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抗日历程：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老八路

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就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得见。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他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保长、甲长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人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武工队的工作方式是以宣传教育和军事打击相结合，在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日伪政权欺压的同时，也对伪军开展“良心大检查”运动，要求伪官兵“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外一心哄日本”。在游击区，连小孩子都知道“不信鬼子话，不念鬼子书，不上鬼子当，不帮鬼子干事，不对鬼子说实话”；伪军也知道八路军手里有个小本本，谁干了坏事就点黑豆，办了好事就记红点，“善恶簿上记得清，按照国法判罪行；生死本上写得明，多做好事保性命”。

但是，日本人也在加强攻心战，推行奴化教育。针对灾区的贫困环境，敌人一方面加紧了经济封锁，一方面又以物质利诱的方式蛊惑民众。鬼子的赏赐使一些汉奸瞬间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南宫县，刘春雷的熟人“小罗成”就由一个混混痞子变成了铁杆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作对，帮着鬼子搞“剔抉”、“宣抚”，还强迫抗属“检举”、“自首”，罪行累累。对这种“坏中坏”，武工队当然要坚决镇压、杀一儆百。大刘是队里的战斗骨干，杀汉奸除恶霸，责无旁贷。

“小罗成”也知道武工队要除掉他，整天东躲西藏。一天夜里，大刘他们打听到“小罗成”在一个小寡妇家睡觉，立即赶过去，翻院墙踹开门，把他给堵上了。一进屋，刘春雷就愣住了，这小寡妇是他的堂姐刘彩霞！彩霞堂姐原先是个多么爱面子的漂亮人啊！大刘参军时的衣服和挎包还是她送的呢！两年不见，她怎么居然和“小罗成”这混混痞子搅在了一起？

一开始，彩霞堂姐哭闹着不让拉走汉奸，还说“这是孩子他爹”，可她抬头看见堂弟，立刻就不吭声了。“小罗成”也认出了刘春雷，知道自己活不成了。这小子就泼口大闹：“老子到世间走了一圈，吃喝玩乐，享尽风流，不亏了！过二十年，老子还要再来一趟！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武工队把汉奸拉到村口，一刀捅了。其他人还在讨论如何处理小寡妇，刘春雷铁青着脸说：“放人！”

队长张文亭虽然不是本地人，但社会经验丰富，看见大刘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就把刘彩霞放了。张家的两个“机关枪”素来主张严惩犯错误的漂亮女人，这一回也难得地没有吭声。

第二天，张文亭把武工队带到刘春雷的家门口，让他回去看看。家门关着，屋里也是黑的。大刘翻墙进去，听见有人说话，知道是他父亲的声音，于是叫开了门。老人家激动得不行：“听人讲，你前几个月被打死在枣强县的一个道沟里，头朝南脚朝北，瞧得清清楚楚，我和你伯父还去找着收尸……”老母亲也哭着说：“你叫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咱们的孩子死得冤，阴魂回家了呢。”

张文亭在旁边问了几句，才知道是保长家儿子造的谣，立刻派人把那家伙抓来。一见面，张队长就把盒子枪拍在桌子上：“我是张老抬，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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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亭从十二岁起就“吃票饭”，冀南豫北有谁不知道这个匪号？保长儿子一看见他阴森森的脸和黑洞洞的枪口，立刻就瘫软了。

刘家老人心肠好，帮忙说人情。张队长这才把枪收起来，警告说：“今天先记上一笔，今后，咱们老人家再受到一丁点儿委屈，都算是你的错，连本带利，坚决枪毙！”

聊家常的时候，刘春雷讲到堂姐的事十分气愤。两位老人家却说：“她的事，我们也知道……孩子啊，你也别太怪她了，她那是饿的。……”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战乱中的苦难，女人们又何尝躲避得了！在那个年月里，无依无靠的寡妇实在太多了，苦难中的人们又怎能苛求所有不幸的妇人都成为烈女呢？

有段时间，武工队在枣南县活动。半年前，大刘在这里养过伤。

这里的群众很好，虽然在敌人的严厉控制下，老百姓自己也缺吃少穿，但总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八路军。经常是几户人家凑上十多斤粮食和三五个鸡蛋，偷偷找到武工队，一定要他们带回根据地去。“休息好，养壮身体，早点打回来啊！”有一次，夜间宣传离开村子，一个老头追了好远赶上来，递给刘春雷一个小包后转身就走。刘春雷打开一看，里边是三个半窝窝头，这分明是人家明天的口粮啊……

当地有汉奸米先恩、米先盛两兄弟。他们无恶不作。临过春节，有户人家娶亲，米氏兄弟去喝喜酒，看见新娘子漂亮，就借口枪被偷了，把新人拖到了炮楼里。新媳妇第二天回来以后就疯了，新郎家也要死要活地过不下去。群众都很气愤，寄希望于武工队撑腰，可是又觉得“八路军只能在晚上活动，大白天的保不住人……”

八路军气炸了，立刻请求除掉米氏兄弟（大“扫荡”之后，因为有些战士急于报仇雪恨，出现了不分轻重乱杀人的现象，所以当时规定，除奸对象要由当地干部决定）。经当地政府批准之后，武工队就着手准备行动。

米家兄弟天黑以后都住在炮楼里，武工队还真不好下手。刘春雷不管不顾了，决心在白天开干。一天上午，他带着游击小组的两个民兵到米先恩、米先盛经常出现的地方去找人。大刘心想：反正我的伤是在这里养好的，上次大难不死，这回为了群众，把命丢在这里就是了。

中午，在一处干涸的河床边遇上了米先恩和一帮人，民兵指认清楚，刘春雷走过去就开枪。第一枪打在腰上，汉奸歪倒在地，接着再补一枪，那家伙就完蛋了。米先恩有一个带枪的跟班，可自始至终，跟班被吓傻了，没敢动。大刘缴了他的枪，宣布：“八路军武工队奉命除掉米先恩，谁再敢当汉奸，和他一样的下场！”然后扬长而去。

米先恩死了以后，米先盛小心多了，轻易不出门，即使出来了也带上一大帮伪军护驾，让人很难下手。有一天赶集，群众报告说米先盛在集上喝酒，估计伪军纪律差，散集时各走各的，米先盛有可能落单，武工队就决定动手。

观察地形以后，张队长安排刘春雷带四把短枪躲在路边的断墙后面，另外四杆长枪埋伏在百米外的院子里，预防敌人冲过去了再阻击。他带着几个人到集市上转悠，跟在敌人后面出来。

散集的时候，米先盛来了，慢腾腾地赶着一辆马车。他坐在车辕上，车上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坐着四个伪军。恼火的是，马车前后还有十几个老百姓一起跟着走，有的还把手里的东西搭在车帮子上，图省劲。这要是打起来，群众难免会受连累。

远远跟着的“二机关枪”很聪明，看见情况不对，就在后面喊：“喂！今天你们村里的几个半大孩子被疯狗咬了，有这事吗？”你说，哪家屋里没有个“半大孩子”呀！一听这话，老百姓全都不走了，呼啦围起来问个东长西短。张文亭他们借机把散集的群众和预设战场隔开了。

马车到了跟前，刘春雷扬手扔了颗手榴弹。巧的是，这手榴弹正好就落在米先盛怀里；可又不巧的是，这手榴弹没有响。米先盛反应快腿脚也快，跳下马车就往路边的地里跑，大刘不管别人，闷头就追，边追边开枪。打了两枪没打上，米先盛吓慌了，在庄稼地里摔了一跟头，爬起来再接着跑。大刘就离他近了，追到跟前，正想打枪，米先盛突然止步朝旁边侧身一滚。两人一错身，米先盛躺在地上，枪口就指着刘春雷。大刘心想：“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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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枪没响。刚才米先盛摔跤的时候，手枪枪管插到土里，堵上了。事到如今，他也只有哀号一声，被刘春雷一枪给毙了。可这时候，大刘也是一身冷汗，说不清楚是因为跑步累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腿肚子有点哆嗦……

马车上的伪军也知道武工队是冲着米先盛来的，他们用不着陪着玩命。所以除了一开始就被打死的一个，其余三人都抱着脑袋蹲在路边，缴枪投降了。

武工队连续地在大白天活动，震动了日伪军。他们认为这次八路军的游击力量一定比较强，于是出动了搜索队。在一无所获之后，敌人要求每个村子晚上都要派“值更组”守夜，发现八路军就点篝火报信，哪里放走了武工队就处罚哪个村。

本来，武工队八九个人，队伍精干，要撤走很容易。但如果这么一走了之，有几个“重点治安村”的群众就难免会受牵连，必须想个办法。于是，那天半夜里，周边的村口都有了动静。先是“噼噼啪啪”地敲东西，再就是“值更组”的大呼小叫，接着，报信的篝火都点燃了……夜里，炮楼里的敌人看见周围十几个村都点了火，吓蒙了，不敢出来，只好朝着大马路上乱放枪了事。

第二天，各村都来诉委屈，“昨天八路从我们村口过，老总们怎么不出来支援啊……”

这次除奸活动，武工队里跟着个宣传干部，他以前没参加过战斗，初上战场很兴奋，回去后就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军区报纸上，题目叫做《战斗的喜悦》，很是把刘春雷吹捧了一番。

大刘当时并不知道这事，回到部队才看了文章。他心里虽然得意，却也难免有点犯嘀咕：战斗就是战斗，还喜悦？要不是运气好，当场就给报销了，喜悦个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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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告别冀南


1943年开春，刘春雷从武工队回到了骑兵团，上级任命他担任骑兵二连二排长。曾玉良团长问：“你认为怎样才能当好排长？”大刘回答：“一是打仗多动脑子，二是带头打冲锋。”团长很高兴：“出去学习了一次，效果不错嘛！”

在团部，遇到伤愈归队的李树茂。闲聊的时候问他这是第几次受伤了，李连长说：“快二十次，习惯了。”曾团长就说，受过二十次伤的人，功德圆满，以后子弹都会绕着走。

回到二连，刘春雷先去看自己的战马。可是找来找去没找到，问谁谁也不说，他不由得有些冒火，嗓门也大了起来。指导员张存有赶紧把他拉到一边，叮嘱他不要闹情绪，还说军区保卫部的干事正在搞审查呢！

保卫部的人下连队，通常是来处理违法、叛逃和破坏事件的，骑兵团是红军团队，觉悟高、素质好，以往很少“麻烦”他们。所以大刘听说是“保卫部”就吓了一跳：“指导员，出啥事了？”

演义小说中经常描述“粮草断绝，军心大乱”的故事，其实，八路军若是缺了粮食，事情也难办。

1942年冬天，根据地军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人们以糠菜为食，两斤红枣可以换一亩地，十来斤粮食可以换一栋房子，卖儿卖女的现象屡有发生。到了1943年，粮食更加紧张，除松树和柏树以外的树叶子几乎全被吃光，人们只好在野地里挖草根，掏地鼠洞。每天日出之后，饥饿的人群在墙角倚靠而坐，有些人就在昏睡中悄然死去。

1943年初，冀南的日伪军不怎么折腾了，这些把老百姓抢劫一空的坏蛋自己也失去了物资补给的基础。日本兵的米饭改成了高粱面，小鬼子急了，看见谁有猪肉白面就当做“经济犯”抓起来，是不是汉奸都不管了。伪军士兵每个月的定量降为四十斤杂合面，他们也开始饿肚子，也开始为粮食发愁。

粮食，粮食。一时间，粮食成为了各路人马、各级部门最棘手的问题，冀南党委公开强调，“粮食问题是目前一切工作的重点”，“粮食问题是抗敌斗争的关键”。彭德怀副总司令甚至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取得胜利。”

八路军没有粮食。由于缺乏营养，各部队都流行起夜盲症，白天眼睛还好好的，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八路军要靠打夜战才能生存，这种疾病对部队战斗力的破坏几乎是致命的。上级领导焦急万分。有人说，用羊肝炖汤能把夜盲症治好，可是，连窝窝头都没有，到哪里去找羊肝？

部队缺粮，步兵难，骑兵更困难。人饿肚子还可以勉强顶着，战马没东西吃，做什么思想工作也没用，塌背、拐腿、患软骨病，病倒了一大批。战士们成天守在马跟前，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蔫下去。

好容易开春了，粮食虽然没有，但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地里也长出了新草，骑兵们就牵马出去放牧，自己也挖野菜充饥。这时候，老百姓也把新嫩的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各种无毒的野菜、地果都拿来当饭吃。

几天以后，军区政治部下达命令：部队单位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和野菜，要留给群众。战士们服从了命令，但心里却难过极了。“当兵打仗，到了要和群众抢野菜树叶吃的地步……”于是，当天就有人开了小差。

逃跑最严重的是一连的胡彦明排。有一天出去找食物，走了十几二十里地，旷野里满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硬是没找到符合上级规定的采摘场地。胡彦明缺乏经验，就把人员分散了，结果，白天出去二十六个，晚上回来十三个，正好跑掉一半。胡排长急得满嘴是泡，找了两天也没把人找回来。要说，骑兵开小差的确是不好找，一是因为单独行动时像通讯员，不容易引起怀疑；二是骑上马跑得快，你上哪里追去！

骑兵团正在开会教育防止开小差，上面突然又来了命令，说是杨得志司令员恢复组建冀鲁豫支队，要从骑兵团抽调七十匹马。一开始，军区来的干部也太随意了一点，直接下连队去号马，看见合意的就系上布带子准备拉走。战士们顿时不干了，有的人拎着马刀坐在马槽里，谁拉他的战马就和谁拼命。四连更是炸了营，韩永正烈士的战马“猛子”也被做了记号，连李树茂都不愿意了，差点和人家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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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领导一边稳住大家的情绪，一边去和上级商议，最后决定，马匹由骑兵团自己选送，军区不插手。于是，骑兵团编成四个连和一个徒步队，刘春雷的战马也就是这时候被调走了。

大刘回部队的头两天，二连出了事。本来，骑兵喂马时，各匹马的缰绳拴的长短应该要一致，因为缰绳拴得长，马的活动范围大，抢吃的食料就多；反之，拴得短的就吃亏了。晚上喂料的时候，有个战士偷偷把自己战马的缰绳放长，被别人发现了。这要在平常，最多也就是拌嘴吵架的事，可这段时间人们的火气太大，结果竟发展到动刀杀人——军区保卫部的干事就是为调查这个事故而来的。

刘春雷这个排长新上任，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叛逃。晚上，各班长睡觉都把铺位安在门口，房门用绳子拴着，另一头系在自己手上。连长、排长一天要查几次人数，出任务时更是紧张得眼都不眨一下。有个战士偷偷对大刘说：“你让我走吧，我不带枪，不骑马，保证不去当汉奸。回家吃几顿饱饭就回来接着打鬼子。”刘春雷回答：“你讲的这些我都相信，可是如果你敢逃跑，我一样开枪打你……”

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又传来了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一二○师的骑兵团在大青山解散了，一二九师骑兵团也要下马改成步兵！

这个消息是确切的，因为有领导认为骑兵的消耗太大了，养不起。

的确，养骑兵困难。算一笔账就知道：当时，八路军士兵的口粮已经降到每天六两杂粮；而由于没有草料补充，战马的豆料降到每天三斤（四十八两）就不能再减了。这样一来，一匹马的消耗是一个战士的八倍。解散一个骑兵团，可以供应四五个步兵团（步兵团的人多一些）。

还有个消息说，骑兵解散后，大部分战马都将被宰杀。这更让部队的军心大乱。团领导没办法向下面做工作，只好去找上级提意见，说明“骑兵团从红军时期保留到现在不容易；再说，把马匹都杀了也没有多少肉，解决不了大问题”。战士们也提出：“如果嫌骑兵消耗大，我们宁愿到敌占区去活动。到那里战马可以吃草，我们也能和鬼子拼一下。”

七七八八的意见反映上去，上级领导也犹豫了，正式文件就拖着没有传达下来。

开春了，战士们还穿着去年“五一”反“扫荡”时的军装，冻得直打哆嗦。一天，军区拿出一笔资金，叫骑兵团自己想办法换装。这事情倒是出乎骑兵们的意料之外。

刘春雷参加了军装制作组，在供给处老舒处长的带领下满世界收购布匹，可是转了好些天也没有多少收获，真是愁死人！

根据地的布匹棉花早就送到太行山上去了。当时，冀西和晋南山区不产棉，那些地方连纺车都没有，太行山部队的军服原先是由冀中根据地提供的，“五一大‘扫荡’”之后就要靠冀南军区来完成。冀南根据地的面积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物资本来就有限，再加上穿越封锁线运送布匹，十趟中能成功一两趟就不错了。等到把八路军总部的任务完成，自己的布匹棉花也差不多掏空了。

在成安县，听说漳河店有个叫“老严”的布贩子，三教九流都很熟，别人弄不来的东西他都有办法。漳河店是敌占区，老严是个什么背景也不清楚，可大刘他们这时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就去找他。

漳河店，刘春雷刚参军的时候在这里打过伏击。到了老严家，八路军一亮明身份，他全家人都很紧张。老舒处长说：“老乡别慌，我们一不要东西，二不抓人，是来找老严帮助买棉布的。”对方听了，这才放下心来。

彼此一聊，才知道还是熟人。原来这个老严就是大“扫荡”时参与守备王行杖村的那个伪军中队长，当时他被惨烈的战斗吓坏了，连夜脱了军装跑回老家继续贩布。当他知道刘春雷就是英勇作战的八路军骑兵战士时，他对曾经的对手很是敬佩，一再表示要把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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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严说：“你们要我买棉布，不知给什么票子？若是银元、老头票就能买到，若是别的钱恐怕不中。”舒处长知道他是去敌占区采购，当即表示钱不成问题，但他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办完事。

老严又问：“每尺布咱们出多少钱？”老舒处长回答：“随行就市，公平交易。你看着办就行了。”老严很高兴：“八路军这么相信我，兄弟我跑路子，一定不让你们吃亏。十五天后各位到我家来取货，那是绝不会失望的。”

过了半个月，老严真的把布匹弄到了漳河店。在他家结账的时候，舒处长又问老严一天给多少佣金，老严说：“我自己就免了。这位老夏，带了十个人，每人算两块，一天二十吧。”

老舒说：“你们很辛苦，一天二十五块。”

那位老夏顿时就和八路军亲热起来了：“早听说八路军公平和气，还真是这样。要是给别的军队买东西，不给钱还要挨骂呢。”

刘春雷、胡彦明就和老夏闲聊天：“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棉布呀？”

“从河南辉县。”

据老夏说，日本人在新乡有个会社，既推销他们的工业品，也收购当地的土特产。辉县有一个经营点，很多交易都在那里进行。闲聊中，老夏吹嘘这趟帮八路军贩布买卖合算，原因是日本人要集中资金去抢购粮食，棉布反倒比平时便宜多了。

“那里有粮食吗？”

“当然，鬼子仓库正收着哪……”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胡彦明立刻去找老舒处长。

“老舒处长，有粮食！”

“哪里有？！”

“河南辉县。”

“哦，那里是敌占区。粮食太贵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钱，咱们还不能抢吗！”

对于到辉县去抢粮食的事，老舒处长和刘春雷都觉得挺玄的。可胡彦明却很上心，回到根据地，他就急着去团部汇报这个情况。况政委说辉县离这里太远，先请示军区吧。

过了两天，陈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带来了军区首长的命令，说是决定由冀鲁豫军区去打辉县仓库，冀南这边派一个骑兵连配合。周排长传达完命令以后就不走了，留在骑兵团担任四连的副连长。

原来，为减轻根据地的粮食负担，冀南军区的司、政、供、卫机构实行了大规模的精简，卫生部只留下十多个人组成巡回医疗队，供应部则全部撤往太行山，在“四二九‘扫荡’”中曾经和骑兵并肩突围的军区特务团也撤销了。陈再道司令员还解散了自己的警卫部队，把周开树等人派遣到了骑兵团。

周开树外号“周二虎”，在冀南也算是个有名的人物，他十四岁参加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45年从骑兵团调到二十旅五十八团任营长，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

曾玉良团长带着一连去河南辉县“抢粮”，大家都满怀希望地等待收获。可过了几天，一连回来了，人马没少，却只带回来三袋粮食，垂头丧气的。

原来，辉县那边是敌占区，我们的政权在当地已无法活动。这次，冀鲁豫军区派了四个步兵连出击，骑兵连的任务是掩护。过铁路线的时候，部队被敌人发现了，立刻引来了日军机动部队，步兵部队连忙跳到路西去，骑兵连则按计划在路东骚扰掩护。可是，由于路西是太行山方向，敌人似乎认定了过铁路的是太岳军区的部队，所以不受骑兵的吸引，始终咬着往西面追。骑兵一连只好又绕到路西去接应，除了发现一些被丢弃的大车，没有联系上步兵部队。再往西走就是山地了，那里对骑兵的运动不利。曾团长觉得在摸不清情况的条件下不能盲动，就带着队伍回来了。

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乡公所，骑兵一连顺手就把那里端了，没想到还找到了几袋粮食。胡彦明美滋滋地告诉大刘，那乡公所可能是正在等着招待什么人，准备了三大桌酒席摆在屋里，有鸡有肉，还没有动筷子，结果都便宜了八路军。大刘问：“都有些什么菜？”胡彦明想了半天才说：“不知道，还没看清楚就全进肚子了。”……不过，这已经够羡慕死其他人了——跑了三百里，混了顿好伙食，值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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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服发下来了。衣服是老百姓帮着染布、缝制的，还絮了层棉花。只是式样不大统一，有的像中山装，有的像道袍，纽扣是布袢袢，看上去有些怪怪的。不管怎样，毕竟是棉袄，穿起来暖和多了。

有一天，冀鲁豫军区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开国中将）到骑兵团来转了一圈，东看西看，笑嘻嘻的。骑兵们也得到消息：骑兵团不解散了，但是要到河南去，加入冀鲁豫四分区。听说能保住部队、保住战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对未来的战斗环境充满了兴奋和好奇。

原来，上次骑兵一连配合四分区到河南辉县抢粮，虽然没成功，但给冀鲁豫军区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国华政委就坚决反对将骑兵团解散，他认为：其他根据地都有山地作为战略依托，只有冀南和冀鲁豫完全是平原，在这样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保留骑兵作为机动兵力是十分必要的。张政委还表示，他有办法解决骑兵的供给，如果别人觉得难办，四分区要。

1943年的2月至7月，冀南军区的大批主力部队陆续调到其他根据地。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到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和第十团到太行军区，二十团到太岳军区，七七一团到陕北。这些部队都是开辟冀南根据地的功臣，是根据地的骨肉子弟。

军区领导给离开根据地的战友们配发了新军装，补充了缺额人员，让他们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地踏上新征程。而那些留下来坚持游击的部队，每个团只保留三到七个连，区中队只留二十人，县大队也只有五十人……

这是极度困难的形势下的无奈之举。抗日战争期间，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各敌后战场中承受的损失是最大的，全区牺牲旅（地委、专署）以上干部二十七名、团（县）级干部一百二十八名，仅刘春雷的老家南宫县就牺牲了五位县长和县委书记。在惨重的伤亡面前，八路军没有退却。但是，当大饥荒威胁到群众的生存的时候，人民的军队却必须尽量减少民众的负担。机关精简了，后勤精简了，干部精简了，行政人员精简了……最后，除留下基本力量坚守阵地，战斗部队也实施了大分流。

离开驻地时，部队给每个战士分发了两斤玉米，可骑兵们只抓了一把放在兜里，其余的都留下了。根据地的老百姓在路旁含泪相送，一位老人家高举双手哭喊着：“为官不与民争利，贤达呀！军队不和民争食，义士啊！”如果说，通过几年的敌后战争，群众知道了八路军是坚决抗日的队伍；那么，大饥荒中的同舟共济，更使老百姓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是爱民的政党，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患难见真情，从这以后，华北民众和共产党人的心彻底紧贴在一起了。

刘春雷是冀南的子弟。当初参军，他只是想着要保卫家园、保护亲人，现在，当他离开故乡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一位久经沙场的八路军干部了。他知道，在党领导下的每一个阵营、在八路军抗日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自己英勇献身的战场。

他想起前不久告别父母时的情形。当武工队离开刘家的时候，刘春雷已不能像十九岁那样洒脱地说出跩文的“戏词”，只能哽咽地请二老多多保重。刘家老太太照例是哭得说不出话来，刘老先生却说：“去吧，孩子。虽说忠孝不能双全，可我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打鬼子就是最大的孝。该保重的应该是你，打仗的时候处处小心点。孩子呀，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

“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这曾经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而如今，却又是多么难以办到的一件事。

离开冀南的时候，刘春雷忽然想到：当年在南宫县一起参加骑兵团的三十五位战友，现在连他在内，只剩下八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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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惩戒邵鸿基


告别冀南，骑兵们来到豫北。冀鲁豫根据地和冀南相隔不远，两个军区多次并肩作战，所以骑兵团对这里并不陌生，杨得志司令员也是大家的老熟人。

不过，冀南的部队属于一二九师序列，而冀鲁豫军区属一一五师序列，虽然大家都是八路军，但是在一些习惯上还是有所不同。

比如，冀南的部队番号是以“新”字打头的，叫做“新四旅”、“新七旅”；而一一五师这里是以“教”字开头，称为“教一旅”、“教三旅”……骑兵团到了冀鲁豫也不好再叫“一二九师骑兵团”，只能改为“冀鲁豫军区骑兵团”或者“四分区骑兵团”。

不过，当地老百姓弄不清这里面的名堂，看见黑马、红马、白马，一队队地开过来，就“白马团”、“黑马团”、“红马团”地乱喊。骑兵们也胡乱答应着，反正喊来喊去都是这支队伍。在当时，华北的八路军只剩下这么一个骑兵团了。

四分区的司令员是赵承金（开国少将），政委是张国华（开国中将），还有个戴眼镜的副司令员朱程（1943年牺牲）。这是个刚建立没几个月的新单位，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南的北部，分区总部设在昆吾县（1949年被撤销，并入濮阳县）。

豫北这一带，敌我力量犬牙交错，周边的敌对势力除了日伪军，还有“会道门”武装和国民党顽固派。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来之前，四分区的部队是由河北民军改编的抗日武装，力量小，战斗力不强，老是受别人的欺负，只能在日伪顽军的包围中搞一些“小打小闹”。有一次，部队偷袭东明县的临濮集，击毙了十几个伪军官，分区领导就高兴得不得了；可骑兵们都觉得这动作太小，是武工队的把戏，没多大意思。

三月的一天，部队接到命令：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滨河地区侦察敌伪作战意图。战士们觉得很奇怪，滨河县是共产党在滑县和长垣县的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临时县，地盘很小，派两个主力团去那里侦察什么情况？

“半截秀才”李大鹏这时候是团部的通讯员，他向刘春雷透露了一个情况：

头一天，曾团长和况政委去四分区开会，在张国华政委那里遇到几个正在哭鼻子的地方干部。他们是长垣县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刚刚被国民党专员邵鸿基给赶了出来。除了两位女同志，其他的人都挨了板子，屁股都被打肿了。张国华政委还兼任着地委书记，地方上的事情也归他管，看见这个情况十分气愤。曾团长当时也提出要惩治邵鸿基。

如此说来，这次侦察活动的目的，也许是要找机会教训一下邵鸿基。

邵鸿基是骑兵团的老熟人了，他原本是国民党的南宫专员，是刘春雷家乡的父母官，在冀南的时候就配合石友三搞摩擦，经常和抗日民主政权作对。1939年，冀南军民反击石友三，邵鸿基也被打得一败涂地，从此被赶出了自己的辖区，只好扛着河北专员的牌子到河南来继续反共。现如今，他的身份是“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自称是“反共专家”，还吹嘘说“共产党的那一套我都懂，都有办法对付”，专门和八路军的主张唱反调。

于是，骑兵团就开往滨河地区“搞侦察”，二十一团也心照不宣地同时开拔。

刚到长垣县，就听说邵鸿基的部队出来了，主力赵子安支队进驻大索庄，另一个支队将在小索庄宿营，总共有一千四百多人。这个情报不仅很准确，得来也十分容易。因为邵鸿基根本不知道八路军四分区新来了两个主力团，所以事先派人到村里拉条幅、搭戏台、预备饭菜，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毫无防备。

邵鸿基摆在面前了，打不打？大家有点伤脑筋。

人家邵司令虽然很浑蛋，但毕竟不是汉奸，而且大小还是个国民政府的专员。先前，军分区领导派部队到滨河县来，明说的只是“侦察敌伪意图”。这“教训邵鸿基”的意思是大家自己猜测的，万一没猜对可怎么办？

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刚到新地方，该打的仗不打，显得胆小怕事；可要是打了不该打的仗，一见面就给上级领导捅个娄子，那也不好交差呀！

老八路

二十一团的常仲连团长（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跑来和曾玉良商量这件事。当时，骑兵团有个小电台，可曾团长又觉得不能发电报请示，因为，首长没有明说的事情就是不方便说，硬要问个水落石出，岂不是让上级“坐蜡”吗！

况玉纯政委想了半天：“还是打吧。反正是打，不打则已，要打就把他打痛！”

于是曾玉良团长下达命令：“顽军邵鸿基侵犯我根据地，到大、小索庄抢粮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们要坚决消灭他！”其他人听了直乐，三四月份，青黄不接的，抢的哪门子粮食？

大家心里明白，这大索庄和小索庄都有“会道门”组织，邵司令此番大概是想去收编门派、扩大武装。“反共专家”邵鸿基一直以来就很惹人讨厌，现在要教训他，战士们都挺乐意的。

这一仗打得很轻松。

按照计划，骑兵团收拾大索庄的赵支队，二十一团打小索庄。等战斗打响后再去通知地方政府，免得人家担责任。

二十一团的侦察队化装成买柴草的，想偷袭搞掉小索庄的岗哨。没想到邵鸿基的兵大多是当地人，不像日本鬼子那么好蒙，八路军刚靠近村子就被顽军识破了。双方一交火，二十一团只好提前发起总攻。

大索庄这边，骑兵团还没准备好呢。

小索庄那边的枪声一响，大索庄里的敌人就乱哄哄地跑出来看情况，恰好遇见了正在移动的骑兵二连。二连立刻开火，机枪、步枪一阵猛打，把敌人撂倒了一片，剩下的赶紧往回跑，八路军顺势就跟进了村子。

早就在北边准备好了的三连和徒步大队看见这情况，心说：不对啊！我们才是主攻部队，怎么能让二连先进村了呢？于是马上吹号，也冲进了大索庄。

八路军进村快，可人家“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的赵子安支队真不愧是主力，动作更快。一见八路从北面攻进来了，不用长官吩咐，立即就从南面跑出了村，这下子可把二连、三连和徒步大队都搞了个措手不及。

本来，为了吸取南李庄巷战的教训，骑兵团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事先准备了几套战斗方案。可现在，战士们下马、分组、抢占要点，正准备布置火力打攻坚战，突然发现敌人全都跑不见了，什么方案也用不上……蒙了好一阵，骑兵们才跑回去把刚刚归拢的战马又分开，气急败坏地直骂赵支队不给面子。

四连没得到主攻任务，在黄河大堤上坐着，一肚子怒气。听见村里响枪了，也只能够伸着脖子瞧热闹，没想到，大索庄里忽啦啦跑出来好多人，乱七八糟地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瞎跑。李树茂愣了一会儿，赶紧下令：“上马，杀啊！”大伙高兴坏了，连忙列队，从大堤上冲杀下来。一时间，战马奔腾，军刀闪亮，真是痛快极了。

不过，跑出来的敌人实在太多，四连来回冲杀也忙不过来。在平地上乱跑了一阵的赵支队也醒悟了些，急忙向东面大堤上冲，想抢占制高点。眼看敌人就要上大堤了，堤上突然又出现了一支队伍——那是况政委带领的一连！

敌人一下子就被压下来了。这时，二连和三连也会合赶到，把赵支队压到了一块洼地里，惊慌失措的顽军就在这里投降了。

刘春雷没有参加大索庄的战斗，当时，他正在外面扭秧歌呢。

滨河县是新开辟的根据地，这里的老百姓对八路军不大了解，好多人一见到部队就跑到荒野里去，即使没有跑走的，也是躲躲闪闪，搞得我们的工作很不好开展。要发动群众，就要先从消除顾虑、活跃气氛、加深了解做起，因此，八路军派出秧歌队，跟着宣传干事走村串户去演出。

秧歌队分男女两组。那时候骑兵团没有女兵，女角都由男的扮演，刘春雷面貌秀气，就装扮成了大姑娘。每次到了村口，就敲锣打鼓开始演出。男的挥舞霸王鞭，用一根竹竿系上两串铜钱，挥舞起来“哗啦啦”直响；“女的”就端着荷花灯扭来扭去。手舞足蹈一阵，大家开唱：

老八路

新年到，隆里咯隆！新年到，咯里咯隆！

男女老少大家好，嗨，大家好！什么好？身体好；什么好？团结好，团结好来打败日寇立功劳。

隆里咯隆，咯里咯隆！

新年到，隆里咯隆！新年到，咯里咯隆！

人人拥护抗日军，嗨，抗日军！什么军？新四军；什么军？八路军，八路军来打败日寇立功劳。

隆里咯隆，咯里咯隆！

…………

部队扭秧歌的时候，地方干部也跟着，县政府、妇救会和“青抗先”都借机发动群众。老百姓觉得八路军亲切可爱，也就消除了戒备心理，高高兴兴地从这个村尾随到那个村，不仅开心地看，有的也跟着唱跟着学。大刘脸上的胭脂口红被汗水洗掉了，还会有小媳妇嘻嘻哈哈地抢着帮他抹上。

骑兵团打大索庄，事先没有通知地方政府，秧歌队的人也就不知道。

那天早上，大伙化好妆刚开始表演，骑兵团派人来向县长报告情况，说是大、小索庄战斗已经打响。演员们一听这消息，哪里还顾得上唱歌跳舞，连妆也不卸，骑上马就跑。

跑到小索庄附近，发现几十个逃出来的顽军，骑兵立刻组队冲击。有个家伙刚把机枪架到沙丘上，就被大刘冲上去一刀砍了。其他的人吓得举手抱头不敢动弹。紧接着，又接连冲出来几伙敌人，八路军就摆成阻击线射击。打了一会儿，对面的敌军官从枪声中听出了名堂，说“没办法，遇到老部队了”，于是缴枪投降。

秧歌队押着七八十个俘虏赶到大索庄，战友们看见他们的模样都哈哈大笑。

俘虏兵们也觉得奇怪，这花里胡哨的队伍是些什么人物？涂脂抹粉，穿红着绿的，还很能打仗。

打扫战场的时候传来一个新闻，通信员李大鹏一个人抓了九十多个俘虏！这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李大鹏就是“半截秀才”皮皮。他曾经是刘春雷手底下的兵，因为有个掉马的毛病，被调到团部当通信员去了。

说起来，李大鹏骑马的技术原本不错，上马下马一溜烟，乘骑冲刺、越障的动作也很利索，可就是一听见枪响就从马背上掉下来。在骑兵看来，战场掉马是胆小惊慌的表现，可皮皮不承认，说自己是兴奋。

“兴奋是啥玩意儿？是害怕吗？”

“不害怕，兴奋是高兴！”

“高兴？你高兴了从马背上下来干啥？”

“……呜呜，哇哇哇……”

刚开始的时候，皮皮分在四连，后来四连不要他了，又调到二连刘春雷这个排。结果枪一响，他还是从马上掉下来。刘排长就跑去找领导：“你们把大鹏弄走吧，免得以后出了什么事，我对不起老舒处长。”团长没办法，只好把皮皮弄到团部当通讯员。

大索庄战斗打响以后，曾玉良团长派通信员去二十一团通报情况，说：“我们这边的敌人出村子比预想的要快，有可能会逃往小索庄方向，请他们有所准备。”皮皮接到指示，打马就走。

骑马赶到小索庄，二十一团也四处追击敌人去了。没找到团领导，皮皮就信马由缰在野地里乱转。

离河堤不远有一片瓜地，稀稀疏疏地长着些枣树，还有几处被水冲毁后废弃的房子，皮皮路过这里的时候听见里面有声音。要是换了别的战士遇到这种情况，起码要先侦察一番再作打算，可皮皮却不管这些，直接策马就过去了。到了跟前一看：呀！好多敌人……

好个小皮皮，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嘴皮子照样利索，大声宣布：“我们八路军，开来了十个团，现在已经把你们包围了。不投降没好处，投降才是聪明人！我们八路军是宽大俘虏的，现在我给你们讲政策……”

那些顽军倒也爽快，赶紧表态：“小长官，我们明白，我们投降……”

“急什么？不要吵闹，先听我把政策讲清楚！”

邵鸿基的兵只好老老实实坐着，听皮皮“长官”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