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文如玉

宁住陋室不搬家

我在中央党部机关工作五年多了。由开始的夫妻两人变成了四ロ之家。中央党部机关决定给我这个速记骨干换个好一点的宿舍。

此前，我们曾搬过一次家，是在同一层楼上，从朝北的房间搬到房门对面朝南的一间，仍是不到10平方米的面积，只是多了一个阳台，也就是个小小的吊脚楼。原来放在走廊上的炉子、柴火、水缸等杂物，可以放在吊脚楼阳台上了。阳台上还可以晾衣服，似乎显得比原来的房间宽敞一些。我们己在那间不到10平方米的陋室中住了五年，房子早已破旧不堪。

75号楼的楼道无灯，楼梯又窄又陡又黑，我抱着孩子跑警报时，曾经像坐搓衣板一样，从楼梯上滑下去好几回。当年腰部的挫伤，到老年后，还时常感到隐隐作痛。

在1941年6月5日大隧道惨案那一天，我们家的楼上（三楼）被炸了一个洞。晚上下大雨，雨水从三楼房顶被炸开的洞口灌进来，地板上积满了雨水。我们住二楼，能听到楼上邻居哗哗的趟水声。天棚上到处滴水，无处容身。晚上，家里没有一处干的地方，我和明之只好撑着一把油纸伞，抱着小放缩在墙角里打磕睡，等待天明。

雨停了，对于房屋漏雨的市民来说，灾难也还没有结束。重庆雾多，难得见到太阳，被雨水淋湿的被褥多少天都晾不干，床上经常可以看到潮虫爬来爬去。

75号楼的后面被日本飞机炸了一个大坑，积了很多水，成了苍蝇、蚊子的滋生地，很快又招来很多青蛙，春夏之交，正是青蛙繁殖季节，一天到晚蛙声不断。

抗战时期，重庆虽说有自来水，但是经常停水。我们住的楼房没有铺设自来水管道，我们和其他小职员一样，要雇人挑水。因为楼梯狭窄，又没有灯，一桶水挑到楼上，往往只能剩下半桶。

楼内家家都有水缸，是水泥做的。水则不知是从哪儿挑来的，混浊不堪，每天要放明矾澄清，沉在缸底的黑泥，几天就要清一次，否则水缸里就会发出一股恶臭。

大轰炸后，无人挑水，一盆水从洗脸、洗脚、到刷马桶，要用三四遍。 楼内没有下水道，每天用过的污水，都由明之拎到楼下去倒掉。有时候水供不上，只好不洗脸，不洗脚。

一次，楼下邻居家失火，明之一人掀翻了水泥水缸，为楼下邻居家倒水灭火。那水泥缸很重，平时一个人难以搬动，而明之在情急之下，居然一人就掀翻了过来。

当时的重庆，老鼠和日本鬼子一样猖獗，人饿得面黄肌瘦，而老鼠却个个肥硕无比。重庆的报纸不止一次报道：大老鼠敢与人争食，甚至把小娃儿咬死了！我们家房顶楼板里也有一窝令人僧恶的老鼠。在床上方的屋角有个洞，老鼠常在洞中出没，顺着墙壁爬上爬下。每天夜里，我和明之都会被楼 板夹层里老鼠打架撕咬的声音吵得心烦。我们更担心老鼠掉到孩子身上，咬伤孩子。

明之对鼠患恨之入骨。老鼠们很狡猾，极难对付，轰不走，打不着。有一天，明之下班时咬咬牙掏钱只买了两个鸡蛋，准备给两个孩子吃。他一手拿着一个鸡蛋正要去煮，突然，一只老鼠胆大妄为，竟然在大白天窜了出来，明之眼疾脚快，一脚上去将它踩死了，污血流了一地。可是他脚下一滑，将一只鸡蛋掉在地上，正好掉在死老鼠的血迹上。此刻，他心中充满厌恶和憎恨，下意识中竟将手里的另一只鸡蛋攥碎了！

更让我们憎恶的是，75号楼和阴森恐怖的宪兵队为邻，如同与地狱为邻。家是人生航船停泊的一个港湾，为了孩子，我们多么想换一个好一点的居住环境呵。

机会终于来了。中央党部秘书处考虑到我住房的困难，准备给我调换一处大一点的房子。乍听到这个消息，我情不自禁地兴奋得跳了起来，心中暗暗地说：太好了，这回可以不再与宪兵队为邻了！

回到家里，我高高兴兴地对明之说：秘书处要给我们换房子了！

明之听后也非常高兴。可是两人一冷静下来，对于到底换不换房子，又犹豫不决了。

“这个家是我们同上级党组织联系的唯一联络点，如果搬了家，党组织派人来，找不到我们怎么办？”我担心地对明之说。

明之接着我的话茬说：现在楼内上下左右的邻居都不是中央党部的人，我们住在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安全更重要呵！

“你说得对，如果搬的新家与国民党机关的人混住，反而不安全，组织上更难找我们了。”

最后我们下了决心：在这里我们已经生活了五年，就是再住五年，我们也要坚持。当初我们冒着战乱的危险，从浙江到武汉去找党，为了什么？为了找党组织。现在是我们知道党组织在哪，却不能去找，得等组织来找我们。现在我们有工作，有房子住，虽然生活苦点，但可以克服。说什么也不能与党组织断了线啊！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多次抉择，我和明之宁住陋室不搬新家，也是一次人生的重要抉择。

主意拿定后，我找了一个借口，我对张寿贤处长说：我现在住的上清寺街75号离机关近，上班方便，送孩子上幼稚园也近。这个房子住惯了，暂时就不搬了。等以后孩子大点再说。谢谢处长的关照。

就这样，我们一家四口在那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直住到1946年5月“还都”南京，长达八年之久！

时间在流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仍不见党组织来联系，焦虑和烦恼的情绪时不时会涌上心头。

不过，我们坚信：党组织一定会派人来我们住的老地方找我们的！

在重庆的日子里，我们与重庆的普通老百姓一样，生活十分困难，特别是小放和小新出生以后，开支增加，经济更加拮据。一日三餐吃的都是掺有很多砂石并带有霉味的劣质米，和当时重庆最便宜的“膝藤菜”（空心菜），还有自己做的泡菜，根本谈不上营养。

为了党的情报工作，我们宁可让孩子吃得差些，也要挤出钱来，去做些必要的应酬。

我们本来最憎恨阿谀奉承那一套，但我们处在那个社会环境之中，又不得不学得世俗一点。逢年过节，我们都要买包点心什么的，去上司家送礼、拜年，或请同事吃饭。

有一次，我们给上司买了一包点心和一小竹筐柑桔，被小放和小新看见了。两个孩子从小就很乖，知道这些是爸爸妈妈准备送人的，他们眼巴巴地看着这些好吃的东西，忍不住用小手摸一摸，又看一看爸爸妈妈，最后还是把小手缩了回来。

我看着懂事的孩子，不由得红着眼圈对他们说：乖孩子，这些东西是送礼用的。等以后爸爸妈妈有钱了，一定买好多好多糕糕给你们吃。

两个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爸爸妈妈的“忍耐”，教会了孩子们“忍耐”；爸爸妈妈的“希望”，也在孩子心中培育了“希望”的种子。他们相信爸爸妈妈总有一天会买好多糕糕给他们吃的。

逢年过节，明之和我还要请同事到家里做客，联络感情。北方人来了就包饺子，南方人来了就做狮子头。当时的小职员都很穷，能吃上一顿饺子或者狮子头，也算是打了牙祭。当然，两个孩子就更开心了。

那时候，我哪里有余钱买衣服？一年到头我手不停，不是缝就是补，或是织毛衣，好在从小我跟母亲、姐姐学做女红，手勤手巧。有一次，我为了拍身份证照片，咬咬牙，买了一块洋布，给自己缝了一件旗袍，也给小放、小新各缝了一件小褂。去照相馆拍照片的时候，穿上新衣服的小放闹着要妈妈抱着拍照，这怎么能做身份证照片呢？摄影师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小放站在一边，母女分开一点，成像后把小放的一半切掉，另一半就是我的身份证照片了。我觉得好笑，小放自然不高兴了。就这样，我的身份证照拍好了。

我们家里的家具虽然简陋，除了两只旅行皮箱外，床和桌椅全是竹制的。但是我们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墙上有破洞，就用彩纸剪些蝴蝶、花草贴上，显得雅致，也许孩子们在苦难的生活中能感受一点亮丽色彩。多年以后，我们俩回忆起那段生活，感慨地说：那时我们生活虽苦，但心里始终充满希望。

文如玉

腐败，迟早要垮台

在国民党的官僚衙门里，官员贪污腐败成风，发国难财，发战争财的大有人在。受名利、地位、金钱、美女的诱惑，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随时都会腐化堕落，陷入罪恶的深渊。

刘少奇曾说：共产党员“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我和明之与党是单线联系，没有正常的党组织生活，完全靠我们的党性和自觉性，抵御周围的各种诱惑。尽管生活非常艰难，但我们一直保持“慎独”。

明之刚进入掩护职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时，担任财务处科员。他始终奉公守法，洁身自好，每天按时上下班，经手的账目也都清清爽爽，受到上司和同事的好评。

1944年，明之调到“战时生产局”秘书处任专员，负责出纳工作，直接经管银行存款和保险箱现钞，手头有大笔可以挪用的钱财。一个同事因生活所迫，先后两次私下暗示，要和他一起捞外快。明之装作听不懂对方暗示的话，敷衍过去了。

回到家里，明之和我谈起此事，我说：虽然我们的生活清贫，但是这种事不能干，很容易因小失大。如果由经济问题引出政治问题，暴露了真实身份，可就得不偿失了。

明之听了高兴地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后来那位同事见明之如此“愚钝”，就忿忿不平地跟他讲起孔祥熙私分美金债券案。这是一桩轰动全国的大案。

那是1944年，美国政府委托中国政府在成都等地修建6座B-29轰炸机机场。四川省各县动用了45万民工，自带工具和90天的口粮，步行前往工地。男女民工，包括童工，用肩挑、车推的原始方法运送土石方，有的女工还背着吃奶的孩子，整天在工地上砸碎石子。机场占用了大片的良田，那是他们祖祖辈辈辛勤开垦的赖以生存的土地，但是他们说，为了打鬼子，我们连命都舍得，还有什么东西舍不得呢？90天后，6座机场全部完工交付使用。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为祖国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重要牺牲，使美国人民赞叹不已。此项工程，美国政府按一美元兑换四十元法币的官方汇率折算，付给中国政府一亿多美元的现钞。

但是，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却利用劳苦大众修建机场换来的美元，大搞货巾投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主谋，伙同他人以二十元法币折算美元的汇率（当时的黑市价格是一百二十元法币兑换一美元），私分了中央银行库存的美金债券，从中套取美金，牟取暴利，大发横财。然而不久事发，造成轰动全国的私分美金债券案。当时此案正要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蒋介石突然派侍从室的人来到参政会秘书处，说委员长要看这一提案，将准备分发给参政员的案情材料及原件全部提走。直到参政会闭幕，也没把材料送回来，造成提案不能提交大会讨论的尴尬局面。大会只好销去案号，一桩轰动全国的大贪污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大姐，蒋介石和孔祥熙是连襟，这就不难理解什么叫官官相护了。

明之的同事借题发挥，对明之说：大官权大，可以吃肉，小职员无权，喝点汤总是可以的吧？何苦捧个金碗要饭吃？

明之说：那也不是什么汤都可以喝的，弄不好会坏肚子。

同事见明之如此“冥顽不化”，无奈地摇摇头，叹口气说：也罢，也罢！饿肚子总比坏肚子好些。

明之回家又与我说起此事，我说：我在参政会上听到很多参政员议论，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历朝历代，凡是腐败，那政权就要出问题了。照这样下去，国民党政府迟早要垮台！

一天下午，我奉机要处长之命，去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为蒋介石报告做速记。这是常事，我也没多问，带上手提包就去了。参加会议的人员不多，不过有的却还是生面孔。我一时没搞清是个什么会议。蒋介石的讲话，全是些不着边际的空话，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更无主题，而且很快就讲完，到休息室去了。我以为要散会，这时看见工作人员匆匆忙忙搬动桌椅。我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工作人员回答：换桌子。

我还没见过换桌子继续开会的事情，正纳闷儿，只见会议桌换成了八仙桌，有人将饭店送来的提盒摆在桌上，一个个打开，一碗碗美味佳肴呈现在眼前，很是诱人。

我见状，知道会议结束了，起身准备离开，却被机要处长张寿贤拦住：沈小姐留步。上面通知，机要人员留下来陪餐。

原来，蒋介石和宋美龄要在今晚为儿子蒋纬国“相亲”，见他的女朋友。 人多点，气氛显得热烈些。

蒋介石和宋美龄再次出现，两人互称“达令”，有说有笑，显得很亲热，很开心。这是我在他们身边工作多年很少看到的情景。

宋美龄那天特别殷勤，特别活跃，大显第一夫人的风采，和大家打招呼，显得很周到。一些马屁精平时拍不上去，此时在委员长和夫人面前，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拍起来，奉承话肉麻之极。我远远地看着他们的丑恶表演，只觉得令人作呕。

更让我忿忿不平的是，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他们竟然还如此花天酒地。我一下想起家中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食不果腹的丈夫，怎能咽得下这些美味佳肴？看着别人有说有笑，大啖大嚼，我却一点胃口也没有。我的心中充满愤恨，却又不敢稍有显露，只是看着这宴席发呆。

张寿贤处长在一旁见我发呆，便轻声催促我说：沈小姐，请用，快请用吧！

我这才勉强吃了几口，耐心陪餐至散席。这时，一个京戏班子进来，要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等人唱堂会。我心里好不耐烦，又要等好长时间，便对张寿贤说：处长，家里孩子小，要回家照顾，我先走一步。说着拿起手提包要走。

张寿贤说：天黑路远，再等几分钟，我们一起回去，我车子顺便送送你。我也没有兴趣啊！

当时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也很艰苦，据知，红岩村的伙食费是每人每月三元法币（当时一个银元兑换四点五元法币），成天吃老胡豆和藤藤菜。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看到在红岩工作的同志，伙食比延安还差，才指示他们从三元增加到五元。

那时红岩村每月的开支账目都由董必武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的账目对不上，董老在大会上做了检査，还给党中央写了检查。

另据有关材料记载：时任国民党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军统特务头子唐纵1942年7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陈立夫的儿子陈希曾悄悄告诉我：过年过节委座（指蒋介石）均有赏赐，主任一万二万不等，组长三千五千不等。”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他的《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只要在重庆的酒楼饭馆转一转，就可以看到那里的客人衣着华丽，饮食讲究挥金如土。”

这种大壤之别的生活，迫使更多的人，投身革命洪流。历史证明，腐败，一定垮台！

文如玉

到鲁家走亲戚

生活物质的匮乏是一种苦，精神上的孤独是另一种苦。我和华明之在直接领导徐仲航被捕，不能与党组织联系的日子里，就经历着这种双重痛苦。我们很少与外界交往，也减少了到鲁自诚和华韵三家走亲戚的次数。

鲁自诚和华韵三是1938年底到达重庆的。

此前，董必武安排鲁自诚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政治部，在那里讲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不时借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我经常随机要处长、速记科长到“中训团”为蒋介石在开学典礼或结业典礼上的讲话做速记。一次，我看见作为教官的鲁自诚端坐在前排的一侧，倍感亲切。我和鲁大哥不能说话，只能互相传递眼神。后来我们两家见面时，我学着鲁大哥正襟危坐的样子，鲁大哥也学我在台上速记，用小手绢擦汗的样子，逗得明之和韵三兄妹开怀大笑！

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是蒋介石一人独揽的。蒋介石十分尊崇希特勒，并向德国学习，推行个人崇拜。按规定，在公众场合一提到蒋委员长，军人都要立正，表示对蒋介石的敬意。就像德国人喊：“嘿！希特勒”时要立正，再把手斜伸出去一样。

鲁自诚在给中央训练团学员讲课时，一提“蒋委员长”, 大家就马上全体起立，搞得教室里桌子椅子一阵乱响。鲁自诚故意要整那帮国民党军官，一会儿提一次“蒋委员长”，一会儿提一次“蒋委员长”，弄得学员们不停地，站起来，坐下。大家明知他是故意的，也不敢有怨言。

1942年秋，鲁自诚离开中训团，被董必武派去担任中国工矿银行的常务董事，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在鲁自诚进入中国工矿银行以后，便把家搬到了重庆忠烈祠三号。人称鲁公馆。那是一所很大的房子。他们家的邻居一个是国民党的师长，一个是国民党的空军司令。鲁自诚的孩子还在院子里养了许多鸽子，俨然是个大资本家公馆的气派。

鲁自诚表面上是个大资本家，外面西装笔挺，

里面的衬衣却是破的，有时干脆穿一个无襟无袖的假领子；脚上皮鞋擦得铮亮，里面的袜子却是破的。小放看见了说：“姑父脚后跟露了个大鸭蛋”。明之曾笑着说，“我外面穿西装，里面衬衣背心却有破洞，有补丁。像个上海人说的‘洋装瘪三。

以前我和明之去看望鲁自诚和华韵三，是纯粹“走亲戚”。在领导人被捕，与党组织暂时中断联系的三年里，尽管我们心里非常想对亲人倾诉衷肠，但是我们严守党的纪律，一直忍着。

在徐仲航被捕的风头过去之后，我们抱着孩子去了一趟鲁家。我们憔悴的脸色，不安的神情，瞒不过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目光敏锐的鲁大哥，也瞒不过血脉相连、眼明心细的韵三妹。

他们一看便知：明之和安娜遇到麻烦了！双方都知道对方在为党工作，但双方都严守党的组织纪律，不谈工作上的事。通过眼神的交流，我们不安的心情随之放松下来，我们看到了革命引路人、入党介绍人鲁大哥，就像看到了党。

每次我们带孩子去串门儿，韵三都会热情款待我们一家。韵三也曾带着孩子到上清寺街我们家里去过。时过60多年，鲁自诚的大儿子鲁克行还记得，舅舅舅妈家的楼梯又黑、又窄、又陡、又滑，很难爬上去。房子也很小， 只有不到十平方米。每次去，表妹小放就会从床下拖出一个装玩具的竹篮子，把她的玩具“哗”地一下全部倒在地上，和他一起玩儿，每次分别都恋恋不舍。有一次，小放把徐仲航伯伯以前送给她的一只可爱的白陶瓷小鸭子，大方地送给了克行表哥。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探望工商界知名人士为由， 由中共南方局的王若飞、童小鹏陪同，登门看望了鲁自诚，表扬他为党所做的工作，还给他带了五斤延安小米和一大包紫红色的手纺粗毛线。

毛泽东风趣地对鲁自诚说：听说重庆没有小米，这延安的小米可是很好吃噢！这手纺的毛线嘛，可能没有机纺的好，但这可是一点不掺假的真羊毛啊！解放区也没什么好东西，这点土特产就算是中央给你的奖励吧！

鲁自诚非常诚恳地说：“谢谢中央，谢谢主席！”鲁自诚与毛泽东同庚，生日比毛泽东还大几个月，但他对毛泽东的雄才伟略非常钦佩。

延安的小米确实很好吃，当时7岁的鲁克行60年后还记得那小米粥的味道。那些毛线由韵三为孩子们织了毛裤。因为那毛线是生毛的，毛很硬，穿在身上有点扎人，所以留给孩子们的印象很深。鲁克行记得那毛裤一直穿到全国解放，母亲把旧毛裤拆开来洗时，很多线已经朽了。但是母亲还是认真 地把好一点的毛线洗好晾干，收藏起来，并对孩子们说：这是毛主席在重庆时奖你爸爸的延安毛线，有纪念意义，一定要保存好。

韵三1987年去世以后，孩子们一直保存着那些毛线。1994年，他们的大女儿鲁克定将那些毛线捐给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柳亚子赠诗：“戮力神州最有情”

我和明之在重庆期间，去得最多的地方，一是鲁家，一是恩师毛啸岑夫妇家。因为我和明之当初是在“南洋高商”，在毛啸岑家相识的，所以毛啸岑夫妇常说：“你们夫妻是我们做的大媒！”

毛啸岑夫妇有一个独子，叫毛安澜，从30年代在“南洋高商”时起，我就与毛安澜相处得如同姐弟，毛先生夫妇认我为干女儿。在重庆时，两家走动颇勤。有一次，毛夫人病了，我去为师母熬中药，弄得满头大汗。喂药前，我亲自尝一下，以免烫了师母，毛夫人被感动得直流泪。

毛啸岑感慨地说：我们有个好女儿啊！

我说：我在泰兴老家的母亲，由于战乱不通音信，不能尽孝，对师母，就当是在母亲身边尽孝了。

毛先生夫妇这对“党外布尔什维克”，一直与我和明之一样，默默地为党做着秘密工作。我们各自有不同的领导，单线联系。但我们的心却始终贴得很紧。

1944年9月，毛啸岑的同乡老友柳亚子携夫人郑佩宜从桂林来到重庆。临时住在毛啸岑位于机房街的家里。11月，周恩来和董必武还出席了郭沫若专为柳先生来渝举行的宴会，并做深谈。后来柳亚子搬到重庆郊区的沙坪坝，每次进城，仍住毛啸岑家。毛啸岑把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长期留给柳亚子先生进城时专用。

明之和我常来看望毛啸岑夫妇，与柳亚子先生也认识了。1945年7月的一天，我们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望毛啸岑夫妇。正巧柳亚子从楼上下来，看到我们和可爱的孩子，就和我们一起兴奋地聊开了。

柳亚子先生从毛啸岑夫妇口中得知，明之和我这对年轻夫妇是有着不凡经历的爱国有为青年，对我们印象很好。

柳亚子是个豪放的诗人，经常诗兴大发，出口成章，此时一挥而就，写下七律一首：

赠华明之和沈安娜夫妇：

避地西来离乱经，

依然模范小家庭。

二分月色迷楼艳，

万顷湖波一棹轻。

枌社自应钟秀杰，

风雏更喜诞宁馨。

沈思四海皆秋日，

戮力神州最有情。

20世纪80年代，毛安澜告诉我和明之，此诗收入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辑出版的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下册140页）。我们这才得知柳老先生还曾为我们写了一首诗。欣然拜读，甚为感动。

柳亚子学识渊博，作诗用典颇多。1989年，离休在家的明之重读此诗，为诗中的一些典故作了简单注释，现收录于此。

一、二分月色，即“二分月明”之意。徐凝《忆扬州》诗：“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后因以“二分月明”形容当时扬州的繁荣。柳诗借用“二分月明”说明沈安娜原籍是扬州（泰兴原隶属扬州）。

二、迷楼，据《辞海》解释是隋炀帝所建的楼名。

三、万顷湖波，指太湖。柳诗借用“万顷湖波”说明华明之原籍是太湖之滨的无锡。

四、一棹轻，棹，摇船用具，形状和桨差不多，也指船。

五、枌社，枌，木名，白榆。《汉书•郊祀志上》:“高祖祷丰枌榆社。”丰，邑名；枌榆，乡名，汉高祖的故乡。后人因称家乡为枌榆。枌社即指沈安娜、华明之家乡。

六、钟秀，即钟灵毓秀，谓天地间灵秀之气所聚。柳诗“钟秀杰”，是对沈安娜、华明之的褒扬。

七、凤雏，即幼雏，比喻俊美的少女。意指沈安娜。

八、宁馨，即宁馨儿，晋、宋时俗语，犹今语“这样的孩子”，后用于褒义。柳诗“凤雏更喜诞宁馨”，意为沈安娜喜得娇美儿女。

九、沈思，《辞海》解释：“沈”同“沉”。沈思即沉思。 十、四海，犹言天下，指全国各地，也指全世界各处。 十一、秋日，义为衰落、昏暗之日。

十、戮力，即努力，尽力。

十三、神州，中国的别称。

我们理解，柳亚子此诗的大意是：

为避战乱来到重庆，

依然是模范家庭。

扬州城里的迷楼自然美艳，

无锡太湖的船桨更是轻盈。

家乡人杰地灵，

儿女俊外秀中。

沉思环顾大地一片秋风萧瑟，

为祖国正义事业努力奋斗不息。

诗的最后两句：“沈思四海皆秋日，戮力神州最有情。”是柳老先生对明之和我的莫大鼓励。

文如玉

沸腾的山城

1945年8月10日晚7时50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不胫而走，重庆市区万民狂欢，大街小巷不时响起鞭炮声。

8月15日中午，日本天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中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而宣布结束。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伟大的胜利。

当天，国民政府的官方电台广播了蒋介石的演讲，重庆的很多报纸都出版了号外，如雪花般散发得满街都是。晚上，重庆山城一片欢腾，人们潮水般涌向重庆市中心的纪念性标志——“精神堡垒”。这个“精神堡垒”实际上是一座碑，底座为八角形，中部为圆形，是在1939年5月3日大轰炸留下的一个最大的弹坑上建起来的，完工于1940年3月12日。取名“精神堡垒”，是全民抗战的精神象征。后来被日机炸毁，人们在街心竖起一根高大的旗杆，以示精神不倒。不久，又在原址修建了砖木结构的“精神堡垒”。

1945年8月15日晚，重庆市政府在“精神堡垒”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提灯会，所有参加大会的人，手里都提个灯笼。千千万万的灯笼布满山城，气氛热烈，场景壮观。

我和明之带着两个孩子，以同样振奋的心情，加入了游行的人流，从上清寺街一直走到通远门。小儿子走累了，明之就让他骑在脖子上。

不少人因为激动，一边高喊“鬼子败了”，一边号啕大哭。有的下江人兴奋过度，一边高喊“胜利喽——，回家喽——!”一边竟用砖头把自己家店铺的玻璃砸了。那意思分明是说，要回家了！这个店铺不要了！

当天夜里，我和明之回到家里，安顿孩子睡下以后，由于精神亢奋，丝毫没有睡意。长期的秘密工作使我们养成了一种越是热闹，越要冷静思考问题的习惯。

1945年5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盟军宣告欧战胜利。5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接着召开六届一中全会。在开会之前，张寿贤处长就让科长徐漂萍与妇指会商量，叫我马上回机要处。这时宋美龄出国己不在重庆，我在妇指会的事情不多，她们就痛快地同意我回中央党部了。

我自始至终参加了国民党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速记工作。会中其他内容都不重要，只有会议通过的《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最重要。我用别人看不懂的速记符号记了下来，藏在抽屉里。

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下一步会怎么样？

我对明之说：日本虽然巳投降，但我们在国民党机关工作多年，已看透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是不会变的。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他们在5月份六大上对付共产党的决议案。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并不乐观。

明之说：他们的文件你都记在速记本上了？ 我说：嗯，就锁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

明之说：现在抗战胜利了，形势会有新的变化，说不定党组织很快就会恢复与我们的联系！

我高兴地说：那可就太好了！

“天快亮了，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明之提议道。

接着，我们一人搂着一个孩子，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甜。我梦见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从红岩村向我走来。董老见了我，笑道：小速记，你现在又可以发挥作用了！

这时的重庆，从官员到百姓，对时局的发展都非常关注，包括我和明之所在的国民党机关，人们经常在私下议论时局问题。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对国家前途的影响，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有人在广播里听到了中共发表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该文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的主张。这些消息也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我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声音，心情十分激动。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和对蒋介石的了解，特别是国民党六大通过的《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和 《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我们预感到国共谈判将会非常艰难。

我们默默决定，继续保持警惕，注意形势发展，等待时机。

中共方面一再呼吁“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在国内外一片强大舆论压力下，尤其是迫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蒋介石于8月14、20、23日接连三次给毛泽东发电报，邀请他到重庆谈判。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飞机降落后，第一个出现在机舱门口的就是身材魁梧的毛泽东。他头戴灰色巴拿马帽，身穿灰蓝色中山装。面对欢迎的人群，他举起帽子向大家致意。这一潇洒的动作，被记者用照相机定格在历史的画廊里了。

中共代表团的到来，受到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柳亚子先生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称毛先生惠肯来渝是“大喜事”；再能做到“和平、民主、团结”，就是喜上加喜的大喜事了。

蒋介石三次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完全是假惺惺，估计毛泽东不会来渝。可是不曾想到毛泽东居然真的来了。蒋介石对毛泽东这么痛快就答应来重庆，完全出乎意料，没有准备。这一点，从后来匆忙应付谈判的慌乱程度上，可以看得出来。

我和明之得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起来到重庆，要与国民党谈判，心情非常激动。国共两党能坐下来和谈，标志着共产党提出的“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的主张有可能向前迈一大步。我们预感到，党组织重新和我们接关系的日子已经不会很远了。

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政府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经过48天的漫长谈判，于10月10日在重庆桂园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蒋介石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并承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纪要》签字后的第二天，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谈判，研究实施《纪要》的具体措施。

这期间，我和明之每天都在盼着党组织派人来和我们接关系。虽然日本人投降了，虽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现在就在重庆，但是鉴予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我们仍不能贸然去找党组织。在党组织没有与我们恢复联系之前，我们还要继续等待。

文如玉

“周恩来同志派我来找你们”

1945年10月的一个晚上，我和明之吃过晚饭，正在忙家务，听见有人敲门。好像是以往约定的联系暗号。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种有节奏的声音了，我们没有马上开门，想再认真辨别一下。过了一会儿，那个有节奏的声音，又响起来了。我和明之对看了一眼，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真的是党组织派人来接关系了？

我抑制着剧烈的心跳，走到门边小声问：谁？

门外传来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我。

我凭直觉猜测，可能是自己人，赶快把门打开。门一开，闪进一个人，他马上回身把门关上，动作很敏捷。

我和明之定睛一看，原来是多年不见的老领导吴克坚！

我和明之不由自主地一人抓住吴克坚的一只手，紧紧握住，久久不肯松开。三年苦等苦熬的痛楚，终于见到组织的喜悦，一切的一切，此时一起涌上心头，我真想大哭一场，但理智使我克制住了，只哽咽着喊了一声；“老吴啊！”再也说不出话来。

盼了三年，望眼欲穿， 今天终于又见到了亲人！明之和我一样，悲喜交加，一肚子心里话，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原来，吴克坚是遵照周恩来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的指示，到国统区来负责开展情报工作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找吴克坚谈话，问他对下一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吴克坚表示，很想到华北战场上去锻炼。周恩来却说：你应该继续到国民党统治区做情报工作。在战场上，与敌人有枪有刀，你死我活的战斗是一种锻炼，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特别是在他们心脏地区工作，也是一种锻炼。他们是全副武装，而我们地下工作者是赤手空拳，时刻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危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斗争的锻炼，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人的意志一种更加严峻的考验。周恩来最后指示说：你去把我们过去的老关系了解一下，恢复起来。

随后，李克农又找吴克坚谈话：老兄，我管的这摊子，货架上现在是空空的，全靠你们到老蒋那里去弄点东西来。国民党那儿，矛盾重重，有许多空子可钻，你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

此时，刘少文”、吴克坚分别担任南方局情报部部长和副部长。他们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中央的需要，加强了对蒋介石集团内部动向的情报搜集。

吴克坚接受任务之后，很快制定了一个“工作大纲”，其中包括方针、原则和具体做法，共有十条之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他一到重庆就与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情报人员恢复联系。吴克坚凭着记忆找到了在上清寺街75号二楼我和明之的住处，很顺利地找到了我们。

激动之余，我和明之都感到庆幸。事实证明，当初我们坚持不搬家的决定是正确的，否则，吴克坚要找到我们，又不知要费多大的周折。

吴克坚敏锐地感觉到，尽管我和明之身处逆境，然而我们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我们的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他细细看屋里多了两个小人儿。1939年初，他把与我们联络的任务根据南方局组织的指示交给卢竞如时，小放还没有出生，现在一晃六年过去了，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吴克坚一手抱起一个孩子，亲吻着他们，慈祥地说：好啊，几年不见，你们又添了两个小宝贝！

小放和小新自懂事以来，从未见过爸爸、妈妈这么高兴；也从来没见过这个陌生的大伯伯。大伯伯的到来使全家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兴奋欢乐之中。两个孩子不由自主地傻乎乎拉着大伯伯的手蹦蹦跳跳，不停地喊“大伯伯，抱我！大伯伯，抱我！”吴克坚抱起了小新，举得高高地说：这就是我们 的明天，他们是我们的未来啊！

两个孩子知道大人有事，便乖乖地爬到床上，爬到自己的小天地里，玩了起来。

吴克坚这才坐下来，认真听我们汇报。

我详细讲述了徐仲航被捕后，我们如何应付国民党追查的经过。我非常激动地说：我们虽然不知道老徐被捕后的具体情况，但是从我们两人现在平安无事的结果可以猜测出来，老徐一定非常坚强，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或者特务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他坚决不肯说出组织的秘密，以及与我们的关系。否则我们就不会有今天。

吴克坚赞扬道：你们应付得好，坚守住了岗位。三年了，你们真不容易啊！确实太不容易了！

我听老领导这么一说，又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不由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明之问吴克坚：怎么三年了这么长时间党组织没来联系？

吴克坚说：徐仲航同志被捕后，当然要冷一段时间。我1943年去延安了。但你们这里的情况，组织上还是知道的。

接着他又说：关于你们的真实身份，党内领导也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与你们联系，组织上必须考虑，在适当的时候，由合适的人来做才行。你们瞧，现在我不是来了吗？今天我就是专门与你们来恢复组织联系的。这次是周恩来同志派我来找你们的！

我和明之一听是周恩来派他来联系的，感到格外兴奋。周恩来是党中央的领导人，他的工作有多忙啊！他和我只见过两次面，最后一次见面距今已经七年了，我们和党组织没有正常联系也有三年了，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我们，使我们感到无比温暖。

我对吴克坚说：在与组织暂时中断联系的后期，特务不再追查了，中央党部还要给我们调换比较好一点的宿舍，但是我们怕搬了家，组织上找不到我们，坚持不搬家。

“你们做得对。考虑得很周到！”吴克坚肯定了我们的做法。

“另外，”我接着说，“我们坚持搜集情报，密藏起来。时间长了，情报失去作用，只好偷偷地销毁了。后来我们俩商量，情报密藏在家里不安全，干脆把有重要情报的速记本，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别人看不懂我的速记符号，可作为一般文件保存，反而安全。”

我停顿了一下，又一五一十地详细汇报：“目前，我手上有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的重要情报：蒋介石在会上提出的《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以及会议通过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 会议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诬蔑中国共产党搞‘武装割据，破坏抗战’，诬蔑解放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颠覆政府，危害国家”。会议决定于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六大之后，他们又在复兴关中央干部学校召开六届一中全会，也有重要情报，都在速记本上。明天，我就去办公室取，整理出来马上交给你。”

吴克坚高兴地说：太好了！你们苦等了三年，不仅坚守了岗位，还坚持搜集情报，现在又继续发挥了作用，实在难能可贵，党组织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

我动情地说：太好了！我们终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明之与我相视之后，不约而同地说：老吴啊，今天，是我们八年来最开心的一天！最最开心的一天！

第二天晚上，吴克坚再次来到我们的家，华明之把准备好的国民党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全部重要情报伪装密藏好交给他。

吴克坚十分高兴而又不无幽默地说：这会不会是俗话说的：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啊！

吴克坚指示我：目前搜集的重点是国民党有关国共和谈的内部考虑及其反共部署。

吴克坚又指示，现在国共两党关系发生很大变化，秘密联络的方式也要改变。他和明之商定，今后不在我们家接头，改在外面约定时间和地点联系。这样更为安全。一旦有事，回旋余地也大些。

周恩来让吴克坚来找我和明之，使我们终于又回到党的怀抱。我们认为，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就如同鱼儿回到水中。从此，我们又在中共南方局和中央情报部领导下，由吴克坚直接领导、联系，继续做秘密情报工作。

1984年，吴克坚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到重庆时的情景：“我受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委托，到上海搞地下工作。在到上海前，我在重庆又找到了沈（安娜）、华（明之）夫妇。我一方面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同志对他们卓越的工作成绩予以嘉奖；另一方面我希望他们继续提供情报。他们及时提供了情报。”

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非常微妙，本来就没准备执行《双十协定》的蒋介石，表面与中共握手言和，暗中却在调兵遣将。我及时将这些重要情报通过明之送交吴克坚。

吴克坚不但领导我和明之的工作，还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他眼看我们苦守了八年的破破烂烂的房子，我们又只是两个小职员，薪水微薄，手头拮据，两个孩子还小，又常有病，生活十分清苦。吴克坚表示要向党组织为我们申请一点补助，我和明之对看了一眼，我们不约而同地摇摇头，坚决地摇头表示不要。

我坦言道：过去的三年，那确是真难熬啊！现在组织恢复了联系，我们又可以为党提供情报了！

明之接着深情地说：精神上的满足是最幸福的，就是苦日子也不会觉得苦！

文如玉

政协会上及时送出国民党的底牌

在国共两党共同签署的《双十协定》中有这样一个条款：“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采取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开幕。

开幕式会场布置很简单，桌上铺着白布，横的一排桌子，中间是主席和发言席，右边是秘书长、秘书席，左边是速记员席；代表席直排五行，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五个代表团自右至左各占一行。到会代表36人，中共方面为7人。记者席在会场进口处。中共代表团秘书齐燕铭在右边单独专设一席位。议事工作仍然由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负责，速记员自然仍有我。

我和明之对这次会议充满了期待。不单是期待会议能开出一些结果，更期待见到离别已久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领导。我那天还特意换了一件以前参加国民参政会时穿过的衣服，希望周恩来、董老、邓大姐能一眼就认出我来。

政协委员入场时，我看到中共政协委员周恩来、董必武、邓颍超、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依次走进会场，心情十分激动。后面三人是第一次见，前面四人是早就熟悉的。多年不见的亲人终于又见面了！我想站起来向他们致意。但还是克制住了，把快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强忍了下去。

周恩来第一个走进会场，一眼就看见了我。他环视一周，然后暗中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这是在与我打招呼呢！

邓颖超看见我后，同样深情地用眼神传情。邓大姐转身时，还把手放在背后悄悄摆了两下。我立即领悟，这是在和我打招呼，同时要我不露声色。

事隔三十多年，1979年，我当时仍在上海市委调查部工作，因公到京出差，与老战友一起在中南海西花厅看望了邓颖超大姐。谈话中我们回忆起“旧政协”时的情景，邓大姐说： 当时自己人又见面了，可不能说话，真有点别扭。我说：我听大姐义正严辞批驳敌人，高兴得要笑出声来，赶紧用手捂住嘴！

政协委员入场结束，我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稳稳地坐在速记席，开始认真记录。

政协会议的宗旨是协商建国，建立联合政府。但是国民党方面显然缺乏诚意，不断制造事端，使会议自始至终充满了火药味，看到周恩来大义凛然、机智沉着地与国民党代表唇枪舌战、据理力争的风采我心中感到无比钦佩和敬仰。

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匆忙派兵抢夺战略要地与共产党军队冲突不断。在上党、绥远、邯郸三次战役中均碰壁惨败后，才不得不继续与共产党谈判，企图以此拖延时日，暗中调运兵力，然后再大举进攻，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分析是正确的，蒋介石对重庆谈判和这次政协代表大会，根本没有丝毫诚意。

政协会议头几天是听国民政府代表关于几个大问题的报告，然后分五个小组讨论。这五个小组是：一、宪法草案组；二、国民大会组；三、政府组织组：四、施政纲领组；五、军事整编组。每个小组都有一个主题。各代表单位推定一个或两个代表分别参加小组会议。

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政协委员为了准备白天和共产党政协委员在会议上“舌战”，每晚都要举行“党团会”。这是一种秘密的小型会议，当时除了孙科等八名政协委员，还有其他国民党要员参加，大约十人左右，谈的都是第二天将要讨论的话题。机要处长和速记科长对我一向十分倚重，指定我每天晚上单独去担任这一极为机密的“党团会”速记。孙科等人根据蒋介石定下的几条框框，策划如何对付共产党。他们商量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改组政府等主要问题的讨论中，攻什么，守什么，谁唱红脸，谁唱白脸， 如何讨价还价，最后由谁提出折中方案等等。

毎晚开完国民党的“党团会”，我到家已是十点多钟，我连饭也顾不上吃，就急忙将速记符号整理成文字，一式抄两份，一份准备第二天交给处长，一份由明之立即浓缩、摘要、密写、密藏，连夜送到事先约好的接头地点，交给吴克坚。周恩来等人当晚就看到了这些情报，知道了对方的阴谋和底牌。

就这样，国民党“党团会”的密谋，天天晚上都被我及时转达给中共方面，使中共代表团提前作好准备，掌握了主动权。在第二天的会上，往往国民党委员刚说完他们预先安排的“台词”，就被周恩来等中共委员列举大量事实，予以回击。

国民党方面本来就理亏，被周恩来等人一顿批驳，更加狼狈不堪，阵脚大乱，原先准备好的一套发言程序完全被打乱了。有人故作聪明企图用诡辩来扭转颓势，结果被中共代表看出破绽，击中要害，没有几个回合，国民党委员就败下阵来了。

晚上，国民党政协委员在“党团会”上总结教训，平时道貌岸然、温文尔雅的官员们，此刻则互相埋怨，乃至攻讦。

这个说：××先生，都是你那一炮放坏了！

那个说：这怎么能怪我？这是“党团会”上事先商量好的嘛！

他们哪里知道，“党团会”上商量好的预案，中共代表团当天晚上就全部了如指掌了。

接着，他们又商量第二天对付共产党的新预案。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商讨的一切，还没有过几个小时，就已经变成文字，放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案头了。

开始吴克坚把接头地点选在牛角沱，那里既不太冷清，也不很热闹，离我们的住处不远，可节省时间。连续两个夜晚，双方又换了地方，然后按事先约定的钟点赴约，谁先到了，就在无人的墙角或光线暗的地方隐蔽起来，等对方出现，便迎上前去。双方在擦肩而过时，一搭手，明之的情报就递到了吴克坚的手上。二人背向而行，再绕一两个小圈，各自返回。

后来吴克坚告诉我们，那时每天夜里周恩来都等着我们的情报，如果稍晚一点，就会问秘书：“材料送来没有？”

本来中共方面就因处事公道，为民盟等党派政协委员所拥戴。现在又能及时了解国民党底牌，更便于针锋相对揭露国民党。这种超常规的“作战方式”，结果会是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那次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全面论述了“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 的相互关系，特别详细地论述了“政治民主化”问题。针对国民党高唱“保证人民权利”、“政治必须民主”等虛假口号，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请政府当机立断，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赶快给人民以言论自由。”

几句话就戳穿了国民党表里不一的虛假面孔。董必武、邓颖超、陆定一等代表也多次在分组会上发言，批驳国民党的荒谬主张，使国民党代表膛目结舌，十分狼狈。

我还清楚地记得，国民党代表坚持要各党派承认十年前由国民党一手包办制定的国大代表《选举法》和《组织法》，以及据此选出的九百多名所谓“国大代表”。邓颖超是当时中共代表团惟一的女性，她以女政治家的敏锐和严谨，当场做了有力驳斥。她手拿会议印发的国民党炮制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说：这是十年前制定的，代表也是十年前选举的，已不合乎今天的情况。

《选举法》第三条规定，人民要经过公民宣誓后才有选举权。邓颖超指出，这是限制了人民的选举权。她手举一份“公民誓词”高声朗读，笑着说：在座的朋友们，大多没有宣读过这份“公民誓词”吧？没有宣誓就连公民资格都没有，自然没有选举权了。而且誓词的内容是让人民未获选举权之前先限制了思想自由。

《选举法》第四条规定，“背叛国民政府经判决确定或尚在通缉中者，不得有选举权”。邓颖超指出，这是十年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条文，现在显然过时了。

邓颖超的结论是：原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在狭小的基础上选出的，广大人民被拒之于选举门外。代表应当重新选举。不合民主原则的《选举法》和《组织法》应予修改。

邓颖超的发言，有理有据，法理清晰，抑扬顿挫，痛快淋漓，赢得了大会多数委员的热烈掌声。我当时也差一点忘情地想鼓掌。

第二天的《大公报》生动地报道了邓颖超这次发言的场面。报道最后写道：对于共产党这位著名的女将，都知道她口才出众，没有人会料到她是如此精通法理。她的发言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无可辩驳，令国民党法学专家无言以对。

文如玉

1983年12月24日、我在给邓颖超的信中，回忆起“旧政协”时，自己亲眼所见邓大姐在会上发言的往事：“大姐对反动派严词驳斥，我高兴得要笑出声来，但马上想到这是严肃的政治斗争，终于忍住了，不露声色。”

政协会议在这样尖锐的斗争中，达成了政府组织、和平建国、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和军事问题五项协议，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并发布了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的命令。

但是，政协会议上签订的协议，只是各方代表商谈的结果，并不完全代表各党的意志，特别是国民党方面。

1月31日，即政协会议临近闭幕的当天下午，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一些顽固分子如谷正纲等大哭大闹，他们说：国民党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投降给共产党了！宪法草案十二条原则把“五五宪草”破坏无遗了。他们大肆攻击“政协决议”，对宪法草案尤其不满。蒋介石任他们大哭大闹，一言不发，最后说，他对宪法草案也不满意，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只好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果然，这次政协会议的决议，不久就被蒋介石一一撕毁。但当时中共代表在会上揭露了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把戏，团结了中间民主人士，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使广大民众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主张。

政协会议期间，大会休息时，不少会议工作人员都准备了“纪念册”，请与会的政协委员们题词。我和明之商量：是不是也可以借此难得的机会，请我党领导同志题词，作为激励我们的座右铭？

明之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也没有什么不妥，于是他就装订了一个浅绿色封面的本子，在封面写上“敬求墨宝”和“纪念册”几个美术字，四周还画些龙边，下面具上我当时的名字：沈琬。

我跟在同事后面，先请国民党代表孙科、陈立夫、邵力子等题词。他们都称我为“同志”，题词内容多为“温柔敦厚”、“端庄贤淑”等。

接着，我走到周恩来面前，按捺内心的激动，十分尊敬地凝视着他，把纪念册双手捧到他面前，请他题词。

周恩来深情地看着我，笑着说：“写什么呢？”接着挥毫写下——

沈琬女士

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

周恩来

随后我们两人相视片刻，心照不宣。此时我感到一股暖流在心中翻滚。

在请周恩来题词之后，我又请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等中共代表题词。

他们也分别写了些勉励的话，也称我为“女士”。

在这些题词中，国民党的委员称我“同志”，中共领导人却只能称我为“女士”。这确实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回到家里，我和明之反复琢磨，认为周恩来的题词，具有深刻的含义。妇女要解放、首先要民族解放、人民解放才行。我们理解，周恩来实际上是要我们两人做好现时的情报工作，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这本纪念册，我和明之珍藏了多年。上个世纪60年代初，被一位朋友借去，一直未还。没想到“文革”时，他家被抄，这本纪念册连同我借给他的其他材料和照片，均被造反派拿走，至今下落不明，非常可惜。

新中国成立后，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为了在提法上与1946年1月召开的政协会议有所区别，一般都称前次召开的政协会议为“旧政协”。

由于“旧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在“旧政协”大会闭幕前后，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先后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打伤郭沫若、李公朴及其他爱国人士60多人，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使国民党的统治更加不得人心。

明之走上“前台”

1946年1月政协会议的协议、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策划全面内战。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我们意识到，这次全会，将决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共的施政方针、战略决策，内容极其重要。必须全力以赴去搜集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

过去召开大型会议，中央党部机要处可从其他机关借调一二位速记员，开大会时轮流上台工作，记录半小时下来，立即整理。这样的安排，使我不能参加会议速记的全过程，无法了解会议的全部内容。但由于我同机要处的印刷股股长沈述之及其他人员关系一向很好，印刷股虽属重地，但我能随便出入，可以去翻看印好的会议文件。印刷股对印得不清楚，待销毁的纸不清点。我看到其中有重要内容，就找机会悄悄地取回。可这次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很重要，我想要获取全部重要资料，单靠以前多次使用的那些办法，有可能遗漏。

当时国民党机关内部规定，在召开大型会议时，经中央党部机要处长同意，可以借调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直系亲属到大会秘书处临时帮忙。我便与明之商量：能不能用这个办法，让你临时参加会议工作？这样你就可以与我一起上阵了。

明之兴致勃勃地说：你去试试。

第二天，我对速记科长徐漂萍说：科长，我看现在开大会，处里忙不过来，按规定不是可以请直系亲属帮忙么？

徐漂萍道：是啊，是不是请华先生来帮帮忙？

我说：我和明之说了，他表示愿意。主要是想减轻一点我的工作负担。

徐漂萍说：欢迎欢迎。你去和处长说说。

我们平时就同机要处的同事关系不错，他们对明之的印象非常好，认为他举止文雅，谈吐得体，一看就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是一个正派的、可信任的职员。因此，我去和机要处长张寿贤一提此事，张就同意了。

于是，明之以我丈夫的名义，顺利地参加了六届二中全会速记室的工作，主要是协助速记科长做记录稿的修改、润色、校对、编辑等工作。这样，别人记录的会议讲话，甚至一些文件的内容，明之也能看到。

为了能更多地获得情报，我又对科长说：材料太多，白天做不完，如果晚上和大家一起开夜车，两个孩子从幼稚园回来没人照看，能不能把材料带回家里整理？

科长犹豫了一下，同意了，但嘱咐道：要注意保密，千万不能丢失。

我连忙说：是、是、是。

就这样，我们把会议材料带回家，两人一起埋头苦干，同时整出两份材科。一份由我送机要处，另一份由明之摘编成有用的情报，连夜送交吴克坚。

机要处的人看到我和明之夫妻俩日夜工作，都连声说我们是好职员，还让我们把夜班点心带回家。我们在心中暗暗好笑。

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次会议上，国民党顽固分子占了优势，他们把两个月前形成的政协会议决议称之为“党国自杀”，叫嚷“不能把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对政协所通过的宪法原则，“就其大端，妥筹补救”。就这样，这次会议通过了反对政协协议的五项决议。其中规定“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要经国民党中常会任命”。这仍然是要由国民党一党专政。

我和明之一齐上阵，在长达两周的会议过程中，及时地陆续上报会议进展情况。会议一结束，就获得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全部材料。这对中共中央了解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撕毁政协关于宪法草案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策动全面内战阴谋内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吴克坚后来在1949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完全是反共的。它有一整套的计划。我们也都把它拿到，送给中央。中央的同志都抢着看。

文如玉

吴铁城追查泄密

1946年3月一4月间，蒋介石在六届二中全会后，召集了多项小范围会议，会上策划全面反共、挑动内战的新阴谋，妄图借国共谈判来争取时间，依靠美国的运输力量，迅速调动大量兵力，去东北与我争夺。我获取了这些情报，立刻通过明之及时送给了吴克坚，直报周恩来。

由于当时尖锐复杂斗争的需要，我党领导人不仅强烈批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而且在公开场台揭露了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斥责国民党调动部队，抢占东北战略要地，扩大东北内战，并严正指出：破坏东北停战协议，破坏政协决议，责任在国民党当局。

对此，蒋介石非常恼火。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异常惊慌：中央小范围会议的机密内容，怎么会泄露出去呢？他当即令机要处追查泄密原因。

机要处长张寿贤不得不召集处里有关人员通报这一情况，特别强调：吴秘书长要我们认真追查。

这立即引起了我的高警惕：可能是我提供的情报带来了麻烦；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军事部署等绝密问题，都是在中常会或蒋介石主持的小范围会议上讨论的，而这类会议都是由速记科长徐漂萍和我担任速记。

徐科长是在这里干了几十年的老职员，一般不会怀疑他。我马上意识到，这次怀疑的目标，很可能会集中到我身上，而且三年前我还曾因徐仲航事件受过牵连。我的安全状况，眼下面临严峻考验。但我外表十分镇静，我已不是个新手。

我注意到，处长张寿贤虽然要大家回忆这件事，寻找问题所在，但抓得并不紧。张寿贤是江苏常州人，早在抗战前，就在南京中央党部机要处工作了，是中央党部机要处的老人。他文笔好，水平高，能力强，为人谦和。朱家骅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后，他继续留任，并升任处长。他不介入国民党上层的任何派系，只埋头做业务工作。我分析，他此时的心理状态是害怕问题出在机要处，否则他这个处长也难辞其咎。另外，我很早就发现，他对吴铁城这个秘书长心怀不满。

一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吴铁城责令机要处追查泄密的事件。那天，吴铁城把张寿贤叫到他的办公室，严厉地说：军政部有个军事机密报告，被南京汪伪报刊登出来了。你们机要处要好好查查！

张寿贤听了很不服气，但当面不便说什么，只能忍着。回到机要处，他就跟徐漂萍科长等他信任的同事大发脾气：军政部的文件泄密，去查军政部啊！找我们中央党部机要处干什么？

听者也都愤愤不平。科长徐漂萍拍着桌子抗议道：如果这样随便怀疑人，我们速记员要集体罢工！

徐漂萍是中央机关里资格最老的速记员，人缘很好，

以往召开中央全会等大型会议，通常要请其他单位的速记员来帮忙，请人的事情都是徐漂萍出面协调，而且招之即来。张寿贤处长很信任他，倚重他。他这一拍桌子，更壮了张寿贤的胆。几个人商议了一下，认为机要处不能为军政部的泄密事件“背黑锅”，极力鼓动张寿贤去向吴铁城表示抗议。张寿贤真的就去找吴铁城，张寿贤说：军政部的文件，首先是军政部里知道的人多，应先查查他们。我们中央党部机要处没几个人。速记员是可靠的，没有证据，也不能随便怀疑人嘛！我们工作这么辛苦，还要被怀疑，接受审查。以后再这样七查八查的，速记员都不敢上台记录了，我怎么办？

张寿贤在中央党部的处长里面，威信很高，吴铁城对他一直比较客气。他态度一硬，吴铁城就不便和他硬碰，于是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上面怪罪下来，我也没有办法呀！查一查总是应该的嘛！”然后向张寿贤挥了挥手，意思是“算了，算了”。

不久，听说是军政部的一个职员泄的密，他拿文件给敌伪报馆记者换钱花了。

吴铁城追查敌伪报纸的泄密事件时，我不在场，是我的速记同事居正修一五一十告诉我的。

可是，我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一次吴铁城追查的泄密事件，与上次情况大不相同。因为3、4月份，蒋主持的小范围会议的这些情报是我送出去的，而党组织因为形势紧迫，公开使用了这情报的内容。所以这次追查泄密，完全有可能查到我的头上，不能不认真对付。

好在张寿贤处长和徐漂萍科长对吴铁城很反感，我听见他们私下说：“又来了，又来查了，真讨厌！”平时大家敢怒不敢言，遇到这种事情就消极对抗。这对我来说，也起到了缓解心理压力的作用。

我回到家里，马上与明之商量对策。在遇到重大问题时，我总是把明之当成“主心骨”。明之想了一下，平静地说：要沉着冷静，见机行事。

我一听就急了；你不要只讲原则。沉着冷静，见机行事！我已经够冷静的了，现在要想想怎么“见机行事”!

明之一向老成持重，对我情绪化的言语，从来不往心里去。他一边做着家务一边思索。我这时也意识到自己过于急躁了，就和他一起做起了家务。

我说：吴铁城这个人很坏。你还记得吧，1932年他在上海当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时，干了多少坏事！

明之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不慌不忙地说：这种事情，光是怀疑没有用，要有证据。你毎天下班回家，几乎连门都不出，他们找不到你泄密的证据。现在他们不是还没有注意到你么？最好能够转移目标。

我听了眼睛一亮：“转移目标’这是个好主意，而且大有文章可做！”我想了想，对明之说，“我想利用内部矛盾，转移视线。”

明之听了我的具体思路，觉得很好。他安慰我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思想压力不要太大，就像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出你心虚。

话是这么说，要真正做到若无其事，可没那么容易。

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我还是在为这次如何才能成功脱险苦苦思索，反反复复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无破绽。我明白，这一次追查泄密案可能给我带来的危险，实际上比上次徐仲航被捕给我带来的危险更大。上一次，只要徐仲航顶住了，我就是安全的。这一次，险情直接奔我而来，中间没有缓冲地带。如果查到我头上，怎么办？

此时，我已经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转移目标”。根据我的“职业”敏感，我早就察觉周围确有被派来负有“特殊使命”、搞内部监督的特务，问题是如何巧妙地转移？对此，科长、处长、秘书长又会有什么反应？

睡在小床上的女儿小放不知梦见了什么，竟然发出咯咯的笑声。我不由得发出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不就是为了下一代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么？ 将来他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

明之也被女儿的笑声惊醒了，发现我还没睡，就问：还在想那件事？

我回答：“是，要想清楚一点，明天上班才好应付。你先睡吧。”其实这时我已初步想好了如何转移视线。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张处长又被迫在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检査分析泄密的原因，大家只好把手上的工作放下，应付这人人过关的一套。你一句，我一句，漫无边际，不得要领。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中央通讯社的××记者，最近好像来得更勤了。”其他同事马上附和道：“是的，这个人很讨厌，是个‘包打听’又很滑头。”科长也说：“他是常来的。”

处长若有所思地轻轻点头，显然是表示赞同。

我根据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判断，此人根本不是“记者”，是负有特别使命的特务。他以记者名义在国民党机关内部搞监视由来已久，随便“打小报告”，因此处长和科长都很讨厌他。但据说此人有后台，处长不会为了这件事去和他对质。我分析，处长和科长们，都不希望本单位出事，一定会抱团儿排外，所以，我借机把注意力引向外部。

此时，主任秘书有急事找处长去修改文件。处长起身说：“反正机要处没有问题。算了，散会。”追查会就此结束。

后来，处长和科长再也没在大家面前提起此事，很可能我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真的把他们的视线引向了外部。也许上峰怕又和上次一样，查来查去，再查出家丑，于是不了了之。

文如玉

我很庆幸，他们没有继续追查这件事。

明之向吴克坚汇报了这件事情。吴克坚表扬说：你们沉着冷静，利用矛盾，转移视线，保护了党的机密，也保护了自己，很好。

周恩来口头嘉奖：“迅速、准确”

1946年4月，国民党根据六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蒋介石又连续召开两次由他钦点的少数军界高官出席的“最高军事会议”（不是“国防最高委员会”)，我被指定去担任速记。这两次会议均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并拍板，主要是讨论确定向关外的东北，关内的中原等各个解放区进攻的军事部署、兵力调配、战区划分和长官任免等问题，并对中共将领、兵力特点、军队数量进行猜测和评估。

会上，一些军事头目气焰十分嚣张，狂叫：以400万“国军”之实力，有美国供应之新式武器装备，有日军投降后所得的109万人之武器装备，足以压垮区区百万“土八路”、“新四军”。

在这些叫嚣者中，尤以蒋介石的嫡系、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陈诚最为嚣张。他叫嚷道：“保证在短时期内消灭共产党。”

一场空前的内战即将在全国爆发。

我将这两次最高军事会议中的重要内容，一字一句地速记下来，带回家。此时，我对蒋介石集团在抗战胜利后，不让人民休养生息，一意孤行顽固反共，把百姓再次推进内战的火坑，心里非常愤怒。同时又为自己将他们的反共部署悉数收入囊中，感到欣慰和振奋。

得到这些情报，我们二人立即开始“流水作业”。我在前面整理速记，明之在后面争分夺秒地摘编。我开了几个白天的会，明之就开了几个晚上的夜车，他几乎彻夜不眠。明之按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将情报送交吴克坚。周恩来看后立即命令：急电发往延安。

据当时在延安中央情报部工作的老同志盛炳道说，他曾亲手油印过这两次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的情报，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传阅。

当时也在延安中情部工作的老领导王涛江说，党中央了解到蒋介石在两次“最高军事会议”上策划发动内战的阴谋和具体部署的详情，不久即根据国民党的兵力部署、进犯路线和作战序列，做了相应的兵力调动，及时派遣得力干部到重点战区。

当时在中共南方局任秘书长的童小鹏，在他的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中，专门写了一节《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其中特别提到：国民党这两次“最高军事会议”的重要情报，全部由沈安娜获得后，报送中央。童小鹏写道：“使中央能根据敌人兵力部署、进犯顺序作相应的兵力调动，而立于不败之地。”

政协会议之后，明之和吴克坚接头的时间，大都安排在傍晚。这时下班人多，街道上很热闹，一般不会引人注意。他们在人群中擦肩而过，明之就将密藏情报的小物件递到了吴克坚的手上，随即各自走开。有时吴克坚会交代几句话：“×天后，在×地，老时间。”他们二人对重庆都很熟悉，一说就明白。

何时在何地接头，明之从来不告诉我。一方面是保密习惯，另一方面是怕我担心。

1946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明之出门与吴克坚接头，去的时间比以往要长，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自1945年10月与吴克坚恢复联系后的半年多来，明之每次出去从来不在外面久留，事毕即回，今天不会出什么事吧？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我正在焦急地等待，只见明之满面春风地回来了。这种情况以往很少有。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有点埋怨地问。

明之喜气洋洋地说：“吴克坚同志今天约我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悄悄跟我多说了几句话，他说：‘周恩来同志对今年1月至4月获得的情报，做了“迅速、准确”的口头嘉奖，这当然包括你们俩的工作成绩’!”

我听了特别高兴，我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明之说：得到党组织、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嘉奖，再苦再危险，我们也心甘情愿！

文如玉

派来新领导一一何以端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由陪都重庆“还都”南京。此后，国民党党、政、军机关陆陆续续迁回南京。

5月初，吴克坚先去南京，然后去上海。中共中央情报部派他负责开辟并领导沪、宁、浙、闽等地的情报工作。吴克坚在去南京、上海之前，约明之在重庆一个小茶馆里见面。他对明之说：“到南京以后，由何以端直接领导、联系你们的工作。”出于对明之的绝对信任，他把何以端在重庆的住址告诉了明之。接着又说：“你们先在重庆见一面，把到南京后的工作安排一下。”明之说：“我知道了。”

吴克坚嘱咐说：“以后我们就不能经常见面了，你和安娜要好自为之！”

两人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然后告别。明之眼望着吴克坚在夜色中匆匆远去的背影，心中产生了几分怅惘。明之和吴克坚这半年不知多少次在夜色中接头，传递情报，接受指示。在明之的心中，吴克坚不仅是他和我的领导，还是党组织的化身，看见了他，就像看见了党组织。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看着吴克坚的身影消失在重庆薄雾迷蒙的夜色中，明之这才转身绕了段路回家。他没有把吴克坚调去上海的消息告诉我。他不想让我为此而伤感。

明之是在一个下着牛毛细雨的傍晚，找到何以端的住处与他见面的。明之打了一把重庆人常用的油纸伞，在伞把上系了一个红布条，这是吴克坚给他们规定的接头暗号。

何以端见了他的伞，问：“你的伞是在哪里买的？” 华明之答：“牛角沱。”

这样，暗号就对上了。

何以端讲一口浓重的四川方言，抑扬顿挫，语速比一般人慢，节奏感很强。明之和他一谈话，就发现他非常老练，情报工作经验十分丰富。

何以端和吴克坚年纪一般大，同是1900年出生，但个子要比吴克坚小些，看上去也显得老一点。他于1919年入武昌外国语言专门学校学习，同年到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与赵世炎等创办《工读》刊物。1920年11月，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还当过矿工，下矿井采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共青团布罗尼支部书记，旅欧中国共青团支部书记。1928年，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加入法国共产党，担任法共中国语言组书记。1931年初，在巴黎组织东方民族反帝同盟，从事中法两国工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法国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39年奉召回国，在重庆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

何以端与明之接头后说：“国民党机关认识沈安娜的人很多，今后敌我斗争会更加尖锐复杂，为确保情报工作安全隐蔽，到南京以后，我与你们的联系肯定不能在你们家中，由你单独和我约定地点会面。我不和安娜见面。这样可以避免由于我联系的人多而构成对安娜安全的威胁。”显然，接头前，吴克坚已详细向何以端交代了我们俩的工作及一切情况。

明之问：到南京以后，我们俩在哪里见第一面？

何以端想了想说：就在夫子庙吧，那个地方好找。时间就定在下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上午九点。估计那时我们俩都能到南京了。

“如果有情况没见到呢？”

“后备时间和地点是下一星期的老时间，老地方。”

“明白。”

何以端又交代说：“明之，你是一位老党员，有地下工作经验。到南京后，交给你 的任务要多一些。你先代表党组织联系葛亦远。以后根据情况，还要派给你其他联络任务。”接着，他简单介绍了葛亦远的情况。

葛亦远是何以端领导下的一位1940年即打入“军统”的中共秘密党员。在重庆期间，他在党内先后由董必武、王若飞、刘少文、杨超、陈家康等人单线领导。1946年以后由何以端领导。多年以后，葛亦远回忆起与何以端共同战斗的岁月，感慨万千，他说：“我虽然披着特务的外衣，但时时刻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忘记自己的革命理想。何以端曾对我说，他的名字就是座右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何以端端正正的做个共产党员；二是怎样才能端端正正的做个共产党员。我也经常以这个座右铭来鞭策自己。”

何以端与明之分别时，说出葛亦远在南京的住址和联络暗号，华明之默记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