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文如玉

舒曰信和华明之把以上情况向王学文做了汇报。王学文兴奋地说：太好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招考速记员，对我们来说，正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沈琬已有一定的革命思想基础，你们一定要好好启发她，叮嘱她努力争 取考上。不要去当电影演员，这不是我们获取情报的好办法。也不要当什么职业革命者。要抓住眼下这个自然考录的机会，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然后有可能相机开展情报工作。

王学文一锤定音，舒曰信欣然服从。

根据王学文的指示，舒曰信和华明之商议好之后在沈珉的陪伴下找我谈话。

谈话的气氛自然是非常严肃的，谈话的地点仍然是在姐姐、姐夫的小亭子间。

舒曰信神色严峻地对我说：你不是要求参加革命么？你先说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参加革命，就是要追求妇女解放，不受包办婚姻的束缚。要求自由，要求民主，要求进步。

舒自信说：还有呢？

我想了想说：还有就是不做亡国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不抵抗日军却镇压爱国志士。我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我听你们讲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国救民。

舒曰信说：好！现在浙江省政府招速记员，党组织决定派你去应试。

我听到“党组织”一词，吃了一惊。此前，我曾听姐姐说过，姐夫是革命者，我也曾积极要求参加革命，但是后来就不见了下文。此时我用试探的口吻问道：你们是共产党？

舒曰信和华明之郑重地点点头。

我当时震惊万分。这一年多来，我听到、看到国民党反动当局残害共产党人的许多骇人听闻的消息。在我的心目中，共产党人都是些大义凛然、舍生忘死的革命志士。没想到自己的姐夫和学兄都是共产党。令人敬佩的共产党就在自己身边！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对姐姐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沈珉拍拍我的手说：好好听他们给你交代任务吧！

舒曰信接着说：党组织很需要掌握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内幕情况。希望你一定要认真应试，争取被正式录取。

华明之补充道：去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就是参加革命。

我高兴地说：“真的么？只要是参加革命，我就去！”做一个革命者，这是我梦寐以求的。

舒曰信说：到国民党政府部门去做速记员，可以预先知道敌人的图谋。

华明之接着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保护自己，更有力地打击敌人。

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虽然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很肤浅，对情报工作更是一无所知，但是我了解姐夫和学兄，并对他们充满信赖，认为跟着他们走，没有错。于是我坚定地说：我要革命，我一定好好干。

华明之强调说：打入国民党内部为党工作，是很危险的，甚至可能会牺牲生命…

我当即说：我知道。最近的报纸上经常有很多这种消息：这个中共组织被破坏了，那个中共党员被抓了，谁谁谁叛变了，谁谁谁自都了。

舒曰信拿出几张几天前的报纸，递到我面前，上面有当年（1934年》11月。共产党员“红队”邝惠安等人被处绞刑的消息。我接过报纸看了看，顿时心里悲、愤慨。

舒曰信郑重地问：沈琬。你真的不怕死？

屋外，又有响着警笛的汽车疾驰而过，然后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

舒曰信、华明之和沈珉，六只眼睛紧盯着我，当时我刚过了19岁生日。

此时我已经想好了，于是非常镇静、果敢地说：过去我想要抗日救国，可是徒有报国之心，却无报国之门。今天报国有门了！我要革命，我不怕死！

三人听了都很感动：没想到小妹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共产党！

舒曰信沉思片刻，对我和沈珉说：你们俩现在参加革命了，改个名字表示决心吧！我和明之现在的名字都是参加革命后改的。

我和沈珉都拍手说好。

沈珉对舒曰信说：“我知道你原来叫庸之。”

舒曰信说：“是的，就是‘中庸之道’那个‘庸之’。”

“那你为什么要改为曰信’呢？”

“曰信’，意为‘下定决心，说到做到’。‘曰信’，就是言必信，言而有信。”

我又对华明之说：“我知道你原来叫家骊。”

华明之说：“是的，我原来叫家骊，字鸿申。参加革命之后，自己改为明之，表示我一生为追求中国光明未来的决心。

我马上说：“好，你们的名字改得好，太有意思了。可是，我们改个什么名字呢？”

舒曰信想了一下说：“革命的苏联是我们中国的未来。我建议改个苏联女孩的名字。我看你就叫安娜吧！”

华明之马上说：“好，安娜这个名字好，既好听，又符合沈琬活泼的性格。”

我说：“我喜欢安娜这个名字，那么姐姐改什么名字呢？”

华明之又冒出一们“叫伊娜怎么样？”

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都向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安娜和伊娜，显然有浓郁的苏联味道，是俄罗斯姑娘的名字。我和舒曰信认为伊娜这个名字好，沈珉却站在一边微笑着，没有吭声。

我对姐姐说：“姐，你倒是说话呀！”

沈珉有点不好意思，轻声说：“你们都说好，那就叫伊娜吧。”

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我到杭州去实习应试，用哪个名字？”

舒曰信沉思了一下说：“你们对外还是用原来的名字，这样比较安全。在亲人之间，用你们新改的名字，以表示你们新生命的开始。”

我和姐姐坚定地答：“好！新的生命从此开始！”

此后，他们都不再叫我们俩沈琬和沈珉的原名，而以安娜和伊娜相称了。

我正式对外使用沈安娜这个名字，是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有一天，当时在上海负责领导情报工作的老领导吴克坚对我们几个原来搞地下工作的同志进行保密教育时说：上海刚解放，社情很复杂，有不少潜伏特务。国民党机关的人认识你沈琬的人很多，要改名字。

我说：我刚参加革命时，华明之和舒曰信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安娜，后来党内领导和亲人，熟人也都叫我安娜。

吴克坚说：对的，我也一直这样叫你安娜，叫惯了。今后就正式用安娜吧！

由于我自上海解放后一直使用沈安娜这个名字，现在知道我叫沈琬的人反而不多了。

分手的时刻到了，舒曰信嘱咐我说：安娜，到了杭州以后，要谨慎从事，遵守纪律，保守秘密，不要暴露自己的进步思想，有重大事情，要设法告诉我和你姐姐，或者华明之同志，我们再向“舅舅”汇报。

我郑重地点头说：记住了。

舒曰信向我伸出手，高兴地说：安娜同志，祝你成功！

我和舒曰信握手的时候，华明之和伊娜也把手伸了过来。四个年轻人的手握在一起，同时把各自的心拴在了一起，把各自的命运拴在了一起。

第二天，我在浓重的白色恐怖阴影下，迎着扑面袭来的阵阵寒风，带着党组织交给我的绝密使命，坐火车离开上海，直奔杭州。从此，我的人生轨迹由于王学文具有远见卓识的“一锤定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文如玉

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

杭州是我国古都之一，与苏州齐名，素有人间天堂之称，其中尤以湖光山色，名胜古迹，遐迩闻名。我谨记党组织的嘱托，决心竭尽全力争取省政府机关录用。尽管我的速记技巧可以胜任，但仍夜以继日反复练习，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因此根本无心领略杭州美景。而入选省政府机关对于与我同去的两个男生来说，并非志在必得，因此他们练习不大用功，其中一个还喜欢喝酒，在省政府机关里影响很不好，这件事不知被什么人反映到秘书处一个科长那里。

一天，科长当着我的面，对两个男生说：“你们不好好练，还喝酒！”他指着其中一人的鼻子说：“你不喝酒就不能速记了？”可是他指错了对象。因为他态度很严厉，没喝酒的男生也不敢争辩。

我在一边想了想便笑着小声说：“不是他喝酒，科长您弄错了。”

这位科长见我好意地提醒，才知道骂错了人，他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觉得好笑，也忍不住笑了一下，使原本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

“好好练习速记！”科长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走了。

在此之前，浙江省政府一直没有速记人员，是新的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来了以后才提出要用速记的。

黄绍竑是广西人，属于“桂系”。他一开始拥蒋，后来反蒋，旋即又拥蒋，最后又反蒋。反反复复的行为，不仅反映了他的思想波动，也折射出当时形势的多变。黄绍竑是广西人，他的部下多为两广人氏。我就读的上海“南洋高商”学生多是华侨子弟，讲广东话的居多，所以我对黄绍竑以及那些部下带有浓重两广口音的国语，不但完全听得懂，而且能记录下来，而那两个男生对广式国语连听都比较困难，还谈何速记？我从小跟着父亲练字、作文，因此我整理出来的毛笔誊写的文稿字迹端正，文章通顺。加上我是有备而来，因此学习特别下功夫，加上我反应较快，速记能力明显比两个男生强。试用一个月后，我被录用，两位男生则被淘汰。

1935年1月，我正式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原称记录科） 担任速记员。后来，经王学文同志认定，我参加革命，成为中央特科领导下的成员，就从这时开始。

省政府在杭州梅花碑附近。每个正式职员都有一个徽章，进大门的时候，站岗的警卫看见戴徽章的都要敬礼。我第一次戴徽章去上班，不知道警卫敬礼时，自己该怎样还礼。于是我不露声色地站在一边观察。发现即使是年轻职员也都是趾高气扬点点头就过去了，我便学着别人的样子，目不斜视，昂首向前。警卫给我敬礼时，也装出很老练的样子点点头。我表面上看很老练，其实心里很紧张，很不自然。

后来我认识到，这种紧张与不自然并不完全来自初次面对警卫的敬礼，还来自对自己如何适应“白皮红心”的双重身份缺乏自信。镇静自如是装不出来的，未来的路还长着呢，自己还需要好好磨炼才行！

果然，需要磨炼的事情很多。第一次参加黄绍竑主持的省政府会议时，我进会场后，连自己的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到会的都是大员，一看那架势，我很有些不知所措，就在靠后面的一个凳子上坐下了。这时过来一个人，拉着我往前面走，我不知道这人是谁，也不知此人拉我是什么意思，我还停留在女学生的角色位置，并且觉得被一个陌生男人拉扯着，很不自在。

那人把我拉到黄绍竑身边，指着一个空位说：“你坐这里。”后来我知道，此人是省政府的秘书长。从此，我作为省政府的第一位速记员，在会场上有了自己的位置。

过去我从没接触过政府公文，不知公文格式是什么样的，也没想到应该向科长请教。第一次整理出来的速记稿不符合上报文稿规定的格式。因为炳勋速记采用的是从左至右横书的西文写法，所以我不假思索，就按照在速记学校传授的从左至右的横写格式，把会议记录整理出来，并送给议事科科长薛元燕审阅。我满以为会得到科长的肯定，没想到科长只看了一眼，就使劲皱起眉头。我知道科长不高兴了，但是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科长也不说话，另找了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用手点点，那意思是：你自己看吧！

我一看才明白，是我把格式弄错了，当时中文的书写方式是从右至左，从上至下竖写。

我红着脸朝科长笑笑，默默地把那份会议记录拿回去重新抄了一遍。第二次拿给科长看时，科长没皱眉头，但也没表扬我。不过我心里还是很感谢这位厚道的科长给我留了面子，没有当众批评我。

议事科的办公室是一个大房间，四五个人在一起办公。科长朝南坐，用大办公桌。其他有速记员，收发员，油印员都用小桌子。朝东是一排铁皮柜及木质柜，柜子前面还一排长桌，上面放着蜡版和油印机。印的材料大都是会议议程、报告、决议及附件等等，都摆在那里。

我发现，科长在科员面前显得很威严，平时一般很少说话，只要他一皱眉头，大家就知道出问题了，都吓得不敢吭气。

我平时除了做会议速记，有时也起草一些一般性的公文。我吸取第一次的教训，不管写什么，一定要先请教薛科长。科长会很认真地告诉我，抬头怎么写，第一行怎么写，落款怎么写。经科长指点，我很快就掌握了一般公文的程式。

黄绍竑是个有文化的军人，他并不要求速记员原封不动地将口语整理成文，而喜欢在口头语言的基础上略为加工，成为简洁明了的书面语言。

薛元燕科长的古文功底很深，我整理的省主席讲话稿，经他润色后，更加简练准确。我在誊清时发现，薛科长锤炼语言的功夫非同一般，于是常常仔细琢磨，认真学习。

黄绍竑对我整理的讲话稿很满意，薛元燕从来不说是经他改过的。后来朱家骅接替黄绍竑当浙江省政府主席，当面夸奖我，我马上说：“那是科长润了色的。”朱家骅和薛元燕说我“不掠他人之美”，给他们留下了好印象，后来薛科长欣然认我做干女儿，朱家骅对我也格外器重。

我按照王学文的指示，逐渐在浙江省政府内站住了脚，姐姐伊娜，姐夫曰信，学兄明之，特别是“舅舅”王学文，都非常高兴。

我自195年1月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刚满19岁。一投身革命就在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下，做秘密情报工作。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受中央特科领导的，就连舒曰信和华明之也不知道，甚至新中国成立后，仍不知道。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80年代，我们才知道当年我们属中央特科领导。



注释：

朱家骅 (1893-1963)，学鼎先，浙汇吴兴（今湖州）人。1912年加入国民党。1914年赴德国留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大教授、广东大学教授、广东省教育厅长、中山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兼“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浙江省主席、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局长、国民党中央常委等职。1949年去台湾，任“行政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

文如玉

“第一炮打响了！”

我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一个多月之后，姐姐伊娜写了封暗语信，暗示我回上海汇报工作。我就以回家取行李为由，向科长薛元燕请了假。

这次回沪，带什么给“舅舅”作为“见面礼”呢？

我所在的议事科，专门负责浙江省政府主席主持的各种重要高层会议的秘书、会务工作，油印和保管机密文件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分几次偷偷从印得不是很清楚、尚未销毁的油印的机密文件中，抽了几份自认为有用的，还有几份高层会议的原始速记稿，与衣物混装在一只小皮箱里，大模大样地坐火车带回上海去见姐姐姐夫。

到了上海姐姐姐夫住的亭子间，我得意地对姐姐说：“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伊娜打开小皮箱一看，几份浙江省政府的机密文件赫然在目，不由得吓了一跳，数落我道：你这个冒失鬼呀，这么做多危险呀！

我觉得很委屈，对姐姐说：你们不是叫我搜集情报么？我拿回来了，还说我！

姐夫舒曰信把责任揽了过来。他对伊娜摇摇手，说：不要说她了。这要怪我们事先没有教她怎么密藏嘛。

我听到“密藏”一词，才意识到自己太大意了，便向姐姐做了个鬼脸儿。舒曰信边翻阅我带回的文件，边鼓励我道：你干得很好！回头我再教你一些秘密工作的方法。他挑了几份涉及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策划“清剿”的材料，密藏后，匆匆出门。临走时嘱咐我，抓紧时间把那几份速记稿整理出来。

舒曰信把情报送给我们的直接领导王学文，说明是沈安娜从杭州带回来的。王学文一看，高兴地说：这都是重要情报啊！安娜第一炮就打响了！

舒曰信说：她还带回来几份速记稿，正在整理呢！

王学文说：我要见安娜，你安排一下。

根据王学文的指示，舒曰信约我和华明之在亭子间里等待王学文。

舒曰信和沈伊娜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常因囊中羞涩而掲不开锅，经常是两人一餐只买四个大饼充饥，以沿街叫卖的热豆腐花加盐当菜。沈伊娜只吃一个半大饼，让舒曰信多吃一个。沈伊娜说，老舒工作忙，辛苦，一顿两个大饼吃不饱。其实她自己当交通，整天在外面跑，更辛苦。为了节省车费，凡是传递时间要求不太急的文件和通知，她都是靠两条腿走路，是真正的“跑”交通。

沈伊娜整天忙忙碌碌在外面跑，舒曰信则整天在家里整理情报。为了不引起邻居的怀疑，他们统一口径对邻居说，舒曰信是个穷作家，现在作品还没有问世，因此要沈伊娜外出替人家做做家务活，贴补家用。

舒曰信有一件从家乡带出来的皮袍，因囊空如洗，夏天就把皮袍送进当铺当几个钱。后来天冷了，还是华明之用自己的工资把他的皮袍赎了出来，他才得以穿着皮袍过冬。

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在理想和信念的支持下，舒曰信夫妇却觉得生活是如此充实，而我不忍心让姐姐和姐夫过如此贫寒的生活，就把刚领到的工资硬塞给姐姐。

伊娜用我的工资买了两个凳子和茶杯、茶叶，于是我们终于可以每人一个凳子，坐下来谈话了。

我与明之也许久不见，这次见面显得格外亲热。我们彼此都很思念对方，只是当时谁也没有说出来。

王学文来了。此前，我经常听姐姐、姐夫和明之提到“老李”，又亲昵地称他为“舅舅”，我还不曾见过。舒曰信便介绍说：他是老李，我们的舅舅。

我大大方方地叫了声“舅舅”, 王学文微笑点头。他似乎对我印象不错。

老李落座之后，对我说：你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做速记员，已经站住了脚，工作也有成效，很好。

第一次受到领导当面表扬，我真有些不好意思。

接着，老李耐心地开导我，帮助我提高对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认识。我习惯地拿出速记本，准备记录，却被舒曰信制止了。

“安娜，不要记录。”舒曰信说，“只能记在心里。”

我难为情地马上把速记本收了起来。

老李向我详细讲述了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做法。最后特别交代说：你今后要注意搜集“清剿”的军事情报。要注意筛选，做好密藏。一定要保证安全，不可冒失大意。

我把老李的每一句话都认真记在心里了。

我觉得老李是个很有学者风度的忠厚长者，是个不一般的“舅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老李的真实姓名叫王学文，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人。这是当年我与王学文惟一的一次见面。之后都是通过舒曰信、华明之和沈伊娜得到他的指示。

王学文是我和明之参加秘密情报工作后的第一位领导，也是第一位言传身教的好老师。后来我听说，王学文的生活也很艰苦，得了肺病，无钱治疗，更谈不上营养，因此面黄肌瘦。有一次，他到舒曰信家联系工作，邻居偷偷问伊娜：你舅舅是不是抽鸦片的？这么瘦！

沈伊娜只好解释说：他身体不好。

那天，王学文走后，舒曰信问我道：舅舅的那些话你都听懂了么？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基本听懂了舅舅的话，但因为内容陌生，不能全部记住，目光中流露出一丝犹豫。

为了使我今后的秘密情报工作做得更好，舒曰信、沈伊娜和华明之一起把王学文说过的话做了归纳总结：

第一为党做秘密情报工作，要对党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甚至生命。

第二要严守机密，遵守纪律，除非领导指定的同志，一概不对任何人讲与秘密工作有关的事。

第三要心里革命，但不能暴露进步思想，表面上要说国民党的话，做国民党的事，生活上要合乎他们的潮流。

第四要分清敌友，处理好亲疏关系，特别要搞好和顶头上司的关系，对同事朋友要和气；对敌人要警惕。

第五要不断提高速记技术、文化水平和在国民党机关的办事能力。

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站稳脚跟，安全隐蔽，做好秘密情报工作。他们还对我不太懂的地方进行重点解释，直到我理解为止。我把这“五条原则”牢记在心，在日后的秘密工作中，我认真踏实地践行了“舅舅”的教导。

这次回上海，我收获很大，不仅见到了神秘的上级领导，还得到了领导的重要指示。另外、我从舒曰信、华明之和姐姐沈伊娜那里还学到了一些简单而原始的密写和密藏技术。

第二天，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杭州。我经常参加省政府常委会、例会，省主席黄绍竑等政府要员主持的各种重要会议，能够接触到不少机密文件。我觉得，保安处长宣铁吾在省政府常委会上做的秘密“清剿”军事报告，极具情报价值。

宣铁吾是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卫士长。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根据地，向西行进，开始了九死一生的长征。留在长江南北八个省十几个地区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也在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又是国民党政府财政来源之一，因此在闽浙赣边区、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是他的一大心病。而黄绍竑是桂系，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以前还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一起多次反蒋，因此蒋介石对他不放心，就派了宣铁吾去浙江省政府担任保安处长，主要负责“清剿”闽浙赣、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王学文根据当时斗争需要和我的工作条件，特别布置我要重点搜集国民党的“清剿” 军事情报。

根据党组织提出的重点搜集要求，我清醒地意识到，宣铁吾的报告正是“舅舅”所要的军事情报。

我获得了宣铁吾的“清剿”报告之后，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对国民党“清剿”的种种凶残手段十分愤怒；另一方面，我为自己获取如此重要的情报而兴奋、激动。这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是我以前不曾有过的。从此，我渐渐意识到，秘密情报工作充满着刺激和挑战。

我陆续搜集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保安处，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策划对闽浙赣、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清剿”计划。内容包括军队建制、军事措施、公路碉堡、武器装备、军事力量部署和对红军游击队的分析估计等文件，以及黄绍竑、宣铁吾的“清剿”报告，连同附件、图表等，都设法摘抄下来，通过明之、曰信，陆陆续续安全地送给了王学文。

与此同时，王学文将派遣我打入浙江省政府，获得了一些军事情报的情况，向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作了报告。

王世英是1925年入党的老 党员。1933年2月，他奉中央之命调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军委情报部负责情报工作，是王学文的上级领导；1935年9月，他被迫带着一部分骨干离沪转移至天津，继续负责中共华北联络局的情报工作。

1982年，王学文在见到我和明之时说：“当时有两条线能得到一些有用的军事情报，一条是长沙，一条是杭州，就是你（指沈安娜），都是有价值的。”

1984年，王学文口述笔录中写道：“沈安娜在浙江省政府，能得到一些重要军事情报…”

如今在中央档案馆的有关历史档案中，还保存着王世英1945年向中共中央所作的《上海军委及特科工作报告提纲》，其中提到：“…如浙江省政府，派沈琬（沈安娜）去。”

文如玉

与“江湖小姐”周旋

我打入国民党机关后，怎样才能站稳脚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舒曰信曾告诉我：要注意观察。首先要像“舅舅”讲的那样，对周围的人要分清敌友，确定亲疏关系。

我住的是集体宿舍，和我同住的还有两个职员，一个胖，一个瘦。胖女士三十来岁，听人说是省主席亲信的老婆，和丈夫分居。她成天苦着个脸，对人爱搭不理的，平时很少说话。在机关里，谁也不主动和她搭腔，更没人敢议论她，大约是怕传到她丈夫的耳朵里引起是非。

我倒有些同情她，有时和她搭搭话，称她为大姐。胖女士大概因为自己命运不济，所以不爱多管闲事，与同宿舍的人基本相安无事。

那位瘦小姐可就不那么安分。她25岁左右，长相很一般，却整天没事就坐在镜子前涂脂抹粉。她还喜欢骑马，床前放着一双非常漂亮的马靴，床头挂着一条精致的马鞭。我发现她经常和男朋友出去骑马。她的男朋友经常换，让人对她莫测高深。

瘦小姐的言谈举止和生活习气与机关的职员不大一样，江湖气很浓，我就在心里偷偷称她为“江湖小姐”，并时时对她保持警惕。

胖女士和“江湖小姐”都是广东人，经常在一起说广东话。开始她们对我还有些提防，有时正说得起劲，见我回来，就不说了。我为了打消她们的顾虑，就故意说：“你们广东话真有意思，像外国话似的，我一句也听不懂。 其实，我虽然不会说广东话，但是听懂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经我这么一说，胖女士和“江湖小姐”再说广东话就不避讳我了。从中，我也听到了一些在机关里听不到的事情。

不知为什么，“江湖小姐”对我的态度一直不怎么友好。

我第一次回上海送情报时，姐姐和姐夫教我密写和密藏技术，给了我一小瓶白色药水，也叫隐形药水。密写方法是用毛笔随着隐形药水，复在家信的背面或者空行之间。对方收到后，用碘酒一抹，字迹就显影出来了，俗称“药水信”。

由于受条件的限制，我只能利用宿舍没人的时候，在宿舍里密写情报。为了不被别人发现，密写时，我就拉上窗帘，门上闩。一听到脚步声，就马上把药水和家信收起来，再拉开窗帘，打开门，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有一次，我正在密写情报，“江湖小姐”突然回来了。因为门被我闩上了，她用钥匙打不开，就疯狂地砸门，并大声叫喊：“开门！开门！”

我吃了一惊，连忙把药水和家信收好，然后才从容地拉开窗帘，打开门。

“干什么，神神秘秘的？”“江湖小姐”一进屋就盛气凌人地指责我道，并用警觉的目光在屋里四下搜寻，似乎想通过什么蛛丝马迹，来发现我有没有什么隐私。

我有两个箱子，一个木箱，里面装着衣服之类的东西，一个小皮箱，里面装着一些所谓的“细软”，还有刚发的薪水和那瓶白色药水。小皮箱摞在木箱上面，平时是锁着的，刚才因为匆忙，还没来得及上锁。“江湖小姐”的目光在上面停了一下，然后故意弯腰往床底下看了看，好像下面藏了什么似的。

我以为她没有注意到小皮箱，便怀着侥幸的心里，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对她说：×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好像我在床底下藏了个人似的！

“江湖小姐”白了我一眼，气急败坏地“哼”了一声，用手中的马鞭在走廊上重重地抽了一下，扬长而去。脚下的马靴噔噔作响。

我暗自庆幸刚才是虚惊一场。可是没想到，“江湖小姐”很狡猾，我随后就知道了她的厉害。

第二天，我下班回到宿舍，见屋里虽然没人，但我总感到有些异样，后来终于发现，我的那个小皮箱被人撬开了！我不由得感到脑袋“嗡”的一下。因为里面放着那瓶白色药水和那封没写完的密信！

我急忙掀开小皮箱，一看，药水还在，钱也没丢，非同小可的是那封没写完的密信不见了！吓得我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密信落到对方手里，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是什么人干的呢？如果是小偷，不会不偷钱，如果是特务，那不会把药水留下。我再去看门上的锁，也没有发现被撬的痕迹，那么一定是“江湖小姐”干的！

可她为什么不拿药水，只拿一封家信呢？我坐在床边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忽然想起，那封家信并未放在小皮箱里，而是在自己身上！因为以往写好的密信是马上发走的，而昨天，由于“江湖小姐”的干扰，信没写完，也没能及时发走，出于防范意外的本能，所以我没有把信和药水一起放在皮箱里。刚才一紧张，居然把这事给忘了！

我正在想如何对付这个“江湖小姐”，走廊上传来噔噔的脚步声，一听就知道是她回来了。

“×小姐”，我非常气愤地迎上前去，对刚刚进门的“江湖小姐”说：“我锁着的箱子，被人撬开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我本来以为她会抵赖，没想到她居然很坦然地回答：“是我撬的。”

“你凭什么撬我的箱子？!”我厉声质问道。

“哼！你说为什么？”“江湖小姐”竟然蛮不讲理地反问道。

“是我问你！”我义正词严地追问道。

“我看见你有一瓶白色药水。怀疑你是共党特务！”“江湖小姐”信口开河地说道。

“江湖小姐”说话如此直截了当，倒使我吃了一惊，但我马上意识到，如果对方真的确认我是共产党，那么现在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对话了。不过使我感到费解的是，这女人能把一瓶药水与“共党特务”联系起来，似乎很不简单。可是“江湖小姐”说话的口气，又不像是背景特别复杂的那种人，倒有点像上海人说的“十三点”。她到底是什么人呢？我决定以守为攻，于是反击道：“你说什么？共党特务？笑话！那是一瓶脚气药水。你撬我的皮箱，盗窃私人财物，还要诬陷我是共党！我要禀告上峰，治你的罪！”

“江湖小姐”见我口气强硬，还要告她偷盗，眼珠转了一下，态度遂平和了不少，说道：“哎，你不要胡说啊，我可没有拿你的东西。”

我见她有些害怕，料想她也不会有什么来头，便步步紧逼道：你拿没拿东西，等上峰派人来一查就知道了。我这就去报告，请你马上出去，我要保护现场！

“江湖小姐”见势不妙，便软了下来说道：沈小姐，我真的没拿你的东西，我只是想看看，你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那你也不能私自撬别人的箱子啊！”我故意装作得理不让人的样子。

“对不起，对不起。你可以检查一下箱子，看看你的东西少了没有。”“江湖小姐”连声道歉。

我本来就不想把事情闹大，见对方服软，顺势给了她一个台阶下：“如果东西没少，我就不报告了。但是你要保证，以后不准乱动我的东西！”

“那当然，那当然。”江湖小姐见我答应不再追究下去，马上趁机下台阶。

我徉装检查小皮箱里的物件，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嗯，东西倒还都在。”然后又故意拿出那瓶白色药水，对“江湖小姐”说：“这脚气水很灵的，你要不要试试？”江湖小姐连忙说：“谢谢，谢谢，我没有脚气。”

不过，这件事过去之后，我立刻把药水处理掉了。我意识到，集体宿舍不适合做秘密工作，更不能在集体宿舍里写“药水信”，必须改变工作方式。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在宿舍里整理情报了。我立刻给姐姐写了一封信，说我病了，希望姐姐来看看我。

伊娜接到信，马上到杭州看我。见了面，发现我并不像生病的样子，就问：出了什么事？

我便把与“江湖小姐”之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姐姐作了汇报。

“你处理得很好。”姐姐伊娜沉思道，“现在看来‘药水信’以后不能再用了。”

原来，药水质量也有问题，上次我寄到上海的“药水信”，伊娜还没用碘酒显影，密写的字就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了。

伊娜说：我回去向舅舅汇报，以后不能用密写邮寄了。由你自己把情报送到上海，或者由我来杭州取。你要特别提防你说的那个“江湖小姐”。

文如玉

认科长太太做“干娘”

药水风波之后，我待人处事更加谨慎小心了，同时更加留心观察周围的各色人等。我原以为在国民党官僚衙门里做事情的人都不会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观察研究，我发现在国民党机关里供职的，也有洁身自好的。自己的顶头上司，议事科科长薛元燕就是个为人正派、待人厚道、有学问的好人。

薛元燕和我父亲年纪差不多，瘦高个，长得很清秀，一副文人模样。平时他对下属很和气，尤其对生活困难的下属特别关照。有一个科员一家老小没地方住，他就把自家楼下的住房以很低的、象征性的租金租给这个科员。有一个做油印工作的职工，生活十分困难，过年时，他就塞给这个职工一点钱。他在下属面前很有威严，实际上是不怒自威，他从不吹胡子瞪眼训斥人。有一次，因为时间紧，一个职工忙乱中把油印文件的页码装订错了，薛科长发现后眉头紧皱，却没训人。我见了，赶紧过去默默地帮助这个职工返工。薛科长既没指责那个职工，也没表扬我。但是彼此都心里有数。

观察了一段，我认定这位科长可以信赖，就主动接近他，遇事虚心向他请教。

有一天，薛科长问起我家里的情况，我就如实相告：我伯父是前清翰林， 父亲是前清秀才。

薛科长听了说：你是书香门第啊！

每次速记稿整理抄正后，我都送科长阅改，晚上没事，就练习速记，很少干别的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我勤勤恳恳工作，恭恭敬敬待人，给薛科长留下了好印象。

第二次回上海送情报时，我将这些情况向舒曰信作了汇报。舒曰信沉思片刻，对我说：既然薛科长为人正派，你可以用拜干亲的方法，进一步搞好和科长的关系。

当时拜干亲的风气很流行，舒曰信认为，有了顶头上司这门干亲，我就有了保护伞。

我说：我见过科长太太，她善良、随和，看样子是很喜欢我的。我先认她做干娘，怎么样？

舒曰信说：我看可以试试。

我回到杭州，便去薛科长家串门儿。科长家有两个小男孩，很聪明，但又很淘气。科长太太对我叹气道：没有办法，要是女孩就好了。

我接过话茬对她说：既然薛太太喜欢女孩，我给你做干女儿，好不好？

科长太太高兴地笑道：好啊！

第二次去，我带了些礼物，大大方方地喊科长太太：“干娘，我来了！”

科长太太高兴地说：“干女儿！请进来！”接着便亲切地聊起家常。

我仍然称薛元燕“科长”，薛先生也很高兴。

我住的集体宿舍环境嘈杂，还常有男职员来骚扰。我看到科长家有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子，就对干娘诉苦说：机关女宿舍非常拥挤，男职员老来找女职员出去吃饭、闲逛，真讨厌。干娘家房子宽敞，能不能把放杂物的小房间租给我？这样生活安静些，还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科长太太与丈夫一商量，痛快地答应了。科长家的两个小男孩，正在上小学，科长夫妇早就想找一个家庭教师，辅导儿子的功课。于是科长太太问我，愿不愿意利用晚上时间做家教。我一ロ答应：没问题。

我很快就搬进了科长家楼下的小屋。科长夫妇不想收房钱，但我坚持要交，说：不然我心里会不安的。于是，科长夫妇就象征性地收了一点钱，算作租金。科长太太每天让我和家人一起吃晚饭，算是请我当家庭教师的 报酬。天长日久，我与薛家相处得亲密无间，就像一家人。

我有了单独居住的房间，既可以避免别人的纠缠和干扰，又可以专心摘抄和密藏情报。每天下班以后，吃过晚饭，我就辅导两个孩子的功课。实际上他们功课很好，不用辅导，只是陪读而已。

科长的两个儿子很聪明，但是确实也很淘气，自从来了一个大姐姐做家庭教师，他们就琢磨着，如何捉弄我。

有一天，我下班回来，一开门，突然从门上落下一团带着泥土的杂草，弄得我灰头土脸的，小哥俩则躲在一旁偷偷乐。这无疑是他们在恶作剧，而我没有责怪他们，只是笑笑，然后拿起扫帚把地上的尘土杂草扫干净。小哥俩相互做了个鬼脸儿躲了起来。

还有一次是晚上，我教小哥俩练毛笔字。我先把要领告诉他们：“身要正，腕要直，笔要握紧，这样笔力才能发挥出来，将来写的字才能力透纸背。”然后在八仙桌上摊开纸，给他们做示范。这时候，小哥俩悄悄走到我的身后，假装看我写字。趁我不备，哥哥突然上前用力把毛笔往上一拔，想抽出毛笔，弄我一手墨，没想到，居然没有拔出来。

我不但没生气，反而因势利导地对他们说：你们看，拔不出来吧？你们是想检验姐姐握笔紧不紧，是吧？这是父亲教我的，要把笔握紧了，横平竖直，这是练腕力！好的毛笔字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听我这么一说，两个调皮的小男孩反而不好意思了。

我和两个孩子相处得很好，就像姐弟一般亲密，科长夫妻非常高兴，自然也很感激我。

空闲时，科长经常在家里和我聊天，介绍机关里的人事情况，比如黄绍竑主席怎么样，秘书长怎么样，某某人不好，不要接近他，等等。这些，对我了解周围的生存环境和工作环境，都非常重要。科长还帮我修改记录稿，教我写各式公文。这个老实正派的顶头上司，无形中帮助和掩护了我的秘密情 报工作。

文如玉

西子湖畔的爱情之花

自从白色药水被“江湖小姐”发现之后，我不再写“药水信”了。此时“舅舅”王学文指示：安娜是情报员，是不宜兼跑交通的。就让伊娜跑吧。此后情报大都由姐姐伊娜到杭州来取。她每次到杭州，都要检查我在保密方面有没有漏洞，询问我与同事相处、谈话的情况，并传达舅舅的有关指示，嘱咐我要认真执行党组织的指示，保守工作机密。

伊娜说：你在初中时就喜欢参加群众集会，现在做秘密情报工作了，一定不要流露进步思想。还有你办事毛躁，不细致，这是我最不放心的。

我调皮地对姐姐说：我现在长大了，不会再那么毛毛躁躁了！

每次伊娜拿到情报，伪装密藏好，就马上返回上海。有几次，我要留姐姐在杭州玩半天，带她游西湖和灵隐寺，都被姐姐谢绝了。她对我说：“我现在有一大堆工作等着我做，没时间玩。”说完，就匆匆忙忙去赶火车。

我对姐姐的做法很不理解，觉得她不近人情。后来才明白，姐姐的工作确实太忙，内勤工作中的很多事都是她一个人干，还要抄写情报，送文件，有时甚至还要运送手枪等。

伊娜从上海到杭州跑了几个来回之后，王学文觉得，伊娜实在忙不过来，而且一个女子经常往返于沪杭之间，有所不便，于是他和舒曰信商量决定，由华明之指导、联络我的工作。

王学文和舒曰信都认为，华明之性格沉稳、坚毅，入党后做过秘密工作，与我是“南洋高商”的同学，相互都比较了解。华明之可利用国际电台例行休假的时间，去杭州和我联系。华明之的任务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帮助我，向我传达组织意图，具体指导我筛选鉴别材料，并由他将有用的情报伪装密藏，带回上海。

华明之接受任务后，常逢假日乘早班火车到杭州，晚上再乘夜车回上海。在有限的时间里，他和我有时到西湖边人少的地方谈工作。

为了排解我在国民党衙门机关工作的烦恼，明之还教我唱歌，他带了口琴和歌谱，教唱他刚学的电影《桃李劫》主题歌《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

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1935年的5月，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公映了。明之看后，正好是他与我接头会面的时候，他兴冲冲地来到杭州，对我说：上海新放映了一部影片《风云儿女》，非常好，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非常有力，唱出了我们的心声！说罢，就拿出一张写好歌词的纸，挥着手，打着拍子，一句一句教我唱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唱着这两首救亡歌曲，我和明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随着那歌曲铿锵的节奏，激昂的旋律，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六十多年后的2002年，年届90高龄的明之因病住院。往事渐渐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惟有30年代他和我一起，满怀激情唱过的那两首对我们的人生具有特殊意义的电影插曲，依然记忆犹新。他常常躺在病床上哼唱“同学们，大家起来…”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在医院里，他每天要坚持下床锻炼，可是腿脚常常不听使唤。在护工的搀扶下，他一边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起来！起来！”一边用力挪动双脚。医生和护士见了，无不为之动容。同时，他们奇怪的是，这位已经失去了大部分记忆的老人，为什么独对这两首历史歌曲刻骨铭心呢？

我心里清楚，《毕业歌》是我和明之的恋爱之歌，《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革命之歌。我们正是唱着这两首歌，在革命的道路上相互了解，相互帮助，并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的。确实如此，我们相濡以沫、休戚与共七十年，有歌为证，有史为鉴。

1935年，从春到夏，随着一次次的接头会面，明之和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日俱增。后来我们异口同声地说“秘密情报工作”是我们爱情的“催化剂”。

随着我们感情逐渐热烈，于是想走到比西湖更远些、人更少一点的地方去。情侣们总是喜欢在幽静的地方约会，人越少越好，最好这个世界只属于我们两个人。于是，明之提议到杭州郊外的“九溪十八涧”去。我欣然同意。

九溪十八涧位于西湖西南群山峻岭中。因为路远，我们想省些钱，就走一段路，坐一段车。去九溪十八涧要经过著名的茶乡龙井村，闻名世界的龙并茶就出产在这里。这里的农民大都以种植和贩卖茶叶为生，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村中的道路两旁，支着一个用炭火烧热的大锅，现场炒制茶叶，当街叫卖，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茶香。

穿过龙井村，前面就是遐迩闻名的九溪十八涧了。

越往峡谷深处走，景色越美，气象越新。这里山清水秀，游人稀少，明之和我一路走累了，就在溪边休息。

明之说：“听人家讲，这里的水好，到了这里一定要用溪水洗洗脚，能洗去晦气，洗来福气。”说着就把自己的鞋袜脱了，将脚伸进水里。

我却犹犹豫豫不肯脱鞋。明之问我为什么，我有些难为情地说：“我小时候缠过脚，有点变形。”

明之听了安慰我说：“现在好了，我们一起反封建，闹革命，决不让那些束缚中国妇女的封建礼教再伤害我们的姐妹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大大方方地脱了鞋，把“解放脚”伸进水里，一边洗，一边说：“洗去晦气，洗去晦气！”

两人并肩坐在溪边，周围的环境是那么幽静，偶尔有鸟儿发出几声鸣叫，更显出“鸟鸣山更幽”的诗意。明之此时故意“转文”吟出一首古诗：“两山悬似剑，相让一溪流。白石几回度，青山到处留。”

我由衷地称赞道：“想不到你还真博学啊！”

明之说：“我这是临时抱佛脚，现学现卖。”

明之如此坦诚，这让我更觉得他的可爱。我像一个小姑娘一样，一边开心地用双脚拍打着清清的溪水，一边好奇地问：“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你怎么也不和我说说你家的情况？”

明之微笑着看了我一眼，说：“我的老家在无锡荡口，是座有名的古镇， 那里姓华的很多。我们是从阿爹（祖父）那一代到上海来的。”

我笑道：“那我们还是江苏老乡呢！”

“是啊。爹爹（父亲）告诉我说，阿爹叫华襄云，出生在农民家庭。他心灵手巧，从小学裁缝，后来在荡口镇上开了一家裁缝店。由于勤奋节俭，精心经营，挣了些钱便举家迁到上海。阿爹到上海后做裁缝兼卖料，生意做得更好了。家里人丁兴旺，有七个孩子，六个儿子一个女儿。荡口有善行义举之风， 有不少‘义庄’，实际是个民间慈善机构吧。阿爹生意越做越好，积累了一片 财富。他是个大善人，在家乡独资捐了五百亩地作‘义田’，建起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襄义庄’。”

“你的阿爹还挺为家乡老百姓着想啊！”

明之接着说：“我们家的家风就是节俭、勤劳，有同情心。阿爹陆续把钱捐了‘义田’建‘义庄’。庄文规定，义田收入不得予子女一文。阿爹膝下子女多，我父亲就只是个小职员，全家只靠父亲一人的微薄薪水生活，爹爹、姆妈生了七个孩子，六男一女。家里人口多，收入不多，经济上很不宽裕。

我上中学时，学习成绩很好。父亲说我是长子，就让我上‘南洋高商’，是职业高中为的是一毕业就可以找工作，帮助父亲分担家庭负担。在‘南洋高商’，我经常考全年级第一名，学校免了我部分学费，父亲给我的奖励是，单独带我出去吃一碗鳝糊面。这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事。一次吃面的时候我闷着头，狼吞虎咽，父亲就拍一下我的后背说：“吃饭要有吃相！做人要挺直了腰板！”父亲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后来我又考了第一名，但却吃不起鳝糊面了，父亲就给我买一碗雪里蕻肉丝面，也很好吃的，吃得我肚皮都胀了。到毕业前夕，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读书的时间少了，成绩下降，考不到第一名，拿不到奖学金，连雪里蕻肉丝面也吃不上了。”

我听了开心地笑道：“想不到你那么馋面！”

明之一听我说他“馋面”，就灵机一动，笑着对我说：“我‘缠绵’？我就爱和你缠绵……

我见明之在用“馋面”的谐音传达爱意，会意地笑了，我脸上有一对酒窝儿，明之说我年轻时模样很甜，很迷人。在这风景如画的山水中，我们得到了暂时的放松，忘记了生活的艰难，忘却了情报工作的危险。

文如玉

这时，我看到自己有点变形的双脚，感慨地说：“如果当时我不反抗裏脚的话，我就是个小脚女人了，也见不到你这位好同学了！”

明之看着我的“解放脚”，鼓励我说：“反对封建礼教，就是要把广大妇女从社会的最底层解放出来。你看你现在，不但不用再裏脚了，还到上海念高中。”他贴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说，“还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到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当公务员。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彻底推翻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就像孙中山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溪水从我们的脚下流过，我觉得，明之的话也像这溪水一样，流进了我的心田。

洗完脚，明之掏出了一块小手帕递给我。我至今记得清楚，小手帕上面他用彩笔画了一支箭，射中了一颗红心，含蓄地表达他的爱慕之心。我不好意思地收下了这块含情的手帕，默默藏在旗袍内兜里，随手掏出自己的手帕擦脚，明之坚持要帮我擦，两人推来推去。正在这时，我在省政府的几个同事来此游玩，意外地看见了我们亲热的一幕。我马上大方地向他们介绍：“这是我的同学。”

同事开玩笑问：“是你的男朋友吧？”

那时称“男朋友”即是恋爱对象。我笑而不答。

同事走后，明之问：“你刚才对同事介绍我是你的什么人？” 我很自然地说：“同学。难道我介绍错了？”

明之一笑：“不，我是说你同事问我是你的什么人？”

我知道他是明知故问，很坦然地说：“难道你没有听见人家问，你是不是我的男朋友？”

明之高兴地说：“我非常愿意做你的男朋友！你呢？”

我仍然笑而不答。秀丽的九溪十八涧，我至今难忘，纯真、美好的爱情之花在我们心中悄然绽放。可能与一般年轻人的爱情不同的是，我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目标和革命的事业，爱情的“催化剂”不是金钱和地位，而是充满风险的秘密情报工作。

过了一会儿，我大胆地对明之说：“我要带你去见见我的科长、干娘。以后你就以看望女朋友的名义来看我，这样不是更方便、更安全么？”

明之高兴地说：“好！”他很明白，这就是说，我已经答应……

随后是紧紧的拥抱，我产生了一种幸福的眩晕。爱情真好！我悄悄在心里说：这辈子就托付给这个男人了！

从九溪十八涧回到市区，我就和明之买了一盒点心去了薛科长家，我大大方方地介绍说：“这是我的男朋友，华明之。”并让明之称科长夫妇为“伯父、伯母”。

薛科长夫妇满意地说：华先生是位读书人，与沈小姐很般配。

此后，明之根据王学文指示，以看望恋人为名，常去杭州指导和协助我的秘密情报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明之向舒曰信提出申请：我准备与安娜结婚。

舒曰信和沈伊娜很高兴，他们认为明之和我的感情已经成熟，是件好事，不过这件事情还要向“舅舅”汇报。

王学文听了也很高兴，说：安娜性格外向胆大，明之内向稳重，他们俩是对好搭档。明之已经是党员，在上海做过秘密情报工作，有一定经验。二人互相配合，是个很好的夫妻情报组。

王学文批准明之和我结婚，并明确指示：华明之可以结束在上海的情报工作，到杭州去找一掩护职业，今后在杭州定居，专事指导和帮助沈安娜；定期以回上海探望父母为名，把情报送到上海，同时接受党组织的指示。

1935年秋，在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里，我和明之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从此，我们两人相依为命，走上了充满艰险而又幸福的人生道路。我们的爱情之花是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浇灌培育的。回忆过往，我们确实按周恩来、邓颖超所提倡的做到了夫妻“八互”：互爱、互敬、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1989年10月8日，我和明之出席了全国妇联等单位组织的全国百对金婚佳侣评选纪念活动。

为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我和明之还共同赋诗《金婚述怀》一首：

同窗又添战友情，

结侣转瞬五十春。

互助合作探虎穴，

生死与共海誓盟。

竭尽绵薄献我力

深受培育感党恩。

桑榆自当保晚节，

半点余热一片心。

明之与我结婚后，就辞去了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的工作，到杭州寻找掩护职业，经考试录取在浙赣铁路局任会计。这样，我们就一起在杭州生活、工作了。

自从有了明之在身边，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像一条在汪洋中漂泊的小船，终于靠上了码头。明之就是我坚实的“码头”，从此我再也不怕惊涛骇浪的袭击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在只有两个人的环境中，做秘密工作就方便多了。

他每次回上海，回来总要给我细细传达组织指示。先讲形势，再讲搜集要求。我听后感觉心明眼亮。

过去我获取情报之后，要自己整理、密藏，现在我只需把情报素材拿回来，后面的事都由明之接着做。明之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工作有条不紊。我第一次看他摘编和密藏情报时，十分惊喜地发现，他的理论水平高，提炼能力强，文字功夫深，我取的材料，经他归纳梳理，就会成为一份要领明确、逻辑严密的情报资料。

明之的手指很长，很灵巧，一张写满蝇头小字的情报纸，他三折两卷，往火柴盒或者毛笔杆中一藏，别人就很难发现。明之还会画画、写美术字，会用很多的花样包书皮，能用纸叠出很多很多的小动物。我对他的工作能力和生活情趣十分欣赏，也十分佩服。

由于受工作性质的限制，我们不便与外界有太多的交往。每天下了班，我们就在二人的小世界里找事情做。有时我就坐在丈夫的对面，或伏在他的肩头，看着他纤长的手指灵巧地制飞，做出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品来。

在我和明之绪婚不久的1935年秋天，我突然後到姐姐伊娜发自上海的一封信。暗语的意思是：让我回上海一趟。

我和明之都够到有点奇怪。

我对明之说：舅舅已经定了，有情报由你送；有指示，由你告诉我。怎么又叫我回上海了？

明之想了想说：那是正常情况下的规定。现在可能出现了非正常的情况。

组织要你去，你就去吧。不过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多加小心。

我说：我胸前别着浙江省政府的徽章，不带任何材料，路上不会出事情的。

我向薛科长请了假，说家里有事，星期日要回一趟上海。薛科长没多问， 就同意了。

明之把我送上火车，反复嘱咐我注意安全。这是我结婚后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又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去上海，明之自然不太放心。

我说：我办完事就回来，你不用担心。

从杭州到上海的火车要开半天。我买了一张报纸，找了个空位坐下看报。

1935年秋天的形势正如明之所说，“风声很紧”。那一两年，每当我党的机关遭破坏，过不了几天，甚至在第二天就会见报。反动当局一是为展示“功绩”，二是用“杀一儆百”以此威胁恐吓共产党和革命者。我从报上也看到过一些不坚定分子的“自首声明”。

这种“自首”有真有假。共产党员中确有少数自首变节的，不过登报的自首声明中，不乏特务机关使用的离 间计。这种真真假假的把戏，舒曰信和明之都曾跟我说过，因此，对报纸上登的这类东西，我没怎么往心里去。

突然，报上的一则消息映入我眼帘：共党中央机关下属数十处地点被捣毁，数十名共党头目被抓获，还有×××等数人被判死刑……

这样的消息，对我来说，要比那种“自首声明”更残酷。

此时正是秋天，已有些凉意，而报纸上的消息，如同一股寒风迎面扑来，不由得使人不寒而栗。难道此次上海之行，真的会给我带来坏消息？好不容易挨到火车抵达上海，我急忙去见姐姐和姐夫。

当我走进那熟悉的亭子间，看见姐夫舒曰信一人在家。他的脸色很不好，屋里也有些凌乱。显然姐姐已有多日未归了。

“阿姐呢？”我有些紧张地问道。

舒曰信神情倒还平静，他让我坐下，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让我到上海来的原因。

“舅舅调离上海了，把我们这一摊工作交给一位新领导‘小张’。伊娜在法租界的××公寓，给新领导小张‘住机关’。小张很重视你的工作，叫我们通知你回来，他要见见你。大概是舅舅或者舅舅的上级交代的吧。”

我一听是这么回事，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你赶快过去吧。路上要小心。”舒曰信催促道。

我明白，“小张”肯定是个假名，但我遵照地下工作的规矩，一句多余的话也没问，径直去了法租界的××公寓。

伊娜早就做好了饭，正焦急地等待我的到来。见了我，这才舒了一ロ气，对我说：“新领导小张’是广东人，你叫他‘阿哥’就行了。”

我们正说着，“小张”回来了。他见了我，热情地和我握手。伊娜张罗着三人吃饭。

饭桌上，小张听了我的汇报，很高兴。对我的工作，他十分满意，他鼓励我说：“你的工作很有成绩，

你的岗位很重要。这是‘老李’（指王学文）播下的‘种子’。你还很年轻，组织对你寄予期望。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发挥更大作用。”

接着，他又严肃地说：现在风声很紧，一些人被捕了，一些人被杀了，一些人叛变了，一些人脱党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前人倒下了，后人一定会跟上。当然我也有可能被捕，被杀，但是你要相信，肯定会有‘后来人’，党组织肯定不会垮。有党在，我们一定会打败反动派！只是现在我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上级撤离上海时交代，骨干要从上海疏散到外地。你和华明之已在杭州了，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千万注意保密。在你们这一摊工作中，你和华明之仍然由舒曰信和沈伊娜联络。你们一定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万一断了联系，一定要等着组织来找，或者主动找组织。千万不能长期中断！

文如玉

新领导一席话，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牢牢记住了“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的话。1936年，我和明之才从舒曰信和沈伊娜口中得知，小张在见了我后不到两个月，就被抓走了。接着，又有一位新领导接替。他继续老李和小张的做法，仍通过舒曰信和沈伊娜联系我和明之。

舒曰信没说继小张之后新领导的名字，我和明之也不好问。很久以后才听舒曰信说了一句：“他领导我们这一摊，时间还不短呢！”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我和明之仍不知道小张和那位新领导的姓名，更不知道这个特殊的秘密组织就是中央特科。

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开“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中央调查部指名要我从上海到北京去出席这次座谈会。

自此以后，我们才逐渐知道，“小张”和“新领导”的身份，他们是当年中央特科的骨干成员。“小张”的真名叫丘吉夫。1935年秋，王学文根据王世英的指示辗转去香港，王世英作为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带领一部分同志撤离上海去了天津。留在上海的情报工作由丘吉夫负责。

不久，丘吉夫被抓，舒曰信和沈伊娜所说的“新领导”就是徐强。他的爱人李云还曾是沈伊娜的直接领导。徐强和李云在党组织连遭破坏的情况下，面对残酷的白色恐怖，前赴后继，继续留在上海做秘密情报工作，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ニ•九冲击波

我和明之当年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时，只能通过联系人与党组织联系，联系人带来的就是党的声音。联系人不光要转达上级的指示和收取情报，还有一项必修课就是“讲形势”。

前期，我的联系人是伊娜，她虽然不善言辞。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少言寡语，但是每次到杭州与我们联系前，或者在上海与华明之接头，舒曰信都会与她商量，如何给我们讲形势，然后就由她把“党的声音”准确地传达给我们。这是“舅舅”王学文离开上海前，特别交代舒曰信的。通过伊娜讲形势，再结合看到的国民党报纸、国民党内部文件，我们对近期的形势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就能清醒把握情报搜集的方向和内容。

后来，“舅舅”让明之接替伊娜往返沪杭，明之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对形势一般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遇到突发事件，有时也难免出现“不清醒”的冲动。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斗争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武汉、上海、天津、广州、南京、苏州、杭州、济南、青岛、厦门、长沙、南昌、开封、安庆、重庆、张家口等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汇成了一股全国性的抗日爱国洪流。

12月11日，一二•九运动浪潮席卷杭州，往日平静的杭州城一下变得躁动起来。是日午后，杭州大中学校学生上万人，举行声援北平学生的集会游行。他们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请愿，激昂的口号声震撼了这座古城。当一些游行队伍从浙江省政府楼外的梅花碑街口涌过时，口号声传到了省政府办公楼里。我顿时热血拂腾，情不自禁地爬上办公桌旁的窗台，向外张望，我恨不得跳下去加入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打入国民党省级政府机关的中共情报人员。

正在我忘情地张望时，忽听收发员在背后小声叫道：“沈小姐，快下来，科长来了！”

我赶忙跳下桌子，匆忙中打翻了一个茶杯，溅了一身茶水。

薛元燕科长进门扫了一眼，见我像是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正在回到办公桌前低头处理公文，就没说什么。

我此时心里很不平静，倒不是科长扫了我一眼，而是我想到“舅舅”关于做秘密情报工作“不暴露进步面目”的指示，自己一时冲动就忘记了党的纪律，感到很后悔。

回到家里，我向明之说起白天亲眼看到学生游行示威激动人心的场面，并如实讲述说了自己如何冲动，然后内疚地说：“我不该爬上桌子去看，忘记了舅舅的指示，做了不该做的事。”

明之安慰我说：“好在没有产生什么后果。以后注意就是了。”我见他没有责备我，便如释重负似地舒一口气。

明之见我心情好些了，便耐心地对我说：作为党的情报人员，秘密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方式。公开的事情会由别人去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有关国民党反动派动向的情报，交到党组织手里。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掩护好自己真实的政治面目，不暴露。

我深深地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

此后，我把“舅舅”的话牢牢记在心底，时刻不忘自己的秘密身份。

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三年，我因为与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得很好，特别是对各级头头们很尊重，从不卷入他们的人事纠纷和派系斗争，所以，不论是哪一派掌权，他们都对我印象不错。

取得蒋介石亲信朱家骅的信任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他十分重视浙江这块地盘，对桂系领袖人物黄绍竑在浙江省当主席总是不大放心。

1936年12月，蒋介石派自己的亲信、C.C系干将朱家骅接替黄绍竑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朱家骅与蒋介石是浙江同乡，1927年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深得蒋介石赏识和信任。朱家骅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同时，还兼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掌握一定财权和派遣留学生的大权。

朱家骅是个文人，曾留学德国，当过北大教授和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他和军人出身的黄绍竑处事风格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对公文格式和行文的要求都很高，对政府 职员的管理都很严。黄绍竑不允许职员上班时衣冠不整，朱家骅则严禁职员穿球鞋上班。

朱家骅举止文雅，西服革履，看上去很有绅士风度。对他的部下来说，他比经常身穿军便装、八面威风的黄绍竑，似乎多了一点亲和力。

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黄绍竑一走，原桂系的人马也都树倒猢狲散，或自寻出路，或被朱家骅排挤。

朱家骅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之后，许多职员被“吐故纳新”。薛科长是省政府的老人，他为人很本分，工作熟门熟路，因此尽管省政府换过几任主席，都一直没有动他。我是从速记学校通过正式考试被录用的，没有后台，现在已有一定工作能力并熟练地掌握着速记技术，经薛科长推荐，我也被继续留用。

朱家骅属于新C.C系，与陈果夫和陈立夫等人也有一定的矛盾。他经常宣扬和标榜欧美的“民主”、“自由”，比较器重欧美留学生和学者名流。浙江省政府这个群体里面，虽然肯定有特务混迹其中。但是多数还是正派人，如朱家骅的大秘书沙孟海，我就觉得他是个好人。相处时间久了，沙先生还冒悄悄提醒我：“你要小心那些‘文人’。”

我明白，他所说的“文人”，是指那些文化特务。

对于沙孟海的好意，我点头笑笑，表示心领神会，也没多说什么。

我按照党的要求，从一开始就自爱自重，从不参加任何派系，也不与别人议论机关里的任何人和事，给人以老实正派本分职员的印象。我的业务能力逐步提高，一般人的语速，完全能一句不落地记下，字也写得端正，因此很快取得了朱家骅的信任和重用，凡是他主持的重要会议，都要叫我去做速记。

六十多年以后，2002年，我和明之在《我们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回顾》中这样写道：“这是我们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初期阶段。在中央特科王学文直接领导下，安娜打入了国民党省级机关，根据秘密情报工作的原则和交给我们的任务，重点搜集国民党的‘清剿’军事情报。明之除完成中央特科的一些情报工作任务外，主要是对安娜具体指导、帮助和配合。在实践中，安娜逐步掌握了国民党机关的一般情况和办事规律，并且结识了一些中高层政府官员，特别是取得了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同时，我们初步摸索到了秘密情报工作的一些基本做法，获得了一些有一定价值的情报。这为以后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文如玉

短暂的温馨和欢乐

1936年7月，我和明之的第一个孩子在上海山生了，是个儿子，小名囝囝，大名庚来。华明之是华家的长子，庆来是长孙。小庆来长得很招人喜欢，因此受到华家一家老小的钟爱，特别是给爷爷奶奶带来了很大的乐趣。之所以给孩子取名庆来，就是庆祝华家来了个宝贝。

我在上海老北门华家坐月子时，第一次见到了被明之和曰信称为“革命引路人” 的鲁大哥——鲁自诚。我虽然没有直接受过鲁自诚的领导，但从舒曰信和明之的口中经常听到关于鲁大哥的故事，我也一直把鲁大哥当成是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和启蒙老师。现在我终于见到了鲁大哥，心里十分高兴。鲁自诚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高大，仪表堂堂。

我发现，明之的父母和他的弟弟妹妹，都和鲁大哥很熟，也都对他很热情。显然他已经来过华家多次。

明之只有一个妹妹，叫华曼倩。在上学时，经常跟着哥哥参加进步同学的学习活动。华曼倩思想进步，对鲁自诚这位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大哥十分崇拜。见了鲁自诚，她便端茶倒水，热情招待，并关切地问：鲁大哥，你有好久没来了，去外地了吧？

鲁自诚苦笑道：我又被国民党特务抓去了，刚从监狱里出来。

华曼倩一惊：啊呀，那一定又吃了很多苦了！

鲁自诚故意显得很轻松，像没事儿似地说：这次还好，没有受刑。

华曼倩敬重鲁自诚。对他的经历充满好奇，总是缠着他问这问那。问他在监狱里吃什么，里面关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发现鲁自诚的鼻梁骨有一点歪，想问问原因，却被华曼倩抢了先：“鲁大哥，你的鼻梁是不是被敌人打断的？”

鲁自诚解释说；“可以说是被敌人打断的，也可以说是被自己打断的。”

华曼倩很惊奇：“怎么会被自己打断？”

于是鲁自诚就给我们讲起第一次被捕时，鼻梁骨受伤的来龙去脉。华曼倩气愤地说：敌人真是太残酷了！

鲁自诚说：敌人确实很残酷，我身上就有很多受人折磨留下的伤痕。我以前听明之说过鲁自诚身上的伤疤，很想看看，华曼倩也坚持要求鲁自诚让她看看伤疤。鲁自诚有些犹豫。

明之和舒曰信以前就看见过，并因此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刻骨铭心的教育。明之对鲁自诚说：“鲁大哥，就给她们看看吧！”他想让我和华曼倩也受一次教育。

鲁自诚犹豫了一下，慢慢地解开了衣扣。

当我和华曼倩发现他胸口有一块被烙铁烫后留下的巴掌大的伤疤，我们的心在颤抖。半天沉默不语。我们在思索：这要忍受多么大的肉体上的痛苦啊！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啊！

我发现，华曼倩用深情的眼神凝视着鲁自诚，眼中泛着泪花儿。

鲁大哥却平静地说：干革命，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你们也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明之和曼倩心领神会，坚定地点点头。

从此以后，身材高大的鲁大哥，在我的心中更加高大了。我发现，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近在咫尺。

与鲁自诚的这一次会面，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应该说后来我在

遇到挫折时能够勇敢地坚持斗争，与鲁大哥的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

庆来满月之后，我要回杭州上班。为帮助照顾庆来，明之的母亲也跟我们一起到了杭州。我和明之每天下班后，便围着儿子“囝囝”、“囝囝”地叫个不停。庆来给我们这个小家庭，带来了从没有过的温馨和欢乐。

可是好景不长，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打破了亿万中国家庭的平静生活。 七七事变发生后，驻扎在上海租界的日军和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非常猖狂，不断寻衅滋事，战争的阴霾笼罩在国际大都会上海的上空，新的战事一触即发。面对急剧变化的时局，作为速记员，我紧张地忙碌在省政府召开的各种会议上。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政府给省政府发来不少重要文件。这对我来说，是丰富的情报资源，其中包括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策、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浙江省政府的指示，以及在中共游击区制止共产党活动的措施等，其中很多是原件。明之特地上街买了一筒饼干，把情报放在饼干筒的底部，上面用剪好的硬纸売挡住，然后再装上饼干，一般很难发现其中的秘密。

1937年8月上旬，党组织派沈伊娜到杭州取情报。伊娜向我和明之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如战事扩大到杭州，就跟着省政府走，等待时机，党组织会与你们联系的。

那时明之供职的浙赣铁路局已决定派他到金华工作，任金华段会计员。伊娜对我说：兵荒马乱的，带着孩子转移不方便，不如把孩子送到上海去，这样你们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可是儿子庆来刚满周岁，还没断奶，我有点犹豫。

而明之想了想说：“可以将庆来托姆妈带回上海抚养。”这时他的六弟华藻正在杭州，我们决定由华藻送老人和庆来回上海。

明之的六弟华藻，当时在大学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38年加入共产党，为党组织做秘密交通联络工作。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伊娜的建议是正确的。这使我和明之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能够毅然决然到武汉去找党。回想姐姐提出“轻装上阵”时那种果断的神情，我至今非常服姐姐的远见和胆识。

日寇制造卢沟桥七七事变，侵占平津以后，

又为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找借口。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两名日军驻上海陆战队军人，驾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国守卫士兵的阻拦，可是他们竟然开枪打死一名守卫机场的中国卫兵。中国军队自卫反击，当场将两名日军击毙。这就是“虹桥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命令大批日军陆续登陆上海滩，并派飞机在沪宁、沪杭线上空侦察。

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浦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队奋起反击。

八一三事变次日，在全民抗日浪潮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当地中国驻军第九集团军在总司令张治中将军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8月14日，日守军开始总攻，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

15日，日本正式组织上海派遣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师团的兵力开往上海，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张治中指挥第九集团军对日本侵略军发起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淞沪抗战是中国军队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壮举，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10多个师团、30多万兵力。中国军队英勇战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更有“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雄故事广为流传……

文如玉

八一三后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就在战火纷飞的八一三那天，明之清晨即随浙赣铁路局去了金华，然后是姐姐伊娜提着装满情报的饼干筒离开杭州，最后是婆婆和庆来由六弟华藻护送去了上海。一天中，分三次，我送走了身边的亲人。

与明之的分别，让我十分揪心。从结婚到现在两年了，我和明之从来没有分开过。他现在要走了，我就像失去了主心骨，心里空落落的。我们是有“任务”在身的，现在兵荒马乱，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我一人， “任务”怎么完成？

明之安慰我说：“金华离杭州不远，我会回来看你的。”

“我也会到金华看你的。”

庆来才牙牙学语，就要离开妈妈，说来也怪，就在分别的时刻，儿子忽然清晰地叫了一声“姆妈！”我立刻把小庆来紧紧抱在怀里，在儿子圆圆的小脸上亲了又亲，泪珠儿不由得滴在了儿子的脸上。儿子还不懂事，他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妈妈，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哭。

列车员在催促旅客，赶紧上车，分别的时刻到了。

“好儿子，再叫一声姆妈。”我抹去眼泪，对庆来说。“姆妈！”儿子竟然像明白事理似地又叫了一声。

“哎！”我响亮地答应道，随即破涕为笑。

“再叫一声！”我似乎还不满足。

“姆妈！”儿子似乎听懂了妈妈的话，又叫了一声。

“哎！”我的应答声已带着哭腔。我忍不住想哭。

列车非常拥挤。华藻先扶着母亲，拎着行李上车。等把老人安顿好了，便下车抱庆来。可是，这时候再想抱着孩子上车已经不可能了，车太挤了。记得华藻是从车窗把庆来递到母亲手里的，然后他只身去挤火车。他刚挤上车，火车就开了。

汽笛长鸣，列车徐徐开动，带走了庆来，仿佛也带走了我的心。我一遍遍地叫着儿子的名字：“庆来！庆来！”

我看见儿子也在车上哭。我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可是我不想让婆婆和六弟看见，便转过脸去擦了擦泪水。等我再回头的时候，列车已经远去，我情不自禁想大喊一声：“庆来！”

一天之中，亲人先后离去了，只剩下我一人留在杭州。

后来我听说，八一三当天，日本飞机轰炸了上海的“大世界”，炸断了沪杭铁路，儿子、婆婆和六弟乘坐的是日寇轰炸前沪杭线上最后一列从杭州开往上海的客车。我一直挂念着亲人，无奈却无法得到任何消息。我怎么 也没有想到，我和儿子庆来这一别就是九年！更没有想到，和姐姐伊娜竟是永别！

亲人们一下子都离开了杭州，我顿时感到十分孤独。省政府机关二十几岁的女职员都先后辞职，随家人逃难去了。而党组织指示我，要随浙江省政府走，不能离开。可是，眼下举目无亲，究竟该怎么办？我心想，只有到干娘家去。

我孤零零地一个人来到薛科长家。一进门喊了一声：“干娘！”就忍不住哽咽起来。薛科长和太太好言相劝，我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薛科长对我说：“和家人分别是暂时的。不要辞职，有个工作，就有碗饭吃。”

薛科长的话让我感到欣慰。我想，我不会辞职，但这不仅仅是为了“有碗饭吃”，更重要的是执行党组织“随机关走”的指示。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之前，我不能离开。

薛太太说：你现在的住处离省政府太近，日本飞机轰炸时很危险，还是随我们一起搬到城外我妹妹家去住吧。

干娘的真诚让我感到无比温暖，也令我感动。时局动荡，环境险恶，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与薛科长夫妇非亲非故，可是人家把我当家里人一样对待，我怎能不感动呢？

第二天，我便拎了一个小皮箱，带了一套被褥，和薛家一起搬到薛太太妹妹的家里。从此，每天早上我随薛科长去省政府上班，晚上一起回来。干娘说，这样她才放心。

六十多年后，2005年，我已九十岁，薛科长的儿子、年逾七十多岁的薛诗绮，居然找到了我。他携夫人特意从上海来北京，到家里看望我。我满怀感恩之情，向诗绮弟弟讲述了这段终生难忘的往事。

八一三当日，日寇在杭州轰炸的主要目标是笕桥机场。由于受到中国空军的英勇反击，日机落荒而逃。

我对杭州笕桥机场是熟悉的。记得那是1935年初，我到浙江省政府工作不久，黄绍竑到机场视察，我和科长作为随从人员一起去参观了机场。一个军官故意逗我，问道：“你敢不敢坐飞机？”我答：“敢！”黄绍竑在一旁听见了，就对飞行员说：“带她上天看看。”大家以为我会退缩，没想到我毫不胆怯地跟着飞行员登上了一架教练机。飞行员用很宽的安全带将我捆在后舱的座位上。飞机在杭州上空巡视了一圈，还翻了两个筋斗。飞机落地后，有人问我：“没吓哭吧？”我开心地对大家说：“才没有呢！”然后讲了在飞机上的感受：“从天上往下看杭州，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盆景，美极了。”

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18架日机从台湾的新竹基地起飞。越海窜入笕桥上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队出击，连续击落六敌机。据史料记载：此为中国空军的第一次空战，即以零比六之光栄战果，写下了空军八一四光荣历史。

第三天，日机两次空袭杭州，第一次被击落三架，第二次被击落一架。 两天共击落十架日本飞机，大长了中国空军的志气，大灭了日本空军的威风。

我亲眼扫睹了八一四、八一五杭州空战，我的心随着飞机在翻滚：杭州现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这个花园般的城市，将不知被炸成什么样子了。

在杭州上空发生空战的时候，省政府职员都随朱家骅躲在办公楼外花园的假山下面。

朱家骅的胆子很小，一听日寇飞机来袭的警报，就吓得要命。部下建议省政府临时搬到富阳附近的山洞里去办公。朱家骅想山里总比城里安全，就同意了。此后，从省主席到我这样的职员一大帮人，天天清早坐汽车开往山洞上班。说是山洞，实际上就是依山建造的一排小平房；名为办公，实际是躲避飞机轰炸。

在此期间，我和朱家骅的接触比在杭州省政府机关要多。闲来无事，朱家骅会和身边的处长、科长、速记员聊天。

有一天，朱家骅问我：沈小姐府上是哪里？我听你说话有上海口音。

我说：我是江苏泰兴人，在上海读过几年书。

朱家骅又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答：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

朱家骅说：噢，那是一所好学校。

我接着说：“后来我又上了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我曾听别人说，朱家骅是留学德国的博士，英语、德语很好，还是个地质学家。此时，我就说：我没上过教会学校，我的英文不好。

朱家骅说：英文非常重要，你还年轻，现在如果有时间，要好好学英文。

我乖乖地点点头。

朱家骅又问：沈小姐，我看你的字写得很清秀啊，谁教你的？

我答道：是家父教的。他是前清秀才，家教很严。我大伯父是前清翰林。读好书，写好字是我们家几代的家风。

朱家骅高兴地说：噢，沈小姐原来是书香门第呀！

我说：不过我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没能力上大学，今后还请主席多教诲。

朱家骅夸奖道：你的记录很准确，文字也很流畅。

我马上说：那都是薛科长核改后，我又重新抄正的。薛科长是我的老师。

朱家骅听了很高兴，又夸道：沈小姐很谦虚啊。不掠他人之美，好好向薛科长学习吧！

薛科长在一旁说：沈小姐勤奋好学，知书达礼，工作不错。

朱家骅又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我都照实说了。我觉得，通过这一段交往，我已经给朱家骅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一时期虽然有薛科长夫妇的照应，但是毕竟是孤身一人在杭州，常常思念丈夫和孩子，有时候感到茫然，哪有心思按朱家骅说的“好好学英文”? 眼下接触的都是一般应急性公文，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情报。即便有情报也没处送了。自从八一三和姐姐伊娜分别之后，我们便中断了与上海党组织的正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