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文如玉

党组织派来直接领导人一吴克坚

与王明分手后我与明之天天晚上在家里等待吴克坚的到来，足足等了一个星期。此前，我们谁也没有见过谁。彼此只能用事先约好的敲门暗号来判断。11月中旬一天晚上，约好的暗号，“嗒一嗒嗒一嗒”的敲门声响起来了。明之马上去开门。眼前是一位看上去十分精明干练的中年男子。明之马上把他让进屋。 双方都根据此前的介绍，判定没有错。

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叫吴克坚。

我高兴地说：老吴同志，我

是沈琬，自己人都叫我安娜。

吴克坚和我亲切握手：安娜同志！

明之说：我是华明之。

吴克坚又和他紧紧握手：明之同志！

寒暄过后，吴克坚在一张竹椅上坐下。他机敏地环视了一下屋里的环境，又仔细打量着我和明之。我们也注视着这位新领导。

吴克坚长得很端正，脸上棱角分明。他说话时面带微笑，显得平易近人。即使是部下，在与他相处时都不会感到拘谨。

吴克坚原名吴黑撑。从参加共产党的那天起，改名为吴克坚，他的原名已经很少有人知道。

1930年他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

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担任中央特科秘书。根据党的秘密工作的需要，他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形势下，将妻儿老小从湖南老家接到上海，以自己的家庭来掩护党中央机关。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曾多次在他家里举行。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迅速转移，为掩护和营救同志，作出重要贡献。1931年底，他受党中央委派，撤离上海，前往苏联，到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研究班进修。1932年6月抵达苏联。

1936年3月到法国协助吴玉章编辑《救国时报》（巴黎版），后担任该报主编。1937年七七事变后，党组织决定派他去美国办报，他报国心切，一再请求回国抗战，并说：“宁作战死鬼，不作老华侨。”

1938年初，周恩来电召吴克坚：“立即回国，共赴国难。”吴克坚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兼《新华日报》总编。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他与报馆撤退到重庆。

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兼管情报工作，还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周思来和董必武派吴克坚这样一位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来领导联系我们，足见党组织对我们工作的重视。

吴克坚向我们讲述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总方针。

他对我说：你当前的任务是，搜集国民党高层对抗战和对我党的态度、谋划和部署。

接着，他又指示明之：你要设法尽快找一个掩护职业，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掩护安娜，共同做好情报工作。

最后，吴克坚像兄长一样亲切嘱咐我说：安娜，你是个年轻女性，但你是靠真本事做速记员。你时时处处要有一身正气，要不卑不亢，自尊自重。同时，又要防国民党官僚衙门里的坏人“吃豆腐”。好在明之时刻保护着，人家就不敢欺负你。

吴克坚的这番话，让我感到兄长的爱护和细心关照。我说：“我一定记住！我绝不是'花瓶’!”同时，我又执着地向吴克坚提出了入党的要求。

吴克坚说：组织上会认真考虑的。你也要在工作中努力争取。

最后，他鼓励我和明之：你们在白色恐怖中，在党处于极其艰难的时刻，先后投身革命。抗战爆发后，在战乱中与党失去联系后，你们又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到武汉主动、积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你们的革命意志如此坚定，实属难能可贵。我相信，你们今后一定能够做好党交给的更重要的秘密情报 工作。

吴克坚一席话，激励着我们，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我和明之也给吴克坚留下了好印象。

1984年，84岁的吴克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沈（安娜）那时约20余岁，风华正茂，擅长速记，具有'打进去’的条件。经过党组织郑重考虑，决定派她打入国民党反动派核心机关——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在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人的左右，作会议记录。华（明之）对沈（安娜）指导、帮助、掩护。”

吴克坚是我们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第二位直接领导人。60多年以后，我和明之在回忆录中写道：“吴克坚同志是先后领导我们秘密情报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好领导、好老师。”

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明之积极寻找工作，也就是吴克坚所说的“掩护职业”。一天，明之在街上碰到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的同事徐本熙，即在上海时，想秘密发展华明之参加CY（共青团）的那个人。当初明之虽婉言谢绝了，而徐本熙并未因此而不快，双方仍然保持友好的关系。这次两人在重庆见面，便热情地聊了起来。

徐本熙问：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明之说：内人在这里工作，我就随她来了。

徐本熙知道明之当初从上海调动工作到杭州，就是为了和太太在一起，所以对他现在又随太太来重庆，并不感到意外。就问：你现在做什么？ 明之趁机说：我刚来，还没有工作，正想找个事做。

徐本熙说：我在政治部电讯总队工作，现在想离开重庆，正在找人接替。我推荐你去怎么样？

电讯总队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明之想，这个单位离家不远，就同意了，再三向他表示感谢。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隶属于“军统”，对新加入人员审查很严。明之则因为太太是中央党部机要处的工作人员，本人又曾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工作过，顺利通过审查，被正式录用。从此，明之有了一个掩护职业。

明之进入电讯总队之后，任技佐，授中尉军衔，穿国军制服，对我也是个很好的掩护。

电讯总队负责人是个老工程技术人员，业务水平很高，但内部行政管理很乱，明之可趁机搜集到国民党各军、师部队驻地分布和调动情况的情报。他把这些情报连同我搜集到的情报一同抄好，由吴克坚来家里取走，上报党组织。

文如玉

心向延安

1938年冬的一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偶然遇到了在长沙妇女训练班就认识的王汝琪大姐。他乡遇故知，两人都高兴得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

王汝琪说，她和爱人陈传纲离开武汉后，现要去成都找工作，路过重庆。我从长沙到武汉后曾在王汝琪婆婆家落脚，现在，我也要在重庆尽一回地主之谊。我和明之热情地把王汝琪夫妇接到家里。

这时我们的家已由西二街22号搬到中央党部安排的宿舍：上清寺街75号。上清寺街周围大约一平方公里的街区，被称为上清寺地区，是重庆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大多设在这里。

上清寺街75号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

我们家住在二层朝北一间临 街的房子。房间虽只有不到十平方米，但此住处离我办公的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比较近，步行只须五分钟，如机关有事可随叫随到。75号的一层住户家设小碾米机，做点小营生，另外三家住户都是其他单位的，没有中央党部的同事。75号左侧的一幢三层小楼是宪兵队，右侧一幢三层小楼的二层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家。与一般职员一样，这个住处对我们做秘密工作比较合适。当时我们的家很简陋，只有一张双人棕绷床，一个竹桌，四把竹椅，一个木柜，上面摞着两个皮箱。

陈传纲和王汝琪临时来就睡地铺，我和明之要把床让给他们。后来王汝琪幽默地回忆往事说：“地板比床还大，不用担心掉下来。记得1938年春天我们在长沙，不就是睡的地铺？安娜早上不起床，还被罗大姐打了屁股，没有忘 记吧？”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王汝琪和陈传纲这次来重庆，说是要去成都找工作，然而过不了几天，我和明之便猜测到，他们是要去延安的，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谁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当时的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大批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和我党干部，都是经重庆“通讯处”，陆陆续续输送到延安 学习和工作的。我在机房街通讯处门口，亲眼看到有几十名青年乘一辆卡车开赴延安。

我打心眼里羡慕他们。我的心仿佛也被他们带到了延安。

我和明之于8月份到达重庆，然而短短的几个月，所见所闻令我们失望：国民党衙门机关里，一片死气沉沉，官僚们为了职位，为了房子，明争暗斗；国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而对后方百姓却耀武扬威；前方下来的伤员还没有痊愈，就被医院赶了出来，他们找不到原来的部队，又无人照管，遂流落街头，怨气冲天，弄得鸡犬不宁。

而在共产党的“通讯处”看到的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抗战的激情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上下级之间，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与国民党机关相比、反差太强烈。因此，我一心想“回家”，和革命的战友生活在一起。我对即将去延安的陈传纲、王汝琪夫妇羡慕之至。

当时我的情绪波动很大。我想，自己也是个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应该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哪怕上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纵然是洒一腔热血，马革裹尸，也在所不辞。

明之和我一样向往延安。虽然他才25岁，只比我大两岁，但他要比我显得成熟，老练。他知道我现在这一岗位的分量，党组织是绝不会同意我离开的。可是我不甘心，一定要找领导谈一谈。

明之劝我说：上级肯定不会同意，不要给领导添麻烦。

我说：别人能去延安，我为什么不能去？汝琪大姐夫妇不就要去了嘛！明之说：你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

我不服气：有什么不一样？我也是抗日爱国的革命青年，我就是想去延安！

明之耐心解释说：你是做特殊秘密工作的，你现在的条件又这么好……

我仍然固执己见；我不过是一个小速记员，说不定有人比我的条件还好呢！没有得到上级的正式答复，我就不甘心！

明之见说服不了我，就不再说什么，心里想：还是让领导给你一颗“定心丸”，这样你就可以踏踏实实安心工作了。

我想见领导，可是吴克坚在和我们见了第一面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因为《新华日报》从武汉迁来重庆，吴克坚继续担任总编辑，整天忙于《新华日报》迁渝后的纷繁事务，所以没空定时如约与我们接头。我心向延安的事，也只能暂时埋在心里。

文如玉

在国民党“中常会”上

我一到机要处上班，科长徐漂萍得到处长同意，就带着我参加了国民党高层会议的速记工作，但是我一直没有见到蒋介石出席。后来听说，蒋介石在1938年10月25日汉口陷落的当天凌晨离开武汉之后，一直在湖南、广西等地指挥国民党军队抗战，1938年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陪都重庆。随后便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会议。

我第一次为“中常会”做速记，不由得兴奋起来，我想：国民党“中常会”是国民党最高决策会议，也许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机密。

会议室不大，参加会议的中央常委有蒋介石、汪精卫、丁惟汾、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孔祥熙、孙科、阎锡山、冯玉祥、叶楚伦、邹鲁、陈果夫、何应钦、李文范、白崇禧、陈公博等十几人。

会议室的布置很简单，会议桌呈“|_|”形，常委们在两排长桌旁对面就座，顶头是主席座位，速记员的位置在主席座位斜旁边，靠侧门处。

蒋介石从侧门走进会场时，全体起立。蒋介石先从速记员桌前经过，同大家点点头，然后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就座，并示意大家坐下。大概是他发现速记员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小姐，他坐下后又扭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而且距离这么近。

蒋介石是个瘦高个儿，剃光头，开会时面部表情严肃，说话音调不高，节奏也不太快，我可以将他讲的每句话都准确地记录下来。我感觉，蒋介石虽然讲话轻声慢语，但是说一不二，从来不准别人反对自己的意见。开 “中常会”时，他很少说话。但到会议快结束前，他一开口便是“一言九鼎”了。这时的蒋介石烟酒不沾。原来，1934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提倡“新生活运动”，从那时开始，他不仅不吸烟，不喝酒，而且连茶都不喝了。

后来我还发现，蒋介石的着装很特别，除了视察部队和一些必须穿军装的场合，他平时很少穿军装，只穿中山装，或者穿长衫、长袍。在会见外宾等正式场合，他只穿文官礼服一蓝袍玄褂。

关于蓝袍玄褂，我听说还有一段逸闻。1927年，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以后，穿中山装成为一种时尚。原来做长袍马褂的绸缎没了销路。于是浙江丝绸业向国民政府捐献四千万元，要求把绸缎缝制的蓝袍玄褂定为文官礼服。蒋介石是浙江人，又喜欢穿蓝袍玄褂，更何况还有四千万元献金，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以政府名义发布公告，确定蓝袍玄褂为政府文官礼服。于是，浙江的绸缎又重新打开了销路。

国民党“中常会”开会不供茶水，只有蒋介石面前有一玻璃杯盛着白开水，其他人没有，也不许抽烟，更无人服务，因此没有闲杂人等进入会场。每次开会的议程，由主任秘书或秘书宣读，他们都能说比较标准的国语。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在南京，机要处长张寿贤升任秘书，由他宣读时，有的委员嫌他的江苏常州口音听不清，就请了电台播音员专任宣读员。播音员的口音是标准国语，大家听起来就舒服多了。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他的家乡口音很重，曾被人讥为“刺耳难懂”，但是谁也不敢对他的口音表示异议。后来我听到很多关于蒋介石的浙江话引起误解的故事。

其中有这样一件事，军事委员会联络处有一个姓侯的主任。大约在抗战后期，有一次他被召到委员长办公室汇报工作，结果遭到了一顿训斥。他极力为自己辩解，蒋介石很生气，厉声吼道：“枪毙！”侯主任吓的脸都青了。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逐一向亲人和朋友告别，然后垂头丧气地等待发落。结果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待缓过劲儿来，他就去找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卫的回答让他如获“特赦”。原来蒋介石是斥责他“强辩！”并不是说的“枪毙。

后来有人分析，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可能双方都有误解。因为侯是湖南人，他说话时带有很浓的家乡ロ音， 蒋介石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这个笑话在上流社交界广为流传，侯先生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

虽然浙江许多县的方言很难听得懂，好在我在杭州浙江省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同事中有很多浙江人，其中也有奉化人，我听奉化方言没有问题。蒋介石的讲话我一般都听得懂。加上我有秘密任务在身，记录蒋介石的讲话时，我格外全神贯注。每次将我的记录稿与同事们的记录比对，说我的记录更准确些。我的工作能力，为人处事，很快得到科长和处长的赞赏。

我记录了蒋介石到渝后主持的第一次“中常会”后，又看到准备提交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的几个文件草稿，我觉得应立即向党组织汇报。可是那时吴克坚太忙了，还没有约定确切的接头时间。为了能让党组织及时了解情况，我和明之商议，认为应该在五届五中全会正式开会之前，将国民党的反共图谋及早报告党组织。

按照常规，这种传递情报的任务应该由明之负责。可是现在无法与吴克坚联系，董必武又不让明之在“通讯处”露面，那就只有我自己去了。

董必武说：“你去了延安，我们这里就没有小速记了”

晚上，趁着夜色，由明之护送，我悄悄走进机房街通讯处。董必武和博古一听说我来了，知道有重要情况，马上迎了出来。

我见到董老、博古如同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抢步上前，握住他们的手。董老用他那湖北乡音亲切地笑迎说：啊，小速记来了！欢迎沈琬同志！坐定后，我从第一次目睹蒋介石主持“中常会”开始汇报。我绘声绘色地将蒋介石的衣着、表情、神态，说话的语速、语调，到他的属下对他讲话的反应，表述得活灵活现。虽然董必武和博古不止一次与蒋介石正面交谈过，但他们对蒋介石主持国民党最高层决策会议的内幕，听得还是很感兴趣。

在讲完蒋介石主持“中常会”上的情景之后，我立即进入正题：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开会时间定在1939年1月。大会的村料、文件（草案）开始陆陆续续送到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

董必武问：你看到这些文件了么？

我说：看到了。我作为速记员，开会之前事情不多，我希望早点看到这个会议的文件，就主动参与材料分类、核对、编号等工作。我还看到了大会议程和附件，其中有两份准备供全会讨论的秘密文件：一份是《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份是《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都是由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起草的。 现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实际上中统局日常工作由徐恩曾主持。

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尽可能详细地向董必武和博古复述了这两个秘密文件（草案）的主要内容，其要点是“溶共”、“防共”、“限共”。

董必武听完汇报后，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慢慢地说：五届五中全会将是一个不寻常的会议。沈琬同志，你在会议召开前，在这两个文件出台前就事先报告，很好，很及时。正如我们所估计的，蒋介石骨子里总是要反共！

董必武和博古对我的工作汇报十分满意。

可我此时却全然不顾领导的赞许，我忍不住急切地对董必武和博古说：我看许多革命青年去了延安，我也很想去延安。

博古听了先是一怔，然后直摇头，连声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我已经多次见到博古，在我眼里，博古身材高大，头发直立，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话不多，待人很温和。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当时我对博古的情况并不了解，后来才知道，博古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24岁就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执行了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在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以后，他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认真进行反思，认识深刻，态度诚恳，得到大家的谅解。后来他到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等工作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认真敬业，受到大家赞扬，都认为他的政治品质非常好。

博古的年纪比董必武和周恩来小很多，对周恩来和董必武很尊敬，每次见到我，也都很和蔼。但是这一次，他一听我说“想去延安”，就说了一连串的“不行”，就像给我迎头泼了一瓢凉水。

因为博古当时有事，没有进一步向我解释，就忙他的事去了。

董必武则微笑着对我说：你不能去延安。你去了延安，我们这里就没有小速记了。我也要去开会，这个事情以后再谈。

我见两位领导都不同意我去延安，顿时泄了气，只好闷闷不乐地站起来往外走。

董必武送我出门的时候关切地叮嘱道：“以后要更加注意保密，注意安全。”还派一位年轻人护送我一程。

文如玉

周恩来、邓颖超说：“要甘当无名英雄”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来从桂林到达重庆。当时周恩来面对十分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他不仅要继续与蒋介石的“溶共”企图做斗争，还要为筹组中共中央南方局日夜操劳，抽空还要到中央大学等单位做抗战形势演讲，真可谓日理万机。但他对秘密情报工作一向非常重视，处理情报工作的重要事件，他都事必躬亲。

许多老同志回忆：周恩来与重要的情报干部，都亲自谈话。工作紧张的时候，往往是来了就谈，谈了就走。有的老同志说，周恩来同志亲自谈一次，对自己的工作往往能管很多年，甚至管一辈子。

几天前，我想去延安的请求被博古和董必武否决之后，心中不快。明之开玩笑说：我就知道领导不会同意你的要求。可是我的话缺少权威性啊！

我不服气地说：可我想去延安学习，没有错啊！

一天晚上，我和明之刚刚吃过晚饭，就听见“嗒一嗒嗒一嗒”的敲门暗号。

我马上开门，只见那个曾经护送过我的年轻人走进来，低声说：“八办” 领导要见沈琬。

我既高兴又意外，过去都是我到“八办”见领导，现在领导专门派人来找我，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马上加了件外衣，围上围巾，跟着年轻人匆忙出门。年轻人在前，我在后，两人像是谁也不认识谁，路上没有说一句话。

重庆的冬天阴冷阴冷的。可是因为马上就要见到“八办”领导了，所以我心里感到暖融融的。“八办”的领导我已见过几个，今天会是谁呢？会谈些什么问题呢？是谈情报工作，还是谈去延安的事？一路上，我满脑子问题，却想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从家里上清寺街75号往曾家岩走，大约不到十分钟，年轻人带我走进一座楼房。天黑，我又满腹心事，因此也没注意那是一个什么地方。

1989年秋，我和明之应有关单位邀请去重庆，讲述当年往事，并准备摄像。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一个会议室坐定后，我当年的往事，由现场引发，像过电影一般，记忆十分真切。我马上说：“1938年冬，我跟着小战士从家里走出来，似乎与现在曾家岩50号的方向不对，且谈话不是在办公室，而是住家的样子。”

当时在场的红岩纪念馆馆长王明湘告诉我们：“1938年12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临时与人合住在曾家岩‘渔村’一座楼房，就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斜对面，离上清寺街也就十分钟的路程。现在‘渔村’这一片己拆除了。”

那天夜晚，我进屋后发现，是居家的样子，屋里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仔细辨认竟然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这真是喜从天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难道是真的？于是就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快步跑了过去，可是却忘了问好。倒是，周恩来先向我打招呼，亲切地对我说：“进来，进来，坐吧。沈琬同志，听说你想去延安？”我刚坐下，周恩来就立即切入正题。

“是的，做梦都想！”我急切地说。

周恩来看看邓颖超，两人相视一笑。

周恩来微笑着对我说：你有速记专长，别人是无法像你这样秘密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参加他们各种高层会议，接触到许多核心机密，了解他们的内幕，这对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你要从大局和长远利益着想，以大局为重。党很需要你在这个岗位上长期埋伏。

我觉得周恩来的话很有道理，可我还是不甘心，恳求道：“我总觉得自己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很低，在国民党统治区，没办法学习马列主义。能不能让我到延安去学习一年？就一年。”我伸出右手的食指，又重复一遍：“就 一年！”

“哈哈哈……”周恩来站起身来，双手又着腰，爽朗地大笑起来。 邓颖超也跟着笑起来。

我被他们笑愣了，想不出自己的这句话有什么好笑。

周恩来收敛笑容，转而严肃地对我说：你去一天也不行。你去了延安，就回不来了，就再也不可能回国民党中央党部了！

我一想，也是，这么简单的道理，自己怎么就没想到呢？太幼稚了！

周恩来又坐下来，语重心长地说：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明白，那就是我们必须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从1927年四一二事变，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这十年间，蒋介石一直在围剿共产党。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蒋介石有抗日的一面，另一面也是迫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压力，不得不与共产党合作。一旦形势变化，很难说国民党顽固派又会搞什么花样。现在抗战刚刚进入相持阶段，他们又开始搞“溶共”、“防共”、“限共”那一套了。所以，我们必须随时掌握国民党顽固派的动向，以防万一啊！

听了周恩来一席话，我想起自己看到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将要讨论的两个秘密文件，反共企图已经很明显，而且那草案内容就是自己报告党组织的，怎么一联系到自己的事情，就犯糊涂呢？

于是，我立刻打消了去延安的念头，诚恳地对周恩来和邓颖超说：对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我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我在浙江省政府，只能搜集到一些局部地区情报。现在，我能了解到国民党中央的高层内幕机密材料。我再也不会要求去延安了。我要安心在这里工作。

听了我的表态，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很好！就应该这样嘛！”周恩来高兴地说。接着他又开导我说：在国统区一样可以学习。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从反面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你拿他们的秘密材料和公开报道互相印证，就可以看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

邓颖超插言道：为了党的秘密工作，要甘当无名英雄。

周恩来强调说：我们党的事业需要一大批无名英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无名英雄”这个词儿，又是出自周恩来和邓颖超这 样受人敬仰的领导之口，给我的触动太大了，同时也感觉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

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现在的工作，危险性很大，你要随时准备应付意外事变。万一遇到突然事件，共产党人要有骨气，既要有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勇气，又要有沉着冷静、临危不惧的处事能力。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争取长期埋伏。我相信，你们一定会为党作出更大的贡献。

周恩来的教诲，使我的思想产生了质变。我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最后表示说：“我决心一辈子为党做好情报工作。”

这次谈话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使我的思想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让我终身受用！

我回到家里，向明之详细转达了周恩来、邓颖超的谈话内容。明之说：周恩来同志说得对，我们要争取长期埋伏，想尽一切办法获取党所需要的情报，还要保证安全，保护自己。

我说：遇到险情，要沉着冷静，处乱不惊。

明之说：对。我们一定要记住两位领导的教诲，用坚强的意志对付所有能发生的事情。

我深情地说：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大姐对我的教育太深刻了！

明之对我开玩笑说：你吃了这颗定心丸，以后就不会胡思乱想了。我不好意思地说：以后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吗？

明之说：不，不是听我的。我们都要听党组织的，听周恩来和邓颖超的！

过了几天，吴克坚前来接头取情报，我主动向他汇报并检讨了自己曾经产生的思想波动。吴克坚说：我知道这件事。你一定要按照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指示，安下心来，做好党的情报工作。

我和明之频频颔首。从此以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自觉献身党的情报事业，从未动摇。

时隔半个多世纪，我和明之仍然对周恩来1938年春在武汉和1938年冬在重庆的两次谈话，记忆犹新。新中国成立后，我继续在隐蔽战线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研究周恩来的情报思想，并撰写了几篇文章，我常深有感触地对年轻干部说：“周恩来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情报和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奠基人，他长期在国统区领导秘密工作，建国后又长期领导隐蔽战线的工作，创建了一整套理论和做法，给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情报理论和实践，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宝贵财富！”

文如玉

获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情报

1939年1月21日至3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我被指派担任国民党中央全会大会速记。礼堂里有个小主席台，我就坐在主席台一侧的速记席上。参加全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约有百 余人。

蒋介石从舞台侧面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蒋介石向大家点点头，他坐下后，大家才落坐。

在这种场合，蒋介石多穿中山装。在摄影记者不断闪烁的镁光灯下，蒋介石的神态要比平时更严肃，他脸上的表情既威严，又深不可测。

将介石的大会报告，一般情况下他自己是不念的，由别人代读。如果是小范围的会议，他就让内部官员代读。有时没有稿子，他就拿一个提纲上去讲。提纲有长有短，长则几页纸，短则只有几行字。他演讲基本没有废话，语速不快，很容易记。速记员将速记符号译成文字讲稿，先交科长修改，后交机要处长核定。若有修改，再由速记员抄正后交秘书处的秘书室，送蒋介石侍从室润色后，呈蒋介石本人核定，最后交机要处下属的印刷股油印。其他高层要员的讲话，则由科长修改后送机要处长过目，就可以送印刷股去油印了，无须本人核定。

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时，抗战形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把军事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共控制区。而国民党的政策自五届五中全会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对外被动抗日，转为对内积极反共。

抗战以来，由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深得人心，八路军进击晋绥，新四军活跃于大江南北。八路军、新四军越战越强，队伍越来越壮，中共影响越来越大。蒋介石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彻底消除共产党这个心腹之患，早在1938年初就开始大肆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一个军队”的主张。此后又提出“溶共”的策略。到了年底，蒋介石几次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组织”的问题，甚至私下说“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也心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党中央事先已了解到蒋介石“溶共”的企图，早有准备，多次回绝了蒋介石的“合并”要求。

1939年1月20日，也就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仍不甘心，又紧急约见周恩来，向周恩来发出“两党合并”的最后通牒，周恩来根据中央确定的方针，再次坚决回绝。

第二天，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幕。蒋介石果然要强制执行，在会上他做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并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现在要溶共一ー不要容共。”会上还通过了党务报告决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在大会上口口声声讲“国共合作，抗战到底”，背地里却正如会前秘密策划的那样：限制共产党部队的发展，借日本人的力量，一步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和江南的新四军。蒋介石在会上所做的有关外交与国策的报告中，还把“抗战到底”的“底”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

我坐在速记席上，不由得想起周恩来对我说的话；一旦形势变化，很难说国民党顽固派又会搞什么花样……事实证明了周恩来的英明预见。

在这次全会上，我获得了多份文件的全文，以及蒋介石和其他官员的讲话、报告。特别是获得了未在大会讨论，由蒋介石秘密颁发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些油印材料原件的废弃件，是我从印刷股，趁人不备悄悄“顺手牵羊”获取的。由明之剪边缩小，对油印不清楚的地方，一一小心描清，然后密藏好，很快由吴克坚来取走，上报南方局党组织。

会后，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大会制定的方针开始实施，国民党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的特务行动。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摩擦事件。之后在全国掀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共摩擦层出不穷。

后来，中共中央根据多个集道 获得的情报，印发了《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揭露国民党，教育中共党员和部队指战员。1939年秋，毛泽东、周恩来还曾就《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国民党提出抗议，指出国民党秘密下达的这个文件是造成全国各地国共摩擦的根源。

大会正式通过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国民党政府秘密颁布的迫害中共和爱国人士的条令，《办法》规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在所谓“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地区”实行“联保连坐”，并在保甲组织中建立特务组织，监视和限制“异党”的活动。

改派卢竞如领导联系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对中共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监视，国民党的反共图谋非常明显。由于中央党部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我和明之的安全，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和吴克坚同时想到一个问题：更换我和明之的领导、联系人。

吴克坚有《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公开身份，认识他的人比较多，由他出面与我和明之接头联络，有可能被人注意。因此决定换一名身份隐蔽的女干部领导我们的工作。他们选择了当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从事妇女和宣传工作的卢竞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卢竞如曾跟吴克坚一起，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过，有秘密工作经验。

吴克坚到我们家联络时，将他和董老的决定告诉了我们：组织决定，换一位女同志来领导联系你们，这样有利于隐蔽。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和明之早已养成服从上级决定的习惯，此时，我们深深体会到上级领导对秘密工作安全性的重视，以及对我们悉心保护和长期使用的良苦用心。

“好啊，这样好。”我和明之异口同声地说。

1939年2月的一天晚上，是约定的接头时间。我和明之坐在家里静候新领导的到来。

“嗒一嗒嗒一嗒”，响起轻轻的敲门暗号。

明之上前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个三十多岁、打扮干净利索的女职员。她进得门来，随手把门掩上，微笑着说：我叫卢竞如，来串门儿。

我和明之热情地给她让座倒水，我们都称她卢大姐。

1984年，卢竞如大姐在材 料中回忆，当年时任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博古将我们的政治情况，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背景以及我们家在上清寺街的住址，一一详细交代给卢竞如， 嘱她细心保护我们。卢大姐写道：“使他们能长期埋伏在敌人心脏内部为党工作，是我同沈安娜夫妇联系的组织原则根据。”

卢竞如热情开朗，和蔼坦诚，对我们俩像对弟弟妹妹一样亲切。20世纪30年代初， 她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积累的秘密工作经验，对我们帮助很大。

卢竞如走到窗前，向楼下的街道看了一眼，对我们说：以后，你们可用窗帘做暗号。如果家中安全，无外人，可以进入，就把窗帘中间留一道缝隙。这种标记一般不会被外人注意。

我们都说这个办法好。卢竞如每次来，工作程序井井有条：先取情报密藏，再给我们传达上级指示，或对情报进行评议和提出要求，最后讲解国内国际形势。在与卢竞如的交往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激情满怀，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不放过任何可能获取情报的机会。进入中央党部不到一年，我对机要处的业务已经非常熟悉，也掌握了更多获得情报的方法。我获取的情报多次受到卢大姐和党组织的表扬。但是因为过于劳累，再加上不适应重庆的气候和饮食习惯，我胃病又复发了，身体日渐虛弱。此外，还经常咳嗽，发低烧，有时甚至咳出血丝。我和明之很明白，这是肺结核的症状！肺结核俗称“肺痨”，当时虽然已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封，但价格很贵，且市面上买不到。一般人吃不起这种药，只能扛着。年轻和体质好的才能挺过去，身体虚弱的人若得不到治疗，时间长了会有生命危险。

肺结核的传染性很强，达官贵人们比一般人更怕传染。我很清楚，一旦被他们知道我染上此病，轻则让我休息，重则辞退。为了保住这个对党组织来说极为重要的情报岗位，我一直不敢向外声张我的病情，更不可能住院治疗。每当开会做速记时，我只能强忍着，不敢大声咳嗽。有时越忍越要咳， 只好到厕所去咳一会儿，等气息平稳了，再回到速记席位上继续工作。

明之非常心疼我，对我能否挺过去心里没底。我怕卢竞如大姐知道了替我担心，坚决不让明之告诉卢大姐。可是因为在卢大姐来家里接头时，我忍不住又咳嗽了，所以还是让卢大姐发现了我的病情。

卢竞如关切地说：总这样挺着，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说：不要紧，这病重庆很多人都有，不怕的，我能挺得住。

卢大姐心疼地嘱咐我，要注意休息和营养。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好办法。

明之对我说：有卢大姐的“命令”你一定要好好休息。你可要听卢大姐的话啊！

那段时间，明之把洗衣、买菜、做饭等家务活儿全都揽过来，不让我插手，下了班就让我在家休息。那时我们身边还没有孩子，年纪轻，生命力强，几个月后，我的病情渐渐好转，咳嗽也减轻多了。我居然熬过了“肺痨” 的危险期。

文如玉

给中统局长准备讲稿

1939年上半年，国民党在重庆浮图关正式成立了“中央训练团”，蒋介石亲任团长，中央训练团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蒋介石开办中央训练团的目的，号称是为了造就“奉行三民主义的英勇战士与遵从总理（孙中山先生）遗教的忠实信徒”，以及为了“抗日建国”与“复兴民族”，实际上是分期分批训练亲蒋的国民党各级文武官员，以维护蒋介石的政权。

当时蒋介石还曾将中央训练团所在地的“浮图关”改名为“复兴关”，并在关上正面岩壁上刻“复兴关”三个一两丈见方的大字。

中央训练团以训练国民党党、政、军中级以上官员为主。自1939年至1945年的六年间，先后共办了二十多个各种类型的班次，其中主要的有：“党政”、“将官”、“县长”、“兵役”、“司法”、“财政金融”、“人事”、“妇女”等。蒋介石对“党政训练班”最为重视，每期“党政”班他都要亲临讲课。

党政训练班共办了三十多期，每期的训练时间为五周，根据训练内容，分别定为“准备周”、“入伍周”、“力行周”、“自治周”和“检讨周”。后来蒋介石为了训练高级干部，又办了三期“党政高级训练班”，每期训练时间为五个月。

蒋介石曾规定国民政府所属的文武官员中，文官简任（民国时期文官的第二等为简任，在特任以下，荐任以上，相当与现在的处级）以上，武官少校以上，都要分期分批抽调到党政训练班受训。我所在的机要处处长张寿贤就曾到那里受过训。

在官场上，凡是经过“中训团”培训的人，特别是听过蒋介石讲课的人，都被认为是得了蒋氏真传的门生，就像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一样，是嫡系了。但是在民间，当时人们把“浮图关”故意叫作“糊涂关”，称“中训团”培养出来的都是“糊糊涂涂的官”。重庆话“浮图”和“糊涂”发音相近，不仔细辨别还真分不清两者的区别。

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还兼任中训团训育委员会主任。他经常到“中训团”做报告，而每次都要我去速记。

有一次，朱家骅要去中训团做调查统计的报告，实际是讲中统局的特务组织概况、特务活动方法等。通常，他的讲稿均由心腹秘书杨公达亲自起草。这一次，杨公达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找一名速记员代劳，并选中了我。他大概觉得，与其让我每次去速记，还不如让我提前帮助准备讲稿。杨公达从中统局掌握实权的徐恩曾副局长那里要来一大堆绝密资料，从这些材料中挑选有用的素材，由他口述讲稿内容，我速记后整理成文。经他修改，再由我抄正，上报朱家骅。

我下班回家，将这个新任务告诉了明之。

明之高兴地说：真是天赐良机！徐恩曾的那堆原始材料，可能比最后写成的公开讲稿更有价值。我们一起来干！

于是，我在办公室悄悄用速记符号和我自己独创的速联符号，将徐恩曾提供的中统局特务活动的重要内容记下来。下班回家后，再将速记符号整理成文字材料，给明之看。明之的思辨能力、分析综合能力比我强。其中有个材料明之认为很重要，但有时会遗憾地说：你看，这是重要情报，可惜有的地方不太完整，缺要害之笔。

我说：你说吧，缺什么，明天我再给你弄回来。

第二天，我就对杨秘书说，某份材料还要再看看。杨秘书马上从中统局把我需要的材料要来给我看，我又用速记符号记下缺少的内容，下班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回家，然后再把速记符号译成文字。明之一看，正是他所需要的，使那份不完整的材料得到充实提升。

几天下来，我就跟杨秘书混得更熟了，杨秘书对我勤奋细致的工作十分满意，也十分放心，有时就让我一人在他的秘书室里看从中统局要来的绝密材料。每逢这时，我就一边耳听门外的动静，一边翻阅办公桌上的那些不准备写进讲话稿，也不准备给别人看的绝密文件，把有价值的东西用速记符号记下来，回家再整理成文。明之看了，两眼放光，高兴地说：这些材料最关键，对前面那些材料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那段时间，我每天回家带一点，华明之就一点点积累，一点点整理。

杨公达用取巧的办法，没费多大力气就为朱家骅写好了讲话稿。我也没费多大力气，就得到了中统局的绝密材料，不仅拿到了朱家骅重要讲话的全文，而且还获取了讲话稿以外的重要原始材料。不久，一份比较完整地反映中统局特务机构组织状况和活动手段的情报就由明之整理出来了。

卢竞如看了情报，表扬我们说：这样的方式很好。这批情报资料，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党深入了解了国民党阴险狠毒的反共措施，就可以做出防范对策。明之综合整编得好，下了不少功夫。值得表扬。

朱家骅对杨公达写的讲话稿很满意，杨公达对我协助工作也很满意，他当着秘书室的同事夸奖我道：沈小姐很能干，以后有事还要请充小姐帮忙。

我也客气地说：我跟杨秘书学到很多东西，非常愿意为杨秘书效劳。

从此，我与秘书室主管机密文件的主任秘书等大大小小的秘书，都搞得很熟，大家都知道我是朱家骅的老部下，又受到机要处和秘书室的信任，也就不把我当外人。有时我借口整理速记材料需要参考核正，可以当面问主任秘书一些我想知道的事情，或直接向他和其他秘书借材料用。在此后的情报获取过程中，中央党部秘书室的大小秘书，成了补充会议记录不足的资料来源之一。

我获取的情报多为原件。我白天搜集，明之晚上整理，用蝇头小字写在薄纸上，以便密藏。有的长篇报告比较重要，明之就把原件巧妙地伪装成礼物密藏好，等卢竞如来取。

一些情报的内容和背景文字难以详述，我就等卢竞如大姐来接头时当面做口头补充。卢竞如对我和明之的这一套工作方法很满意，称赞我们是一对好搭档。

文如玉

“秘密入党”——加入共产党

重庆的夏天，又闷又热又潮湿。由于电力不足，居民家里的电灯像鬼火一般，重庆人谓之“桂花灯”，大约是形容灯的亮度像桂花一样小吧。夜里还经常停电，居民只能点油灯。普通居民晚上没事，一般就早早地熄灯睡觉了，而明之却要挑灯夜战整理情报。

为了保密，不管天多么闷热，他都要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房间小，屋里只有一盏“桂花灯”，吊在屋子中央。灯线的上端有个轴，下端有个秤砣似的白瓷球。需要时，可将灯头从上面拉下来，计“桂花灯”靠近桌子。华明之视力不好，灯又不亮，还要用蝇头小楷抄写情报，只有这样才能看得清楚些。遇到停电，就只能在油灯下工作了。天热，再加上灯火在脸旁边烤着，明之经常汗流浃背，坐在板凳上时间长了，脚下的地板就被汗水洇湿一大片。

抄写好的情报不能马上送出去，就要密藏起来。开始我们都把情报缝在衣服里，后来发现重庆的盗贼很多，家家都在防夜贼，我们怕藏在衣服边角的情报被盜贼偷了去，就卷成一个卷儿，藏在支蚊帐或晾衣服的竹竿里。

我打入国民党核心机要部门已有一年了，我以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速记员的身份，为南方局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工作进展顺利，屡屡受到党组织的鼓励。然而此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

我渴望加入共产党的强烈心愿，一直在胸中涌动。从上海到杭州，在中央特科领导做秘密情报工作；从武汉到重庆，我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指挥下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积极搜集各种情报。我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可那时却不是共产党员，反倒“阴差阳错”，成了党证上带“特”字的国民党员。因此，我一有机会，就会向党组织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1939年夏末的一天，卢竞如按约定来“串门儿”时，我再次向她提出入党申请。我向卢竞如简要叙述了自己从老家泰兴到上海求学，以及参加革命的过程，然后说：我1935年1月由党组织派遣正式成为浙江省政府速记员，开始做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我在1935年底和1936年两次向组织提出入党的要求，当时由于白色恐怖严重，组织上没有答复。

明之在一旁补充说明：1935年和1936年，安娜是向当时的联系人舒曰信提出入党要求的。老舒对我讲，上级指示，鉴于上海地下党组织遭破坏非常严重，国民党特务根据叛徒提供的中共党员名单抓人，留在党外更安全些，因此暂不发展党员。老舒还说，党的领导会记住哪些人提出过入党申请，以后再发展。为了不影影响安娜的情绪，我和舒曰信考虑，这些情况暂不告诉她本人。

我说：1938年5月我到武汉“八办”，立即向孟庆树同志提出入党要求。到重庆后，我又向吴克坚同志提出入党申请。

卢竞如说：这件事我知道。

我恳切地说：卢大姐，你领导、联系我们已有半年，也比较了解我了。我有决心为党的革命事业贡献一切。现在我再次申请加入共产党。

卢竞如一边点头，一边沉思道：安娜同志，你能不能给我谈谈你对党的认识？

我坦率地说：我对党的认识有个过程。我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生的。封建皇帝虽然下台了，但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依然束缚着人们。尤其是妇女，受封建传统的压迫最深。我姐姐伊娜就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我要是不和姐姐一起离家出走，也会成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那时我要革命，为的是反封建，争自由，做个新女性。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侵占了整个东北，我参加了泰兴中学的救亡宣传活动。

1932年夏天，我和姐姐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到上海求学。没想到上海和我的家乡一样，穷苦百姓没吃没穿，露宿街头。社会的不公，洋鬼子横行，让我愤愤不平。就在我们苦闷彷徨的时候，有幸遇见了几个共产党人鲁自诚、舒曰信和华明之，他们给我讲抗日救国，讲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使我对共产党有了认识，对未来充满希望。后来，我在王学文领导下，开始做秘密情报工作。他在亭子间里教导我，为党为国为民干革命要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1938年在武汉，后来到重庆，又受到恩来同志、董老、邓大姐等领导当面教海，使我的思想又提高了。我已下定决心，为共产主义献身！卢大姐，我要做一个像你们一样的共产党员！

听了我的诉说，卢竞如非常高兴：安娜，很好！你的想法很对。共产党就像一块大磁铁，把优秀的中华儿女都吸引到一起，又用革命道理把他们“磁化”，共同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奋斗。

明之插言道：我就是在加入共产党之后，才觉得人生有了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

卢竞如对我说：安娜同志，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关于你的入党问题，我们曾经研究过。党组织对你是了解的。你参加革命做秘密情报工作有成绩，特别是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后，成绩很显著。你组织纪律和保密观念都很强，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我回去就向党组织汇报。

我高兴地紧紧拉住了卢竞如的手：谢谢大姐！

卢竞如说：共产党员要在艰苦环境中经得起任何考验，要有为革命献身的决心。你能做到么？

我坚定地点头说：能！我一定能！

回去后，卢竞如向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同志详细汇报了我要求入党的情况。当时周恩来同志不在重庆，南方局书记由博古代理。卢竞如表示，她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博古经过慎重考虑，很快答复：批准沈安娜同志入党。

1939年秋，大约是中秋节前后的一天。卢竞如像往常一样，在天黑以后来到我们家“串门儿”。

她一进屋，就小声对我说：“安娜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入党申请，党组织批准了！”我激动得泪流满面，卢竞如紧紧把我拥入怀中。

卢竞如大姐拍着我的肩膀说：博古同志指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经受各种考验，始终对党坚贞不渝。

我含着泪表示：我一定牢记博古同志的话，永远忠于党，坚贞不渝！由于当时秘密工作的特殊环境，不可能举行任何入党仪式。卢竞如与我和明之谈了一会儿工作，然后起身告辞。

卢竞如刚走，我就兴奋地跳着和明之紧紧拥抱在一起。明之指着我怀有身孕的小腹说：小心！别伤着孩子！

我静下来想了想，深情地说：我的成长，除了党的教育、培养，也多亏了你的帮助呀！

明之听后默默地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两人的泪水流在了一起……

明之说：安娜，你多年的愿望实现了，我们应该高兴才是！

这时，窗外远远传来小贩沿街叫卖夜宵的吆喝声：“红油抄手，担担面儿——”

明之灵机一动，对我说：“安娜，你等一下！”然后冲出门。不一会儿，他就端回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来。

在重庆，沿街叫卖的小贩很多，他们挑个担子，一头是炉子，一头是馄饨、担担面的原料和佐料。川味十足的叫卖声，拖着长音儿在夜空中回荡，有时悠扬动听，有时哀怨凄凉。

这种沿街叫卖的小吃有很多种，其中比较普遍的是炒米花糖开水和红油抄手、担担面。前一种较便宜，一般在穷人较多的下半城如朝天门码头一带叫卖，后一种稍贵一点，一般在富人较多的上半城如上清寺一带叫卖。

不过我们虽然住在上清寺，但是却很少舍得花钱吃夜宵。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明之就为我买了一碗红油抄手。这种馄饨虽然做得很小，但是很精制，味道鲜美，我当然不愿一人独享这美味，一定要和明之共同享用。然而红油对长期生活在江浙和上海一带的人来说，往往难以消受，我的前额沁出了细小的汗珠。明之见状笑着说：算了，这辣椒油就别吃了。

我却倔强地说：连辣都怕，还干什么革命？

我们正吃得高兴，突然，从隔壁宪兵队传来拷打被捕者的野蛮吼声。受刑者声声惨叫刺痛了我们两个年轻共产党员的心。

原本美味的红油抄手，也变得火辣辣地烧心，难以下咽，两人相视无语。

过了一会儿，明之深沉地说：做个共产党员，就要准备经受严酷的考验啊！

我坚定地应道：入党就意味着要作更大的牺牲，我有接受生死考验的思想准备！

不时从宪兵队传来的呵斥声和惨叫声，时时在提醒我们，这里是虎穴狼窝。虎狼一般毫无人性的国民党宪兵和特务，时刻威胁着我们。我从入党的这一天起，更坚定了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决心和经受一切考验的准备。

文如玉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1984年，卢竞如大姐回忆我入党时的经过，仍然非常激动。她写道：1939年2月，我受党组织指派，联系安娜和明之同志，我们一起工作了将近两年。记得是在1939年夏秋，安娜同志向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我向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博古同志汇报了安娜同志的入党要求。

博古同志开始还以为安娜1938年春在武汉被秘密派遣打入敌内时，就已经是党员了。我解释了她要求入党的曲折经历和强烈的愿望。博古同志明确表示同意。

他说：“情况特殊，不办手续”。这样，就由我介绍，博古批准，安娜同志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那样的环境下，安娜的入党没有履行任何入党手续，包括宣誓仪式。可是，入党给了她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1940年2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明之为她取名克放。“克”为“能”之意，寓意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解放。小名为“小放”。

一天晚上，卢竞如来“串门儿”时，带来了一个大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婴儿用的小被子、斗篷、衣服、鞋帽等。

卢竞如说：这是党组织要我买了送给你们的，“八办”的领导向你们表示祝贺！

我听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我的第一个孩子庆来是在上海生的，当时有婆婆照顾，自己不用操心。现在当我正在为新生儿的生活用品发愁时，党组织和卢大姐考虑得这么周到，送来了这么多实用的物品，令我感慨万千。

我知道，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经济上十分拮据，我亲眼看到，“八办”领导人的房间里相当简陋，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两个発子；生活非常节俭，外出参加各种应酬的衣服就那么一身，回来就要换下，仔细地挂在衣架上。党组织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这么体贴入微！送给小放的用品，甚至让我们感到有些奢华。

上个世纪80年代，卢竞如在回忆录中写道：1939年2月，时任南方局组 织部长的博古将沈安娜、华明之的政治情况和秘密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背景，以及他们在上清寺街的住址，详详细细告诉了我，指示我好好保护他们，仔细作好他们的领导和联系。

当年我买婴儿用品前，

请示了时任南方局代理书记的博古，他说：“你去买，我来签。”事后，发票就是博古签了后，在财务报销的。卢大姐还写道说，那时沈安娜、华明之获取的情报我都单独交给博古，当时博古兼任南方局社会部部长，博古常称道：“他们的情报不仅有数量，而且有质量。”

卢竞如领导、联系我和明之近两年，她把党组织的关怀，通过非常人性化的方式传递给我们，使我们倍感温暖，受到鼓励，这更坚定了我们做好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卢竞如受康生等人的迫害，1962年就被投进监狱，时间长达16年之久，1978年才出狱。我得知卢竞如出狱后，立即从上海赶到北京去看望她。卢竞如对我说：“‘文革’中，外调人员找我调查你的历史，我都如实说了，是我介绍沈安娜入党的。沈安娜思想单纯，对党忠诚，工作有成绩。我说了实情，却遭到狱中监管人员的毒打，说我‘不老实’。凡是我讲真话，他们就说我‘不老实’，还一撮撮地揪掉我的头发，留下深深的伤痕。”

我看到卢大姐头上一块没有头发的疤痕，禁不住泪如泉涌，一把抱住卢大姐抽泣起来。这位老共产党员刚正不阿，坚韧不屈，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的崇高精神，使我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把绝密文件带回家

虽然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我和明之有明确分工，也就是说，我主要在台前，明之主要在台后，但是如果明之有机会获取情报，他也决不会放过。

1940年秋的一天，明之意外发现，他所管理的军委会政治部电讯总队的文件中，有一份载有国民党各军、师驻地和番号，以及军长、师长、政治部主任姓名编号等内容绝密的文件，厚厚的一大本。明之敏锐地意识到，这份绝密文件的分量。可是当时的情报获取手段还很原始，没有可以拍摄文字内容的相机，更没有复印设备，只能手抄，而靠他一人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抄完的。

明之及时把这个情况向卢竞如报告，同时将电讯总队机关的办公制度和工作规律做了说明，并提出了可以利用对方机关管理上的漏洞，获取这份情报的方案。

卢竞如马上请示博古同志，他同意密取。

明之与卢竞如约定，在星期六下班时，由他把绝密文件带回家，晚上卢竞如来取走，立即送“八办”，组织人力抄写，星期日晚上把原件送还。星期一再悄悄带回办公室。

周末下班时，明之顺利将绝密文件带回家，卢竞如按时来到。

“东西拿到了？”

“拿到了。”

明之把伪装好的绝密文件交给卢竞如。

“好，我走了。”卢竞如不敢多耽搁，迅速离去。

望着卢竞如的背影，明之那颗悬着的心并没有放下来。因为一旦“穿绷”，后果不堪设想。他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在放回保密柜之前被发现，二是担心周日晚上不能按时送回来。厚厚的一大本，一天一夜哪能抄得完啊？

我安慰他说：星期天，谁也不会想到要用它的。“八办”肯定全力以赴组织人抄写，就是抄不完，也会及时送回来的。

明之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多往坏处想，提前想好应对办法。

我觉得明之说得有道理，就和他一起研究了几条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

密件取走后，明之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防不测。周日晚八点，卢竞如按时将绝密文件退回，明之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了一半。

卢竞如说，周六晚上回到红岩“八办”，博古早已组织有关同志，在那里等候，整整抄了一昼夜。“八办”领导说，情报很好，很有用。

明之内心的兴奋，不亚于在战场上打了一场大胜仗。

但是，在没有把绝密文件安全送回去之前，明之仍然不放心。谁知道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呢？

星期一，明之提前上班，表面上装得大大方方，甚至还吹着口哨，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他把绝密文件放回保密柜后，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明之神不知鬼不觉，顺利地获取了这份重要情报。他的工作受到南方局领导的称赞。

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一次卢竞如与我们见面，还提起当年组织南方局工作人员抄写情报的情景，她对明之说：“那份文件可把大家忙坏了！”

就在明之得到那个绝密文件之后不久，国民党反共高潮逐步升级，隶属“军统”的电讯总队负责人改成国民党职业军人，原负责人是个老工程技术人员，被撤职，并调来不少有军统特务身份的人，把持各个重要岗位。与此同时，也加强了防范措施和对密级文件的管理，并强迫无国民党党籍的职员“集体入党”。

明之回家与我商量，准备把这些情况报告卢大姐。他反复权衡利弊，觉得还是离开电讯总队为好。明之征求我的意见，他说：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掩护你。眼下我还是换一个政治色彩不浓的单位，才能全力掩护和协助你。

我说：你的想法很对。恩来同志和董老派我打入的时候，对你的工作要求是指导、协助和掩护，这个安排很有远见。我们两人不能都在要害部门，更不能只顾眼前一时一事，应该想得长远些，把工作做得更稳妥些。

明之说：那好，我们向卢大姐汇报。

我为明之思考问题深刻，又如此看重我的意见而感到欣慰。我始终把他当成自己的兄长和主心骨。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我的身后支持我，为我出谋划策，我们两人配合非常默契，可以说已经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

卢竞如听了我们的汇报，认为我们俩的意见很对，立即上报南方局党组织，得到的答复是完全同意。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华明之可以先办理国民党的“集体入党”手续，然后再找机会离开这个机构。

在明之办理加入国民党手续的同时，我抓紧托人联系工作。我托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的一个同乡，推荐明之进入政治色彩不浓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0月，蒋介石任委员长，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1935年4月改隶军事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1938年3月，资源委员会改隶国民政府经济部。1946年3月，资源委员会改隶国民政府行政院。随着隶属关系的改变，资源委员会的职能也不断发生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职能还是资源的调查和开发。

“八办”领导认为华明之调换工作岗位的做法是正确的。作为掩护职业，华明之在资源委员会会计处工作，这是再好不过了。

明之的谨慎，对我影响很大，为做到安全隐蔽，我也处处谨慎小心。

在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隔壁，有个“专员室”。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共产党的机构。我刚到机要处上班不久，就知道这个专员室的职能是什么了。为避免招惹麻烦，我从来没有走近一步。专员室有位专员，曾多次对秘书处的职员说：我们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书刊，你们可以进来看看。

据进去看过的人说，那里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活动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著作，以及鲁迅、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著作，还有《新华日报》等共产党的报刊和其他进步报刊。这些书刊都是我平时想看而看不到的，因此对我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我回家对明之说起这件事：我想，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这种地方我是不能去的。

明之说：对，绝对不能去！如果不发生事情还好，一旦发生事情，就说不清楚了。绝对不能去！

我在重庆八年，从来没有去过那个“专员室”。

在明之调往政治色彩不浓的资源委员会时，我也在努力为自己增加保护色，只要有这种机会，决不放过。为此，我曾协助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甘乃光整理自传。

甘乃光、南洋归国华侨，广东人，是中央党部的元老，在中央党部朱家骅和叶楚伦任秘书长时，一直任副秘书长，因他年纪较大，为人厚道，很受部下敬重。

甘乃光要写自传，办法是由他口述，找人速记，然后整理成文就行了。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副官吕氏兄弟向他推荐了我。甘乃光亲自找我谈话，还说要给我一定的报酬。我说：报酬倒不要，能为副秘书长效力，是我的荣幸。但要请您向机要处张寿贤处长打个招呼，这样我就可以用点上班的时间了。

甘乃光对张寿贤处长一说，张处长欣然同意。

他觉得这是甘副秘书长对自己部下的器重，是好事。并嘱咐我“好好干”。于是我就开始利用上班的时间，协助甘乃光写自传。没想到这件事在机要处很快就传开了，都说沈小姐不仅是朱秘书长的老部下、亲信，还是副秘书长甘乃光的“红人”。这样一来，中央党部上上下下对我更为尊重。机关的职员见了我，都恭恭敬敬地和我打招呼，称：沈小姐好！

我尊重别人，也换来了别人对我的尊重，在中央党部，谁也不把我仅仅当一个普通速记员看待。

文如玉

皖南事变后

1940年春，蒋介石得到“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密报：共产党、新四军在京、沪、杭一带有了很大的发展。密报说新四军有一个“三山计划”，要打通四明山、天目山…要把过去江西、福建苏区都连成一片。

长期以来，蒋介石一直把共产党当成他的“心腹大患”。他曾说：国家大患不在于日寇，而在江西的土匪。剿共不成亡于俄，抗日不成亡于倭：亡于倭尚可图恢复，亡于俄永世不复翻身。

蒋介石原本想假手日寇来对付新四军。可是，没有想到新四军不仅没有被日军消灭，反而不断壮大，由抗战初期的一万五千人，很快发展到十多万人。

蒋介石为加紧部署在华中对新四军的进攻，指示“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并策划了一系列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下令将新四军调离皖南地区。我党为顾全抗日大局，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1941年1月6日，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七个师约八万人的突然袭击。

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七昼夜，终因实力悬殊，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

事变发生后，中央通讯社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在中央通讯社宣布皖南事变消息之前，我已在蒋介石主持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得知了事变的情况。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将领兴高采烈地向蒋介石汇报，“新四军军部被消灭”,“项英及几千名新四军被击毙”,“叶挺被俘获……”蒋介石面带微笑，频频点头。

我难以理解的是，虽然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但是国难当头，国共两党理当团结抗战，怎么可以自相残杀呢？新四军一直在积极抗战，怎么是叛军呢？我作为秘密中共党员，看到蒋介石得意洋洋的样子，心中非常愤怒。但是当着众人，只能克制自己，我牢记董老当年“忍辱负重”的教导，强忍悲愤，不能表现出一点悲伤。

回到家里，我一边向明之讲述皖南事变的情况，一边哽咽不止，最后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愤怒地对明之说：他们口口声声“国共合作”，可实际上竟然这样残酷，这样无耻！

明之也很悲痛，但他强忍住泪水对我说：“这就让我们更加看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质！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随后轻声细语安慰我。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摧残抗日力量、破坏统一战线的滔天罪行。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把华中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扩编为九万余人。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恼火。我却感到非常振奋。我对明之说：“共产党是打不垮的！”

然而，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斗争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共鄂西特委在皖南事变之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特委书记及妇女部长被秘密杀害。

为防止国民党进一步制造血案，南方局和“八办”的工作人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分批撤退、转移。卢竞如于1940年年底撤回延安。南方局领导慎重研究，决定从留下的同志中挑选一个政治上可靠，又认识我和明之的同志来领导、联系我们。最后商定由徐仲航接替卢竞如。

我和明之刚到重庆时，曾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歌咏研究社与徐仲航相识，只是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政治身份。直到卢竞如最后一次来“串门儿”，告诉我们将由徐仲航来接替她，我们才知道徐仲航原来是老党员，是东北救亡总会的负责人之一。徐仲航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官办出版机构一正中书局总管理处的业务处长。

1941年1月，徐仲航按照规定的联络暗号，来到我们家接头，一见面他就爽朗高声大笑：哈哈！我们又见面了！

我和明之也高兴地压低声音说：今后你就是我们的领导了，太好了！

“今后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工作！”徐仲航讲一口东北话，像自家人一样称华明之为“老弟”，称我为“大妹子”。

当时皖南事变刚发生不久，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十分嚣张。当我见到了徐仲航时，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我将国民党内部的种种反共言论和行动措施，都向徐仲航做了汇报。最后，我义愤填膺地说：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都是抗日的好兄弟啊！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徐仲航安慰我说：不要难过，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革命总会有牺牲，斗争还会更复杂，要相信党中央。现在恩来同志正领导我们与敌人斗争。他曾经给何应钦打电话，愤怒地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是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们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恩来同志还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份报纸比平时多印了好几千份，广为散发，影响很大。

我说：太好了！可惜我们看不到《新华日报》。徐大哥讲的情况，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

徐仲航见我情绪好些了，又接着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红岩村指挥若定，果断地作出部署。他指出：“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即国共两党藕断丝连的局面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两断，全面破裂。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

他还说：“反动派搞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主要目的是想攫取我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人士，我们是决不能让其得手的。…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

周恩来号召大家要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徐仲航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后，又嘱咐我和明之：当前，你们要头脑冷静，不露声色，坚守岗位，不断提供重要情报，供党参考。

我和明之向徐仲航表示：有党组织在，有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再大的难关也一定能闯过去！

徐仲航嘱咐我说：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保持冷静，要学会忍耐。这是工作的需要，明白么？

我听了徐仲航的话，点点头说：我一定努力做到。董老也曾嘱咐过我，要“忍辱负重”。这对我真是很难，但我一定会这样做的。

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

二届会议召开。我在会上看到，中共参政员的席位空了一片。中共拒绝与会，以表示抗议；同时提出：承认中共及民主党派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非法监禁的全部新四军官兵等十二条要求，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蒋介石被迫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并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虽然表示“不再有剿共的军事”，事实上，我仍在不断记录着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此外，还有所谓“特种报告”，专门策划反共阴谋，如讨论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产党和进步团体，加强特务活动等，我及时将这些情报交给了徐仲航。

文如玉

侠义柔情的徐仲航

徐仲航是在皖南事变的阴云笼罩下进入我和明之的生活圈子的。他的出现，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增添了一道明亮的色彩。

徐仲航是大学毕业生，知识渊博，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他经常给我们讲形势，讲党的政策，帮助我们提高理论修养。这对于未能去延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我来说，无疑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觉得徐仲航讲解 的马列主义是那么通俗易懂。他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情有机地联系起来，仿佛马列理论中的很多内容就是在讲中国的事情。

徐仲航30多岁了，一直没有结婚，可能是过惯了单身生活，我感觉他有时显得大大咧咧的。明之第一次把所写情报的几张薄纸伪装好交给他时，他就很随意地往西服内左边的口袋里一揣。

我见了，不由得心里想，这样太不安全了！过去卢大姐可不是这样做的。但他是党派来的领导，不是一般的朋友，能否提意见？又一想，不行，为了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保证安全第一。

我当即和明之交换了一下眼色，明之向我点点头。我们夫妻多年，早在秘密情报工作中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一个眼神，就能领会彼此的意思。明之示意让我纠正徐仲航的做法，我就认真地对徐仲航说：徐大哥，请你把西服脱下来，我给你处理一下。

徐仲航也是聪明人，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便把西服上衣脱下来交给我。我将西服的夹缝拆开，把情报藏进去再缝好，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出来。徐仲航高兴地说：这样好，这样好，这样比较安全。既好拆，又好缝。我单身多年，粗针大线也能缝两下。

以后每次取情报，徐仲航都主动让我把情报缝在衣服里，有时也缝在裤脚边。

从外表上看，徐仲航是个典型的东北汉子，身材魁梧，说话粗声大气。但是内心却柔情似水。徐仲航非常喜欢孩子。每次来都要抱一抱小放，逗逗她玩。而且每次来，都不会空手，有时带几块点心，有时拿几个桔子。小放在重庆经常生病，多是感冒咳嗽之类，他就会及时送药来。有一种甘草片，甜丝丝的，小放最喜欢吃了。吃几片，咳嗽就好了，真神！小放患病时，他来接头就大大方方地敲门：孩子好些没有？药买来了！

小放一听他的声音，便奶声奶气地大喊：大伯伯来了！

徐仲航像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摸出糖啊药啊之类的东西，逗得小放嘎嘎地乐。

一次，徐仲航突然在非约定的时间赶来，说党组织需要一份重要材料，我赶紧将速记本上的速记符号译成文字，明之又用蝇头小字将其整理成情报，抄写在薄纸上。徐仲航一边等我们，一边逗小放玩儿。重庆水多鸭子也多，他给小放带来了两只刚孵出来的小鸭子，在木盆里盛一点水，小鸭子就能在盆里“呀呀”叫着凫水了。小放玩得很开心。

徐仲航对我们说：和小孩在一起，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在国民党核心机关的各种高层会议上，国民党高官的反动叫嚣始终不绝于耳，给我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我没有痊愈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细心的徐仲航看到我咳嗽很厉害，且面黄肌瘦，一下就猜出了我的病症。我只好点头承认。

“你上班时怎么办？”徐仲航关切地问。

“开会时不敢咳，尽量忍着。有时只好躲到厕所里去咳，待喘过气来，再回会议室。”

徐仲航听了十分心疼，安慰我说：我听说有一种叫“雷米封”的药，能治肺结核。一定要根治，否则好好坏坏，怎么坚持工作？我去给你找“雷米封”!

过了几天，徐仲航来接头的时候，懊丧地对我说：药还没买到。

我反倒安慰徐仲航：徐大哥，不要急，我能挺，说不定过几天就不咳了。

徐仲航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这病不能硬挺，我一定要找到！

又过了几天，徐仲航来了，一进门就高兴地说：你们看，雷米封！我弄到雷米封了！

我和明之非常感激，我们难以想象，徐仲航要费多大周折，才能弄到这种特效药。我好奇地问，徐大哥，你是怎么弄到的？

徐仲航大手一挥说：嗨！朋友托朋友呗！怎么弄的你就别管了，吃药！

他看着我把药片吞下去，才放心地离开。

吃了徐仲航送来的药，我的肺结核明显好转，不久真的就不咳嗽了。

明之感叹道：徐大哥真好！

重庆大轰炸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法西斯以它在华的最大空军力量，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抗战初期，重庆还没有像样的防空洞和防空警报设施，空军力量很薄弱，消防队伍也不健全，因此面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损失惨重。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日本飞机连续两天对重庆市区进行高密度轰炸，第一天死伤民众就有一千多人。第二天死伤五千多人，这是当时世界空袭历史上空前的惨案。据目击者回忆，当年停放在重庆仁爱医院停尸房里的尸体，从地上一直摞到房顶，场面极其悲惨。

亲身经历此次大轰炸的重庆市民赵克常老人回忆：

1939年5月4日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我们的船停在接近朝天门码头的一个隐蔽的地方，敌人的飞机正在轰炸重庆……

当时天上的飞机多呀，黑压压一片，9架一排，飞得很低，连日本人的膏药旗都能看得见。炸弹就像狗拉屎一样向下掉，还有飞机上的机关枪也喷着火，响个不停。当时朝天门到处是浓烟和灰尘，在船上听声音就跟打闷雷似的。

敌机轰炸完走了，我们也很快从朝天门码头上岸了。我记得，下了船到路上，要爬很高的台阶，起码有几千个坎，当我爬了一小半的时候就大哭起来。因为越往高处走，地上就越来越多的人肢体的碎片……

有血肉模糊的大腿横在路上，有乱成一堆的肠子还在蠕动，有带着凌乱头发的半边脸狰狞地看着你，有只断臂的手心里握着一个精致小包，抓包的手指还在微微抖动！

我当时根本喘不上气，胸闷，窒息了，好像马上就要被憋死一样，我忘记了有没有哭出声，我当时可能连哭出声的力气都没有。我记得，当时不少孩子都把眼睛蒙住不看，有个孩子没蒙，但嘴张得大大的，合不拢，就这样走了一路。

我们走的是从朝天门到上清寺的那条路，步行。一路上去，看到到处着火，冒黑烟，尸体遍地，还有一块块的肢体碎片。消防队员在救火，但大都是人扑手打，高压水枪很少。路边有不少哭死去亲人的……

1939年大轰炸时，我已经怀孕，行动很不方便，每次跑警报躲避大轰炸，都要比常人更加小心。日寇飞机白天轰炸，从早上连续不断炸到晚上。所以国民党上层召开重要会议，多为晚上。警报解除后，别人抱着孩子回家烧饭，我往往会接到通知：马上开会去。高官们在防空洞里吃饱喝足了，有汽车送到会场，而我却饿了整整一个白天，空腹步行去会场。天已经黑了，高压线被炸断了，市区漆黑一片，道路坑坑洼洼，垃圾瓦砾遍地。我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会场赶。会议一开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又累又饿，还要忍着妊娠反应，集中精力做好速记。有时记着记着就感到头晕、眼花、手发抖、口吐清水，身上一阵阵出冷汗。我凭着毅力，咬着牙，坚持把会议的内容记下来。

会议结束已是半夜，我又在废墟和瓦砾中摸着黑回家。到家后，我惟一的安慰就是明之在锅里焐着的一碗热泡饭。

1940年5月18日，日军发动了“101号作战计划”，在这之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共出动飞机2023架次，投弹10021枚，计1405吨。

在这次大轰炸中，中央党部秘书处所在的上清寺损失惨重。

那时小放出生才两个月，我们一家三口警报一响，马上躲在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机关内的防空洞里。这个防空洞在一个小土包下面，是专为中央党部机关的小职员、工友和家属修建的。全部是钢筋水泥结构，比平民百姓的防空洞要牢固些，但比秘书长、主任秘书、处长以上官员的防空洞要差得多。达官贵人的防空洞地点好，修筑坚固，设施齐全，有电灯，有厕所，吃喝不愁，甚至还有佣人伺候。即便是在战乱时期，达官贵人的生活条件和水平，与平民百姓相比，仍是天壤之别。

中央党部秘书处的防空洞两头有大门，日机轰炸时，大家凭中央党部的徽章进入防空洞。走下十几级台阶，有一个长方形、像排球场那么大、高不足两米的空间，通常要容纳老老小小一二百人。洞内两侧有长水泥凳。水泥凳不够用，人们就随意蹲着或坐在地上。洞内通风条件极差，空气污浊，灯光昏暗。

1940年5月的一天，敌机来袭，我怀里抱着小放，手里提着一个包袱，明之在后面护着我跑进防空洞。刚进洞不久，一颗巨型炸弹在离防空洞很近的地方爆炸，洞内尘土飞扬，灯光熄灭，一片漆黑，所有的人都被震得弹了起来，我怀里的孩子和包袱一起被震落在地上。

我听不到孩子的哭声，便连忙蹲在地上摸黑找女儿。我先抓到一个东西，一摸是包袱，不是孩子，就大喊：“娃儿掉地上了！不要踩了我的孩子！”周围的都是同事，听到我的喊声，就都站在原地不动了。于是明之和我一起摸黑找女儿。等摸到孩子时，明之又喊：“谢谢啦，娃儿摸到了！”这时小放像是刚被吵醒，亮开嗓门大哭起来。

大轰炸结束后，我和明之抱着女儿回家。走到楼前，不由得大吃一惊。这幢楼虽然没有被炸倒，但是家家房门上的锁都被震掉了，门大敞着，像是刚刚被盗贼洗劫了一般。当时市面非常混乱，很多店铺和人家在躲避空袭时被歹徒趁火打劫。

我们回家一看，什么也没丢。问问邻居，谁家也没丢东西。不知是因为这次轰炸猛烈，没人敢出防空洞，还是因为这楼里住的都是小职员，没什么值得偷的东西，居然没有小偷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