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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土八路

『经典连载』 《抗日历程: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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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2:00:48 | 显示全部楼层
追到雷庄、郑庄附近,鬼子的一个大队前来增援了,王占奎勒住战马喊道:“大炮,有大炮!”

前面有日军的两门九二步兵炮。这种炮两百多公斤,能用一匹马拉着走;如果拆开来运输,两匹骡子就能驮走,虽然个头不大,但在当时要算是不得了的重武器了。刘春雷以前没见识过这玩意儿的厉害,马刀一挥,满不在乎:“怕个屁,跟我上!”刘金魁也喊:“跟着班长同志,冲啊!”

话音刚落,大炮响了,班长同志只觉得“嗡”的一声,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老百姓的炕上。那位文师长也跑回县城去了(1950年,文大可终于被抓住,这回共产党却不想再教育他,直接枪毙了)。

这一仗,刘金魁活捉了个日军机枪手,而刘春雷却被炸了个脑震荡,班长的职务就由刘金魁接替了。

脑震荡属于轻伤,浑身上下没有伤口,只是一个劲地吐,老想睡觉。

大刘在老乡家养伤,有个摔断了腿的女八路也住在村子里。女伤员比较受欢迎,因为女孩子们嘴甜、手脚勤快,见人就喊大爷大娘,还能帮着描花样、纳鞋底什么的,时间不长就认了个干娘,搞得人人都很喜欢她。可大老爷们就不行了,见了人只会嘿嘿笑。别人问“同志,哪里受伤了”,他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自己都觉得躺在别人家睡大觉不合适,待了没几天刘春雷就回部队了。

回到部队也不行,成天晕晕乎乎的,骑在马上直晃悠。连长张起旺(1944年牺牲)跑到团里帮他请假,新任团政治处主任徐青山答应得很痛快:“刘春雷啊,没问题!”批准他回家休息一个月。

这时候,南宫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但大部分乡村还控制在抗日政权的手里。刘春雷家靠近县城,属于“两面负担”地区,既要给日伪军交税,也要向共产党纳粮。村长也是个“两面派”,皇军来了听皇军的,八路来了听八路的。所以刘春雷回到家里,爹娘虽然很高兴,却没告诉外人他是打鬼子负了伤,只说儿子不想在军队干了,回家来卖豆腐。

没过几天,崔秉志跑来找刘春雷。崔秉志是前几个月“整风”时跑回家的,他以为大刘也开了小差,就来约老战友一起做买卖。据他介绍,用骡马大车运棉花到石门(石家庄)去卖,收入不错。大刘应付了几句就忍不住了,道:“大家一起去投军,别人都还在扛枪玩命,你就有心把这买卖做下去?”

崔秉志眼泪汪汪的:“我也愿意打仗。可鬼子把我爹抓去了,逼着家里写信叫我回来;我在部队又天天挨批评,里外不是人,不跑怎么办?……”

“特派员整风是狠了点,可你想想,邓永耀政委待咱们多好,他打鬼子牺牲了,不替他报仇还算是个人吗?”

崔秉志现在知道大刘不是逃兵了,也就不再提买卖的事,临走时说了句:“兄弟,你是好样的,回部队替我给大家带个好。”

过了些天,“小罗成”也来找大刘。这家伙现在不当“六离会”的香主了,入了“天理教”,成了“在理儿”的。他弄了几条枪,拉起个小“锅伙”,想请刘春雷去当参谋,一起过“大秤分银,大块吃肉”的好日子。大刘早就听说“天理教”和日本人有瓜葛,当然不肯答应。

经常到刘家来的还有刘春雷的堂姐。年前,彩霞堂姐的丈夫到天津办事,半路上被乱枪给打死了,留下她和两岁的女儿。婆家觉得媳妇“克夫”,而且没生个男孩,对她的态度很不好。可这悲惨的变故却带给刘彩霞一个奇怪的经验:兵荒马乱的年月,应该赶快结婚生孩子,留下后代传递香火才是人生头等大事。因为这个,她把在铁路上当学徒的弟弟刘金树拉回来成了亲,现在又积极张罗着为春雷子找媳妇。

大刘没有成亲的心思。堂弟也悄悄揭发:“别听我姐的,娶媳妇一点儿也没意思。赶明儿,我投军当八路去!”

过了没几个月,刘金树这小子还真的丢下新媳妇跑去参军了。

055 ① 黄老是1913年生人,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58年率领预七师在北大荒集体转业,任合江农垦局局长,现已九十四岁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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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2:01:2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章奇袭武官寨


休假期满,刘春雷回到南宫县的段芦头村,这是事先约定的集中地点,伤病员归队的时候都去那里报到。在村里,大刘遇见了崔连喜和骑兵团的医生李丹阳;还看见他俩的旁边跟着个神态慈祥的老头,穿着蓝布褂子,却戴着顶八路的军帽,说起话来山羊胡子一翘一翘的,那是新来的“老李医官”。

小八路崔连喜是因为生病而离队休养的。1941年开春,骑兵团流行起一种叫做“回归热”的急性传染病。得了这种病的人三天两头发高烧,迷迷瞪瞪神志不清,撕破衣服大喊大叫到处跑。战士们前脚刚把病人送进卫生队,后脚又有人撕衣服,吓得大家都把枪支和马刀藏起来,生怕从哪里窜出个“热疯子”,舞刀弄枪地伤了人。

“回归热”属于人畜交叉感染,要想断根就得先把战马的毛病治好。

当时骑兵团里也有个“马医生”,以前是在牲畜集市上做中介生意的,熟悉牲口买卖的行情。他平时给牛马看看牙口、治点小毛病还行,可一旦遇到大问题就没了招。曾玉良团长打听到山东德州有家姓李的兽医很有能耐,赶紧托人去求医。李丹阳是李家的独生子,听说八路军有事,扛起药箱就来了。可是曾团长却觉得李丹阳太年轻,担心他缺乏经验治不了病,又派人去吓唬他爹:“你家小李子在部队面前立了军令状,如果治不好战马的毛病怕是要被枪毙哦!”老头一听果然急了,赶着骡子大车也来到骑兵团。

治好了“回归热”,李丹阳也被动员参加了八路军。他老父亲一方面舍不得儿子;另一方面也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既然打鬼子需要医生帮忙,干脆也留下不走了。

李大爷上了年岁,不能算参军,属于受“礼聘”的。他也是骑兵团待遇最特殊的人物,可以吃小灶、不出操、不打仗,还有自己的骡子“专车”。老人家不穿军装,却找了顶军帽戴上,弄得半军半民,战士们就称他“老李医官”,喊他儿子李丹阳为“小李医生”。

老李医官是兽医,以前从不给人看病,可自从到部队以后就不分了,战马病了找他,战士受伤了也找他。战场救护的时候,老先生的方针是“先看个子小的,再看个子大的”,意思是先救人后救马。他的口头语是:“好孩子,别怕,有老李医官在呢!”伤员们听见这话就忘了他原本是兽医,不哭不叫,心里踏实多了。有的战士受伤以后就指定要这花白胡子老头治疗,宁愿相信兽医的技术,也不信任毛手毛脚的卫生员。

在段芦头村,刘春雷问崔连喜:“骑兵团上哪儿去了?”

“翻边去了。”

“啥时候回来?”

“不知道。”

所谓“翻边”,就是在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时候,采取“敌进我退”的战术,奔袭日伪后方据点和交通运输线——这是骑兵的拿手好戏。

既然骑兵团执行任务去了,大家只好在村子里干等着,东游西荡,无所事事。大刘看见小崔好像整天都在吃东西,觉得有些奇怪:“你嘴里嚼的是啥?”

“山楂丸子,李大爷那里有好多呢。”

“那是人家老李医官的东西,小心他知道了骂你。”

“没事,李大爷整天打瞌睡,不会知道的。”

老李头爱打瞌睡?这是怎么回事?

问了小李医生才知道,这山楂丸是老李医官自己配置的消食药,也能当零食吃。老人家知道崔连喜大病初愈嘴巴馋,所以明知道小崔偷吃却从不声张,每当看见他来了就闭上眼睛装睡觉,等小家伙“得手”了以后才呵呵地笑着继续干活。

大刘心说,这老李医官可真是个好人。

在段芦头村等了十多天,终于接到通知:到清河县与骑兵团会合。

骑兵们这时候刚从高唐县“翻边”回来,还缴获了一个皮革工厂。

山东高唐是日军的所谓“治安模范区”。县城东北三十里有个吴官屯,是敌后方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据点里驻扎着伪军一个中队,中队长李洪儒原先是个卖烧饼的商人。这家伙很贪财,当了伪军官仍惦记着发展自己的产业,居然在据点里开作坊办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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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2:01:43 | 显示全部楼层
伪军的副中队长是王光照,当时虽然才十八岁,却已经是有三年党龄的“老地下工作者”了,并且还担任着唐北县委的敌工股长。于是,事情就好办了。

骑兵团按计划来到吴官屯据点。夜里十二点,二连从寨墙的东北角和西南角搭梯子往上爬,三连埋伏在路口等王副队长开大门。战士们着急了点,大门还没开,两边就已经上了墙,和岗楼里的哨兵打了起来。屋子里的王光照一看情况不对,立刻掏出枪顶着李洪儒。李队长哪经得住这般吓唬,连忙开寨门投降了。

接着,八路军又赶往二十多里外的固河据点,还是由王光照先开大门。骑兵们一拥而入,“乒乒乓乓”一阵打,拿下。

骑兵团一晚上拔掉两个据点,接下来又破坏了济南至德州的铁路。日本鬼子急了,出动三路重兵进行合围。可这时八路军早已西渡卫河,回到了河北清河。

还是在吴官屯烧炮楼的时候,曾玉良团长发现据点旁边有个小工厂,就命令战士们把作坊里的所有工具和物资都抢运出来,当时大家都还弄不清这是什么目的。等回到清河县,曾团长派人办了个皮革工厂,专门生产马鞍、刀鞘,大伙这才明白:汉奸李洪儒老板的产业,对骑兵团还挺有用的啊!

1942年4月初,骑兵团新上任的参谋长王永元从军区开会回来,向大家传达介绍各地粉碎“囚笼封锁”的战斗经验,其中讲到一个民兵队用“石雷”炸鬼子的故事。

自从当上了团领导,“陕北冷娃”王永元也能说几句河北话、山东话了。他比比画画地描述石头地雷有多大,怎么掏洞,怎么引爆,又是如何“轰隆”一响惊天动地、晴天霹雳、天女散花、鬼哭狼嚎、大快人心……正吹得起劲,曾玉良团长突然插嘴问:“那么大的石头可不是一般火药就能崩开的,他们的炸药是从哪弄来的?”王参谋长顿时傻了眼,他不知道啊!

恰好一起去开会的管理参谋万怀臣听别人讲过这事,他说山东武城县有个伪军的炸药厂,能制造炸弹,民兵队就是从那里偷的炸药。曾团长一拍大腿乐了:“民兵同志太客气,偷炸药不够意思。换我们去,干脆把那个工厂抢过来!”

于是各路侦察人员纷纷出动,没过几天,情况都清楚了。

这个炸药厂位于山东武城县的武官寨①,它原来的主人是军阀韩复榘。韩总司令跑了以后,厂子就归了汉奸郭金城。武官寨是个大集镇,据点里驻着日军的一个小队,还有伪军两百多人。这里扼守着冀南进入鲁西的要道,因此,当骑兵团提出拔掉这个据点,军区领导十分支持。

听说要打大集镇,各连队都按照惯例准备攻坚设备,可曾团长、况政委却吩咐用不着,说是这回要打个“巧”的。

部队连夜出发,一、二、三连把武官寨东南五公里的一个小村子控制起来,四连则连夜直扑东北方向的郑家口②。郑家口是运河边上的重要码头,素有“小天津卫”之称。那里有日军的征收所和物资站,如果受到攻击,周边的鬼子非去救援不可。

果然,一大早,骑兵四连在郑家口虚张声势,故城和武城的鬼子就全出动了,武官寨的日军小队也急忙赶往郑家口。四连就带着一大帮鬼子兵四处兜圈子。

吃罢早饭,一连留在村子里“守马桩”、充当预备队。二连和三连的战士就带着两个伪军溜溜达达地去了武官寨。这两个伪军是炸药厂库房的管理员,因为贪财,时常监守自盗(民兵的炸药就是这么来的)。头天晚上,他俩被地方干部骗到了骑兵团驻扎的村子里。曾团长递过一根烟:“今天请你们来,是想交个朋友。两位要是想当死朋友呢,好办,一人一枪就行;想做活朋友嘛,也好办……”那还用说,当然是想当活朋友。经过一番思想教育,两个伪军的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领到了八路军颁发的《同情抗日证》,决心改邪归正,从此精忠报国。

武官寨是每五日一大集,今天正是逢大集的日子。战士们化装成老百姓,有的推车,有的挑担,上街赶集去。在当时,八路军步兵为了便于分散行动,每个战士都准备有一套便衣,可骑兵们却只有军服,所以为了这次行动还得临时向老百姓借“道具”。刘春雷借了衣服,还借了五斤黄豆。他以前在豆腐店经常赶集买豆子,现在装做卖豆子的倒也惟妙惟肖。刘金魁用柴草掩藏着枪支,挑着好大一担柴火上了路,反正他是挑夫出身,不怕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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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2:02:04 | 显示全部楼层
集市上熙熙攘攘,打头的王永元参谋长装做算卦先生;组织干事李选贤打扮成江湖郎中的模样;突击组的战士把蔬菜、粮食和柴火摆在据点大门外,讨价还价,整得十分热闹。刘春雷手里拎着个半空不空的袋子正和“卖柴火的”刘金魁装模作样演戏呢;旁边来了一位大婶,扯开布口袋就要查看黄豆的成色。这豆子底下埋着手榴弹,大刘怎么敢拿给她看,结果被大婶骂得一愣一愣的。

大刘这边演砸了,旁边的“川老汉”更加狼狈。有个卖蒸糕的老头大概是想添几根柴火,伸手就把柴草捆子拆开了,险些没把机枪抖搂出来。刘金魁急了,一把推了人家一个跟头,闹得几乎要打架……曾玉良团长在人群里急得直挠头。据点的大门打不开,再这么赶集下去,这伙“做买卖的”非露馅不可。

伪军把大门关着,八路军进不了据点。两个领了《同情抗日证》的伪军就前去叫门,说是昨天晚上喝醉了没回来,请守门的放他们进去,免得长官知道了挨罚。可偏巧那守门的班长是个办事挺较真的家伙,死活不肯通融,于是门里门外地就吵了起来。

听见吵架,闲得无聊的其他伪军也跑出来凑热闹,围在门边帮腔插话,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候,有个和稀泥的家伙拉开一道门缝探出个脑袋,意思是想劝劝外面的两兄弟来个换位思考,大家保持和气。

看见大门开了缝,曾团长立刻发信号动手。王永元掏出短枪就打,二连长张起旺带领突击组撞开大门,刘春雷举着手榴弹冲进了炮楼,其他战士也掏出武器,在曾团长指挥下蜂拥而入。集市上顿时乱了套,老百姓这才知道是八路军来了。

敌人有的还在睡觉,有的在推牌九,根本来不及抵抗。八路军冲进据

点的时候,伪军营长还揉着眼睛站在院子里直嚷嚷:“谁打枪?怎么回

事?……”话没说完,他就被王永元一枪给撂倒了。

二连迅速占领炮楼,在三连的配合下把伪军压制在几座平房里。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七十多名伪军被击毙,剩下的一百多人在八路军的火力威慑和政治攻势下投降了。

战斗结束后,况玉纯政委带着一连也来到武官寨,经过宣传教育释放了大部分俘虏。接着,骑兵们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满载着军工设备物资,高唱凯歌而归。

这次化装奇袭得到了军区领导的高度评价,宋任穷政委表扬骑兵团“创造了一个无一伤亡,全歼敌人一个营的奇迹”。回去以后,曾团长又开办了手榴弹工厂,他把骑兵团的军事骨干、侦察模范王新增派去当厂长,还给他设了个职务——供给处处长。团长说:“办厂子,搞机器设备容易,可是找原材料就困难了,除了侦察英雄,谁还有这个本事!”

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侦察英雄的本事太大,皮革厂和手榴弹厂的名声太响了一点,过了没多久,上级一道命令下来,两个工厂连人带设备都归了军区。曾团长这回也无计可施了。

066 ① 武官寨:今河北故城县武官寨。

066 ② 郑家口:今郑口镇,新中国成立后为故城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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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2:02:2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章“铁臂合围”


1942年4月,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故城县的兀兰屯。这个村子位于武官寨和郑家口之间。经过前些日子的战斗,八路军已经控制了除郑家口以外的附近地区,冀南军区机关也移营到刚被骑兵团收复不久的武官寨。这时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到太行山开会去了,部队按计划进入战时休整。

当时,武官寨周围聚集着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还有一些学校和群众团体;西南方向驻扎有新七旅二十一团(团长刘苏),北面有骑兵团、十九团(团长黄光霞)和新七旅的旅直机关(旅长易良品,1943年牺牲)。

四五月份正是北方的农忙季节,刚下过几场透雨,各部队一边进行休整,一边帮助群众搞生产。田野里满是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随便遛一圈就能知道哪里有军队,这使得八路军的兵力分布情况暴露无遗。

骑兵团的战士们也在休整,除了干农活,还忙着开“民主会”,做游戏。

这个阶段正在开展“民主建军运动”,上级说,以前整风时动不动就捆人的做法是“左倾主义”,需要纠正。现如今提倡官兵相互敬重,发现了错误就开个会民主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军区政治部的刘志坚主任还组织各部队开展“创造模范俱乐部”活动,也就是让战士们自己编排几个说说唱唱的小节目,还搞一些游戏比赛什么的,对消解疲劳有好处。

团部小干事崔连喜每天拎着一把胡琴到处跑,为各连队排练伴奏。老百姓也觉得八路军唱歌、跳舞、赛跑、拔河挺好玩的,男女老少围在旁边看热闹。虽然都知道不远处就有鬼子据点,周边的邢台、邯郸、衡水、武城都聚集着日军部队,可大家却一点也不担心,觉得自己很安全。

现在看来,在敌后环境下出现这样的松懈状态,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可是在当时,冀南抗日根据地每年都要承受四五次大规模“扫荡”,历经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战斗,人们长期紧绷着的神经也难免会出现麻痹甚至麻木的情况。

在反“扫荡”的过程中,根据地军民似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律:

鬼子“扫荡”前,八路军总是能及时获得情报,敌人从哪个方向来、兵力有多少,早两天就清楚了。各级干部大会小会地通报情况,布置任务,谁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等到听见日军的枪炮声,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的后方;地方部队和民兵则留在当地埋地雷、钻地道、打“麻雀战”;而老百姓就带上四五天的口粮,跑到野地里躲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坚壁清野、游击骚扰,日伪军的粮草就接济不上了,后方也被八路军破坏了,只好一边杀人放火抢东西,一边往回撤退。然后八路军主力又从外线回到根据地腹地,老百姓也回到村庄重建家园,大家一起庆祝反“扫荡”胜利。

鬼子这么折腾一次,就得消停一段时间准备军需,一两个月之内没事,两三个月以后又再来“扫荡”——像这样的多次重复,搞到最后大家都习惯了。地方政府事先把工作计划安排好,负责军事的干部和负责生产的干部像换班一样轮流忙碌。有时候眼看“到点了”,日军却没来,干部群众还挺着急:“这小鬼子怎么还不来‘扫荡’?早打早收场,我们好干活呀!”

在这样的情形下,骑兵战士刘春雷当然也预感不到任何危险。虽然听说华北的日军换了个新头头,也听说这个新来的家伙有什么“新战法”,可他和战友们都对此不以为然:日本人的怪名堂见得多了,什么“分进合击”、什么“捕捉奇袭”、什么“纵横扫荡”……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被八路军赶回去。别说新来个日军司令官,就是日本昭仁天皇来了又有啥了不起的?

然而,1942年的冀南“四二九扫荡”以及随后在冀中、太行山根据地发生的“五一大扫荡”,却使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一个恶魔的名字——冈村宁次,抗战历史上也因此刻下了一个残酷的名词——铁壁合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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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2:02:49 | 显示全部楼层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春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

禁闭室里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头天晚上,这两个老兵打架惹祸了。王占奎是山西人,平素最崇拜山西好汉关云长,开口闭口不离关公。而刘金魁却是个“碎嘴子”,偏偏要在他面前说关老爷比不上自己的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这纯属是和老王捣乱逗着玩。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于是指导员张存有(1949年牺牲)就把他俩都关了禁闭,还派刘春雷睡在禁闭室的门外,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两个活宝睡够了,继续拌嘴。刘金魁这回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他另外一个老乡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大刘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禁闭室设在团部大院里,刘春雷看见连队干部们跑来向团领导请示工作,听说“没事,继续休整”,都哄笑着散了。四连长韩永正还嚷嚷着“谁不服气?继续比赛”。那段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分成两边比赛马,谁赢谁输不大清楚,反正好像彼此都挺来劲的。就在这时候,预警哨响了,一个斥候骑兵吹着小铜哨子疾驰而来,慌慌张张地报告说东北方向发现日军部队。

大刘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斥候兵搞错了:前一次“扫荡”刚结束,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卷土重来。再说了,军区机关和几个主力团都在附近,敌人即使要来,也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团长和政委也不大相信,曾玉良还说:“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新七旅在搞什么活动?”斥候兵急得满头大汗:“是鬼子部队,大部队!还有坦克!”几个团领导半信半疑地爬上房顶,拿望远镜一看,都喊“糟糕,糟糕!”郑家口方向真的出现了日军坦克和骑兵队——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大“扫荡”,我方竟然一点情报也没有。

紧急集合号在兀兰屯响起来,团部的小电台也响个不停,可这时候,军区的信号已经叫不出来了。战士们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拔营,各连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显得有点乱。二连长张起旺看见刘春雷还站在禁闭室门口,赶紧命令:“把人放了,快集合去!”

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敌人越来越多了。战士们用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一群群的老乡赶着牲口、扛着家什往兀兰屯这边跑。那时候,老百姓出门避难有两样东西是必带的:一是牛、驴、猪、羊,因为日本人见了家禽、牲口就抢,不藏起来不行;二是衣服、被褥,这是基本生活用品,也是老百姓的贵重家当。

看到这场景,用不着领导说明,骑兵们都知道是遇上了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大家紧张地整理武器,检查战马。刘春雷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一会儿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战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脑袋在主人的胸口上蹭来蹭去。

一组一组的斥候骑兵被派出去侦察情况,战士们在等待命令,指挥员则在考虑行动方案。

这个时期,由于缺乏通讯手段和必要的训练,长期在敌后打游击的抗日军民还不大习惯协同作战,遇到突发情况,经常是群众各自跑、民兵各自干、部队各自打,甚至八路军主力部队之间的相互联络也不多。比如这时,新七旅旅部、十九团和骑兵团相隔只有五里地,可是在没得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各部队并没有协调共同行动,而是关起门来自己想办法。

曾团长提出,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插,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出合围(新七旅十九团就是这么冲出去的)。而况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南面的总部靠拢,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委的意见更有全局观念,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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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2:03:09 | 显示全部楼层
但是,军区总部联系不上,他们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最后决定由曾团长和政治部主任徐青山带一连沿着卫河(古运河)西岸寻找,况玉纯政委和参谋长带三个连沿大路向南前进。

部队出发,刘春雷他们跟着况政委上路。四周围的田野一马平川,只在个别地方还稀稀拉拉地留着些长势不好的高粱;道路两旁,三五成群的老百姓背着包裹或走或坐,牛羊牲口啃着青草时走时停。四面八方都有逃难的人群,谁也不清楚哪个方向更安全一些。神情紧张的人们向骑兵团求教,八路军的回答也只能是“对不住,不知道”。

越往南走,撤退的人越多。冀南财政学校的两百多学生正列队行军,看见八路骑兵就“呼啦”一下跑过来,队伍全乱了,气得老师一个劲地吹哨子。小干事崔连喜遇见了新七旅文工队的十几个小娃娃,亲热得不得了,叫人家抓着马尾巴赶路。可是战马尾巴甩来甩去的,小家伙们揪不住,于是在马尾巴上拴上一个书包。有重物坠着马尾巴就不能动弹了,一群男女小八路你拉一下我拽一把,嘻嘻哈哈闹翻了天。

妇救会的六十多个干部也要跟随行进,王永元参谋长说了句:“你们女人跟着部队跑什么!换件衣服(她们穿着蓝黑色制服)到老百姓那里躲一躲就算了嘛!”结果被一大群妇女围住,批评他瞧不起女同志,是封建意识。王参谋长被骂得面红耳赤,又是敬礼又是鞠躬的,好不容易才脱身溜掉了。

刘春雷也觉得这么多人跟着部队跑不大妥当,如果由机动部队吸引住敌人,其他人员在群众掩护下分散突围,效果可能会更好(事实上,许多有游击经验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可是他当时不敢吭声,因为说这话就好像是嫌弃别人,弄不好是要破坏军政关系的。

骑兵队列中不仅有学生、小孩和妇女,还有周边几个县的上百名工作人员。在当时,不打游击的县区政府干部是可以不下乡的,七八个县的办事人员聚在一起办公是经常的事,他们平时和行署机关在一块,打仗时就和部队一起走。除此之外,地区医院用担架抬着几十个病号,公安队押着几十个罪犯,队伍后面还跟着一大串不知道什么单位的骡车和驴车。

队伍不停地向南走,这时候,不向南走已经没办法了。

派出去的斥候兵不断回来报告:“来了,来了!”意思是身后方向发现敌人。按规矩,其他斥候小组这时候就应该向发现情况的方向机动、主动进行牵制和骚扰,可是,今天却没有人出击了,因为除了西南方,各个方向都在喊“来了”。而且报告的频率越来越密,到最后都用不着报告,从队列里就可以清楚地看见老百姓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到处奔逃,还可以清楚地听见“三八大盖”“嘎勾——嘎勾”的枪声。

既然只有西南方向可以走,大家只好埋头向南行进。

中午十二点左右,骑兵团行进到武城县以西的十二里庄,刘春雷放眼一望,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天呐,这么多人!”

十二里庄附近的高粱全都收割过了,四周围一棵高秆植物也见不到。平展的旷地上聚集着冀南军区机关、冀南区党委机关、冀南行署机关、军区后勤工厂、军区医院、行署文工团、冀南报社、冀南银行、冀南党校、冀南财校以及从各地来总部培训、学习、开会的干部群众,足有两三千人。掩护这一大群男女老少的是特务团(团长宁贤文,1962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个团是由军区警卫营的三个连和行署保卫营的两个连组成的,只有轻武器,战斗力也不强。

总部机关向西南移动,原本是想和二十一团会合的,可走到这里才知道二十一团已经转移走了。军区政治部刘志坚主任和范朝利参谋长(开国中将)正在着急,看到骑兵团主动赶来支援,不禁十分高兴,其他人看见骑兵的高头大马也安心了许多。

和总部领导会合之后,骑兵们发现机关干部的觉悟确实是高,虽然身处逆境依然情绪高涨,演讲动员的、唱歌鼓劲的声音此起彼伏。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王任重站在个大石碾子上发表讲话:“日军发动的‘铁壁合围’,注定不能得逞,今天被我们碰上了,就一定会被我们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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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2:03:40 | 显示全部楼层
“铁篦子合围?”这是刘春雷头一次听说这个新名词,他觉得这次“扫荡”真的就像是被敌人用铁篦子捋过一样,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他都把“铁壁合围”误当成是“铁篦合围”。

王任重正在演讲,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几架日军飞机。冀南行署公安总局局长王光华(开国少将)用步枪打了两枪,又对骑兵下命令:“机枪射击,给我打!”于是几个机枪手就朝着天上打了几梭子,结果飞机没打着,反而把飞过去的敌机给引回来了。

日本飞机冲着地面一阵扫射,当场打死了好些人,打伤了几匹马。冀南银行驮钞票的骡子被打倒了,钱钞纸币飞得满天都是。一些没打过仗的机关人员吓得四处瞎跑,场面顿时十分混乱。幸好,这时候空中刮起了大风,弥漫的尘沙使飞行员的视野受到遮蔽,敌机转了两圈就飞走了,局面这才得以控制。

军区范朝利参谋长看到情况危急,大声呼喊:“敌人飞机发现我们了,不能在这里停留,大家赶紧走!”随即命令以骑兵团为前卫,继续向西南方向突围。

在十二里庄耽搁了一段时间,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我方人员也越来越集中。走到武城河西街①附近,发现敌人在这里利用壕沟设置了三四层火力网,担任前锋的骑兵三连冲击了几次,牺牲了二十多个战士,突破不了。这时听见有人喊:“北面走,往北面走,队伍向后转!”于是大家又乱哄哄地转过头向北边跑,刘春雷看见三连长吕兆清追上来问王永元:“部队掉头了,我们现在是前卫还是后卫?”参谋长摆摆手,好像他也不知道。

向北走了一段路,前面又叫了起来:“快回去!快往回走,有坦克。”果然,北面出现了日军的坦克车,并且,在东、西两侧担任掩护任务的特务团战士也被打了回来,所有的人只好又向南跑。

这下子,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被包围了!”

再往南走就回到了河西街,可敌人的阵地还挡在那里。况政委下令把部分战马让给没有坐骑的机关领导,然后由骑兵团带着大家冲击。

对骑兵而言,打仗冲锋没问题,可是把战马让出来就有些不愿意了。刘春雷和刘金魁是正、副班长,又是党员,只好带头,由团部的人领着去给首长们送马。

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一夫(冀南区党委委员)蹲在地上撕材料,枣南县妇救会主任韩芳宇在边上帮忙。这韩主任后来是中纺集团公司的老总,在当时是个挺俊俏的大姑娘。看见骑兵送马来,她表示自己已经有一匹马了。况政委的警卫员说:“你那匹马是驮东西的,换成骑兵的战马吧,不怕打枪。”于是韩芳宇就和刘金魁换了马,两人都走了。

王一夫始终埋头处理材料,因为风大点不着火,他就把纸撕得碎碎的,东撒一把西撒一把地让风吹散。刘春雷几次想把战马交给他,王科长都说不要。首长不接马缰绳,骑兵不好交差。这时候不远处正在枪毙犯人,大刘就牵着马过去看热闹。

大刘看完杀人,王一夫还在那里撕纸。

过了一会儿,冲锋号响起来了,骑兵们开始发动进攻,大队人马也跟着向前跑。王科长站起来望了一眼,对刘春雷说:“你上马,去战斗!不用管我!”说完又蹲下来接着撕材料,大刘只好骑上“公鸡”冲锋去了。

后来,听说王一夫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刘春雷心里十分懊悔。他觉得自己当时如果能帮着撕纸,王科长或许就可以及时处理完材料突出重围了。只不过,那些东西都是机密文件,领导没开口,他也不敢去碰呀。

王一夫烈士是河北威县人,1924年入党,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组织工作。他是为了保护党的机密而英勇牺牲的,时年三十四岁。

骑兵团的这次冲锋是突然展开的。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王永元参谋长听见河西街方向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他心里一动,赶紧让司号员吹联络号。过了一会儿,对方回号了——是曾玉良团长和骑兵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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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2:04:07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来,曾团长带着一连沿卫河河岸搜索,没看到机关的队伍,知道大家一定被围了,于是就斜刺里杀回来,从侧后方攻击卫河边上的河西街。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一连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阵地。

听说曾团长在外线进攻,况玉纯政委立刻命令骑兵团冲锋,军区首长也组织人员跟随突围。刘春雷正跟着大家往前冲,西侧的王行杖村突然有敌人开火射击,子弹像泼水一样猛地横扫过来。两百米的开阔地上立刻倒下了许多人,整个突围队伍都被打散了。好在“公鸡”是经过训练的战马,没有受到枪弹的惊吓,带着主人径直冲过了火力拦阻线。

骑兵冲出来了,跟在前面的一些骑马的干部也冲了出来,可是步兵却没有及时赶上,敌人从王行杖村那里把口子堵住了。

在河西街,妇救会主任韩芳宇激动万分:“哎呀,你们骑兵的马可真快,要不是我抱住了马脖子,差点掉下来……”

况政委问她:“首长在哪里?”

“李书记(李菁玉,冀南区党委书记)刚才和我在一起,现在不知道了。”

政委一听就急了,赶紧去问其他人。人群中有党委巡视团的,有行署建设处的、农林处的、文教处的、财政处的、秘书处的、总务处的……可是,军区、党委、行署的主要领导却一个也没跑出来。

这时,从河东方向开来了二十多辆日军汽车,还有许多骑自行车的敌人,这一带的河水很浅,鬼子和伪军跳下卡车、蹚过卫河就向河西街发起进攻。很显然,别说总部机关没有冲出来,即使出来了,从这里也过不了卫河。

现在,摆在骑兵们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是丢掉总部,沿卫河西岸向南撤退;二是重回包围圈,和总部机关一起另寻突破点。

曾玉良团长、况玉纯政委毫不犹豫地命令:回去!

下午三点,骑兵们再次和首长们会合。

在敌人火力下来回冲杀,各连队的损失都很大,刘春雷的班上只剩下了五个人。王占奎不见了,刘金魁看见他离开河西街向南面走了。当时,上级只允许机关干部分散转移,王占奎的这个行为应当属于临阵脱逃。

曾玉良团长撤销了团部,把行政后勤人员和斥候兵补充到一线连队。崔连喜被分在二连,他跑来问:“大刘哥、川老汉,我跟着你们班,好不好?”

当然好。

“那……老李大爷也跟着你们班,好不好?”

当然不好。老李医官是规定不参加打仗的,他骑着匹骡子想加入一线连队,却没有谁敢接受他。各位连长、排长、班长都知道,万一李大爷在自己手下出了事,非被大家骂死不可。

四面八方都被日军围住了。刘春雷骑在马上,能看见日本的膏药旗,看见鬼子下车、展开梳篦队形一步步紧逼过来。这时候,天空中又出现了敌人的飞机,盘旋、投弹、扫射,战场的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

曾玉良团长先前在外线转了一圈,对周围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向军区首长汇报说:在我军北面和东面的是独立第七、第九混成旅团,西面的是独立第八混成旅团,这都是日军野战主力部队;南面和东南面是从武城县赶来的日伪军,属于当地驻军。从总体来看,北面、东面的敌军强大,包围严密;南面的敌人伪军较多,战斗力相对最弱;西面的敌人刚加入合围圈,防线还比较松散。

曾团长建议说:根据战场情况,我军从河西街渡过卫河的设想已不大可能实现了。目前,只有从王行杖村突破第一层合围,作出强渡卫河的姿态,把日军的注意力吸引到东南方向的河西街一带;而我们则趁机掉头向西行进,甩掉敌人。

“西面的情况怎么样?二十一团在哪里?”

“不清楚。不过,日军第八混成旅团先前和二十一团交战过,现在刚转过头来参加合围,虽然第一层包围圈已经形成,但后面的防线一定松散。我们转到敌人后面,晚上再想办法渡过清凉河,到冀县、南宫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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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2:07:11 | 显示全部楼层
军区政治部刘志坚主任同意曾玉良的意见,当即命令他组织骑兵团向王行杖村发起进攻。

冲锋号再次吹响,三连打头,全团跟进冲锋。

王行杖村的守敌为一个日军警备队和一个伪军中队,有轻重机枪和掷弹筒,他们得到了东边卫河方向的火力支援。骑兵刚开始冲击,敌人的炮弹、子弹就铺天盖地打了过来,进攻部队的伤亡很大,不断有战士中弹落马,随处可以看见战马倒地挣扎。

三连长吕兆清的战马被打死,手枪也摔掉了。他爬起来,挥着马刀不知道在骂什么,三连通信员和几个战士赶紧把他拖上马。

刘春雷跟在队伍中间,突然发现自己的坐骑有些跑偏。低头一看,“公鸡”的颈部被弹片打中了,鲜血直往外冒。可这时战马显得十分亢奋,跑得更加起劲。大刘知道这是马匹受伤后的应激反应,如果不能及时把它的情绪缓解下来,非跑死不可。他赶紧轻轻拍着马脖子,嘴里不停地喊着口令,“公鸡”的性情温驯懂事,很快就放慢了步伐,平静下来。

骑兵们接近了王行杖村,但是敌人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最前面的三连最终没能冲上去,掉头就往回跑。其他连队也跟着撤退。

也不知道是控不住马还是缺少战斗经验,只有小干事崔连喜还一个劲地向前冲。他跑到村口才勒住马缰绳,战马忽地人立起来,把他甩在地上,立刻被几个日伪军围住了。小崔的腿摔断了,一边哭喊着一边爬,最后被鬼子追得无处藏身,纵身跳进了村口的水井。

大刘和战友们在远处眼睁睁地看着,爱莫能助,强忍着眼泪悲痛莫名。

骑兵们无功而返,包围圈里,总部机关的人群一片肃静。

从远处射来的子弹,时而“嗖——嗖——”地从头顶掠过,时而打在地上引起一溜尘烟。

没有人躲闪,也无处躲避,光溜溜的平原上除了泥土就是风沙。子弹打在人身上,“噗”的一声闷响,中弹的人倒下去一声不吭。大家都知道,如果从王行杖村冲不出去,从其他方向就更突破不了,今天反正是要死在这里了。既然是死,又有什么好说的呢?

沉默、寂静中,可以听见“嘀里哒啦”的日军联络号,那是鬼子在逐渐收拢包围圈;风吹过处,传来伪军的阵阵喊叫:“抓……抓……陈……麻

子……”当时,骑兵们并不知道陈再道去太行山开会了,只看见陈司令员的爱人张双群在队伍里,而且还受了伤。张双群是南宫简易师范的学生,以前在南宫县妇救会工作,好些骑兵都认识她。现在只看到司令夫人却没见到司令本人,大家心里难免担心。

战士们情绪压抑,只有曾玉良团长暴跳如雷。他满脸铁青,见人就骂,把几个连长都训斥得抬不起头来。

“战斗人员,立刻上马,重新集结!”听见命令,刘春雷有点犹豫,他的战马颈部受伤,再跑恐怕会受不了,于是就准备牵着马突围。没想到被曾团长看见了,劈头就是一马鞭:“浑蛋!胆小鬼!给我上马!”

这是大刘头一回在大庭广众之下挨打,再被团长骂成是“胆小鬼”就更让他感觉没面子,他气呼呼地跃上战马,心说:“到底谁胆小,上阵就知道。大不了今天我死给你看!”

这时候,北面的日军坦克攻过来了,担任阻击的特务团伤亡过大,已经顶不住了。很多机关干部都觉得最后的时刻到了,纷纷开始撕碎文件,破坏器材。

悲壮的气氛之中,冀南军区后勤部的赖勤政委(1945年病故)掏出手枪,喊着:“共产党万岁!”准备以身报国。况玉纯拦住他说:“好同志,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冲锋。

况玉纯政委亲自充当旗手,他单手擎着红旗,在骑兵队列前面高声呼喊。

这就是那句后来响彻冀鲁豫的战斗口号——

“骑兵团!共产党员集合!”

“曾玉良到!”

曾玉良团长抽出战刀,第一个站在了政委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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