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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6日，美国费城一个一如往常的周四，平平无奇，仿佛没有任何不同，直到费城市长吉姆·肯尼（Jim Kenney）的一份发言打破了这个美国东北部大城市的宁静，也揭开了费城一段黑暗的历史——霍姆斯堡监狱实验（Holmesburg Prison）。 费城市政府为霍姆斯堡监狱进行的实验道歉。来源/费城政府官网 “虽然这发生在几十年前，但我们知道这种医学种族主义做法的历史影响和创伤已经延续了几代人——一直到今天。我们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纠正历史错误，同时我们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未来，为此，我们必须正视过去的暴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代表费城，正在谈论霍姆斯堡监狱实验，这个历史上的可耻时刻。” ——吉姆·肯尼市长 实验室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与科学、进步与理性等词汇联系起来。实验室是科学家们的阵地，他们在这里一次又一次向人类知识的边疆发起冲击，穷极一生将人类的认知向前推进一步。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美国实验室的故事，会颠覆我们对美国学术象牙塔最朴素的认知，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学历只能过滤掉学渣，却无法过滤掉人渣，不知凡几的美国科学家，身披圣洁的实验袍，在实验室做出颠覆全人类理性与良心的罪恶实验。 “我看到了几英亩的皮肤” 费城霍姆斯堡监狱在1896年正式投入使用。这座监狱可以同时容纳数千名囚犯，记者们是这样形容它的：“所有进入这里的人都将放弃希望，看不到窗户，光从这里被剥夺了。” 而对于即将进入监狱的犯人来说，这也绝对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旅行。在建立伊始，囚犯与狱警之间的暴力冲突从来没有结束过，囚犯的暴力越狱与狱警的恶意虐囚已经是家常便饭。1938年8月，24名囚犯因为抗议伙食太差，而被监狱当局关押在单独且狭窄的禁闭室，而更加痛苦的是，禁闭室中还安放着大功率的散热器，一个上午就有四名囚犯被活活热死。 二战后，费城市政府由于财政问题，多次减少霍姆斯堡监狱的经费，而大量士兵的复员，也使得监狱原本从事的低级加工制造无利可图。囚犯们没有工作，吃不起饭，狱警们没有足够的薪水，而且战后霍姆斯堡接受的重刑犯和攻击性犯罪囚犯的比率越来越高，监狱的条件不断恶化。在紧张与不安的气氛中，霍姆斯堡监狱进入了20世纪50年代。 1951年，阿尔伯特·克里格曼（Albert Kligman）博士受邀为监狱里的囚犯们治疗皮癣，而第一次走进费城霍姆斯堡监狱时，他不可抑制的激动慨叹道：“我眼前只能看到几英亩的皮肤，就像一个农民第一次看到一片肥沃的土地。”（All I saw before me were acres of skin. It was like a farmer seeing a fertile field for the first time.）而监狱的囚犯们也还不知道，他们即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恶魔。 阿尔伯特·克里格曼博士。来源/宾夕法尼亚大学官网 克里格曼博士是一位多产的科学家。1939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州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47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选择皮肤病学作为终身攻读的专业。对于这位初出茅庐、雄心勃勃的博士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人体实验来佐证他的研究，而霍姆斯堡监狱囚犯则出现的正是时候。 克里格曼在之后的一次采访中也提到，他对监狱囚犯的研究潜力感到震惊，监狱的受控条件对他很有吸引力，因为使囚犯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标准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他医学研究的干扰。在这位博士眼中，监狱的囚犯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块块可以让他尽情进行学术耕耘的肥沃土地。 因此，在第一次访问后，克里格曼就开始着手进行实验。更令人恐怖的是，他的一系列实验没有得到监狱的官方授权，没有任何人监督，多年过后，监狱才知道他对囚犯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内情。克里格曼在之后也回忆道：“当时的事情真是太简单了，知情同意权是闻所未闻的，没有人问我在做什么，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可以说，所有的科学伦理与人道主义都被克里格曼博士抛至脑后。 克里格曼博士利用囚犯对于金钱的渴望，来招募所谓的志愿者。他给每位囚犯30至50美元的廉价佣金，而当时费城的监狱制度，也为实验提供了便利，法律规定，如果囚犯能够支付设定保释金的10%，他们就可以结束刑期。在这样的规定中，实验是为自由挣钱的简单方法。 霍姆斯堡实验中的囚犯。来源/《几英亩的皮肤》 克里格曼自此开始围绕他的研究方向对囚犯进行一系列皮肤病的实验。例如，为了研究人的脚感染皮癣的方式，他给囚犯涂抹大量真菌，并命令他们穿一周的靴子，不得脱下。之后更是开始直接将囚犯暴露于单纯疱疹、葡萄球菌和疣病毒之中，来让他们染病，以观察他们皮肤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维A酸（Retin-A）对于治疗痤疮、皱纹和皮肤光老化的巨大功效，也因此而牟利不菲。 伴随着克里格曼实验规模的逐渐扩大，很多大公司也盯上了克里格曼的实验项目。著名的陶氏化工（Dow Chemical Company）给予克里格曼一万美元的酬劳，让他测试二恶英（Dioxin）对人体的反应。 “橙剂”中可能产生的四氯双苯环二噁英结构示意图。来源/维基百科 二恶英是臭名昭著的“橙剂”（Agent Orange）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剧毒物质，囚犯所接触的二恶英剂量是公司协议中详述剂量的468倍，经历过实验的囚犯，大多终生罹患皮肤病。 美国陆军也看到了克里格曼实验的潜在价值。美国陆军与克里格曼签约，以测试某些可以改变思维的药物的效果。这组实验的受试者说，由于缺乏知情同意书，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服用了什么药物。这些药物产生了多种持久的影响，例如暂时性精神麻痹和长期的暴力行为，其中一半的受试者报告说经历了数天的幻觉。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囚犯们都报告说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疼痛和可怕的症状。一位名叫爱德华·安东尼（Edward Anthony）的囚犯回忆他曾经参加过的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主要为了测试其最新的泡泡浴产品是否对人体上的开放性伤口有害。他回忆道：“我的脸、胳膊、腿、头上都长出了细小的红色肿块，其中一些充满着白色的脓液。”即使提前退出测试，他的背部仍然感觉“着火了”。除了药物的直接影响外，幸存的囚犯还会经历一系列长期的健康影响，包括皮肤问题、癌症和至今未确定的疾病。 克里格曼在前期的实验中还只是为自己的实验服务，但在自己的实验基本结束后，克里格曼已经转变为一个科学实验掮客，他把持着霍姆斯堡监狱千名囚犯的生与死，为了自己纯粹的利益，将他们投入到生死难料的实验中去。实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长达20年的非人道实验中，大约80%到90%的囚犯都接受了实验。 “他们是被实验者，不是病人； 是治疗资料，不是生病的人” 如果说克里格曼的行为还只是个人在利欲熏心的社会氛围下做出的反人类举动，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要讲述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Tuskegee Syphilis Study），则是美国政府永远难以抹去的污点。 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局（PHS）部门在它的国家指挥部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想要对梅毒进行进一步研究。当时人们认为梅毒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患病者的种族，因此本次实验的主要对象是阿拉巴马州梅肯县的穷困黑人。 实验以提供免费医疗、餐点、丧葬保险等福利来吸引当地黑人居民参与实验，最终募集了近399名非洲裔男性梅毒患者及201名健康非洲裔男性。美国卫生官员也知道不能告诉参与实验的黑人，他们将要感染的是梅毒，相反黑人们被告知他们将要接受“败血症”的治疗，一种在黑人社区描述贫血和疲劳等各种疾病的俗语。甚至，为了确保这些黑人实验者能够接受危险痛苦的、纯粹为了观察他们脊髓变化的脊椎穿刺实验，医生故意误导黑人实验者，向他们解释脊椎穿刺将会是“特殊免费治疗的最后机会”。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中正在接受X光的一位黑人男士。来源/美国卫报 自始至终，参与实验的黑人都不知道医生的真正目的是观察未经治疗的梅毒的自然病程。即使在二战后，使用青霉素来治疗梅毒已经成为医学界的共识，美国政府也组织了数个医疗小组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青霉素疗法，来达到根除性病的目的，但是当这些医疗小组来到阿拉巴马州时，研究人员千方百计的阻止参与实验的黑人们接受正确的治疗，最终没有一个参与实验的黑人接受青霉素治疗。 这项残忍和邪恶的研究一直持续到1972年，而且令人恐惧的是，这项研究不是秘密进行，实验小组四十年来持续地向医学学术圈公布他们的数据和报告，以论文的形式标榜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在这漫长的四十年中，美国政府、学术界与医疗部门仿佛集体失声一般，坐看这些可怜的黑人终身罹患梅毒。 一名医生从塔斯基吉实验者身上抽血。来源/维基百科 直到1972年，美国公共卫生部旧金山分部的性病研究员彼得·巴克斯顿（Peter Buxtun）才在《华盛顿星报》上揭露了这罪恶的实验，立即全美哗然。但一切都已经晚了，在最初的399名被研究者中，只有74名被研究者还活着，29名直接死于梅毒，100名死于梅毒并发症，40名被研究者的妻子感染了梅毒，有19名被研究者的子女出生即患有梅毒。 但即使是这样的不容反驳的罪行，当时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海勒仍然试图护卫这项实验的道德性，他宣称：“那些被实验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状况是不需要道德讨论的，他们是被实验者，不是病人；是治疗资料，不是生病的人。” 1974年，美国国会批准了美国国家研究法，同时创立了一个委员负责研究并编写法规来规范涉及到人类实验者的实验。1997年5月16日，总统克林顿正式道歉：“这些实验本不应该发生，但它却发生了。我们现在不再沉默，我们终于悬崖勒马。”但是，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吗？而且很多无辜的黑人实验者终其一生也没有等到这一声应有的道歉。 “血与雾：旧金山的细菌战实验” 无论是霍姆斯堡监狱实验，还是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都是相对小范围的反人类实验，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由美国海军亲自施行的大规模“海洋飞沫行动”（Operation Sea-Spray）则会让我们所有人都替美利坚的合法公民们捏一把冷汗。 20世纪50年代，冷战刚刚开始就已经逐渐走入白热化。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双方都在互相确保毁灭的道路上狂奔不止，而这时，美国海军却突发奇想，如果苏联人使用生物武器攻击美国，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应对？ 美国海军的第一想法就是不如我们先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进行一次实验不就好了。说干就干，美国海军选择粘质沙雷氏菌和萎缩芽孢杆菌作为实验细菌，骇人听闻的是，美国海军决定要干就干个大的，旧金山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靠近海洋和人口稠密，而直接被美国海军选择作为最优质的实验对象，在不知不觉中，旧金山八十万的美国公民成为反人道的实验对象，而其中的多位居民的人生也将被永远改变。 沙雷氏菌。来源/《华盛顿邮报》 1950年9月20日至27日，一艘美国海军的扫雷艇在距离旧金山两海里外的海面上持续不断的向旧金山喷洒几万加仑粘质沙雷氏菌，细菌很快就趁着海风，混合着旧金山的云雾飘向了一无所知的民众。根据部署在全市43个地点的监视设备结果，军队确定旧金山已接收足够的剂量，足以使该市近80万居民几乎每人都吸入至少5000个致病微粒。 虽然美国海军认为，粘质沙雷氏菌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依旧有不少的居民在这次实验中生病，1950年10月11日，有十一名居民来到斯坦福医院检查，均被发现非常罕见的严重尿路感染。尽管其中十名居民康复，但是在三周后，一名患者爱德华·内文逝世，同时，旧金山的肺炎病例也有所增加。 而旧金山实验，并没有满足美国军队丧心病狂的目的。1977年，美国参议院健康与科学研究小组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美国军队不仅承认了旧金山实验的真实性，还透露了在1949年至1969年之间，他们进行了239次反人类的生物制剂的露天测试。 例如，在纽约，军方将充满细菌的容器丢到曼哈顿中城地铁站的轨道上，在地铁系统中传播了枯草芽孢杆菌， 细菌在整个地铁系统中传播了数英里。军方在1968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在交通高峰期，用致病性病原体进行的类似秘密袭击能够使许多人受到感染，并随后生病或者死亡。” 1965年5月，美军在华盛顿国家机场及其灰狗巴士客运站秘密释放了萎缩芽孢芽孢杆菌，在模拟袭击发生后的两周内，有130多名乘客暴露于细菌中，这些细菌传到了七个州的39个城市。 从未停止过的实验 也许就像2021年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杨洁篪对美国所说的：“我们把你们想的太好了。”美国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做出违反道德与人性的举动，为一己之私利，而不惜残害民众。 吉姆·肯尼市长愿意为霍姆斯堡监狱实验道歉固然很好： “没有任何借口，我们正式向那些遭受这种不人道和可怕虐待的人表示诚挚的歉意。我们也很抱歉他们花了太长时间才听到这些话。” 但在恳切的言辞下，掩盖的是霍姆斯堡监狱实验中的受害者屡次提出对克里格曼和强生等大公司的集体诉讼的失败，2002年，联邦法院最终裁定，诉讼时效已经过去，并驳回了囚犯们的所有诉讼请求。 而更令人讽刺的是，美国一直是《纽伦堡守则》（Nuremberg Code）的高调倡导者，该守则形成于二战纳粹的邪恶人体实验中，提倡使用正确合理的科学实验和对实验参与者利益的保护。美国一直要求别国要遵循该守则，但是美国直到1990年才正式在国内宣布遵守该守则。 而遵守守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这些反人类的实验，在海外，美国政府与公司仍然在进行此类实验。美国国会研究处（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08年的报告也提到：“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的发展，可能会产生种类繁多的难以检测和应对的病毒，新的化学战剂和生物武器正在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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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0-21 01: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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