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沦陷区、统战区到机动区：中共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初创

李云龙

　　皖东北位于苏鲁皖三省交界地带，抗战时期大致是以泗县为中心的国民政府安徽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区，所辖范围包括泗县、五河、灵璧、宿县、定远、凤阳、怀远等县，是由西向东通往苏北的必经之路，更是中共发展华中的滩头阵地。抗战初期，中共上海党组织、安徽省工委、山东分局和豫皖苏边区党委先后派干部与军队进入皖东北，共同开辟创建了以泗县为中心的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为联结八路军与新四军部队以及挺进苏北、发展华中等战略部署奠定了重要基础。

　　徐州沦陷与八路军南下苏皖边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苏皖地区情况危急，中共地下党开始发动党员到内地开展工作。8月底，朱伯庸、戴纪亢抵达位于皖东北的泗县，以县政府政训处正、副主任身份作掩护，展开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2月，“苏北抗日同盟总会”（以下简称“抗盟”）在江苏淮阴成立。4月，抗盟因苦于缺乏党的领导，政治上难以打开局面，遂派代表前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寻求帮助，迫切要求党派干部到苏北领导工作。董必武在听取汇报后指示抗盟，八路军已去山东，苏北离山东较近，可主动与山东党组织联系。此后，抗盟虽多次派人前往山东寻找党组织，但均无果而终。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毛泽东立即指出：“河南将很快落入敌手，武汉危急。那时蒋介石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人后方活动，第一二九、第一一五两师将相应地作整个新的部署。”5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八路军将要挺进苏鲁豫皖四省活动的新形势，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建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原山东省委所属党组织和河南省委所属苏鲁豫皖边区特委。

徐州会战

　　1938年6月6日，河南省会开封失守后，战局变化逐渐有利于中共军队前往豫东开展游击战争。长江局指示河南省委将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开创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活动部队（徐向前、陈再道）联系起来，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意义”，并同意彭雪枫率领必要武装到豫东部署工作。根据上述指示，9月30日，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从确山竹沟出发挺进豫东。与此同时，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提出“发展华中”的重要战略。10月底，日军占领武汉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兼任书记，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这一调整就是以中原局负责发展华中的具体任务。

　　日军占领徐州后，随即开始大举南侵。1938年11月8日，日军进犯安徽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区公署所在地泗县。该区督察专员兼第五游击纵队司令孙伯文弃城而逃，泗县及皖东北各县相继沦陷。皖东北陷落后，日军继续向苏北腹地深入。11月22日，由国民党第89军第33师198团驻守的宿迁亦被日军攻占。次日，国民党第57军112师667团、668团从安徽赶往驰援，并短暂收复宿迁城。随后，由于驻扎徐州的日军增援，宿迁城再次陷落。

　　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提出由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师部及陈光旅全部主力前往山东、淮北，分布于新老黄河间的广大地区。12月2日，八路军总部根据上述指示，命115师直及343旅685团、686团开赴新老黄河间的苏鲁皖地区。此时，彭雪枫也率部渡过新黄河抵达河南鹿邑，向中央报告在当地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地方专员、县长与抗日部队均要求派干部予以帮助，以及新黄河以北没有正规部队等情况。毛泽东据此进一步指示八路军一部多带干部，到陇海路以南、新黄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活动。

　　12月，中共中央根据新形势变化，决定撤销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成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以郭洪涛任书记。山东分局依照中央指示，提出“巩固大鲁南，向苏皖发展”的战略目标，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以下简称“南进支队”），由钟辉任司令兼政委，任务是“出山东，入徐海，向南发展，开展游击战争，创造苏皖抗日根据地”。及至月底，第115师343旅685团到达微山湖以西丰沛地区，改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彭明治、吴法宪分任司令与政委。随后，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说：“苏鲁豫支队（六八五团）在丰、沛地域活动，如无大发展，即令其过陇海路南与彭雪枫会合，以便交换知识干部，并成为该地主力。”彼时恰逢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出于统战关系考虑，决定“八路军暂不作大的移动，以观统战形势之发展。雪枫支队可暂缓去皖北，六八五团暂缓过陇海路”，一切待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结束后再作布置。

　　1939年2月，日军占领宿迁后，继续向东进犯沭阳、淮阴等地。为扼制日军东进，国民党第57军112师向淮阴方向转移。3月1日，韩德勤所率第89军弃城东撤，淮阴沦陷。针对上述情况，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敌人正企图打通陇海路徐海段，并进攻淮阴。除57军英勇抵抗外，余是保安部队（即过去韩德勤之24集团军），均闻敌逃窜。”随后，第57军也奉命北越陇海路，撤往鲁南地区。日军占领苏皖边后，派兵驻扎在交通要道与城镇附近，并在各地成立“治安维持会”等机构进行统治。至此，以皖东北为中心的苏皖交界地带形成沦陷区、半沦陷区与游击区交织的复杂局面。

　　日军的不断侵入与国民党军队的败退撤出，使苏皖边孤悬敌后。鉴于上述形势变化，1939年5月初，苏鲁豫支队主力南越陇海路。8日，山东分局向中央报告，南进支队100余人已分成数路开过陇海路抵达苏鲁豫皖边，“六八五团到达灵璧后，他们有续南下向洪泽湖边泗县、泗阳、宿迁一带发展”。21日，中共中央电示八路军总部，华中是日后发展方向：“自于学忠调至鲁南并在苏皖边区受到打击以后，在徐州东南支队地区似有我军发展机会，望令苏鲁豫支队（六八五团）侦察情形。如可能时，酌派一部兵力并地方工作干部去徐州东南宿县、灵璧一带地区活动，侦察苏皖边区情况，并建立当地工作，以便南与周骏鸣、西与彭雪枫取得联系。”

　　随着八路军逐渐南下探索，中共中央对苏皖边形势的掌握日益清晰，皖东北地区开始进入“发展华中”战略的整体框架之中。苏鲁豫支队主力接到命令后，即向徐州东南挺进，前往侦察皖东北敌情。随后，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侦察结果，即日军仅占领泗县县城，因推行所谓“怀柔”政策，当地行政系统未被完全破坏。同时，此时担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的盛子瑾部有六团兵力，约3000人，亦有与八路军部队联合抗日的意向，且已前往彭雪枫处接洽。

　　盛子瑾原为安徽省六安县县长。1938年11月，泗县沦陷后，盛子瑾被调至皖东北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泗县县长与第五战区第五游击纵队司令。盛子瑾因与戴笠同为黄埔六期学员，后又与戴之表妹结合，因而被视为戴笠系干部。盛子瑾因长于下层运动与游击战，曾任“忠义救国军”大队与团支队政训主任，而被戴笠视为“同志中不可多得人才”。戴笠专呈蒋介石推荐由盛子瑾担任皖北游击支队指挥，月发经费8000元，归安徽省保安司令部调遣。

　　在盛子瑾被派赴皖东北的同时，中共安徽省工委以“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名义，委派江上青、赵敏、周村等随盛子瑾到泗县开展工作。实际上，江上青等人是受鄂豫皖省委指派，对盛子瑾展开统战工作，并在当地建立党组织，发展民众抗日武装力量。由此，中共特别支部在皖东北成立，江上青任书记。1939年2月，为得到上级领导和支持，江上青派朱伯庸赴山东寻找党组织。3月，山东分局遂命杨纯前往皖东北，以盛子瑾部民运科科长名义为掩护，成立中共皖东北特委。5月，山东分局决定以洪泽湖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并组建苏皖边区党委，金明任书记，李浩然任组织部部长。6月，苏皖边区党委在邳南成立，并在邳睢铜地区开始工作。至此，中共力量已进入皖东北沦陷区，并着手展开统战工作。

　　从沦陷区到统战区

　　1939年4月10日，叶挺、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拟向蒋介石“力请准彭雪枫所部向徐州附近挺进，担任苏鲁豫皖边境游击战，以便与凤阳张云逸联络”。此时，正值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与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战略的提出，彭雪枫率游击支队向徐州方向发展，既能够增强皖东张云逸部力量，也有助于建立新四军与自陇海路南下苏皖边的八路军之间的联系。

　　与此同时，在江上青的推动下，位处泗县的盛子瑾也正分别派人北上西进，联系在苏皖边活动的八路军与驻扎在河南永城书案店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部，共赴皖东北联合抗日。1939年5月8日，刘少奇指示彭雪枫：“皖东六区专员既派员来请求新四军派兵去六区，应即迅速派部队与干部去开展苏皖边区工作。我们应埋头苦干，迅速建立在该地区的基础。”为此，豫皖苏边区党政军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新四军游击支队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即究竟是向西发展，进入河南腹地，以便与北部晋冀鲁豫、南部鄂豫皖两块根据地相连，控制中原；还是向东跨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敌占区开展苏皖边工作。

　　对于东进的方案，张爱萍认为，如能在皖东北坚持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对沿陇海、津浦路经皖东进攻大别山之敌是莫大的威胁和打击，并能积极破坏日军主要交通线，如陇海、津浦路及淮河、运河水运航线，亦可直接威胁徐州与蚌埠之敌。就内部环境而言：皖东北虽属平原，但以洪泽湖为依托，南有淮河、东北有运河为屏障，加之灵宿北部山地等环境，极大地限制了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为游击队活动提供便利；皖东北村庄稠密、人口众多、民风剽悍，会门组织历史悠久，便于领导民众展开游击战争；皖东北物产丰富，即使敌人进行经济封锁，也不易发生恐慌。对于向西发展，张爱萍认为，先前考虑若日军控制平汉路，可在平汉路以西的南阳、伏牛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停止西进，豫东面对日军、背靠国民党第一战区，国共磨擦在所难免。综合各端，游击支队应深入敌后，向路东发展，开辟根据地。

　　据张爱萍多年后回忆，当时宿县的地下党员刘之武，恰由路东前来向彭雪枫等人介绍皖东北情况：“敌人兵力不大，只占了几个县城和大一点的镇子。特别提到，立煌来了个专员，叫盛子瑾，很开明，在发展武装。”据此，张爱萍更加坚定前往路东发展的观点。在取得彭雪枫与吴芝圃同意后，张爱萍以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名义，与刘之武、游击支队民运科科长刘作孚（后改为宣传科副科长刘玉柱）三人，秘赴皖东北侦察情况，为向津浦路东发展做准备。

　　1939年6月2日，张爱萍已前往皖东北，彭雪枫就向东发展问题致电北方局表示，八路军总部已命苏鲁豫支队进至朝阳集，距盛子瑾所在地泗县不远，新四军游击支队暂无再去的必要，并已派张爱萍赴泗县协助盛子瑾开展地方工作。彭雪枫还请北方局决定皖东北地区党的组织系统，并令已在该地活动的八路军部队与党组织注意与张爱萍联络。

　　张爱萍从永城出发到达宿县时，巧遇在彼处活动的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梁兴初，得知山东八路军也有进入皖东北的发展计划，“时不时地派小股部队在这一带出没”。张爱萍在回忆中谈道：“由彭明治、吴法宪带的苏鲁豫支队，是支正规的红军部队，长征路上一起走过来的，如今兵员齐整，装备精良。”因此，张爱萍委托梁兴初转告彭明治、吴法宪，自己将到路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希望彼方能派部队配合行动。6月中旬，苏鲁豫支队在灵北反“扫荡”后，转移至芒砀山区休整，经研究决定兵分三路，由政委吴法宪带领一大队及游击七大队三营孙象涵部挺进宿东、灵北地区，配合张爱萍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7月10日，张爱萍等抵达安徽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区公署所在地泗县，并经江上青介绍，与盛子瑾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划泗宿公路以南及洪泽湖边地区为中共活动区，确定共同建立洪泽湖抗日根据地方针，由盛子瑾每月提供若干津贴费，允许中共发展地方武装并设立联络机构，建立设计委员会作为共同执行的权力机关，成立“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7月下旬，办事处在洪泽湖边的半城成立，张爱萍、刘玉柱分任正副处长，随苏鲁豫支队司令部活动，以张大路为中心，在灵璧、泗县、宿东、萧铜等地开展工作。由此，中共在皖东北与盛子瑾部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金明等人分析，盛子瑾是有抗日意愿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因在皖东北力量薄弱，便欲借助中共武装为其发展势力。中共虽力争同盛子瑾进行长期合作，但不排除盛子瑾在力量壮大起来或“在国民党反动顽固派压迫和反共投降危险严重起来的影响下，同我分裂的可能”。因此，张爱萍和金明研究决定，“在坚持和盛合作的同时，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发展抗日武装”。盛子瑾向张爱萍提出以扩军竞赛的方式，互不限制，共同创造洪泽湖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曾提出与中共开展竞赛，周恩来对此表示：“愈有竞赛，愈能够使我们本身进步。”随后，金明制定出“二二一”策略，即盛子瑾发展一半，中共发展一半；在盛子瑾发展的一半中，中共再争取一半，从而确立优势。

　　1939年9月，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发展苏皖的指示，成立八路军苏皖纵队，由江华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苏皖边部队。10月，江华率队从鲁南越过陇海铁路南下，将活动在苏北地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编入苏皖纵队，并更名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作为主力部队进军皖东北。江华率部抵达灵璧后，同张爱萍取得联系，双方商议暂不进入洪泽湖以西盛子瑾防地。苏皖纵队和苏鲁豫支队胡田大队东渡运河，进入苏北淮阴、阜宁以北开展游击战。南进支队前往宿迁、沭阳、灌云、东海等地活动，张爱萍则率部活动在萧宿铜灵地区，计划东西夹击，建立洪泽湖根据地。

　　194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应在山东、华中地区极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和比较进步的势力，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此时皖东北的发展形势以及盛子瑾作为较为进步的统战力量代表，均符合上述指示要求。2月7日，中原局发出建立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必须独立自主地发展力量，对盛子瑾等人进行统战工作的目的，是为求得其暂不反对，并尽可能获得帮助，但绝不能对其依靠与妥协，亦绝不能帮助其扩大武力。

　　然而，张爱萍等部与盛子瑾在洪泽湖区域的扩军竞赛与密切合作，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警觉。1939年10月，原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病逝，所遗省政府主席职务由时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接充。李品仙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实行较为激进的对共政策，坚决进攻皖东与淮北地区的中共军队，欲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之间的联系。1940年2月上旬，盛子瑾也因与中共合作，而被安徽省政府以“骄横跋扈、措置乖张，搜缴民枪，勒派捐款，滥编土匪，把持税收，致令民不聊生，相率投敌”等罪由，调充国民党第21集团军总部少将参军，所兼各职由国民党第十四游击纵队司令马馨亭接充。随后，马馨亭率一个加强营进驻泗县大柏圩子，试图武力接管皖东北。

　　张爱萍与金明等人经研究认为：“如果马馨亭在皖东北站住脚，泗县一带的封建势力雄厚，定会迎马反盛，皖东北抗战局势必然发生严重混乱。”于是，中共决定“拥盛驱马”。张爱萍率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一团、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进支队一部及盛子瑾部，发起大柏圩子战斗，一举击溃马馨亭部。马馨亭武力接收失败后，李品仙又加派粟天一代理皖六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率兵驰援，并致电蒋介石请求江苏省政府就近协助“剿办”。

　　在中共“拥盛驱马”的同时，戴笠则劝说盛子瑾服从国民党中央命令，并为其在苏鲁皖抗日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处谋得苏皖游击支队司令一职，促其上任。鉴于这一形势，中共苏皖区党委制定出“争取盛留、准备盛走”的应对方案。盛子瑾最终未听中共劝阻，率嫡系部队渡过淮河，前往投靠李明扬部。1940年3月4日，盛子瑾部在盱眙半塔集附近被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部收编，盛氏夫妇被礼送出城。

　　盛子瑾出走皖东北后，中共与其统战合作关系宣告结束。3月24日，在中共苏皖军政委员会和区党委组织下，皖东北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在泗县青阳镇召开，成立皖东北抗日民主政权，仍沿用安徽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区名称，推举开明绅士、原盛子瑾秘书陈粹吾任代理专员，刘玉柱任秘书。同时，张爱萍部正式公开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番号，原盛子瑾所属三支队赵汇川部、特务支队徐崇富部被分别编为第十一、十二团，泗北农民支队等地方武装被编为独立一团。综上所述，中共在皖东北地区的经营活动较为成功，并使其在随后发展苏北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

　　从统战区到机动区

　　1939年11月初，刘少奇抵达新兴集，检查、指导豫皖苏边区工作。基于该地较好的发展态势，刘少奇认为“此间局面尚有大开展之可能”，并向中央提出：“在一二月后，主力部队及省委干部抽一部即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在苏北我们活动的可能性更大，更可放手。”19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的部署，并提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

　　1939年12月初，刘少奇抵达皖东定远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四、五两支队减员很大，人数均不充足。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据地的观念甚微弱”等情况，且国民党“在反攻津浦路口号下调集相当大的兵力，到皖东向我压迫，命令我们过江南”。在一系列新形势的影响下，刘少奇更加坚定了将江北新四军发展方向转至苏北的想法。12月19日，刘少奇再电中央，指出，新四军已丧失在皖东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时机，在未来敌情与全国大局不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在皖东只能求得有限度发展，而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则在江苏北部。同时，江华已率苏皖纵队抵达皖东北，张爱萍部亦在彼处，党组织在灵璧、泗县、宿县及洪泽湖边已建立起相当基础。因此，苏北是应集中最大力量发展的突击方向。刘少奇随即指出，依靠在皖东活动的第四、五支队向苏北发展具有相当困难，“以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枫、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为最好，并可与山东联系”。刘少奇还提出：“其余第九团、第十团、十四团、十五团来渡过淮河，在皖东北整理后即配合雪枫部向苏北大发展。”在上述一系列战略部署中，皖东北作为机动区的重要作用得到凸显。

　　1939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将淮北的苏皖地区作为新四军在华中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作为发展苏北的重要依托，刘少奇愈加重视皖东北形势。1940年1月4日，刘少奇向中央汇报了皖东北“敌、顽、我”各方力量分布情况。在敌伪方面，皖东北城市皆被日军占领，并沿所有铁道、公路、运河建立据点，但除徐州、宿县、蚌埠外，敌人多不过百人，少则仅十余人。日军不断向淮海北部进行分区“扫荡”，并成立伪组织。国民党方面，党部力量薄弱。桂系在皖东北无力量，盛子瑾部亦较弱，约有3000人，纪律坏、战斗力差。中共方面，苏皖党组织在皖东北、淮安、淮阴虽“钉下一些钉子，但有计划的工作刚开始，弱点甚多，毛病百出”。皖东北约有党员500人，以盛子瑾名义组织的中共武装有第三支队约1000人、游击大队170余人、自卫队200人。青、农、工、妇抗等群众组织均具雏形，基层政权已开始乡保长民选，并成立了统一指挥的权力机关与军纪检查委员会等机构。因此，皖东北虽是沦陷区，但日军仅控制了城镇与交通线，国民党力量则更弱。相比之下，中共在该地已初步开展工作，并与盛子瑾等地方势力建立统战关系，形势有利于新四军进一步深入发展。

　　1940年2月7日，中原局正式发出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28日，刘少奇指示张爱萍、江华、刘瑞龙：“争取整个苏皖地区（淮河、宝应、盐城以北，陇海路以南之苏皖地区）成为我党与进步势力管理之下的巩固的抗日反汉奸根据地，并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及统一的抗日军队、统一的民众团体，坚持抗战。”接着，刘少奇又指示张爱萍大胆打击苏皖地区一切汉奸、投降派、顽固派、反共派，坚决消灭各级政府常备队，坚决驱逐专员、县长、区长等政府人员，在斗争中扩大武装。同时，刘少奇也指出皖东北根据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打击顽固派与建立政权不够坚决，“你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作县长”，组织与扩大武装不够，尚未深入广泛地进行群众工作、改善群众生活，在统战中消极等待同盟者前进，未能领导同盟者，等等。

　　自李品仙到皖后，在各地加紧制造磨擦。首先对皖东新四军发起进攻，使国共斗争重心由华北转移至淮河流域。1940年3月6日，刘少奇等人认为“广西军与我四、五支队之冲突，将不可避免”，向中共中央报告李品仙决心以武力解决新四军的态势。李品仙除已调两师前往皖东、皖北外，还急电鄂北再调一军至安徽。刘少奇提出，为与第四、五支队作战略配合，彭雪枫的第六支队应准备在适当时机向皖北发展。9日，鉴于皖东磨擦日益紧张，刘少奇又建议由八路军从华北派出三个以上主力团前往华中作战。

　　3月14日，中共中央复电刘少奇：“八路军现尚不能立刻派部队到华中，但在准备中。”随后，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结合时局变化，就派兵南下华中、深入苏北的军事部署反复商议：“皖东、淮北一带民众抗日反顽固派的情绪很高。李品仙之进攻部队，不论是桂军及地方武装均不能巩固。但新四军亦是新创，故须八路加以帮助，才能彻底战胜进攻部队，巩固这个极端重大的抗日战略地区。”为此，中央决定八路军迅速南下增援新四军，要求皖东、淮北务须独立坚持三个月，待援军到达后再大举反攻，并将南下任务分为三期：“第一期，须有一个主力团，以急行军于一个月内外到达皖东。第二期，为三四四旅，须于两个月内到达淮河附近。第三期，须有相当大的兵力（不少于一万五千人）于三个月内外，到达苏北扬州附近。”

　　4月15日，毛泽东按照上述部署电告刘少奇，第115师苏鲁豫支队约1.2万人，将从鲁苏边出动向苏北前进，约三星期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左权与黄克诚率115师344旅共1.2万人也已从太行山出动，即将到达冀鲁边界，随时可调至陇海路南与彭雪枫配合作战。

　　1940年4月17日，刘少奇为了解苏北敌后情况，计划亲赴皖东北调查，写信告知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关于苏北的情形，我至今还不很清楚，请你们找详知苏北情形的同志，最好是亲身到过苏北的同志及本地人到你处等我，以备询问。”4月28日，刘少奇北渡淮河，到达泗县罗岗村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部。5月1日，驻泗县日伪军纠集2000余兵力对皖东北中心区展开“扫荡”。与此同时，韩德勤亦趁机对张爱萍、江华部发起猛攻。5月4日，毛泽东等电告刘少奇，彭德怀已令苏鲁豫支队三个团即日南下，又令344旅三个团克服困难，迅速通过陇海路。

　　5月5日，刘少奇在泗县等候八路军部队南下时，考察了皖东北根据地初建情况，向中央汇报指出，张爱萍部现共有7200人，除彭雪枫第一团外，其余编为第四总队第十一、十二团，枪支齐全。部队由盛子瑾部改编而来，情绪尚活跃。干部绝大部分是新的、求进步，但无部队工作和作战经验。皖东北专员、县长、区乡长虽已经过改造，但工作能力甚弱，在群众中尚无基础，粮食、经费也极为困难。日军的“扫荡”导致津浦路成为不能通过的封锁线，与彭雪枫处交通断绝。韩德勤部亦企图占领皖东北，借以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络。

　　同日，中共中央电告刘少奇，黄克诚已率344旅进至濮阳，苏鲁豫支队尚在徐州附近，“大概要待你与克诚会合后，才能指挥该支队出动”，但此时韩德勤与日军正猛烈进攻皖东北的张爱萍、江华部。因此，刘少奇要求中央速派苏鲁豫支队一团兵力，星夜赶到泗县增援。5月10日，中共中央电令苏鲁豫支队分路南下，一路速向泗县前进，夹击韩德勤部。13日，国民党江苏省第七区专员王光夏率3000兵力进占朱湖等地。5月下旬，韩德勤又调集11个团的兵力再次进犯皖东北。

　　此时，皖东北根据地正面临日军与韩德勤部严重威胁，八路军第344旅与苏鲁豫支队蓄势南下，但刘少奇向中央提出：“我意三四四旅及彭朱支队迅速来到皖东北，在援助叶飞口号下一鼓而击破韩之主力，则可基本上解决苏北问题。”因此，刘少奇向中央请求急调八路军开进苏皖边的最终战略意图是为挺进苏北，部队在这一过程中可借援助叶飞名义肃清韩德勤部，并在这一机动区加以整顿后继续东进。1940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同意刘少奇“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的意见，要求淮北与皖东由彭雪枫、张云逸部独立坚持，无论日军或国民党军队进攻，均用游击战与之周旋。

　　经过一系列反“扫荡”与反磨擦战斗后，张爱萍部减员严重。6月6日，刘少奇向中央汇报指出：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第十二团已编入苏鲁豫支队胡田大队，第十一团、独立第一团、游击支队第一团在泗县仅剩3000余人；江华被调回山东，所率一、二两团共约3000余人，全部编入钟辉的南进支队，在泗县北部、宿迁南部活动，属苏皖纵队建制；胡田大队1300人在泗县、灵璧南部一带活动；泗县以西全部成为伪区，日伪军活动猖獗，正继续向泗县发展。再结合此时皖东、豫皖苏、苏北等地情况，刘少奇进一步明确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战略方针，先集中主力打击韩德勤部，在大体解决苏北任务后，再向西解决皖东与皖东北问题。

　　1940年6月14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说，在日军持续“扫荡”的同时，韩德勤又向西进攻，导致皖东北再度成为游击区。此外，皖东北经济的欠发达，也是中共在这一地区难以建立稳固根据地的重要原因。24日，刘少奇在向中央汇报时就谈到，皖东北因夏麦收成欠丰，造成财政破产、流通券停用，部队生活困难；张爱萍部不能解决夏衣问题，必须由新四军第五支队帮助；皖东北群众情绪低迷，胡田大队与钟辉的南进支队亦感困难；该地区各部军队还无人统一指挥。因此，刘少奇认为只有东进苏北，“否则受困，无饭吃，无钱用”。

　　7月5日，刘少奇致电尚在豫东的彭雪枫与黄克诚，指出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已大部南移，将与管文蔚、叶飞部决战，趁其北面空虚时，正是向苏北挺进的有利时机，第344旅与苏鲁豫支队主力应迅速东进配合开辟苏北的工作。此外，已在皖东北的苏鲁豫支队胡田大队与陇海南进支队，也应立即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东进，仅留张爱萍部在原地坚持。1940年7月18日，刘少奇再次催促黄克诚率部开到皖东北，以便随时增援苏北，而在苏北问题基本解决后，也仍应在作为机动区的皖东北保留相当大兵力，随时增援皖北或皖东。

　　7月27日，黄克诚率八路军新二旅、第687团由涡河以北地区出发，向津浦路东挺进。抵达皖东北后，黄克诚奉中共中央命令将该区域内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张爱萍部被编入第三支队，并暂时离开皖东北向东开进。至此，皖东北肩负的军事机动区的任务暂告一段落。

　　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殊途同归

　　1938年底，以泗县为中心的安徽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区沦陷，国民党军队的撤出使皖东北孤悬敌后。皖东北地处苏鲁皖三省交界地带，紧邻陇海铁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沟通八路军与新四军联系上具有重要区位价值。由山东南下的八路军和由豫皖苏根据地向东挺进的新四军游击支队都十分重视这一战略区域，先后进入皖东北。双方在此合作从事统战活动，建立抗日根据地，更使皖东北在之后刘少奇向苏北发展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军事机动区的关键作用。然而，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对皖东北的探索与发展过程中，因分属不同的军事序列与指挥系统，双方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现象。陇海铁路横亘南北，虽然通常被作为划分八路军与新四军活动范围的天然分界，但实际情况往往难囿于此。在中共军队经营皖东北的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与中原局围绕活动在此的部队隶属与指挥关系等问题，也在不断进行整理与调适。

　　1938年12月底，第115师343旅685团抵达苏鲁边微山湖以西地区，改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193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为划清北方局与中原局管辖范围，避免纠纷，决定以陇海铁路为界，以南的部队及地方党在指挥及建制上一概拨归中原局管理。115师在路南发展的地方武装概交中原局，主力部队则仍归师部。1939年3月19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苏北应责成鲁南派部队发展。4月13日，八路军总部向中央提议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由徐向前、朱瑞分任司令员与政委，统一指挥张经武、黎玉、陈光、罗荣桓、萧华及彭雪枫各部。此时，彭雪枫率部已由豫东、皖北进至萧县，朱德等遂提出将该部划归八路军第一纵队管辖。而半个月前，叶挺、项英也曾致电毛泽东、刘少奇，询问彭雪枫部活动位置与情形，并表示“如果能与我们发生关系最好”。

　　1939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新黄河以北暂划为北方局管辖；扩大山东分局为苏鲁皖分局，以郭洪涛任书记，朱瑞、徐向前、罗荣桓、陈光、黎玉、张经武、彭雪枫为委员；组织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萧华区（冀鲁边）各正规部队及各游击部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委。彭雪枫部在徐向前、朱瑞到达鲁西后归其指挥，但须与中原局联络。

　　6月14日，根据项英关于江北指挥部业已成立、彭雪枫部应与指挥部联系以便实现直接指挥的意见，又结合彭雪枫部“在地区行政系统、统战系统等均与中原局关系甚密，交通亦较便利”等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彭雪枫部改由叶挺、张云逸指挥，该部活动地区也属中原局管辖。至此，中共中央在北方局与中原局之间围绕彭雪枫部隶属关系反复调整。但自从以张爱萍为代表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力量进入路东后，北方局与中原局开始反复尝试解决的则是皖东北地区部队与地方党组织的指挥不统一问题。

　　张爱萍抵达皖东北前，在该区域内活动的仅有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与陇海南进支队以及山东分局领导下的地方党组织。1939年夏，张爱萍等人的东进，代表新四军游击支队力量开始进入皖东北，并曾商议成立中共皖东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该地的中共军队和党组织。这一计划上报后，中央曾有电报予以批准，但后来并未开展实际工作。早在同年2月，杨纯自山东到达皖东北后，也曾组建中共皖东北特委。8月，张爱萍、吴法宪在邳南张大路，与苏皖边区党委书记金明举行会议。张爱萍原本欲在皖东北建立区党委，后因苏皖区党委既已成立，便表示不必再建。但张爱萍提出，邳睢铜地区受日军限制，活动范围太小，区党委应迅速进入皖东北打开局面，同时决定留苏鲁豫支队胡田大队在皖东北活动。中共苏皖边区党委随后听从张爱萍建议，从邳睢铜移至泗县张塘，工作重心也移至皖东北，同时撤销皖东北工作委员会与皖东北特委，统一使用“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名义对外活动。实际上，办事处与区党委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张爱萍和刘玉柱因工作需要，很少在张塘活动，实际工作由金明以办事处政治部主任身份主持。

　　1939年9月10日，山东分局电告彭雪枫与金明，已将陇海路南之皖北、苏北地区划归中原局领导。21日，八路军总部又告知彭雪枫，徐州至开封陇海路东段、徐州至蚌埠津浦路以西的八路军各部队，均由彭雪枫统一负责整训。随后，彭雪枫向八路军总部建议，将原在永城、夏邑、亳县地区的苏鲁豫支队调往路东，配合张爱萍发展皖东北，以便新四军游击支队能够放手在路西发展。

　　12月中旬，张爱萍由皖东北返回津浦路西新兴集，向彭雪枫等汇报了皖东北地区发展情况。游击支队党政军委员会遂决定成立游击支队第四总队，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委，并派张太生率第一团及党政干部百余人一起赴路东开展工作。至此，中共方面活动在皖东北的部队计有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胡田大队、独立大队孙象涵部，山东分局派出的陇海南进支队钟辉部，新四军游击支队一团张太生部，以及以盛子瑾名义发展的地方武装，赵汇川三支队与徐崇福的特务支队，等等。其中，仅张爱萍所率挺进皖东北的张太生一团来自新四军游击支队力量。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与陇海南进支队须配合张爱萍在皖东北开展工作，由此便出现了在中原局管辖范围内，主要依靠山东八路军力量开辟皖东北根据地的不协调隶属关系。此后，随着刘少奇依托皖东北向苏北发展计划的提出，理顺与统一皖东北地区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与地方党组织领导关系便迫在眉睫。

　　1939年11月，刘少奇认为彭雪枫部已开始走向正规化，各项制度与组织均已建立，并为日后向苏北发展作准备，建议中共中央“在淮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党所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统一归彭雪枫指挥”。12月26日，中原局又向中共中央提出，皖东北与苏北地区过去因无党组织，各方派人前去开展工作是必要的，但也造成该地党与军事工作指挥不统一的情况，“这种现象在今天必须迅速停止”。该地区已经中央划归中原局管理，且指定为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故在该地活动的八路军及一切党领导的部队如江华的苏皖纵队等，须统一归彭雪枫指挥。

　　而针对皖东北地区部队与党组织领导问题，中原局提议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由张爱萍任书记，金明、江华等共同参加。同时，将津浦路以东的新四军部队与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四总队，以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委。以后，该地区党所组织的武装一律采用新四军番号。这一调整就是以张爱萍为皖东北最高军政领导，统一指挥各八路军、新四军及地方武装，并将南下活动在苏皖边的八路军部队划入新四军序列。

　　对此，中共中央表示同意：“由华北过陇海路以南的部队及陇海以南之地方党似宜由中原局指挥，以免不统一之弊。”但是，徐向前与朱瑞就此向八路军总部提出不同意见，八路军总部将二人意见上报中央军委：“鲁苏皖区在目前仍属一个战区，该区军队行动、地方工作等，应有统一领导。因此，一一五师仍隶属第一纵队指挥为宜；唯该师在陇海铁路以南之部队不宜划归新四军指挥，仍归陈光、罗荣桓直接指挥为妥。”基于上述情况，1940年2月，中原局在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强调，一切党员及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必须团结一致，在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下共同奋斗，必须肃清一切划分彼此及不团结的现象。为统一部队和党的领导，须立即召集八路军、新四军及地方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苏皖军政委员会人选，组织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指挥机关，八路军部队番号可暂时不必变更。

　　1940年3月28日，刘少奇催促张爱萍在皖东北建立党、政、军、群的统一领导机关，除已有的苏皖边区党委外，再建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刘瑞龙任书记，江华、张爱萍、金明、田文杨等为委员。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番号，刘少奇重申暂无变更必要。未来成立地方部队时，使用八路军或新四军名义均可，各地方部队在编入正规军时，则由军区司令部及军政委员会统一筹划解决。刘少奇最后强调：“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党的武装，都需要扩大，不应该分彼此，不应该为这些问题来争论，应该好好地团结。”

　　对于八路军与新四军在皖东北领导不统一的问题，张爱萍曾谈及：“当时来到这里的，都是各搞各的，扩大自己的力量，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刘少奇主张成立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他要我当书记，我建议还是其他的同志来当，后来决定刘瑞龙过来。他一天到晚就是奔走部队和党的这些关系。”的确，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指导关系仍未实现统一。

　　1940年6月5日，中共中央再次对北方局与中原局管辖范围进行划分：“陇海铁路以北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仍归还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陇海路以南则归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刘少奇在随后向中央的汇报中谈到，皖东北的江华、张爱萍两部及胡田大队建编指挥均不统一，各自作战，建议令黄克诚速往苏皖地区出任军区司令统一指挥。12日，刘少奇由皖东北返回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半塔集，但也未能最终解决该地区部队的指挥与合编问题，“目前各部队仍维持现状，由我给以原则指挥，须待黄克诚到苏北后，才能统一指挥并改编部队”。22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提出华中部队的统一指挥问题亟须解决：“（一）将雪枫部改为八路军，对内无问题，但对外及国民党与豫皖友军、民众尚有若干问题（在津浦路东张爱萍部改八路，对外则已无问题）。（二）津浦路东苏北问题如何解决？仅彭朱支队只两个团来此，力量还不够，必须克诚加派部队援助。如果克诚不到津浦路东，路东部队归谁统一指挥，军区司令以谁为适当，目前此间是找不出人去，我意仍以黄克诚同志去为好。”由此可见，刘少奇坚持让黄克诚南下皖东北，既是为了增强挺进苏北的军事力量，也有以此实现统一指挥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考虑。

　　1940年8月10日，黄克诚抵达半塔集，与刘少奇会商苏皖边各部队统一问题。16日，中原局决定所有涡河以北、津浦路以东的中共部队实现统一编制与指挥，归属中原局领导。上述区域内各部队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以黄克诚为纵队司令兼政委，并成立军政委员会，以黄克诚为书记，金明、刘瑞龙、彭明治、朱涤新、张爱萍、韦国清、韩振纪等为委员。21日，中共中央批准八路军第五纵队的组成与干部配备方案：由苏鲁豫支队组成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彭明治、朱涤新任支队长与政委；由新二旅和第687团组成第二支队，田守尧、吴信泉任支队长与政委；由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与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组成第三支队，支队长张爱萍、政委韦国清。最终，在黄克诚的统一领导下，皖东北地区中共各部队向苏北挺进。

　　新四军与八路军部队在皖东北指挥关系不统一情况的发生，实际上有着更深的历史渊源。彭雪枫部挺进豫东后，在联系上与八路军方面更为密切，隶属关系又在北方局与中原局之间反复调整。1939年9月，国民党要求将彭雪枫与李先念部调至皖东时，中共中央便表示，彭雪枫、李先念支队是地方党创造的抗日队伍，尚未取得国民党正式承认，与新四军军部关系亦不密切，不应服从国民党调令。为此，彭雪枫还曾提议新四军游击支队改用八路军番号。而进入路东的张爱萍部，则继承了彭雪枫部在隶属关系上的惯例。因此，活动在皖东北的中共各部，由于各自番号与序列的区隔，分属北方局与中原局领导，未能形成统一指挥的局面。

　　此外，早在新四军建立之初，长江局曾有将南方各地游击队集合为一个军、统归八路军指挥的建议，从而形成一部整体力量以便领导与补给。这一建议是基于彼时新四军力量的考虑，但随着抗战形势的推进，新四军通过在华中的经略，力量逐渐得到壮大。皖东北则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联结、融汇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关键地带，并为双方关系的重新调适提供了重要契机。

　　结语

　　1938年春夏，徐州与开封相继沦陷，中共军队开始深入苏鲁豫皖四省敌后活动。随着中共山东分局“巩固大鲁南，向苏皖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与陇海南进支队相继南下苏皖边，开始对未知区域的探索。由此，皖东北也逐渐进入八路军视野。又因皖东北地处苏、鲁、皖三省交界区域，北连华北、南控江淮、西靠中原、东向苏北，横贯东西的陇海铁路与相连南北的津浦路交会其间，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该地成为国、共、日三方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管辖着皖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安徽省第六区行政专员盛子瑾向豫东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部的请援，亦使中原局注意到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广阔的敌后真空地带。在刘少奇的主导下，张爱萍与彭雪枫搁置分歧，率队挺进皖东北，沟通了鲁南八路军与江北新四军之间的联系。此后，张爱萍、金明等在泗县对盛子瑾部展开的统战工作，既使这一区域由沦陷区发展为统战区，亦为之后皖东北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武装力量与群众基础。

　　1940年2月，中共与盛子瑾在洪泽湖边进行的扩军竞赛以及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引起国民党桂系当局警惕。而张爱萍等在皖东北领导的“拥盛驱马”运动，也正发生在国共皖东磨擦的大背景之下。此时，皖东新四军在李品仙部的围攻下，已错失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时机，无法为刘少奇转向苏北的发展战略提供支持。然而，皖东北根据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刘少奇看到依托该地，通过八路军南下支援、挺进苏北的可能性。于是，刘少奇放弃由皖东新四军向东解决苏北的方案，重新制定出由黄克诚率部先南下皖东北、继而南下苏北的策略。在这一过程中，皖东北扮演着疏通南北通道的角色。同时，由于皖东北地区灵活的机动性，即使完成开辟苏北的任务后，中共仍可在该地布置大量兵力随时增援皖北或皖东。

　　皖东北虽在沟通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亦因同时接纳了南下的八路军与东进的新四军共同发展，使该地始终存在军队与党组织领导不统一的问题。无论是中共对皖东北初探时期，还是之后向苏北的挺进，由八路军调兵进入该地均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与可操作性。但皖东北又处于“发展华中”的重要战略布局中，属中原局领导。中共中央就这一问题，虽多次在北方局与中原局之间反复协调，但张爱萍等人始终难以统一领导活动在皖东北的苏鲁豫支队与陇海南进支队等八路军部队。

　　黄克诚率部越过津浦路东进，成为解决双方领导关系的重要契机，皖东北地区的中共队伍最终被统一在八路军第五纵队之下。1940年9月，黄克诚部东进淮海地区，皖东北仅留一个主力团与2000人的地方武装应对日伪军进犯。待到1941年2月，在遵循“先苏北、后淮北”的战略方针下，张爱萍率部由淮海区西返，经过40余天连续作战，恢复了皖东北基本区。及至5月，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完全恢复。最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与部署下，活动在皖东北的八路军与新四军部队实现了团结统一，共同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