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抗日历程：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老八路

正说鬼子打不进来，大街上就听见叽里呱啦的日本话了。大家丢下饭碗就往屋里跑，大刘躲在门背后，还有的人钻到卧房里面去了。

连长李树茂在大门外喊：“大家快出来，把鬼子打回去！”

胡彦明第一个冲到街上打枪，并招呼道：“日本人不多，三班的快出来！”

刚跑到院子里，王立贵猛地惊叫起来：“鬼子，鬼子！”刘春雷抬头一看，可不是，一个日本兵正在房顶上一蹦一蹦地往前蹿呢。两人连忙开枪，也不知打了多少发子弹。小鬼子歪了一下，想站住又没站住，“啪哒”一声掉下来，躺在院子里直抽抽。

那鬼子正摔在大刘跟前，浑身血淋淋的，瞪着大眼睛张着嘴，一个劲地吐泡泡。刘春雷感觉有些恶心，一股凉气从小肚子直蹿上胸口，堵住嗓子眼说不出话来。扭头看看王立贵，发现这小子更没出息，天生的一张黑面孔居然被吓成了白脸，嘴巴一抿一抿的，都快要哭了。

冲进村子的日军小队被三连和四连歼灭了。自不量力、穷追骑兵的两百多个鬼子兵被打得只剩下六十人，丢下四辆被破坏的汽车，狼狈地逃回了安阳。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敢说凭一个中队就能攻击八路军一个主力团了。

战斗结束后，连长李树茂摆弄那具从房顶上掉下来的日军尸体，翻衣服口袋寻找战利品，发现鬼子身上只中了一枪，从左肋打进去，从前胸穿出来，就问是谁打的。胡彦明抢着回答：“刘春雷打的。”

大刘愣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谁打中的，班长当时又不在场，凭什么这么肯定呢？他正想解释一下，王立贵却也跟着说：“不是我不是我，是大刘打的。”

于是，这份功劳就算在了刘春雷头上。

这是刘春雷戎马生涯中消灭的第一个敌人，也是他立下的第一个战功。可是，直到晚年他依然心存疑惑，总觉得自己或许是冒领了战果，有点对不起战友。

020 ① 守马桩：骑兵下马徒步作战，马匹必须集中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叫做“马桩”；还必须根据战场情况，派出部分兵力看管、保护战马，这就叫“守马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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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斥候骑兵


在班长的“帮助”下立了功，刘春雷却并不觉得开心。

胡彦明新官上任，对班长的职责看得很重，无论内勤外勤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从早到晚催促着做这做那，把全班人搞得手忙脚乱，大家都觉得不痛快。私下里，胡班长还要求大刘多注意战友们的言行举止，发现什么不良苗头就及时向他汇报。“这不是让我当奸细吗？”作为师弟兼部下的刘春雷觉得很别扭。

10月的一天，大刘在营地外面遛马，遇见了刘金魁。整编之后，“川老汉”就进了斥候队。这时候，他身穿便衣，手里捧着一把酸枣啃得津津有味：“大刘，我们那里缺人手，你愿意来不？”

“愿意，愿意啊！”

“那好，我帮你说说去。”

第二天团部命令就到了：抽调刘春雷同志担任斥候骑兵。

斥候，也叫“远端前卫”，任务是在部队行进时担任越前搜索，驻营时担任远方警戒。斥候骑兵兼有袭扰、钳制、侦察、通讯支援的功能，用大刘的话来说，就是“干骑兵游击队的活”。

刘春雷能当上斥候兵，首先因为他是冀南当地人，情况熟悉；其次是他骑乘技术好，上马下马一溜烟，有着“抢毛巾”把“韩猛子”拽下马来的成绩；再加上他刚立了战功，表现不错，够勇敢。

一般情况下，骑兵很少分散行动，但斥候兵就不同了，经常三五成群或者单枪匹马地在外游荡。当时有句话：“吊儿郎当通信兵，东游西逛侦察兵，吃香喝辣勤务兵。”这斥候骑兵的活动空间更大，出了营地就像是放了羊，如果管理不严可真不得了。所以，骑兵团在挑选斥候兵的时候就规定“五不要”：在旧军队当过兵的不要，干过土匪的不要，吸过白面的不要，有流氓习气的不要，身体弱、胆子小的也不要。

斥候队归团部直属领导，由团参谋长兼任队长、政治处主任兼任指导员，战士们出勤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工作。出任务时必须遵守“六不准”：不准杀人，不准抓人，不准罚款，不准纳捐，不准缉私，不准没收东西。骑兵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维护部队形象，对人民群众客客气气，否则就是犯了军纪，回来是要受处分的。

斥候骑兵通常是三个人一个小组，可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却是四个人，除了刘金魁、颜胜才，还有个十五岁的小战士崔连喜。

还是在南宫县的时候，骑兵们去看“火线剧社”（吕正操部队的剧团）演出。开演之前照例是首长讲话。陈再道司令员满嘴的湖北口音，除了“打、打、打”，就是“抗战到底”，十句话中有五句半听不懂。

听不懂也鼓掌，鼓完掌就看戏。演的是话剧《雷雨》片段，台上的人激情投入，十分卖力；台下的人却看得稀里糊涂。这又不唱又不跳的，老爷、少爷、太太、丫鬟，搞的是什么把戏？

《雷雨》过后，总算有好看的了——舞台上挂着老大一张地图，一个日本鬼子气势汹汹地冲上来，把写着“沈阳”的一块撕了。有个小姑娘拦住说：“不许撕！滚出去！”鬼子用刺刀把她打倒，把“沈阳”咽了下去。接着又撕“东三省”，又撕“北平”、“南京”……每次都有小娃娃上来拦阻，每次都被鬼子打倒。不一会儿舞台上的小孩子就躺倒了一大片，日本兵把这些地方全吃了（这演员也够辛苦的）。眼看就要撕到写着“南宫县”的冀南一带了，台下的观众齐声高呼：“不许撕！小鬼子滚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时候，台上跳出一个腰扎宽皮带，手拿木头枪，眉清目秀、精神抖擞、十分可爱的八路军小孩，大喝一声：“咄！住手！冀南陈再道在此！”然后三两下就把鬼子撂翻了——这小家伙就是崔连喜。

小崔干掉鬼子兵，把手枪往皮带上一插就开始作报告，讲的还是刚才陈再道说的那一套，字正腔圆，大伙都能听明白。讲话完毕，大家鼓掌，心说：“假司令讲得比真司令好听。”陈再道司令员也很开心，上台去和“小陈再道”握手。小崔趁机要求参加八路军骑兵团，邓永耀政委当即就把他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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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连喜是骑兵团“列宁室”① 的干事，他跟随斥候队行动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发动群众。

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派部队寻机出击，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委派县长、县委书记，这叫“开辟局面”；如果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共产党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敲打他一下，这叫“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派来几支人马，驻扎一阵，这就是“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征收军粮。

征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杂牌武装，地方豪强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鱼肉百姓；随后，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以后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都是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匪顽的欺压也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征收粮款，不仅要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作斗争。

根据地创立之初，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系还不完善，骑兵团的粮草征收工作主要是由斥候兵完成的。刘春雷最头痛这项任务。“征军粮就像光屁股打狼——一不要脸，二不要命，必须胆大、不害臊才行。”大刘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要粮食，他开不了口。

开始的时候，崔连喜还帮助刘春雷练习口才。先编好说词，跑到高粱地里背得溜熟，接着扬鞭打马出发。可是到了地方，刘春雷见了人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没办法，他只好到老乡家的灶塘里弄点锅灰，用水拌了，拿草绳蘸着在墙上写标语。几次三番以后，说话的事就交给别人了，大刘只负责写字。

八路军对穷人张不开口，对地主老财却很能够下手。有一次，斥候骑兵和地方工作队去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收走了。工作队长说不可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四处查看，伪保长早跑了，各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通报：“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斥候队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八路军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征来的粮食都藏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骑兵团派民运干事来运送物资，还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群众。老百姓高兴了，老人们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的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

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军要，鬼子也要。想得到粮食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这么争来争去，征收军粮的时间也就越赶越早。

1939年麦收的时候，斥候队二十多个人跟着团参谋长徐国夫出任务，半路上碰到个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的日伪军出动了七辆卡车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麦场上呢。徐参谋长一听，立刻通知部队帮助老乡抢收、抢藏，自己则带着刘春雷他们赶往公路设伏。

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国夫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一会儿，敌人车队来了，斥候队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汽车打趴下，后面的车子也堵住了。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参谋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等日伪军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乡们对鬼子汉奸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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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实施奔袭，直扑麦田。

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冲过去，手起刀落，真像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过便宜，鬼子汉奸听说骑兵队就头痛。

刘春雷记得，有一年他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吗？

其实，抗战初期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只是个小团，全团四个连加一个团部直属队，每个连九个班，每个班九至十二人，这叫做“小团大连”。所谓骑兵也只是“骑马的步兵”，打仗的时候以下马步战为主，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杀伤效果。

战士们的军事技能普遍不高，原地列队、纵队行军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撤退就更像是放了羊。虽然上级领导对军事训练很重视，但由于大家对骑兵作战的规律都不大了解，需要边摸索边总结。再加上骑兵战术必须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所以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成效。像大刘这样的新兵，开仗的时候能跟着班长跑就算不错了。

因此，在1938年、1939年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八路军骑兵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牵制和消耗敌人。

八路军到平原打游击，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日军的战术反应速度太快。他们通讯条件完善，运输手段完备，八路军在这个点刚一开打，周围几个县的鬼子就全围上来了。吃了几次亏，陈再道司令发话：“把鬼子电话线给我割了！”

割电话线的位置一般远离八路军营地，而且还应该选择距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动手。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也是免得事后老百姓受连累。这个活，在地方游击组织成熟之前基本上是由斥候骑兵完成的。

开始的时候动作简单。刘春雷他们拿着根长竹竿，上面绑着镰刀，跑到电杆下面，瞄着电壶底座一划拉，线就下来了。他们一晚上跑个几十里，收割的电话线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烧掉。可没想到，天亮以后鬼子开来摩托车，忙乎一阵，把电话线全都接上了。得了，第二天还要再去。

第二次去就认真多了，把一根杠子绑在电杆上，横着像推磨一样这么一转，电杆子倒了，电话线也扯断了，再把电线杆锯断。大家很得意：“哼！看你小鬼子怎么办！”等到天亮，坐摩托车的鬼子过来一看，不行，回去！又开来大卡车，忙乎好一阵，埋上新电杆，又把电话线接上——八路军骑兵傻眼了。

当时，八路军围攻一个据点通常要花四五天的时间，因此上级的命令是要让敌人的通讯中断五天以上。可是，这小鬼子的动作也实在是太快了，几个斥候骑兵玩命地锯电杆、割电线，日本人最多三天就能恢复；而且敌人还加强了巡查力度，发现有人在线路附近转悠就开枪。几个回合下来，大家的嘴上都急出了火泡。

一天，几个斥候骑兵到金滩镇（今邯郸大名境内）割电话线。天刚黑，卫河渡口上的电灯刷地亮了。“川老汉”刘金魁没见过这新鲜玩意儿，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刘春雷好心告诉他：这电灯和电话一样是用电线连着的，没啥了不起。……不料刘金魁气急败坏地说：“既然没啥了不起，你怎么不把电线破坏了？只会吹牛不会办事。”

这句话把大刘气坏了，闷了两天没言语，还真让他憋出了一个主意——再去割电话线的时候，其他人在电线杆上套绳子，用两匹马拽倒（这样搞虽然动作快，可是很伤战马）；刘春雷就不跟着干，他找个地方爬到电杆上，把电话线从电壶底座那里切断，再弄根黑色的弦线连接上，别人来明的，他来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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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以后鬼子又来了，忙活两天抢修完毕，电话还是不通；于是继续检查，线没断，可电话就是不响。敌人急了，大鬼子骂小鬼子，小鬼子骂汉奸，汉奸骂线务员。这回好，电话足足断了一个礼拜。

割电话线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可八路军也要让老百姓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就需要写标语，贴布告，发传单。

抗战时期，地方政府和军区各部队都经常张贴布告，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大都是手刻油印的，比较粗糙。而一二九师骑兵团的却不同，都是根据地大印刷厂印制的，样式精美，其中《告日军官兵书》还是日文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部队的正规东西。所以，每次鬼子汉奸一看见骑兵团的传单就认为是八路军主力部队来了，四里八乡也都传言附近埋伏着化了装的老八路。敌人立刻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好几天都不敢出动。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乡村开展活动就方便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刘春雷他们胆子小，把传单藏在袖口里混进乡村集市，趁人不注意就偷偷塞到箩筐里面；要不然，就是半夜在老乡家的院墙上贴布告。结果是影响不大后果却不小——鬼子下令发现谁的筐里有传单就没收东西，发现谁家墙上有布告就烧房子，搞得老百姓都怕了八路军的宣传品，见了传单就躲，见了布告就撕。

后来，斥候兵们就豁出去了，直接进城，把传单撒进伪军兵营，布告贴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墙上。干这事讲究的是胆大心细，先把马匹藏在城外，身着便衣进城，贴布告，散传单，出城打马就走。刘春雷一年里进过二十多趟县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有时候也大张旗鼓地行动。有一次去鲁西的东阿县贴布告，回来的时候还剩下两张。地方上的同志说，当地有个恶霸，倚仗着大汉奸李连祥是他亲戚，有十几个狗腿子给他看家护院，经常欺压百姓，报复抗日积极分子，简直坏透了，干脆把这两张布告贴到他家去。

崔连喜年纪小，刘金魁“没心没肺”，两人都爱凑热闹。小崔在布告边上写了个顺口溜：“狗汉奸，丧天良，不认爹，不认娘；帮鬼子，害老乡，日后没有好下场！”刘金魁说：“加一句：老狗日的不得好死！”

崔连喜说：“那样就不押韵了。”

“不押就不押，过瘾就行，就这么写！”

于是就添上了这句粗话。

骑兵们带上布告，穿戴整齐，全副武装，直奔恶霸大院而去。刚进村，地方干部就喊：“八路军骑兵团下战书来了！”老百姓于是都跑出来看热闹。恶霸家院门紧闭，刘金魁抬手朝着大门就是一枪。崔连喜把布告、顺口溜都贴在门上。

办完这事，向人民群众挥挥手，跃马扬长而去。嘿嘿，动作着实潇洒！

当晚，恶霸老头又气又怕，暴毙了。呵呵，果真不得好死。

斥候骑兵的另一项工作是乘骑侦察。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稍不留神就会中埋伏，甚至让敌人活捉了去。通常情况下，八路军士兵作战时能携带三十发步枪子弹就算是很不错了，可乘骑侦察的出勤装备是八十发。因为要作骚扰射击、警戒射击、示警射击，弹药消耗特别大。

卫东战役时，刘春雷和刘金魁执行任务时要过卫河，刚到河边就发现不远处有一群敌人在吃饭。当时那个季节河水还很浅，刘金魁图省事。“冲，一下子就过去了。”说完，他打马就往河里跑。他冲在前面，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他就窜到对岸不见了，可跟在后面的大刘却倒了霉。

这个河段的河沙特别细，像淤泥一样，刘春雷的战马腿短、个子小、爆发力差，结果就被陷在了河中间。敌人嗷嗷叫着追过来。大刘平时是很少打马的，这时候也顾不上了，抡起鞭子拼命地抽。战马“公鸡”被打急了，挺了几下终于挣了出来，冲到岸上，这才跑脱了。

“好家伙，马一身水，我一身汗，全是急出来的呀！要不是敌人想抢马、要抓活的，我那回肯定玩完了。”
027 ① 列宁室：相当于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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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铁骑护卫


刘春雷的第一匹战马有个外号叫“公鸡”，它其实是匹牝马。起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这匹马有个习惯，每当天亮公鸡打鸣的时候，它也爱跟着嘶叫，好像自己也是公鸡似的。所以，遇到清早出任务的时候，大刘总得时不时地拉几下马嚼子，怕它乱叫唤暴露了目标。这匹战马在1942年反“铁壁合围”时牺牲了。为纪念无言的战友，刘春雷以后的战马也都叫做“公鸡”。

战马“公鸡”也立过战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十一个师团零九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就在反“扫荡”斗争的紧张时刻，军区指挥部的电池不够用了。

那时候，八路军电台用的是干电池，由于敌人对无线电器材控制得极严，专用的大电池很难买到，只好使用手电筒上的那种小电池。最小的电台是二点五瓦的，发报机高压一百八十伏，要串联一百二十节电池；收报机四十五伏，要三十节。一部二点五瓦的小电台一次就需要一百五十节电池，常用的十五瓦电台就更不消说了。手电筒电池虽然在集市上买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够买得太多（鬼子侦缉队也知道这玩意儿能干什么用），所以必须先请地方上的同志零散地收集起来，再由骑兵团派人去取。并且，地方同志还得准备焊电池用的锡块（把锡酒壶熔化了）以及连接电池用的铜线（把铜脸盆化了）。

当时，河北、山东的邻近地区已打得烽烟四起，因为刘春雷熟悉当地的情况，就派他去收集电池。他穿越封锁线，两天三夜马不卸鞍，足足跑遍五个县才完成了任务，到最后人累瘫了，马也快累倒了。团里给刘春雷记功，他不要，把功劳算在了战马的身上。

那战马“公鸡”也知道立功受奖是件光荣的事，看见脖子上的大红花，兴奋得不得了，一直不愿意把花取下来。

立过功的战马有特殊待遇，即使战斗伤残了也不能杀，要由部队出钱出粮，交给老百姓喂养；万一“功臣马”牺牲了，还可以专门建坟。当骑兵的要处处为自己“不说话的战友”着想。

19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一二九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师部机关的安全。

召开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想要完全保密是很困难的。日本人很快就发现一二九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先后调集了第十师团、一一○师团、二七师团、一一四师团和大批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十一路大扫荡”。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一百多次。其中，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骑兵团的老政委、时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邓永耀同志，在武邑县不幸牺牲了。

“十一路大扫荡”期间，一二九师骑兵团一直护卫着师部机关，和鬼子捉迷藏。穿插封锁线，把握时机很重要，走早了会被敌人缠上，走晚了又会被合围。就在首长们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的时候，刘春雷却在考虑要不要开小差回家去。

这是1939年的2月，大刘参军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来临了。往年，这正是穿着新衣裳置办年货、揣着压岁钱串门拜年的时候；可今年，却要在鬼子的“围剿”中东奔西走，每天都和枪炮声做伴，每天都会看到死去的人。当初，以为拿起枪打日本，鬼子就能很快被赶走；没想到现在师长、政委这么大的首长在旁边，却还是打不过敌人，小伙子就有些悲观失望了。

刘春雷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其实谈不上有什么革命觉悟，更多的是受到抗日荣誉的吸引，觉得从军报国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骑马挎刀扛枪十分痛快。可时间一长、新鲜劲一过，就有些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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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嘛，部队再好也不如家里好。特别是换了新团长以后，有些基层干部的脾气立刻见长，对部下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踢屁股。老兵们之间认同乡，论交情，烧香换帖拜把子，开小灶搞聚会；连长指导员都不称“同志”了，要叫“大哥二哥”，谁和“大哥二哥”关系铁，谁就可以吃香喝辣、横着膀子走路。

刘春雷是斥候兵，直属团部领导。团长政委管得严，不许这不许那，大刘即使想和别人攀交情也没有机会，整天看着人家混得开心，只觉得自己有说不出的孤单。

春节的前两天，刘春雷在村口站岗，看见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哭哭啼啼地回家。那孩子大概是到哪里玩水，掉到坑里了，大冬天的，裤子破了，浑身是泥浆。小孩的妈妈拎着个小棍跟在后头，走几步敲打一下。那孩子咧着小嘴满脸鼻涕眼泪，被敲一下走几步，然后站住大哭，再敲一下又走几步，又站住哭……刘春雷一开始觉着好笑，可笑着笑着就突然想起自己的娘了，想家想得不行，于是把步枪挂在树上，准备开溜。当时部队的驻地离南宫县不远，他的兜里还缝着两块大洋，只要能骑上马，第二天就可以到家。

那天是崔连喜负责遛马，小八路年少单纯，丝毫也没察觉哨兵脱岗是想要开小差。他拿着两个大红薯，一个劲地央求刘春雷帮忙——小家伙不会烤红薯，而大刘是厨子出身，烧烤技术娴熟。

“幸好幸好，那两个红薯救了我一命。”

过了没多久，参谋长来查哨，发现枪挂在树上，哨兵却不见了，急忙四下寻找。看见两个战士在地头刨坑烤红薯，就把刘春雷骂了一顿，并没往别的上面想。大刘只好接着去站岗，逃跑的计划暂时取消。

1939年2月19日是农历新年，刘春雷起得很早。

那一天，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莘县赵官村附近，不远处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整得挺热闹，把一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天不亮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镇去买，因为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斥候骑兵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喘着粗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外面放了几道警戒，鬼子怎么来得了？

可是，这不是玩笑，他们回来的路上真的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但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两百多。大家连忙向团长报告。梁俊亭拿出地图仔细查对，才发现作战参谋把宿营地点和警戒位置都弄错了，师部机关居然在警戒圈的外面！

团长和政委都吓傻了。赶紧兵分两路，那一边，由王振祥政委带着两个连去保护师首长。当时，师部机关的人还以为四周的枪声是在放鞭炮呢，一点转移的准备也没有，刘、邓首长差点没被鬼子堵在村子里。邓小平政委为此大发雷霆，把王振祥臭骂了一顿；这一边，梁俊亭团长命令骑兵二、三连和斥候队紧急集合，带着队伍朝着鬼子来的方向迎上去。

走了不到二里地，遇上日军了。骑兵们立刻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骑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听见枪声就想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大刘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与敌先头部队的两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但是，这样的态势对我军很不利，因为很快就要天亮了，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师部。

打了一会儿，天色渐渐亮了，可以看见远处的日军越来越多。梁团长急了，举着马刀高喊：“共产党员跟我上！”一群战士跟着他跳上战马，冒着弹雨兜了个弧线，斜刺里冲向后面的日军主力。他们是要用这种近乎于自杀的进攻方式，逼迫日军后续部队过早展开战斗队形，为师首长的撤退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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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和崔连喜趴在地上进行掩护射击。看见颜胜才冲上去了，刘金魁也冲上去了，刘春雷心里十分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

两百名骑兵战士阻挡了日军大队近两个小时，师部机关和首长们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个多小时，有四十六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清晨。

这其中，也包括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斥候骑兵。

“他们俩都是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民兵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春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一二九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

有一天，四连班长胡彦明在遛马的时候发现一伙鬼子。他也真够勇猛的，单枪匹马就和敌人干上了，当即打死领头的日军少尉，缴获了手枪、地图和望远镜。这下子他可就出名了，立了大功，戴着红花和刘伯承师长照相。《抗敌报》的记者还说要把他的事迹登在报纸上。

战友们羡慕极了。刘春雷也因此打消了开小差的念头——都是一起参军的，别人杀敌立功出风头，自己却跑回家去当逃兵，多没面子！

4月初的一个傍晚，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舞刀弄枪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

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的印象不错，不仅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聊城、阳谷、东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收编的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此人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极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他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可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统战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

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打了三十军棍才放掉。幸亏王永元装哑巴不说话，陈玉怀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性命都难保。

王大队长遍体鳞伤地回到骑兵团，二连的战士们一看老连长被打成这副模样，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起来要去报仇。王永元是陕西延安人，和四连长李树茂、一连长许得和是同乡；再加上王连长这人平时也挺豪爽，刘春雷手里的“汉阳造”就是他们二连送给新兵的。于是各连都吵着要为他出这口恶气，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骑兵团当时的任务是护卫师部机关，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暂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俊亭团长也觉得应该教训一下反动地方组织，提出派两个连出击。王振祥政委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只好建议由二连和团部的斥候队去打一下，适可而止，快去快回，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春雷参加了这次出击，随部队连夜急行四十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一个大土围子里面，外面有寨墙、壕沟，里面有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极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追了出来，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他们的速度飞快，不一会儿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八路军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老八路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们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压制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得遍地开花。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第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大刘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眼见一个高个子敌人向他砍来，他高举军刀斜刺过去。哪知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他也从马上给带了下来。

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刘春雷作出什么反应，土匪却丢下武器、抱头跪地了。不一会儿工夫，大刘的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刘春雷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踏；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冲了进去。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家当，让八路两个小时就砸了个稀巴烂。这土匪豪强闻讯之后，伤心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

这一仗，八路军骑兵威名远扬。老百姓纷纷传言：“八路的战马练过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颇丰。“聊阳阿独立大队”的同志们很高兴，骑兵们也得意，大家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大吃大喝，庆祝了一番。

打扫完战场，骑兵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可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更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政治整风了。

老八路

第六章黎城整军


1939年3月，得胜回营的刘春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要开拔。

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跟骑兵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撤销了“聊阳阿独立大队”的番号，把他们交给先遣纵队改编。

一二九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向太行山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有些紧张。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一些人照样逗乐子讲怪话，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伍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呀。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说：“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打日本嘛，就是要讲究个日落西山，往西边走才显得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

连长刷白着脸跑过来：“我的祖宗哟，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吗？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

会上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肯定了战士们在开辟冀西、冀中和冀南根据地斗争中的成绩，称赞骑兵团不愧是抗日主力团队。

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坚决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要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部队作风整顿好。”

可是，啥是“流氓习气”？什么是“军阀残余”？怎么“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战士们弄不明白。有人启发说：梁俊亭团长打人骂人，是军阀作风的表现。大伙满不在乎：那有什么呀？他是团长，发脾气是为了部队好。又有人说：政委王振祥爱喝酒爱说大话，是纪律不好的表现。大伙毫不在意：那算什么事，政委打仗勇敢，老百姓请他喝酒是应该的。

闲扯了好几天仍不得要领。骑兵们觉得政治部的人不想着打仗却惦记这些鸡毛蒜皮，纯属没事找事；政治部则认为骑兵团骄傲自满、思想涣散，真是无法无天。

思想作风还没整清楚，后勤又跟不上了。

黎城县位于太行山腹地，属于比较贫瘠的地区。现在猛地开来一个骑兵团，人吃马嚼的花费挺大，地方政府准备不足，粮草就供应不上了。

人艰苦点还好说，战马几天没喂好，立刻就变得虚弱，加上从平原到山区的不适应，一些马匹调养不当就开始生病。军马带病带伤，吃亏的是部队。于是，整军又临时改变了内容——整顿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磨豆腐、种菜、养山羊（黎城县的山羊比较多），帮老百姓干活。

政治处宣传干事编了首顺口溜，唱的是：

学习生产真紧张，地头田间当课堂；

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

羊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

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骑兵斥候队的工作是磨豆腐，这是刘春雷的强项，家传的行当，容易。在豆腐房里忙活了十几天，骑兵团又接到上级命令：到津浦路东给肖华（开国上将）的挺进纵队送弹药。

整军这就算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运送弹药的任务原本并不困难，可问题是制订计划的人太外行了。一次安排的运输量太大，每匹马都驮上子弹箱子、手榴弹箱子，沉甸甸地压得战马直哆嗦，搞得骑兵们根本不敢上马鞍，只能牵着马走。这样一来，骑兵团就完全失去了机动性能，成为一支目标庞大、笨重缓慢的运输队。四百匹驮马的“大马帮”在平原上游走于日军的封锁线之间，步步凶险，好不容易过了平汉线，却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津浦线。

从4月初到5月中旬，骑兵们在河北、河南转悠了一个多月，转到最后，师部发话了：任务取消，回太行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