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醉翁亭说起

安徽扇子

      醉翁亭在滁州琅琊山麓，岳阳楼处于岳阳洞庭湖畔，分别坐落于长江两岸，东西相距千里之遥。《醉翁亭记》出自欧阳修，《岳阳楼记》出自范仲淹。二记精短，合起来也就770个字。异地而同时，二记俱形成于庆历六年（1046）。

  《岳阳楼记》波澜雄浑，展现出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的云水襟怀及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醉翁亭记》纡徐有致、流动潇洒，深深地隐伏着欧阳修强烈的政治忧患和人生感喟。近千年过去了，细读欧阳修，我们似乎也只能取“高山仰止”的份儿。

  欧阳修一杆笔纵横开阖，文备众体，诗、词、文、赋之外，其《六一诗话》则开创了文艺评论的新体裁，并在史学、经学、金石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唐宋八大家里，宋代占六位。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宋史·欧阳修传》）。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文学家都得到过欧阳修的推举、延誉，这里点名的五位大家，正是由欧阳修率领着步入中国文学史的。

  史学家宋祁，比欧阳修年长九岁，与欧阳修一起编修了为后世称许而进入二十四史的《新唐书》。定稿之后，朝廷派御史告诉欧阳修：按照历朝修史的惯例，撰写人只能署最高官职者的名字，“公（指欧阳修）官高当书”。欧阳修回答：“宋公于列传功多，吾岂可掩其名乎！”于是，纪、志书修，列传书祁。宋祁知道后佩服地说：“从古以来，文人相轻。像欧阳公这样高风亮节者，前所未闻也！”

  至和二年（1055），欧阳修担任贺契丹登宝位国信使时，契丹使其国地位最高的四大贵臣在宴会上一齐作陪，史料记载“此非常例，以卿名重”，于此也可见欧阳修声望之高。后来的人们总是认为，欧阳修其所以位高望重，声誉远播，根本原因是“翰墨致身”—是由于他的文章写得好的缘故。然而，宋史记载学者求见欧阳修之际，彼此交流，“未尝及文章，唯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也就是说，欧阳修认为军国大事才可以惠及万物，于国于民有所裨益，而会写文章以抒发襟怀，仅能滋养的是个人的精神气质。后世所推重的诗文名篇，包括《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秋声赋》，以及《醉翁亭记》之类的文字，在欧阳修的心目中，只是为官从政的副产品罢了。

  说起欧阳修的从政生涯，则不能不提及比他年长18岁的范仲淹。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等人同为谏官，开始了有名的“庆历新政”。庆历四年，欧阳修写下了政论文中的精品《朋党论》，论据充分，论证剀切，从理论上彻底掀翻了一个涉及朋党之争的历史大案。因为切中时弊，从根本上触犯了暮气横生的腐朽政治集团，改革失败后，范仲淹、欧阳修他们被诬为“朋党”，同时被贬。实践证明，文章无论怎样的缜密到位，说到底也还是纸上谈兵的翰墨功夫，范仲淹、欧阳修他们之横遭贬黜，却是不争的现实。峰回路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文章憎命达”，也正是在被贬黜的境遇里，又同时出现了散文史上的两朵奇葩：《醉翁亭记》与《岳阳楼记》。

  二记并读，从中可感知两位作者襟抱相投，气质相类。宋史评价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将这31个字移用在范仲淹身上，也真的是天衣无缝。从共通的襟度气质上，也不难揣度出他两人何以能写出那等大气磊落、互为对应的文章。

  醉翁亭里，“苍颜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这正是欧阳修的自我画像。他不到40岁，须发尽白，自诩为“翁”，连皇帝看见，都觉得可怜。我觉得，欧阳修并非是读书人那样为穷经而皓首，他这纯粹是严酷无情的政治斗争堆在头上的永冻难消的霜雪。“醉翁”二字，作为欧阳修的自画像，是最成功的一幅，也是最让人心酸的一幅。后世的人们向往滁州，许多是奔着欧阳修而来的，正如人们之向往岳阳，仰慕的是范仲淹的风骨与文采。

  欧阳修的文章“超然独骛，众莫能及”。真正理解欧阳修为文之道的，应推当代作家孙犁。孙犁认为：“道德文章的统一，为人与为文的风格统一，才能成为一代文章的模范。”也正因为如此，欧阳修的文章才“见重于当时，推仰于后世”。

  孙犁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而能深至地认知千年前的欧阳修呢？我忽然想到了1982年的12月4日。那一天，当百花文艺出版社为孙犁老人赠送新出版的《孙犁文集》时，孙犁看到一位女编辑送书到家的情景，心中万般感喟：“她怀中抱的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大道低回，古今同理。文学殿堂里真正的散文精品，作者的文字与他的骨灰是化为一体的。（信息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