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萧子升回忆录》

文如玉

第十一章：妙高峰上彻夜长谈

第一师范学生的作息时间非常刻板，从早到晚的活动安排得极为严格：进课堂，入阅览室，到饭厅以及寝室等等，都必须随着号角的鸣叫准时进行，号角就像军营中的军号。当号角声一响，一千多名学生在十名维护秩序的人员指挥下，像一千多只鸭子似的迅速集合起来。我和毛泽东强烈反对这种做法，我们以为这种强制纪律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我们常常不按号角行动。有一时期，训导人员对我们大加斥责，但最后校长表示让步，因为我们是好学生，行为纪律也不错，我们的违令也就不了了之。

我们全然不理号角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愿意我们的谈论被突然打断。我们以为这些谈话非常重要，也很有意义，不应该中途而止。

正像我在上文中提到的，我们晚饭后总是沿着河岸散步，进行着长长的对话。夏天时，当其他同学都到大阅览室和自修室时，我俩常出去，到妙高峰的那块草地上去。妙高峰是座二、三百米高的小山，就在学校背后，从学校内体育场走去，只需几分钟就可到达那里。站在山顶上，我们可以俯瞰学校高耸的建筑物，也可以横看岳麓山的山峰。我们时常夜里登上山峰。坐在星月之下，一面高谈阔论，一面远眺校外长沙城中的万穴灯火。

我记得有一次的情景十分难忘。像往常一样，吃完晚饭，我们登上妙高峰，找块舒服的草地坐下来，我们沉浸在交谈中，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听到号角声。“他们一定是到休息室去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后来，号角声又响了，“现在他们一定是回寝室去了。”半小时以后，传来了最后的一次号角:“现在他们马上就要熄灯了!”而我们仍坐在那里继续谈着。顷刻，整个学校被笼罩在夜幕中，我俩清楚，我们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就寝的学生。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擅自离开已被察觉。但当时我们都得意忘形地沉浸在交谈中，根本没有考虑熄灯后仍在校外的后果。

这期间正是袁世凯任大总统之时，我们照例谈论报纸上阅读到的种种事件，并试图预测中国的未来。那天夜晚的谈话我记得十分清楚。“想想袁世凯将会对中国的未来有怎样的影响!”我大声说。“他不过是名罪犯。那些带兵的头头也不过是他的傀儡!”

毛泽东指出:“康有为有些很好的想法，但他已是过时的人；至于孙中山，他可是真正的革命领导人，但他没有半点军权。”

“需要新势力改造中国!”我说。

“当然，是需要新生力量。”毛表示同意。

“想要改造中国，每个公民都需要自身建设，都需要磨炼自己。”我说。

“应该召集众多人士，规划出一个共同信奉的坚定理想。”毛说。

“光我们俩人是不够的，”我回答说，“一定要有很多人，很多和我们想法一致的人。我们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我们的同志。”

“先看看我们的同学吧。大约有一千多名同学，我们看看能有多少人响应我们。”

“我们一定要选择最优秀、最精干的。”我指出：“只有他们才有崇高理想。”

“我们知道那些是精干的人，他们都很容易被看出，”毛泽东说：“他们的行为我们都很熟悉。但要清楚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可不容易呀。”

“你我二人可以用普通方式和他们讨论些问题，选出那些最优秀的。然后，我们再进行个别谈话。”我提议说：“例如，高级师范的蔡和森就是一位。我们都清楚，他有着和我们共同的想法。再有，熊光楚、陈昌和陈绍休等三人，我相信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一批同志。 在低年级中，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你可以进行挑选。”

毛泽东表示同意，他说:“是的，我脑中已有一两个人选了，我会找他们谈的。”

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计划。我接着说，“从校内千名学生中，开始我们只选出十个人。我们的选择余地很大，但这种挑选工作必须十分谨慎。如果千人中选不出十名，那就太糟糕了。我们可以以这十人为核心组织一个社团。一旦社团组织好，我们可以开始吸收更多的会员。”

毛建议说，“社团一定要有个好名字。同样还要有规章制度！你何不动手拟定一些规章呢?”

“既然这个社团以研究为宗旨，我们就把它称作‘新民学会’。

夜更深了，我们仍在交谈着。“我以为这个团体的宗旨应该有三条。”我指出：“第一，在会员中鼓励良好的道德行；第二，交换知识；第三，建立紧密的友谊。”

“我以为你应该拟制一份详细的草稿，然后我们再重新加以研究。”毛建议说。

于是我们详细地讨论了如何吸收新会员的问题，最后我们决定，如果我们校内没有合适的人选，我们便应该到外面去找。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因此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各种可行的方法。

最后，我们决定把宗旨的摘要写下来，阐明我们的救国的理想和建立社团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一摘要一定要写得简明清楚，然后分寄其它学校的学生会，让他们加以考虑。凡同意我们原则和宗旨的，就写信给我们，然后我们前去拜访，详加讨论后，再决定是否吸收入会。

毛动手起草一封信，准备复印后寄到长沙城内的各所学校。那封信很简短，大意是:“今日我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局无一人可信赖，吾人拟寻求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组织团体。团体之主要宗旨是自策自励及改造国家。凡对此有兴趣之同学，皆请惠赐大函，俾能约期当面聚谈，以再作进一步之计划。”

这是一封相当大胆的公开信，我们担心别人会嘲笑我们。考虑到署上真名不太明智，于是我们选了个代名，“二十八画生”，以代表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毛澤東)三个字的笔画共有二十八笔。这或许是一种先兆，因为它不仅后来被广泛地用作中国共产党的代名词，而且共产党的“共”字。恰巧也像“廿八”的样子。

在毛起草这封信的同时，我则在拟订新民学会的规章(作者把时间搞错了。毛写那封信是1915年的事，作者草拟新民学会的规章则是1917年冬至1918年初》。分别完成后，我们又交换审阅，做了一些修改和建议。此时，已是黎明时分，我们突然听到山脚下的号角声。新的一天开始了，号角声是起床的命令。于是我们走下山岗，返回学校。我们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行动计划，花了整整一夜。

文如玉

第十二章：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由毛泽东和我于一九一四年筹备组织起来。最初，它不过是由精选的道德良好、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学生组织起来的团体，它的宗旨简单说来就是: 每个会员自策自励、增强道德和精神修养、提高文化水平，肩负起改造中国的使命。学会没有表示任何政治主张，也不隶属任何党派。然而，后来毛泽东和学会的一些成员发展了政治雄心，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理论。现在北京的许多高级领导人，都是昔日新民学会的成员;而另外一些有学术兴趣的、富于理想主义的会员，则依然是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们的学会可以称作中国共产党的胚胎，当共产主义理论开始唤起广泛兴趣时，其运动的骨干就已在我们学会中间。我之所以把学会称作中国共产党的胚胎，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最合适的称呼；虽然一些年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名词，新民学会仍是主要的核心。

我清晰记得我完成拟定学会规章的那个春日。拟定出的规章有七条，都非常简明。毛泽东读完后，未作任何评论。然后我们又把我们决定是第一批会员的每个人的优点重新核实了一番。我们一致以为他们都是合格的。他们共有十人，再加上我们俩人，学会共有十二名首批成员。凭着我们年轻人的那股热情，我们自称是十二个“圣人”，肩负时代的使命!我们也以为彼此之间是兄弟，有着共同的抱负与理想，有着相互间的尊重与友爱。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第一师范的一个教室里(实际上是在蔡和森的家里)，我们十二个人聚在一起，十分庄严地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我把印好的新民学会规章分发给每个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疑问和评论。但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提出。于是每个人又交了一点会费，我被当选为第一任秘书。我们决定不设会长一职，会议就结束了。新民学会就这样宣告诞生了。尽管没有什么演说，但我们十二人之间已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我们献身运动的雄心和热情有了新的动力。我们都意识到，从现在起，我们的肩上担负了新的责任。

毛泽东在会上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都清楚我们的目的和会员应该做的事情，主张每个成员都应以切合实际的作风行事，而不应空谈高论。学会中只有一个喜欢为讲话而讲话者，那便是陈昌，此人以发表冗长演说闻名。我们这位同学来自浏阳，与我偶然相识，于是成为好友，可即使是他，也没有在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陈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者之一，1930年2月在长沙就义。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大约每月举行一-次会议。 尽管不是什么秘密聚会，我们仍尽量少为人注意，因为会员人数受到严格控制，所以很难避免一些学生有嫉妒和被忽视的感觉-----因为自已没有被邀请参加。其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发展我们所希望的那种类型的新会员。一个新的名字提出后，须大家投票表示意见，一旦有一个会员表示反对，这个人就会被拒之门外。因此要想被学会吸收进来，就得赢得学会百分之百的赞成。

杨怀中先生，知道新民学会已成立和我们挑选人员的严格方式，一次告诉我，他从熊光楚和陈昌那里听说，长沙有三名女学生陶斯咏、任培道和向警予，似乎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而且也都是优秀生。后来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她们的名字，她们被一致通过了。

陶斯咏，湘潭县人，是我一生认识的人中最温良、最文秀的人。她在一九一九年加入新民学会，几年之后，她和毛泽东以及其他一些人合资在长沙合开了一家书店，取名“文化书社。”当时他们友谊很深，但因为各自持不同的政治观点，最后她还是离开了毛泽东，在上海办了一所学校:“立达书院。”大约在三十年代初期于上海去世。她是新民学会第一批女会员之一，也是首批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会员之一。

向警予是另一位动人而聪颖的姑娘。她的文笔和书法都很出色，同时还具有天赋的讲话本领。她天生丽质，无须人工修饰。她对朋友热情友好，有如兄弟姐妹。一九二零年，在“勤工俭学”的计划资助下，去了法国，在那里与蔡和森陷入情网。她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接受共产主义的女会员。上文已经说过，她在汉口法租界被逮捕，尽管我向法租界当局请求以拯救她的生命，她仍是被国民党军队枪杀了。我为悲剧性的结局深感悲痛。

第三位姑娘任培道，也是个非同寻常的优秀人物，她是湘阴县人。这三位姑娘宛如亲姐妹。任小姐和陶小姐一样，也拒绝了共产主义。从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姐去了美国，在一家大学里继续深造。回国以后，她在许多学校担任教师和校长。现在她是台北立法院的立法委员，还在那里当教授。这三位小姐加入新民学会后，我提议蔡畅小姐，即蔡和森的妹妹也应被邀请加入会中。其他会员，包括蔡和森，认为她太年青，才十五、六岁，刚进人中学。几年后，她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成为一名会员。现在她是中共妇女组织的领袖之一。我们都很欣赏她那坚定的性格和诚实的品质。由于我们都很敬重和爱戴她的母亲和哥哥，所以我都称她为“小妹”。事实上，我们也的确把她当作自己的小妹妹看待。

尽管我丢失了我最早相册中的一千多张照片，我还是有一部分照片，其中就有一张有蔡畅和向警予在内的集体合影。

1920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新民学会的会员已经有一百多人。一九一九至一九二零年间，蔡和森和我在法国吸收了约三十人左右，而毛泽东在长沙吸收百名之多的新会员(从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第2号可知，当时长沙有会员50多名。据萧三说，会员共有七八十人，作者所说欠妥)。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当时的做法非常公开，也很积极，和他观点相同的人，都有可能被吸收。他着手出版一种报纸形式的学会通讯。我的许多信都选登在上面，包括一封我表明我不认为俄国共产主义是改造中国的正确手段的信。直到那时，新民学会仍是一个其所有成员可以充分自由发表其政治见解的组织。

一九二零年，分裂的现象开始出现了。一些热衷于共产主义的会员，由毛泽东领导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我恐怕是唯一知晓发生了什么事的非共产主义者，因为毛泽东告诉了我他的新组织，并希望我能加入其中。同时，毛泽东很自信即使我不赞同他们，也不会出卖他们的。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显示了我们俩人之间的分歧。何叔衡，因有一脸又浓又黑的胡子被我们称为“何胡子”，比毛泽东和我约大十岁。他是我们俩的好朋友，但似乎跟我更亲密些，因为我们同在楚怡学校教过两年书。就在这天，他告诉我，“润之在会员面前批评你，说你是资产阶级，不赞成共产主义。”

我把何胡子说的告诉了毛泽东，他丝毫没有否认。我问他，“你为什么说我是资产阶级?如果我说过我不赞成共产主义，你也知道我反对的是俄国共产主义。你清楚，我非常赞成共产主义原理，而且我相信社会主义能够逐渐转化为共产主义。”

毛泽东当时没有说什么，何胡子却大笑起来:“萧胡子(这里“胡子”表示尊重和亲密)，你不在这儿时，润之让我走一条路;润之不在这儿时，你试图劝我走另一条路;你们俩都不在时，我不清楚该走哪条路;现在你们俩都在这儿，我仍不知该走哪条路！”这话引起一阵大笑，但他说的的确是真的。

何胡子虽然是以戏谑的口吻说出他自己的情形，但他已不自觉地成了新民学会所有成员的代言人，因为当时的确有一部分成员处在徬徨之中。然而，何胡子是唯一真诚坦率地说出两位领导人的分歧，以引起人们的公开注意，这种意见分歧最终造成以后的分裂。

文如玉

第十三章：暑假

暑假就要开始了。布告里贴出一则消息，各个班全部考完试后，学生将有两个半月的假期，学生应于三天之内离开学校。

每个人开始整理行李，笑容满面地准备回家度假。书本都从阅读室里搬了出来，并装进了行李箱里，一千多只这样的行李箱堆在大行李室里。两天里，一群群兴奋的学生走进走出行李室，好像那里是个大的海关处，每个人有说有笑，吵吵闹闹，课程全部结束了，每个人的心也放假了，“给你太太写信了吗?她知道你就要回家了吗?”“你的未婚妻会来接你吗?”整天都能听到这样的寒暄。

最后，所有的教室都空空如也了，只有我所在的教室是例外。所有我的书籍、毛笔和墨水都摊在桌上，书箱也满满当当的。毛泽东走了进来，跟我打招呼。当他看见我还没有动手整理东西，就坐下来，说道:“萧先生，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已决定不回家了，”我答道。

“你真就呆在学校里吗?上个月你这么说时，我以为你在开玩笑。”

“没有，”我接着说：“我已决定先在这儿呆一两个月， 然后再回家住上二十天。学校很安静，呆上两个月我能读许多书。”

“你这两个月的计划是什么?你计划学些什么?”毛泽东问道。

“我准备先自学一下下学期的代数，几何、英语和地理，兴许还要读些哲学方面的书籍。”

“我知道了。那校长允许你留在学校吗?”

“允许的。昨晚我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想呆在学校，他说那是违犯校规的，但他相信我的确是要认真读书的，因此也就同意了。他告诉我，门房和四个校工放假期间也留在学校，所以学校不光我一人。他说他会告诉他们睡的地方离我寝室近些以便照看我。一些厨子也会留下来的，这样他们可以给我做饭，当然，我得交伙食费，学校不会负担任何额外的开支。”

“听起来真不错，我也想和你一起留下来。你觉得怎样?”

毛泽东是我的最好的朋友，自然我很高兴，于是说道，“好，赶快去见校长。如果你愿意，我跟你一起去，兴许我能帮点忙。有个朋友陪伴在一起当然好，我希望你能留下。”

“但是告诉我，”毛泽东迟疑地说，“你为你的伙食费将付多少钱?”

“一月两块半。每餐一汤一菜。”

“一月两块半!也就是说两月五块!”毛泽东嚷道。“太贵了!”

“不，不贵，我以为很便宜!但不要为费用担心。如果你钱不够，我可以先借你。走吧，我们赶紧去见校长吧。”

我们去见校长，校长对毛泽东的请求毫无意见地准许了。当其他学生说我们要留下时，又有两人想和我们一起留下，他们让我跟他们去见校长。校长也同意了，这样暑假期间，我们留下了四人。尽管我和另两人很熟，毛泽东和他们却较生疏。我们以为他们很一般，还不够资格当选为新民学会的会员。

夏天，天气很热，下午简直无法读书。我们上午读书，吃完午饭后聊天，可有时天热得连话都懒得说。气温之高，我们静静坐着什么事都不干，仍大汗不止。

我们早晨做的事不尽相同。我会先学些英语和代数，而毛泽东对这根本不感兴趣，他不想寻求一种方法自学英语和代数。他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古典论文和历史上。其余时间，我常练习书法，而毛泽东字写得自成一体，也从不设法改变一下。

毛泽东暑假呆在学校的原因和我的很不相同。然而，他那唯一的一双鞋已十分破旧，鞋底都快磨透了，为了拿双新鞋，他晚些时候总得回家一趟。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穿家里做的鞋，在校穿双店里做的鞋是极为特殊的，那表明不必要的浪费和一种炫耀的心理，穿着往往被人瞧不起。一个和我与毛泽东一起留校的同学穿了一双很漂亮的店里做的鞋。对于我们，这双漂亮鞋可不及毛泽东穿破的那双鞋有价值。当我们这位同伴意识到我们对他的鞋子有看法时，没有再穿，毛泽东的那双破鞋倒赢得了真正的荣耀。

如此少的几个伴儿，彼此的性格就显而易见了。尽管没有人视察，我仍是每天尽量把自己的课桌、书本和寝室收拾整齐，我以为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这也是我一贯有的习惯。而毛泽东的书桌却总是堆了很多书报，我们的书室也是迥然不同；我的总是干净整洁，而他却常常挤不出时间来彻底收拾一下。一次我开玩笑地说：“大英雄如果不清理自己的房间，他怎能治理天下呢?”毛泽东却回答道，“一心想治理天下的大英雄没有时间考虑打扫房间!”

尽管我们的性格、背景和个人习惯均不同，并且毫不迟疑地互相批评，我们从未真正吵过嘴。事实上，我们很喜欢对方，而且互相尊敬。彼此批评之后，我们总是笑笑就了事了，我们常常开玩笑，因为那样可以放松一下。

这些观念和习惯的细小差别丝毫也不影响我们的严肃讨论。每天下午我们都进行一次长谈，通常没有固定的题目，而是当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当然更多的是讨论我们刚从报上读到的最新消息。

在师范学校，教育的宗旨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在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德、智、军、美。这是民国元年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所谓军育，显然是模仿了德国和日本，而毛泽东认为这一点是值得尊崇的。我不同意，我记得在一次讨论中， 我说：“蔡元培的宗旨虽然很有道理，但平常得很，只有一点，美育，比较创新!前些日子，他针对这一主题写了篇很好的论文，题为《以美学代宗教》。”

“但是”，毛泽东坚持道：“军育更为需要。如果国家软弱，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德行的完美在古代诗歌、古典作品和音乐中都被强调过。那就是同样的意思。”

“如果民族软弱，完美德行又有什么用?”毛泽东问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示德行。”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不同，但在我们欢快地热忱的青年时代，我们又怎能意识到我们这种不同的深度呢？

文如玉

第十四章：修业学校和楚怡学校

在长沙，两所声誉最高的学校是“修业”和“楚怡”，尽管另一所叫“明德”的学校也不错。

一九一五年我从第一师范毕业后，应邀去修业教书，我在那里只呆了一学期。一九一六年二月我又去了楚怡，在那里教了两年多。

我是当年唯一的被邀请去那种好学校教书的第一师范毕业生，我的同学们认为这是莫大的荣誉。毛泽东对此印象很深。好几次我从他的言谈中清楚地看出，虽然他固执地强调军事教育，但他对学问和智力的确深表敬意。我教书期间我们谈论的内容大致有三:即自修之道;中国的改革;学习和最近的新闻。

毛泽东对教师的生活很是好奇。我刚在修业就任后，有一天他询问我，“你教多少学生?”

我告诉他我任班主任的那一班共有五十八名学生。

“你怎能又照顾、又教五十八个学生呢?”他很想知道。

“所有班主任都得同时教课的。”我解释道：“现在我教好几门主课:国文、德育和历史。”

“你每周有多少课时?”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对此很有兴趣。

“每周我教二十个课时。当然除此之外，我还要批改作文，我的学生每周写两篇作文，然后我还需备课。

“那就是说，除了教课，你每星期还得改一百一十六篇作文?”他问道。

“是的，改完以后，我还得单独给每个学生讲评。”

“为什么学生必须每周写两篇作文?”他又问。

“因为那是很好的锻炼。’

“你太辛苦了!”毛泽东说。

“身为一名教师，尽管我要做许多事，我却发现了其中的乐趣。教书富有刺激性和挑战性。同时，学生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这是很重要的。在学校，我们就像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观察每个学生所取得的进步是十分有趣的。”

“我认为教育制度应该改革，教师太辛苦了!"毛泽东坚持着。

“教师的待遇已经很不错了，”我耐心地说道：“经费有限，不能聘请更多的教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人教几门课的原因。好在我很乐意我的工作。”

就在同一天，大约是午夜，毛泽东离去不多久，学生宿舍着火，火很快蔓延到教师宿舍，造成不小的损失。我的箱子和被褥都烧毁了，但我还是抢救出了我的书籍。

第二天毛泽东在地方报纸上读到了这则消息，下午他又跑到我这里来了:“你的损失是不是很重?”他十分关切地问，不过我认为学校会赔偿教师的财产损失的”。

“不，学校不会赔偿教师的任何损失，”我答道，并告诉他大火夺走了我的什么财产。“不仅如此，”我接着说：“今天早晨，校长召集全体教员，告诉我们应从薪水中捐献一些资金帮助学生弥补损失。你知道，有些学生是很贫困的。”

“但是那样也似乎也有点太过分了！你们应该去抗议、提建议!”毛泽东说道。

“那真没有什么，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我解释道。“这学期刚开始，我还要在这儿继续教五个月呢!学期末我会做出决定到底是否在这里继续教下去。”

这件事过去不久，毛泽东又来看我并问道，“你认为当教师有意思吗?”

“有，的确有的。”我说：“我发现很有趣。一旦你习惯了，就永远不会感到厌烦。我告诉你一件目前发生的很有趣的事好吗?”

“当然好，什么事?”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班有几个比我大的学生。他们很明显地对我表示不满，不愿意让一个比他们年轻的人当教师。课前他们常常在黑板上写些东西刺激我，但我总装着没看见。”

“是应这样。”毛泽东同意道：“最好装着没看见;不理睬这些事。”

“我从没惩罚过他们。”

“但他们写过侮辱性的话吗?”毛泽东急于知道。

“没有。有时他们只是从文学作品中找出极艰深的段落让我解释。我第一次上课时，我可以看出他们对我是如此年轻表示惊讶。当教务主任把我介绍给他们时，他说：“不要因为萧先生年轻就有错误观点，尽管我已五十岁了，仍然认为他是我的国文老师。”这些赞美之词足以使大部分学生对我的能力表示放心，课堂的气氛明显地缓和下来。但那些较大的学生总是千方百计地给我出难题。几天之前，他们的机会总算来了。

“教务主任那样介绍你，的确不错。”毛泽东插话道,“继续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学生死了，同学们想为他举行一个追悼会。当然，他们知道我可以写文章，但撰写挽联呢?那通常是年长的极富经验的学者用古文撰写的。他们认为我肯定不知如何下笔，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全校师生面前出我的丑。”

“既然你是国文老师，如果他们请你写，你当然是不能拒绝的。好在你确有那方面的才能。”毛泽东说道。

“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进行这件事情的!前天，上午十一点我上完课坐在教师休息室里休息。四个年纪大的学生来找我。他们先向我一鞠躬，然后其中一位说道：“先生，我们的任同学死了，我们准备为他开个追悼会。我们想为此写副挽联，但不知如何写。先生，你能给我们写吗?”

当然，他们找上我，让我又惊又喜，我还未听说开追悼会的事。“当然可以，”我说：“你们什么时候需要?”

“他们同声回答好像排练过似的：“追悼会今天下午四时举行。”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但已经太晚了。他们是在故意捉弄我。他们本可以在一周前找我写挽联， 但他们故意拖到最后一刻，希望即使我能写出什么，恐怕也只能是很糟糕的东西。但是，指责他们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不想成为他们的笑料的话，我必须抓紧分秒时间，写出上乘的东西。于是我问他们：“你们和任同学是怎样的关系?”

他们回答说他只是他们的同学，但来自同一地区。我告诉他们过后我就写，然后等他们走。但他们还没完呢!“先生”，他们说道：“请您用您的书法写出来，最迟不超过下午两点钟，因为我们想三点钟以前把一切准备好”，对这一要求我很是不快，但尽量不表现出来，还告诉他们我会办到的。

他们走后，我在休息室内的沙发上坐下来。我脑子一片空白。透过窗户我看到外面鹅毛般的雪花飘舞着，铝似的天空低低的似乎要把学校压塌，一种凄凉的气氛笼罩着万物，立刻，第一句出现在我脑海里:哭吾友亦痛吾邦，冬花悬涕开霜雪。”

“上联很好，”毛泽东说道：“但下联可要难得多呀。”

“是的，上联写完后，我的脑子又是一片空白，我实在不知如何写下联。半小时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写出一个字。我开始焦急不安起来。时间太短促了，午饭过后，下午一点我还有课，我只剩下一个半钟头了，其间必须做出上乘之作。这时我想去厕所，我常常在那儿冒出灵感，这次厕所之神又向我微笑了。我又来了灵感，完成了下联。”

“告诉我，你怎么写的?”毛泽东问道。

“我写下:长其才而短其命，苍天不仁握死生。我对这下联感到非常满意。”我说道。

“你应该感到满意，的确精彩!” 毛泽东说道:“后来你的学生怎么说?”

两点整，那四个学生又来了，还跟来了一群看热闹的学生。他们尽量装作对挽联已完成不表惊奇。其中一个说:"请先生快给我们写吧!”我问他们墨和挽联布是否已经备妥，“墨已经研好了，”他们说：“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布,因为我们不知道每联字数是多少。”

“每联十四字”，我告诉他们：“你们赶紧把线打好。快！快！”他们很快把布准备好了，我随即能笔写出这副提联。他们谢过我后，便赶往礼堂去悬挂。

毛泽东问我礼堂里是否还有其它好的挽联，我又告诉他后来发生的故事。

“下午两点钟，各班都停课了。以便追悼会能在四点钟准时举行。大约三点钟，我去了大礼堂，礼堂空间很大，四壁悬挂着二百多副挽联。每个人都在阅读着，评论着，王大胡子也在那儿，王大胡子是学校首席国文教师。我们所以给他取这个绰号，是因为他长了又长又黑又厚的胡子。在科举考试时，他曾得过很高名衔。自然，他被认为是全校文学方面的最高权威。当我进入礼堂时，发现他正在细读我写的挽联，周围还有一群学生。他在给他们解释着，接着他高声朗诵起来，抑扬顿挫，像在唱歌。朗诵完后，他转向学生，“好!实在太精彩了!谁的?"一位学生答道：“是萧先生写的。”这时有人看见我了，于是王先生领着那群学生朝我走来。他激动地说：“毫无疑问你这副挽联是所有挽联中最出色的，真值得称赞!”

“学生脸上表现的惊异之色实在有趣。这时校长也走过来热烈祝贺我。四点钟追悼会准时开始了，由校长主持，仪式过后，他又作了一次讲话并赞扬我写的挽联。他讲话时所有的人都望着我，那情景好像集会并非为了追悼死者，而是表彰我。追悼会结束后，王先生握着我的手首先走了出来，校长也跟着出来了。当时我感到仿佛荣获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学士的学位一样。

“你可以想象，后来那些年龄较大的学生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我说：“他们对我都很尊敬，无论在校内还是在校外，他们都鞠躬敬礼。在课堂内，他们也很安静，好像在教堂一般!”

毛泽东静静地想了一会儿说道，“我能够理解，让学生彻底相信老师是很困难的。但对于一位教员来说，在学生中建立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时间飞逝，转眼已是学期末，有一天毛泽东的表叔问我在修业学校是否愉快。我告诉他说：“我对工作虽然感到愉快，但很是疲劳，还没有决定下学期是否在那里继续教下去。”他对我说：“楚怡学校需要一位好的国文教师。”并希望我能接受邀请，到那里去任教。这件事可让我考虑了好一阵子。鉴于楚怡是很不错的学校，我终于决定接受王先生的邀请。

文如玉

第十五章：“叫化”生活

一九一六年二月起，我开始在楚怡中学任教。翌年，近三个月的漫长暑假即将来临之际，我感到生活应该有一种变化，于是决定以过叫化(即乞丐)生活来度过漫长的暑天。

叫化生活很能吸引我，因为我曾经短暂地过过那种浪荡的生活，而且觉得自小形成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障碍，借此也可以克服。在中国以至整个东方，大体上说，从古代起，人们就一直认为乞讨也是一种行业，不像西方那样视之为贫困的标记。身无分文而到处旅行的生活是很够味的。

当时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读书，常来找我聊天。

有一天他说:“暑假又要到了，你的课什么时候结束呀?”

“我们现在正进行考试。再过一星期就放假了。”我回答他说。

“我们离放假还有两个礼拜。”毛泽东接着说。

“你是否打算像去年一样，暑假期间仍呆在学校呢！”我问道。“假期怎么过，我还没有主意呢。”毛泽东回答道：“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有一个新计划。”我告诉他说：“我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

“做乞丐？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做乞丐呢!”毛泽东连珠炮式地发问道。

“是的，我要做个叫化子。身上一个钱也不带，去作长途旅行。吃、住问题，我打算用乞讨的方式来解决。我希望过一个很有趣的假期，去很多有趣的地方。”我解释道。

“我仍然不明白。”毛泽东继续说道：“假如你找不到任何可行乞的人，或者人们根本不理你，你又怎样活下去呢?你当然不愿挨饿吧。”

“那正是最有趣的一点，”我说：“我要探测一下人们对我的态度。你认为叫化真会饿死吗?”

“不，当然不会。乞丐倒像是很少挨饿的。”

“不仅如此，他们还是生活最幸福、最自由的人呢!叫化做三年，给官都不干。你还记得这句话吗?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呀?”

“为什么?那是因为做官的人身有重任，而叫化则一身轻松。

“是的，不仅如此。”我解释说：“做官要受种种约束，而叫化则完全自由，我过过那种自由自在的叫化生活，你知道那种生活的滋味如何吗?”

“不知道，然而我也能像你一样想象得出来。”

“但是，我可不是在想象呀。我的确过过乞丐的生活。”我说。

“你的意思是你真行过乞?”

“当然是的。你不知道吧。我还从未告诉过你我生活中的那段插曲呢。”

“请告诉我。“毛泽东说：“那一定是十分有趣的。”

“那是四，五年前的事了。在两种不同的情形下我做过乞丐。在那之时，我曾想过叫化的自由与幸福，便决定在生话中做一次实际尝试。我第一次的叫化生活只有一天，而第二次有三天之久。

“头一次的那一天，我一大早就出发了，一直走到乡下，感觉饿了的时候就开始行乞。第一家没有给我多少吃的,于是我去了第二家。那家的食物很脏，我又去了第三家，在那儿主人允许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后来我就开始往回返了。晚上我又饿了，又讨了些米饭。我终于在月亮当空之前赶回了家。”

“但是人家看见你时，会把你当作乞丐吗?”

“观察人们的反应是很有趣的。一些人很冷淡，根本不理我。另外有些人问我是否识字。显然他们怀疑我是‘送字先生’(送字先生是一些穷书生，以廉价字画去换衣食的人)。但是我只简单地说我没钱，很饿，但没东西吃。一些人很是同情，我吃饭时还跟我聊天。一家主人给了我满满一碗米饭，还有蔬菜和一个煎鸡蛋。这位一家之长是个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在城里学习。她好几次问我为何穷困到行乞的地步。我和她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对社会的心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太有趣了。可惜你只干了一天。”

“是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又出走三天的缘故。这次更困难了，因为我得找个地方睡觉。”

“但是你怎么能够求得过夜的地方呢?”

“为什么不能呢?让我告诉你吧。那是夏天，夜里并不冷。而且还有月亮。那是奇妙的经历，在杳无人烟的乡间我缓缓走着，感到世界上似乎只有我一人在一种虚空的境界中，没有阻碍，没有烦恼，完全自由自在，日常生活中的喧闹和忙乱都抛在脑后了，只有蓝色的天空、星河和明月与我为伴。以前我从未体验过这种宁静与孤独，我决定通宵达旦地漫游下去。当黎明来临时，我倒在河岸旁的一块草地上，沉睡到中午。然后我起来又去乞讨。第二个夜晚特别阴暗，没有月亮。不一会儿我走到一座高山之前，当我沿着山脚行走时，我看见一块巨石耸立着，巨石漆黑一团比当时的天空还要黑。那漆黑的影子和怪异的形状使我害怕起来，当时我可不像头天夜里那样愉快了。”“你是害怕山中的老虎和其它野兽了吧?”毛泽东问道。

“老实说，我当时马上联想到我以前听过的有关山中猛虎的故事来，而且感觉真有一群老虎正围着我，虎视眈眈。正当我站在那儿犹豫是往前走还是掉头往后退，我看见远处有一个亮点，于是我朝它走去。那亮点是一家农舍窗户透出的灯光，这表明周围是有人的。我松了一口气，加快步伐朝人家走去。到了门口我轻轻叩门，不一会儿，从门缝中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走来，手拿一盏油灯。她从门缝中瞧瞧我，问我想干什么。我告诉她我是一个迷了路的乞丐，想找个地方过夜。她又注视我片刻，然后转身朝里屋走去。我知道她不敢给一个陌生人开门，回去叫父亲去了。不久一位老人出现了，拿着油灯。他问我是谁，从哪儿来，是独自一人还是有同伴?我的回答似乎令他满意，于是他让我进去了，我们走入一间大屋，他高高举着灯，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我。老人显然是一个农民，约摸五十岁，头发几乎完全脱落，只有几根稀疏的胡子。他温和地笑了，从这笑容中我知道他已断定我不是什么危险的人物。我转过身去看站在一旁的那个姑娘，她梳着一条辫子，身穿一套布裤褂。从她那被太阳晒成黑褐色的皮肤，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她是常到田间劳动的。不过她的眼睛很大很亮，牙齿又白又齐。她当时也在看我，我们俩人对视了片刻。

“她旋即转身问她的父亲：“爹，你问没问他是否需要吃点东西?”我说我还没吃饭，但并不感到饥饿。那位姑娘没有说什么，而是急忙走开了，她的父亲和我继续聊天。不久她回来了，微笑着递给我一杯茶。“饭马上就好”，她说。那老人询问了我的家庭和我为什么成为一名乞丐，于是我告诉他我仍在学校读书。他告诉我他妻子去年刚刚去世，只有一个女儿了。为了谋生，父女二人都得在田间耕作。当那位姑娘给我端上一碗米饭和菜时，她父亲告诉她：“女儿，这年轻人不是乞丐，他是个学生。”她笑着说：“萧先生，请吃吧。”我一边吃一边和他们谈， 吃完饭我们就都上床睡觉了。我是非常的累，而他们是习惯早睡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在黎明时分就起来了，我想跟他们说：“再见”，然后就上路，但他们执意要我多呆会儿。最后，一起吃完午饭后，我对他们的热情款待表谢意，便挥手告别，打道回家了。我们现在仍保持着友谊。”

“啊！”毛泽东嚷道：“现在我可知道你为什么对乞丐生活如此感兴趣了！你还想去看看那位农夫和他的女儿。”

“去年冬天我回家时，的确顺路看他们去了，"我解释道。“我给他们带了一些礼物。那位姑娘已经出嫁了，并且有了一个两岁的孩子。她父亲跟他们住在一起。 这次我想另开新道。我想多见见新事物，多有些经历。最有趣的是克服困难。没有比身无分文却生活在陌生人的世界中更为困难的事情了。我想看看自己能够克服哪种困难。”

毛泽东很是激动：“听起来很有趣。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说实话，叫化生活只能是单枪匹马，最多不过两人。但是我们两个一定要好好相处。”

“很好！我要跟你一起去。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我的暑假下星期开始，但是我要等一个礼拜，等到你放假，那时我们再决定确定日期和全部细节。”

文如玉

第十六章：“乞丐”出发了

起程日期终于定下了，因为行乞的计划是我提出的，所以我决定从我住的楚怡学校出发。一个美丽的夏日清晨，毛泽东一大早来到学校，他穿了一套学校的制服，那是一身白裤褂，已经很破旧了。我身为一名教员，日常在学校中穿着传统的长衫，但为了这次叫化生活，便改穿短裤和布鞋。毛泽东总是剃大兵式的光头；因此在出发的前一天，我也照他的样子把头发剃光了。我的化装就是这样。

毛泽东带了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布包。包裹里有一套换洗的衣服、洗脸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我们携带的东西越少，行走就能越轻快；因此我们事前决定不带更多的东西。我也带了一把雨伞，包裹里的东西和毛泽东的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些信封纸和一本诗韵集而已；携带诗韵集是为了一旦有灵感而作诗之用。

我已经把我的钱交给学校的会计代为保管，现在又把口袋里的零钱拿出来放进书桌的抽屉里，我们俩人身上都一文钱没有，只携带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包裹。

一切准备完毕后，我对毛泽东说：“请等片刻，我要去看看校长。并且向他告别。”

当校长的听差看到我时，他睁大眼睛，盯着我身上穿的那套旧裤褂。他犹豫着，显然是不知说什么好。最后他问道：“萧先生，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吗？你跟谁-----你跟谁打架了吗？”

看我穿这么一套衣服，他所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我和别人打架了，现在来向校长投诉了。“我跟谁打架呀？”我说：“我只不过来跟校长说几句话而已。”

校长看到我也和他的听差一样惊奇。“萧先生！”他不胜诧异地问道：“你好吗？发生什么事？你怎么这身装束？”

“没发生什么事。”我平静地回答：“我不过要去一次旅行罢了。”

“我想熟悉一下本省的情况，因此我决定徒步旅行。这身衣服对于行走是很舒服的。”我解释道。

“路上一定要小心呀。”他继续说道，并对我的安全深表关心。

“谢谢你，”我回答道：“我还有一个同伴毛泽东同行呢！”

“哈哈！就是那个常来找你的年轻人吧？我在第四师范教书时，他还是我的学生呢！一个奇怪的小伙子！一个非常奇怪的小伙子。你跟他一起去？两个奇怪的小伙子。但即使是两个人，路上也一定要当心。”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返回宿舍时，我在大厅里迎面遇见我的一个最好的学生。他一时目瞪口呆地瞧着我，在距我约摸十步之外向我鞠躬致礼。等我们走近时，我问他为什么还留在学校，因为所有的学生都在一周前离校度假去了。我这一问他，他顿时沉默，一句话也没说出来。他的脸也通红了，低下头不敢看我。不用他说我已明白，我穿得很丑陋很没尊严，像个苦力，但是他不敢问我为什么。等我在说话时，他的头低得更低了，然后深深一鞠躬，转身走了。

我回到宿舍后，我和毛泽东讨论走哪条路，何时出发，出门之后是向左还是向右，其实反正都是行乞，哪条路都应是无所谓的，但还是有一点区别。假如我们出了校门向右走，十分钟后便能走出门，来到旷野中，但假如我们向左走的话，十分钟内我们就得渡越湘江。

毛泽东说:“你在前走，我跟着你就是。”

“我想向左走过江，”我说。

“很好，”他回答说：“我们就向左走。但是你为什么要过江呢?”

“假如我们向右走的话，那就完全是空旷的平地，毫无阻碍，可也没什么趣味了。而如果我们向左走，我们得找路过江，这就遇到了第一个障碍。”

毛泽东大笑起来，说道：“的确如此!我们必须要避易而就难。好，我们走吧，向左走。”

我们拿起了包裹，我锁好房间，便上路了。我们把包裹挂在伞杆的一端，将伞扛在右肩上，把包裹靠近脊背，这样重量便分配得比较均匀，背起来也感觉轻松些。这是我以前行乞时摸出的经验。我建议毛泽东打头，但他坚持我在前，他随后，一阵争论后，也就随由他了。在一整月的行乞生活中，我们一直是这样的走法，很少有例外。

当我们走出校门时，门房走过来，吃惊地瞪着我们。他的嘴慢慢张开，但也没说出什么。

我对他说：“老虞，我出去旅行，如果有我的信件，不要转寄出去，我在一个月之内便会返回学校的。”

他还张着嘴瞪着我，好像完全没听到我的话似的。于是我问他：“老虞，你听明白我说的话没有?”

他张口结舌地回答：“是的，萧先生，是的，是的......”门房中的几个校工也都吃惊地瞧着我们。我知道他们必定感到奇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平日很有尊严的教师，竟这样打扮出门去?

但那以后我们就不再是人们注视的中心了，因为大路上很多人都穿着这样的破旧衣衫。我们的装束也别无两样。

文如玉

第十七章：克服第一道难关——渡河

出长沙小西门，步行几分钟，便到湘江岸了。那里江面宽约五、六百公尺。我们知道江水一定很深，因为常常能看到很大的汽船在江中行驶。我们到了江边显然不能再往前走了，于是便在草地上坐了下来，呆望着江水滚滚流动。

“我们怎么过江呢?”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问道。有三种可能。第一，游过去，但我不善游泳，而且即使我们企图畅游，手里的包裹也会弄湿的——因此游泳是不可行的。第二，如果我们沿江边向南走一里半左右，就可以乘公船免费过江，但我们两人都不愿那样干。因为那样太容易了，是在逃避困难，而不是战胜困难。第三，有一种小渡船，但乘费是两个铜板。其实那是很便宜的，许多人也是付钱渡江的，但我们身上一文钱也没有，的确是身无分文的乞丐。

我们坐在地上看着那些小船载满乘客，离岸驶向河那边。每十分钟走一只船。我们已经眼巴巴地看见一只小船来往三次了。如果只是干坐着观望，永远也到不了江那边，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毛泽东建议我们走下去，和摆渡的商量商量，告诉他我们没有钱，请他们带我们过去。

我对毛泽东的提议不以为然，我说：“我怀疑他能否接受。如果他拒绝，我们该怎么办?”

“唉，”毛泽东说道，“我不在乎。 我去跟他说。”于是他往下到一只离我们很近的小船前，很客气地告诉摆渡的我们没有钱，请他带我们过江。

那年轻的船夫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们没钱，你们应该去乘公家的渡船。从这儿走只需几分钟。

当毛泽东返回来问我们下步该怎么办时，我说：“我知道他不会带我们的，我的主意是我们走下去，像普通乘客那样坐进船中。当他收钱时，我们已在河中央了，那时再告诉他我们没钱。他不可能返回来的，也不能把我们推下河去，这样我们就可以过河了。走，咱们去试试。”

于是我们站起来，迅速登上一只刚刚靠岸的小船，旁若无人地直向船中心走去。因为那种小船根本没有座位可坐，我们都站在那里，等到上满十四人时,便宣告满座。“开船”，船夫一喊，并把长竹篙向岸上使劲一撑。小船迅速离岸，片刻工夫就到了河中央。

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拿着一个盘子向乘客收费。每位乘客丢两个铜圆，铜圆掉进盘子里的鸣哨声响个不停。当她来到我们跟前时，咚咚声停了。那位船夫朝我们看了看，说：“请那两位体面的先生把钱付给小姑娘好吗?每人两个铜板，请吧。”

“很对不起，我们没有钱，”毛泽东回答道：“难道你不载我们过江吗?”

“什么?没钱？”船夫表示不敢相信。“那你们为什么上船?我不会载不付钱的乘客。赶快付钱吧。”

“我们的确没有钱，”我插话道：“我们俩都是身无分文。现在请带我们过去吧，一个月后我们会加倍偿还的。”

“你怎么知道一个月我还能记起你们？”他问道：“如果你们没钱，你们可以将一把伞留下。”

“噢，不行。”毛泽东说道：“我们赶路需要这伞。况且，一把伞值十四个铜板，而船费只四个铜板!”

“但如果没有钱，你们不能渡江!”船夫嚷道。

“你说我们不能过江吗?"我问：“我们已经在江心了，你要怎么办呢?”

“你们简直是强盗!” 船夫说：“我下决心把你们送回去。”

这时，所有其他的乘客都大声提出抗议。他们先是有趣地听着我们的谈话，但现在都大嚷大叫起来。“不行，不行。我们有急事，我们付钱了呀!赶紧把我们摆过去。”

乘客中一位和蔼的老人走出来说道:“我愿意替他们俩交两个铜板，其他乘客可以帮他们出另外两个。我们是不想返回去的。”

另外几个乘客都表示赞成，但是我和毛泽东却嚷道：“不，不！我们不同意。你们不该为我们付钱!”这时我想起一个主意：“船已在河中心了。船夫可以休息了，我们来划船，用这个方法来补偿我们乘船所需的费用。”

但是船夫不同意。“我还缺四个铜板，而且我不需要休息，”他说：“既然好心的乘客愿意为你们付钱，为什么不呢?你们真是在故意找我的麻烦!你们简直是强盗!”

此时乘客都不耐烦起来：“快划吧!”那位老人又再三向船夫保证，船靠岸前，一切会解决的。

其他乘客上岸后，船夫赶忙把船撑出离岸二十码的地方，以防我们逃跑。而那位老人仍在船上，坚至持为我们付钱。

我谢绝道：“老先生，要是你付了四个铜板的话，那无疑是打了我们一个耳光，是对我们的侮辱呀!”

船夫听了我的话后，立刻大嚷道：“什么打不打耳光的?你们若不付钱，你们吃的可不止是耳光!”

此时，岸上已经有些打算过江的人等着，另一只小船往北岸驶来，已到河中央。船夫意识到如果那只船先到岸，他会失去那些乘客的，最后他只得自认倒霉，把船靠了岸，嘴里咕噜着胡乱骂我们!

船一靠岸，那位老人、毛泽东和我都上岸了，我们随即向船夫莞尔一笑，说声:“谢谢，再见。”

老人急急地上路了，我们也沿着前面的大路走去。我们不知走向何方，我们只知这是一条从长沙通往宁乡县城的大路。

文如玉

第十八章：第二道难关——饥饿

那时候，行驶汽车的现代公路是根本梦想不到的。我们走的那条大路，宽仅一米，中间铺的小石板，凹凸不平，但下雨天时还算比较干净，不像土路那样泥泞。道路两旁是幼嫩的稻苗。每个十字路口都竖着一块路牌，但我们从不去看，宁可只看路，永远选择最宽的路走。

太阳炽热如火，我们也没有帽子，但是仍然不撑起伞保护我们新剃的头。我们的脚烫得厉害！石板似火在燃烧，尽管上面很光滑，我们宁愿走在两旁的草地上。我们离开学校时，脚上都穿着厚重的布鞋，但在渡江之后，便换上草鞋了。

我们一路走下去，摆在面前的又长又直的大路，像磁铁一般吸住我们，在这样平坦的路上行走很 容易感到单调乏味。但不一会儿，我们就看到前面有一座山，这山可是要爬过去的呀！当景物即将改变时，我们又感到愉快起来。

在山里行走时间长了，也会渐渐感到厌倦，于是我们渴望平原了。当我们在坦荡荡的平原上行走时，脑中又记起山中美景。大自然似乎深知人类的这种特性，因此很仁慈地变换着，一会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一会儿是美丽多姿的山峦，在漫长的旅程中，我们不知经过了多少平原和山峦。

我们一边走，一边谈着各种有趣的事情。时间似乎不存在了。我们两人都没带表，只是根据太阳的影子来判断时间。当日影指向东方之时，我们断定一定是下午两点钟了。忽然间，我们意识到还没有吃任何东西，一下子感到很饿!我们一直全神贯注于谈话，根本没有注意时间的流逝，现在顿感饥肠辘辘，异常难受。愈是想，愈是感到饥饿。双脚更是火焰一般，每走一步，都感觉疲惫不堪。

不一会儿，我们走到一间设在路旁的小食店面前。那是一般行人习惯停下来休息的地方，即使他们并不一定想歇息，也会在此吃点东西。谢天谢地，荫凉下正有两把空着的椅子，于是我们便坐下来，凉风习习，不久就酣然大睡了。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但当我醒来时，毛泽东还在熟睡着。过了一会儿，一辆又大又重的车子从我们身边轰然而过，一下子惊醒了毛泽东。

那位经营小食店的女人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显然，她一定觉得我们赶路赶得满头大汗、疲惫不堪，却不买点茶水喝，很是奇怪。她问我们是否来点茶水，但我们说不渴，并对她表示谢意。的确我们并不需要茶水，而需要实实在在的食物，我们饿得实在太厉害了!管她要些食物吗?她看上去很和气，也许会给我们一碗米饭，但直接向她要饭太容易了，因此我们什么也没说。她一定是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因为她旋即端来两杯茶，并解释说不用付钱。我们很是感激，呼呼两口就把茶喝了下去，但却马上又后悔起来，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感到饿得更厉害了。

“走，”毛泽东说：“我们开始行乞吧，我一刻也不想等了。我已经饿得要命了。咱们就从那些农家开始。”

“问题是，”我解释道：“每家人家只能给我们一点点食物，我们要连续讨上四、五家，才能吃得饱点。况且，有些人家可能只给我们点生米，这对我们毫无用处。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打听附近有没有读书人家，假定有的话，我们就去登门拜访。毫无疑问，到那儿我们会更幸适些。”

毛泽东转身问那女人，“你知道附近有读书人家吗?”

“噢，有的，”她说：“离这里一里左右有家姓王的。他有两个儿子在长沙读书。他们邻居姓曹。那位家长是个大夫，他那十五岁的儿子也在家里习医。另外在这家小店后面那个小山坡上，住着一位姓刘的老绅士。他是一位翰林，现在已告老还家。他没有儿子，但有几个女儿，都已经出妇了。”

“润之，”我嚷道:“刘先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了!我们首先向他进攻。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首诗送给他，用象征的语言表示我们拜访他的目的。”

“好主意!”毛泽东表示同意：“让我们想想。第一句可以是:翻山渡水之名郡。”

“很好，”我赞赏道：“第二句:竹杖草履谒学尊。接下去可写:途见白云如晶海。”

“末句可是:沾衣晨露浸饿身。”毛泽东结束了全诗。

诗中第三句的“白云”，暗指刘氏能摆脱俗事的纠缠，在山中别墅过隐居生活。“翻山渡水”和“浸饿身”的含义是一目了然的。

这首联句完成后，我们细细读了几遍，感到相当满意。“刘翰林应该佩服我们的勇气。”毛泽东说：“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学者。” 手我们又吟读了一遍，发现的确很不错。于是由衷地笑了，竟忘了饥饿的肚子。

打开我的小包裹，我拿出笔、墨和信封，竭尽全力以我的最佳书法把诗写下来，并签上了我们的真名。在信封上，我写下:“刘翰林亲启。”那女人看我们写信封，过来问我们是否在写家信。“这里没有邮局，”她解释道：“你们必须拿到宁乡县城才能寄出。”

谢过她的好意，我们又上路了，向左拐，爬上一个斜坡，很快就到了山顶。站在山顶，我们可以看到山脚下有一座大的白砖房。断定那肯定是刘翰林的住宅，我们便向住宅走去。

那白房子后面的山坡上长着整齐的青绿树林，绿树衬得白房子分外醒目，从很远处便能看到。房子前面的窗户和柱石都是一色朱红，一道长长的白色围墙上镶有一层黑瓦，看上去如同城墙一般。右侧是进出的大门，大门两旁长有一些挂着红花的大树。围墙前面有一个大水塘，水面上满是硕大的青绿荷叶和异常美丽的莲花。从远处望去，那景色宛如一幅色彩极浓的水彩画，但却需要一位艺术家来使整个画面恰到好处。

我们走到那座堂皇的住宅门前时，看到一副用正楷书写的嵌在油漆门上的红色对联。上联是 “照人秋月”，下联是，“惠我春风”。我们非常欣赏这副对联的书法，猜想一定是出自刘翰林的手笔，因为他既参加过殿试，书法和诗文必有相当的造诣。我们希望这位书法家和诗文鉴赏家，对我们献给他的上乘之作感到喜悦。

围墙的大门关闭着，并在里面上了锁。从门缝往里看，可以看到大约十米之外的第二道大门，这道门也是关闭着的。从两道门缝中看过去，那座房子座落在一个大庭院内，门窗全都敞开着。我们在大门上敲了三、四下之后，立刻便有几只凶恶的看门狗在院内狂吠起来。听到那狂吠声，我们吃了一惊，竟然有那么多狗，那凶狠的声音令人害怕，真使人怀疑它们会窜出来。当我们停止敲门时，犬吠声也随即停下了。我们可没有对付恶狗的经历，因此只好停下来商量对策。我们手中的雨伞是毫无用途的，这样的武器进攻恶狗会一折即断的，于是毛泽东从附近的大树上掰来两根又粗又硬的树棍。每根有两米左右长，坚硬如铁。

这两根棍子给我们壮了胆，我们就用它们敲打大门，越敲，那些恶狗狂吠得越厉害。但我们现在不怕了，不管它们怎样叫，照样继续敲门。这样僵持了五分多钟，唯一的结果是恶狗似乎累了，叫声也小了。又过了几分钟，我们从门缝里看到一位短装老人从房内走出。他一定是刘翰林的仆人了。他慢慢地穿过庭院，走向第二道大门。五、六只颜色不同的大狗跟在他身后，仍是狂吠不已。打开第二道大门。 他继续朝我们面前的大门走来。到了大门前，他停下脚步，用粗野的声音问我们想干什么。毛泽东透过门缝说:“我们是从省城来的，给刘翰林带来一封书信。”

我从门缝把信递过去，此时他才用温和一些的口调说:“请等一会。”便转身向内走去。毫无疑问他认为那封信是我们从长沙一路带来的，我们也觉好笑。那些狗似乎从主人的语调中听出我们是朋友，现在也不叫了，而是摇尾表示欢迎。

我们出在石阶上等着，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房后树上的鸟儿在鸣叫。我们耐心地等了十几分钟后，毛泽东又想去敲门，但我告诉他再等等，刘翰林肯定欣赏我们的诗文和书法。又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仍没有声音，我们已忍不住了，真的又去打门了，那些狗又狂吠起来。几乎同时，那老人也走了出来，把门打开。“先生，请进，"他说。我们跟他穿过两道门，走进内院。“对不起，我返回得稍迟些，因为主人午睡刚醒。读信前，他又洗了把脸，但他一读信后，马上让我把你们带进来。”

他领着我们从房子的中门走进去，穿过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满是字画，但是我们却未能仔细欣赏，因为那老人很快带我们转往另一间较小的房间去了。然后他就离开了。我们猜想那必定是刘翰林的书房;于是站住等着。

刘翰林终于走出来了。他是一位年约七十岁的老人，矮而瘦小，并略有些驼背。白须稀疏得只剩下几根了，而头顶已全秃光。他穿着一件白绸衫，手里拿一把白绸扇。我们向他深深鞠了一躬。他带着惊奇的眼光站在那里注视我们:“你们怎么是这样的装束?遭什么意外了吗?好奇怪的衣服!请坐!请坐!”

我们坐下后，刘翰林接着问：“路上遇到强盗了?”

“没有，我们没遇什么麻烦。”毛泽东说。

“你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刘翰林问。

“我们从长沙来，要去宁乡县。”我回答说。

“你们在长沙做什么?”

“我们是省城的学生。”毛泽东说。

“你们或许是在洋学堂念书的吧?你们还可以写诗!你们的诗很好，书法也很不错。”刘翰林一面说，一面端详我们。

“我们在学堂不仅学做诗，还要研究古书呢。”我解释

“你们还研究古书?什么古书呀?”

毛泽东告诉他我们读过《十三经》、《老子》和《庄子》，他非常高兴。”“你们既然读过《老子》和《庄子》，你们认为谁对这两部书的评注最好?”他问。

“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写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写的。”我回答道。

他对我的回答感到很满意：“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你们是哪里的人?”

“我的朋友毛泽东是湘潭人，我是湘乡人，但是住在和湘潭交界的边境上。我们俩家住得很近。”

“曾国藩就是湘乡人。”刘翰林说道。

“是的，我的高祖曾在曾国藩家里当过教书先生。”我说。

“他在曾家教书，想必一定是位出色的学者。请你们稍候片刻，”他说完，起身离开房间。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尽量耐心地等待。我们的空胃直打鼓，因此很难专心欣赏那些美丽的绘画和工巧的书法。不过，我和毛泽东互相安慰，认为他恐怕去叫厨师为我们做一顿丰盛的饭菜，而那是需要花时间的。他当然不会读不懂我们诗文的含义。这一定是他离开的原因，也一定是他为什么离开这么久的原因。但是我们越想吃的，越感到饥饿。

最后刘翰林终于回来了，面带微笑走向我们。但他并没提吃饭的事，只是从宽大的衣袖里拿出一个红纸包，微笑地递给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从那纸包的形状我马上意识到里面装的是钱。拿在手中时，我感觉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俩人向他道谢之后，即行告别。他伴随我们到门口，然后让那老人领我们出去。穿过庭院和那两道门，我们很快就站在大门外了。一出来我们便躲在一棵树后，打开纸包，我们一下子富了起来!纸包里包有四十枚铜圆。

没必要商量该干什么了!我们赶忙以最快的速度赶回那家路旁的小食店，请那女人尽快给我们准备饭菜!不一会儿，我们的米饭就端上来了，还有一些蔬菜和青豆。 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下三大碗后，感到吃饱了。这顿饭每人花四枚铜板，因此我们还有三十二枚呢!

休息一会儿后，我们又上路了。每当走到岔路口，仍然沿最宽的一条路走，我们不清楚到底要去哪里，前面到底有怎样的危险。当天黑下来时，我们决定在路旁的小旅店里投宿一夜。

在旅店吃过晚饭后，我们谈起第二天的计划，我们忽然想起那位绰号叫“何胡子”的朋友何叔衡来。因为他就住在这一地区，我们应该去拜访他。我的日记本上有他的地址，据旅店的老板说，那地方距旅店有一百四十里。那得需要走整整一天!明天夜里我们就该和何胡子在一起了。

文如玉

第十九章：何胡子的家

第二天一早，我们草草洗漱了一下，便朝何胡子家走去。我们决定每天早饭前先步行二十里路。湖南人习惯于每早吃上一顿可口的早餐，就像午餐和晚餐一样丰盛。这很不同于上海、北京、苏州等城市的早餐习惯，这些城市的人们通常是以稀饭作为早餐食物。倘若在渔米之乡的湖南以稀饭为早餐，则表明此人的家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由于口袋里有钱，所以我们走起路来很是轻松愉快:不用向人乞讨了。此外，夕阳西下之时我们就会到达朋友的家，将会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待!我们简直有种回归故里的感觉。

我们一路上谈起房白纵其人的生平，房白纵是个怪人。他不仅是我的表兄，而且还娶了我姐姐。毛泽东听说过其人，对他生平故事中的细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房是我外祖父的第四个孙子;我小时候曾叫他振球哥。我父亲结婚的时候，他的风度和文采颇为人称道，但家境并不太好。所以外祖父便拨出一些田产给我母亲做嫁妆，以备不时之需。三十年之后，我母亲因为需要钱供我弟弟读书，便把那块地卖掉了。我外祖父的家至此也已家道中落，大部分土地已卖掉了；房白纵也无法完成他的学业了。

于是他开了一间小杂货店，以后又学纺织，接着转向缝纫、建造房屋，最后是制造家具。奇怪的是，他在所有这些工艺制作中都表现出优异的才能，尽管他从未正式拜师学习过。类似裁缝这类手艺，在中国至少要学徒三年;但房白纵只几天功夫就上手了。他善于模仿的出众天赋使任何出自他手的东西都能达到完美的地步。

毛泽东对他这种天赋极为惊叹，认为他生在中国乃莫大的遗憾，因为在当时中国这片土地上,这种天才无人重视，也无人加以培植。毛这样说道:“倘若他生在意大利，他就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米开朗基罗！”

我告诉他，房白纵孩提时代对制造各种木材和竹子的玩具便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家人便给他弄了一套小巧的工具:斧子、刀子、锯子等等，应有尽有，事实上他等于拥有了一个小作坊。然而，尽管他在手工制造上极具天赋，但在书法和绘画方面却没显出半点才份。毛泽东认为，各人才能不同，因此教育上要重视因材施教的原则。

我们那次谈话过去五、六年之后，房白纵与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及蔡和森等人一道在勤工俭学组织的资助下到了法国。他留法四年后回到中国，但不幸只活到四十岁便去世了。他的儿子房连也具有出众的才华，但抗日战争期间，因在川北遭到土匪的袭击而被杀害，死时尚不到三十岁。我曾答应毛泽东以后将房白纵介绍给他，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他们二人也就无从有一面之缘。

那天我们一路上谈着房白纵其人，一直到了午后。赤日炎炎，于是便找了个路边的茶馆小憩一会。那里荫凉蔽日，非常舒服，我们不知不觉竟睡着了。醒来时，，发现已睡了很久；茶馆老板告诉我们，如果要去何胡子的家，还得再走上八十里路。

我们马上赶路，不再说话了。径直向何胡子家走去，希望能在夜间到达。

黄昏时分，我们在路旁一家小饭铺吃晚饭，叫了米饭、蔬菜和几个煎鸡蛋。铺子的老板告诉我们说，我们还得再走四十里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匆匆吃过晚饭，我们便又上了路。来到一个岔路口时，面前横着几条向不同方向延伸的羊肠小径，而且没有一个路牌。进退维谷之中，我们只好等待过路的人。后来一个路人告诉我们应该穿越前面山岗的一条小径，原来何胡子的家座落在远离大路的地方。当我们走进山岗之后，竟又碰上了个岔路口。那里异常偏僻，根本没有人可问。究竟“何去何从”?经过一番讨论，我们认为两条路差不多，于是便决定选向右转出山的一条，希望到山下之后，能找到人加以询问。

月亮出来了，但在山中的树林里面，光线仍很暗，而且听得到许多野兽的叫声。由于那是片小树林，谅无老虎出没，所以我们并不害怕，况且是两个人相伴而行。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走完了山路。出现在前面的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一条大路贯穿其间。远处的人家隐约可见，但并没有灯火，里面的人显然已经歇息了。我们既已迷了路，于是便走到较近的一家敲门询问。房主告诉我们走错路了，在岔路口处应向左转，而不该向右，从那里再走三十里左右，就可以到达何胡子的家。俗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这话用在当时，是再恰当不过了。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遇到一个行人。每逢岔路口，我们便到附近的人家去询问。当我们确知已到达目的地时，便问道:“是何胡子的家吗?”这样问了几次，都得到了否定的回答。终于，有一家人指给我们：“你们沿着这条路走过去，那一家就是了!”

我们直奔到何胡子家的大门前，兴奋地在门上敲打。“何胡子!何胡子!”我们高声叫道：“赶快起来，让我们进去呀！”

其中一间屋子的灯亮了，接着何胡子在门口出现了。他愉快地大笑着，抱住了我们。“润之，萧胡子! 你们怎样会走来的?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们两个会到这里来!请进!请进”

我们走进一间大房子，何胡子的父亲也从另外一个房门走了出来。他约莫五十岁上下，看起来是一个标准的农人。我们朋友的弟弟也出来了，何胡子在楚怡学校任教时，我们曾经见过他。何的十二岁的侄子接着也出现了。我知道他是楚怡学校的学生。何胡子又叫他的太太和弟媳进来和我们见见面。那简直像一个家庭聚会，来欢迎阔别重逢的家人。我们真是感到回到家中了。

一番寒暄和介绍之后，何胡子问道:“萧胡子，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呀?”

我告诉他:我们从长沙来。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从长沙一路走来，是来拜访你的!”

“啊，不敢当，不敢当。”何胡子道:“看到你们真是高兴，非常欢迎！但你们为什么走着来呢？一定累坏了吧！”

“噢，”我回答道:“走走路并不坏，事实上，我们正打算徙步穿越全省呢!”

“你瞧，”毛泽东接着说道：“我们在进行一项尝试，尝试着不带分文地旅游，愈远愈好。我们真像是叫化子一样！”

何胡子显然感到吃惊:“像叫化子一样？”他问道。“对！”我接着说：我们离开长沙时口袋里没有一文钱，所以一路上我们只有沿路乞讨。”

“但是我实在搞不懂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何胡子道。

“这样做不过是想看看自己是否能适应困境，是否能在不备分文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旅行和生活。一句话，我们锻炼着去克服困难。”我解释道。

何胡子感慨道：“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何胡子的弟弟拿来了一瓶酒，我们坚持说已经吃过晚餐了，但每人还是喝了一点酒，吃了一些水果，这才上床就寝。这时已是凌晨两点了。

经过一百几十里路的长途跋涉，我们都感到极度疲倦。我们也知道，这一夜对何胡子一家的打扰也太大了。

何家是典型的农家，尽管夜间受了打扰，但第二天破晓时分全家人仍旧早起。于是我和毛泽东也起来，先是各自在日记上记下前一天的经历，随后我还将毛泽东对房白纵生平的评语也记了下来。

向何家人道了早安，吃过早饭以后，何老先生领我们去参观他的农场。一个猪栏里面有十只猪，有白的，也有黑的。这些黑猪是何老先生最宝贵的财产了。一只肥大的猪除去背上的黑色斑点，简直是浑身雪白，看起来竞像只小牛。毛询问这猪的重量和养了多久，何老先生笑着答道：“这只猪大概有三百二十斤重。猪若长到两岁，我们就觉得它的肉太老，不够鲜美了。这只猪只有十一个月大。”

“才十一个月?”我问道：“怎么长得这么大?”

“猪的个头大小，要看它的品种和饲料。这头猪的品种极好，我打算把它养到四百斤。”何老先生解释道。

我们平生尚未曾见过这样优良的猪种,因此在猪栏之前徘徊了好一阵子。何老先生笑着说道:“你们可有了作诗的好题材了!”后来我还确曾在日记上写过一首题为“肥猪 ”的短诗。

当我们从猪栏向菜园走去的时候，何老先生说道:“这些猪是我们家产中的宝贝。没有这些猪，我们的生活就很难维持了。今年的肉、油、茶、盐等开支都是从它们身上得来的，还有盈余。真的，没有这些猪，我们实在难以为生。”我和毛泽东也深知这些家畜对湖南农户的重要性。湖南是中国最重要的猪肉生产区，那时湖南还提供大量的出口猪肉。

开阔的大菜园里长满了鲜美的蔬菜;园中整齐清洁，一根杂草也没有，这尤其使我们惊叹。当我向何老先生提到这点时，他很是高兴，并用书呆子口吻摇头晃脑地说:“杂草有如人品低劣、心术不正之徒，一定要铲除之，其对秀美之菜蔬之为害也，大矣哉‘君子乎’，‘圣人乎’!”

何胡子由衷地笑起来说：“你们看我父亲的古文怎么样?不错吧?有其父必有其子!”

最后我们参观了何家的稻田。那些稻田当时还是满灌着水，但新的秧苗已经透出了水面。何胡子的弟正在田里忙着，他告诉我们说，再过两个月，就可收割田里的稻子了。这些稻子可供他们全家一年之需。何家自己养猪、种菜、种稻，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还得再种些胡麻，以便纺织之用；他们正在购买一些棉花，这样就万本俱备了。

何胡子是何家的长子，受过良好教育，当时是中学教员。他的家是所谓“耕读之家”。我和毛泽东两人的家庭也都属于同样的阶层。

那天中午，我们享受到了一桌极为丰盛的午餐:刚从水塘里捞出来的鲜鱼，特意新杀的鸡和一些熏肉，再佐以刚从菜园里摘下来的异常鲜美的青菜。总共摆了十几道菜，真是应有尽有，各具特色。面对这么一桌奢华的宴席，我和毛泽东感到实在过意不去:“你们真不该这般破费呀。别忘了我们现在还过着叫化子的生活呢!”

何胡子正要开口说话，他的父亲先一步说道:“你们两位都是学者，并且都是叔衡的好友。你们是我家的贵客，怎么能说是叫化子呢!”

何老先生对我们为什么要过叫化子的生活，是永远无法理解的。他对我们在他家作客，确实有蓬荜生辉之感。不过，他虽然不理解我们，而我们对他却是甚为了解的。既然他不喜欢我们称自己为叫化子，我们便谨慎地不再提起这件事。那以后，也就以贵客的身份自居了。

由于这种身份与我们的计划不符，于是吃过饭后我们再而三地谢过主人，便提出要继续上路。何老先生对此颇表不快。“这是为什么呢?”他问道“你们远道来看我们，吃了一顿饭就要走。我原本想你们会住上一礼拜的。我已经杀了一头猪，还准备了许多菜，而你们现在却说要走了，你们还没有品尝到我们的菜呢!，请你们再多住一些时候。今天下午，我领你们到山上去看看我们的树林。”

这时如果坚持要走。何老先生会很不快的。于是我们便又留了一天，再多做一天贵客。后来，我们偷偷逼着何胡子，叫他劝父亲不要再强留我们了。

喝过茶以后，何老先生带着我们去看他的树林。何家所用的柴禾都是出自这片山林。何家的树林中大部份都是松林，但其中也有许多我们并不熟悉的树。一面山坡上长满了竹子，这样不但春天能吃上幼嫩的竹笋，而且将来成材的竹子也可供种种家用。从低矮的山坡顶上可以看到脚下一大片坦阔的平原地带，一直延伸到远处。我们一行四人便在松树下坐了下来，观赏面前的景色。清风阵阵，凉爽宜人。何老先生开始讲述起他早年为生计而奋斗的故事。何胡子静静地听着，当父亲叙述到某些辛酸的往事时，他竟感动得流下泪来。

晚餐又是非常丰盛，这使我们感到于心不安。这与我们将要过的节俭生活实在是大相径庭，与我们原先的想法背道而驰。离开饭桌前，我们便说打算明天一早动身。何老先生的神情显得十分颓丧，但没有再说什么。大家又谈了一阵之后，便各自就寝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以后，我们向何家一再表示了谢意，便告别而去了。何胡子陪伴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他极力劝我们带点钱在身上，以备急需时之用，但我们坚决不收，并让他尽管放心。现在我们又要过乞讨的生活了，但对挨饿却并无恐惧。“你们真是两个怪人” 他又一次说，但他还是放心不下。“你们多半饿不死，不过，千万要当心。”他说道。 他一定要让我们带些钱在身上的话使我们想起了刘翰林给的钱，于是便请他将那些钱收下。但由于何胡子坚决拒绝，我们只好将钱放在包袱里面，尽量忘却身上还带有钱的这个事实。

告别了何胡子，我们匆匆走向通往宁乡县城的大路。一路上谈起何家的情形，我们都很愉快。正午时分肚子饿了，我们决定不在路旁的饭铺停留，于是走到一所大宅院的门前，大模大样地穿过大门，到了院子中央。当时两个人手里都拿着粗重的大棍子，好在并没有恶狗扑将上来。我们敲开房门，告诉女主人说我们是叫化子，想讨点儿吃的。她一句话没说，便转回房中。一会功夫，端出了两小碗没有蔬菜的冷饭来。当时我们已是饥肠辘辘，狼吞虎咽下去，又向她开口讨一些饭。但她回答道:“凡是要饭的，我们都给这么多。还不够啊?”毛泽东告诉她说:“假设我们不饿，那也就不向她讨饭了。”女主人打发我们再换一家去讨。

我们已经认识到，讨饭和在饭馆里叫饭是何等的不同:在饭馆里只要有钱，便可随心所欲，而讨饭的乞丐必须对付着吃下讨来的食物，甘之若饴。另外，要接连乞讨几家，才得一饱。在这种乡村里，农民住得很是分散，两家甚至可以相隔二、三里之遥。

在第二家的收获也不尽如人意。主人说:“我们没有现成的饭，不过可以给你们点儿生米。”

第三户人家比较慷慨。他们给了一大碗冷饭和一些蔬菜。米饭虽然粗糙，然而我们吃得很饱。

宁乡县城里住着一位我们的同学，但我们因为有了在何家的经验，便决定不去拜访了。否则我们的叫化子生活就失去意义了。宁乡县城里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城郊那里有一条较宽的名为玉潭的河。河上横跨着一座精巧的小桥，桥附近聚集着许多小船。站在河边远远望去，能看见一座小山岗，那就是狮固山，山坡上种满了松树。

我和毛泽东坐在河岸上，观赏着玉潭河和周围美丽的景色。我们写了一首小诗，当时对其中两句挺得意：云封狮固楼，桥锁玉潭舟。

文如玉

第二十章：沩山之行

在静静的河畔，我们决意前往沩山。沩山之所以著名，一方面由于它美丽的景色;另一方面由于山坡上矗立着的一座自唐代起就很有点名气的佛教寺庙。我们踏访这座名刹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要看看寺庙的结构和组织，以了解僧侣的生活;其二是渴望结识那里有名的方丈。我们并不着急赶路，于是徒步而行，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一边欣赏着不断变换的大自然景色。

在远离宁乡城二十里远近的地方，我们攀上了一座不知名的小山。正面山坡上的嶙峋大石，远远可见。山坡上有棵长势茂盛的古松，枝叉向四周生发开去，有如鸟翼一样形成巨大的阴影。周围则有许多突出的巨石，像一条锁链锁住了树身。我们卸下包裹和雨伞，背倚古松，坐在“锁链”上。在清爽磬香的氛围中，顿感心旷神怡，异常松快。这使我想起与何老先生一同度过的美好的下午。我开口道:“何老先生以耕种土地而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种生活不是很快乐吗?”

“他一直说他是快乐的，”毛泽东说道，，“遗憾的是早年他没有机会读书。你可以看出来，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他从事的体力劳动使他的心境很愉快，这是他之所以健康而且自得共乐的原因了。”我接着说道，“你记得‘为古人担忧’这句话吧?如果何老先生读过书，恐怕就不会如此快乐了。”

“是的，”毛赞同道，“有知识固然是件好事，但有些时候没有知识反而更好。”

“他所唯一关心的事是稻米的收成和猪的长势。一旦获得足够的家用，他就快乐而满足了。但是要知道，他是自耕农。他为自己而劳作。这才是他快乐的原因。那些必须为别人而劳作的农夫却是痛苦的。他们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到头来必须将劳动成果拱手送给地主!”

“是的，”毛泽东道:“更不幸的是，有些想在田间出卖劳动力的人，却无人雇用。这类事情在中国屡见不鲜。”

我们在清凉的微风中躺着，感到异常惬意和舒服，后来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半小时之后，我醒来了，只见毛泽东还在睡觉。不一会儿他睁开眼睛笑道:“睡了一会，我感到精神多了。”

“像佛祖在菩提树下一样，我们也在这儿打坐几天，你以为如何?”我提议道。

“如果像他那样静坐，我会毫无疑问地再睡着的。”毛泽东说。

“我是认真地跟你商量这件事，你是否愿意在此多呆几天？”我说。

“首先，我要到沩山庙去看看和尚，看他们如何静坐，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来， 照此演习一番。”毛泽东笑着说道。

我询问他的意见，按照提议下山讨饭了，因为肚子有些饿了。我们虽然极不愿离开那棵古松，却不得不把小包裹背起来了。我们朝古松和巨石鞠了一躬，感谢它们给我们的憩息，接着往山下走去。我们看到山脚附近有一所房子，于是很急忙赶了过去。

四周一片寂静。很显然，这家人没养狗，这使我们想到刘翰林家的狗所给我们的狂吠真算是由衷的欢迎了。我们正揣测里面是否有人时，一个畸形怪状的老头走了出来。他得知我们是叫化子之后，拒绝给我们任何食物，并且以侮辱性的口吻对我们说话。我们感到很是恼怒，于是便以同样的态度回敬他。

“我们没东西来打发叫化子，”他说：“你们再等下去也是白搭。”

“你连打发叫化子的饭都没有，那算是什么人家?你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家。”

“住嘴，给我滚开!”他嚷道。

我们说除非他能给我们满意的解释，为什么不打发叫化子;否则，我们决不离开。说完我们就坐在大门槛上，让他无法关门。当时我们还紧紧抓住包裹，以防被他抢去。他看到我们没有走的意思，便狂怒起来。他的脸涨得发紫，脖子上的青筋因激动而迸了起来。“你们真的不走吗?”他带着恐吓的神情问道。

我们开始和他讨价还价，对他说:“除非你告诉我们为什么不给叫化子饭吃，或是拿些饭给我们吃，我们才会离开。我们走遍天下，不曾见过不给叫化子饭吃的人家。”我们嚷着:“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家?讨饭并不犯法。只有残忍和心地不良的人才拒绝给叫化子饭吃。”

那个老头儿见我们并不怕他，脸上泛出了一丝奸笑。“我没有熟饭。”他说：“不过，我可以给你们一点生米，你们走不走？”

“除非你答应以后好好对待上门讨饭的乞丐，并且给他们饭吃。否则我们就不走。”毛泽东坚持道。

老头没有说话。他坐在那儿，似乎没有听到毛泽东刚说过的话。当我们又重复了一遍我们的条件时，他终于说道:“好吧，好吧，我答应你们。”

于是我们拿起包裹，以一种夸张的方式讥讽地向他道了谢。转身将走之际又对他说:“过几天我们回来路过这里时，会再向你讨饭的。”

走了约莫一里路左右，又来到了另一户人家。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了我们足够的饭菜;我们和他们作了一次很有趣的谈话。老人姓王，他告诉我们说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十年前去了新疆，但已经五年查无音信了。二儿子在宁乡开了一间茶铺，生意不错。我的两个孙子也住在家乡县城里。”

我恭维他道：“老先生，您看上去很不一般，想必是出身书香门第吧?”

“以前我酷爱读书，”他答道，“但因家境艰难，只上过四年学。后来我便跟着一个裁缝学徒。幸运的是我又找到了在县衙门里当守卫的差使，在那儿赚了不少钱。但是你们两个小伙子看上去决非乞丐，可为什么以乞讨为生呢?”

我们的家境不好。”毛泽东答道：“但我们想旅行， 因此唯一的办法便是一路乞讨。”

“当叫化子没什么不好，”他说，“叫化子总比强盗好得多。”

“叫化子是最诚实的人，”我辩解道：“甚至比做官的都要诚实得多。”

“言之有理!”老人接道:“多数为官之人都不廉洁。我在衙门做守卫时，县太爷满脑子想的就是钱!他每审一个案子，给他钱多的一方照例是打赢官司。向他求情是没用的，除非花大价钱贿赂他。”

“我想你在衙门当守卫，也得了不少钱吧?"毛泽东问道。

“只是一点零用钱。这与县太爷得的相比实在不足挂齿。”

“他们用钱贿赂县太爷，你又是怎样知道的呢?”我很想知道这一点。

“他们告诉我的。”他答道。

“倘若原告和被告都出钱行贿，”我问他：“那么又如何处理呢?”

“那就要看哪边的钱给得多了。出钱多的一边必赢。输方总是异常恼怒，他们便常常将关于行贿的事告诉我。”

“县太爷不怕被人告发吗?”毛泽东问道。

“怕什么?”老人反问。

“输官司的一方可能到省城告他一状呀!”毛泽东解释道。

“他不会在乎的!”老人说道:“在省城里打官司比在县城里花费更大。如果没有足够的钱去行贿于县官，在省城里就更没有打赢官司的希望了。连在县里贿赂县太爷的钱都拿不出，那就更支付不起在省城里行贿所需的钱了。总之，官官相护，这是人所共知的。”

“这是什么世道!”毛泽东慨叹道。

“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好官吏。”老头连忙补充道:“我在县衙门做了七、八年守卫，总共经历过三个县官。头一个是贪官，另外两个却都正直廉洁。然而一般人似乎没有是非观念。在这个社会中根本无正义可言！贪官污吏虽遭抱怨，但一般人对两位拒绝受贿的县官也同样抱怨不已。我告诉那些人说，贿赂是没有好结果的，但他们怎样都不相信。他们会这样说：“这算是什么官，竟然不肯接受礼物?”他们绝不相信会有人不接受钱。因此甚至认为那两位廉官比贪官更加恶劣。这样的情况下，又叫人怎能不接受钱呢?恐怕这就是好官不多的原因了。”

我们都认为老人的结论也许是对的。又谈了几分钟之后，我们便向老夫妇道别，继续赶路了。路上我们又继续谈了一些可悲的世事。 劳动阶层的大多数人较为无知，相信他们所听到的一切；他们完全听任那些损公肥私的官吏们的摆布。

远眺沩山，好似一片低浮的云，但当我们慢走近后，山的形状就渐渐显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