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

文如玉

（10）张严佛的心事

“鼻歪人品正”、“话少心事多”这两句话是指战犯管理所中的两个军统大特务的。

在军统系统当中，地位仅次于毛人凤、而资格却比毛人凤老得多的张严佛（又名张毅夫）为人一向正直。

可惜，他在年轻时，得过一场怪病，病好之后，鼻子歪在一边，虽经过中外名医治疗，鼻子一直正不过来。所以，第一次和他见面的人都会对他产生一种不明确的看法：“鼻歪心不正”，此人肯定不可和他打交道。

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也曾产生过这种想法。可是，在十多年中，我对他是越来越尊敬。


张严佛旧照

张严佛在被俘的军统特务中，地位最高、资格最老，他原来是属于邓文仪特务系统的重要骨干，邓文仪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他任副科长，戴笠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

据说，邓搞特务比戴笠还早，因为他是黄埔一期生，戴是六期生。不过，后来他搞不过戴笠。

1932年，戴笠当了特务处长之后，那时，蒋经常坐镇南昌，指挥对红军的“围剿”，邓文仪领导的调查科特务，还不如戴笠派在江西的特务搜集到红军和江西苏维埃政府的情报多。

所以，1933年间，蒋介石便把邓文仪的调查科长职务撤掉，命令戴笠兼任该科科长，并接收该科全部特务。

于是，张严佛和现任台湾“立法”委员的王新衡等100余人，便全部由戴笠接收过来并入特务处。

戴笠为了让邓的这些旧部，安心替他工作，对他们特别表示信任和重用，曾把张严佛调升到南京特务处担任书记长这一要职。

由于特务处的一些老人，特别是曾经和戴笠混了多年的军统“十人团”的元老们，看不起这个“外来人”，而过去一向忠于邓文仪、并能替邓当家做主惯了的张严佛，还以为，把他过去敢于负责的精神照样使出来，不但可以讨得戴笠的信任，也能使特务处的人满意。

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处处碰壁，并且常常受到身边许多人的闲言冷嘲，而戴笠表面上是支持他，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只不过做给邓文仪的人看看，他不分彼此，一视同仁，暗地里，他对那些使张难堪过的人从不责备。

张起初还看不出来，还一个劲地认真负责执行他那个书记长的职务，后来，才发觉越来越棘手，便自动请求调换工作。

没有好久，他就外放了。当然，给他的职务不会低，我只记得他曾经担任过川康区区长和西北区区长等外勤单位中的重要职务。

1943年后，又把他调回军统局任副主任秘书，当时，毛人凤是代主任秘书，因主任郑介民兼任了军令部二厅厅长，戴笠便把他的亲戚小同乡毛人凤调来代替郑介民，实际上，等于替他在军统局来负责。

那时，戴笠已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身兼中美合作所主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物运输局局长、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等要职。

而毛人凤在军统中的资历中，远不如张，他过去只是在浙江一个县政府当秘书，抗战期间，才经他的弟弟毛万里介绍到戴笠身边当秘书，对军统的业务不及张熟悉，所以，才又把张调为内勤，以辅助毛人凤。

这一回，张学乖了些，处处以毛的意志行事，也从不去直接找戴笠出主意提建议。戴笠离开重庆时，蒋找毛人凤去问话，他从不要求同去，有时，毛人凤不在家，蒋要找军统的负责人，他也从不前往，而是到处去寻毛人凤。

实际上，他过去代替邓文仪是经常和蒋见面的。因此，他和毛的关系处得很好，渐渐地，戴也对他真正信任了。

过去，调离他的特务处书记长时，是为了好直接去掌握邓的那批人，免得他在中间作梗。十来年后，邓系人物已全部被同化了，所以，才让他再回来帮助毛人凤。

由于张严佛鼻子歪，还闹过一次这样的误会。有一次，由军统负责看守的张学良将军大发脾气，戴笠平日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自己赶去劝慰一番，那次实在抽不出身，便派张严佛代表他去一趟。



当负责看守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刘乙光把张严佛领着去见张将军时，他一看到来的是这样一个身材不高、鼻子歪在一边的客人，心里更不愉快，但是，因是拿着戴的亲笔信来的，又不能不敷衍一番。

可是，一经交谈，便立刻发觉对方是一位不平凡的人，不但很识大体，而且说出的话非常诚恳，都能打进张的内心深处，使张感到十分安慰，便一再要求他多住上几天，才让他回去。后来，他们便像要好的朋友一样了。

张严佛在军统局担任副主任秘书期间，对毛人凤做到尽力帮助。当时，毛对外勤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张任过两次区长，所以许多事毛都先找他商量，才向戴笠建议或对外勤以戴的名义发出指示。

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当上了副局长，便大权一手抓，局长郑介民的兼职多，也不愿多过问军统局的事。

照理，张严佛该得到毛的重用了，结果出张意料，当抗战胜利，一些军统大员都纷纷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搞“五子登科”时（即接收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及女子），毛人凤却任命他为重庆结束办事处处长，主持军统局的结束工作。

1946年7月1日后，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编制缩小，原在重庆的一个破烂摊子和一大批裁汰下来的人员都交给张去处理。

对张最大的安慰，仅是让他住进戴笠在曾家岩的豪华公馆和给他调拨了一辆漂亮的小轿车。张对此不但无怨言，而且认真负责工作，特别是安置几千名裁汰的中小特务，费尽心思。虽然这样，后来还是和毛人凤发生了摩擦。

抗战胜利后，大家都想着抢先去沦陷区搞接收，由重庆去各地的交通工具最快的是飞机。当时，中央、中国两航空公司的飞机不但数量少得可怜，一共不过20来架，而且搭乘飞机都得经由军统控制的航空检查所批准才能买到机票。

最后一任航空检查所长，是由我推荐的。我推荐他的目的也是想控制机票。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便通过此人的关系，大搞走私活动。当时，许多大城市的黄金、美钞等价格相差很大，如果通过飞机运送，举手之间便可一本万利。

此人以为有毛和我的后台，对张严佛不放在眼里，张也从不想通过他去搞这些活动。

不过，当此人有恃无恐地大搞特搞、弄得声名狼藉时，张对他当面斥责，他满不在乎地和他顶起嘴来。张一怒之下，将其扣押，并把他的罪行详细向毛汇报。

毛表面不得不同意，暗地里却怀恨在心。按照军统局的纪律，像这种罪行是足够处死刑的，可是，毛人凤却只把他关押几个月便释放了。

而在1947年冬，毛取代郑介民当上了保密局局长后，张在重庆的结束办事处也结束了。按情理就当给张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即使不保举他当副局长，局长办公室主任（相当于军统局的主任秘书）也应该轮到张了，可是，毛却给他安排一个有名无实的设计委员会主任的闲职，使张很失望。

张对毛敷衍了一个时期，便脱离军统而去湖南投奔程潜，在湖南省政府当了一个办公厅副主任。程和他是小同乡，对他的能力很赏识，湖南起义，他也跟着算是起义了。

不料，毛人凤派特务焦玉印把随同程潜起义的长沙省会警察局局长、军统特务刘人爵，暗杀于浏正街刘的寓所后，有人对张已有些怀疑，再加上，有几个从香港去长沙搞秘密活动的军统分子去找张的时候，他念过去旧情，没有揭发检举，最后便又被捉了起来。

张原来不是在北京战犯管理所改造。早在1937年，他任西北区区长时，从延安派到西安、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宣侠父将军，一到职便成为西北区的重要工作对象。


宣侠父旧照

宣是黄埔一期毕业的，认识的黄埔学生不少，加上他和许多反蒋人士如杜斌丞、张寿山及青年学生等往来，而被军统秘密杀害后，尸体被丢在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又叫虾蟆陵）一口很深的枯井里。

隔了两天，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人员不见宣回去，便到处打听，当时，16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是和宣在黄埔一期的同队同学，西安警察局局长杭毅是黄埔一期的队长，也帮助寻找，一直没有消息。

后来，办事处的人员忽然想起，宣失踪的那天晚上，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曾打过电话，约宣侠父去后宰门他的公馆谈话，便到行营找蒋鼎文要人，延安方面也向重庆要人。

这时，蒋鼎文和特务们都急起来了，怕宣的尸体被找出来无法抵赖，就连夜又把宣的尸体从枯井内拖出来，从军统局西北区办公处的玄枫桥仁寿里附近城墙根的防空洞，运往城外深埋。

但是，延安共产党中央还是一个劲地向重庆要人，最后闹到实在无法交代时，只好由蒋老先生出面承担责任，不了了之。当然，戴笠、蒋鼎文、张严佛等都分别挨了蒋老先生的一顿臭骂。

事隔20多年后，宣侠父的夫人已成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了，她为了要详细弄清她丈夫被杀害的经过情形，便亲自来到北京，叫人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查问几个军统大特务。

有人便介绍说，当时张严佛是西北区长，只有他清楚。很快，张便从别处移送到北京，成了战犯管理所的“同学”。

当宣的夫人亲自向张严佛查询宣遇害经过时，张严佛以为这回非死不可了，可是，他看到宣夫人对这个杀害丈夫的仇人并不怎么凶狠，便仔仔细细地将全部经过说了出来。

宣夫人最后叮嘱他，要用书面按讲述的写出来，没有讲到的想起了也要写上去。他想，可能是等他写完了才处决他，回去后把心一横，便赶快写好送了上去，等待处决。

当然，他睡不好也吃不好，因为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

1963年11月10日，正当他整天心神不宁的时候，在北京的特赦人员连同家属由周恩来、陈毅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在晚宴招待会上，宣布要这些人连同眷属在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去南方参观游览。

我和杜聿明、宋希濂三人，这时刚参观游览回来，就由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人邀请，去向尚在战犯所的同学报告参观情况。

上午，我们三人各讲了一些心得体会后，下午，便到他们各个小组与他们去交谈。张严佛看到我之后，便把我从学习室拉到他们的寝室内，告诉我，宣侠父的夫人前不久找他询问了宣被杀的经过，他也写了书面材料，估计不久会被处决，希望我照顾一下他在湖南的家属。

我急忙安慰他，不会因历史罪行再来处决他。他开始不相信，我便反问他，前几批特赦的战犯中，杜聿明、范汉杰、廖耀湘等人，在东北和淮海战役中打死过那么多解放军，还不是没有人和他们算旧账。

他一听连连摇头：“两军相对，打死人是可以不追究的。”我又告诉他：

康泽在江西领导别动总队时，他的队员被打死了两个，他抓到一批共产党后，挖出这些人的心肝去祭奠他死去的两个队员；这件事你在南昌行营时都知道的。康泽不是一样得到了特赦！

还有，我过去杀害的共产党总比你多得多，我不是也没有被处决吗？他又摇了摇头说：“你们杀的，都没有宣侠父那么重要，所以不追究。”

我便说，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是被宋希濂杀掉的；红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方志敏是王耀武杀掉的。这两人的地位总比宣侠父高得多，不一样也没有遭处决。这才使他的满面愁云慢慢散开了些。

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宽慰心情，我紧紧地抓住他的两手，十分诚恳地说：

“你一向是我所尊敬的人，我的个性你是知道的，我绝不会在自己尊敬的人面前说不负责的话；何况这是你认为生死攸关的大事！我没有根据，绝不会用欺骗的言语来宽你的心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仰面凝视着我，两行热泪徐徐地从他歪鼻子中间滚了下来。

文如玉

（11）话少心事多的黄逸公

“话少心事多”，这是一些审讯人员对军统大特务黄逸公加上的一句不完全正确的评语。

黄逸公青年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送往苏联学习，他是去苏留学较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没有设立，他在东方大学学习了三年回国，在上海担任过共产党上海互济会的负责工作。

不久，就被英租界巡捕房抓去判刑三年。刑满释放后，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络，便在马路上溜达，想找熟人恢复关系。

谁知，正遇上叛徒王克全，就将其秘密从租界逮捕解送南京。

王克全原为共产党江苏省省委，并代理过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被军统逮捕后叛变。戴笠特意把他派到上海工作，担任军统（开始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行动副组长，专门在上海绑架和逮捕他所认识的共产党员，先后经他手抓到的达上百人之多。

黄逸公被送到南京后，不久即叛变投向国民党，戴笠派他为武汉禁烟督察处科员。这是一个名义上禁烟，实际上贩卖鸦片烟，以所得的巨大收入，作为三省“剿共”经费的特务控制的机关。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只身在祭黄陵时，逃出陕北后，蒋介石便把他派到军统局工作。

戴笠认为，黄逸公一向表现不错，就派他去任张国焘的秘书。

张为了大量派遣军统人员去陕甘宁边区工作和打入共产党内部，建议戴笠在重庆磁器口洗布塘，办了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由戴兼主任，张国焘兼副主任，负实际训练责任（张在军统局的本职是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对外的公职则是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

而黄逸公则被派任训练班教务组长。这个训练班共办过两期，训练半年，每期由军统其他特务训练班挑选优等生一百五六十人，进行特种政治训练，主要是由张国焘主讲如何打入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以及共产党内部和红军的情况等。

第一期训练完毕后，张又建议，在榆林、汉中、耀县等对陕甘宁边区成立许多机构，一面搜集情报，一面通过这些据点，派遣受过特种训练的学生分批打入边区。


功德林监狱旧照

从1940年开始，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些学生能打入边区和共产党内的，听说只有百分之几。

黄逸公为了执行张国焘的“搞垮共产党”的政策，一度去榆林当过军统局的站长。结果，搞了好几年，共产党不但没有被张国焘搞垮，连在延安建立的延安组也屡建屡败，一部电台都派不进去，只好在洛川县设立一个延安组，架上一部名为延安，实际在洛川的无线电台。

张国焘由于纸上谈兵，在军统越来越不吃香，黄逸公也常遭到戴笠的责骂。

抗战胜利，戴笠死后，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认为黄逸公不但在共产党内是老资格，而且，跟张国焘合作多年，对反共有一套，所以，把他派在保密局第二处任副处长，主管对共产党的宣传和心理作战以及收买拉拢共产党的策反业务。

黄对这两科的工作既熟悉，又十分卖力，不但二处处长叶翔之不讨厌他，毛人凤也很器重他。

叶翔之这个人在军统局的资历不深，是抗日期间由他老婆的哥哥李崇诗推荐给戴笠的。

戴对浙江人一向有好感，加上李崇诗的关系，所以，给他当了军统局党政情报处的一个副科长。他比我大一岁，初进军统局时，我已当了处长，但他官运亨通，很快由副科长升科长，不久就升为副处长。

保密局成立，叶已当上了处长。黄逸公的资格比叶老得多，但对叶一直表示服从，所以才相安无事。

等到1949年1月间，蒋介石宣告“退休”，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乃指示毛人凤，保密局全部工作不能让李宗仁过问，仍由他直接领导。

但是，为了应付代总统，由保密局副局长徐志道另成立个保密局，徐志道任局长，调一向与桂系有交往的林超为副局长，把黄逸公调去任业务处长，由徐志道推荐他的亲信钮殿臣为总务处长，全局只设这样两个处，共三四十人，没有外勤组织。

当时，一般人对这两个保密局，一个叫毛记，一个叫徐记。开始一两个月，彼此相安无事，徐志道向国防部领到的全部经费，如数交给毛人凤，再由毛人凤发给徐主持的那个有名无实的保密局人员的薪饷，只不过多发一点特别费给徐志道，让他安心当傀儡罢了。

可是，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过了不久，徐志道便借口没有外勤组织，代总统交他办的事无法办，想从毛人凤手下再分一些外勤单位给他，领到的经费也扣下一部分不交出来，于是，毛徐之间便产生了摩擦。

而毛人凤却把这中间的误会错怪在黄逸公身上，认为黄逸公没有遵照他的命令，不想当空头业务处长，所以制造纠纷。

等到国防部从广州逃到重庆后，黄逸公眼看大势已去，重庆再不能起到抗日战争时长期安全的作用，便向毛人凤恳求让他去台湾，可是，毛人凤坚决不答应。

所以，当重庆、成都相继解放后，黄只好带着老婆孩子随同一大批无法飞台的中下级军政官员向西康逃去。

还没有到达西昌，便在川康交界的地方遇到一大群土匪，这是专门拦劫逃难的官员和老百姓的。他们抢劫的手段非常彻底，对所有的男女老少，连抱在怀里的婴儿都要将全部衣、裤、鞋、帽统统剥光，一丝不挂，才肯罢手。

这些被洗劫一空的人，四散分逃时，男人光着身子跑还不在乎，女人能拾到一只破草鞋遮挡一下下身，就算是走运了。

有些十几岁的女孩，吓得赤裸身体随着大人们跑了两三天，才遇到一些妇女的施舍，能得到一块破布或麻袋，都感激涕零。

就在那一次被洗劫中，黄逸公也和其他许多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一样，弄得妻离子散，人财两空。因为，那些惯匪对洗劫逃难的人有一套办法。

他们往往集结几十或上百的人，埋伏在四面环山的地方，当难民们进入他的圈套内，便一齐呐喊，四面鸣枪。

等这些丧家之犬惊骇得不知所措时，才先从山上走下一批人来，把男人和女人小孩分开，先从男的下手，稍有反抗，便用杀鸡儆猴的办法，杀掉一两个，再一个一个地叫把手上提的、肩上背的东西放下，将衣裤等全部剥下。

一丝不留地剥完一个，赶走一个，附近几十里都荒无人烟，不走的便用竹板抽打。由于土匪怕这些人留下后，等他们全部下来搬运东西时和他们拼命，所以剥完一个，赶走一个，等男人全部剥完才对付女人和小孩。

他们怕女的看到剥男人衣裤时，趁机把贵重细软物品藏起来，所以在剥女人衣裤时很仔细，并尽情轻薄一番之后，才一个个赶走，小孩在剥光后，准其母亲抱走。据说这种抢劫办法最彻底，当然也最残酷。

黄逸公是最先被剥的几个中的一个，他朝四川方向跑了两天多，才遇上解放军先头部队。在盘查时，他自报身份，立刻受到了优待，发给了衣服鞋帽等，不久，就被送到重庆西南军管会的嘉陵大队。

这是一个专门收容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官员的，地点就在军统局的缫丝厂办事处，原来军统重庆特训班的一批房屋内，先后收容了1000名左右。

初期管理很松，有家在重庆的，还可以请假回去住一两天；没有家的，也可以请假去城内看朋友买东西。

后来，因跑掉了几个高级军官，才一步一步地严格起来，等到抗美援朝战争发生、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便更加严格了。

除对一些下级军官，经过审讯查明证实其身份，交地方政府去监督管理劳动外，职位高的，分别送到一些监狱，黄逸公便被送到白公馆原军统局重庆看守所，和我与徐远举、周养浩等一起交代过去的问题。

最初，我们一听到要我们交代过去所干的事，都认为，这一辈子也交不清、交不完，以我和徐远举、周养浩来说，都记不清楚这十多年中，究竟抓过、杀过多少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慢慢地才知道，只要不故意隐瞒，记得多少便交代多少。

我和徐远举的态度和想法都是一样，认为要是根据我们过去的行为来办我们，杀一个也是死罪，杀一百一千也是只能死一次，不如痛痛快快地记得多少全部交出。

一些审讯我们两人的法官，都称赞我们是“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出来。当然，我们记不起的事也不少，如徐远举在重庆解放前夕，把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内所有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爱国青年，甚至连因违反纪律关在里面的军统特务，都一个不留地杀掉了。

我在昆明一次抓过400多人，秘密杀掉几个我认为是企图打进云南省站的参训班的学生。

这么多人，我们能记得姓名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数目也不准确，但只要肯承认，别人提出来自己回忆，认为对的便承认，不对的也可以不承认，反正审讯时不用刑、不打骂，顶多批评一句“不老实”，所以我和徐远举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周养浩是学法律的，他交代问题便字斟句酌，能推卸责任的尽量推。比如，他最后在重庆担任保防处长时，把该处逮捕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和嫌疑犯都杀了。

在担任军统局息烽监狱主任时，杀过共产党四川省委罗世文、军委车耀先，以及打进军统的共产党员张蔚林等上百人。他总是“我奉命怎样怎样……”好像自己没有什么责任，都是奉命而行。这样一来倒反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

黄逸公的问题和我们不同，他没有什么“血债”，但他问题的严重性不比我们小，主要是他和共产党的大叛徒张国焘在一起工作多年，对共产党搞“打进去，拉出来”那一套。

说实话，蒋介石和戴笠对张国焘的工作大大不满，戴笠到最后甚至当面斥责张：“专说大话，成绩毫无！”

因为此前，张自吹可以拉垮共产党，他过去曾经自立中央与毛泽东对抗过，又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中的代表，不论资历、声望，自信有办法把共产党拉垮，或把共产党内部弄得四分五裂等等。

结果，几年时间中，除了从红军中拉出曾任过红军团长的朱春荣等少数中下级干部外，重要的干部一个也没有拉出来。

但是，究竟“打进去”了多少呢？这是我党急欲了解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张国焘跑了，黄逸公与他工作多年，便只好找他来交代。黄除了把自己知道的都交出了之外，对张搞的阴谋知道得并不多，所以交不出来。

审讯人员问到时，他总是不回答，因为答不出来又不能乱说，说出的话马上就会去查对，编造的东西立即会拆穿。与其说假话，还不如不说话。

他不但是老共产党员，还去苏联学习过，懂得的比我们多，所以他便采取“宁可不说，不能乱说”的对付办法。

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许多审讯员认为他“话少心事多”，怕说或不敢多说，但时间久了，还是弄清楚了，不是他不老实，实在是有些事他不可能知道。

因为，军统特务任务多半只有纵的关系。1949年和1950年，被捕的军统局将官一级的高干有不少，相互一对证，便渐渐知道，军统局在工作中有一套办法进行保密。

就我在战犯管理所和监狱见到过的熟人便有不少，如军统局军事情报处正副处长鲍志鸿、胡屏翰、张柏山，训练处正副处长郑锡麟、李修凯，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人事处人事行政科长黄康永及孙文忠等不下几十人；

外勤区站长等骨干特务就更多了，如文强、章微寒、董士立、徐宗尧、邢森洲、岳烛远、黄毅夫、饶林、沈觐康、王乐坡、程浚、马策、毛宗亮、王一心、刘非、李俊才、陈旭东、刘茂欣、陈达、李人士、徐梦秋、袁晓轩、薛仁安、徐晋元、郭宗尧、曾坚、蔡慎初、李汉元、廖宗泽、何际元、东方白等数以百计的军统骨干分子，彼此参证一下，便不难把问题弄清楚。

我记得，当战犯管理所刚一成立，黄逸公也被挑选了的时候，他如释重负一样，很高兴地对我说：

“我总以为我这一辈子也讲不清楚，想不到还会有此机会。”

从那以后，黄逸公的话就多了。他是安徽桐城人，桐城出文人，而且自成一派。黄逸公是深度近视眼，他写墙报时，往往写掉了字，有时在抄写时，甚至抄漏一行，念起来便不通顺，他又不校对一下，便贴了出去。

一些爱开玩笑的，便说：“桐城派的文章便是这样，有时叫人看不懂，黄逸公是得了这一派的真传。多少年以后，好让人去琢磨研究，那时才是一字千金哩！”

文如玉

（12）“上海小开”方靖

北京战犯管理所第二组的同学，一提起“上海小开”，都知道，他是有名的“老好人”。

这位过去被人在背地里称为“方麻子”的方靖，我和他同组有两三个月，他从来不批评人，遇到别人挨批，甚至同组的黄维，还在想学文天祥的时候，在组内以及全体都来批判黄维这种“文天祥思想”时，他也没有发言批评过。

如果不是因为他怕别人说他袒护“老长官”，他可能还会调解和稀泥。

方靖少年时，他父亲在上海开一爿小木器店。上海人称呼商店老板的儿子，不像别的地方称为“小老板”或“少东家”、“少掌柜”等，而是称为“小开”。

所以，知道他出身的同学，都叫他“上海小开”。

在上海当小开，大都是很舒适的，可以靠着父亲开商店赚钱，自己便吃喝玩乐。

我第一次和他聊天时，便问他，为什么不当小开而进黄埔军校？

他告诉我，他家开的木器店常常受人欺侮，特别是一些穿二尺五的军人，更是蛮不讲理，一句话不对便打人、骂人。


方靖旧照

他看了实在不是味道，所以，便弃商而从军，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一直兢兢业业，从排、连、营、团长……晋升到79军长。

在陈诚系中，他是属于稳健派中的老好人。

1947年上半年，79军在四川泸州一带，由接收的四川新兵组成。该军统率98、194、199三个师，每师有六七千人，装备齐全，士兵虽多系新兵，但干部大多数是陈诚十八军系统的，都有些实战经验。

1948年，这个军调往川北的域口、万源一带，后来，又调往安康，不久，便奉令越过大巴山脉，进出于沙市襄阳公路一带。

1949年，该军拨归14兵团司令宋希濂指挥，徐蚌会战中，蒋老先生原来也准备把14兵团投进去，但因当时主持华中“剿总”的白崇禧反对，所以，这个兵团才没有调去。

当时，宋希濂告诉方靖，华中方面只有些“土八路”，没有进攻能力，目前，解放军主力部队集中在徐州、蚌埠一带。

他命令79军应暂时驻在荆门附近，待命行动，只要方靖把该军的炮兵营先开到南岸的公安县就行。

方靖回去后，马上把炮兵营过江开到沙市。因为，宋希濂和方靖都认为，荆门不会有什么战斗，也就没有做好什么准备，可能这一情况，被解放军方面知道了。

1949年2月3日，天还没有亮，解放军江汉军区的几千装备很差的部队，突然向荆门袭击，一开始，就把荆门东端要地文峰塔占领了。

方靖闻讯急忙爬起来，以为是解放军大部队自天而降，慌慌张张下令叫各部队向南突围。

可是，194师师长龚传文不赞成，认为这样慌张突围，部队大都是新兵，必然散乱，无法收拾，有被消灭的危险。

他主张固守待援，并立即亲自率领一个团反攻文峰塔，由于解放军人数不多，马上就撤走，文峰塔也被收复了。

但是，方靖仍然坚持要撤出荆门，命令部队分路向西南突围，这些为数不多的解放军要攻克荆门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从荆门慌忙逃出的部队，埋伏在一些要点上，围歼这些工事防御的行军纵队，还是很有利的。

所以，当该军冲出荆门后，便被埋伏在一些险要处的解放军截成数段，打得七零八落。

这个军除了199师的主力系由兴山经水路运到松滋一带集结，没有受到重大损失外，其余的全部成了俘虏，连军长方靖也没有能逃脱。

在战斗刚起时，方靖就向宋希濂急电求援，宋复电要他固守，由于方匆忙撤出，这一复电还没接到，他已率部撤出了荆门。

等到宋希濂亲自带兵，赶到距荆门30华里的团林铺，并指挥第2军298师立即向荆门增援时，才得到情报，荆门已被解放军占领，方靖下落不明。

于是，宋希濂亲自督队在沙襄公路一带收容79军残部时，194师师长龚传文还带出一部分部队，宋便叫他收容整理，并命他代理79军军长。

方靖在离开荆门不远的地方，被人数不多的解放军凭险围住后，本来可以和军部的特务营，一道冲出去的，但他犹豫了一下，跟随在他身边的人大都跑掉了。

等到他感到围困他的敌人并不太多，完全可以打开一条路的时候，转身一看，只剩下一批无多大战斗力的后勤人员和一些混乱的队伍了。所以，在一阵大喊“优待俘虏”声中，他命令部下都放下了武器。

解放军这么轻而易举地竟活捉到一个军长，喜出望外，对他很优待，护送他到了江汉军区指挥部。

他没有像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一样，在被俘前一刻，举起手枪自杀，也没有准备反抗，据他自己说，有两个原因：

一是他过去每天晚上，从收音机中偷听新华社的广播，听到过去的同学、同事中，许多高级将领在被俘后的讲话，知道解放军和在江西时的红军不同，红军活捉了18师师长张辉瓒是杀掉了，而解放军活捉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没有杀过一个，还放回不少中级军官。所以，他不必自杀。

二是他不但是麻子而且身材瘦小，真是其貌不扬；但他当了军长后，原配死了，后娶的太太是一位只有20多岁的漂亮四川小姐，比他小了差不多一半，他非常喜爱，认为是生平最满意的大事。

而且，那个女的看到他是位堂堂的军长，虽不是十分情愿，也认为不错。两人感情相当好。

他估计：既然解放军说优待俘虏，不久，便能与家人团聚，所以也舍不得死掉。

我到北京战犯所编入第二组后，发现方靖忌讳别人说“麻”。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自己是瘌痢头，连别人说一声“亮了”都要生气。

而同组的覃道善，却有时故意逗他，我很快就发觉了。有天起床后，覃向窗外一望，便故意大声说：“又下麻麻雨了！”方靖的脸，立刻通红。

王耀武一向善打圆场，便补上一句：“你们湖南人为什么毛毛雨都分不清？”

我一向不但不怕人说我面上有麻子，而且，自己常常嘲笑麻子。因为我认为，这脸上长了麻点，又不能像秃头一样，可以戴顶帽子遮掩，更不能像阿拉伯妇女一样，整天蒙上一块黑纱，一见面，谁也看不到。

这是想掩藏也掩不了的地方，还不如自己说，免得别人嘲笑。我听到王耀武打圆场，便替覃道善补充一下。

我说，湖南人一向把毛毛雨叫麻麻雨，或麻风细雨，形容它密密麻麻，比毛毛雨更确切些。

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只有方靖的嘴撅了起来。我知道别人说他，多少有些不便，我想借我自己说自己，这总没有什么忌讳。

在吃早饭时，王耀武问我：前几天他在墙报上看过我的一首观《长征路上》电影后写的诗，问我为什么对诗有兴趣？

我告诉他，我母亲是参加过“南社”的女诗人，所以对诗从小有兴趣。

当他问我读过的诗中，哪些人的诗最有印象？我说了杜甫、李白等后，还说：结合我脸上的“特征”，我认为，前人有两句诗我十分称赞。

这时，旁边许多人都认真地问我，是哪两句？我说，这是赞美我漂亮的好诗。

这话一出，许多人都感到奇怪：“那么前人为什么会赞美你呢？”我笑着说：“请听吧！‘不是君家容貌美，老天何故乱加圈！’这不是在称赞我漂亮，连老天爷也给我打了不少的圈吗？”

此话刚出口，有人连饭都喷了出来。我说我坐牢后，一直认为这两句诗太好，我也写过两句：“喜见狱中春到早，囚人满面是梅花！”我自认这是得意之作。

正当大家都笑个不停时，方靖一语不发，悄悄地溜出去了。

有一天，同组的73军军长韩浚笑嘻嘻从外面端着菜盆进来，给我们分菜准备吃午饭。

有人问他笑什么？他说：“刚才各组值日在等分菜时，不少人都说笑话，还说什么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我想起他们说的笑话很好笑，所以一路笑进来。”

我连忙接着说：“是应当多笑笑，轻轻松松，人也舒适些。”

同组的还另一位湖南老乡苏本善，他本来是湖南省财政厅厅长，随程潜起义后，犯了严重错误，也被送到北京战犯所来改造。

按他的行政级别，不够到北京来，但是这样为了照顾他是随同起义的，所以也留下来。他也爱逗方靖，但怕方生气，所以没有我有条件。

方靖很喜欢与黄埔毕业的或江苏同乡等认三同四同，如过去是黄埔同学，又同在陈诚十八军系统同过事，加上在战犯所同改造以及同在一个组的，便认为是“四同”。

有一天，他在和别人认几同时，我在旁边插一句：“我们两人也是三同！”他愣了一下，我说：“一是同在北京，二是同一小组……”

他还没有等我说完，便抢说一句：“你又不是黄埔的，也不是江苏人，怎么能数得出三同呢？”我仰天大笑一声之后，便指指他的脸和我的脸：“还有同麻！”

这回，他可真的生气了，我只好保证不再在脸上这个突出的优点上和他开玩笑，他才把愤怒改为沉默。

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有空便东串西走，又爱说笑话，所以，每一个组我都去串过门，当然就会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我听到之后，又爱去传播，曾经为此而犯错误，要我在小组的生活会上作检讨。说起来也怪，我在不到十天内，听到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同样一件怪事。

有一天，刘嘉树告诉我，他夜间上厕所去解大便，几乎把他吓昏过去。

这里先得说说北京战犯管理所的厕所，解大便的地方是一条四米左右的直沟，两个人蹲下去，都是背对背，或是面对面，不能同一个方向。

可能，是由于过去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上厕所，蹲上两个、顶多三个人，还可以互不相碍，但是，自改成战犯所后，这些将军们大都是一起床，便有上厕所解大便的习惯，就不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轮流来，而是蜂拥而去，每次至少四个人。

因为相隔太近，高个子，特别是一些年高而德少的调皮鬼，如汤尧、范汉杰等，他们只能蹲下去半个身子，这样往往把屁股翘得高高的，蹲在他们后面的，就得提心吊胆，赶快解完就走。

因为，只要这些居高临下的稍一不慎，大便下来，就会擦着后面的人疾驰而过，遇上极稀时，那就免不了要溅到后面同学的背上、腰上了。

刘嘉树过去患过外痔，曾在长沙湘雅医院动过一次手术，后来，又患了内痔，解大便不但慢得惊人，就是蹲下去和站起来也要花很大气力和很长时间。

因为他胖得很，肚子大得像要临盆的产妇，所以，他最怕那些缺德的“鬼崽子”和他背对背上厕所。一般情况下，他都是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起床把大便解好再睡。

他只要一倒上床，就呼呼地睡熟了，这样完全不会影响他的睡眠。

那天，他照例在深更半夜去上厕所，进去后慢腾腾地蹲下来，这时厕所内只有他一个人。不久，他忽然发觉背后似乎也蹲了人，他急忙回过头去一看，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怎么和他背靠背蹲着的，竟是一个梳着民国初年式样的“巴巴头”，穿着也是那时流行的大圆角的上衣，雪白的大屁股露在外面，也像是在解大便，

这一下，把他吓得动也不敢动一下。他知道这里根本没有女人，肯定是个女鬼。正当他吓得满头大汗快晕倒过去时，忽听到胡同里发出啪哒啪哒的拖着鞋子走路的声音，他才胆大起来，但还是不敢再回头去看。

鞋声越来越近，原来，是牟中珩起来倒便壶和解小便。

管理所对一些年纪大行动不便、夜间小便又多学员都给一个小便壶，以免夜间起床太多，影响睡眠。

牟中珩是小便最多的一个。他白天一次都不解，一睡上床，小便就来了。有时，一个便壶都盛不下，还得起来倒一次，那晚正好他出来了。

他一进厕所，刘嘉树才敢回头，一看那个女人没有了，他便问牟中珩刚才来时，看见有个女人出去没有？

牟中珩睡得蒙眬，只看见有人从厕所出来，是男是女根本没有看清楚。他这一回答，刘嘉树便证实了自己是看见女鬼了。

这时，他连站都站不起来。牟中珩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扶起，他把这一经过告诉我，并说再也不敢夜间一个人去厕所，宁可让那些缺德鬼把大便溅到身上。

天下的事，说起来也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

我听了刘嘉树讲过夜半遇女鬼的事不久，有一天，又有一个湖南老乡、新5军军长陈林达也悄悄告诉我，昨晚他起来小便，回去时，看见专作学习室的那个胡同口，有个穿民国初年式样大圆角上衣的女人向里面走，他咳了一声，就不见了。

他要我夜晚少起床，肯定是个女鬼，并再三叮嘱我，不能对别人讲，免得犯错误。

我是一个不信神不信鬼的人，年轻时，我在上海搞特务工作，把在租界内绑架到的共产党员，杀在自己住的屋子里，一两天没有把尸体弄出去，照样回去睡，从不相信人死了会变鬼。

但是，现在经过这两位老乡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这一基本上相同、半夜活见鬼的情况，我便想自己也能看到，便故意在夜深人静时，去上厕所，甚至，悄悄地到学习室的那个胡同内坐上一会儿。

可是，一连几夜，都没有看见这位女鬼出现，不过，却令我想起一件与女鬼有关联的旧事来。

抗战胜利后，我是负责清理军统在各地接收财产的人员，我在当时的北平清点时，发现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的一个钻石手镯是假的，我估计，一定是管理的人换掉了。

因为，以川岛芳子那么大的一个有名的日本女特务头子，绝不会戴假钻石手镯，便去囚禁她的炮局胡同监狱审问她，她也说不是她原来的。

由于涉及另外两个日本女间谍，她们是囚禁在功德林监狱，我便到这个监狱提审她们，顺便视察了一下监狱。

我模模糊糊地有过这么一个印象，现在做我们学习室的胡同，就是当年的女监狱，再结合有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告诉我看到了女鬼，我哪能忍住不说，便先和几个老朋友谈了。

他们有的相信真有鬼，并说可能是几十年前冤死在这里的，现在还出现。也有的不相信，但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总是很快会传开的。

不久，便查出是我散布的。因为，有些胆小的夜间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像庞镜塘这些文人，一听见说有鬼魂出现，生怕她来找自己；

相反，有些爱风流的，却又希望能遇上这位女鬼，和她交朋友，像《聊斋》故事里那样，可以让她“纵体入怀”，以解长年不和女人打交道之渴。总之，各种想法都有，本来宁静的夜晚，反而变成纷纷扰扰。

管理所的干部不得不追究，便责成我在小组作检讨。我开始认为，我不过把别人遇见女鬼的事告诉了他人，这是自己不小心，今后小心点就可以啦。

哪里知道，许多人认为不够，要追出是什么思想支配？我说是迷信、造谣等还是不行。最后，联系到这是反动思想，是站在国民党立场等等大帽子都扣上了。

在平日，犯比这严重十倍的错误，也不过是追到这种程度，就算是追到底了。

因为，还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便是承认自己还在和共产党为敌。像我仅仅把别人告诉我遇见女鬼的事添上一句，这里原来是有一条胡同是女监狱，顶多，是证实这里可能出现女鬼，这与国民党扯不上，照理讲已经过了头，可以不再追了。

平日一向爱和稀泥的方靖突然发言，说我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没有暴露真实思想。

这个从黑弯里杀出来的李逵的两句话，立刻有很多人同意，非要我再认真找出思想根源不可。

我一看，是这位仁兄，立刻联想到我常和他开玩笑，想借此整我一下。我灵机一动，便答应再检查，一定挖出真实思想来。

学习组长和担任记录的便和全组都认真听我的“真实思想”。我轻轻地咳嗽一声，一本正经地说：

他们两个亲眼看到了女鬼的人，都不向人说，我为什么就加油添醋来传播呢？这与我生理上的特点有极大关系。其真实根源便在这里，也是我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既然经过大家帮助，我相信也能得到组织上的原谅，我只好不怕丑和盘托出，也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

说完，我故意做出很为难的样子，许多人便鼓励我：

管理所的领导一再讲过，什么坏思想只要敢于说出来，就是好的表现，也就是说明自己与这种坏思想一刀两断，再不会重犯这种坏思想支配的错误了！快说吧！

我长叹一声之后，便说：

“我这次犯错误的主要思想，的确与所有的人都不相同。我受这种思想的支配，自己也感到十分痛苦，想要一刀两断总是断不了，不但今天断不了，这一辈子也断不了啊！”

说完，我又停下来。一些好心肠的同学又鼓励我：只要说出来，随时警惕，便没有丢不了的坏东西。

我便说：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这便是多年来，成千上万人总结出来的一个伟大结论。虽只有四个字，可是这是真理！

他们越听越感兴趣。我最后，把我这次犯“最严重”的错误说出，是“十麻九怪”！

这四个字刚一出口，全组十多人都忍不住要大笑起来，但在那种严肃的生活检讨会上，谁也不敢笑出声来，最使他们忍不住的，是我再补上一句：

“我是属于九怪中之一，只有七号同学（方靖的代号）是那一个不怪的！”

学习组长，特别是同组的学习委员王耀武，怕再发展下去没法收场，便指出，我犯的错误是“传播迷信、扰乱人心、影响学习”12个字。

同时，他要我保证不再犯，如果再谈，就是原则性的错误了。我当即提出保证，绝不再说女鬼的事。君子一言为定，我以后便未再说过，有好奇的人问我，我也摇头不答。

今天，我还是遵守自己的诺言，只把它用笔写出来，而不用嘴巴讲出来。我也希望看到这一段的，只能看看，顶多笑笑，可不能讲，以免犯“原则性错误”。谨请牢记！牢记！

方靖今年已8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不但是为人之祖，而且已四代同堂。

说也奇怪，他脸上的麻点也看不清楚了。可能是老头的脸皮皱纹多，掩盖了那些圈圈点点。

当然，我也是为人之祖的人，再也不会和过去一样去和他认“同麻”，而是和别人一样，看到他的时候，总是客客气气地叫他一声：“方老，您好！”

文如玉

（13）本性难易

我一生见到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又是天生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个性，所以，遇到什么少见的事，总是不惜费工夫去调查、研究、分析一番。

在北京战犯管理所中，成百的前国民党将军和党政头头们集中在一起，真可说是“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不但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什么样的事也会不断发生。

我十分赞赏前人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在这一回中，写的这两位前国民党将军，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怪事，我分析的结果，就是根源于这八个字。

过去，说这句话来形容人的个性难改变，与江山易改不容易联系起来。

而1949年以后，统治中国达22年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被摧垮了，代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

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在有些人的头脑中起的变化却是很少，甚至有个别人还是原封不动。不信的话，请看我以下讲的这这位将军吧！

国民党嫡系66军的军长，安徽“老母支”也（安徽合肥人叫鸡为支，如飞机叫飞支，老母鸡叫老母支，所以一般人便习惯地叫合肥人为老母支，这是有根有据的）。

他系张治中的旧部和同乡，追随张多年，张代表国民党到北平来与共产党和谈时，国民党不肯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八条，和谈破裂，而代表团提出愿意留下来不回去，却得到共产党的同意。

这种事，古今中外恐怕也是少见的。所以，不但当时全国震动，全世界也认为是想象不到的大事、怪事。

张治中不但自己做了识时务的俊杰，也希望自己的旧部，能成为随机应变的英豪，所以，他便亲自写信劝这位军长起义。

而这位军长开始还认为，国民党还有半壁河山，胜败未决，万一，国民党在美国大力支援下，能以长江为界偏安下来，总比投降到共产党方面，去过那种艰苦的日子要舒适得多。

所以，他接到张治中第一封信时，还是无动于衷，至少是想看看风向再作打算。谁知，他的部队一经与人民解放军接触，便溃不成军。

这时，张治中的第二封信又送来了。他便如同落在水中，抓到一个救生圈一样，立即决定举起白旗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起义、投诚与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愿意留下工作的，大都是派到解放军的军事学校去当教官，少数是留在原部队任职，也有一些人愿意回去，由地方上安排工作。这位军长已决定了走后一条路。

据他告诉我，因为他多年来弄到不少的钱，在家乡不但买了大量附廓的良田、山林、房屋，而且，做了一些可赚钱的生意，回家去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过一个舒服的晚年，何必再去当什么教官。

当然，他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了同意而解甲归田了。

可是，回乡后却大大出他意外，运动一个接一个，使他越来越恼火。他回到老家，不但良田好地要分给农民，连山林也不能属于自己所有，过去雇工开设的粉房等也雇不到人了。

他这一气非同小可，便和当地的政府大吵大闹起来。他认为，他既是起义的，就不能分掉他的田地。

虽然地方政府一再向他解释，“土改”是全国一致的，连张治中的田地也一样要分给农民，不让他退还过去所收农民的大量押租金，已算是照顾他了。

可他还是不同意，说要自己种自己的地，不能分给别人。这一要求，也得到同意，就是只能按他自己全家的人口来分配田地，不能多分和雇人去种。

当然，要他放下架子去种田，放弃回家享福的思想，是一万个也不能答应的。最后，只好随大流，把多年积累别人的血汗钱，换来的这些东西都让出来了。

为此，他日夜不安，而且越想越不是滋味，便决定采取报复办法，让分到他的田地、山林的人，也不能好好过下去。

据他说，他采用的办法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到原属于他的山林去走动，突然大叫狂奔向山下跑，许多人问他为什么惊慌？他说，看见一个全身长着红色毛发的怪人追他，幸亏他发现得早，跑得快，才没有被追上。

他在家乡说话，一向有些人相信的。经他这么闹了一下，许多人便不敢再上山去打柴挖猪草了，害怕碰上那个毛人。

这一计得逞之后，他又造谣，说他家那口大水塘，夜晚有水鬼爬上岸来拖人下水，这样一来，又弄得许多人再也不敢起早贪黑去田里工作了。

而他却自以为，这一下算是出了一口气，只等机会再狠狠整一下分到他田地、山林的农民。

共产党的干部是不信神信鬼的，很快，便证实了山上既没有毛人，塘里也没有水鬼，并且，查出这些谣言是他放出来的，便找他去谈话，想劝他不要再这样做。

他一听就火了，新恨旧仇一齐涌上心头，便向劝他的干部拍桌子大骂。干部指出，他这种行为是错误的，还批评了他几句，他更不服，差点要动手打人，这样便被捉了起来。


功德林监狱旧照

因为考虑到他毕竟是起义有功，这时还不便给他判刑。所以，便送他到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因为这里既不像监狱，而且生活待遇都很好。可是，在他心里还是一直愤愤不平，而认为是“人到矮檐下，不好不低头”，只能逆来顺受。

他的这种思想，终于在一篇墙报上表达出来了。有一天，他看到院子里的几株虞美人，在雨中被淋得抬不起头来，于是写了一首七绝贴了出去：

“往来篱下托终身，徒负人间最艳名。今日西风萧瑟甚，满怀清泪暗中倾！”

由于他平日和我还能谈得来，加上我又是一个出了名的“不坚持原则，爱和稀泥的人”，一向斗争性不强，所以，当他把这首诗给我看时，我知道他是借花来发泄自己，我不但没有劝他，更没有指出他的错误，还答应和他一首。

我的诗也是用《咏虞美人花》作题的：我没有用“今日篱边沾雨露，明朝阶下沐恩光”一类感恩戴德的话去启示他，而是用了“项羽当年发浩歌，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死后名花在，不似当年健壮多！”

这四句话的含义，不过是想说明国民党已完蛋了，我们也是等于昨死今生，而这一次活下来，却再不能和过去一样跃马横戈、耀武扬威，就这样无声无息、病病奄奄地过下去，用不着留恋过去而流泪了。

他的诗，刚一贴到“新生园地”墙报上，立刻引起了不少会看问题、立场坚定同学的注意。

我本来也可以不再把我写的诗贴出去自找麻烦，但是，因为有言在先，我要和他一首，而且没有劝他不贴，所以，我明知会挨批，随后把我的也贴了出去。

当时，在管理所“新生园地”壁报上贴东西，可以说是相当民主的。谁想写什么，都可以贴出去，错的东西，自然会有人来写东西纠正，打笔墨官司的事是常有的。

第二天，批评他那首诗的文章，一下便有十来篇，大都是指出他借咏虞美人花来发牢骚，把接受改造说成是寄人篱下，他过去是有本领有名的人物，现在被埋没了。

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是“东风压倒西风”，今天他是感到了被东风压倒的西风萧萧瑟瑟，难过异常，但又不能反抗，只好暗中满怀热泪偷偷地流。

当然，这是不认识过去的错误和不愿意接受改造的具体表现。

而我呢？可能是一些先进同学不愿分散精力和转移目标，放过主要矛盾；或者是我一贯温情主义，不愿得罪人，所以都笔下留情，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我。

只是，大家在批评他的时，候带上一两句，如“这种借题发挥是别有用心”、“随意去随声附和等于鼓励别人犯错误”等等，所以我就不用作检讨了。

这位军长真可说是“祸不单行”。他的检讨会还正在他的小组内进行时，他为了寻找东西，不慎把一个布包掉在地上。

当他那组的学习组长好心去帮他捡起来时，可能是由于做贼心虚的缘故，他急忙去接，对方还没松手，两人一拉，布包被打开了，掉到满地的竟是几十颗衣扣、几卷棉线和大大小小的布片。

这些东西都是他在缝纫组劳动时，自己背着人拿回来的，特别是那些补衣服时的新布片，比较完整点的他都拿走了。

这一意外发现，立即引起了管理员的重视。因为，平日我们的东西，甚至日记本等，都没有人检查。

这回，却不能不对那些大大小小的布包、纸盒来一次检查，结果，竟发现了出人意料的大量公物，有些还是洗衣组洗晒的床单、被套，较新的衬衣裤等，清出了一大堆。

管理所的负责人决定把这许多东西陈列出来，开一次别开生面的“展览会”。让大家看后，结合正在开他的批评会，扩大一下，由别的组也派人参加对他进行帮助。我便是派到他那个组去参加他的批判会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有人指出他拿公物是什么“贼骨头”等一类名词时，管理员忙出来纠正，说这只能是“小偷小摸”或“私拿公物”。

大家的批评，我就不讲了，因为太多太长。我只讲他接受批评后，对私拿公物所做的一些检讨，而且，是大家勉强通过了的。

他一开始就承认，由于他过去一直是个贪官，从他当连长起就吃缺。他带的一连兵，从来没有满员，这一方面，是因常有开小差和病故的；另一方面是他有意不让满额，存心吃缺。

由当连长吃几个到当营长是十几二十个，当团长、师长便越吃越多。当了军长，更可以大吃特吃了。

据他检讨中承认，吃缺弄的钱并不太多，而使他发了大财的是抗日战争时期。

他允许奸商把禁止运往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去的东西都运过去。当时，日本最缺乏的钢铁一类物品，被列为资敌的原材料，是严禁运往沦陷区的。

他因为可以得到很高的贿赂，便允许一些奸商，通过他的防地运出去。这种“外快”，是为数可观的。抗战胜利后，他又发了不少的接收财，因此，成为富甲全乡的财主。

由于过去一向贪财，新中国成立后，用这些贪污来的钱买下的田地、山林被分给农民了，他再也没有发横财的机会，所以，在管理所改造时，凡是能拿的东西便拿些，准备将来出去时能够变卖一点钱。

按照他的原话说是：“牛虽丢了，也得把牵牛的绳子捡回来，总比空着手好一些。”所以，看到什么都手痒。

我过去没有带过兵，听到他讲当连长就吃缺，我不懂怎样吃法。

他曾告诉我：每到发饷时，如上面派人来点名，他就向别的连长那里，去借几个口齿伶俐的兵来代替，当然，得给这些人一点好处，不机灵的是不能用的。

如他本名叫张三，让他顶李四，点到李四就得由他答应“有”！否则会露马脚出问题。而连长与连长之间都是“互通有无”，就不用酬谢了。

在战犯管理所中，像这样“江山已改，本性未移”的人为数还是不少，在下一回中我再举出另一种典型人物。

我自从在香港《百姓》半月刊上发表《战犯改造所见闻》以来，曾接到港澳和海外一些亲友们的来信，除了说好说坏的外，多数是劝我笔下留情，不要太让一些人的亲属感到过分难堪。我为此曾考虑再三，

所以，这次他在我的笔下没有指名道姓，而只把他们过去带过的部队番号写出来，使知道他们的人或记得这些番号的人一看，就能一读此文，即知其人，不认识他们的人，也不会认为我在随意编造。

看了之后，也有“此中有人，呼之可出”之感。

文如玉

（14）恶习难改

以下说的，是一位属于非国民党嫡系的“杂牌”第51军军长。

我刚一到北京，就有人善意地告诉我，这里有四个“大恶霸”，也有人说是四个“惹不起”。

我同意后一种称呼，因为我知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什么“南霸天”、“北霸天”早已不存在了。

在战犯管理所内，自然更不可能也不会允许还有这种人存在，顶多是蛮不讲理、别人不愿或不敢惹他，给他取个绰号“惹不起”，这比较恰当些。

开始，我还是有点不理解，也不完全相信，成了战犯，还会有这种使人闻而生畏的“雅号”，什么原因能让他们长期存在下去？

这个问题，一直到我得到特赦后，于1964年秋天，我和杜聿明、宋希濂三个人，应北京战犯管理所领导的邀请，去那里向仍在学习改造的同学们，介绍我们去东南和西北几个省参观学习的心得体会时，我才弄清楚，原来如此！

过去，我是这里的阶下囚，这次是这里的座上客，身份不同，自然可随便问东问西了。

当我把这件事提出来，管理所的负责人便很直率地告诉我：

战犯所在成立之前，上级领导便早估计到，这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惯了的人，要一下把这种多年养成的习惯改掉，是不大可能的，必须一步步来。

而且，主要是靠他们自动自觉接受改造，其次，是别人的帮助和适当的一点压力，这就是管理干部按政策给予教育。

如果一开始就用强制手段和高压办法，来改变他们那根深蒂固的个性，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反抗不接受；二是伪装起来，造成一种骗人的假象，一旦遇上机会，又故态复萌。

所以，管理所的干部们既要对这些人加速改造，又要有耐心，务必要使之能自动自觉甘愿接受教育，这样才能巩固采用强制手段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当然，他们估计，经过了几年改造的人，再集中来加速改造，仍会有一些恶习未除的，但为数不会太多，不怕他们。因为少数几个人，只能充当一下反面教员而不致影响绝大多数人的学习。

听了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否则，还真不易理解这种苦心。过去，我只是片面地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监狱中，特别是在战犯改造过程中，这种人还能不受到严厉惩罚？原来，是希望他们能自己认识这种错误，好彻底改变。

因为，特赦应主要具备的条件是“确已改恶从善”。这个“确”字是说明彻底、根本和实实在在，不是一时或一事改了就通过了的。

我知道，有些人如果不是在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全部在押战犯而给赦了出来，可能再加上若干年，也不容易达到这个条件。


1975年4月13日，10名特赦释放人员离开北京，途径香港，前往台湾，但后来未果。

现在，让我来谈这位51军军长吧！他在四个“惹不起”的战犯中，如果论资排辈的话，他得屈居第三位。因为，还有两个比他更要横蛮一些，连他也不能轻易去惹，还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

我亲自看到，在分菜时，他先去数一数，自己菜碗内分到的肉有多少或看鱼的大小，再去和分菜的同学比较，如果，他少分一片肉或鱼比较小，那就得遭到他一顿批评，什么帽子都给人扣上，直到别人认错给他添足或调换之后，他才肯罢休。

其实，当时我们是按中灶标准，每餐饭都有荤菜，许多人吃得肥头大耳，大腹便便，而他，却是每次都得计较，而且非比别人多一点不可。

北京战犯所的寝室和学习室外面，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四周都准备了几条粗铅丝，是给战犯们晾晒衣服、被褥用的。

有一条，向着正南，冬天几乎大半天都得到太阳照射，许多人都喜欢在这条铅丝上晒被子。

有一天早饭后，这位第三号“惹不起”懒洋洋地抱着被子去晒，他一看，这条铅丝中间日照最长的那一段，已有两条被子先晒在上面。

他就走了过去，把两条被子向左右一推，将自己的搭在中间，很得意地看了一看，正要转身走时，在附近散步的“同学”中，有两人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一边一个，把他拉了回去，指着他的鼻子又叫又骂。

他是一向不示弱的，当然得回敬几句，那两个毫不客气，把他的被子从铅丝上拖下来，向地上一摔，又去把自己的被子拖回原处。

有一个抬头一看，因为他的被子被推动时，将铅丝上的灰尘擦在上面，有一道黑色的痕迹。另一个也同样发现了，两人便不约而同地走了过去。

三号“惹不起”正在把摔在地上的被子拾起来，用手拍去沾在上面的泥沙，口中还在小声嘀咕时，那两位便上前揪住他，让他看两条被子上需要擦的东西。

我赶忙跑去，想劝开他们不要吵了，可那两个根本理都不理我，却从三号“惹不起”手上，把他抱着的被子抢过来，再次摔到地上。

这还不算，每人还在他被子上踩了一脚。

我以为，这样一来非大闹一场不可，没想到，这位“惹不起”竟不再作声，而是赶紧抱着被子，走到西边的铅丝搭上去，然后打拍灰土和脚印。

我开始还弄不清楚，以为是他自知理亏，不敢再和人吵闹。后来，旁边有人告诉我，今天算他倒霉，他正遇上比他更加厉害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惹不起”，否则，他是不会让步的。

三号“惹不起”还有一个特点，是处处想显示出他比别人思想进步，态度积极。有一次，在批判第3兵团司令张淦的会上，他又叫又骂，和别人摆事实、讲道理完全不同。

张淦一向爱搞迷信活动，过去，只是在小组会上帮助他，他不接受时，也没有准备开大会批判。

这次，是他在学习发言时，强调他和共产党一样，是反蒋的，蒋的下台还是桂系逼下去的，他与共产党是同盟战友，不应当把他当成敌人对待。

虽然有人帮助过他，说桂系反蒋是国民党内一派一系的利益，与共产党反蒋本质上不同。可他不接受，仍然坚持他的那一套，所以，才开大会来批他。

有些人发言对我很有启发，也有说服力。比如，指出桂系逼蒋下台由李宗仁代总统，同样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八条；白崇禧在华中同样继续与解放军激烈战斗……

虽把张淦驳得哑口无言，但他仍不认错，仍坚持他的说法。

这时，这位第三号“惹不起”竟比一、二号都表现得更“左”，他连连拍着桌子叫张淦“站起来”！

管理所的干部虽然也在旁边，从没说过一句话，但是，听到叫张淦站起来不准他坐下时，就指出不准坐是错误的，并说，被批评的人一时想不通，可以回去慢慢想。

同时，管理所的干部还宣布：结束这次批判会，等张有了新的认识或肯接受大家的帮助时再作研究。

会后，我便听到不少人告诉我，这位“惹不起”在批评别人时，表现得那么积极，而他对自己的许多坏思想，却从来不检查。

别人只要指出一星半点，他就可以吵个不停，甚至能无休止地胡搅蛮缠几天十几天，还不罢休，往往要等待管理所的干部出来制止，他才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掩护下，自己表示，也要“加勉、加勉”！

他自己究竟有什么事也被人抓住了小辫子呢？说来也实在有点出乎他的意料。如果用“弄巧成拙”这句话来形容他，就最恰当不过了。

在重庆战犯管理所近百名战犯中，我与前热河省主席孙渡（唐继尧的妹夫）等几个人，是最受人注意的。

本人虽然是在快解放时，才当上当年国民政府国防部云南游击总司令的，但还是被人列入总司令这一级的范围，所以，处处都得留心点，怕被那些“假积极”，作为靶子来射击，以表现他们比别人“思想进步”和“立场坚定”。

我一到北京，怕当靶子的包袱立刻放了下来。在这里，当过总司令、集团军总司令、兵团司令、省主席等一类大人物多的是，我就变成了一般“群众”了！

由于自己没有包袱，便可以留心观察一下周围的人。我发现，大多数人都有一套高明的手法，这就是和下棋的人一样，“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

他们眼光放得远些，采用的方法也比较正派，不斤斤计较一言一字的得失，老老实实学习。

但是，极少数的人，如那几个“惹不起”和“假积极”，便是像初学下棋、只看到一步的人一样，以为只要有斗争性，敢批评别人，对一些有坏思想言行的人敢于揭发、斗争，就会很快得到信任，而且，认为越“左”就越能表现“进步”。

北京战犯管理所的这100多名国民党党、政、军、特的头头，既是久闯江湖，更擅长搞两面三刀。但是，不少人慢慢懂得，过去那种把别人当垫脚石往上爬的办法，已不适用，所以和人拍桌子、瞪眼睛、伪装进步都不屑为之。

而对那些大大小小的“惹不起”，都敬鬼神而远之。但是，一旦发现这些人犯了真正的“原则性”的错误时，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绝不会放过他们。

有一次，这位第三号“惹不起”在学习发言中，不知怎么竟得意地称：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对国民党的仇恨比对共产党胜过十倍”！

立即，有人抓住叮他一下：“此话当真？”“一点没有错！”“再说一遍！”他又重复一次，许多人便一字一句记了下来。接着，一阵质询的话，像连珠炮一样朝他射出。

主要是质问他，既是那时就有这种思想，为什么不投降起义，而要顽抗到最后才化装逃走，遭自己的部下打了一枪，被解放军活捉了，还不敢立即承认自己是51军的军长……

这些话，问得他一下子答不上来，只好使出他那仅有的一点看家本领，与人吵闹不休。

论吵架骂人，许多人的确不如他，但讲道理、摆事实，他却远非这些人的对手。当然，结论是：“太不老实！”这顶帽子，他是死也不肯接受的，可是，问题并未结束。

他经过一天一夜的深思熟虑，终于又编出一套他恨国民党胜过恨共产党的所谓理由，听听也是令人发笑的。

第二天，他哭丧着脸，也可能是事先在手帕中，浸上一些生姜汁等，一开口，一抹脸，居然会挤出几滴眼泪来，突然变得就像饱受委屈的小媳妇了。

他说，由于他带的部队是“杂牌子”，一向受中央嫡系部队的歧视，打仗挡头阵，驻防却是最差的地方……说着说着，竟然泣不成声。

有知道他过去情况的，便表示对他同情，还答应替他说出他这一思想的真实来源，在场的人知道，这是在准备揭他的老底，也都同意由那位“同学”来替他说明，他为什么会恨国民党。

那位同学只谈了新中国成立前一段时间的情况。51军原来是防守长江一小段，解放军横渡长江成功后，这个军便奉命调到上海去担任防守。

他这个军，在长江战役江北桥头堡作战时，被歼灭了两个团，败退中又损耗一个多团。残部于5月初到上海不过6000余人。

其所属的41师和113师的师长，在撤退中，先后因擅自脱离战场指挥部被撤了职。113师师长后由汤恩伯派被歼灭了的第4师师长调任，41师师长则由副师长升充。

这位军长的确是有点感到委屈，为什么他还愿意再去冒风险呢？他原来以为，调到上海后，可以大大捞上一大把，便出国当寓公。

因为，他早听到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时，曾在上海强制收兑了大量黄金白银，加上上海资本家不少人手中还有大批美钞、黄金和贵重物品。

反正，上海迟早肯定会守不住，只要手中还有枪杆子，不愁无发横财的机会。所以，再受气，也得忍气吞声不放弃这一大好时机。

但是，出乎他意料而使他大感恼火的，是他把残兵败将好不容易拖到上海后，上海防守司令石觉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命令他，率领残部去浦东川沙方面接替37军罗泽闿部白龙港与三九港间的防务。

这等于给他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使他气得两眼发黑。去吧，不但那里除了海水和沙滩，什么油水都没有，连居民也都迁走了；不去吧，军令如山，怎敢说半个不字。

由于军长垂头丧气，部下就更加不安。除了士兵不断开小差外，连军部参谋处科长一级的校官和译电员、司书一类尉官都陆陆续续不辞而别，且几乎每天都有。

接着，51军军部在上海交通大学驻扎了几天，便于1949年5月12日一早，全部开往川沙去接防。

据那位揭发他的同学说，他出发前，还一再回头望着他认为遍地是黄金、美钞的上海市，最后才用力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气愤地走了。

该军驻防白龙港等地才四天，解放军便从左右两侧和背后包围过来。他立即召集两个师长到军部商议，决定于16日薄暮后，利用黑夜，全军向高桥镇附近撤退，目的是希望能保留一部分兵力，慢慢撤退到上海市区后，还有点力量向不逃走的商店老板们逼出些财物，再逃往香港等地，这下半辈子就不愁没钱花了。

这位军长的如意算盘刚刚打定，没料到，他所部两个师长更想抢先一步捞上一把，部队一开动，两个师长都不约而同地先溜走，部队根本没人指挥。

看到这种状况，他也匆匆换上早准备好的便衣，天黑下来，便高一脚低一脚向上海市区跑去。

当他正慌慌张张乱窜时，解放军已把这几千名像没有头的苍蝇一样的士兵包围了起来。

因为他换了便衣，又在黑夜，他的部下士兵还以为是解放军派出的便衣侦察人员，就朝他放了几枪。幸亏他一听枪响，马上卧倒，才只擦伤一下肩头。

当他的部下全部投降后，他也落入了解放军手中。第二天大天亮之后，他才被自己部下指出来，他就是51军军长。

正当他认为这一下非死不可时，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优待。不久，就平平安安把他护送到了上海。

他一到上海，与几个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住在一起时，有人告诉他，不但汤恩伯、石觉等跑了，连37军军长罗泽闿等都在混乱中弄了不少的钱，逃到台湾去了。

据说，他听到这些情况后，的确大骂过石觉、汤恩伯等人，不该要他去接替37军防地，结果财没有发到，反而成了俘虏。要是让他在上海市区驻防，他不是也和罗泽闿一样到台湾去享福了吗？

既有人能当场证实他的确骂过国民党几个高级指挥官，他仿佛像落水人抓到一把稻草一样高兴。但是，许多平日不爱乱讲话的同学，却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为了个人利害而恨透几个人，不等于他恨国民党，他反共反了那么多年，更不可能恨国民党超过恨共产党。这种自欺还想欺人的手段，只能够证实他极不老实而已！

一贯爱抓住别人小辫子不放的人，结果，被别人抓住了自己的小辫子，这滋味自然是不好受的。

聪明一点的人，大都是主动承认错误，检讨一阵，最好是骂上自己几句，一般就可以过关了。如果要和全组或多数人去胡搅蛮缠，不承认自己有错误，的确是很难顺利解决的。

因为，能到这里来的都是有一套的人，反正没有事做，天天开别人的会，这是轻松愉快的事。

这位军长本来就不太高明，他还是想使出他那一套办法，结果越这样越过不了关，一连三天，都是这样。

正在他感到气馁时，管理员突然宣布结束他的批判会，叫他自己再去好好认识了一下，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对同学们的帮助，不应当采取对抗，要虚心一点，考虑别人为什么要那样提意见等。

他听到这些话，真是喜出望外。我翻了那几天我写的日记，我把他最使人感到可笑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作为本篇的结尾吧！

他说：“开始，我说我恨国民党胜过恨共产党，你们批斗了我三天，说我不老实。今天，事实证明了我的话不但是对的，而且应当提高一步，因为批斗我的人，都是你们这些国民党人，而帮我解围的，却是共产党人。我今后应当说，我永远恨国民党，永远爱共产党！”

轻轻地，我收拾好我的日记本，准备和读者们一起笑它几声。

文如玉

（15）山东“二哥”李仙洲

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年以上的军官，没有人不知道“山东三李”，这就是三个黄埔第一期毕业、都是官拜中将的三个同乡同学同姓的高级指挥官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

现在，硕果仅存的李仙洲，我执笔时就快到他90大寿，亲友们正在准备为他耄耋之年而好好庆贺一番。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时，只在戴笠请他吃饭时，见过一面，在我的印象中，他很有武二郎的气派。

因为，山东人忌讳别人称呼大哥，即使是老大，也得称为二哥，原因是武松的哥哥武老大，太不够英雄，而他的弟弟老二，却是英雄盖世，所以，一般人对山东朋友，都是以叫二哥为尊敬。那一次，戴笠除称他为“学长”外，也是称他为“二哥”。


李仙洲旧照

在北京战犯改造所，我不仅曾经和这位“山东大汉”（这是“同学”们背地里对他的称呼）同在一个小组一年多，而且，也与他一同于1960年冬第二批特赦的，所以，我有义务介绍一下，也算是对他90大寿的一份礼物，我相信，他乐于接受我这份“秀才人情”。

1959年，北京战犯改造所重新编组时，我和李仙洲同编在由41军军长胡临聪任组长的那个小组。

第一天，由我分配菜饭时，李仙洲便提醒我，他是有名的大肚皮，可我也不甘示弱回答他，我的饭量也不小。

两人相互一笑之后，他很风趣地告诉我，他有“三德”。我急忙问他哪“三德”？他把摆在桌上的饭菜一指：“吃完饭再告诉你。”

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是吃米饭和“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认为苏联人有土豆烧牛肉，就一切都解决了。所以我们称这道菜是“赫鲁晓夫”）。

当然，战犯能在北方吃到南方的米饭，已算是一种特殊享受，尽管那种米饭是米质中较差的籼米，但南方人吃起来还是比馒头和窝窝头（玉米面做的）要有味得多。

如果吃惯了暹罗米和西贡米的人，去吃那种米，就会感到难以下咽。可能是米饭比较粗糙，或是我分给他那一份菜土豆特别多，他那餐和我只吃个平手，我三碗，他也三碗。

当时分菜，只要牛肉都是一样十来小块，土豆多少就没有人去计较了，我特意多给他半勺土豆。

我刚把饭吃完，便急忙问他有哪“三德”？他一看，还有两三个人没有吃完饭，仍不肯说。

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他才笑嘻嘻地说：我是有“三得”，而不是三从四德的德。这就是吃得、拉得、睡得。大家在吃饭时，我这拉得就太不卫生了，因此，一定要在吃完饭后才说。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接着，他又补充说明：光是吃得拉不得，那是一件苦事。吃得多，拉得痛快，又睡得香甜，才是三全其美。

当时，我还有点不服气。他这“三得”我也有，等到以后吃面食时，我才佩服，他的确比我强的多。

他一次能吃二两重的馒头六七个、窝窝头五六个，吃面条面片等可以用小脸盆盛上半盆，一气吃完。肉包子就更不用说，可以超过我四分之一，一次轻松愉快地吃下十一二个。

如果没有坐过牢，谁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些人的食量会这么大。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坐牢除了三顿饭，便没有零食可以吃。

所以，每天不到开饭，便已感到有点饥肠辘辘，何况还得搞一些体力劳动。后来，去农场劳动锻炼时，我更经常感到肚子在饥饿时会发出叫声。原来，“饥腹雷鸣”并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和李仙洲还有另一个相同的爱好，就是都爱起床后，用冷水洗澡。但是，一到冬天，他就不作全身冷水浴，而是改用冷水擦身。

而我不管多冷，冬夏一样要用冷水洗个痛快。当然，在南方人看来，冲冲凉，这有什么值得提；可是，在北方，冬天在零下十来摄氏度的气候，即使房内生了火炉或有暖气，要全身脱光跳到冷水盆里，没有长时间的锻炼，准得发高烧。

在冬天，北京战犯改造所早晚供应每人半脸盆热水洗脸洗脚，冷水却不限制，可以随便用。

李仙洲是一个非常好胜逞强的人，有次，一位同学笑他，冬天不敢和我一样洗冷水澡而只擦澡时，他非常不服气地引出了一段平时不愿意说的事来。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1947年春天，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和73军军长韩浚、整编26师（相当于军）师长马励武等被俘后，被送往佳木斯囚禁。

那年的冬天，经常冷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他还能在室内坚持擦冷水澡，就连看守他们的解放军都看成少见的怪事。

他这样说，无非是想证实，他的耐寒能力比我更强。我如果在那样低的气温下，连擦冷水可能都不敢了。

不过，当时我并不想和他比什么怕不怕冷，而是对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下的生活，究竟怎样能熬得过来倒很感兴趣。

一有空，我就要他讲在那里的情况。他很得意地向我夸口，即使在那种严寒的气候下，他还被人称赞过，他的劳动表现是最好的呢！

我笑他，是不是学陶侃一样，在室内把床铺桌椅搬来搬去这种劳动，回答却是出乎我意料的，原来，在那种气温下，居然是每天要到室外去劳动一两次。

我便放低声音悄悄问他：怎么用这种手段来折磨犯人？他放声大笑起来说：按照你的想法，凡在佳木斯的人，一到冬天，就只能在家里围炉取暖，连大门都不出去了。

他告诉我，他们当时每天要做的事，主要是打扫大门口的积雪。有时，雪下得连门也开不了，如果不每天或经常打扫，就会被雪封住，风一吹，雪化为冰，就休想出来。

况且，监狱大门口的路上也得打扫，这是不可少的工作。还有一件事也得每天要做，就是破坚冰取水。

井口被冰封了，要取水，先得破冰，才能从井内把水提上来。如果提出井口的水不马上倒在桶里运回来，很快就会变成冰桶。

他还告诉我，他小时读书，看到“坚冰在须”，认为是形容天冷而已，但在佳木斯，便不是形容而是司空见惯的事。因为，嘴巴、鼻孔吹出的热气聚积到胡须上，马上就变成了冰球和小冰柱一样粘住了。

他另告诉我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刚到佳木斯时，有人吓唬他，冬天千万不能在室外解小便，一不当心，冷风一吹，解出的小便，会变成一根冰柱顶住尿道口，如不赶快用根棍子一边解小便，一边敲打冰柱，尿就不能继续流出来。

他有点怀疑，但也不敢大意，有一天，他拿着一根木棍去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室外解小便，并没有出现尿变成冰柱，只是流下之后，很快就集在一起成了一个尿堆。一阵冷风吹来，他那出尿的东西差点成了冰棒，从那以后，再不敢去试了。

一提起他们在佳木斯的事，马上有人补充说，李仙洲每次扫雪、提水都受到表扬。相反，马励武总是挨批。

这位马老兄，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1947年1月间，他统率的整编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都是装备最精良的全部机械化部队。

在与新四军在峄县作战时，他自恃有最新装备，根本不把只有老式枪的对手放在眼里，结果，吃了不少亏。后来，他把坦克车开到峄县城墙上去，等到要反攻时，坦克车开不下来，最后一败涂地。

许多人都笑他这样指挥机械化部队，一点常识都没有，所以，他憋了一肚子的气。被俘后，他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连轻微劳动都不愿干，所以经常挨批。一批，心里更不痛快。

有人告诉我，马励武发牢骚骂街，连国民党的海军、国共和谈代表都骂。他这个打败仗被俘的陆军将领为什么要骂海军呢？

说来也很有趣，那是1947年的下半年，解放军决定要送马励武和李仙洲等在山东被俘的高级将领去哈尔滨。

当时，从陆路去，不但交通困难，而且，这么长途解送容易出问题，于是便决定从水路送去。

押送他们的一位姓王的解放军负责人，原来是在商震部队中工作，与韩浚同过事，所以，派他去押送，比一般人方便。

他们从山东乘坐一条渔船出发后，在海上，正遇上国民党的海军巡逻舰队。这些押送的解放军官兵，都认为这一下非出大问题不可。不料，军舰的探照灯射到这条渔船后，舰上的人只隔水盘问了一番，看到船上挂满了捕鱼工具，便没有派人到船上检查，就放过去了。

据说，当时马励武等人也知道有国民党的海军在盘问，虽然他们被安置在船舱底层，不能爬出来，但嘴巴却没有被堵塞；只要军舰上派人上来搜查，就可以大喊大叫，肯定会发现这十多名被俘的将领。

可是，只相隔几丈远，对方盘问一下，就放渔船走了，使得他们没有呼救的机会。

那位押送他们的解放军军官，在到达哈尔滨时，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对他们说：“只要军舰上派人来搜查，那就不再是我押送你们来哈尔滨，而是你们押送我们去台湾了。”

事情过了好久，马励武对这次海军失职的事仍在痛骂，有人曾和他开玩笑地说：

海军不搜查载有自己人的渔船，这和陆军指挥官把坦克车开到城墙上去作战，同样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马励武一听，他的脸平日本来就有点红，这一气之下，就变得更红了。

马励武骂和谈代表，是因为和谈时不提出交换俘虏，忘记了这些为党国尽忠职守的将领，并说，这些代表谈不拢而不回南京去，却忙于接自己的妻室儿女到北京，实在不像话！

李仙洲对这件事，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劝马励武不要再骂这些和谈代表。他说，刚开始打内战，马法五被俘，国民党能拿新四军军长叶挺来交换。

现在，被俘这么多军长和军长以上的高级指挥官，能拿什么被俘的解放军将领来对等交换？和谈代表不回去，而忙于接妻室儿女，这也是人之常情。你在峄县时，战事那么激烈，你还把最爱的小儿子硬留在身边不肯送走，不是一样的心情吗？

后来，马励武的态度也慢慢有些转变，我从重庆到北京战犯管理所过第一个春节时，他还高高兴兴在晚会上唱了秦腔《柜中缘》和《火焰驹》等家乡戏。

关于马励武可谈的事还有不少，等以后有机会再谈；现在言归正传，继续谈李仙洲吧！

李仙洲被俘后，很少发牢骚，说怪话。他有他的见解，认为自己打败仗当俘虏，是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也认为是“天亡我也”！大有楚霸王的味道，不承认自己不行，而把最后惨败完全归于天意，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

他觉得，老天这么安排了他最后当俘虏的命运，就安心当俘虏吧！他懂得，按照国际公法，不能随便杀害战场上的俘虏，何况像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更不会轻易杀掉；

只要自己安分守己，便可以避免麻烦，也省掉吃眼前亏。所以，要他做什么，他都很积极，不论是扫地、打水、挑抬东西，都争着去干。

可有一件事，出人意料，他从不肯去电台广播，向国民党的军队搞劝降等工作。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写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1949年新年献词，由新华通讯社发交解放区各报刊登在第一版。

所有管理国民党战俘的单位，都奉命要战俘们进行座谈、讨论，李仙洲这些高级将领在座谈时，新华社还特派记者去采访和旁听。

当时，他和韩浚等人已从佳木斯送回哈尔滨解放军官第五团学习，许多人都对这一篇“新年献词”大谈自己的感想，他却一言不发。

管理人员劝他学学49军军长郑庭笈（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堂弟），不但肯去电台广播，而且，每次座谈都抢先发言。他的回答则很出人意料：“俺这山东人学不会！”

是真的学不会吗？非也！原来他有自己一套看法，等管理人员和记者一走，他的话就来了。他说：身为高级指挥官，没能完成党国的重托，打败仗成了俘虏，又有什么脸去劝自己过去的长官、同事和部下投降呢！

当然，经过长一点时间，他的这些观点也有所改变，我和他同组学习时，他也发言，也肯写墙报，但总是很简单扼要，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甘居中游”和“随大流”！

不过，这一表现拿“改恶从善”这一尺度来衡量，也可以得90分左右；所以，他和我这个“表现尚好”而不是很好的“同学”，都在第二批特赦时得到特赦。

我从懂点事开始，就喜欢打听不大为人所知道的事情，特别是有些人不愿说的事，我总要想方设法弄个一清二楚。这可能对我今天写东西有不少帮助，同时，也是注定我过去要搞特务工作的原因吧！

在战犯管理所，有位姓刘的管理干部，他在领着我们挑饭组，去厨房挑饭菜及开水时，常有意无意地和我们聊聊天，有时还开开玩笑。

他常说，我们这些人当中，不少是三国时代的人物，而且，关公关羽字云长特别多。

开始时，我不理解他这两句话的意思，久了，我才弄明白，因为我们当中不少人是单名，如汤尧、张淦、孙渡、孙楚、韩浚、黄维、沈醉等。

这与《三国演义》中许多人都是单名一样。说关公多，则因为这些人闲聊时，都爱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那些得意事。当然，也可能还有个含义，即讽指“身在曹营心在汉”。

过去，我虽未带兵打仗，但对什么黄埔建军、消灭陈炯明、攻打惠州以及北伐时汀泗桥之役、龙潭大战，抗战时的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湘西会战等典故，却听他们讲得烂熟。

不过，一提到第三次国内战争，他们就如同关公“走麦城”一样，认为是丑事而不愿谈。而我偏偏爱打听，某某人是怎样全军覆没而被活捉的，某某人怎样在突围时遭到生擒。

同样，李仙洲也不愿谈他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经过。不过，我在和李仙洲同组的一年多时间中，一有空，我就问他被俘的事，经过多次吞吞吐吐的谈话，终于弄清楚这一经过了。

1947年2月间，国民党准备对山东临沂地区的解放军分两路夹击，出动的兵力，要超过解放军一倍左右。李仙洲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身份，指挥约三个军的兵力，由济南出发，进驻新泰、莱芜等地。

大军到达莱芜时，解放军早已撤出城去，他十分高兴，马上打电报向第二绥靖区司令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告捷，说他已攻占莱芜，敌人闻风而逃。

当时，他统率的12军霍守义部、73军韩浚部和整编46师韩练成部，武器都很精良，而解放军却采取避实就虚战略，不和他打硬仗，而是伺机进攻，各个击破。

2月下旬，解放军把73军所辖77师包围在博山、莱芜间的河庄地区加以全歼，师长田君健亦被击毙。

这时，李仙洲才慌张起来，赶忙调整部署，准备乘机围歼解放军。这一场激烈的大战详情，这里就不叙述了。

最后，最紧张的一幕，是李部被迫经过吐丝口这一极为险要的狭隘地区，准备退回莱芜县城时，被解放军利用两侧高地层层包围，李急忙请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空军前来解围。

王和李不但是黄埔一期的同学，而且是山东同乡，私交极深，所以，王叔铭除派出大批飞机前往协同作战不断空投弹药、食品外，还亲自飞临上空，与李仙洲用无线电通话，随时把解放军的情况告诉他，并且，不停地指挥空军对包围他的解放军进行轰炸、扫射。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挽回最后彻底失败的局势，这位身经百战的国民党中的常胜将军，到此时，也只有选择突围逃走的一条路了。

李仙洲一直没有忘记，那是1947年2月23日下午2点，他和73军军长韩浚率领一部分卫队，准备向北面冲出去。下午3点左右，他的左腿下部挨了一枪。他仍咬紧牙关，指挥附近一些残兵败将，拼命向北逃走。

在混乱中，韩浚与他失去联系，卫士们扶着他走到距吐丝口镇约三四华里时，他因伤口流血过多，摔倒在山沟里。黄昏时，被解放军搜索队俘虏后，才给他包裹伤口，莱芜战役到此宣告结束。

谈到这里，李仙洲往往仰天长叹一声：

这一次，本来是准备将北来的解放军全部歼灭，结果适得其反，使国民党七个师近十万人全部被歼。

高级军官中除整编46师师长韩练成生死不明，新编36师师长曹振铎只身逃回济南，而77师师长田君健被击毙外，其余全部被活捉。因此，他长时间认为这是“天意”。

李仙洲得到特赦后，本来准备留他在北京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一起，但后来，他却提出愿意回山东老家，与儿孙们一同生活。

按照他的说法是：北京的汽水都没有济南的泉水沁人心脾。当然，山东大饼卷大葱，也比面包夹火腿更有风味。

这样，他就回家乡去欢度晚年了。

文如玉

（16）粗中有细的曾扩情

在黄埔毕业的同学中，一提起扩（读况）大哥，没有人不认识他。

这一方面，是因他在黄埔第一期同学中，为年龄较大的一个，又名列“蓝衣社”十三太保之首；

另一方面，是他为人和蔼，平易近人，而且乐于助人，只是有点马马虎虎，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大而化之”。

提起他来，真是可以说上三天三夜。因为，他一生曲曲折折，奇奇怪怪，加上有时竟荒唐到可笑的程度，所以，他的趣闻就特别多。

我和他在抗战前就见过面，那时，他是西北“剿总”的政训处长，“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希望马上有军队把西安包围，救他出去。

曾扩情由于一向与张学良相处得不错，张请他向南京广播，不要用武力解决西安问题，他就照办了。

曾当时也是一番好意，怕一旦打起来，蒋的安全便成问题，据他说，那完全出于爱护校长去广播的。

可是，这次广播话虽不多，却使他从此失去校长宠爱，再也抬不起头来，引为终生憾事。

“西安事变”一解决，蒋即下令将他扣押，交与戴笠囚禁于南京“军统”的监狱中。因为，当时蒋认为他投靠张、杨，不想让中央军去救援，除当面骂他是寡廉鲜耻外，还要撤职查办。


曾扩情旧照

不过，戴笠对这位老大哥一向是特别尊敬的，所以，他被囚禁在“军统”监狱时，除不能出去外，一切如同在家里一样，我们在南京，也可以去看望他。

抗战期间，他是戴笠的座上常客，我更有机会接近他，新中国成立后，我和他先同在重庆坐牢，后又同在北京战犯改造所学习，对他的事知道较多，但限于篇幅，只能简单谈些。

许多人说，曾扩情“大而化之”，是说他遇事不肯动脑筋；还有人说，他幼稚可笑，我却认为，他有点天真可爱。

不信的话，就请看看这些天真可爱的事吧！

由于他是黄埔一期老大哥，只在北伐前攻打惠州时当过连长，可一上火线就“带花”，伤好之后，他对冲锋陷阵没了勇气，而改任政治工作。

“复兴社”成立时，他是创始人之一。后来，别人称他和酆悌、邓文仪、贺衷寒等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他不承认，说自己还不够当太保资格，因为别人排挤他。

他常常咬牙切齿地说：贺衷寒等人对他下的评语是“学问平常，略有经验”。但是，不管怎样，一般人总认为，他是当然的太保。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四川闹过这样的笑话，他不想去台湾，而在四川要搞什么“中央军校毕业同学非常委员会”，这是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坚决反共组织。

可是，到快解放时，他虽无一兵一将，还大叫要和共产党拼到底，绝不去台湾！其实，他是怕到台湾见校长，因为校长见他一回骂一回，使他感到实在忍受不了。

许多关心他的人，都劝他早点走，因为他名声太大，又长期搞反共工作，一旦被俘，绝无生路。他却胸有成竹地表示：“到时一定有办法。”

1949年秋天，我去陕西准备接胡宗南的妻子、“军统”同事叶霞娣去昆明，因胡不想送家眷去台湾，毛人凤便要我把她安置在昆明。当时，胡也打算分出一部分兵力，把云南控制下来。

我经过成都时，四川军统的负责人告诉我，曾扩情既不去台，又没有作打游击的准备，可能是打算投降共产党，现正在请示，要不要逮捕他。但我认为，他不会投降，但却猜不出他有什么高招。

直到解放军进入成都后，派人去逮捕他时，他还满不在乎地对去的人说，我已拜某大和尚做了皈依弟子，早遁入空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你们还抓我作甚？

这几句话，引得去的人全都大笑起来，并且很坦白地告诉他，不用说像他这样反共反了二三十年的十三太保皈依佛门后要抓，就是削发多年、正在庙里闭关面壁的“军统”分子宋灰鹤（即在“军统局”任过行动科长和特训班任过教官的宋良，又名周大烈，抗战胜利后，便拜广东南华寺虚云大和尚为师，是真心诚意去出家为僧的）一样也要清查出来。

这时，他才傻了眼，悔恨没有早点逃走。这件事，当时人们便引为笑谈。许多人都说，这么重大的与生命攸关的事情，他用这种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简单办法“遁入空门”来对付共产党，以为就可平安无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新中国成立后，我从昆明监狱被送到重庆白公馆监狱的第二天，在楼上与王陵基、徐远举凭栏聊天，忽然发现，扩大哥在楼下和一些“军统”小特务在下棋。

我便问徐远举，为什么他没有得到和我们一样的待遇？

徐笑着说：扩大哥太天真了，因为楼上住的都是高级犯人，待遇很好，下面那些犯人就发牢骚，说过去这些人高官厚禄，过着舒适的生活，今天当了犯人，还比他们待遇好得多，很不服气。

后来，经管理人员说明：这些人年龄都较大，而且囚禁的时间肯定比下面一般犯人要长，用不着和他们去比。

他一听，囚在下面的时间比上面的短，便坚决不肯搬上来过较好的生活。后来，西南公安部撤销，一般犯人去农场劳改，他才被并到我们一起。

我们都笑他，早点来不是可以早点得到享受，以他的地位和过去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和我们一道就能把他当一般人先行处理吗？他才又一次傻眼了。

在我和他相处的近十年时间中，发现他不但马虎，而且胆子特别小。1955年，我们几个人，被移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虽仍保持我们的中灶伙食，但是，大家心情却特别坏，认为即使不杀，也将是长期坐牢，永无出狱的希望。

第二年夏初，我正在强作欢心为他们讲我过去在南岳山打老虎的事，突然，一位与我们相处较好的管理员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劲地向我们叫着：“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明天或后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

一听这话，大家刷的一下，脸色都变了，曾扩情更是一屁股坐在大通铺上，两眼发直。不用说，监狱管理员向犯人道喜，谁都知道，这是报道处死的一种变相口吻。

何况，还加上送我们回去这句话。回什么地方？大家都清楚，是回到阴间去。

此前，我是受到过一次自己知道死期的滋味的。在昆明监狱，有天有人叫我出去拍照，当时，就有人告诉我，拍好照片，第二天就枪决。

我自落入共产党手中，早做好了被杀的思想准备，喊出去一声枪响，就结束了生命，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但不是当时处决，而是要等到第二天，这一晚就不好受了，真是坐立不安，更不用说睡觉了。

过去看电影，一个外国皇帝被处决前的晚上，换了几十张床都不能入睡，才感到“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在极度不安时，我写下了几首绝命诗，有两句是这样：

“终宵坐立待更残，今日方知一死难！”

我过去搞暗杀、绑票等工作时，常常是九死一生，一点不在乎，而早知道什么时候死，却没有领略过这种滋味。等到第二天，才知道所有犯人都要拍照片，而不是要处死我时，自己也感到好笑！

但是，这次看来不再是误会，而是真要去处决了。这个管理员偏偏先告诉我们，要让我们死前还难过一两天，我不禁怒气冲天。

正要向他责问时，有一个一直跟随我们在一起的小特务，是我的旧部，他是奉派来照料我们生活的，他比我更急，便抢先问那位管理员：

“我的罪比他们小得不知多少，总该没有我吧？”管理员连声说：“没有你！没有你！”

这时，他便斜着眼看我们，嘴里还得意地吹起口哨。看到这里，我就冲着那管理员大嚷：

“你也太缺德了！你既然知道要明天或后天才处决我们，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好这两天，一定要我们难受，你就舒服吗？”

他听了竟仰天大笑道：

“谁说要处决你们啦！我向你们道喜是你们马上要大大改变待遇，集中学习。

你们原来住过的地方，已经粉刷一新，每人有一张小床，还有蚊帐、凉席等，伙食也提高多了，我刚才去看过，才来向你们道喜的。”

他的话音刚落，管理所长也笑容满面地走进我们房间，一面向我们打招呼，一面问那位管理员：

“你已告诉他们了吗？”“告诉过了！”所长便补充一句：“明天我送各位去，希望各位好好去学习，将来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这时，我那个旧部忙用恳求的口吻说：“请所长也让我一同去吧！”

可答复却是斩钉截铁：

“你差得太远了！这次是集中武官少将以上、文官厅长以上，你不够这个条件。”

这时，我们每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只有他一个人把脑袋耷拉了下来。

在这一瞬间里，人生的喜怒哀乐都一齐出现了。这种场面，我一生再也没见过。

所长走后，曾扩情才慢慢从床铺上坐起来。我一看，他的裤裆全湿了，原来，他一下把尿都吓出来了。

有不少人说，曾扩情常常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新中国成立前，他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省党部的职工连薪饷都发不出，他向省主席王陵基去借钱。

可是，王不肯借，说党部开支有党费收入，不能拨行政经费。他再三解释，法币贬值，物价涨了不知多少倍，党费却没有增收，全川党员的党费集中起来，还买不到一石米。

王仍不给，他只好把省党部一辆旧汽车卖掉，才维持了一两个月。

党部开不出伙食，他就东吃一顿，西就一餐。后来，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成都某照相馆的女老板，她答应供给他食宿。

曾扩情喜出望外，马上就搬到某照相馆楼上，和她同居起来，他以为，这是占了一个大便宜。

说起她，也不是无名之辈。抗战前，她凭借父亲一笔不小的遗产，自办电影制片公司，自己编戏，自任主角，并邀了两个同姓不同宗的姑娘，拍了一部电影。

在上海金城电影院上演时，三位女主角竟登台先表演一番，不过，这种别开生面的做法，并没有能一举成名，因为上海人对那种“咿呀嗨，呀嗬嗨！”的四川山歌，毫无兴趣。所以，第二部影片还没有拍出来，三姐妹就各奔前程了。

她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新中国成立前在成都开的照相馆，生意相当不错；加上她虽是半老徐娘，但风骚依旧，因此，一些饕餮之徒都对她颇感兴趣，但为此也使她招来了不少麻烦。

她决定把扩大哥接到自己家中，愿供食宿，并不是浪女回头，而是想利用这块生了点锈的“老招牌”，给她起一点“姜太公在此”的作用。

她公开向扩大哥表示，如扩大哥什么时候需要她，她一定奉陪；其余时间，则自由支配。年近花甲的扩大哥食量有限，所以，这一合同顺利签字。

如果说扩大哥什么事、什么时候都是粗心大意，那未免有点冤枉他了，猛张飞也干过细心的事，何况，有几十年政治斗争经验的他呢？

有人要不服气，我可以举两件他比我要细心得多的事来。

我们刚从重庆石板坡监狱搬到磁器口重庆战犯改造所后，我就有几次粗心大意的事被他发现而及时纠正了。我们住的地方是原来军统的缫丝厂办事处和军统重庆训练班本部，往西走不远，就是当年戴笠住过的杨家山公馆，下面有一个用双喜和寿字组成的花园。我当年经手修建这个花园，是专供戴笠和他的情妇电影皇后胡蝶去散步时用的，花了上万银圆到处去购买奇花异草，还派出不少特务到一些名园去连抢带偷弄来不少名贵稀有的品种；所以，我对这费过我不少心血的一小片土地，十分喜爱。战犯改造所既规定我们可以在附近自由活动，而过去戴公馆也改成了干部的办公室和宿舍，我一有空就到那个小花园去走走。有一次我邀他去，他一听就连忙又摇头又摆手地说：“这个地方你少去吧！别人看见会说你还在留恋过去呢！”当然，经他这一提醒，我也就不再去了。

还有一次，我看到我们住处不远的一片菜地里有个女人在用网子网蝴蝶，边网边唱边跳，一看就不是一般农民，我便走过去。她看我穿得整整齐齐，以为是什么干部，便和我打招呼。我问她捉蝴蝶干什么？她告诉我，这种蝴蝶专在包心菜上产卵，几天就变成青虫，一畦菜只几天时间就给吃得残破不堪。我问为什么不洒农药？她说洒了药的菜，洗不干净，吃了要中毒，捉掉蝴蝶就安全了。我正和她谈得起劲时，扩大哥也缓缓走过来，从他鼻梁上架的那副金丝眼镜，一看很像一位大干部。那个女的便迎上去，很客气地叫了一声“首长，您好！”扩大哥一听正不知如何回答时，她又补上一句：“这位首长有点面熟，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他定睛一看，连忙在我肩上拍了一下：“等你开会，还不快回去！”对那个女的，他理也不理就拉着我走了。她只好借追蝴蝶悻悻离去。

离开了那片菜地后，我急忙问他：“开什么会？”他又用一贯爱开玩笑的口吻，轻声地说一句：“开你的批评会！”我正摸不着头脑时，他小声告诉我：你知道她是谁？她就是当年国大代表中最年轻漂亮的“国大之花”！因为我吃过她的“豆腐”（占过便宜），所以她对我有点印象。你和她聊天，不是该受批评吗？

虽然我向他说明，今天的“国大之花”早已劳改期满，自愿在农场就业而不愿去当小学教员，为什么不能与她谈谈？他的两句体会很深的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在改造过程中，做了一百件好事是应该的，做了一件错事就成了错上加错。你可得当心！可能由于他这种粗中有细的地方，所以能比我早一批得到特赦。

扩大哥和我一样，都有点“温情主义”，所以，我们都当不上学习组长。在王耀武、宋希濂的提议下，他在北京战犯改造所是负责清洁的“委员”。但他的喜爱幽默诙谐的个性，可能是他能健康长寿的原因之一。

坐定又还起，无风门自开……

有一天，管理员发现晾在胡同里铁丝上许多人的洗脸毛巾没有拧干，弄得地上一摊摊的水。他怕这些老头们不留心滑倒，就找曾扩情去批评，要他注意点，并且指着地上说：“看！尽是水！”扩大哥不慌不忙走到挂毛巾的铁丝旁看了一下：“报告管理员。不尽是水，还有几块帕子！”（四川人叫毛巾为帕子）连管理员听了这一幽默的回答也笑了起来，只轻声说：“以后要告诉大家拧干点，以免影响走路。”

扩大哥喜欢写写诗，遇事以“有诗为证”。他告诉过我，他与原配结婚那天，双方特意选定八月十五月圆之日作为佳期，希望永远团圆而不分散。结果，适得其反，他婚后考上黄埔一期当了官之后，对家乡“黄脸婆”虽未忘记，但总不及野花儿香，所以他便不接她出来而让她去“牢守寒窗空寂寞”。但还是为了怀念她而写过这样一首诗，我到今天还记得：“当年此日是佳期，每到佳期怨别离；两地相思同见月，但凭明月寄相思。”

我和他一起多年过中秋，他都要念上一遍。我曾笑问他：“在新人的怀中赏月念过没有？”答复是很老实的：“杜甫早告诉过你，还要问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才提醒我一下：“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扩大哥爱写几句诗，本来不是什么坏事，可是在监狱写诗填词，就不能不注意点了。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纪念，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公安部北面围墙上搭的临时看台，看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后，“诗犯”们纷纷写出不少五言和七言贴在墙报《新生园地》上。扩大哥当然不甘落后，也写出几首贴了出去，不料其中有一句：“喜得今朝大礼巡。”这可惹出麻烦了。本来，十一“真”这一韵中，可用字很多，他偏用了这个字。诗刚一贴上去，“立场坚定、观点鲜红”（比鲜明更进步）的“同学”，马上贴出质问他的墙报，大意是指出他：忘记了战犯身份，居然敢大言不惭去“巡阅”或“巡视”国庆工农兵的大游行。他一看就慌了，赶忙写出解释：这个“巡”，是和“巡逻”、“巡更”一样，不是“巡阅”、“巡礼”。这一解释，更加使那些“左”字号抓住了他的小辫子，指出他在强辩。诗中明明白白写了“大礼巡”，怎么不是在“巡礼”。一霎时，他那小组几个“同学”的舌剑唇枪不停地向他刺来，墙报上也是笔矛、纸弹飞舞，一片喊杀之声。他虽未吓出尿来，但也急得满头大汗。他是越急越说不出话，越怕越写错。

正在感到精疲力竭，已无招架之力时，幸好有位家学渊源的书香子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庞镜塘出来给他解围。庞贴出一张很有分量的墙报：根据《辞源》、《辞海》对“巡礼”的解释，一是指朝拜圣地，二是指朝拜或礼拜；并举出唐诗人张籍《送令狐尚书赴东都留守》诗句“行香暂出天桥上，巡礼常过禁殿中”说明亦可引申为“巡游”、“观光”。结论是“大礼巡”或“巡礼”，都无不尊敬工农兵游行群众之处，相反还可当作朝拜工农兵群众。

庞的墙报贴出，几个正准备借此踩住别人短处来显示自己一番的好战分子，只好偃旗息鼓，鸣金收兵。

扩大哥对此却心有余悸。有一天，我和他在操场上坐着晒太阳，他说被他们这样闹一次，会不会影响到不久就可以得到的特赦？我认为完全不会。如果政府会听信这些人的话，我们当中个别到今天还在坚持什么“气节”，因而被假充积极、伪装进步分子所指的几个“身在北京心在台”的人，早就枪毙掉了。他点了点头。接着，就听到了他又把久不唱的川戏、赵尧生写的《活捉王魁》中的词句唱了起来：“你看他，绿窗灯火映楼台，哪还记，当年饿倒在长街……”他正唱得很得意时，他同组的一位四川同学便走过来质问他：你又在唱什么鬼戏来宣传迷信？他马上抵赖，你没有听到我是唱“向前走，要过关……”吗？对方也真会挑毛病：这曲戏也不健康，是黄色的。扩大哥知道他没有听清他开始唱的什么，便理直气壮地顶过去：如果连“抢伞”都是黄色戏，那广播电台放送的《秋江》，唱的是小尼姑私奔，又作何解释？对方理屈词穷，只好祭起“监狱法宝”：群众可以听可以唱的东西，战犯就不能唱！当然，这一“法宝”是招架不住的，他只好答应：“下回不唱就是了！”等那位“左字号”刚一走开，扩大哥又低声在继续唱着：“坐定又还起，无风门自开……”

扩大哥到了北京后，有一个很显著的思想变化，他常常爱和曾经统率过几十万大军、叱咤风云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许多人比过去的地位、声誉，比的结果，总是这么几句：“他们都享过福，走过运，我却是总不得意。”真是这样吗？那我可要破除情面来揭发他一下。

戏称“绣花被面特派员”

扩大哥不但走过好运，而且比上述这几位走得更早。远在1928年10月间，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就派他为特派员去四川，与四川军阀进行联系。那次他除了带去蒋介石给四川军阀的亲笔信外，还带有孙中山先生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印成的精美册子，分赠给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刘湘等不但把他看成贵宾，而且所到之处，还发动当地军民郊迎十里，天天都是隆重款待。不但许多人送钱送东西，连当时打了败仗才逃到四川的吴大帅（吴佩孚），也亲书一对联送他。吴用了杜甫送给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严武的七律中一联：“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他得到这副对联，比衣锦还乡更加感到荣耀。因为他过去一直是钦佩这位北洋军阀的，今天用这两句诗来送给他，认为这比当年保皇派头子康有为送吴佩孚50大寿的对联更加对自己尊敬。当然，他对康的对联是不会忘记的，我也不止听他说过一遍，那就录下来吧！上联是“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下联是“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其实，这两副对联，都是吹捧对方太过火了。

扩大哥对四川军阀的生活十分羡慕，对他们的无知可笑也是经常向来人谈的。那时，这些绿林出身和靠拖枪杆子成家的狗熊们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他们天天打内战，抢夺地盘，主要是征粮征税。说来真难令人置信，民国十几、二十年期间，许多军阀就征到了民国四五十年的粮、税了。四川纵然是天府之国，也弄得民穷财尽。而这些土皇帝却都田连阡陌，甲第连云，妻妾成群，他们所带的兵，不仅有步、骑、炮、工、辎，还有陆、海、空、神（神兵）、猎（猎队）。有个那样无知的师长，因好奇而要坐刚买来的小飞机。那时的战斗机是敞着的，前面坐一个驾驶员，后面只能坐一个人。起飞后，这位师长感到不舒服，大喊驾驶员停下来，他要下去。驾驶员告诉他，飞机不像汽车，空中停不住，他便命令低飞。在接近一片山地时，从空中往下看并不很高，他便跳了下去，结果摔得粉身碎骨。还有一位师长，在奉命改编时，集合全师官兵讲话，他手捧水烟袋，咳嗽一声：“弟兄们给老子好好听着，昨天老子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格老子原来是一个命令。从明天起，老子们便是国民革命军了，谁要再去偷鸡摸狗，他就是龟儿子！”

扩大哥第一次去四川，收获之大，连他自己也是没有料到，除了几万元白花花的银圆外，四川名产更是不计其数，仅川绣被面就是100多条。有一小报戏称他为“绣花被面特派员”，他还感到很得意。

被蒋大骂后官运不得意

尝过第一次入川当特派员的甜头之后，1933年8月间，他再一次兴高采烈地随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去四川，加委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时，刘湘特派他的师长范绍增负责招待他们。范是有名的吃喝玩乐的能手，特叫四川名妓陈八、马九来陪伴他，使他饱尝家乡美味。他便产生了与当年“乐不思蜀”的刘阿斗相反的思想：“乐不思宁（南京）。”刘湘看出了他的心意，想利用他向蒋介石要些武器装备，便电呈蒋介石，保荐他为川军教导师师长。蒋一看这一电报，大为震怒，认为他的学生要别人向他保荐，不仅仅是给他丢脸，也是背叛他的行为，立即电召他回南京，大骂一通。之后，扩大哥的官运便每况愈下；等到“西安事变”之后，就更加得不到蒋的信任了。

经过十年的改造，扩大哥由遇事马虎也变得有点肯动脑筋了，不过那种爱捡芝麻而丢掉西瓜的性格并没有改变多少。他得到第一批特赦后，本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因他在沈阳的儿子来信欢迎他去沈阳，说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留在北京则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便决定要去儿子那里当现成的老太爷。他没有想到，留在北京的人，在政治待遇上比到地方上优厚得多。等到他看到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等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又再一次傻了眼，后悔也来不及了（不过他和李仙洲不久也都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去年听说扩大哥回了四川一趟，可能是去荣县看空守寒窗多年的老伴，而不是去成都与新人重续旧欢吧。

文如玉

（17）关于吸烟的故事

1956年，我从重庆被送到北京的第一天，便先来一个“入乡问俗”，打听这儿的一些规定，免得犯错误。


1976年，（左起）郑庭笈、董益三、周嘉宾、沈醉参观洛阳白马寺合影

提起此人，军统局4000多名电讯人员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也没有一个不敬佩他。

抗战胜利后，戴笠为了培植董益三接替电讯处处长魏大铭，把他送往美国去学习电讯管理工作。两年学成回国，戴笠早已死去，毛人凤不想用他，而另外提升了一个浙江同乡，负责军统的电讯工作。

董在美国时，认识了一个与戴笠齐名的特务头子康泽。康回国后，蒋介石不让他再搞特务，任命他为十五绥靖区司令，负责指挥襄樊地区的军事工作。

康泽便邀请董去担任他的第二处处长，在那个地区搞军事情报。我知道，他与康泽早已被俘，可没想到，能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和他见面。

我一看到他，刚才的疑团尽释，对北京战犯所的“太吝啬”的想法完全不存在了，因为，这位老同事说得好听一点是“穷且益坚”，不好听，就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我过去和他在重庆军统同事时，深知此人的个性，他工作的那个处，虽是清水衙门，但是，他这处长却是财源茂盛。

因为，向国外去购买电讯器材时，可以附带带一批私货，是百分之百保险的。当时，军统掌握的空、陆、水等处的检查机关，是专门检查别人的东西，一看是军统局局本部买回的电讯器材，谁敢去碰一下？搬动时轻搬轻放都唯恐不周，哪还会去检查。

论搞电讯工作，魏大铭的确是一把好手。抗战前，他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任报务员，当时中国电讯技术之落后于欧美等国的状况，实在惊人，偌大的国际电台中，仅仅有三个半人，能与欧美先进国家的最佳报务人员媲美，魏便是三个人中的一个。

戴笠主持特务处工作后，以重金礼聘魏为其工作，从几个电讯人员发展到军统有四千多人搞电讯，从几台收发报机发展到几百部，还自己制造特工专用机。

在军统电讯工作中，魏大明确有不小的建树，而他的技术，更是为人所称道。

抗战期间，蒋介石命令戴笠在福建等沿海地区多布置一些潜伏电台，福州沦陷后，蒋介石急于要了解日军在福建的情况，戴笠无法应命，便把魏大铭叫去问，为什么不能通报？

魏认为，一定可以联络上，可是，电台经过几次呼叫，还是没有回答，戴便把魏大铭叫到重庆电讯总台，要他亲自上机与福建潜伏台联系，联系不上就要枪决他。

说完，戴笠掏出手枪向桌上一拍，指着魏的鼻子说：“叫不通福建的潜伏台，它就对你不客气了。”

魏亲自上机呼叫，不到一小时，居然叫通了，而且收到福建站发来的重要情报。

按理，这样一个专门人才，戴笠为什么还准备撤换他，而培养不懂电讯技术的董益三来接替他呢？这里面有一小段连许多军统特务都不知道的内幕，直到今天，我也才敢泄露出来。

戴笠在抗战末期，不但准备撤换魏大铭，而且，决心要置他于死地。这中间的深仇宿怨，却只因魏不仅敢于去偷尝他的禁脔，而且，公开与之结婚，还报请戴笠去批准，迫其不但准许，并且送了一笔厚礼。

说实话，魏大铭这位上海小开，除长得一副讨女人欢喜的小白脸外，而且风流潇洒，连男人见了也不讨厌。

我很佩服他有胆量，而且十分聪明，他之所以敢这样做，完全是看准了戴笠自有了电影皇后胡蝶之后，已无余力再去对付几副备用的“待召”了，于是趁机捡起一副，可谓得天时、地利与人和。

戴笠爱玩女人是尽人皆知的，但自从得了胡蝶这位曾经南征北战、久历沙场、更抵御过上百员猛将的常胜将军后，也感到渐渐力不从心，只能靠注射“盖世维雄”等一类东西来讨好了。

见过胡的人都知道，她粉脸上天生小酒窝和一副媚人姿态，真是香艳透骨，比之“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玉环姐姐，却更有勾魂的丰富经验。

戴与胡虽不敢“春从春游”，但“春宵苦短”、“夜专夜”，却没有人去过问，而戴在重庆的几名“听用”，都正是风华正茂之年，久不承召，不得不自求“入”路。

魏大铭就在这种条件之下，轻而易举地把戴的一位宠姬揽入怀中。

虎口夺肉，毕竟是冒大险的事，可能由于色胆包天，就没有考虑后果，魏几乎为此而送掉小命。

如果戴笠不死，魏在1945年被戴下手令以走私罪而囚禁后，可以肯定，必死无疑。

所以，戴摔死的消息传到重庆时，军统特务都痛哭失声，只有魏仰天大笑，这些就不多谈了。

再谈回我在北京见到董益三的故事，我一向有点旧意识，怎么改造也改造不掉，所以，一见到董益三这位老同事，大有万里他乡遇故知的喜悦，赶忙问长问短。

他只简单地告诉我，这里集中学习的军统将官级的同事有好几位，而且，连两个上校级的站长也集中到了这里。

我一听，就感到奇怪，这次集中的人上校级的连重庆都没有，北京为什么会有呢？经这位“老资格”（许多人都这样称呼他，因他1948年就被俘了）一说明，真是使我茅塞顿开，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原来，公安部门很了解，军统局过去组织那么庞大，有近五万人，但是，军阶却普遍偏低，连戴笠也才是中将，在正式的编制中，少将也只有十多名，有些在外横行霸道的特务，他们的级别往往只是一些尉级。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在处理这些人的时候，大都是比照国民党其他军事机关或部队的级别提高一级。

比如，一般称为县团级的人，是指文官县长一级或相当于县长一级的人；武官是指上校团长或相当于团长一级的人。

而军统特务中，中校有时甚至是少校一级的，也可以算为团级，组长也列为县级。听他一说，真是学到老学不了。

就在这位老同事和我谈话时，他一看出来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就要做走的准备，我急忙问清了他住的胡同室号之后，便和别的熟人去招呼。

我很遗憾，当时，也没有好意思问他为什么捡香烟头？所以，我一回到房内，吃完早饭，利用学习前的一点时间，就把我从重庆解送北京时，在武汉买的几条“大前门”香烟拿出一条，准备去送他。

过去，我们都是吸惯了“三五牌”、“茄力克”以及土耳其名贵扁圆香烟的人。那时，如果送人一条“大前门”，送的拿不出手，受的将会认为是侮辱、嘲笑他。

但是，今天却是完全不同了，能吸上“大前门”牌，那就是一种享受。

当我兴致勃勃地夹着香烟找到他的房间，他正在收拾吃饭的桌子，我把香烟递过去，他却一个劲地摇手不要，并且连连说：买来不容易，留着自己吸吧！我需要再去找你。我以为他看我一次拿多了，别人会向他要，便取出一包递给他，没有想到他还是把我的手一推。这一意外的举动，使我感到十分难堪，脸色马上变了。他一看，才把那包香烟接过去，打开来取出一支，其余的扔还给我。

我二话不说，夹起那条烟就赶快往回走，心想，未免太不近情理了。等我离开他那个房间，还没有走出胡同，就听到后面有人追上来。我以为他赶来给我解释，便放慢脚步，回头一看，原来是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我和他在昆明就一同坐过牢，深知他爱讲点“哥们儿义气”，也知道他爱吸烟又没有钱，因他被俘时，除了一块表和一支派克笔没有丢掉外，其余都在逃跑时丢得精光，一向是吸“伸手牌”烟的人。我立刻把那条烟递给他，他也把手轻轻一摇：“一包就行了！”“要时随时来取。”“那还用得着你说，不说我也会来喽。”

捡拾烟头拆散并重卷再吸

果然，第四天或第五天，我一人正在房内写日记，汤尧悄悄走了进来，我赶忙取出一包烟给他，他取出一支向嘴巴上一插，其余的便装入口袋。我问为什么老董宁愿去拾烟头而不要我的烟？他用轻蔑的口吻回我一句：人家是学习组长，你送烟给他，不是想拉关系吗？听了他这句话，我才想起第一天和董见面时，他就一再向我表示：“我们重新交朋友。”我开始还有点不理解，经汤这一说才恍然大悟。

汤尧一边吸着烟一边和我聊天，他说他有时也不好意思老向人伸手，瘾来了，也和老董一样拾别人丢下的烟头。他很风趣地埋怨同学们抽烟太吝啬，全不像过去，吸到还剩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就向下一丢；现在都吸到快烧到手指了，还要狠狠地吸上一口才恋恋不舍地丢掉（那时还没有过滤嘴香烟）。所以捡起来的烟头，重拆开再卷成烟去抽时，一股焦味直刺喉咙，但要过瘾，也得吸。他和老董两人常常偷偷地捡了到室外去吸，有时利用打乒乓球时，在乒乓球台上把烟头抖散，用废纸一支支卷好，慢慢去抽。听到他这一介绍，我当时真有一番说不出的滋味。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那么奢侈，谁会料到竟去捡香烟头。

当汤尧抽完一支烟，把熄掉了火的烟头也放入一个信封里的时候，我禁不住长叹一声：战犯所什么都发给我们，为什么香烟不发呢？还是他比我见多识广，他说过去供给制时，连士兵都发烟，现在改成薪给制，早不发烟了。

“喜战犯有从善之时”

我翻开日记，准备把他们捡烟头这些记上去时，他看到我日记本夹了一副对联一样的纸条，便要过去看。我递给他后，他边看边摇头，还用他唱京戏时的道白：“这个使不得，使不得！”我也答他一句：“何事惊慌？”他竟不先回答我，而划燃一根火柴，把那副对联烧了。

我为什么写那副对联？说来也很凑巧。我一到北京分在第二组时，发现同组的两个湖南老乡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善字，他们一个是第十军军长覃道善，一个是原湖南省财政厅厅长苏本善。后来，看到了同组中还有一个王耀武，另一组有一个马励武，我就把他们四个人的名字联起来写下：“王耀武马励武叹英雄无用武之地；覃道善苏本善喜战犯有从善之时。”他指出这“英雄无用武之地”已够给人抓辫子了，还加上一个“叹”字，不更是自找麻烦吗？我还有点不服气，说下联不是有“喜战犯有从善之时”吗？这犯什么错误？

他听到我这辩论，便告诉我以后多学习一下写写“监狱八股”诗文，少用这些成语。他举出黄维因写了“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被他从前的学习组长打了一耳光的事。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已经怒火上升，猛一下站了起来，大声说：谁敢打我一下，我就会奉还他两下。这两下，可能会像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样，叫他脸上开花！就是可杀不可辱！他一听马上把我的嘴捂住，连忙说，现在再不会有人敢打人了，打黄维那个学习组长，被领导上狠狠批评过一顿，再也不会发生那种事了。你这样大叫大喊，反而会引来麻烦，以后千万注意。

经他这一指点，我又学乖了一些。从那以后，我再没有送过烟给董益三，董也没有再向我要过。每天清晨，我还是看到他在放风场和胡同里去弯腰拾地上的烟头。我可没有勇气去领略他那带焦味的“自造牌”。

文如玉

（18）康泽和罗历戎

董益三是怎样比我先走进监狱一步而成为“老资格”的，我倒很有兴趣。可是一听到他口口声声“重新交朋友”，我又怕碰钉子。倒是平时不爱说话的康兆民康泽，我后来在给他理发时，他却给我谈论不少。为了让关心董益三的旧同事们了解一下与他别后的情况，我还是把记得起来的写点出来，总不算是多余吧？



康泽一谈到与董益三被活捉的一段往事时，总是先叹一口气，才结结巴巴说上几句。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任十五绥靖区司令官以后，司令部驻在襄阳，那年他才44岁，正是大有可为之年；他本想在那个地区，能把驻扎在桐柏山等地区的解放军打个落花流水，显示一下自己的指挥才能，所以他在1948年7月1日做生日的那天，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当地的行政专员、县长和几个旅长等文武官员为他祝寿而大摆寿宴，举行堂会。一位当地有名的女演员正卖力地高唱“万寿”献词，还只唱到一半，主管情报的董益三便匆匆忙忙走到他身边，用嘴贴在他耳朵上，轻声地说：“报告司令官，刚才接到老河口的电话，解放军的部队已向我进攻，战事极为猛烈，请司令官速派队增援。”

这一大煞风景的消息传来，他还故作镇静，只点了点头，但什么戏都听不进去了，心里却像打鼓一样不得安宁，只好叫堂会草草收场，赶忙去部署准备迎战。他开始还有点盲目乐观，认为这是送上门的生意。不料第三天，驻防老河口的一六三旅就败下阵来，沿汉水南岸向襄阳撤退。紧接着的是解放军大部队随即向襄樊包围过来，驻守樊城的一六四旅还没有听到枪声，就放弃了防地而全旅乘船渡过汉水向襄阳驶来。他听到了这一情况，气得暴跳，立即命令该旅一定要返回樊城，同时向华中“剿总”白崇禧求援。

说来也好笑，一六四旅官兵下了船，蹑手蹑脚回到樊城后，解放军并没有来，他们又高高兴兴地开进去，但马上又都怒气冲天。原来樊城的老百姓以为国军退走了，解放军立刻会来，便箪食壶浆，杀猪宰羊来迎接。一看又是这些“中央军”回来了，便把准备好的东西都收藏起来。康泽一听到这一情况，认为老百姓都反了，非惩罚一下不可，便借口为了固守樊城，扫清射界，命令化学炮连向北门一带民房发射黄磷弹。这种炮弹既可使建筑物着火焚烧，又能产生五氧化二磷有毒气体，可以毒害进攻的解放军。这些措施，并没有能保住樊城，两三天后樊城就无法守住，一六四旅的残部又再次撤到了襄阳。

经过康泽一再呼救，白崇禧本来答应派整编第七师去救援，但这师的行军速度说他们比乌龟都慢，那未免有点冤枉，可是却并不比乌龟快，倒是真的。因为襄阳被围还苦撑了几天，天天等他们来救。一直到了7月16日下午，解放军已攻入襄阳城内，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与董益三等都龟缩在一个碉堡中的时候，他们还在坚守，希望整编第七师能够到来。等到一个手榴弹从碉堡枪眼塞进这个临时的指挥所爆炸之后，康泽的头上幸好戴了顶钢盔，只右膀受伤；董益三因躲在一个被打死了的机关枪射手的尸体下，才安然无恙。

康泽这时是举手就擒的，没有按照他向“校长”表示的决心，“与城共存亡”，也未做到“不成功，便成仁”，而是乖乖地当了俘虏。

二龙斗一虎变作二龙戏猪

1962年，于第四批特赦时，康泽得到了特赦。我去旅馆见他，他说话也没有在战犯管理所那样结结巴巴，而是一个劲地说想不到他能得到特赦。他最担心的是他在江西进攻红军时，因为红军抓走了他的几个别动队队员，他捉到了几个红军，就把这些人的心挖出来去祭奠他的队员，所以，他老是为此而嘀咕。

他和董益三虽然同是比许多人早当俘虏的“老资格”，可并没有能当上组长，有时甚至被人指为“思想顽固”。他能得到特赦，连他自己也都没有想到。可能是刚刚够60分吧！

董组长在他们的小组内虽然得装模作样摆出一个组长的“端庄”姿态，可是一旦不在组内时，也是和我一样敢于调剂一下生活，与人开开玩笑。记得有一天，杜聿明、董益三和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与我同在缝纫室赶做棉衣，我正坐在杜、董两人中间，杜便指着我说：“今天我们是二龙斗一虎，要剥你的虎皮当垫子用。”因为我是甲寅年生的肖虎，杜、董两人都是甲辰年生的肖龙，比我大十岁。我也不甘示弱地回敬他们一下：“我是肖吊睛白额虎的。斗你们这两条老龙，只要使一半气力，就能把你们两条龙筋抽出来，将来出去时捆行李被子用。”

正在学习铺棉花的刘嘉树一听就笑，便很吃力地转过他那胖乎乎的身体，指着杜聿明说：“你当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没有坐稳，被人拉下宝座；今天难道还想坐虎皮交椅来当山大王吗？”

杜聿明在和人开玩笑时，最怕别人拿他在东北和淮海战役中打败仗的事来取笑他，一听到刘嘉树这句话，便气愤地回敬几句：“你这只蠢得和猪一样的大傻瓜，少来插嘴！”刘还来不及回答，董益三便补上一句：“猪也能作人言，动物也变得聪明起来了！”“老子是肖地头蛇的，看我把你们这两只瘦皮猴子闹得现出原形，再吊起来去玩猴把戏！”

我一听就乐了，便从中插句嘴：“今天的节目，龙虎斗宣告结束。现在，请继续欣赏新排的好戏——二龙戏猪（珠）！”说得都笑起来。杜聿明正在扎棉衣的缝纫机器虽然响声很大，也没有能掩盖住我们四个人发出的欢笑声。

今年春节前夕，八岁多的小外孙和几个小同学一窝蜂地跑到我的房内，兴致勃勃地来告诉我：“罗爷爷来了！”“哪个罗爷爷？”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把两只小手高高举起，作一个缴枪投降的姿态：“就是这个罗爷爷！”我一看就知道孩子们指的是这位年近80的罗老大哥，便连忙披了一件大衣，下楼去搀扶他。

为什么孩子们要做这一个动作来形容罗历戎呢？原来去年有一部叫《解放石家庄》的电影，解放军把国民党第三军打垮之后，这位曾气宇轩昂的军长在清风店被俘时，便是这样举双手就擒的。所以孩子们一看到他，都顽皮地学他这一投降时的姿势。

在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的十多位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差不多都在电影中和电视中露过面。有的在电影中一开始便是耀武扬威，指挥着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连打几个败仗之后，便一败涂地。有的是化装逃走被盘查出来，或被自己的部下认出来，有的是坐在坦克车上冲出重围后，被追兵赶上而活捉的。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有的在最后跳上一匹战马狂奔逃命时，被解放军开枪将战马击倒，于是将军滚马下鞍（不是滚鞍下马，因为马先倒地了）。至于这位高举双手投降的罗军长，更成为孩子们学打仗的游戏时常常爱学的对象。

这些文史专员们，现在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每星期由政协派汽车接他们来学习半天。其余时间便在家含饴弄孙，养花饲鱼。

在“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下，这些人都早成为全国知名的爱国人士，再也没有人背地里叫他们是特赦战犯了。

我和罗历戎是由重庆到北京之后才相识的。由于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的嗜好，什么事都爱“研究研究”。不论是墙边一株草或盆内一株花，往往看了又看，有时还得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例如庞镜塘的小图书室里，有那么几盆和我们在监狱一样、强作欢笑的草本花，可能是因阳光见得太少，开出的花朵总是懒洋洋的，我和罗历戎就不约而同地向庞不止一次提过建议。还有些小的家务事，我爱顺手弄一下，如有人把纸片丢在走廊里，或把浓痰吐在墙壁上，也是我和他去顺手拾起来并擦掉，由于这样一些情况，很快我们便成为好朋友好同学了。

罗历戎是一个很痛快的人，可能是四川人爱摆“龙门阵”（聊闲天）的关系吧，认识不多久，他就把自己被活捉的一段不光彩的经历滔滔不绝地和我讲了出来。

战犯们一提起了“想当年”，紧接着就会来一句：“悔不该！”罗历戎也离不开这一套公式。他告诉我，他跟随胡宗南十多年，总认为胡可以一统天下，成为校长的“接班人”。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凭仗着自己在抗日期间在西北扩充起来的部队已达到30多万人，而且都是装备很好、兵员满额的。比起那些去前线和日本兵拼搏、被打得七零八落后整编起来的要强盛得多。因为他的这些部队一直是“另有重用”，专负责对付共产党所占领的陕甘宁边区，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仗。所以抗战刚一胜利，他就迫不及待地决心要“向全国进军”和“开出潼关去”！目的是扩大自己的统治区。

1945年9月，胡宗南就迫不及待地命令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领第三军和十六军开赴华北，进行接收。胡自己也赶到河南去接受中原日军的投降，以便同时把势力向华北、华中发展。罗历戎统率的第三军，只有第七和第十二两个师。当时，十二师还在甘肃担任兰州的警备，罗要胡让十二师归还建制一同出发，胡则叫他带领第七师先走，为的是争取时间，害怕别的部队先去河北。

罗历戎谈到这里，曾仰天长叹一声：我当俘虏，主要是“出师不利”！我很奇怪，不知道出师河北与当俘虏有什么联系。他说，从陕西去河北要经过山西，他们10月初到了山西榆次县。这时，阎锡山早已回到太原，这位山西土皇帝对胡宗南派大部队要经山西去河北，一开始就不愿意。他怕胡宗南来一个“明去河北，暗夺山西”，所以除了积极严加戒备外，还一个劲儿地推说山西交通没有恢复，无力协助大军过境，再加上沿途各县人民均缺食少粮，更难担负大军军需粮秣供应。总之一句话，不让打从山西通过。虽然李文一再托人向阎老西去说情，并且很坦率地表示，胡的手虽然伸得很长，到处想抓一把，但保证做到“好兔不食窝边草”，绝不打山西地盘的主意，真是去河北。

阎身边的谋士们有的认为不如做个人情，让他们过去，免得得罪这位野心家，将来找麻烦。有的则认为胡的大部队到了河北之后，如果与陕西的部队一同把山西包围起来，就前后受敌，到时只好拱手让位了。后经李文一再当面向阎表示，绝不损害山西半点利益，并愿与阎共同对付共军，给他挡头阵，这样才勉强让他们通过。通过山西时，还特别规定：部队不能去任何城市休息，官兵无事也不准进城，不得与阎部的中下级军官往来。防范之严，实在大出意料。所以一离开陕西进入山西，就憋了一肚子的气，一直拖到10月底，李文部才到达石家庄。

刚一驻扎下来，李文又急不可待地率领三十四集团军总部直属部队与第十六军兼程赶往北平。没有料到，孙连仲的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早就空运到北平去了。李文赶到时，好的房子等都被别人捷足先登，不过他毕竟还是有一个军的兵力在手，仍然能够“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金子、票子——美国钞票、女子）。许多方面比上不足，比下还是有余的。

李文临走时，指示罗历戎要好好保住石家庄这一华北交通枢纽。而这个市当时只有20万左右人口，罗历戎感到大不满意。我便开玩笑地说：“那也可以比得上万户侯了！20万人中不一样可以五子登科！”出我意料，他竟顶我一句：“我是六子登科！”原来他得到了一个会做四川菜的厨子。

只要一提四川菜，罗历戎总要大谈如何做回锅肉，而且每一谈到回锅肉，他总是边谈边流口水，感到回味无穷。有次为了谈如何做好回锅肉，几乎闹了一场误会，差一头发丝那么点距离，就得挨一顿批了。

文如玉

（19）罗历戎和王泽浚

罗历戎不但爱吃，而且，能亲自下厨做几道美味川菜。

有一天，我和他在操场上边晒太阳边聊天，没有聊上几句，就扯到如何才能做好回锅肉了。

他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做回锅肉，首先是选择不靠近骨头的地方，皮要薄，切好下锅后要一气炒成。

可是，这几句话，被与他同组的一位杂牌军军长、绰号“管得宽”的同学听到了，马上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一看到他，我们谈吃的兴趣便都一扫而空，但是，还猜不透他能在我们谈话中，挑出什么带原则性错误的地方。

说实话，他是臭名“近”扬、人人讨厌的人，不用说别的同学不管的事，甚至管理员也不管的事，他都要从鸡蛋里挑骨头一样，挑出一星半点错误来，所以，我们都笑他是“管天管地，管到别人拉屎放屁”！

他一开口，的确出我意料：“不谈学习心得体会，今天还谈那些庸俗、黄色、下流的东西，得好好检查一下是什么思想支配？”

他这一问，真把我们问糊涂了。我便不客气地反问他一句：

“你听到我们谈什么不对的地方，你指出来就是了，扣那么多帽子干吗！”

居然，他理直气壮地指着我们：“你们谈的我都听到了，什么‘嫂曰骨、姑曰皮、婆曰一鼓之气也’！这还不够庸俗、下流，他说这味道不错，你也认为这种‘肉’好吃！还想耍赖不成！？”

一听到他居然把做回锅肉中的骨、皮、气一下扯到其他上面，我实在是没有料到，便用开玩笑的口吻，顶他一下：

阁下以自己之心而度别人之腹，正好暴露出阁下时刻所想的是什么东西了！今天，我倒要把这个问题彻底弄清一下，谁在谈猪肉，谁在想别的什么“肉”？

当然，“管得宽”是从来就不服输的，他听到我这个刚从重庆来的“新同学”，竟敢包庇别人，来顶撞他，立即大声训斥起我来。

我正准备进行反击，忽听到，我身后有人大吼一声：

“‘管得宽’！你找岔子也要有根据，不能把别人的话歪曲，硬是要按照你的想法来冤枉别人，我就是听到他们在讲啷格做回锅肉嘛！”

黑弯里杀出来的李逵，我不必回头，听到他一口地道的成都口音，就知道，这是被别的同学把他和罗历戎叫成为“宝一对”的44军军长王泽浚了。


王泽浚旧照

“管得宽”被他这一吼，居然马上见风转舵，只盯着我们恶狠狠地说：

“一天到晚谈吃谈喝，就该挨批了。天天给你们肉吃，还在挑肥拣瘦，真是越学越退步了！”

我马上讽刺他一下：“谁在挑肥拣瘦，我们是谈回锅肉，不是谈肥肉。你听都没听清，就要提意见，这符合遇事要调查研究这个原则吗？”

王泽浚一看，他本已转身了，听了我的话又准备转回来，便把他连推带拉地弄走了，并一再向我摇手不要再理他。

这样一场意外纠纷，总算这么不了了之。犯人们吃饱了饭，也许就爱这样来混日子吧！

罗历戎最怕别人抓小辫子，别人一批评他，他就面红耳赤，越急越讲不出话来。

甭看这些曾经统领过几万大军、长年冲锋陷阵的老将，可是一遇到批斗和写墙报等时，便一筹莫展，常常为此而急得满头大汗。

他和王泽浚被同学们叫做“宝一对”，主要就是这两位大军长，不仅是四川同乡，而且干杂务又同是多面手，可就都同样怕写墙报怕批评，所以，被同学们敬奉了这一雅号。

战犯改造有一条主要原则，就是要让这些战犯们自觉接受改造，而不是完全采用强迫方式。

所谓自觉，它必须表现在学习认真上。而学习认真，除了在学习文件时能积极发言，在批评别人时能真心诚意帮助，检查错误时能挖真实思想和虚心接受别人意见并改正等之外，还有一项，是要经常写墙报，以表达学习心得体会和暴露思想等。

所以，每学习一篇重要文件、一篇重要社论，听了首长一次讲话，参加一次国庆观礼，甚至看过一次电影，都得写一张墙报，贴到“新生园地”。

既然这样重视墙报，认为这是战犯们表达自己思想感情与心得体会的最好方式，那么就得促使每个人都写；虽不硬性规定，但全组十个人有九个人都写了，逼得这剩下的一个不能不写。

罗历戎和王泽浚一遇到写墙报，就大喊“恼火”！两个人拿着组长发下的墙报纸，坐在桌子上写不出，又倒到床上去冥思苦想一阵，再伏在床上写。

写了半天，往往还只是写上一个标题。如是，便有些好心人去告诉他们，不妨去看看别人写的，再综合一下，不就是一篇墙报吗？

这有何难哉！但是，这种好意被谢绝了！理由很奇怪：“拿枪杆子出身的军人，不能剽窃别人的文章。”

好像那是拿笔杆子的人所干的事，军人是不屑为的，又有人告诉他们“监狱八股”如何做，无非是这么一套：说形势时，便是“当前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读文件时便写“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此而已！

他们还是摇摇头，等到他们费了半天气力写完贴了出去，我赶忙去看看，总以为定有特殊意见或惊人之笔，结果几乎完全与前说的两种情况一样。

提起王泽浚这位仁兄，本来可以写上一篇，由于要写的人太多，只好屈就他一下，把他和罗历戎写在一起，也是不忍心把这一对宝贝生拉活扯分开来。

新中国成立前，我和王就有过一次往来，那是我有事去成都，正巧，遇上他的新居落成请客，我经朋友们向他提出后，他也送一张请帖给我。

我因听人说过，这位四川老军阀八大将领之一的王瓒绪的公子是很好客的，便应邀去他的新居做了一次客。那一次，给我的一个很特别的印象，多年之后，在战犯管理所重逢时才，算得到解决。

我和他在一起挑饭菜、开水和在缝纫组劳动时，我们彼此之间是可以随便谈心，而不必顾虑那些“左”得发昏的同学找岔子，因为，那些口头积极分子，对劳动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特别是挑饭菜这种较重的劳动，他们一般都不愿争取，因为这是硬碰硬的干活。他们争着做的，大多是扫厕所、搞卫生，这种活，不但比较轻，主要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可以显示出不怕脏不怕累的先进精神。

所以，我们“挑”组的几个同学，每天一大早，轮流去给同学们挑洗脸水时，往往在铁门前挑着空桶，在等管理人员开门领我们去厨房之前，总有相当一段时间，可以乱扯一顿。

有一天，我和王泽浚两个人值班，我忽然想起，他在成都建的那一座大得有点出奇的公馆，是准备做什么用的？

我过去在军统局当总务处长时，主持修建过不少房屋，也看到过许多亲友修建的房屋，都没有像他修建的公馆那么别具一格，那么多的房间，很不易分出主次，差不多大小格式全一个模样，真有点像一座中型旅馆。

我当时很不理解，由于初交不便问，现在，正好满不在乎地、用带着取笑他的口吻说：

“你在成都的公馆修那么多房间，是不是读了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想完成杜甫不能完成的一个雄伟的愿望？”

他听了之后，一边笑，一边摇头，用四川朋友那种特有的俏皮口气，回答我说：

“我没有读过豆腐（杜甫）、咸鱼（韩愈）、留女婿（刘禹锡）的诗，那些酸溜溜文绉绉的东西一向不爱看，也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我啷格会去同情什么寒士！

我是准备一些熟识的绅粮（绅士、地主）军政界的朋友到成都来耍的时候，招待他们临时住住，大家好热闹热闹，不是为寒士修建公寓。我根本不打算当什么春生菌（春申君）、秋生菌，养一批闲人。”

从此可以看出，王泽浚的个性也是十分爽朗，很可爱的，我常常为他一声惊叹而大笑，而杜聿明却最怕他这种惊叹声。

我们在缝纫组工作时，只要王泽浚用四川口音大叫一声“哦嗬”！杜聿明组长就要为这一叫声而捏一把汗。

因为，王往往是在弄断了缝衣针或弄坏衣车，和把衣服等弄坏了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叫声的。

杜聿明不但小心谨慎，而且十分负责，生怕我们这些组员们把东西损坏，所以一听“哦嗬”！他就赶忙把手里的工作放下，去王泽浚跟前弄个明白，看是出了什么岔子。而王总是一边搔头皮，一面再补上一句“格老子”！

王泽浚和罗历戎虽然是“宝一对”，但还是有些不相同的地方。他最不爱谈他被俘的经过，我好几次问到他时，他总是把头一摇，两手一摆：

“不谈这些。当军人打败仗成为俘虏，连先人的脸都丢尽了，啷格还好意思去谈它！”

罗历戎则不同，他谈到1947年10月间由石家庄率部去保定时，思想上相当麻痹，以为自己的部队战斗力很强，不怕解放军。

他清楚地记得，那是1947年10月19日上午，他率部正由定县到达清风店附近的途中，一架飞机在他们头顶上做低空盘旋飞行几圈之后，便投下一个通信袋。

他急忙拆开一看，里面装有一张通知：“请第3军指挥官注意，我们发现共军大批密集南来，距离你们很近，请紧急做好战斗准备。”

这时，他才有点紧张，便决定在清风店附近的东南合和南北合几个村庄宿营，加紧构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并电请孙连仲、李文速运粮弹支援。不久，就看到两架运输机在第3军宿营地投下不少弹药和饼干等。

当天下午5点多钟，前方警戒部队便与解放军展开了战斗，枪声由远而近，由稀而密，到晚上10时左右，第7师的19团驻地村庄，就被解放军攻破，他急令团长柯民生做收容整顿工作，并急电孙连仲调派空军前来助战，同时，请李文派部队支援。

没有想到，李文派出的支援部队分乘汽车南来支援迟迟没有赶到。到了21日早上6点左右，解放军已突破了军部驻地西南合村，罗历戎和副军长杨光任、以及参谋长等人从军部冲出来的时候，村内已发生巷战，情形极为混乱。

当时罗历戎自知无法挽回这一失败的局面，便跑到第7师师部与师长李用章企图向北突围。但因李的腿部负伤，突围未成。到了上午8点多钟，他和李用章已被解放军俘虏了。

及至战事快结束时，才看到四架战斗机在战场作低空扫射飞行，他差一点被射伤。这使他十分懊恼，这时来扫射还有什么用呢！敌人没有打到，几乎把自己人射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我听了他两天工夫就全军覆没，便用开玩笑的口吻讥讽他不会打仗，活该当俘虏，早知这么快就完蛋，还不如不打便投降算了。

但是，他对此却有点生气：“你没有看到当时的战斗是何等激烈，你以为我是不抵抗主义者吗？告诉你，两天时间，第3军的伤亡就达到3000多人，这一仗是打得够厉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