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的前身——淮军

李云龙

“淮军”是晚清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汉人军队，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前身，曾是清朝的主要国防力量。

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上海守备清军不能抵抗，外援英军未到，是时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总督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军务，湘军驻安庆，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他求援。曾国藩早有用湘军制度练两淮勇丁的计划，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主动请命招募淮勇，于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在安庆编成一军，称“淮勇”，又称“淮军”。其后，淮军乘英国轮船，闯过太平天国辖境，前往上海，与英、美各军合作对抗太平军。

淮军的编制

淮军营制众所周知,淮军发源于湘军，因此创建之初淮军也基本上承袭了湘军的营制。与湘军一样，淮军编制的基本单位是营,其具体编制为: 步队：每营505人(含营官),设营官一名。分4哨,每哨108人，设哨官一名，哨长一名，每哨分8队，每队12-14人。加上营官的亲兵，全营共有38队，劈山炮2队，抬枪8队，小枪9队，刀矛19队。此外又有长夫180名。 马队：每营511人（含营官），设营官1名，帮办1名。分5哨，每哨102人，设正哨官1名，副哨官1名，马勇50名，散勇5棚，每棚10名。 此外又有伙夫长夫共81人。全营有马276匹。从同治二年（1863）开始，淮军改装洋枪，劈山炮队改为开花炮队，人数有所增加，步队每营加长夫大约700-800人不等。营，是淮军最大的固定编制。 营官以上即为统领，每个统领辖军少则数营，多则十数营以至数十营不等，无定规，全视该统领地位，实力而定。

从淮军的营制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装备了近代火器，采取了西式训练方法，但淮军的基本组织结构仍然没有跳出旧式勇营的窠臼。与同时代西方的编制比较一下，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编制在近代战争条件下的不利之处。

首先，在基层组织方面，缺乏排一级编制，基层指挥员严重不足。淮军中，营即相当于现代的营，哨相当于连，队（棚）相当于班。这些都可以在淮军和现代军队之间找到一一对应，但是，我们会惊讶的发现，现代军队中最重要的基本战术单位，也是培养基层指挥员最重要的岗位——排，在淮军中却找不到。 哨下面直接就是队了。此外，淮军中也没有营部的概念，一个营官竟然没有任何辅助他的指挥员，连个副营官也没有！更不要提参谋长什么的了。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淮军的基层指挥员严重不足。 一个700-800人的营，只有9名军官，不到现代军队的一半。这种编制，无疑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

冷兵器时代，远射火力稀疏，主要靠步兵的白刃冲击，因此只有密集队形才能保证足够的突击力量。而这在当时的火力条件下也是许可的。 随着火器的出现和其威力的逐渐增加，密集的队形既不利于发挥己方的火力，同时又成了敌人的绝好靶子，慢慢走向衰亡。步兵的队行一步步趋向分散化。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与许多人想当然的想法相反，分散虽然是大的趋势，但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尤其是在火器性能尚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过于前卫反而会出问题。

18世纪末，欧洲的火器应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各主要国家均基本上实现了火器的普及化和制式化。其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时期。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苏沃洛夫大元帅仍然提出了“子弹是笨蛋，刺刀才是好汉”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并不是苏沃洛夫对武器装备进步的反动，恰恰相反，这正是由于他对当时射程仅有60-70米，装填手续极其烦琐（俄军火枪兵的标准装填程序据说有十余步之多），射速极慢的火枪认识极为透彻的缘故。

因此，俄军并没有照搬普鲁士人的线式战术，而是采取了队形相对密集，利于白刃战的纵队队形。 实践证明，苏沃洛夫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初，俄军猛烈的白刃突击一度曾打遍天下无敌手。土耳其被大大削弱，波兰被瓜分，普鲁士更几乎亡国。到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军成为了唯一一支能与法国陆军一决胜负的军队。但是，历史是在不断前进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苏沃洛夫的论断开始过时了。但守旧无能的沙俄将领抛弃了苏沃洛夫“制胜的科学”的活的精神，而只记住了一些教条。 他们仍然机械的坚持着密集的纵队队形，而丝毫不考虑物质条件的变化。

淮军队列训练

晚清的军队西式队列训练，是从淮军开始的。淮军在上海跟洋人组成的洋枪队绑在一起作战。洋枪队自美国牛仔华尔死后，由英国的正规军军官戈登统带。戈登是个负责的军人，因此，洋枪队虽说是洋官土兵，却有点儿西方军队的模样了。在太平军的刺激下，淮军也开始配备洋枪洋炮，由于有洋枪队的影响，淮军不得已也洋枪队化了，跟洋人学练洋操－列队，立正，稍息，托枪，齐步走。当年的洋枪洋炮都还是前装式的，不仅填装速度慢，而且准头不大，使用的时候必须排成方阵，前列放枪，后列装药，不断地放排枪，才能对敌方构成较大的杀伤。所谓的洋操，就是为排方阵做准备的，不会洋操的军队是排不了方阵的。后来，西方军队普遍采用后膛枪炮之后，作战方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方阵被淘汰了，列队出操仅仅作为军队操练的基本形式保留下来。战术变化繁多，军官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开始了军官职业化的训练，强调了军校教育的重要性。由此，逐渐形成了西方“军官团”这一军队社会团体。

面对这样的变化，晚清的淮军却没有跟着变，变化的只是武器，他们很快就开始使用后膛枪炮，方阵也被弃用了，其他的变化却没有跟上。在洋枪队时代，军队的军官对洋操一窍不通，所以只能由洋教官来发口令。淮军的行列口令都是英语，士兵们一听到“Standup”，就知道是立正；一听到“Forward looking”，就知道是向前看。后来洋教官走了，喊操的换了中国人。一般是从士兵中挑选出个子高、嗓门大的人，多给他们一点儿军饷，习惯了，称他们为“教习”，有时也称作“靠把”。如果嗓门足够大，可以在操场上给一千人喊操，军饷能比普通士兵多一倍。李鸿章跟着西方的形势，校－北洋武备学堂，但毕业生放到军队里，长官只用他们去喊操，当准洋教官用。

喊操的中国教习实际上依旧是士兵，没品没衔，当然也不懂军事（北洋武备生除外），但是因为嗓门大，军饷高了许多，而且得到长官的青眼，也不用服诸多士兵必须服的劳役，这让一些有上进心的士兵很是羡慕。冯玉祥最初当兵的时候，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做这样的教习。因此他每天早起，跑到郊外操场练习喊操，能喊多响就喊多响，即使大年初一也不间断。当兵的都笑他是神经病，他也不管不顾。就凭着这么一股子劲儿，坚持了四年，冯玉祥如愿当上了喊操的教习，挣了双份的薪饷。朝廷成立武卫军之后，他觉得武卫右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薪饷高，就改投武卫右军。到了武卫右军，他发现虽然里面的军官都会喊操，但还是让士兵的教习来喊，薪饷同样比较高。于是，他就成了武卫右军里的喊操教习，然后一步步从副目（副班长）、正目（班长）千起，逐渐升到管带（营长）。进人民国之后，逐渐熬成旅长，然后成为西北军的首领。事业的起点，不言而喻，就是喊操。

跟冯玉祥同样命运的，还有一个杨善德，也是从淮军投奔武卫右军的。当年武卫右军里喊操嗓门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善德，一个是马龙标。两人后来都混上去了，杨善德还做了浙江督军，成为地方大员。

没有军功，也不是军校毕也办了车官学业，单凭喊操也能喊出名堂来，这是当年中国军队的一个特色。学西方，在初级阶段耽搁的时间太久，行伍里的人已经习惯了有喊操教习的生活。一度，立正、稍息、齐步走的洋操跟喊操的人一样，成为当年中国军人心目中学习西方的全部。一个喊操的士兵，无形之中有了领袖的身段，能升上去，也不奇怪。

洋操原本不是花架子，但到了中国人手里，硬是给成了花架子。

淮军军制总结

淮军的军制其实是沿用了明朝戚家军的营军体制。营是湘军和淮军的基本编制单位，同时也是最大的编制单位。这种体制在国内面对太平天国，捻军时没有问题，甚至是先进的。

而在近现代西方军事体制中，团是重要的基层编制单位，有参谋和通讯人员辅助指挥。团以下还有营--连--排--班四级体系，有大量的基层军官组成基层指挥体系。而淮军这种古老体制下，军官数量是很少的，营官之下缺乏基层军官，每营只有营官和帮带各1名，下有前后左右亲兵各五哨，哨官各1，哨长各1辅助（亲兵营不设哨官。）更不要提参谋机制。

淮军虽然重视装备，但是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思想之下，大部分淮军军官和士兵实际上并没有完整和系统地接触过近现代军事思想。淮军将官“ 问将领皆四十以外人，不觉老将至矣！再遇艰巨，未知尚堪磨淬否？”因此，淮军实际上只是一支拿着先进武器的古典陆军，近现代陆军的毛都没有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