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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文如玉

『经典连载』《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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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3-25 21:01:59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八一三事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见不到儿子,也见不到明之。从杭州到上海并不遥远,但是上海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交通中新,我无法去上海看望儿子。杭州与金华更近,可是那条并不很‘宽的富春江犹如一道银河,把我与明之像牛郎织女那样隔开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虽然天各一方,但是我们都关注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每天看报、听广播成了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我在浙江省政府里能看到《中央日报》,还能听到不少抗战前线的消息。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报道: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9月25日,林彪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忻口会战中取得平型关大捷;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红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看到这些消息,我心中非常高兴。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国民党的新闻媒体上看到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报道。过去国民党是称中国共产党为“共匪”的。但是,我只能在心里暗暗高兴,不敢和别人谈论时局,因为这样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从而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政治身份。我一直牢记党组织的交代,我的身份要严格保密。我在机关里听到的最令人振奋、又能和职员们共享喜悦的消息,是国民党爱国将士浴血奋战,上海闸北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雄故事。

八一三事变之后,中国军队88师262旅24团在闸北一线完成防守任务,于10月26日奉命进入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在副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掩护兄弟部队西撤。四行仓库是金城、大陆、热业、中南等“北四行”在上海的合营仓库。那是一座7层钢筋水泥大厦,十分坚固,对我军防守有利。524团坚守四行仓库的官兵仅400多人,副团长谢晋元在接受英、美记者采访时,为迷惑敌人,便对外宜称有800人,这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524团进入四行仓库后,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就向全体官兵发誓要以死相拼,与仓库共存亡!

官兵们齐声高呼:“保卫大上海,人在仓库在!”决心战斗到流尽最后滴血。

八百壮士在弹药匮乏、外无援兵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孤军血战四昼夜,击退日寇数十次进攻,仓库巍然屹立,国旗高高飘扬,敌军不仅一无所获,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次战斗共炸毁敌坦克两辆,重创一辆,毙敌200多人,伤敌难计其数,更重要的是成功地掩护了数十万大军的安全撤退。而524团只有5人牺牲,32人受伤。

日寇眼看不能取胜,便一方面用重兵将四行仓库层层围困,不让524团突围外撤:另一方面以不伤害中国官兵、不招降、不受改编为条件,商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谈判停火。当时,524团处于孤军无援境地,环境险恶,无法继续对抗下去,便接受了停火条件。

10月31日深夜,全体官兵向前来接洽的英国军官交出所有武器,然后进入公共租界的临时军营。至此,震惊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胜利结束。“八百壮士”的事迹,传遍了海内外,被誉为“盖世英雄”。

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到上海守军的后方,9日占领淞江。守军为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

11月20日,南京政府发布了迁都重庆的公告。于是浙江省政府的小职员们私下议论:士兵往前冲,政府向后撤!这样的仗还能打胜吗?我也和大家一样,心中充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和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迁至重庆。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寇占领南 京后,放火劫掠,肆意屠杀,妇孺老弱,惨死者达三十余万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陷落,我心情非常沉重。泰兴和南京仅一江之隔,如今南京已经沦陷,泰兴当然危在旦夕。如果泰兴陷入敌手,日寇会不会像在南京一样屠城?离开家乡五年了,也不知母亲现在还安康否。

几天之后,坏消息传来了:12月16日,泰兴也落入日寇魔爪。我惦记着母亲和泰兴的父老乡亲,惦记着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心如刀割,真想大哭一场。但是我不想让薛科长夫妇为我操心,更不想打扰薛科长一家。

入夜了,夜是那样宁静,可是在这宁静的夜晚,我却久久不能入睡。我忍不住躲在被窝里哭了起来。可是眼泪不能解决问题,我必须要冷静思考,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其实八一三后,我们和党组织的联系已经中断,现在又不知道鲁大哥、姐夫舒曰信和姐姐伊娜的去向,眼下丈夫华明之也不在身边,连个可以商量的人也没有。我真正感到孤立无助,翻来覆去地思考着。

好在我牢牢记得,党组织曾经指示:不要放弃现在省政府议事科速记员的岗位:要和党组织保持联系,一旦失去联系,要积极设法和党取得联系。我想目前只有等与明之见了面再细细商量。我一夜未眠,看看窗外,东方已经透出一抹晨曦。

早在12月初,在南京宣布迁都重庆之后,朱家骅就意识到,杭州难保, 便决定将浙江省政府迁往金华。在杭州陷落之前,浙江省政府机关的职员已陆陆续续撤出省城,前往金华。我是省政府机关最后一名撤离杭州的年轻女职员。我与薛科长等人收拾了所有的文件、档案,直到杭州陷落的前一天,才押着文件、档案,登上开往金华的汽车。12月24日杭州失守。而早在12月6日蒋介石就召回朱家骅准备重用,由黄绍竑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上海、南京、泰兴、杭州的先后沦陷,使我倍感国破家亡之痛。而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到了金华,就可以和明之团聚了。

12月24日,我到了金华,马上去浙赣铁路局找明之。兵荒马乱,夫妻重逢,悲喜交加,不由得相拥而泣。在我们夫妻分离的四个多月时间里,虽然通过几封信,但是有关上海和泰兴亲人们的情况,我们都一无所知。这使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焦虑。颠沛流离的生活,忧国忧民,思念亲人,再加上经常饥饱不定,使我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

金华出火腿,老百姓几乎家家养猪,且以散养为主,街上到处可见猪的踪迹。金华的猪个头不大,且瘦,犹如野狗。要过年了,人们想改善一下伙食,我们夫妻俩和几个同事合伙买了一头几十斤重的小猪,那肉香至今留齿。我们 在流亡中过了一个难忘的新年。

金华被确定为浙江省府临时所在地,

一时涌进很多从杭州撤来的人,使金华的住房变得异常紧张。在我来金华之前,明之一直没有固定的住所。我来后,头几个晚上我们仍然各自与很多人挤在一起打地铺。对此,我们倒并不在乎,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没有一个我们夫妇俩谈“正事”的地方。我有好多问题要和明之一起探讨:党组织在哪里?时局将如何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

浙赣铁路局没有能力解决明之的住房。于是我只好要求省政府给我们夫妻安排一个住处。

1938年元旦后的一天,我得到通知,说是房子找到了。我兴冲冲地跑去一看,心里凉了半截。那是一所阔人家夏天乘凉的简易房,坐落在一片偏僻的竹林之中。房子已破旧不堪,门关不上,四周都有窗户,而玻璃全已破碎。寒风吹来,竹林沙沙作响,更添了几分萧瑟。虽然气温很低,屋里和户外一样冷,但不管怎么说,我和明之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了。

就在这间四面透风的房子里,我们探讨时局的变化,策划今后的打算。我对明之说:“在杭州的时候,我就在《中央日报》上看到,国内的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通讯社公布了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红军主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先后改编为 八路军和新四军。你说,国民党和共产党真的能合作抗日吗?”

明之沉吟片刻道:“现在还很难说。你还记得吧?‘双十二事变以后,你还气愤地说,张、杨把老蒋杀了就好了!”

我说:“当然记得。你说,如果把他杀了,南京政府一乱,会更麻烦。周恩来到西安见他,逼他抗日,说明我们的党站得高,看得远。”

明之说:“是啊,如果没有这个西安事变,如果没有捉蒋放蒋,就不会有今天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了。”

我仍然有些忧心重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太落后。虽然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军也在一些战场上顽强抵抗,但还是无法挽回战势不利的局面。淞沪会战、太原会战都大打一场,十分惨烈,但还是失败了。你说,中国抗战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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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3-25 21:02:29 | 显示全部楼层
明之说:“当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至于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他痛苦地摇摇头。

我说:在杭州的时候,有党组织领导我们的工作,形势和任务心里很明白。现在我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明之沉默良久才说:那次伊娜到杭州,传达组织的指示,让你跟着浙江省政府走。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之前,只能继续按照原来的指示做。

我说:党组织让我跟省政府走,为的是继续获取情报。可现在省政府根本没有有用的情报。即使有些情报,我们也送不到党组织手中。况且如果日本人打过来,省政府又不知要撤到哪里去,我再跟着省政府,还有意义吗?

明之想了想说:你说得对!现在上海沦陷,交通和通讯完全阻断,我们不知道党组织在哪里。上海党组织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

明之沉默片刻,突然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应该主动去找党!只有找到了党组织,才能明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听完明之的话,高兴地说:对!我们俩想到一块了!记得两年前,在上海,我最后一次见到组织领导“小张”(丘吉夫)时,他明确交代,万一与组织断了联系,一定要等着组织来找,或者主动找组织。现在情势下,我们应该主动去找党!

明之说:老李(王学文)教导过:做情报工作要对党无限忠诚,不怕艰苦,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甚至生命。“小张”还嘱咐过:一定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

此时,明之拍了板,作出了决断,我们意见完全一致了,方向明确了。可是,怎样才能找到党呢?

在金华,我们几乎看不到《中央日报》,只能在当地出版的报纸上寻找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报道。浙赣铁路局人来人往,各种消息很多。明之留心了解有关时局的最新消息。从中得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已于12月1日迁至重庆办公,而国民党中央机关则移驻武汉办公。这时的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我们还得知,在国民党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之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中共中央领导人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也都到了武汉,并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

1938年初的一天,明之下班回家,拿着一份新出版的报纸,兴冲冲地对我说:好消息!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设立政治部,任命周恩来为副部长,部长是陈诚。

我非常激动地说:这说明现在真的国共合作,可以一致抗日了!

明之接着说:还有,共产党在武汉公开出版了党报《新华日报》。

我急切地问:可是我们怎样才能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在哪里呢? 一说到“党组织在哪里”的问题,明之马上又沉默了。是啊,党组织在哪里呢?

我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群众的积极响应,成千上万的爱国工商界人士、文艺界人士、青年学生等纷纷从沦陷区涌向武汉。

明之认为,上海沦陷,我们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说不定上海的党组织也已经迁往武汉了。于是他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到武汉去找党?”

我听后茅塞顿开,高兴得跳起来:对呀!我们应该到武汉去找党!

这是1938年春节前的一个夜晚,屋外虽然寒风刺骨,但是我和明之的心里像是揣着一团火,彻夜不眠。经过反复思索和商议,我们做出了一生中重大的抉择:到武汉去找党!

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有的苦苦地在战乱中寻找党组织。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此脱党,无奈回家当个平民百姓。我们也想回家与家人团聚,而去武汉,往西走,这意味着离生活在上海、泰兴的亲人越来越远了。然而我们是在中国革命低潮时,在共产党处于最困难时期参加革命、入党的。现时的情况是日寇气焰嚣张,妄图占领整个中国,民族存亡悬于一线。要抗日救国,就必须紧随共产党。因此我们决定不退缩、不沉沦,自觉地向前冲。

这时我们又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两人同时辞职一起去武汉,那我们将失去经济来源,今后的生活无以为继。思前想后我们觉得,只能先去一个。两个人当中,究竟谁先去呢?

明之说:我是党员,应该我去。何况出门在外,男人更方便一些。

我不同意:我在浙江省政府供职,那里可以请长假,现在有的职员已经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