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了!我和明之非常想马上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可是按照老规矩,我们只能等党组织找我们,不能去找党组织。
下午,我和明之还是不知道党组织在哪里。从“地下”走到“地上”,自由了,解放了!我们想喊,我们想唱。可是到哪里去喊?到哪里去唱?
那时沪西战事尚未完全结束。我提议:我们到毛先生家里去看看吧!
于是,我们就跑去看望住在柳亚子先生家的恩师毛啸岑夫妇。
毛啸岑夫妇是1946年5月由重庆回到上海的。他们到上海后,继续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地下情报工作,并参与创建了由共产党暗中出资运作的“中信商业银行”(初期名为“中级信用信托公司”)。我从南京撤回上海以后,就知道毛啸岑夫妇的情况,但是由于双方身份特殊,各忙各的,没有机会见面。现在上海解放了,我们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欢聚一堂了!
毛啸岑夫妇正沉浸在上海解放的喜庆气氛之中,突然看见我和明之闯了进来,更加欣喜若狂!
这时柳亚子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去了,只有柳亚子的女儿和外孙在家。我们都是认识的,久别重逢,格外高兴。
马路上已经有工人敲锣打鼓扭秧歌,欢迎解放军大部队进城。我们和毛啸岑夫妇、他们的儿子毛安澜,以及柳亚子的女儿和外孙一起,在家里又说又笑,又唱又跳,欢庆胜利,欢庆上海解放。事隔50多年,我与毛安澜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1949年5月,明之36岁,我还不满34岁。我们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上海,现在又回到了上海!心中充满了对未来新生活的美好向往。
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担任上海市长。
他急需一批优秀干部参加“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上海工业部门。一位老同志向陈毅推荐明之:“老华是名老党员,政治可靠。打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多年,比较熟悉工业。”
陈毅当即表态:“立即调来。”并问吴克坚:“是否要向克农同志打个招呼?”
李克农当时是中央情报部部长。明之和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属吴克坚情报系统,归中情部领导。吴克坚对陈毅说:“我们马上放人。李部长那里我负责汇报。”
第二天,明之就穿上军装,戴上了“军管会”的徽章,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报到。随后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人事科副科长。
与此同时,我根据吴克坚的指示,参加了吴克坚领导的、筹建军委情报部上海情报局的工作。一天,陈毅市长要召集工商界人士开会讲话,吴克坚推荐我临时担任速记。我未及更衣,穿了一身旗袍去参加会议。陈毅一看,笑道:“安娜同志,你现在为军管会做速记,穿这个不行。”马上让人给我发了一套灰布军装,胸前挂着我所属的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徽章。
我和明之穿上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戴了“军管会”和“华东局”的徽章以后,我们过去在国民党机关共过事留在上海、南京的同事们见了,都大吃一惊。
我的一个速记同行说:沈琬伪装得那么好,过去从来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明之在资源委员会的同事说:华先生过去那么文雅,却是个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的共产党员!看不出,看不出!
一位旧同事感慨地说:从沈小姐和华先生的身上,我明白了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道理。
多年以后,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比较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和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时,深有感触地说:“本党情报人员大多为地痞流氓或帮会分子所充任,都是不学无术,胡作非为之辈,贪污、贩私、包庇、栽赃陷害、腐化堕落、勾心斗角、作恶多端;工作则多为捏造情报,此为人知的公开的秘密。而中共方面对我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又加科学的分析与判断,合情合理,一阅而知,其出自有知识、有眼光、有技巧之手。”
回首往事 感慨欣慰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明之离开了隐蔽战线,而我继续坚持在隐蔽战线上,一干又是30多年。
1983年底,我们俩同时办理了离休手续。我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离休,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离休。我们先后被国家安全部党委聘为咨询委员。明之高兴地说:“我又回‘娘家’了!”后来,我们一同从上海移居北京。
曾有人问我们:你们俩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并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为什么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毅然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从事出生入死的地下情报工作?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在黑暗的旧中国,我们虽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但我们同样是“奴隶”, 是精神的“奴隶”!我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冲破精神上的牢笼,追求光明、正义和真理。在黑暗中,我们紧跟共产党,走救国救民的革命之路,把心紧紧贴在苦难深重的祖国和劳苦大众身上…我们参加革命之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打入国民党内部,默默地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断坚定革命理想,提高理论水平。我们之所以十几年矢志不移,多亏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好兄长,好领导。
我常常深夜想起:上中学时,为我打下爱国主义思想基础的刘伯厚老师;离家出走前,给了我们姐妹俩两块银元的蔡振东老师;在“南洋高商”时遇到的毛啸岑老师和师母沈华昇。他们都是我们的恩师。还有国民党机关里的正派公务员,如浙江省政府的薛元燕科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张寿贤处长、徐漂萍科长、速记员居正修,在我处境险恶的时候,无形中保护了我们。
我们常常对晚辈说:中央特科的王学文,是引导我们走上情报之路的第一位好领导;“三次被捕”的鲁自诚,是我们的革命引路人;在特务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下,仍然保持革命气节、保守党的秘密的徐仲航,更是我们的恩人——没有他的宁死不屈,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其他的直接领导人吴克坚、卢竞如、何以端,点点滴摘教会了我们做党的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他们都是我们的好领导、好老师。所有的老师中,最伟大的老师就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有幸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的耳提面命,悉心栽培。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党的领导恩重如山!我们只不过是懂得“知恩图报”,踏踏实实一辈子践行对党组织的誓言和承诺,一辈子践行好老师、好领导的谆谆教诲。
一直有人问我:“沈老,您在国民党的营垒中整整14年,您向党组织一共提供了多少份情报?”我一开始就回答:“我不知道,你们不必做这种统计。” 对此,明之明确地说过: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一直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组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共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如果这个战斗集体中间某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或者违反纪律出了事,对整个工作就会产生程 度不同的影响,甚至会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隐蔽战线上每一个无名战士,譬如我和安娜,就是这个大机器中的部件和螺丝钉。取得的成绩,都是党的领导的结果,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
明之生前还多次动情地说:“我们俩一辈子手牵手,心连心,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事业,携手战胜一切困难,白头到老。”人们说我们是一枝“出淤泥而不染”的“并蒂莲”!对此,我们深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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