然守不住，有的说她改嫁过一次，也有说她改嫁过两次的，但不管怎样，她在宋清轩特赦后，却赶上“寡妇门前是非多”的好时候。这些说法人言言殊，这不是我所要弄清的。

打开日记，照抄一段。1959年9月19日，星期六，晴。今天中午，公安部孙处长带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和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来到我们住的地方。

这次，是让我们坐在农场的办公室表演我们学习特赦令颁布后的情况。摄影师把许多人兴高采烈的发言姿态摄入了镜头。接着，又去地里表演我们平日劳动的一些项目。

杜聿明还是和平日一样认真地修剪果树和葡萄，摄影师几次请他把脸转过来一点，他才意识到这是在演戏，不是在劳动，不必那么认真，只消做做样子就行了。……

摄影师和记者走了之后，大家便议论开了，许多人都认为，国庆前一定可以得到特赦，家在北京的便回家，家在外地的也可以回去。

只有我因为全家人都已送往香港，十年来音信杳无，我怎么能提出来我去香港找寻家人呢。所以，许多人都在高兴地计划着出去如何如何时，我和家在台湾的陈士章等几个便默默不语。

这时，谁也不愿把自己的打算讲出来。在学习座谈会上，我也和别人一样，大谈对特赦的感想，其实，一肚子的话，连一点点都没有露出来。

9月24日，星期四，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晴天，上午，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又有许多记者和摄影师来到地里为我们录像，还给许多人单独拍摄了不少照片，下午，又到我们的住地拍摄我们下棋、打扑克等许多文娱活动的镜头，估计是认为上次拍得还不够，这次补拍一些。

一看到这种情况，我便猜到，这是准备对特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宣传。

我和郭旭、徐远举等几个平日认为可以讲知心话的人，便暗中谈论起来，我们都有点担心，由于过去不少报刊、电影等揭露过军统特务机关和许多军统特务如何残酷对待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我们这些人出去后，肯定会遭到报复。

想早出去又怕出去的矛盾心情，都久久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我们都不是事后诸葛亮，谁也没有料到，郭旭能去美国和加拿大探亲，我也去过一次香港。

还是写1959年的事吧，当我们天天在盼望早日实行特赦时，9月25日上午，我们正在为农场新建的一座粉丝加工房修整房屋和为晾晒粉丝的地方栽柱子的时候，李科长突然跑到工地，叫我们马上收工回去，收拾行李准备。

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在吃饭时，许多人端着饭碗在住处附近边看边吃，以为从此便不会再看到在这里亲自栽培的许多果树和葡萄了。

回到功德林大本营，一些没有去农场劳动的老弱残将，知道最近几天新闻记者和摄制电影的去拍过两次，也为之兴奋异常，一致认为国庆前，即10月1日前，都会得到特赦，可以好好地到外面过国庆节了。

谁知，一直等到9月30日那天，突然叫我们认真学习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

这一个上午的学习，等于给我们这些连日来头脑热昏的战犯们泼了一盆冷水，使不少有点常识的人感到大事不好，因为，社论中大有文章，过去几天都没有认真去研究。

文如玉

我们在学习社论时，最使人丧气的是社论中一再强调：

“确已改恶从善的一批战争罪犯与反革命分子可以得到特赦。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

许多人仔仔细细一琢磨，便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原来，社论中有几处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一批”而不是全体，还得有一大批将作为在押战犯继续改造。

这一下，使不少人的高兴劲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外国的神话故事，有那么一个不信邪的人，把一个不让他看的什么宝盒，非打开看看不可，结果什么幸福、财宝之类都跑掉了，等他手忙脚乱地把宝盒盖起来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一个希望。

当我看到许多同学垂头丧气一阵子之后，又振作起精神去研究特赦令的第一条，“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关押满十年”自信也达到了“改恶从善”这样一个标准。

于是，一团希望之火，又在这些人心中燃烧起来，前几天的高兴劲儿似乎又回来了。

希望这个宝贝，使许多人由沮丧而变得快乐，由悲观失望变得满怀信心。只要有特赦，只要有一批，这一批中便肯定会有自己。

当然，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有点儿盲目乐观，有点儿飘飘然了。这也许就是“希望”这个宝贝在发生作用。

1959年10月1日，星期四，又是一个好晴天，半夜3点钟，便听到了王耀武高喊起床。许多人昨晚就把洗脸的冷水装在脸盆里，一起床便匆匆洗脸等候开早饭。

这天，是我担任小队值日，挑回的面片每人可以分三碗，不过，等到我开始吃的时候，管理员已在催促集合了。

我大口大口吞了一碗多，便赶出去集合。我们照例是分乘几辆租来的大客车，由功德林驶往公安部。

路上早已人来人往，热闹异常，可见半夜就开始活动了。几十万人的大游行，不能不早作安排，我们如果不早点走，迟一点，便通不过长安街那条挤满游行队伍的大马路了。

我们照例是在公安部的图书室或大礼堂休息，9点多，便到公安部专门为我们搭的看台上去看国庆节的活动。这座看台，正对着天安门城楼，看得相当清楚，这比我们特赦后安排参观的观礼台还要舒服。

观礼台的中外来宾和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与外国贵宾都是站着看，而我们在这个看台上却可以坐着看。

所以，彼此之间常常开玩笑说这是“特级包厢”，可以落座，对面看台是买的站票，只能站着看。

那次是十年国庆纪念，当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大会开始并简单讲话之后，便是检阅部队。

当机械化兵和重炮车隆隆驶过天安门时，我正在傻里傻气瞧热闹，而坐在我前面和身旁的许多战犯却把头垂了下去。

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这些长年带兵打仗的将军们对这种场面竟不爱看，我便用关心的口吻，问在我右边的廖耀湘。

这位兵团司令听了之后，只是不断地摇头，并轻轻地长叹一声。我更莫名其妙，便进一步去问他为什么这样？坐在我左边的刘嘉树，用力在我背上捅了一下：

“蠢货！你不看这些重炮和坦克都是从我们手中夺过去的吗？”

这一下，把我捅聪明了。我才想起这些似曾相识的东西，过去它身上涂的是青天白日，所以，看到这些东西一出现，就把头低下去了，他们不是不想看而是越看越难过。

我过去没有带过兵，便一个劲地在瞧热闹，不会触景生情，甚至想也没有想到那上面去。刘嘉树如果不狠狠捅我一下，可能到今天我还不会理解那许多败将的心情。

公安部为了让我们看国庆节的盛大晚会和烟火，不要我们回功德林，就在图书馆吃饭和休息。当几位山东同学翻阅山东的《大众日报》时，看见该报在9月25日已刊登山东特赦战犯的消息，几位东北籍的同学也发现《吉林日报》也刊登了释放特赦战犯的消息，大家更是欢天喜地，认为北京会在国庆节后了。

从10月2日学习时座谈十年国庆感想开始，几乎每天都在学习。10月5日，又宣布，继续学习有关特赦文件，大家认为，这样抓紧学这些东西，肯定不久便要进行特赦了。所以，都兴致勃勃，发言的人很多。

谁也没有料到，正当大家学习特赦文件学得非常起劲时，10月10日那天，管理员又宣布，改学周恩来总理的“伟大的十年”。

这一下，又使许多人不安起来，急性子徐远举便在墙报上，贴出一篇题为“好事多磨”的短文，他借批评某些同学对特赦令颁布快一个月了，越来越使人感到失望，十年时间已够长，还要加上一段时间来拖延，太不珍惜战犯的光阴了。他认为，这是一种抵触思想，应当有一个正确认识……

他的这篇东西刚一贴出，使表面平静的池水立刻泛起一阵波澜，质问他的墙报，便一张接一张而来，不少人还要他把说这种话的人交出来，有些人则指出这是借别人之口发自己的牢骚。

有人动员我也写篇东西去帮助他，我只是笑一笑，我认为，徐远举不正是代表了许多人在催促早日实行特赦，不要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吗，我不但不批评他，还同意他的这些意见。

正当大家在“槽内无事猪拱猪”的时候，10月20日，又宣布要我们回秦城农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不正如徐远举说的那样吗？

这次再回农场，原来是让我们帮助农场搞秋收的结尾工作，除了进行水稻脱粒外，还得继续挖一些树坑。

我们去年刚来时，是两人合挖一个，今年是每人挖一个，许多人都不能当天完成一个宽一米见圆深一米二的大坑。

因为，它最难是要挖成上下一样宽，不能挖成碗和锅底一样，树的根系要在下层伸开，底部一定要挖得平平整整。

当第二天去继续挖没有挖好的坑时，我很惊奇地发现没有一个人走到别人挖的坑边去，而是一到工地，各人便熟练地一下就能认出自己昨天挖过的坑。

这主要是自己付出过劳力的东西，便有了感情似的，所以，一看就能认清。过去，我曾听徐远举说，抗战前，他奉派充当西藏活佛老班禅的随员，准备去西藏建立军统特务基地，后来，班禅病死在玉树，虽没有能去成，他却增长不少见识。

最使他惊异的是，经常有数以百计的喇嘛去参见班禅活佛时，都是先把靴子脱掉放在外面，穿着布袜进去，等到出来时，各人找各人的靴子，从来没有看见有人穿错，或为穿错别人的而吵架的事。

我当时还认为，去朝见活佛的人都不愿去那里吵闹，穿错就穿错了，虽然徐远举坚持没有人穿错，但他说不出不会穿错的原因。

这回，我明白了，因为那些靴子是自己家里的人做的，经过自己劳动过的东西，便能认得出来。正如后来我看到北京许多人看球赛时，把自行车放在球场外边，看完球出来，谁也都能认出自己的车来是一个样的。

在农场劳动，比圈在监狱高墙里要容易过些，再加上伙食也好，空气更比城内新鲜，一晃眼，一个月便过去了。

正当大家又在讨论纷纷时，11月25日，又宣布要进行参观，这一次，是参观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建筑，而最使人感兴趣的是可以容纳一万人的人民大会堂和可以招待5000人进餐的大餐厅。

十大建筑参观完了，又去十三陵参观明朝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那座地下宫殿。这位皇帝在位长达48年，所以，他的陵墓修得非常讲究，不过，到1620年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天下大乱，所以，他下葬时可以看出时局是相当紧张的。

除了他和两个皇后的棺木安放得很整齐外，所有殉葬物都是乱七八糟地丢在里面。也可能是抬东西下去的人，怕用他们去殉葬，便把东西一丢就赶快往外跑。

他殉葬用的贵重物品为数是非常可观的，仅仅用纯金制成的洗脸盆就有好几个，一颗最大的猫儿眼（变石）更是无价之宝。不过，去参观的中外人士对这位皇帝的尊姓大名，许多人都不感兴趣，而对那位建造这座庞大的地下宫殿的一位石匠，却很喜爱。

他在这座地宫建成下葬封土时，自己刻了一块小石碑埋在附近，我看许多去参观的学生都在抄写他的姓名，对他能造成这样一座规模庞大的地下宫殿称赞不已。

我看到这种情况，便诗兴大发，口占一绝，诗曰：“享乐兼求死后身，伤财祸国复殃民，谁知百世流芳客，不是当年墓里人。”

当然，这一类诗词，是不能登庄严肃穆的墙报“新生园地”的，我只能写在日记本上，今天大胆抄下来，是想让读者感到太可笑。

笑，听说对人有好处，和注射H3与口服VE有同等效果，因为，一个舞刀弄枪之徒也来写什么诗，一听就使人发笑，又何况看到，就更该感到可笑了。

这样，我就算做了一件对人民有益的事，在评论我一生的功罪时，可以在功字项下加一横了。

参观对思想改造的重大作用是无可讳言的，所以，政府不惜花费人力、财力和时间安排我们去参观，这次把北京的十大建筑看完还不算，又把附近的名胜古迹也让我们游览一番。

当然，不能白看一顿，要座谈参观的感想，要在墙报上写文章，这回我偷懒只写几首诗便交卷了。

这些诗，有一个不成文的规格，处处要联系思想，自然也得有歌颂之意，比如，我在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后的几首中便有：“举世无双推第一，人间巨厦胜仙宫。”

看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几首诗中便自然要有：“俯立碑前多悔恨，愧无面目对英雄。”像这样的句子，便可以算是及格了。


首批特赦大会旧照

在北京参观完了之后，又等了几天，终于在1959年12月4日上午，大家日也盼夜也想的特赦大会姗姗而来。

这一天，虽然是许多西方人认为不吉利的星期五，但却是一个晴天，气温是零下五摄氏度，我们都穿上黑色棉衣裤了。

当管理人员把我们领到功德林监狱一座小礼堂时，一幅鲜红的布条上面用白纸剪贴的“特赦战争罪犯大会”挂在讲台上方，左边是“我们的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右边是“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布置得很简单朴素。

这些我们都不注意，只是顺序坐下，静听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宣布特赦名单。

当会场寂静得连掉下一枚缝衣针都可以听清楚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首席法官从座位上缓步走到讲台边。

他首先轻轻咳了一声，把喉咙打扫一下，才拿出握在手中的名单。看样子显得很紧张，他也和我们一个样，这种场面是平生第一次遇到。

这许多身统数十万大军的战犯成百名集在一起，不但他没见过，历史上也没有过吧！

他先向我们看了看，才开始念名单，几乎是一字一顿，生怕念错似的。“杜聿明”“有！”“宋希濂”“有！”回答的声音，不减当年的雄壮，比念的声音要有力得多。

当他接着念出王耀武、郑庭笈、曾扩情、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等十名之后，便把名单一卷，“以上十名，符合特赦令第一条规定，予以特赦”。

这时，台下的人凡没有点到名字的，几乎都不同程度地轻声叫出“完了”！当然，这不是响应首席法官念完了名单，而是感到自己没有希望的绝望声。

接着，是由特赦人员和家属讲话，公安部首长的讲话。这些，我当时没有听清楚，谁还有心思听那些，直到管理员要庞镜塘代表在押战犯致辞时，我才听到一句什么“感同身受”。

真亏这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主委还能凑出几句相当体面的话，总算把这一尴尬场面应付过去了。

这时，新闻记者的照相机、电影制片厂的摄像镜头都对这十位新公民拍个不停，台下的都失望极了：“怎么只有十个？”一片相互质问声，可能连台上的人都听得到，但谁也不顾忌那么多了。

当管理员宣布大会结束，让我们这些在押的人回寝室时，有的带着羡慕的眼光向十位新公民看了一下，有的头也不抬起身便走，有的站起来便咕咕噜噜……总之，各种各样的表情都有，但总的一句话却是四个字：“大失所望！”

回到寝室，绝大部分人是倒在大通铺上一语不发，有的在用力摔东西，这下子一切都变了。这里，可用16个字作为本篇的小结：“思想波动，怨气冲天。牢骚满腹，怪话连篇。”欲知后事如何，请在下回再看热闹。

文如玉

（43）第一次特赦之后

自1959年12月4日，对战争罪犯实行了第一次特赦之后，这在新中国可以说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在世界上也曾引起了广泛注意。

因为，被特赦的第一批战犯，过去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除北京战犯所特赦的战犯中，有曾统率过近百万大军与解放军作战的甲级战犯杜聿明外，宋希濂、王耀武、陈长捷等也是统率过十多万大军的国民党名将，所以，全国各报都是以头版头条消息报道出，国外许多报纸也有不少刊登这一消息。

不过，外国报纸，特别是日本一些报刊，对从抚顺战犯所特赦出来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更感兴趣，国内一般人，对中国还有一个末代皇帝活在人间也很觉得新鲜。


溥仪被特赦旧照

因为，这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已无人注意，不像其他的人在《毛泽东选集》上都是作为被俘的重要敌人而出现。对杜聿明更是有一篇文章刊登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全国人民都学《毛泽东选集》，所以，杜聿明已是家喻户晓的人了。

特赦了不到十分之一的战犯，那在押的百分之九十几的战犯却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波动。

新中国成立后，我与不少被俘被捕的国民党党、政、军、特的大中小头头们接触过，开始时，一般人总认为落入共产党人之手，是必死无疑，个别盲目乐观的，也认为，不是囚禁终生也是劳改一辈子完事。

所以，不少人在打了败仗之后一再自杀。比如，杜聿明两次企图自杀被救后还希望自己早点病死。第3军副军长、黄埔一期毕业的老大哥杨光裕用火自焚，被救后，还希望得到感染而早死，结果变成无脚将军。

还有些上吊遇救，也有上吊吊死了的，当初的确没有抱生存的希望，也不想再在共产党统治下活下去。所以，认为迟早是一死，不如早死了算了。

过去，我遇到过不少惊险的事，也多次死里逃生，特别是抗战前，我在上海专门搞逮捕、绑架和暗杀，经常是与对手进行生死搏斗。

我从脚到头，满身伤痕累累，一个不注意便一命呜呼，所以，我后来越干越胆小，能指挥别人去拼搏时，便尽可能让别人去，自己是尝到过不少苦头，能不亲自出马时便不强出头了。

古人说：“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我是有切身体会的。一个冲锋，一场厮杀，一回肉搏，稀里糊涂死去了，的确不难，幸而不死，一举成英雄，也就够有意思了。

如果自己知道什么时候绑赴刑场、执行枪决，那在没有死去之前，或者枪举起来，还没有“决”的前几分钟，那就会思绪万千，甚至希望突然有人高喊一声：“刀下留人！”

不知是哪一位古人有过这种亲身体会后，得出了一个那样的结论：“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且慢点骂他是怕死的胆小鬼，我这个被人称为“亡命之徒”的，专干行动（即杀人、绑票、破坏等特务工作的专用名词）工作的特务，也有过一次切身感受。

那是在1950年，我被囚禁在昆明陆军监狱时，有天被叫出去照相，听带我去照相的看守说，头天照相第二天便送回老家去见祖宗了。

当时，正在“镇反”（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简称，镇者，杀头或枪决的专用术语也）的高潮期间，所以，我也深信不疑，认为头天照好相，第二天被“镇”，合乎情理，因为毕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别人一说我便信以为真。

可惜不是“即照即镇”而要等第二天，这一晚就不好打发了。正如李清照的词“声声慢”的名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一样，这时的情绪，比愁就不同得多了。

所以，我在那天等死的晚上，写下十首绝命七律，第一首前两句便单刀直入：“终宵坐立待更残，今日方知一死难！”这一首，是怀念已去台湾的老母，所以末尾有：“含泪临窗遥拜母，唯怜老幼未能安。”

可是，到第二首就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是其言也恶了。不信的话，有诗为证，第二首，前四句便是在破口大骂，还要在临死之前，大喊三声什么什么的：“伤心欲哭泪光枯，怒斥苍天有眼无！万念俱灰拼一死，满腔悲愤欲三呼！”

现在想来，这一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被杀的心情，真太不好受。我是曾经被人指责为“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我过去对此虽不愿反驳，因为越反驳会越麻烦，对此，却很不服气。

我的确杀过人，而且亲自动手杀过人，但我第一次奉命去杀掉我领导的一个投到日本特务机关去当汉奸的组员时，我不但紧张万分而且想辞职不干了，可是，对近200个袁大头一月的薪金和几百个袁大头的奖金来说，又驱使我不得不干。

一个20岁不到的青年，第一次去干这种事，心情不会是那么轻松，更不会到连眼也不眨一下，那不是太脱离现实，夸大到一脚可以踢倒喜马拉雅山，能令人心服吗？

说实在的，一个人去杀另一个人而不是去杀一只鸡鸭，会不紧张而眼都不眨吗？

第一次，趁我那个组员的老婆早上出去买菜，家中无人时我溜了进去；他还没起床，假装生病，他可能是做贼心虚，以为我是去逮捕他，他绝没有想到我是奉命去除掉他。

我一看到他那副向我求怜的眼神和结结巴巴地向我解释他没有犯错误的时候，我的心也软了下来。

因为，人心毕竟是血肉制成而不是铁铸的，但想到自己的前途，眼看几百银圆白白丢掉，为了替自己找一个灵魂的避难所，一想到他已投敌当了汉奸等之后，我的杀心又起。

我假意为他的腰疼给他推拿按摩，说时迟，那时快，一把涂抹有剧烈毒药的小刀一下刺进了他的腰穴。估计他那一声“哎哟”叫得并不太大，可是在我耳边却像一声霹雳一样，我一刀插入，便急忙转身一口气跑了。

当我惊魂甫定，正在小组组部进早餐时，两个守在门外巡风和看动静的组员兴冲冲地回来向我报告，那个组员的妻子回去一看便大哭大叫冲了出来，说她的丈夫被人杀死了。

因为，那些涂在刀上的毒药，一进入血液便立即置人于死命。我一听说之后，右手拿的抹黄油的西餐刀和左手拿的一块烤面包，便一齐掉进我前面的牛奶麦片盆中，整个身子都呆了。

当他们继续向我报告时，我什么也听不进去，只赶快去洗涤间洗手。虽然我手上并没有染上血迹，可是，我一连用香皂洗了七八遍，还是感到手上像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在上面一样，一连几晚都睡不好。真是谈何容易，杀人能那么不在乎？

话说回来，战犯们头几年是等死阶段。记得宋希濂告诉过我，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瞿秋白在被捕后，先也是好饭好菜招待他，他住在宋希濂的师司令部。

当时，宋是国军第36师师长，他经常陪瞿秋白吃饭聊天。可是，等到蒋介石派人去问瞿秋白投不投降？瞿表示不投降时，蒋便下令要宋把瞿枪毙了。

还有，红军指挥官方志敏，被俘后表示不愿投降也是被枪决了。这些例子在许多人记忆中，便产生了一个这样的想法，共产党到一定时候，也会来问我们投不投降？

据我了解，初期阶段，绝大多数的战犯都决心表示“不投降”，而准备慷慨捐上一个躯。奇怪的是，从来就没有问这句话，直到特赦那一天，也没有人问过。

那人比蝼蚁总要聪明一些，知道不会死而且能较好地活下去，谁也不愿再去寻短见，用一句时髦而且可以自宽自解的话叫做“看看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

既然要看，就得活下去才能看，活命哲学也就为人所欢迎。所以，第一次只特赦十个人，在战犯们的思想上就像烧得滚开的油锅滴进了水一样炸开了。

当十位新公民每人领到一床新的被褥、一套新棉衣裤和棉帽、棉鞋等登上汽车兴高采烈与同学们告别时，在押的战犯们都是十分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一转身回到寝室就再也不装模作样了，那难受的面容和心情，即使是擅长描写人们心理的鲁迅先生也只好搁笔长叹了！

别的是唯心的，“子非鱼，焉知鱼之不乐”。但我有一个唯物的证据。

那天中午开饭，我去挑饭菜回来，分的菜是照例得吃完或自己保存下顿吃，主食是可以少拿，多了也可以退回。那顿午饭，我仔细检查了一下，两大桶白面馒头吃去不到三分之一，还剩下一桶多退回去。

当我向管理员报告，要他开铁门送还馒头去厨房时，他也奇怪地问了一声，怎么会剩这么多？我回答得也很幽默：“因为走了十个人。”

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语双关，便只似笑非笑地“啊”了一声便再不说什么了。

走了十个人，便得重新调整编组，新的组编好之后，就进行座谈，主要是对特赦十人的感想和看法。

管理员先召集各学习组长讲清楚一定要做到畅所欲言，不要阻止任何人，讲什么话都可以。

这一下就热闹了，万语千言归结到一句话，三个字“不服气”！中国有句古语，也是至理名言：“人比人，气死人。”不比则已，越比就越气，越比越不服。

每一个组，每个人几乎都差不多是一个口径放出同样的炮弹：“我哪一点不如他们？”“他们改恶从善了，谁又在继续作恶而不从善呢？”

一天、两天、三天，还是越谈越比，越比越气愤，学习组长自己也差不多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过比较控制一点点。

三天过去之后，管理所的几个领导便召集学习组长去汇报，几乎是异口同声，谈不下去，唯一的办法是希望领导去讲一次话，稳定稳定情绪。

可能是事先经过了仔细研究吧，得到的指示是要战犯们自己提问题自己解决，也就是要求无师自通。

据说，这样才能巩固，如果仅仅由什么首长去讲一次话，表面上可能暂时通一下，实际上还是通不了。

这一着棋，可以说是相当高的一招，听听这些不同的思想和针对不同的人所产生的不满是怎样得到解决的吧！

文如玉

（44）解决错误思想

战犯最普遍的思想是认为，官越大、罪越重的人，是可以先得到特赦。

这当然是指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这几个人，他们不但官大，而且罪更大。

杜聿明在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时，坚决不投降，连毛主席亲自写的劝他投降书，当时，他连看也不看，他的副官送给他时，他一脚踢得远远的，被他大骂一顿，最后，逃走时还下令施放毒气等。

宋希濂也是与解放军顽抗到底而被俘，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就是由他派人执行枪决的。

王耀武更是顽抗到全军覆没，在化装潜逃时，被盘查出来的，而且，红军的重要指挥员方志敏，就是被他活捉而处死的。

我真有点纳闷，怎么这几个人的许多事，他们记得那么清楚而且越说越多。

看样子，似乎应当取消对他们的特赦，再把他们抓回来才能算是公平合理。

不过，他们没有好意思说出一个真正的目的，把这几个人再关起来，把他们特赦出去，这才能心满意足。因为，“走马换将”“轮流坐庄”古已有之。

当学习组长的，我看也多少有些同情这种言论，也可以说，基本上很赞成，但是，他们得到指示，要求大家把所有的思想都抖出来，但又要求，自己提问题，自己去解决，即做到无师自通，这的确是难为了这些学习组长了。

不过，我有一个想法，不论你闹到什么程度也不论你想得通想不通，反正是重门深锁，插翅难飞，除了准许你的嘴巴乱说乱讲一顿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再闹得凶，即使全体绝食，也绝不会再把特赦了的人再弄回来，收回特赦命令。

因为，这已经是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了的事，全国几亿人民也都改变不了的事，又何况，囚禁在监狱的几十个犯人。

当我把这些并不高明的想法，悄悄告诉几位平日和我要好的同学之后，他们也感到，这么轻轻点一下之后，这些比我聪明得多的同学们，便一改原来的态度，表示想通了，自己提出的问题自己来解决。

他们这些话刚一出口，坐在旁边静听了好久而不开口的管理员，马上对这种转变，大大表扬了一番。


功德林监狱旧照

像这样一个普遍都有的、关系到自己的切身问题，提出来容易，解决却不那么简单，不过，既然说出了已想通了，那就得说得有点使人们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小组才能通过。

这些人，并不是被某些电影描写的那种大傻瓜，都有一套，尤其是说出来要管理人员研究之后，认为真解决了才能算数，所以也得费一番脑筋，不是随便地胡乱说一通就可以结束的。

正当大家还在冥思苦想，找出一条理由说明真正解决了这种被认为是错误思想时，倒是急性子的王陵基，在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句“啥子官大罪大，还是需要不需要……”

他的话还没说完，便有那些一向以和人民站在一边，而自居的人制止他再讲下去。

这一下，真如苏小妹三难新郎中胡诌的秦观，对不上苏小妹提出的对联“举手推出窗前月”，正在为难时，苏东坡便以一小石投入水中，秦少游立马想到“投石冲开水底天”一个样。

他们灵机一动，计上心头，便指着王陵基说：“如果官越大罪越大的便可以先得到特赦，那为什么十九号（王陵基的代号）同学没有第一个特赦呢？”

接着，便立刻争先恐后，有人作补充说明：十九号是我们当中唯一的上将，杜聿明等才是中将，论官十九号是最大的。

也有人说，论罪谁也比不过他，他是老牌子军阀，他在重庆当卫戍司令（北伐战争胜利以后的那段年代）的时候，有名的“三三一惨案”就是他一手制造的，大人死的且不说，仅仅小学生就死了几百。

也还有人翻老账说，几个女学生牵一条小狗，在小狗头上挂了一块牌子——王灵官，这是四川人恨他时为他取的这一凶狠的外号，灵官一气之下，命令手下的卫士们，当街把这几个女生的裤子扒开……

正当他们越说越多，而十九号照例横眉怒目而视的时候，管理员便提出，这些足够说明问题，不必再举例子了，这样，才避免一场节外生枝。

王陵基的脾气按他自己谦虚的口吻说，只是有点“毛焦火辣”，实际上，却可以称得上暴跳如雷，那次总算是有管理员在场，一场特级纠纷才算幸而免去。

否则，都是正在气愤不平的时候，借题发挥是势在必然，平日管理员不很轻易驾临我们学习室来旁听，这回却是几乎每场都有人来。

战犯们大都懂得什么叫举一反三吧，所以举了一个王陵基还不够，便又举了官大罪大的康泽。

因为，康泽虽然只是官拜中将，但他是和戴笠齐名的大特务头子，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他的别动队员被红军抓去几个，他就把抓到的几个红军胸膛剖开，去祭奠他的部下。

康泽便结结巴巴地解释，那是他的部下，事后才向他报告，不是事先由他指示那样办的。其实，这都是些多余的废话，再说多些也没关系，为了说明“真正”解决了官大罪大便先特赦的所谓糊涂思想，又把孙楚、孙渡举了出来。

这两人虽同姓但并不同宗，是一北一南，孙楚是阎锡山的副将，自然够得上官大罪也大了。而孙渡不仅当过兵团司令和热河省主席，而且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滇军围追从江西脱围的红军时，他就担任过围追总指挥，自然也是官大罪大的了。

经过这样一再举例，这个严重的错误思想问题，算是基本上澄清了，本来就此可以鸣金收兵，学习组长们还要问上一句：还有别的什么思想？

这一问不打紧，新的，也许是和第一个思想就同时产生了的另一个严重错误思想，又冒了出来。

“这次特赦，是为了对台湾工作，特别是对陈诚工作。”

具体的人，是指特赦了陈诚的旧部第18军军长杨伯涛和洛阳警备司令兼青年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

这两人都是少将，相比之下官既不大，又不是赫赫有名，不过都是陈诚的老部下。

既是错误思想，又得自己提出自己解决，可能，是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所以第二次就快得多。

中国人有句老话，这时也用得上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之后，这个思想很快也得到澄清。

因为，如果说第一批特赦是为了对台湾的陈诚做工作，那为什么又不把黄维放在第一批特赦出去，黄维真可以称得上是陈诚手下的得力助手了吧。

陈诚当了国防部长，黄维便任后勤副总司令，而且，在最后把自己的嫡系部队都交给黄维，这种关系比起杨伯涛、邱行湘真不知要密切多少。

何况，陈诚手下的中将军长还有方靖、覃道善、宋瑞珂等，和陈诚的关系都比杨、邱两人要深得多。如为了对陈诚做工作，为什么不先特赦这些人？

以上两个问题表面上算是解决了，实际上，只是做到了不再公开提出来，私下讨论却是很久都没有停止过，而每一个小组，对同组的个别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认为不够条件，不应该得到特赦，只差一句不好意思说：

“我比他要强得多，为什么不特赦我？”

由于提问题要自己来解决，有些人便采取一种变相抵制办法，有问题也不公开提出来，闷在心里自己慢慢琢磨，自己求解决，解决不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不影响吃饭、睡觉、拉屎。

我一向有点靠“阿Q精神”在支持我度过许多困难，我也自信改造得差不多，如果改恶从善是一把尺子的话，我蛮有把握一量就足够了。

因为，我过去是随便抓人、打人、囚禁人，发展到云南解放前夕，便以情况紧急而随意杀人，过去，杀人要报请核准才能杀，而在紧急的情况下，便可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

这十年中，我这些完全改掉了，连打人骂人都没有过，难道不能说我“确实改恶从善”了吗？为什么会没有我？

我有两个想法，一是论时间，我还没有满十年，自1949年12月9日我被扣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直到19日才送到昆明陆军监狱囚禁，严格说，时间还差半个月；

我的第二个想法，我过去树敌太多，如周恩来、宋庆龄、廖承志等高层领导人。

周、宋是我长期派人监视他们，廖在军统囚禁期间，我去看他，也没有对他有半句客气话，特别是戴笠派我把他送出去，交给邵力子的时候，我那天有事很忙，他胖乎乎的，上车动作慢，还舍不得他贴在墙上的一些画，我大声责骂过他。

至于在报上经常露面的一些其他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抗战期间在重庆，我对他们都找过麻烦。

还有些像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刘芦隐，是我奉令去上海逮捕他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任人民政府典礼局长（以后任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秘书长）。

余心清被军统逮捕囚禁在南京监狱时，我去监狱视察，知道他过去当过牧师，我当面讽刺他，这个基督徒跟无神论的共产党走，死了之后，上帝不会让他进天堂，使他听了非常气愤。

还有一个大和尚巨赞法师，也是全国政协委员，抗战时，他从杭州灵隐寺逃出经过常德，我在常德担任稽查处长，有人说他骂国民党不抗日，使他无庙可住，我派人抓去狠狠抽过他两耳光，还踢他一脚……

这许许多多的往事，使我一想起来，能求得不受侮辱性的报复就算不错了，特赦肯定轮不到我，所以，我比较能处之泰然，说不想出去那是假的，但一想到，这么多的仇人今天都在当权，过去我交代罪行时，这些也都交代过了。

因为，我被扣押以后，认为反正是一死，免得零零星星交代添麻烦，不如用竹筒倒豆子办法，过去干过的全部一一交代出来，反正该有一百个死罪时，也只能杀我一次。

不过，这些思想我不说出来，这点小聪明我还是有的，说出来解决不了问题，自己给自己添不少麻烦，又何苦来！

我的那位亲爱的学习组长发现我这个平日最肯暴露思想的人，在这场大风大浪中，居然没有争取发言，也没有发牢骚讲怪话。

不知他是出于关心我，想帮助我解决什么糊涂思想，还是漏掉了我这条官小罪大、思想复杂的怪鱼，不好向上面交代，便在我午睡起床后，坐在我身边，轻声细语地问我，为什么这次学习很少发言？

我听后微微一笑：“我早知道，这次肯定没有我。”

他十分奇怪地望了我一眼，我不等他开口，便把我床上垫的东西掀开，指着我床头上用墨笔编写的一个号码5-13。

他可能真不理解，便用手拍了拍他那半秃的脑门：“这能说明什么？”

我看他的表情，的确是不懂，因为他出身于农村，在部队里近20年，对外少接触，他自己也常说他是“见不多、识不广的大老粗”。

实际上，他并不粗，否则怎么能当上学习组长呢，我也许有点爱卖弄自己，便把5和13连在一起、被视为大不利的圣经故事说给他听。

他真没有听过，便反驳我一通。

文如玉

（45）移至秦城监狱

可能是由于学习组长晚上作汇报时，指出我在散布迷信。

第二天上午学习，又遇上是倒霉的12月13日，不过，是星期日而不是星期五，本来平时是星期日休息，这几天，因为思想波动大，所以，星期天上午也学习座谈特赦问题，下午才休息。

学习组长咳了一声，便传达管理员的指示：○○六三（我的代号）昨天不仅是散布迷信思想，这是非常错误的。

一听这话，我就感到问题有点麻烦了，听组长的口气，他是作为散布迷信思想去汇报的。

平日里，我打胡乱说时，同学们揪住我不放，管理员总是一再出来给我解围，今天，怎么把本来可以作为迷信的小事，却要我挖思想？这里面大有文章，我越想越严重。

因为，管理员说报上、文件上都称“四烈士”，我偏说有13个？

我把手一摆：“我可以数出13个人来！”掌握会场的学习组长连忙制止其他的人发言，而几位炮手还没有过足瘾，哪里会听他的。

当他们还在抢着向我发炮时，管理员出现在学习室门口，这回，他不是站一下就走的样子，而是拖过一条没有人坐的小凳坐在门口。

他把叼在嘴上的香烟，取下来弹了一下烟灰，轻轻地说一声：“让他讲吧！”

我得意地把左手伸出，右手去扳左手指头“四名烈士，三名飞机驾驶员”，有人又沉不住气，想在管理员面前显示一下自己：“飞机驾驶员是三名吗？”我看也不看他，只回答四个字“这是常识”。

我又继续数下去：“记不清，只记得叫阿，还有十八集团军的一位参谋，姓名已忘。”

我停了一下，真有点想不起，又是一阵炮弹飞来，不知是第几灵感帮助了我，我正在想起，戴笠的飞机本来是12个人。在天津时，一位大资本家黄顺伯想搭这个特务头子的飞机去上海，而使自己增添身价，结果摔死了。

这一启示，使我想到叶挺将军等的飞机正要起飞时，在西北随共产党多年的一位叫黄齐生的绅士，带着他一个孙子也上了飞机。

当我正在舒一口气时，我才发现，管理员早拿出笔记本，在记录我数出的人名，他便把凳子放回原处，向学习组长说一声：“继续昨天的学习吧！”

这自然是关照，不要再批斗我了。

又过了两天，可能是管理员向上级单位去核对了一下，学习组长才悄悄警告我，以后，这些事不要再打胡乱说，这不等于一般思想问题，而是涉及党内的机密问题。我当然连连表示：下次注意。

我特赦后，1964年和1976年曾两次去延安，看到延安的“四·八”烈士陵墓，只有叶挺、王若飞、博古（即秦邦宪）、邓发四位烈士并排在一起，毋怪许多人以为那次遇难便是四人。

我无意中说出13人，几乎惹来一场麻烦，言多必失，是十分有道理的。

1960年的春天，已悄悄地越过高墙、铁门，溜进了功德林监狱，战犯改造院内的柳树也由枯黄变得有点青绿，春天已降临人间，但却没有进入战犯的心房。

自第一批特赦战犯十个人走了之后，每个人（肯定是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的牢骚。过去，不懂得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当了十年犯人，坐了十年牢之后，的确对此两字认为真是至理名言。

我虽没有考证出自何人之口，但这一发明创造，真可誉为天才大发明。书呆子庞镜塘说是《儒林外史》上首先提出这两个字，许多人都不同意，因为，这部书的作者没有坐过牢，他不可能有此体会。

大家认为，只有坐过牢而且长期坐牢才能把一肚子怨言概括成这样两个字，不管那是谁发明的，犯人不满意的事总比别人多，这是真理。

过去，虽然在生活上战犯们有不少牢骚怪话，但毕竟是无关切身利害的小事，而今眼睁睁看着别人获得了自由、自己还得坐下去而且不知要再坐多少年，虽然是度日如年，而刑期却往往是以年来计的。

我们虽然不审不判，事实上，已是十年过去了。每个人最留心的一句话，一直没有听到有人说出：“再过多少时候，还来一次特赦。”

所以，闷在肚子中的怨气就不是一挑两挑，而是可以用火车车厢来衡量的。不过，这些人都是走南闯北惯了，都懂得一条秘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刚开始，说了一大堆不满意的话之后，管理人员不加指责，只叫大家自己提问题自己解决，翻来覆去搞了两个多月，都搞得疲乏不堪，所以，大家都采用了“鸣金收兵”、急流勇退的一招，把这件大不满的终身大事暂时搁起来。所以，从表面上看，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北京的春天最早传送到人们眼里是黄色的小迎春花，连叶子都来不及长出来，满枝条的小花朵便争先恐后地开放了。

当战犯们正在争着在阳光下晒被子的时候，看到墙角里的迎春花开放时，便会情不自禁地说出一声，又是春天了。这个“又”字饱含了多少辛酸啊！

过去，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彼此争权夺利，有的是为了一省一市，最小也是百里的一个县的权和利。

而今天争的呢，却往往是几尺长的一段晾晒被褥衣裤的铅丝。只要是春、秋、冬三个季节中，太阳刚一升起，便会有人抱着要晒的东西，匆匆赶到院子里去占领一段阳光可以直射到的铅丝，迟一步便会无插手之处。

怕事的便自认晦气，又抱回去，大胆不怕的，便不客气地把别人的东西往旁边一推，心满意足地把自己的东西晒上去了。

记不起是哪两位英雄好汉，正在为争一段铅丝的阳光而舌剑唇枪，什么“他妈的”“你娘的”都冲口而出时，管理员突然站到了放风场宣布全体集合。

看惯了小事也当大事看待的战犯们，以为是这两位英雄不文明的对话又引来什么麻烦了，都无精打采地集合到一起。

这一回，可不是宣布什么小事了。管理员字句铿锵有力，声音比平日大得多，便显示出它的分量了：“明天，全体搬往秦城，所有的东西都带走，老弱病残全部都去，望大家赶快准备好。”


秦城监狱旧照

管理员的话音刚落，院子里立刻骚动起来，许多人都十分高兴，又回秦城，肯定又会住在农场的干部宿舍，伙食比功德林好，还有相当范围的自由，比在城内坐牢好得多了。

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都搬去，功德林不再是我们的后方，不少人高兴得喊了出来：“别了！功德林！”“别了！监狱！”有几位佛教信徒，更情不自禁地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是功德圆满了！”

这一天，大家心情的激动和忙碌就甭提了，每个人都几乎是臭汗淋漓。第二天，一吃完早饭，就都把被包打好，只等汽车来接了。

谁知，吃过午饭还没有消息，廖耀湘一个劲儿地在二门口不停张望，不时用手拍拍自己的大腿。

如果是“想当年……”他早就暴跳如雷，厉声斥责副官们，车子为什么还没备好，而今天呢，只能顶多在肚皮里骂上几声。

平日习惯午饭后，要甜美地睡上一觉的人，今天也不可能了，被包打开容易捆好难，大家只好斜靠在被包上闭目养神。

“一切听安排。”这是当犯人起码要好好认真遵守的一条准则。虽然没有人讲怪话，但不讲出来并不等于没有，看那么多人在用力摔毛巾一类摔不破的东西，就可看出是在拿这些东西出气了！

许多将军过去习惯了在不高兴时摔电话机、茶杯甚至饭碗等，以发泄发泄，今天，就连搪瓷茶盅也舍不得摔了。这倒不是说这些人习惯改好了，主要原因是当了犯人后，才真正懂得一针一线来得不容易，连半张纸片也得好好收拾起来。

除了大小便和唾沫，别的东西都是“有用之物”。不坐上十年八年牢，怎么能有这样一种难得的心得体会啊！

大轿车和大卡车终于在下午3点左右开到功德林监狱的大门口了，管理员一打开通向八角亭胡同的第二道铁门，大喊一声：“各组按顺序带好行李准备上车。”

立刻，队伍就整齐地与功德林告别了。虽然与这座古老的监狱在告别时没有举行仪式，但每个人几乎都在上好车后，会不自觉地最后看上它一眼，我相信，不少人会和我一样，默默地说上一句：“永别了！这辈子我绝不愿意再光顾你了！”

犯人上车可比一般老百姓要文明得多，没有一个人争先恐后抢座位，先上去的便朝后面走，一个挨一个，秩序井然。这一点是值得骄傲的。

战场被俘的人，大都是行李丢得精光，穿上一套士兵衣服，所以，当了战犯后行李很简单，几乎都是公家发给的，大都是半肩行李，一手就可提走。

可是，有少数是围城后才被俘的，东西就不少，所以得用卡车装着跟在轿车后面。原天津市长杜建时，被俘后，便把他准备好的十来件行李随同一道带着坐牢，搬家时，别人帮他费不少劲才搬上卡车。

在快要到秦城时，滚下一个旅行袋，他在清点时还没发觉，以为都带到了，过了几天，一位拾到这个旅行袋的农民把它送到公安局派出所，打开一看，从袋子里查出他装在旧西服口袋中一封信，才知道是他的，被送到战犯改造所。他才想起，似乎是有那么一件东西。

当汽车经过小汤山温泉而转弯向秦城驶去时，一看到小汤山温泉浴室流出的水，在空中冒出的热气，大家都高兴地谈论着温泉洗澡的乐趣。

过去，在功德林留守、没有去农场劳动过的听了更是乐不可支，相信也会每星期来享受一下“温泉水滑洗臭汗”的滋味。

正当大家兴高采烈地大谈温泉浴时，汽车已开到了公共汽车的终点——秦城站的小桥上了。

我们很熟悉，过了小桥向右一拐弯便可以看到我们劳动过的葡萄园，再往前走，不远就是农场宿舍了，可是，这次汽车不向右转而直接向前驶去。

这是一座庞大的楼群大院，四面耸立的高墙上满布铁丝网。去年，我们在农场劳动时，这里正在紧张施工。大家看到这座建筑，修建得那么好而且带点神秘性，墙那么高还架上比人还高的铁丝网，都以为是什么国防科研单位。

今天，我们的汽车却一直驶了进去，通过两层大铁门两层岗哨之后，汽车才停下来。这时，许多人心里便在打鼓，怎么搬到这里来了？

当鱼贯下车听候管理人员吩咐时，没想到，他一开口就宣布：这里也是一座监狱，这里有四座楼房，指定我们住在后方那一座的楼下面。

规定我们在休息时可以在楼前后空地上活动，但不许到别的院子里去，也不准上楼，希望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些规定。

大家一听，都凉了半截，离开了功德林监狱又搬到了秦城监狱，这样一来，不又得在监狱中生活下去。虽然，这里的设备比功德林好得多，每个房间窗子很大，不过都是带白色的玻璃，只能透光而里外均看不清楚。每间房内都有卫生间，有洗脸盆和抽水马桶，每层楼有淋浴设备……

按照当时的条件来说，这里可称得上是第一流的高级监狱了。而在战犯们心中，不管你多高级，总还是监狱。

于是，大家便相互暗中关照，既然如此，也只好将就下去，可千万别说或少说怪话，要看形势，以免自找麻烦。

文如玉

（46）自食其力

进了秦城，大家相约不说怪话，头几天都强忍住了，相对无言。可是，久了就又有点肆无忌惮，满不在乎起来。

不过，由于十年积累的经验教训，大家都懂得，正面发牢骚、讲怪话招致的后果，是给自己添麻烦，即使不打不骂，一次又一次的检讨批评也是不好受的。

搬到秦城这座新建的模范监狱后，大家都心里有数，虽不一定是专门为我们而建，但这么高墙铁门，怎样有本领的人也休想逃出。

古人常言：“来到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何况，是囚禁在别人监狱中，生杀予夺都操之于人手。既然忍受了十来年，又何不顺应一下环境呢。

所以，在秦城监狱中的怪话便一下升格成了既幽默又带一点浓厚的阿Q精神胜利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苦闷与不满。


原国民党第17兵团司令刘嘉树旧照

首先，创造这一方式的，是我的湖南老乡刘嘉树。我前面几篇文章中已介绍过他，他是战犯中，属于上级或特级一类的人物，既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又是中将兵团司令。

他看到第一批特赦人员中有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三位一期同学而没有排上他，已大为不满。

何况，还有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与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两个少将，就更感到不是味儿。所以，他在搬到秦城时，便公开扬言，他是“九门提督”。

大家一听，都笑他是发神经病，退到了封建时代去了。因为只在有皇帝时，才把负责京畿治安卫戍的官叫九门提督。

国民党时代都叫什么首都卫戍总司令或首都警察厅长一类新名称，许多人都叫他说明，这个官职是谁加给他的。他不慌不忙掰着指头：“大门进来二门，二门进来大院门……”他一直数到我们住的寝室为止，刚好是九道铁门。

我一听，吓了一跳，我想好大胆，居然把社会主义社会比成封建主义社会，再引申一下，不是把什么领导比成了皇帝老倌吗？

我便提醒他，这种玩笑开不得。他一看到我那么焦急，又看看旁连几位“先进”的同学正在掏出本本来，也就利用我提醒他的这个机会，作了一下说明。

他说，九道门是现实存在的东西，怎样来看待呢。就是把这九道门作为“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犯人，并用它来“督促”自己的思想改造，所以，连在一起来讲就是九道门随时在提醒和督促自己，简称之为“九门提督”，并不是想升官，更无恶意……

当然，不管他怎么解释，这个怪名词还是含有许多违反思想改造之处。上午讲的话，中午就有人反映上去，管理员对这种事，居然没有表示惊异不满，而且，没让他作检查。刘嘉树松了一口气，我为他捏的一把汗，也就干了。

他在得意之余便告诉我，他过去打仗时，每打一次败仗，便升一次官，在江西和红军打仗被俘又放回来，更是高升一级。

也许，这位自命是国民党军队中与刘峙一样的“福将”，战场上打不死，打败仗也会升官。所以，他在功德林时闹过这样一次笑话。

他看到，报上发表的政协委员名单中有位叫刘家树的，便肯定是他，因他也用过刘家树这个名字。当时，他高兴得连觉也睡不着，同组的人说他太不自量，怎么会让他当政协委员。

可他还是不服气，后来，管理员找他去谈话，很明确告诉他，将来政府怎样安排他的工作，现在谁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没有离开监狱之前，是不会安排的。

并且，管理员还说，已打电话去政协问清楚了，刘家树另有其人，不是刘嘉树，这样子，他才死了心。

他为什么会想到，他这位“福将”又会在被俘后能当上政协委员呢？因为，他和程潜有过一段交情。

1949年，程潜任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时，他任绥靖公署的参谋长。程潜对他很好，新中国成立后，程潜由湖南飞北京时，毛泽东曾亲自去飞机场迎接，他认为，只要程潜肯替他说句话，当个政协委员是不会困难的。

不过，他忘记了，当程潜准备起义时找他商量，他不但不同意起义投共产党，还质问过程潜：“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程潜的回答是肯定的：“生是国民党的人，死也是国民党的鬼！”

他只愿意想程潜为了让他离开绥靖公署，而推荐他去当兵团司令，是提拔他，今天，程潜既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人面前讲话，也绝不会不帮他的忙。

但是，他一想到自己被俘后，在武汉战犯改造所时不肯剃胡子送到北京时，与黄维、庞镜塘、张淦、莫德宏四个人被人称为“五大胡子”而遭到过一场批斗，结论是“死心塌地忠于国民党”。

这顶帽子虽然是同学们给扣上的，但他等于是在管理员面前，备了案的顽固派，程潜即使要帮他，只要有人提出他“表现一贯对抗政府”时，程潜也不便为他讲情了。

所以，他一看搬到秦城监狱继续改造，估计是要相当长时间的，所以自封一个九门提督来发泄一下。

刘嘉树这一变相发牢骚讲怪话的方法，在战犯改造所中，是应当得到金质发明奖的。许多人埋在心底里的牢骚和不满情绪，如果用这种办法来解除一下心头烦闷，又有什么不可呢？

这样一来，很快就形成一种自己封官的新的现象。当时，由于国内粮食收成不好，加上与苏联闹翻了，苏联逼债，自己还不够吃的东西，都送到苏联人肚皮里去了，所以，实行粮食定量分配。

战犯们当时在报上还看不到外面的紧张情况，只是感到吃的东西不能放开肚子，肉也越来越少，改造所为了补贴战犯们的伙食，便开始让战犯们用自食其力的办法养羊、兔、鸡一类小家畜家禽，这样可以自食其肉。

首先响应这一号召的，是原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这位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老炮兵，在国民党部队中由炮兵排、连、营、团长直当到炮兵旅长，最高当过一任江阴炮台的要塞司令，便再没有爬上去的机会而下台了。

他一向体弱多病不肯参加较重较繁的体力劳动。到秦城后，他一看，也不是一下可以解决，为了表示要争取，也报名参加畜牧组。

当管理员把十多只羊让他喂养时，几天内，便开始发现羊掉膘、生病，不到十天竟接连死去两头羔羊。

据说，是天气突然变冷，他压根儿就没有养羊的劳动英雄们那种对羊羔的感情，会把自己的大衣给羊羔当棉被，所以，羊羔受冻拉稀而死去。

他刚刚养了十天羊，便被撤换下来，他一气之下，便对刘嘉树说：“你当上了九门提督，我也做过一任十日羊倌。”我一听，这倒是一副很巧的对联，便把它在日记中记了下来。既然“九门提督”没有挨批斗，“十日羊倌”就更不足道了。

我一向爱开玩笑说俏皮话，当我看到旧桂系中，曾任过桂系铁路司令官的莫德宏在负责养兔子的时候，便问他：“养过羊的当上了羊倌，你养兔子该封个什么官？”

我的话刚出口，正在一旁逗小兔的原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一向说话尖刻，比我更会说俏皮话，便接口说：“管兔崽子的自然应当是兔儿爷了。”

莫德宏一向老成持重，不爱开玩笑，听到汤尧说他是“兔儿爷”，便把头一甩，一句话不说便走开了。

我也感到，汤尧的话太不合适，便埋怨他。他说，我还没有叫他兔崽子而尊称他为兔儿爷，已够抬举他的了，他还不乐意，真太不知足了。

担任养殖工作的战犯们，只有一位被人称为“鸡长官”的杜建时，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

这位在中国陆军大学和美国堪萨斯陆军大学毕业的原北宁铁路护路司令兼天津直辖市市长，素以博学多才见称，蒋老先生曾要纬国先生拜他为师，他于胜利后去天津时，纬国曾偕同夫人，去过他家做客。

他自动争取养鸡，结果，500只鸡几天死掉300多。他没有灰心，便想办法，看养鸡的资料，终于，给他摸索出一套养鸡的方法。

以后，不但没有发生死鸡的现象，而且当年的小鸡便能产蛋，这对改善战犯的生活，起了不小的作用。

而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他能指挥几百只鸡，这就非同小可了。据说，他是看了巴甫洛夫的什么“条件反射论”一类的心理学的参考书。

每次，给鸡喂食时，他便把一个小学生上课用的破铃修好，一边喂食一边摇铃，这些鸡听惯了摇铃便是开饭，他就利用这铃声来召唤，在高墙院内觅食的鸡，马上闻声而来，后来，竟发展到他在前面边走边摇铃，一大群鸡便紧跟在他后面。

许多人便笑他这位美国陆军大学毕业的将军，现虽没有部队可指挥，但能调动几百只鸡来前呼后拥，也够威风的了。

有一天，范汉杰也跑去看他摇铃召唤鸡群进餐，很感兴趣，也拿起铃铛乱摇一顿，鸡却不走向他身边，因为，他手里没有撒鸡食。

他很生气，便想在杜建时身上来表达他的不满。他偏着头说：“鸡长官，你将来，打算养鸡过活吗？”

杜建时对京戏素有研究，看到范汉杰那副调皮样子，也把头绕一个圈之后，慢慢地说：“山人将来下山之后，便养鸡罢了。”

汉杰便笑着说：“后面四个字你可得说清楚，少一个字也不行，特别是不能截头去尾，否则太不文明了。”

杜建时还没有意识出来，范汉杰便溜开了。旁边有人指出，范在骂你，因为“养鸡罢了”把头尾去掉，剩下中间两个字，便是很难听的了。

文如玉

（47）获得特赦

杜聿明被特赦后，战犯改造所缝纫组的工作就落到我和王泽浚、董益三身上。

董有肺结核，长年服药饮牛奶，是轻量级的劳动力。我和王是属于重量级的，所以，累一点的活就得由我俩担任。

董身体虽不好，但干细活却比我和王要仔细得多，开挖衣领和上衣领这类工作就由他包了。

过去，杜聿明担任缝纫组长时，真可以称得上是“多面手”。不论粗活细活他都能干，连大衣都能剪裁。而且，特别是修理缝纫机非常内行，我曾专门向他学习修机器。

他走后，我就把修理缝纫机的活包下来。虽然只有几部老掉大牙、年龄和我们都差不多，甚至还可能是我们的“老大哥”的机器，但修修整整，还可以对付对付。机器毕竟是机器，比用手一针一针去缝总要快得多。

有天上午，我和王泽浚正在检查缝纫机，一位管理员走进来问我们会不会修理缝纫机？

我说，一般小毛病我们还能修，如果缺零件就没有办法配制。他说有位住在附近的干部，家里有一部和我们一样的旧缝纫机，前几天因老是断线、跳针，他们拆开检查，怎么也没法装好，想要我们去帮他们检修一下。

我们一听，都不约而同地满口答应了。因为，能出去走走总是最令人高兴的好事。

当管理员把我们领到附近那位干部家中时，他夫妇俩正要出门上班去。看到我们去了，便把我们让进他们的一间不太大的客房，一部英国胜家公司的老缝纫机已拆开，零件也用报纸包好了。

我连忙问：缺不缺少零件？当听到回答一颗螺丝钉都不缺，只是安装不上去时，我便答应，尽量修好。他夫妇俩去上班，管理员也只叮嘱一句：“不要急，慢慢修，等会儿我再来接你们。”说完他也走了。

这时，这个家中只留下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站在门口。她看了一下，马上急急忙忙跑进厨房，我还以为她是去给我们弄什么吃的东西，没想到，她进去后又急匆匆跑出来，只见，她手中拿了一根三尺来长用来擀面条的擀面杖。

我总是爱从好的方面看问题，又以为她也准备到客房来边看我们修机器边擀面条给我们吃。

等我和王泽浚把机器从墙角抬到房中，回头一看，那个小姑娘不但没有进来而是两手紧紧地握着擀面杖像打棒球的守门员一样，站在门外。

我忍不住扑哧一笑，她更惊慌，几乎弄得手足无措。不知是什么灵感启发她，还是把我们锁在房内安全些，只见她一个箭步，“嘭”的一声把门关上，朝外似乎有门扣，也很快听到扣上了。

估计，她认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我和王泽浚相对一笑，也不再做声便动手修机器。

今天应当说老实话了，本来只需要半小时就可以干完的活，我们却慢腾腾地在磨洋工。我刚把机头装上，准备加点油就可以试车，王泽浚把手在我肩上一拍，我抬头一看，他一语不发，只用嘴向旁边的沙发呶一下。

不用问，这是叫我坐上去休息。好久不坐沙发，坐上去之后，虽然比我过去家里使用的外国进口货差得太多，但比我们天天坐的小马扎和硬板凳却舒适多了。

我坐下之后，便闭目养神，也就是在回味过去坐在自己家里沙发上的一些往事，儿女绕膝承欢，妻子的笑窝红透……

正当我进入沉思的时候，突然感到伸得很远的脚尖被踢了一下。我忙睁眼一看，原来，是王泽浚手中端了两杯热气腾腾的茶站在我面前，我赶忙站起来把茶接过去，小声问他：“怎么有茶？”

他又把嘴向旁边小桌子一呶，我一看上面不但摆有热水瓶，还有茶杯和茶叶罐，我真佩服他比我机灵，他一进来就发现这些东西了。

他把茶杯一放，又满口四川话：“格老子，急他干啥子，老子们也来安逸安逸嘛。”说完，向沙发上靠，像是一个战场上的胜利者一样，满面春风，把左腿向右腿上一撂，这可能是战犯们的最高级的享受了。

茶喝了两杯后，我们又继续工作，正当准备用放在衣车旁的破布条试验一下时，门突然打开了。

那个小姑娘很迅速地把两大碗上面堆了些肉片、青菜的饭向门口地板上一放，小声小气地说了一声：“吃饭！”

我和王泽浚一看，便很生气，理也不理。小姑娘可能是站在外面窗缝里偷看过，她以为没有给我们拿筷子，所以没有吃，她哪会知道，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侮辱了。所以，她第二次又把门打开，又是那么迅速地把筷子插在饭碗上，说也不说又把门反锁上了。

经过我们试车的结果，连我都感到满意，修理得非常好，不但不断线而且针距很均匀。我正高高兴兴地把几条破布都试过后，门突然又开了，这回，是这一对干部一同下班回来了。

我这才发觉，我们整整在这里磨了半天了。我正感到有点难为情时，他们一看到地上摆着两碗饭一动未动，便在责备那个小姑娘。

女的马上进来告诉我们，他们走时关照那个小姑娘，多做点饭菜等我们回来一道吃，没有想到，这个乡下刚来的人不懂事，所以，先把饭端来放在地上。

虽然当干部的不可能对犯人明确讲对不起而有失身份的话，但话里却已表达了一些歉意，我们也很满足了。

特别是当她一看我在布条上缝的线条那么笔直，针距很适合一般缝衣服时用的，便连连称赞，不但把机器调理好，还说我能缝得这么直，真有一套。

我有点受宠若惊，也只好敷衍谦虚几句，男的便邀我们去客房后边一间小饭厅吃饭。

按照女主人说的，他们关照那个小姑娘多做的饭菜，我们一看，原来只是一小碗素菜炒肉片和一小碗炒鸡蛋，外加一大碗萝卜白菜混合炒的素菜，不过，这在当时一切都定量配给时能这样慷慨招待我们就很不错了。

按我和王的饭量，这点东西只够我们中一个人吃，但我们虽然成了犯人还是爱面子怕失身份，都十分克制不敢多吃，主人再殷勤，我们还是很客气。

我从这个家庭的住房、布置等方面估计，男主人可能是一位处长或副处长一级的干部。在边吃边谈中，我便问起杜聿明、宋希濂等在北京红星公社劳动的情况，因为我们只知道他们已去红星劳动，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他便简单地告诉我们，这些人现在是在劳动锻炼，表现得很好，社员也很欢迎他们……

我一听到“锻炼”两个字，以为这和“学习”的意义差不多，那就是说，他们现在是去公社学习劳动，将来便是真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当时才4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认为只要能自由自在地去劳动便心满意足了。

当时可能连那位干部也没有估计到，在京特赦人员劳动锻炼一年之后，周恩来总理会亲自安排这些人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让这些过去拿惯枪杆子的手去拿笔杆子，而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拿锄头与泥巴打交道呢。

我和王泽浚两个都只吃一个半饱，便把碗放下了，当然他们也早已吃完。男主人便告诉我们，可以自己回去，不用等人来接，以免耽误我们睡午觉。

我们便告辞从原路返回监狱去。路上，我看到两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在路边玩，我一下，又想到自己的孩子离开我的时候都是这么大，便走过去想摸摸他们的头。

当我的手，刚伸出去离那个男孩还有半尺时，从附近地里突然传来一声很粗暴的女人吼声：“你干什么？”我连忙把手缩回，王泽浚马上把我一拉，两人赶快朝前走。

那两个孩子却把小手向我们招着。正在地里劳动的那位中年农妇，跑到马路上一手搂住一个孩子，好像怕我们抢走似的。

我一看到这种情景，不但心里一凉，而且鼻子也为之一酸。我把牙齿紧紧一咬，跟着王急匆匆赶回去，我们一路进去，通过五层铁门都没有被拦阻。

因为我们穿得那一身黑色旧的中式衣裤，警卫一看就知道我们是那里面的犯人。当然，那位农村妇女也是因为我们那身衣服，而不准我抚摸她的孩子，可能是怕被犯人摸一下要晦气。

她也绝对想不到，今天想要我们摸也找不到我们，而只能在我们乘坐的汽车飞驰而过时，让孩子们站到路边去，这种变化之大，真是使人感慨万分。


沈醉旧照

当我们顺利地走到第六道铁门，也就是进我们住的那一幢大楼对外的铁门时，才是锁着的。我便轻轻叫着：“管理员开门”！

值班的那位管理员也正是送我们去的那位，他一边笑嘻嘻地开门，一边问我们修好了没有？当我们告诉他，不但修好了而且饭也吃过了，他便要我们赶快回到组里睡午觉。

我上床后哪里能睡得着啊！干部和管理员都对我们很信任，而那位小姑娘拿着擀面杖守在门口的那紧张严肃的脸和那位农妇愤怒的吼声，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着。

我们将来即使得到自由，干部对我们虽好，而群众会原谅我们吗？与其出去受辱，像刚才的嘴脸和吼声，看了听了实在不好受，还不如一辈子就在监狱里过下去算了。

第二天，只有我和王泽浚两人在缝纫组那间小房间里，我便和他谈到昨天他的感受怎样。他把大腿一拍：

“当强盗是抢东西的罪，当小偷是偷窃罪，当战犯是打败仗罪……”

我急忙阻止他不要再说下去，他还是唉声叹气把一切都归之于“打了败仗”。两人的心里话一抖开，便没完没止。

我最难过的是妻离子散，大陆上没有一个亲人。我又轻声哼着过去在牢中那首“妻离儿散我成囚，人世悲酸到尽头”时，他一向不作诗填词而是满口“格老子”、“龟儿子”。

但在听了我念出那首诗之后，突然也念出：“可怜天下战犯心。”这真和《红楼梦》中的薛蟠一样，在一连串粗野的诗句中，也能念出：“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使人感到十分有味。

他念完这一妙句之后，还把两手平伸，手心向上，不停地上下摇动：“我们究竟有什么罪啊！我们……”

他的声音一向很大，这时更加激动，声音就更大了，我连忙用手捂住他的嘴，不让他再嚷下去。虽然第二句还没出口，经我一捂，他的两只睁得圆圆的眼睛却滚出几粒泪珠。我也把头低了下来，默默相对而坐，谁也不愿再说出一句话来。

打从那次以后，我对有没有再次特赦以及今后如何等，便越来越不愿去多考虑。只存着听天由命，因为怕群众不谅解，在新社会中做不起人。

天下事常常有这种情况，你越是急着等待它，它偏偏不来。而你不再去想它时，它却会突然间出现，我一生就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事。

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第105次会议公报，说第二批特赦战犯的名单已送交人大常委会去审议了。

这一喜讯传来，我又有点兴奋了。但一想到，第一批特赦人员都是高级军官，他们和解放军在战场上是明枪明炮对着干，没有直接的个人利害冲突。

我过去是长期干特务工作，被我逮捕、杀害、迫害过的虽不是千千万万，但为数也是很可观的。

远的不说，仅1949年在昆明，我就主持逮捕过近500人，而现在正在政府中负重要责任的许多人中，我也迫害过，有的甚至打骂过，还有些人的父兄是死在我手中。

我在重庆时，被几位烈士的家属抓着我“生要人，死要尸”的情景还可能随时发生。所以，第一批在北京特赦的，没有干特务的，别处特赦的也没有干特务的，我便肯定第二批不会有我。

当11月20日刘少奇主席再次颁布特赦战争罪犯的命令公布后，许多人都狂欢跳跃，纷纷写诗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感激和希望，我呢，只是写下三首《西江月》，其中有这么几句：“个个欢天喜地，人人喜笑颜开，有无特赦正疑猜，喜讯出人意料。”“何用担心着急，只需条件全齐，请看今朝第二批，肯定有他有你！”

究竟要什么条件才得特赦，谁也说不清楚。“改恶从善”四个字太简单了。我估计像我这样仇人满全国的人是不会轮到的。所以我的那首词中末一句：“肯定有他有你。”而就是没有我。我当时认为我有自知之明，也作好没有我的思想准备。

同年11月27日刚吃完早饭，管理员把我和另外七名重量级的强劳力叫了出去，布置在监狱外的一座礼堂兼饭堂。这些久经世故的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在布置特赦大会的会场。

因为，第一批特赦时曾这样布置过一次，讲台上面安放几把椅子，摆上几盆花。当管理员要我把一盆20多斤重的菊花盆从花房中搬出来的时候，我不知是分了心还是有点紧张，一不当心，踩在一块石头上，连人带盆摔倒了。

管理员急忙跑过来把我扶起，连声问摔伤了没有？我一边说没有摔伤，一边指着摔坏了的花盆说这个摔坏了怎么办？

管理员不但不责备我，还安慰我说，只要人没有摔伤就很好，花多一盆少一盆有什么关系。他叫我就地坐下不要再动，还准备去找医生给我看一下。我说没有事可以继续劳动。他无论如何不让我再搬东西，并且拿一张条凳让我坐下休息。

我自己也有点纳闷，我过去见过不少大风大浪，也直接和指挥部下杀过人，出生入死的惊险事没有少遇到过。我素以沉着闻名，今天怎么会这么慌慌张张，是不是十年监狱生活使自己变成这样？

当我正在胡思乱想时，礼堂已布置好了，只是还没有挂上红布对联和横幅，但基本上，能肯定这就是特赦用的会场了。

管理员走过来，叫我和他们七人一同回去时，还不停问我是否能走动，要不要人搀扶？我笑着说完全没事了，他才如释重负一样，大大嘘了一口气。

平日里。我们在劳动中有碰摔时，管理员虽也很关心地问问我们，也叫医生护士给检查，但却没有今天这样焦急。

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也可以推测一下。那天晚上，我又有点失眠，谁不希望能早日得到自由，尽管我考虑到许多不可能，也怕在新社会受歧视受侮辱不好过，但总还是希望第二批能有自己。

1960年11月28日上午，我们全体列队进入昨天布置好的礼堂，讲台上的横幅和两边的对联，完全和第一批特赦时使用的一个样。

我估计，是准备长期使用的，它有“特赦战争罪犯大会”而没有写出是第几批，所以可以一直用下去，也说明了不是一次两次可以赦完。

我默默地坐在队伍的中间，闭着眼睛，听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念这次特赦名单：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每念到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心总是情不自禁地紧张一下。

而当念到我的时候，我反而好像是在叫别人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法官只好再念一遍。管理员赶快走过来，轻声告诉我：“是在叫你的名字，快出来走到台上去。”

我这才如同大梦初醒一样，站起来走上台去。这时的心情，我实在形容不出，写多了也没有必要，因为用四个字也可以概括了。那就是“感愧交集”！

当法官授给我一张16开道林纸精印的“特赦通知书”的时候，我只是感到，从此以后，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了，按照我们一贯的说法，是已做新人了。

我想大喊一声，但没有能喊出来，今天，我再补喊一下：“我做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