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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一朝,有多少大将败给了莫须有的“养寇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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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22 11:20: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明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文人地位远远高于武人地位。《明季北略》中记载:“明制最重进士,可仕至六部。进士中,翰林为最。一入翰林,则不屈膝,虽拱揖,腰背不甚折,所以养相体也。举人止可仕至太守而已。故进士观举人颇卑,虽同处不甚欵接。至岁贡荫官,又无论矣。若武职则微甚,虽大至总戎,自文臣视之,抑末也。”
在文臣眼中,武将即便官至总兵,也不过一介武夫罢了。当然,这是太平盛世的规矩,到了王朝末期,朝廷朝不保夕,大小军阀的养寇自重,往往成为皇朝面临的棘手问题,这既与末世的秩序瓦解有关,更与军人权力的过度膨胀有关。
不过,明朝武将地位低,很多重要的武职常常由文官来担任,这样既提高了武将集团的受重视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职业军人尾大不掉。因此,总体上说,虽然崇祯朝后期军队同样出现失控的现象,但从未达到威胁皇权的程度。



影视剧中的洪承畴,是典型的统领军队的文官。来源/电视剧《谁主沉浮》截图
这确实是明朝在军事制度上先进的一面,象征军队最高权力的兵部只有调兵权,没有统兵权;掌握着实际兵马的五军都督府则只有统兵权,没有调兵权。但这种军事体制有一个弊端——有点水平的人不愿从军,武将的指挥能力大幅滑坡;军队的整体素质下降,战斗力更是远不如前。
谁在“养寇自重”?
明朝体制如此,加上崇祯皇帝颇为勤政,始终牢牢地控制权力,且对军队的事情事必躬亲,不放过任何微末的细节,甚至对军人的养寇自重敏感到杯弓蛇影的地步。
所谓“养寇自重”,字面意思就是故意放过敌人、不去剿灭,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说白了,军人的养寇自重就是尾大不掉,想搞独立王国,不拿皇帝当回事,这是所有王朝的大忌,也是崇祯皇帝最为担心的事情。为了防患于未然,崇祯皇帝便时常以“养寇自重”的罪名,来敲打与警示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们,对他来说,养寇自重甚至成为一个万能的帽子,只要看谁不顺眼,或是谁打仗不积极,就送他一顶并借以惩戒。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臣之间的相互攻讦、军人之间的彼此指责,也必会擎出“养寇自重”的帽子来压人,乃至崇祯一朝,深受“养寇自重”之苦的将领不乏其人。



影视剧中的崇祯。来源/电影《绣春刀》剧照
所以,尽管崇祯朝不乏军事强人,他们却很少能有完美的结局,或遭到朝廷的冤杀、或被皇帝间接逼死、或者死于萧墙之祸——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前方的敌人,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后方皇帝的猜忌、朝臣的打压、同侪的拆台,以及党争的倾轧……打仗原本是军人的天职,而崇祯朝的军人要面对的远非打仗那么简单,无论他们怎样卖力,打过多少胜仗,均无法解决皇帝个人的问题和朝廷的种种痼疾,以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为例,明朝很多军事强人,并没有败给实力强大的后金,而是败给了崇祯皇帝强加给他们的“养寇自重”的罪名。
说毛文龙“悬踞海上,养寇自重”
崇祯朝第一个被“养寇自重”这一罪名击倒的军事强人是平辽总兵官毛文龙。不过,击倒毛文龙的并不是崇祯皇帝本人,而是后来同样以“养寇自重”被治罪的蓟辽督师袁崇焕。
毛文龙其人,算得上明末传奇人物。天启初年,后金以席卷之势扫荡辽东,时任练兵游击之职的毛文龙却率领197名明军深入敌后,出其不意地攻取镇江,占据皮岛,且以皮岛及周围的岛屿为基地,招募流民,招徕降卒,整训军队,奔袭后金,从而形成对后金的牵制之局,让努尔哈赤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吴国华的《东江客问》所谓:“朝野之人,无不壮之,牵制之名,于是乎著。奴屠一城归,战一胜归,终不敢窥关一步,谓非毛之功不可。”当是对毛文龙以及东江军的客观评价。



纪录片中的毛文龙。来源/纪录片《前清秘史》截图
当然,与关宁军面对的正面战场不同,孤悬海外且势单力薄的东江军起到的主要作用是牵制后金,使之无法放开手脚投入正面战场,并与驻扎在山海关和登莱的明军形成犄角之势,构成一个攻防一体的立体网络。东江军的主要战术,则是派出细作,安插眼线,遣将四出,据险设伏——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是最典型的毛氏打法。然而,因为要养活数十万东江军民,向朝廷催粮催饷,就成为毛文龙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可朝廷发来的粮饷总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东江军民的基本需求。毛文龙别无他法,有时不得不以海上贸易的所得,来贴补饷银的不足。
逐渐自给自足的毛文龙部,确实有了一定的独立性。毛文龙治军也开始在军中设置亲军,其中重要的将领均被赐予毛姓,甚或被其收为“养子”与“养孙”。在明军单兵素质普遍下降的境况下,培养私军,原本是提高战斗力的一条有效途径,虽然弊病明显,但除此则不足以笼络人心,尤其处在非常时期,私军往往是王朝唯一的可用之军,像袁崇焕、卢象升、洪承畴等人治军也莫不如此。然而,毛文龙所做的这些,本人自然问心无愧,却很容易授人以柄,所以,自毛文龙开镇东江之日起,朝中对他的攻讦之声即不绝于耳。更为关键的是,朝中大臣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胜利,毛文龙的游击战术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功效;朝中大臣看不到毛文龙经营皮岛的辛苦,却只看到了毛文龙悬踞海上,养寇自重,并借以向朝廷冒功糜饷……
崇祯二年(1629)六月,毛文龙被新上任的督师袁崇焕以十二条大罪斩于双岛。抛开毛文龙个人的是非功过不论,毛文龙被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东江军再难形成一个领导核心,毛文龙的旧部或死、或逃、或降——毛文龙的心腹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全都投靠后金,成为深受皇太极倚重的 “三顺王”,他们帮助后金攻陷旅顺,占领皮岛,征服朝鲜,使明朝最终丧失了战略进攻的可能性。
至于袁崇焕本人,他的矫诏擅杀埋下了日后的祸根,他的悲剧命运就此注定。
说袁崇焕:“纵敌长驱,顿兵不战”
崇祯二年十月,明朝爆发了著名的“己巳之变”,毛文龙被杀仅仅四个月,袁崇焕即被推上风口浪尖。
“己巳之变”的过程是这样的,皇太极吸取了强攻宁、锦坚城导致战败的教训,便率领后金军避开明军的宁锦防线,转以蒙古喀喇沁部骑兵为向导,绕道蒙古的领地,分兵三路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突入关内,攻占遵化,直逼京师。而彼时的蓟镇疏于防务,后金军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顺利突破关口。因为此前袁崇焕曾向崇祯皇帝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此时的崇祯皇帝正眼巴巴地等着袁崇焕从前线带来的好消息,但万万没有想到,他等来的并不是袁崇焕辉煌的战绩,而是后金兵围城的消息。
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崇祯皇帝惊慌失措,急令各地兵马驰援。袁崇焕先是派遣赵率教率部增援遵化,试图将后金军挡在遵化一线。不料赵率教在遵化城下身中流矢阵亡,遵化随即失陷。袁崇焕本人亲率大军进抵蓟州,准备在蓟州构成第二道防线,不料皇太极并没有在蓟州与袁崇焕交战,而是绕过蓟州,进至通州。至此,袁崇焕已经先机尽失,他试图在中途拦截后金军的计划全部落空,战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京城之下。
京城乃是王公贵族聚居之地,京郊更是到处遍布王公贵族的房产和地产。在这些人看来,袁崇焕退保京师,无异于纵敌深入,置他们的家产于不顾,自然引起他们极大的不满,于是纷纷上疏朝廷,声言:“崇焕虽名入援,却听任敌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园亭庄舍,为敌骑蹂躏殆尽。”因为此前袁崇焕曾与后金有过和议,很多朝中大臣便怀疑袁崇焕故意“纵敌拥兵”,将战火引至京师,以实现与后金达成城下之盟的目的。
按照明朝的规定,外镇之兵,若没有皇帝的旨意,不可轻易进抵京城。所以,当袁崇焕与诸将商议进驻京城时,副总兵周文郁便极力反对,但袁崇焕的回答是:“君父有急,何遑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遂将兵马驻扎在广渠门外,配合大同、宣府等地的援兵,与后金反复拉锯,交战于京城之下,并互有杀伤。
然而,此时的崇祯皇帝已对袁崇焕起了疑心,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却断然拒绝了袁崇焕想要率军进城休整的请求。关键时刻,皇太极所施的反间计起到了作用,再加上袁崇焕一再渲染后金势大,难以力敌,崇祯皇帝开始严重怀疑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在先,袁崇焕实是养寇自重、大胆要挟,目的就是与后金达成和议,借以塞“五年复辽”之责。是以,崇祯皇帝终于下决心将袁崇焕逮治下狱,并于次年八月以“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等多项罪名将其凌迟处死。



影视剧中,袁崇焕被押上法场。来源/电视剧《碧血剑》截图
《明史·袁崇焕传》所谓:“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卢象升:我不死疆场,死西市耶?
就崇祯朝的军事将领而言,毛文龙和袁崇焕的悲剧显然是影响深远的——袁崇焕杀毛文龙,他的手下或逃或叛,东江军分崩离析;崇祯皇帝杀袁崇焕,明朝的将领人人自危,为了摆脱养寇自重的罪名,真正用命的大将,有时不得不以一死来剖明自己的心迹。如果说毛文龙被杀造成的只是局部影响,那么,袁崇焕的被杀则严重破坏了明朝的政治生态,以至到了崇祯朝末期,所有的人才资源都被消耗殆尽,很少再有军人愿意为朝廷出力,而崇祯皇帝则落到无人可用的地步,最终铸成王朝的灭亡。
比如崇祯四年(1631)的大凌河之役,明军被后金军围困在大凌河城中等待救援,老帅孙承宗在一个月内分四次派兵救援,结果四次救援均以惨败而告终。作为一名久经战阵的军事将领,孙承宗自然知道,以添油战术让不擅野战的明军去救援大凌河城,无异于给等待围点打援的后金军送人头,但他不能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考虑救援问题,同时还要从政治的角度考虑救援问题。所以,孙承宗既不能违抗朝廷的命令,又要照顾到被围明军家属的情绪,即便在大批援军未到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做出一种积极救援的姿态,以获得各个方面的认可。
另外,比较突出的例子还有卢象升。在明末军事强人中,论勇猛善战和忠勇双全,卢象升无疑能排到前几位。然而,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明末战事中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是在战场上被白白牺牲了。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在卢象升平生的最后一战钜鹿之战中,面对占有绝对优势的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卢象升本来有机会突围,却最终选择慨然赴死。因为有袁崇焕的前车之鉴,卢象升已然认识到崇祯皇帝的猜忌多疑和刻薄寡恩,他明白自己即便拼尽全力,也依然得不到好的结果,他才会在与清兵决战的最后关头拒绝突围,并悲愤地说出:“我不死疆场,死西市耶?”



卢象升画像。来源/卢安节 《明大司马卢公年谱》
与卢象升相比,后来因苦战力竭而降清的洪承畴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决定明朝命运的松锦之战中,洪承畴本来打算步步为营、稳打稳扎,以消耗战应对清军擅长的闪电战。而且清军的粮草经不起消耗,只要固守阵地,假以时日,清军将不战自溃。但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出于“兵多饷艰”的考虑,希望明军速战速决,以减轻朝廷的负担。而支持陈新甲的崇祯皇帝则为了防止洪承畴养寇自重,派出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出任监军,督促洪承畴尽快进军。无奈之下,洪承畴只好抱着侥幸的心态与清军决战,最终因被清军切断粮道,十几万明军在突围中土崩瓦解,松锦之战以明军惨败告终。
孙传庭:吾固知往而不返也
崇祯十一年的清兵入塞,同样是“明末最后一位名将”孙传庭命运的转折点。崇祯皇帝同时调集卢象升、洪承畴和孙传庭进京勤王,对于当时的局势,孙传庭虽然不同意杨嗣昌、高起潜等人的主和之议,却也不像卢象升那样试图与清兵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孙传庭既清醒地认识到明军的实力不济,以及“一言北敌,遂无人色”的事实,也对钜鹿之战的失利进行过深刻的检讨,他以为“钜鹿之失,缘当事者计无复之,惟思谢责朝廷,罔顾贻忧宗社,真堪令人切齿痛心也”。所以,孙传庭主张对清军“断不宜轻言进战,饰报捷功”,而是应当在做好防守的前提下,伺机反击。



影视剧中的孙传庭。来源/电影《大明劫》
然而,孙传庭“不轻出、严守备、伺机攻”的御敌方略,却遭到内阁首辅刘宇亮和关宁总监高起潜的严厉指责。他们对孙传庭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说孙传庭指挥的官军从来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大仗,强调扬长避短,其实只是消极避战的借口;其二是说因为孙传庭的调度不周,他指挥的官军只是避实就虚、疲于奔命。面对他们的责难,孙传庭百口莫辩,急火攻心,突然罹患双耳失聪的病症。崇祯皇帝则认定孙传庭并不是真聋,而是借以推卸责任,竟下旨将他革职下狱,孙传庭就此开始了将近三年的监狱生涯。
孙传庭获释出狱时,已是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此时中原板荡,局势糜烂,先是李自成和张献忠重新起兵,杨嗣昌、傅宗龙、汪乔年等人相继败亡,崇祯皇帝无人可用,只好放出了关在狱中的孙传庭。重新带兵的孙传庭初战失利,他亲眼目睹民军的实力,认识到以一役剿灭“流贼”,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于是痛定思痛,开始清军清屯,修造器械,制造新式装备,储备粮草,扩大募兵规模,作为与民军的长久周旋之计。但是,孙传庭以强硬的手段督促豪强士绅捐献粮钱,势必会得罪陕西的豪门巨族,他们便纷纷传言孙传庭按兵不动是为了养寇自重,以促使孙传庭尽快进兵。
崇祯皇帝既怀疑孙传庭按兵不动的动机,更幻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剿灭“流贼”,遂“下手敕催战”。接到手敕的孙传庭“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禁仰天长叹:“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孙传庭的喟然长叹,不禁让人想起卢象升慷慨赴敌时所说的:“我不死疆场,死西市耶?”可以说,卢、孙二人同样抱有义无反顾的赴死之心,那种壮志难酬却又万般无奈的心情也并无不同。
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孙传庭战败身亡。孙传庭死后不足半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大明王朝落下帷幕。《明史》曰:“传庭死而明亡矣。”
参考文献:
《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4月出版
《明季北略》计六奇,中华书局1984年6月出版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卢象升疏牍》卢象升,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
《孙忠靖公全集》孙传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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