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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不仅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也记录着历史的变迁，帝王好恶、朝代更迭、战乱纷争、区划变动，都会给地名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梳理上下千年史，就会发现，地名的变迁构成了纵向历史在横向空间上的无限延伸，将宏大的国事寄入人们无尽的乡思之中。那些在历史浪涛中时隐时现的地名，无不讲述着中国大地上曾经上演的一幕幕故事。 
浙江省绍兴柯桥区的安昌古镇，始建于北宋，于明清时期重建，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风格，又以小桥最富特色，“绍兴师爷”多出自安昌。1131 年，宋高宗以“绍奕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改年号为“绍兴”，并在当年将“越州”升为“绍兴”府
年号Yes 名讳No
1129年，金兵再一次南下，临安城危在旦夕。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仓皇辞庙，一路颠沛，遁入浙东。次年春，韩世忠在长江黄天荡大破金兵水师。捷报传来，高宗移驾越州，暂住在卧龙山南麓的行宫中。
早在三年前，北宋东京城破，徽、钦二宗被金人绑走。刚满20岁的康王赵构临危受命，在河南商丘匆忙称帝，大宋的国祚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头。抗金收复中原，是南宋最大的政治正确。但是赵构心里清楚，自己尚不是金国的对手。在卧龙山暂住的日子里，赵构决定改元换号，以振国运。
1131年，高宗发布诏书，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之义，改年号为“绍兴”，并在当年将驻地“越州”升为“绍兴”府。绍兴的坐标自此定位在中国的版图上，1000年里，这里走出了陆游、贺知章、徐渭、张岱；100年里，这里走出了鲁迅、蔡元培、钱三强、竺可桢……
以年号改地名是古时皇帝的常见操作。“瓷都”景德镇因在昌江南岸，原名昌南镇。宋景德元年（1004），真宗皇帝赵恒对此地出产的优质青白瓷爱不释手，便以其年号“景德”命之。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被升为地级景德镇市。此外，上海的嘉定、江西的兴国、江苏的宝应、浙江的庆元、陕西的淳化、福建的政和与永泰县，都是得名于年号。
细心观察可以发现，这些以年号为名的政区多在南方，反映了封建王朝由北向南开发的历史进程。当南方新开发的土地人口上升到一定规模后，便会被析出或设置新的行政区划，并获得新的名称。
“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古时帝王家颇讲究“避讳”，因此地名也常常因为避讳而改动。皇帝的名讳得改，比如河南的古城开封本作“启封”，为避汉景帝刘启的讳，就取“启”的同义字“开”，改称为“开封”；太子的名讳得改，比如隋文帝杨坚为避太子杨广的讳，一口气就改了几十个带“广”字的地名，广陵改成了邗江、广安改成了延安，广昌改成了枣阳等等；后宫的名讳也得改，晋元帝司马睿的妃子小名阿春，于是富春被改成了富阳，宜春改成了宜阳；国号自然也得回避，秦代设置的钱唐县到了唐代被改成钱塘县，唐代设置的明州到了明代被改成宁波；甚至连敌人的名讳也得改，比如南宋朝廷上下对金人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当时金朝的太子叫完颜光英，于是赵构把地名中带“光”的字全都给改了，光州成了蒋州、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山县为期思县。
避讳之事，可大可小，有些皇帝怀着无为之心，尽量少折腾老百姓。但是有些皇帝却斤斤计较，甚至连同音字都不放过，比如雍正皇帝名讳“胤禛”，所以地名中连“真”都得改，于是真定改为正定、真宁改正宁、仪真改仪征、真阳改正阳…… 
正定古城，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正定县历史悠久，1600多年的建城史让当地历史遗迹、遗产丰厚，素有“古建艺术宝库”的美称。其原名“真定”，清雍正年间，为避雍正帝“胤禛”讳，改称“正定”
但是朝代有更替，帝王将相如走马灯一样，改朝换代后，因避帝王家的名讳被改掉的地名，往往又会改回原名。但是，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夫子孔丘的名讳，无论何朝何代，无人不敢不尊。宋徽宗时期，曾改瑕丘县为瑕县、改垄丘县为垄县。到了清雍正年间，就创造出来一个“邱”字，专门替代孔子的“丘”，于是直隶的内丘、任丘，山东的章丘、安丘，河南的封丘、商丘等等，全部得改成“邱”，甚至连韩国的大丘也改成了“大邱”。
皇帝生前要避讳，死后也要建陵。围绕宏大的陵墓，朝廷也会设置一批特殊的县来奉祀先帝，即陵县。这是西汉一朝独有的现象，自高帝刘邦的长陵邑始，经惠帝的安陵、文帝的霸陵、景帝的阳陵、武帝的茂陵、昭帝的平陵，至宣帝刘询的杜陵终。七座陵县绵延在渭水北岸，“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冠盖如云”（《两都赋》）。
这些陵县的居民都不是原住户，而是被强迫迁来的关东豪族、天下高赀。汉室将这些大族集中于都城长安附近，既有加强监控、防止造反的目的，也有让这些大族巩固京畿、抵御匈奴的用意。
因陵设县仅仅在西汉昙花一现。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陵县相继被废，但即便到了后代，依然可以在古人的诗句中读到这些地名，构成盛世繁华下某种悲凉底色：“五陵年少争缠头”“茂陵松柏雨萧萧”“参差烟树灞陵桥”“不见五陵豪杰墓”……
东南西北京，通名变专名
“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2000年前，班固在《西都赋》中这样描绘汉代长安城的繁华。
早在汉初，高祖刘邦就看中了关中的军事价值，“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决定定都于此，兴建长安城。经过200年，长安成了坐拥20多万人口的大都会。到了东汉，关东地区经济地位不断上升，汉光武帝刘秀因此寻求定都于此，洛阳自然当选。
汉人用“东都”或“东京”来指代洛阳，“西京”或“西都”来指代长安。东汉王朝坐拥以洛阳、长安两都一线为中心的中原—关中地区，皇权通过条条大道无远弗届地深入帝国的每一寸土地，偏远的岭南、西域、朝鲜等都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
陪都制是在首都之外，另设辅助性都城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目前可知，早在西周就实行了陪都制度。汉代确立的“两京”制度，标志陪都制度趋于成熟。此后，北周、隋、唐、北宋、辽、金、元、明、清、民国等朝代都实行过陪都制。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201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忽必烈称汗前，在金莲川地区建立开平府，元朝建立后，定都于此，并升开平府为“上都”。后实行“两都制”，定大都（今北京市）为冬都，上都为夏都
但长久以来，“东京（都）”“西京（都）”“南京（都）”“北京（都）”“中京（都）”并不是某一个城市的专名。随着朝代的更替、政策的变迁、领土的损益、首都和陪都之间相对位置的变化，“某京”或“某都”在不同的时期可以指代不同的城池。
唐随隋制，定都长安。到657年，高宗建立东都洛阳，与西都长安合称“两都”。玄宗时，又实行三都制，以太原为北都。到肃宗朝，确立了以长安为中京、凤翔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太原为北京、成都为南京的五京制度。
辽代虽偏居塞北，但是手握“燕云十六州”，因此辽代“五京”中的中京定在了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南京在析津府（今北京）。到了金代，国界南下到淮河流域，辽代的中京就变成了金代的北京，辽代的南京变成了金代的中都，金代的南京也就移到了河南开封。
在中原，北宋就确立了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陪都的格局。到明代，朱棣迁都后，形成以北京顺天府（今北京市）和南京应天府（今南京市）为格局的南北两京制度。明亡后，满清以顺天府为京师，以赫图阿拉为兴京、以奉天府为盛京，应天府不再是陪都。应天府本有“上应天意”之意，因此不得不改名为江宁府，寓意“江南安宁”。
江宁府虽然失去了作为“南京”的地位，但是有清一代，人们依然习惯性地称江宁府的府城为“南京”，称呼京师顺天府的府城为“北京”“京师”“京兆”“京都”等。1872年5月23日的《申报》在报道曾国藩死亡时，就写道“早晨中国兵轮船开往南京送曾中堂灵柩回籍”，清末小说《老残游记》也写道“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车的三等客位一样”，而北京大学的前身就叫作“京师大学堂”。在英文中，也一直沿用“北京”和“南京”的音译词Peking和Nanking来指代这两个城市。
民国年间，南京市、北京市相继设立，前者从江宁县划出，后者从大兴县和宛平县划出，这样历史上本无定指的北京和南京变成了法律上的专名。虽然北京因为政权的变更，名称在“北平”和“北京”之间来回变更，但“北京”这一名称从未指向其他城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没有建造“陪都”或实行两京制，但因袭历史惯称，继续使用“北京”和“南京”作为法定称呼。而那些没有获得法律地位的地名，依然在民间使用，比如西安有西京饭店、西京医院，沈阳有盛京银行、盛京医院，开封有东京大道、东京大桥，重庆有陪都药业……每一个旧名，都在诉说着城市的昔日繁华。
重名、歧视、生僻字都得改
民国时期，全国范围内废府设县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全国90余组地名重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现代史上最大一次的地名整理就此展开。
在地名整改过程中，会尽量保留那些较为古远、政区稳定或者广为人知的地名。比如山东原有无棣县，明朝时因避讳朱棣，改为海丰县。民国时期，人们发现山东和广东两地都有海丰县，于是便将山东海丰改回古称无棣。北京和江苏也各有通州（1997年撤销通县设立通州区），为区别开来，北京通州改为通县，江苏通州改为南通县（今南通市）。安徽、陕西、云南三省都有定远县，后将陕西的改成镇巴县、云南的改成牟定县，保留安徽定远县。更夸张的是，连读音相同的地名也改了，陕西省的同官县与潼关县读音相同，1946年，同官县改为铜川县（今铜川市）。
新中国的地名整理工作并未停止。由于大规模的区划调整，导致了十余处新的重名现象，在1958年之前全部及时改掉。比如江苏的台北县与台湾的台北县重名，前者被改成大丰县（今大丰区）；四川的梁山县与山东的梁山县重名，前者改成梁平县（今重庆市梁平区）；黑龙江的佛山为避广东的佛山，改为嘉荫县；广西也有丽江，为了不与云南的丽江重名，被改为龙州……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带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地名进行了更改。比如，四川的理番改成了理县、甘肃的伏羌改成甘谷、狄道改成临洮等，但数量有限。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格外重视民族工作。1951年5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同年12月1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更改地名的指示》，对全国各地含有大国沙文主义不友好的地名、带有大汉族主义歧视兄弟民族性质的地名、以敌伪人员名字命名的地名、用字生僻难认难写的地名、用外国文字或外国人名命名的地名五类情况进行了更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原名迪化，有启迪教化少数民族之义，于1954年改回维吾尔语旧名乌鲁木齐。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归绥，系归化县、绥远县两县合并，也改为呼和浩特，意为“青城”。此外，宁夏定远营改为巴彦浩特（今属内蒙古），新疆镇西改为巴里坤，四川靖化改为金川，贵州大定改为大方……县级以上地名共改动50余处。
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地名此时也被替换。如中朝边境上的安东和辑安、中越边境上的镇南关和镇边县，分别改为丹东、集安、友谊关和那坡。 
友谊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明朝时称“镇南关”，见证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将其更名“友谊关”，成为中国与越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通道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声势浩大的汉字简化运动，地名中的生僻字也被读音相同且便于认读的字替换掉。在《简化字总表》中，对这些新地名进行了逐一规范，比如青海的亹源县改为门源县，陕西的盩厔县改为周至县、鄜县改为富县，四川的越嶲改为越西，新疆的和阗改为和田，黑龙江的瑷珲县改为爱辉县（今爱辉区）等等。地名中的异体字也先后被规范，如河南的濬县改为浚县，为避讳孔子而生造的“邱”字也被替换掉，商邱、章邱、内邱、安邱中的“邱”均改回“丘”。
自民国以来，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上，孙中山所设想的地方两级体制并未得到彻底贯彻。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很多省份所辖县数量数十上百，兼之交通不便、通讯不畅、战事不息，给各省治理带来了困难。基于现实的考量，1932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各省内部分区设立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行政督察区”，指导辖区内县、市政务，通称“专区”。
“地改市”与“县改市”
新中国成立后，设市浪潮并未停止，社会主义大地上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其中有合肥、南宁这样的省级政治中心，有大庆、攀枝花等工业城市，有深圳、珠海等新兴城市，还有一类地级市，是由原“地区”改设而来。
“地区”系历史遗留产物，为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比如福建原有宁德地区，下辖宁德、福安、福鼎、霞浦等9个县，地区行政公署驻宁德县（后改为县级宁德市），是省政府的派出机关。1949年，全国共有地级市54个，地区170个。
1983年，我国实行“地改市”体制改革，将原有的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县改成为市辖区，相当于县直接改为地级市，或将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地改市”改革从江苏试点，并在全国逐渐推广开来。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地级市293个，地区仅有7个——大兴安岭、阿里、阿克苏、喀什、和田、塔城、阿勒泰。
“地改市”的直接后果，就是地名的变迁，如原山西吕梁地区下辖离石、孝义、汾阳、交口等县，地区行政公署驻县级离石市，“地改市”后，离石撤市设区，属吕梁市管辖。再比如，原安徽徽州地区于1987年设市，没有直接叫作“徽州市”，而是改称黄山市。
同样是自1983年开始，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我国在既有的直辖市、省辖市之外，另设县级市。江苏的昆山市、浙江的义乌市、福建的晋江市、甘肃的敦煌市、四川的都江堰市等等，都是这之后新设的县级市。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设了394个县级市。
同时，“市管县”改革也在全面推进。所谓“市管县”，即是指以地级市管辖周边的县和县级市，以加强城乡合作、保障城市农产品供应。这样地级市在事实上变成了介于省、县之间的行政层次。截至目前，除了海南省和台湾省外，我国各省市已全面实现“市管县”。
如前所述，新设的市、区的命名方式多种多样。比如，这一时期合出了很多新的地名，也分出了不少旧的地名，分分合合，见证了区划的变迁。前者如，合河南兰封、考城二县为兰考县，合湖北襄阳、樊城二县为襄樊市（今襄阳市）；后者比如，将旅顺、大连合称的地名辽宁旅大市改为大连市，将荆州、沙市合称的湖北荆沙市改为荆州市，将石家庄、休门合称的河北石门市改为石家庄市。 
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古城。襄阳地理位置优越，被历代兵家所看重，古城也是古代著名建筑防御体系之一，是中国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池防御建筑
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地方形象很重要。于是，很多县设市或改区之后，便以古代的府、州名代替县名，比如北京通县改为通州区、浙江宁波的鄞县改为鄞州区、江苏泰县改成泰州市、广西横县改名横州市、山东滕县改名滕州市、河北滦县改名滦州市，等等。
除此之外，一个或响亮，或有名，或古雅的地名也是各地招商引资的重要名片。风景名胜区往往最受青睐，继徽州地区改设黄山市后，四川灌县更名都江堰市、福建崇安县更名武夷山市、湖南大庸市更名张家界市、四川南坪县更名九寨沟县、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市等等。历史典故也为重要的改名选项，因相传炎帝埋葬于境内，湖南酃县更名炎陵县；在湖北，蒲圻市因为是赤壁之战的发生地，更名为赤壁市。有些地方则恢复了更具文化价值或经济价值的传统地名，湖北襄樊恢复古地名襄阳，《瑷珲条约》的签署地也从黑龙江的爱辉改回为瑷珲，西安户县改回原名鄠邑，云南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松赞林寺，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被誉为“小布达拉宫”。“香格里拉”，藏语意为“心中的日月”。明嘉靖年间，该地称“忠甸”，后改为“中甸”，2001 年改称香格里拉县，后撤县设市
2016年4月13日，徽州更名黄山30年后，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的文章，称“慎重更换地名，就在于对地名有情感。这种情感，是个人的，是家族的，更是地方的、民族的。诸多地名情感的滋生、蔓延与丰富，才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自尊”。地名所承载内涵之丰富决定了其不仅仅是一方代号，它的每一次更迭也恰似追随着历史的足迹，如雪泥鸿爪，留下线索供世人追寻，成为中华大地上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华林甫《中国政区通名改革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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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7 0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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