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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3-25 02: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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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张老照片说起
这是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张老照片。
1948年4月4日摄于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同年4月14日发表于南京的《中央日报》。画面上站在主席台中央正在讲话的是蒋介石。主席台后排一侧,是两个速记员的席位。其中在花架前的一位年轻女速记员,就是我,那时我叫沈琬,是一名中共秘密情报员。
我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打入国民党营垒内部,在高层核心机要岗位上,为蒋介石等高官要员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央训练团等各种会议以及蒋介石亲自主持的高层小范围绝密会议,担任速记员,搜集了许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国民党党、政、军秘密情报。我的战友和终生伴侣华明之则根据组织指示,一直指导、配合、掩护和支持我的工作。我们在艰苦而惊险的隐蔽战线上战斗十余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事业默默奉献。
幼年的反抗
我(原名沈琬,字淑和)1915年农历十月初一(公历11月7日)出生在江苏泰兴。我家在县城北门大街,门楣上挂有“沈太史第”的破旧匾额,当时,沈家在泰兴城里也算大户人家。
192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一出展现中国封建社会陈规陋习的裹脚闹剧,正在沈家大宅门里上演。被强行裹脚的女孩子就是我,那时我7岁。我的大伯母、沈家老宅的当家人,指挥着用两条足有七尺长的白色裹脚布,把我柔软的脚趾紧紧缠裹起来,我一边哭叫一边挣扎。
我的哭叫声传到大宅的另一个院子里,使我的母亲杨淑怀心烦意乱、满脸焦虑。虽然母亲也是封建世家出身,但她并不主张给女儿缠脚。我的父亲沈季航也很心疼女儿,脸色阴沉,却没有办法。他在沈家排行老四,父母过世后长兄主事,长兄去世后长嫂当家,现在沈家事无巨细都由长嫂作主,他只能躲在书房里紧蹙眉头,对传来的哭声和呵斥声无所适从。
我的大伯父沈文瀚是前清光绪年间的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是长达二十六卷的《宣统泰兴县志》的总纂,1922年秋去世。二伯父、三伯父早年天折。父亲沈季航排行老四,是清末秀才,20世纪20年代曾在家里设私塾,后执教于县立城东女校及襟江小学,教授国文、地理等课程。
清末民初的沈家,作为大户人家,有四个门堂。沈文瀚身为翰林,住的门堂最大,后院还有一座小洋楼作翰林书房。大门内的回廊上有一顶褪了色的轿子,大伯父外出办事都要坐轿前往。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我的母亲杨淑怀是江苏省东台县人。当年外祖父与大伯父因一同进京赶考时相识,遂成为莫逆之交。沈文瀚在与杨先生闲谈中,讲到四弟季航为人忠厚,尚未娶亲,杨先生立即表示愿将长女淑怀嫁于季航。不久,沈家便请了媒人上杨家说媒。杨家则信守诺言,包了一条船,载了嫁妆,将杨淑怀嫁到泰兴沈家。
我的母亲封建世家出身,眉清目秀,一副大家闺秀模样。她持家有方,为人贤惠,遇事颇有主见。大哥大嫂的年纪比她大很多,再加有“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传统,母亲对大哥大嫂非常尊敬,只是对大嫂逼着女孩子缠小脚的做法很是不快,因为她自己有缠小脚的切肤锥心之痛。
我的大伯父去世之后,大伯母成了一家之主。或许是因为急于在大宅门里树立“威信”,她当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给沈家的女孩子裹小脚。
大伯母也出身于封建世家,书香门第,还是个才女,会作诗。我小时曾亲跟看见她与大伯父一起吟诗作对,因此对她很有些崇拜。她也很喜欢我,经常亲自给我梳小辫子,夸我聪明懂事。对家族中别的女孩则很少这样做。
大伯父在世时,大伯母一心相夫教子,从不关心家政。大伯父去世后,她自然成了封建大家族的当家人。在她看来,女孩子裹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想到居然遭遇一个7岁小女孩的顽强反抗!
我不明白,喜欢我的大伯母为什么非要让我裹小脚,更不明白把脚裏成小粽子样有什么好看。躺在床上的我又挣扎又喊叫,实在累了,虽然双脚火辣辣的生疼,渐渐地还是睡着了,而泪水还留在脸颊上。守在一边的姐姐十分心终。
姐姐沈珉比我大3岁,已经10岁了。大伯母认为10岁的女孩骨头开始长硬,不好缠了,沈珉便躲过了这一劫。
半夜夜时分,我又疼得醒过来。我爬起身想把裹脚布解开,但是针线缝得严严实实,无法解脱,我便哀求姐姐道:“给我拿剪刀来,我要剪掉!剪掉!”
沈珉起床点上灯,找出剪刀交给我。我拿起剪刀,狠狠地把裹脚布剪开了,疼痛的双脚立刻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看着那一堆蛇皮状的裹脚布,我含着眼泪开心地笑了……
过了两天,大伯母过来检查我的“金莲”小脚,发现我早已“金蝉”脱壳,很生气,就叫人再缠。结果,倔强的我又在夜里爬起来再剪,还发狠劲,干脆把长长的裹脚布剪得寸断,像一堆蒜皮。
面对我的坚决反抗,大伯母无计可施。再加上我母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最后只得退而求其次,和我母亲商量,让人给我做尖头小鞋穿。
穿小鞋和缠脚一样难受,也会使小脚变样。我畏于大伯母的权威,大伯母在时,不得不穿上敷衍一下,只要大伯母不在,我马上就脱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让人给我做了一双圆头鞋。大伯母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
虽然只裹了十几天的脚,穿了不长时间的尖头小鞋,但已经使我的双脚变了形,那种痛苦的感觉足以让我铭记一辈子。我对这种摧残妇女身心的封建陋习厌恶之极,这不仅为我后来积极反封建,追求妇女解放打下了基础。而且保留了“天足”,也为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大,但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从小性格倔强,7岁就敢于反抗封建家庭的权威人士,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革命”,而且获得了双脚解放的胜利。“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似乎在我身上得到了某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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