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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土八路

『经典连载』 《抗日历程: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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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6:31 | 显示全部楼层
于是又驮着弹药往回走,走到河南汤阴县遇到了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开国上将)。漳南战役的时候,骑兵团曾经和杨司令配合作战过,大家是老熟人。听说杨得志的部队也缺弹药(八路军就没有不缺弹药的),王振祥团长脑袋一热,又犯了说大话的毛病,自作主张把马背上的子弹和手榴弹分了一半给冀鲁豫军区。

这下子骑兵们轻松多了,王团长却倒了霉,回到太行山就被免了职。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都在随营学校当轮训队长。

王振祥调走,上级宣布了新任政委廖冠贤(开国少将),接着又派来了新的副团长、新的参谋长、新的政治处主任、新的政治处副主任……而且,还从师政治部“锄奸队”派来了特派员。他们个个都是生面孔,个个表情都很严肃。

骑兵团副团长黄家景被提升为团长,上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严厉整顿部队作风,和不良倾向斗争到底。

骑兵们大眼瞪小眼,知道这一回是来真格的了。

整风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瞧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颜胜才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发言。“川老汉”坐在门槛上寻思了半天,这才说:“首长讲得真好,一清二楚,咱们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得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讲得好,咱们思想落后了……”发言结束,大家热烈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呀,他刚才这些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呀。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回家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活像个念经和尚,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新来的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开国少将)有办法,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弄明白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确实,骑兵团以前存在着不少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缺乏严肃紧张的政治作风;阶级观念弱化,认老乡,拜把兄弟,党员干部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开小灶,大吃二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另一方面,个别干部体罚士兵,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

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牲口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们就把牛和羊都赶走,惹得房东大娘很生气,破坏了军民关系。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打仗,追击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把鬼子汉奸打垮了,骑兵们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有意见,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的本位主义”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对此,刘春雷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却不知道战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马匹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骑兵听从指挥,军马也难以配合。牲口这家伙,它要是累了病了,你再下死命令它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骑兵部队的模样经常是松松垮垮的,有道是:“步兵紧,骑兵松”,“步兵出发像蚂蚁,骑兵出动似蝗虫”,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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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6:52 | 显示全部楼层
骑兵部队马匹多、装备重、勤务杂,管理相对困难。比方说,能驻扎一个步兵连的村子,换成骑兵宿营,最多只能住一个排。步兵部队以连为伙食单位,骑兵吃饭就只能以排为单位。开饭的时候,步兵规规矩矩围坐在一起,吃的是大锅饭;而骑兵手里抓着大饼子、窝窝头,一边遛马一边啃,一顿饭能吃出好几里地去。

大清早的时候,步兵出操“一、二、三、四”,整齐雄壮、气势非凡;而骑兵这里,铡草的铡草、喂料的喂料,“吁吁——哟哟”,全是吆喝牲口的声音。即便有几个早起锻炼的勤快人,也是你耍春秋刀我使六合枪,各练各的功;你唱“云长最忠勇,温酒斩华雄”,我吼“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各唱各的调。

说实话,骑兵早晨不出操也不是因为懒。在战斗频繁的战争环境里,如果一大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到真打仗的时候,马匹就不那么活跃了,这也是骑兵作战的规律。但是,邓小平政委明确要求整军期间骑兵必须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结果,两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的增强。

一二九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上级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刘、邓首长照样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

八路军的政委、政治部、政治处是干什么的?是专门管干部的!“要游击,不要游侠”,亮剑不稀奇,再亮剑也不能亮成了个人英雄主义。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共产党的军队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骑兵团的政治风气发生了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刘春雷也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可是,就在开民主讨论会的时候,师兄胡彦明却揭发大刘,说他有嫌弃八路军的思想。

四连的胡彦明是整军时的大红人。本来,四连是作风整顿的重点单位,连里头新兵多,小商贩出身的人多,旧军队士兵也多,各种江湖习气五花八门。整军一开始,连长李树茂就被调到三连去当副连长了,由特派员徐青山亲自管理四连。杨特派员考察一番之后,把胡彦明提拔起来当了排长。

胡彦明有文化,有武功,思想进步,自觉性强,聪明好学,还立过大功,确实出类拔萃。他是刘春雷他们这一拨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班长的,现在又第一个当上了排长。刘春雷万没想到师兄会揭发他。当初,他确实是因为八路军军饷少,说过“穷八路真寒碜”之类的话,但那不过是私底下开的玩笑,谁知胡彦明竟然会一直记在心里!

幸好,斥候队是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负责管理的。况主任在特派员抓人之前先找到大刘,问明原委,最后说了句:“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了,讲话办事都要动动脑子,要有政治觉悟。”他让刘春雷写了份检查,把抓人的命令挡了回去。

也有不肯写检查的人,四连先前的三个排长辛明旺、郝传喜和苏昌太,他们既是同乡,也是同时参加红军的战友,还是结义兄弟,平时形影不离,恨不能穿一条裤子才合适。整风的时候,别的拜把兄弟都散伙了,只有这三个人不答应,拍着胸脯跟特派员叫板:“要关关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块!”把徐青山气得不行。大会小会开了不知道多少次,好话坏话都说遍了,没用。最后只好把这三兄弟关了几天,分到连队当兵去了。

通过整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大大加强了党的领导,明确了共产党是军队的领导、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明确了党支部是连队的核心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也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对刘春雷而言,整风给他的最大收获是政治素质提高了。以前,他以为毛主席就是党中央,现在知道了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朱总司令和八路军都要听人民的指挥;还知道了冒险蛮干是“左倾主义”,胆小害怕是“右倾主义”,共产党主张的是“共产主义”……在整军中,大刘第一次接受了党的理论,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打仗勇敢、抗战到底;作为阶级战士,就要爱护人民群众,听从党的指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不过,虽然大刘同志的思想进步很大,但几次讨论他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都表示反对。

刘春雷是做饮食买卖出身的,养成了见人三分笑、讲体面爱干净的习惯;而徐青山在黄安①乡下,还不到八岁就给地主家放牛,从小受苦的泥腿子对城镇小市民的“假做派”很看不惯。按徐特派员的观点:“家中无米,抗战到底;银钱过千,意志不坚;家财万贯,熊包软蛋。”听说刘春雷是自带装备参军的,苦出身的老红军就把富裕人家的子弟看扁了,这让大刘十分窝火。从这以后,他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吃完饭后不漱口,早晨起床不洗脸了。

1939年8月,骑兵团整军结束,刘伯承师长和李达参谋长特意赶到黎城为大家送行。骑兵们在口号声中告别太行山,他们的任务是:奔赴山东聊城地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045 ① 黄安:今湖北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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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7:1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章征战鲁西北


黎城整军期间,骑兵团按马匹的毛色重新调整了战马,一连全是黑马,称为“黑马连”;二连是“红马连”;三连是“白马连”;其余的杂色马匹归四连,四连因此也被叫做“花马连”。骑兵从太行山下来,一溜黑一溜白,一溜红一溜花,怪好看的。

斥候队的战马没有调整,大刘继续骑着他的“公鸡”。

过了涉县就接近平汉铁路了,部队改为白天宿营夜间行军。有一天拂晓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面喊“敬礼”、“敬礼”,排长、班长们都把手放到帽檐上。刘春雷也赶紧瞪大眼睛张望,看见黎明的曙光下,黄团长、廖政委陪着一个高个子军人站在路边土坡上,这位年轻的首长就是肖永智(1943年牺牲)。

肖永智当时是新上任的八路军先遣纵队政委,正准备前往鲁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奉命接受他的指挥。

鲁西北的形势原本是不错的,抗战伊始,国民党山东六区专员范筑先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和共产党紧密配合,守土抗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局面的安定。可问题是,范司令的部下成分很复杂,而他对组织纪律又不够重视,只是靠个人威望行使指挥权。1938年11月范筑先在聊城战败自杀,局势急转直下,部队散了伙,少部分跟着共产党,大部分跟了国民党。“摩擦专家”沈鸿烈再掺和进来挑动内讧,共产党领导的筑先游击纵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抗日县长都被杀害了。

到了1939年夏天,情况越来越恶化,不仅鲁西北的城镇相继丢失,冀南的枣强、威县、南宫、肥乡等县城也被日军占领了。一二九师首长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决定调整充实八路军先遣纵队,由李聚奎(开国上将)任司令员,派肖永智担任政委,重新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先遣纵队是旅级编制,下辖三个团,一团是卫河支队改编的;二团是范筑先的旧部;三团是县大队扩编的(团长赵晓舟)。虽然号称正规军,其实是支游击队。两千多号人马只有三四百条枪,战士们手里不是丈八长矛就是大砍刀,行军时红缨飘扬、刀光闪亮,煞是好看。

好看归好看,可带着这样的队伍去跟鬼子开仗恐怕有点玄。肖永智就向一二九师刘、邓首长提出:是不是派一支主力部队到鲁西北支援一下?正好,骑兵团的整军刚结束,于是就交给肖政委,带到山东聊城去了。

在刘春雷的印象中,肖永智当时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笑嘻嘻的,待人挺和气。

骑兵夜晚行军,白天的时候就在村子里睡大觉。有一天,崔秉志不知从哪里弄了些驴肉,煮了一大锅,请南宫县的同乡们会餐。崔家是卖驴肉煎饼的,他弄这玩意儿最拿手。刘春雷听说有好东西吃,骑上马就跑去了,可到了四连,既是同乡又是排长的胡彦明却不许大家搞聚会,还说同乡之间吃吃喝喝是流氓习气。

正闹着,肖永智政委进来了:“驴肉是从哪来的?”

“买的……”大伙有点紧张,“这毛驴的腿摔断了。”

“买肉的钱是哪来的?”

“是自己的,从家里带来的。”

“有没有强买强卖?老乡愿意吗?”

“没有强迫,老乡们高兴着呢!”

“那就好。在鲁西北,老百姓把驴肉叫做鬼子肉。既然是吃鬼子的肉,我也参加一份,行不行?”

当然行,大家热烈欢迎。

前些日子,骑兵小伙子们成天开会学习,都快被政委和特派员给教育傻了,现在猛地见到个性格开朗的旅政委,心里真是舒服。

肖政委和战士们的关系很好,对群众纪律也十分重视,骑兵团的“满缸运动”、“清扫运动”都是由他倡导发起的。

骑兵的排场大,别说是宿营,就连路过村庄休息一下,都要松肚带、卸马鞍、饮马喂料,弄出好大动静。以前,部队不管打扫卫生的事,歇息完毕说声“开拔”就走了;现在改了规矩,要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把草屑、泥土、马粪清理干净才能出发。政治处还要派人来检查,发现有谁偷懒、有谁欺负老乡就要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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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7:38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春雷说,有一首歌是肖永智政委教给大家的,他一直都记得:

十八集团军,表现真是好,八项注意都做到,组织纪律好;

吃的是窝头,铺的是干草,穿的衣服谈不上,冷热就一套;

没有钱发饷,枪炮是土造,先苦后甜慢慢熬,大家辛苦了;

咱们先遭罪,幸福将来到,先苦后甜慢慢熬,同志努力了。

…………

从太行山前往鲁西北,要穿越被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线和公路线。斥候骑兵不但要进行越前搜索,还要向左右两翼放出游动警戒,特别忙。那段时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常发生斥候兵失踪事件(这一般就算是阵亡了)。过南宫县的时候接连有两个斥候兵没回来,团部着急了,就规定斥候骑兵再不许单独行动,每次出任务都要以小组为单位。

徐青山特派员不大相信失踪的战士都是牺牲了,亲自到斥候队来调查情况,还专门跟着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大刘知道,特派员这是对自己有些信不过。

傍晚,斥候小组照例向侧翼游动,刘春雷他们发现公路上有四五个日本兵正嘻嘻哈哈地吆喝着两头猪,一副肆无忌惮的样子。按以往的规矩,斥候兵发现情况之后不必打仗,回去报告就行了,可徐特派员却非要打不可,还说八路军就是“要游要击”、“游是手段,击是目的”。骑兵们怕被当做“右倾”,只好散开队形迎了上去。

打了不一会儿,从旁边的村子里突然冲出好几十个鬼子,原来,这周围有日军的一个中队,刚才在公路上的只是他们的尖兵。骑兵们见势不妙,边打边撤。

徐青山以前只在大山里打过游击,没在平原上打过仗。他不知道往青纱帐里跑,却绕着一棵大槐树转来转去地打枪,结果坐骑跑掉了,警卫员也被打死了。不过特派员勇敢异常,子弹打光了就掏出手榴弹,高喊:“同志们,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到了!”

斥候兵们心说:“献什么身呀?旁边就是青纱帐,趁还没被鬼子包围,赶紧开溜吧!”几个人拉着他就跑。

刘春雷把战马让给特派员,自己徒步走。他是当地人,地形熟悉,办法多。要是徐青山、刘金魁他们落了单,两眼一摸黑,再加上湖北口音、四川口音,那可就麻烦了。

大刘跳进道沟,一边跑一边打枪,等战友们走远了,敌人也快围上来了。他连忙脱了军服、丢掉步枪,跑进高粱地和避难的老百姓混在一起。当时正是夏天,刘春雷穿着小褂光着脚,谁也认不出他是个八路。鬼子过来验看每个人手掌上的老趼。用这方法搜查步兵还可以,对大刘却没用。当骑兵的成天握着铡刀铡草料,手上的趼子和农民一模一样。

刘春雷在外面转悠了两天,第三天追上了队伍。按道理,步枪丢了应该算是个事故,可这一回谁也没批评他。以后再讨论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就明确表示支持:刘春雷同志在家门口和部队失散,能够克服困难坚决归队,这说明他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是个好同志!

1939年9月,一二九师骑兵团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到达山东聊城地区。骑兵们配合先遣纵队和鲁西八路军各部,利用快速、突然的战术特长打得日伪军措手不及,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12月,骑兵团挺进山东荏平县,配合鲁西七团打击伪军李连祥部(八路军在鲁西先后有两个“七团”,教三旅的七团被称为“老七团”,团长是刘正,1942年在山东鄄城县牺牲;现在说的这个七团是“新七团”,即后来的新八旅二十四团,团长徐宝山,1942年在山西姚门口牺牲)。在这次战斗中,骑兵团消灭了伪军一个营,缴获了三百多条枪,抓了两百多个俘虏。

照往常的惯例,抓到伪军俘虏不过是开个会、训几句话就放人了,可这次,肖永智政委却要求把俘虏带回去。他说这伙人是范筑先司令的旧部,有的曾经打过日本,要动员他们参加抗战;有的曾经搞摩擦、杀过共产党人,要进行甄别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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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8:11 | 显示全部楼层
12月29日,骑兵团抬着伤员,押着俘虏,从荏平返回聊城的七集镇休整。中午,部队正准备穿越聊城至东阿的公路,担任越前搜索的斥候兵回来报告:“路面上有汽车的新轮胎印。”

黄家景团长举手示意部队停止前进,吆喝一声:“去看看怎么回事?”刘春雷他们立刻开始干活,七八匹马分成两路向左右两翼搜索侦察。

顺着公路往西跑,不远处有个村庄叫王小楼村。刘春雷在那里遇到个老头,老人家胡子花白、腰弯背驼,可精神矍铄,一看见八路军就主动上来搭话:“小伙子,你们是想问鬼子的事吧。这事不用问别人,我知道。”

“早上,有辆汽车,绿色的,从聊城开过来,说是到东阿去,晌午过后还要回来。车上有二十多个鬼子,还有个什么‘宣抚官’①。他们路过这里的时候下车在村子里走了一趟,说了好些混账话,叫我们在墙上写‘中日亲善’的标语。你说,我们能写那玩意儿吗?……”

大刘觉得老大爷挺明白事理的,干脆把他带去见团长。

这老头是个话痨,见人就说日军汽车的事,骑兵们一听都嚷嚷起来:“鬼子真是太横了,二三十个人就敢在平原地上乱跑……”就在这时,另一路侦察的斥候兵跑过来报告说:“有辆卡车从东边开过来了。”

肖永智政委也在队伍里,黄团长、廖政委和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打这一仗。

命令传达下来:三连在路南护卫伤员,看守俘虏;四连在路北“守马桩”;一连和二连在公路两侧设伏。刘春雷本来想把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大爷送回家去,可老头死活不肯走,非要亲眼看着八路打鬼子,大刘只好陪他蹲在路边上。

接下来一阵忙乱,战马刚牵走,二连正在设路障(当时的“路障”就是找一些钉耙子,铁齿朝上摆在路面上——这些农具要临时去借),伏击阵地还没弄好,汽车就到了跟前。参谋长徐国夫急了,带着一连的两挺机枪往公路上跑,直接把机枪架在路面上。那些鬼子也没想到会有八路在这里等着他们,毫无戒备地径直开过来。徐参谋长趴在公路上迎头射击,日本卡车一下子就冲到路沟里,翻了。战士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一连、二连的战士都顺着公路往前跑,想去抓俘虏。鬼子从车上跳下来,有的躲在汽车周围,有的跑向公路边的乱坟堆,一个日军军官挥舞着军刀“咿里哇啦”地直叫唤,指挥部下拼命还击。结果,敌人一开火,公路上的八路军接连被打倒了好些个,队伍就有点乱了。

徐国夫参谋长赶紧喊:“不要乱,一连的卧倒,火力掩护!”政治部主任况玉纯也喊着:“二连的离开公路,到路沟这边来!”

八路军的火力再度压制过去,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那个大喊大叫的鬼子宣抚官也被打死了。

二连的老连长王永元,这时候既不是官也不是兵,不知道是个什么身份,可他的威望还在,跳起来喊一声:“党员跟我上!”就冲了上去,二连一排长王元力(1945年牺牲)吼叫着“拼马刀!拼马刀!”跑在最前头,八路军立刻就把鬼子的汽车给围住了。

日本鬼子还真是有点武士道精神,他们愣是背靠着背和一大群八路军拼刺刀,不死不歇气。汽车边上趴着个日本军曹①,被翻倒的车门压住了不能动。王元力跑到跟前想看一眼,小鬼子突然拉响了手雷,崩起的弹片把老王的脸上划了个大口子,害得他从此破了相……可是,鬼子再凶悍也抵不过咱们人多。四班副班长马德元腿部中弹,带伤砍了两个鬼子;其他战士你一刀我一枪,很快把敌人消灭了。

几个鬼子兵躲在乱坟岗背后顽抗,小战士李茂林拎着短枪从后面绕过去,打死了鬼子的机枪射手。剩下的鬼子抱着个掷弹筒转身就跑,被八路军一阵排子枪撂倒了。

这场战斗,刘春雷从头到尾没放枪,一直陪着那个老头看热闹。仗打完了,他跑到汽车跟前一瞧,却看见二连排长王元力脸上缠着绷带,坐在地上不言语。警卫班的李茂林拎着一挺歪把子机枪,站在他旁边一个劲地抹眼泪。大刘觉得真是怪了:人家王元力受了伤都没有哭,小李子这么伤心是为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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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林是政治处况玉纯主任的警卫员,当时况主任还没有马刀,警卫员当然就更没有了。战斗一开始,小李就盯上了鬼子宣抚官的军刀,心里稀罕得要命,可惜他动作慢了点,日本刀落在了王元力的手里。王排长嘴巴被弹片划开了,说不出话,可就是抓着军刀不肯撒手。小李子急得直哭,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唠叨:“凭什么你们能有马刀?凭什么况主任和我一把刀也没有?……我拿机枪和你换马刀还不行吗?……”

最后,王排长被这小家伙闹得怪没意思,只好把刀让给他了。那军刀把上镶着三颗星,是日军大尉的佩刀。

半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日军二十六人,缴获掷弹筒一具、机枪两挺、三八步枪二十支。但骑兵团的损失也不小,包括王永元在内的八名干部受伤,而牺牲的战士中,竟然有七名红军骨干。总结下来,这次作战的不足之处是准备不够充分,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这场战斗在鲁西北的影响很大,因为,自从范筑先战败自戕以后,当地的各路武装就没有谁敢直接和日军交战,鬼子在聊城一带耀武扬威、肆无忌惮,把人民群众压迫得喘不过气来。骑兵团刚来不久就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再次掀起了对日作战的新局面。老百姓激动得奔走相告,八路军的威望也因此迅速提高。当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一九三七年,鬼子进了中原,

先占了卢沟桥啊,后占了山海关。

那火车就开到了济南,哎咳哟,

鬼子就开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

瞄了一个准啊,打死个日本官。

…………

当天,骑兵团在小冯村安葬牺牲的战友,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头和当地群众一道参加了葬礼。老大爷见人就说八路军的英勇,把骑兵团的伤员都接待下来,住上房,吃水果,精心照顾,还让女婿赶着大车去济南为伤员买药。老百姓的热情让八路军伤员感动得流眼泪,那些伪军俘虏在一旁看着也惭愧地哭了起来,当即有人表示:“如果八路不嫌弃,我愿意跟着你们打日本。”

第二天,日军出动二十五辆卡车到公路上兜了一圈,除了为同伙收尸,一无所获。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让小部队单独行动,小股日军下乡袭扰百姓的现象也很少见到了,广阔的乡村又重新成为骑兵团驰骋的战场。

051 ① 宣抚官:到处开会讲演,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人,宣扬“亲日友善”的思想。

052 ① 军曹:日军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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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新来的团长


1939年底,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引发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南,充当反共急先锋的是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开始的时候,共产党以教育争取为主,一再忍让,结果使得石友三的一八一师、暂三师得以占据冀南,进逼冀中。于是,从1940年3月到7月,八路军集中十七个团,分成左、中、右三个纵队,连续发动两次讨逆战役,歼灭石友三及其同伙六千五百余人,把这个老军阀赶回了鲁西南。

这期间,刘春雷和二十多个斥候骑兵被抽调到中央纵队的通讯队,在宋任穷、陈再道和新四旅的徐深吉旅长(开国中将)之间来回跑。

按说,八路军步兵的团、营单位也有骑马的通信兵,可真打起这种十多个团的大仗来,乘骑通信员就显得数量不够,战斗力也不强,需要斥候骑兵予以协助。打仗的时候,骑兵们聚集在首长周围,领导一发话,一个骑兵跟一个专职通信员,或者两三个骑兵跟上一个参谋,打马就往部队跑。乘马通信经常要穿越一些情况复杂的地段,斥候兵平时经常在外面转,见多识广,熟悉沿途环境,对周围的敌情也比较了解,能够提高安全性和准确性。

但是,战场上的情况多变,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有天晚上,刘春雷和新四旅的通信员去七七一团送信。黑夜里,他俩只知道大概的方向,跑了几个小时到了个村子。哨兵问“什么人”,这边答一句“送信的”,马也没停就进去了。

他们进了村就找马灯。那时候,部队的办公机关晚上都在院门口挂一个马灯,通宵亮着。他们走到马灯跟前喊声“报告”就往院子里钻。等屋里的人探出头来,他们这才发觉不对:“是敌人!”两人转身就跑。刘春雷动作快,打马从村子的另一头冲出去了;通信员的动作慢了点,被打死在路口。

有时候通信员和参谋不够用了,骑兵也单独送信。但由于毕竟不是干这一行的,对一些军事术语也就听不明白、说不清楚(为了防止意外泄密,骑兵传令大都是口信),特别是首长们大多是南方口音,就更让北方兵们犯糊涂。

有一次中央纵队派骑兵传令,四个人愣是传出三种说法来,把徐深吉旅长(他也是湖北人)气得要命。

1940年8月,刘春雷回到骑兵团,团部通知他到骑兵二连去当班长。

这时候,廖冠贤调到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当政委,黄家景①团长也调走了,参谋长徐国夫到新八旅二十二团去当副团长,由政治处主任况玉纯升任骑兵团政委。

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骑兵团没有团长、副团长,也没有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只有新上任的况玉纯政委一个人管事。

当然,特派员徐青山也能帮着况政委,于是两个政工领导就接着“反对不良风气”,结果反着反着就出了个事故。

骑兵团有一帮陕北来的基层干部,战功大,脾气也大。这里面,新任四连长韩永正的性格最倔,没人敢惹;老的二连长王永元被教训过一次,老实多了;剩下的一连长许得和(1942年牺牲)、一连副连长米秀山和三连副连长李树茂(1948年牺牲)就成了典型。

这三个红军出身的连干部以往都是立功受奖励的角色,现在每天被战士们提意见、被支部书记批评,弄得灰溜溜的,怪没有面子;再加上老领导又都调走了,委屈之下就想起要逃跑。当然,他们不是想跑回家,也不是想投国军,更不是想叛变当汉奸,听说徐海东在新四军四支队当司令员,就想跑到安徽去找老军团长。于是三个人约好,趁夜晚开溜。

他们出了门就后悔了。别说不知道徐海东指挥部的确切地点,就算是知道,兵荒马乱、战火连天的也到不了安徽,路上不是被日本人杀掉就是被八路军抓住枪毙。三个傻小子在道沟里蹲了一夜,天亮就回来了。

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原本是十三四岁就参军的红孩子,1940年的时候都还不满二十岁,虽然久经沙场,其实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离开部队这个大集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实话,他们的这次“逃跑”举动,更像是我们许多人在青春期曾经尝试过的“离家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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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9:30 | 显示全部楼层
可是,与“离家出走”不同,连级以上干部携枪逃跑的行为在八路军中要算做大的政治事故,必须上报军区。三个连长回到营房就被押送团部,经骑兵团“军人大会”研究决定:判处许得和、米秀山和李树茂三人在“惩戒队”做两年苦工——这实际上是救了他们,如果直接送军区政治部,很可能是会被枪毙的。

发生逃跑事件的时候,刘春雷不在骑兵团;等他回到老部队,况玉纯政委虽然还在会上讲:“反对不良倾向一定要坚持,再跑也要反,跑得只剩一个人也要反!”但其实,整风运动已经雷声大雨点小了。这一方面是因为骑兵团的作风已经很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百团大战”开始了。

1940年8月以后,八路军各部陆续转入“百团大战”。骑兵团主要在冀南和鲁西一带游动警戒,担任策应任务。

10月份,骑兵团来了个新团长,名叫曾玉良(1943年牺牲)。

曾玉良是河南固始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6年西路军失败后,曾玉良突围到新疆,化名“曾玉山”在喀什四十八团骑兵二连当少校连长,该团的另一位连长是化名为“周玉隆”的周纯麟(开国少将),两人一起接受过苏联红军哥萨克顾问的训练。1940年初,流落新疆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开着苏式大卡车回到延安。曾玉良被派到一二九师骑兵团,周纯麟则去彭雪枫部组建了新四军四师骑兵团。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两个骑兵团又分别被八路军、新四军授予同样的称号——哥萨克骑兵。

曾玉良和况玉纯也是老熟人。在红三十军的时候,曾团长是军部作战参谋,况政委是军部书记官。西路军战败时,曾参谋突围跑到了星星峡,况书记官讨饭去了延安。现在再度共事,两人的关系自然十分融洽。

刚开始,曾玉良的职务是副团长(没有团长),主要负责部队训练。

在以前,骑兵的军事训练是“野”的,强调“乘骑冲锋快如风”,只要勇猛顽强动作快就行,怎么顺手怎么来。因此,骑兵们的劈刺动作各有门派,骑马姿势千奇百怪,进攻时不讲究相互保护,行军时的队列也不整齐。曾玉良说这样不行,要重新练。

按曾团长的要求,骑兵应该根据不同的任务采取不同的策骑步伐——巡逻侦察走“小步”,马蹄轻盈,骑手挺直身体观察情况(这姿态挺美的,看马术“盛装舞步”就知道了);作战的时候用“小跑”,奔跑、跳跃、转向动作相结合(马术“场地障碍赛”就是这样);另外,“常步”是行军步伐,“大跑”就是冲刺。

战马走的是什么步伐,听声音就知道:常步和小步走得慢,四蹄着地,“嗒嗒嗒嗒”四节拍(小步走得好的战马,后蹄子正好踩在前蹄印上);小跑的时候速度快了,斜对着的两只马蹄同时起落,成了两节拍;大跑起来,战马四蹄翻飞,沾地即起,“嗒嗒——嗒”,感觉是三拍。

练了步伐还要练队形,比如横队、纵队、三角阵位、楔型阵位,还有转向保护、交叉掩护……都要练。大部队有大阵型,小单位有小队形,什么情况下战马的间距应该是多少,都用木棍比着尺寸,不能有差错。

口令也要练。过去,骑兵口令是随便喊,跟在家里吆喝牲口没什么两样。有时候部队行军,路上遇到个骑驴的老头,老头冲小毛驴叫一声“驾”,骑兵的军马全都跟着跑。曾团长说这样不行,重新练!于是两个月以后战马就都服从“前进”、“冲锋”、“立正”的命令了。

练习新技术,无论是新兵还是老兵都得下大力气。

大刘的班上有两个老兵——王占奎(1942年牺牲)和刘金魁。王占奎是投诚的俘虏,原先是西北军的马夫,而刘金魁是被撤职离开团部斥候队的。“川老汉”受处分的原因是他遛马的时候到河边洗衣服,结果战马偷跑进老百姓的菜地,吃掉了好一大片苜蓿。老乡们告到团部,刘金魁副排长只好卷起铺盖到二连来当兵。不过他好像挺无所谓的,还嬉皮笑脸地说:“老子洗衣服洗裤子,一不小心把官帽洗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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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9:55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春雷成天和两个老兵一起练“乘马越障”。这个项目对战马是个考验,开始的时候,由骑手牵着缰绳、引导战马空鞍跨栏杆,等马匹跳习惯了再骑上马练习越障。大刘的“公鸡”个子虽小,却很听话,练了不到一个月就能跨坡坎、过壕沟了。可刘金魁的战马却不行,两个箩筐上面摆一根扁担,它跑到跟前就站住,死活不肯跳过去,气得“川老汉”直骂:“憨马儿,傻大个,只晓得偷苜蓿吃!”“你跳不跳?再不跳,老子处分你!”马儿还是不跳。

也许是老兵原先的技术已经定型,改练新动作反而比新兵慢,因此有好些人想不通:“照原来的样子就挺好的,何必再搞一套?别新的没学会,旧的又忘了……”曾团长的态度却十分坚定:“要练!练好一个兵算一个兵,练出一个连算一个连。”

于是大家叫苦连天:况政委的“整风”劲头刚下去,曾团长的“整马”劲头又上来了,真是累死人……

在骑兵团,四连的训练是最积极的。四连是新连队,当时全团四个连,一、二、三连是红军连,黑马、红马、白马,行军出动整齐漂亮;唯独四连的战马是杂色的。老百姓以为四连是杂牌,就不大看得上眼,遇见“黑马连”、“红马连”,赶紧拿出白面馍馍热情款待;而“花马连”一到,就把好东西收起来,换成高粱饼子,实在有些气人。

韩永正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到四连当连长,把他的犟脾气也带到了四连。战士们不好和老百姓生气,就和其他连队较劲。别人劈刺一百,他们就来一百五;别人练一对一,他们还练一对二。打仗嗷嗷叫,评功嗷嗷叫,就连唱歌、搞运动会也要争个面红耳赤。说杂色马不好,四连的战马就不和其他连队的拴在一起,自己调教,照看得特别有精神。而且还不许别人叫他们“花马连”,自称是“铁骑兵连”(这名字可比“红马团”、“白马团”响亮得多)。一来二去的,四连的军事技术就逐渐在全团遥遥领先,“铁骑兵”的名声也传出去了。

曾玉良坚持改练新技术,其实是想改变骑兵团的战法。

骑兵的分类五花八门,但简单说来就是两种:骑马打仗的和不骑马打仗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原先就属于“不骑马打仗的”,其基本战法是乘骑行军、下马作战,说好听点是“枪骑兵”(和现在“摩托化步兵”的意思差不多),说明白点就是骑马的步兵。在这类骑兵中,战马主要是作为运输工具,战士们也主要是趴在地上打枪。

这种战法不好看,但这种战法是符合潮流的。一战以后,各国军队都认识到:骑兵在机枪重炮的密集火力面前列队冲锋,纯属找死。因此大家都走了“枪骑兵”的路子——行军的时候利用战马提高行进速度、扩大活动范围,打仗的时候放弃乘马冲击,下马徒步作战。

在当时,不仅八路军骑兵是下马作战的,国民党骑兵也是。西北“青马”、“宁马”是“枪骑兵”,日本骑兵也是“枪骑兵”。所以,虽然中日双方都有骑兵部队投入战场,但在战斗中就极少能遇到骑马对杀的场面,因为大家都趴在地上打枪,谁想耍马刀格斗也没人肯接招。

“枪骑兵”担任追击、包抄、穿插任务,比步兵走得快也走得远,还能携带一些重武器参与进攻和防御。但是,“枪骑兵”下马作战的时候需要可靠的“马桩”,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保证后方基地的稳固。换句话说,对“枪骑兵”而言,行军时战马是重要的工具;作战时战马却成了沉重的拖累,一旦腹背受敌,就有被歼灭的危险——这在游击作战的环境下显然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曾玉良就想改变下马作战的风格,把一二九师骑兵团变成“轻骑兵”。

轻骑兵采用乘骑作战方式。如果说“枪骑兵”是“打了就走”,那轻骑兵就是“边打边走”。和“枪骑兵”相比,轻骑兵更加快捷、冲击力更大,但同时也存在着负重能力差、防御能力弱的缺点。由于自身无法携带重武器,缺乏攻坚手段和防御手段,轻骑兵更容易受到敌方重火力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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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2:00:20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机动性和抗打击能力的取舍上,曾玉良团长选择了前者。他认为:“日军的火力虽然猛,但华北平原这么大,鬼子部队分散,不可能把机枪大炮集中起来对付我们。只要我们走得快,游动及时,就一定能战斗下去。”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1942年以前,在冀鲁豫敌后战场上活跃着四支八路军骑兵团,只有一二九师骑兵团改成了轻骑兵,也只有一二九师骑兵团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百团大战”之后,抗日局面一派大好。1940年底,日伪政府在其占领区搞了一次“治安综合评定”,评分标准包括四个大项、二十个小项。评来评去,“重要地区评比”中河北、山东的交界地区最差;“河北评比”中冀中最差;“山东评比”中鲁西最差。骑兵团当时在鲁西北,听说这个成绩,大家都乐了,纷纷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全国倒数第一”。

日本鬼子急了,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从华东抽调第十七、第三十七师团到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采取“囚笼政策”,企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和据点围困住我抗日军民。

就在日军加紧对华北实施“强化治安”、大“扫荡”的时候,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为救援新四军遇难部队,冀南的新四旅不得不紧急南下,留在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就只剩下新七旅和新八旅,而新七旅在刚结束的“百团大战”中部队减员严重,新八旅(由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合并而成)的战斗力又比较弱,这就使得陈再道司令员在反击日军时难免捉襟见肘。因此,一二九师骑兵团奉命回到冀南、受军区领导直接指挥,担任战区的机动力量,承担起“救火队”的重任。骑兵们没有辜负首长的信任,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他们积极拔除据点,破坏封锁沟,袭击敌交通线,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1年初,骑兵团奉命夜袭山东阳谷县郝楼据点。当时,各连队在况玉纯政委的指挥下徒步攻坚,架起梯子硬冲寨墙,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八路军打了一晚上也没把主炮楼拿下来。突击队提出炸掉炮楼,可地方上的同志又不同意,说是楼里有我们的内线,结果一直打到天明也没看见内线有啥动静。天亮以后,由于担心日军增援,骑兵团就撤退了,而据点里的残敌也被八路军打怕了,跑到阳谷县城去再也没敢回来。

郝楼之战恢复了鲁西北根据地的东西交通,上级领导表扬了骑兵团,当地群众也杀猪宰羊慰问战士们。开完庆功会又开总结会,曾团长让各连的班排长谈看法,大家说:“打得不错啊,敌人不是被打跑了吗?”团长却说:“打得不理想,没把咱们骑兵的特点显示出来。”

曾玉良认为:伪军胆小,战斗力也差,但他们中间的骨干多为旧军阀兵痞,极有守点待援的经验。夜晚猛攻炮楼,等于是逼着伪军和我们硬干,这是以八路军骑兵之短搏伪军之长,如此拼消耗,实在划不来。

在后来的“破路”战斗中,骑兵团就很少搞强攻了。部队大白天在敌人据点附近运动,单列行进,拉大间距,五百匹战马排成十多里地的长队,远远望去尘土飞扬,没头没尾。敌人弄不清咱们到底有多少兵马,吓得不敢出门,老百姓就趁机破坏公路。

青纱帐长高了以后,骑兵团就选择合适的地形隐蔽起来,先由民兵把敌人引出据点,骑兵部队再冲出来截断退路,掩杀一番……几个月下来,“骑兵团先后配合五万多群众,破坏封锁沟墙一百二十多里,消灭大量日伪军,而我几无伤亡。”——这是当时的战报上记录的。

这战报上“几无伤亡”的意思是伤亡很小。其实伤亡还是有的,因为刘春雷就在这期间受了伤。

那是1941年5月,在朝城县(今山东省莘县)打伪三十一师文大可。

这位文大可师长是东北军出身,“西安事变”时曾经做过一些对我党有益的工作,而且他当时也才刚投靠日本人不久,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最好能把文师长活捉回来,教育教育,争取让他改邪归正。于是,三十一师被打垮了以后,骑兵们就咬住伪师部,快马加鞭使劲追。可是那位文师长却不识抬举,快马加鞭使劲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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