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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29日《大公报》关于东南医学院纪念建校十周年的大篇幅报道
东南医学院在萨坡赛路办学时的大门 1936年5月，东南医学院迎来了十周岁的“生日”。在抗战的特殊时期，东南医学院不仅以独特的方式为自己“庆生”，而且提出了十分超前的设想；而在这前后，更有“迁办武昌”计划、在困难中坚持办学等，成为东南医学院发展中的一段特殊记忆。 纪念建校提出超前设想 俗话说，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1936年5月，东南医学院成立十周年，学校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东南医学院今日举行十周年纪念会，同时，该院师生组织的东南医学会亦开四届年会。”1936年5月29日的《大公报》就报道了东南医学院纪念学校“十周岁”的情况。整篇报道分为纪念秩序、年会内容、院史回顾、参观印象和院长谈话等多个部分，足见报道篇幅之大、分量之重。 “本日上午九时，在该院礼堂举行十周年纪念会，同时开放各处任人参观。学生书画摄影作品亦辟室展览。下午聚餐。晚间表演。除该院男女学生合演《生之意志》一剧，及表演音乐舞蹈外，并请上海剧院表演《黑暗中的红光》、《日出》二剧。中华口琴会亦参加口琴吹奏……”除了“纪念秩序”部分所报道的这些纪念活动外，还有“京剧专场演出”。在同一日《大公报》的另一版，就报道了当时沪上有名的中国银行京剧社30日晚将在东南医学院大礼堂进行公演的消息，其中不乏名角名剧。 “先后毕业学生共有675人，在医药界服务者占80%。”学校十年来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在报道的“参观印象”部分或许能找到答案，“该院研究工作及教学设备方面，值得介绍者为细菌研究、病例标本、人体解剖等。药圃中种有毛地黄、除虫竹、桔梗，约占五亩，以供研究之用。教学用具如显微镜一项，即置有百架之多，颇为难得。图书室藏有德日医学书籍甚多。”同时指出，“院内附设有一院一所，各科均有治疗专室，平均每日往诊者有40人左右。各处整洁异常，秩序井然。”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对这一切做了很好的概括，“十载经营以教以育，一心努力树木树人。” 十周年纪念会后接着召开的东南医学会第四届年会同样精彩，学者云集，报道称，年会共收到论文11篇，其中以费鸿年教授的《鱼类呼吸之昼夜变化》、宋泽教授的《中国法医学史》、陈卓人教授的《注射牛痘之试用报告》等最为与会者关注。当然，本次纪念活动最“出彩”的还是郭琦元院长提出的“试办保健合作制度”的设想。 “上海人共有300余万之多，保健工作实为必要，如无合作制度，则平时之体格检查，病时之诊治药饵，均属耗费不资。”郭琦元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设想，“倘有一具体组织，每人定期纳少许费用，为集体之检验，做特殊之整治，彼此调剂，实为经济之道。拟成计划后，将徵求各界参加。”就现在来看，郭琦元所提的这个构想，不正和我们当下实行的全民医保体制相近吗。在当时他就有如此的超前意识，的确不简单。 其实，东南医学院举办建校周年纪念活动是个传统。1937年6月，学校照例举行了十一周年校庆纪念活动，不仅有教授及校友的演说，还召开了同学会大会，倡议捐助母校；同样也召开了医学会年会，宣讲论文30余篇…… 学校曾计划迁到武昌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后，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东南医学院遭日寇破坏，但经过全体师生的努力，学校在1933年春恢复到战乱前的景象。这一点在相关档案中也能看出。 “本学院自置真如院基六十亩，建有总办公处巨厦一座，大讲堂一座，教室二座，实习馆研究室大厦一座，分医院一座，男女生宿舍二座，其他余屋数幢；开自来流井，建有水塔及滤池，备电机间，供给本学院电气；校园广阔，种植各种花木，校园西北隅有药圃，种植各种生药；运动场有足球场、篮球场二处，网球场六处。”1936年《东南医学院要览》中关于学校的这段描述在媒体报道中也有所体现。1937年1月16日《大公报》刊发的《谈谈东南医学院》一文中也说，“……学校的四周都是农田包围着，空气非常清洁。附近没有都市的喧闹，更找不出脂粉市场。的确，它是一个很安静而适宜于研究学问的地方……” 但到了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1937年8月19日《大公报》中所报道的，“18日中午，敌机多架在真如方面肆意轰炸，并在东南医学院上空掷弹五枚……两教室全毁，礼堂被炸去一角……”最让人气愤的是，我们知道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医学院就在学校里建立了伤兵医院进行人道主义救助，“该处本驻有我救护队，内外高插有红十字会旗帜。但日军竟绝灭人道，任意轰炸，致死担架长一名、伤救护长一名及担架夫二名……”这说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违背红十字会公约，而且暴行残酷。 学校被炸毁后，最直接的结果是无法正常办学，根据1937年9月24日《新闻报》《大公报》等刊发报道，“东南医学院正如校舍自被敌机炸毁后，沪军营校舍因战事关系亦无法继续……现该院学生除四、五、六三级数百人均已全体出动服务外，一、二、三的三级学生共有300多人正在通告登记中。”因此，“拟将该院迁至比较适合战时教育地区开办。惟因该院课程、仪器与其他大学不同，故决单独迁设于武昌，正派员接洽中。但迁移颇费时日，故临时开学办法，暂拟在萨坡赛路本院医院上课。” 在“迁校武昌”的相关报道中，郭琦元还对学校以后课程的设置提出了建议，“本院原系六年毕业，四年课读二年实习。惟本人感觉在此非常时期，不应浪费光阴，故决定将其中四年教程尽可能缩短为三年完成，对学业上并无问题，同时将实习二年加为三年，为国服役。此对国家不负训练人才，对个人可以增长经验。” 在困难中坚持办学 东南医学院真如校舍被毁后，学校和医院被迫迁到法租界萨坡赛路299号。这里校舍狭小，条件更为艰苦，一年级学生多在会议室上课，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各占用其他房间，学生多教室少，经常几百名学生挤在五六个教室里轮流上课，“有时候上一届学生刚上完课就得马上让出来给下一届学生继续上课。”东南师生在困厄中坚守，以期以医报国。 据档案记载，因为战争的原因，当时入学没有严格的考试制度，一般采用笔试加面试，实行“宽进严出”，面试的题目是：“你为什么选择学医？”“你如何当好一个医生？”一年级的学生往往都有60人左右，但因学费昂贵、物价飞涨、生活困难等原因，所以到二年级、三年级就只有30人左右了。即使这样，1937年1月16日《大公报》刊发的《谈谈东南医学院》一文中还说道，“对于各科每星期都有实习，以补理论的不足。（学生）有时候整天是在实习室中，几乎连吃饭的时间也抽不出来……” 从当时报纸刊发的另外两则消息，也能看出东南医学院在困难中坚持办学的决心、学生学习的热情。1937年2月2日的《新闻报》《大公报》等沪上各大报纸都刊发了一则消息，“东南医学院于下学期始添聘赵师震、戴尚文为药物学及内科教授……该院决定下学期增设春季始业一年生一级，定额为五十名。前来报名者踊跃。”据档案记载，这里提到的戴尚文教授还是我们合肥人。1938年7月7日《新闻报》也刊发消息，“东南医学院下学期开学日期为8月25日，即日起报名。第一期考期7月20日。暑期办有特色德日文补习班，订有优待办法。即日起报名上课……”就这样，全体师生勠力同心，守望相助，东南医学院的校旗，始终坚定地飘扬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 □赵正敏 程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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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21 12: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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