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重新上台,执掌政权后,全国舆论呼吁恢复第二次解散的国会,但遭到段祺瑞的拒绝。孙中山即于7月17日自上海率海军南下护法,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开始了护法运动。此外,西南滇、桂军阀在这个时候或者标榜自主,或者公开反对段内阁。段祺瑞急于扩充军备,决心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以武力统一中国。为此,他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借款(由日本寺内正毅内阁的代表西原龟三经手,故名)就有八次之多,约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用以购买日本军火,编练“参战军”。
袁世凯死后,以直隶河间人冯国璋为首的军阀结成联盟,世称直系。直系的势力当时主要在长江流域,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称“长江三督”。冯国璋出任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不无顾忌,但能将冯国璋调离他的势力范围,反倒容易对付。冯国璋也有他的打算,他表示可以北上就职,但必须以李纯接任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自己带一师人马入京。在这些条件满足后,他才动身离开南京。冯国璋虽然当上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总统,但新的“长江三督”则是他的外部力量。
冯国璋入京后,段祺瑞即以控制黎元洪一样对他加以架空和利用;冯国璋当然力图摆脱控制,当一个有名有实的总统。双方的矛盾,亦即直、皖两大派系的矛盾,造成了新的“府院之争”。而相争的焦点,是在对西南军阀及广东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借此扩充皖系的势力;冯国璋主张“和平混一”,借此讨好西南军阀,保护直系的利益,从而对抗皖系。
1917年8月,段祺瑞派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调北洋第八、第二十两师入湖南。湖南的争夺战,拉开了南北战争(护法战争)的序幕。冯国璋一面与西南实力派陆荣廷等暗中往来,互通声气,一面指使“长江三督”加以牵制。于是,陆荣廷在南宁召开两广援湘军事会议,通电公开讨段,出兵大举援湘。长江三督则联名发表和平建议,与西南军阀呼应。
11月,正当湖南战事继续扩大之时,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突然于11月14日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王、范两将均系直隶人,与冯国璋关系良好,故有此举。紧接着,长江三督以及直隶督军曹锟联名发表通电,响应停战。形势的突变使段祺瑞极为被动,只得以退为进,提出辞职。占了上风的冯国璋不失时机,于11月25日下令准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先以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后又请出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
段祺瑞解职,不过退居幕后,徐树铮仍在前台活动,在他们的背后,有日本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徐树铮于12月2日策动了北方十督: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齐集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12月6日,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冯国璋在督军团的逼迫威胁下,只得表示让步,下达讨伐令。又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使皖系得以东山再起。此时,由冯国璋原先授意,李纯与陆荣廷达成了谅解。陆荣廷提出恢复国会,停止湘粤进兵和拥护冯国璋继任总统的条件,一旦满足这些条件,两广即取消自主。这样一来,冯国璋又发出了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停止敌对行动。但北方主战派立即又展开攻势。12月31日,北方十督曹锟等发表通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皖系控制的临时参议会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大总统,实际是想“合法倒冯”。在这种形势之下,冯国璋改变策略,声称要亲自出征讨伐西南,亲率拱卫军一旅,乘车沿津浦路南下,实质想逃离皖系控制下的北京,回到直系大本营南京。不料,专车开到蚌埠时,被皖系干将倪嗣冲拦截,迫使冯国璋回到北京。这样,冯、段两派的斗争更趋白热化。
为了从根本上打击冯国璋的直系力量,段祺瑞派徐树铮到奉天与奉系首领张作霖商讨合作,调奉军入关“兵谏”,迫使冯国璋就范。以日本运来的军火,作为换取奉军入关的条件。奉系得到军火后,迅速出兵入关,进逼天津。皖、奉联合,冯国璋的处境更加危险,不得已再作妥协,又一次请出段祺瑞当国务总理。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继续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同时按原定合法驱冯的计划,指使临时参议院通过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修正案。1918年8月12日,皖系一手操办的安福国会开幕,合法倒冯的时机已成熟。
王揖唐
在这里,很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安福俱乐部,安福系及安福国会等几个名称。安福俱乐部,是皖系军阀的御用团体。1917年3月,段祺瑞为抵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和操纵是年9月的总统大选,指使王揖唐、唐毓隽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梁式堂住宅组织俱乐部。3月8日正式成立,因在安福胡同开会,且本部设于此,故取名安福俱乐部。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下设干事部,主任王揖唐;评议会,会长田应璜;政务研究会,会长李盛铎。以安福俱乐部为组织形式而形成了一个派系,称为安福系,是皖系军阀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其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等。1917年7月24日,段祺瑞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9月29日下令召集,11月10日开会。临时参议院被安福系所控制,主要任务是修改民国元年所定有关国会的各种法规,以便组成有利于皖系的“正式国会”。1918年2月17日公布了《修正国会组织法》,选出参议院议员168名,众议院议员406名。8月12日国会成立。参议院正副议长为李盛铎、田应璜,众议院正副议长为王揖唐、刘恩格。由于它是由安福俱乐部一手包办选举产生,而且安福系占绝对多数议席,故称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的目的是倒冯。冯国璋自知无力抵抗,但又心有不甘,因此提出以段祺瑞同时下台为他下野的条件。正当此时,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原来倾向皖系的直隶总督曹锟及他的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等前线将领由主战变成了主和。吴佩孚还公开痛骂安福国会甚至段祺瑞本人。沉默已久的长江三督也发出先决时局,后选举总统的通电。这些,都旨在挽救冯国璋,冲击段内阁。面对直系的反扑,段祺瑞决定迅速组织总统选举法,尽早完成合法倒冯计划。为避免直系的直接报复,段祺瑞表示与冯国璋同时下野。9月4日,大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结果徐世昌当选,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
冯、段的结局,形式相似,内容则完全不同。段祺瑞不过是以退为进,他依旧在幕后操纵和控制着中国政治。而冯国璋则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下野后回到河间隐居,经营产业,一年后在北京帽儿胡同私宅病逝。
冯、段相争的结果,使得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徐世昌,字菊人,号东海等。祖籍直隶天津,本籍河南,1855年生于开封。清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因早年认识袁世凯,1895年被袁世凯罗致小站练兵,成了袁世凯的主要策士,有“北洋军师”之称。后曾任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民国成立后,曾任国务卿,但更多时,他是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充当各派系的“调人”。其实,他是一位圆滑奸诈的老政客。安福国会之所以选举他继任总统,当然是看中他是不掌握兵权的北洋官僚,同时,又是一个能使直、奉及西南军阀所能接受的人选。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曾先后任命钱能训、龚心湛为国务总理,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在参战督办段祺瑞手中,安福系分子对各届内阁都进行着控制,尤其是徐树铮,在国务院事事干涉,无论何项政务,不经他过目,即使片纸只字,亦飞不出国务院大门,国务总理不过是个盖印工具罢了。段祺瑞不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正是为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支柱,以巩固和扩大皖系的武装力量,控制中央政权。
徐世昌知道自己不过是个文人总统,无法与气势汹汹的皖系军人抗衡,因此,他以“文治”自我标榜,以示其与以往军阀军人当政之区别。他尽量任用自己的旧幕僚,如梁士诒、叶恭绰、龙建章、吴世湘、曹秉章、许宝衡、钱能训、周树模、朱启钤等,以形成左右政局确保高位的政治势力。此外,他更意识到,真正有势力足以与段氏皖系抗衡的,当时唯有直系曹锟及奉系张作霖,且这两派都与自己夙有渊源,因此,他极力交欢于直、奉双方。对皖系本身,他也搞些分化活动。当时的陆军总长靳云鹏,与直系曹锟、奉系张作霖皆有儿女姻亲,徐世昌便多方笼络,以为己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欲与日本争霸东方,先后向徐世昌提出和平统一南北的劝告。当时,国内也群情厌战,徐世昌即因势利导,发布和平令,实施“南北议和”。这样做,一则顺应民意,提高自己的威望,二则也是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对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徐世昌交欢直、奉,抑制皖系的做法,当然遭到段祺瑞的不满,尤其对“南北议和”,更是极力破坏。他一方面利用皖系的附庸陕西督军陈树藩挑起战事,破坏和会;另一方面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系分子,设置障碍,使多次和谈陷于僵局和破裂。
1919年1月,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也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席了和会,并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等,遭到帝国主义的蛮横拒绝,竟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都让予日本。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大为震惊,而北京政府竟准备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全国舆论鼎沸,群情激愤,爆发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对亲日的段祺瑞皖系,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弄得声名狼藉。段祺瑞负隅顽抗,直、奉军阀也乘势反皖。段祺瑞用日本金钱和武器装备的嫡系部队“参战军”共三师四个混成旅,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失去“参战”的借口,于是,他先后改名为“国防军”、“边防军”,派徐树铮主管,自己亦改名为“边防督办”。徐树铮具有强烈的个人野心,飞扬跋扈,遭到其他派系及徐世昌的嫉恨。因此,当皖系军阀整编边防军时,徐世昌为调虎离山,于1919年6月24日任命他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但徐树铮至库伦后,积极经营,不久控制了西北地区,反而使皖系多了一块大地盘。
在内阁问题上,五四运动期间,段祺瑞指责国务总理钱能训镇压学潮无能,企图使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出组新阁;徐世昌不同意,推出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后来经过反复争斗,徐世昌和直、奉军阀联合,有意推荐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云鹏是皖系大将,“四大金刚”之一,段祺瑞不便反对;靳云鹏与徐树铮关系恶劣,推出靳云鹏,可以达到分裂皖系的目的;此外,靳云鹏又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门生,奉系张作霖的儿女亲家,直系大将曹锟的换贴兄弟,对直、奉方面都有利。果然,段祺瑞不作公开反对,但提出要以安福系干将曾毓隽、李思浩、姚震、朱深分任秘书长和财政、司法、交通三总长,靳云鹏不接受。而靳云鹏提出的阁员名单,又遭到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议员们的反对。到11月28日靳云鹏正式组阁时,曾毓隽、李思浩、朱深还是被塞进了内阁。靳云鹏难安其位,与段祺瑞、徐树铮的裂痕迅速扩大。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其手下大将吴佩孚更异常活跃,对皖系和安福系不断发起挑战。曹锟于保定、吴佩孚于湖南,一北一南,互相呼应。与此同时,直系还利用皖、奉的矛盾,积极争取张作霖,共同把矛头指向皖系段祺瑞。
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吉、黑八省军阀代表会议,讨论反皖对策,结成八省反皖同盟。5月,吴佩孚从湖南撤军北上。与此同时,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出迎击准备。6月22 日,曹锟召集反皖同盟在保定再举行会议,提出解散安福国会、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销边防军等多项条件,继而再提出惩办“祸国殃民”、“卖国媚外”的徐树铮。段祺瑞也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时局对策,坚决不肯退让。几经反复,徐世昌在直、奉双方的作用之下,于7月4日发布命令:调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免去西北筹边使,令其留京供职。这一命令激怒了段祺瑞,7月8日,他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开联席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并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李进才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双方剑拨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在这最后时刻,徐世昌不得已又下了一道命令:惩办吴佩孚,将曹锟“褫职留任”,但已无法阻止局势的发展。7月14日晚,直皖战争终于爆发。
直皖战争的主要战场在京汉路和京津路之间的河北涿州、高碑店和杨村一带。直系兵分两路,吴佩孚任直军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瑛任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7月14日晚,皖军首先向直军的杨村进攻,直军放弃杨村败退北仓固守。初战皖军告捷。7月17日,战情发生变化。吴佩孚率军退出高碑店,奔袭皖军西路军指挥部所在地松林店,指挥曲同丰被俘,余部投降。同日,奉系军阀张作霖通电与直军并肩作战,令二十七师、二十八师开进关内,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系东路军指挥徐树铮在廊房不战而逃回北京,所部向京绥路败走。至此,东西两路皖军均大败。在战争开始后,南方军阀支持直系。孙中山的广东护法军政府也发布讨段檄文。段祺瑞四面楚歌,被迫于7月19日通电罢免官职,撤销定国军名义。7月22日,直系察哈尔都统王廷桢率部进驻康庄,在居庸关附近打败皖军残部。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直皖战争结束。
直皖战争一结束,北京政府即下令: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等处分;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边防军名义;通辑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王揖唐、丁士源、梁鸿志、王郅隆、张宣等人; 夺曲同丰、陈文运等人官职;解散安福俱乐部。皖系势力从此衰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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