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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土八路

『经典连载』 《抗日历程: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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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1:59 | 显示全部楼层
正说鬼子打不进来,大街上就听见叽里呱啦的日本话了。大家丢下饭碗就往屋里跑,大刘躲在门背后,还有的人钻到卧房里面去了。

连长李树茂在大门外喊:“大家快出来,把鬼子打回去!”

胡彦明第一个冲到街上打枪,并招呼道:“日本人不多,三班的快出来!”

刚跑到院子里,王立贵猛地惊叫起来:“鬼子,鬼子!”刘春雷抬头一看,可不是,一个日本兵正在房顶上一蹦一蹦地往前蹿呢。两人连忙开枪,也不知打了多少发子弹。小鬼子歪了一下,想站住又没站住,“啪哒”一声掉下来,躺在院子里直抽抽。

那鬼子正摔在大刘跟前,浑身血淋淋的,瞪着大眼睛张着嘴,一个劲地吐泡泡。刘春雷感觉有些恶心,一股凉气从小肚子直蹿上胸口,堵住嗓子眼说不出话来。扭头看看王立贵,发现这小子更没出息,天生的一张黑面孔居然被吓成了白脸,嘴巴一抿一抿的,都快要哭了。

冲进村子的日军小队被三连和四连歼灭了。自不量力、穷追骑兵的两百多个鬼子兵被打得只剩下六十人,丢下四辆被破坏的汽车,狼狈地逃回了安阳。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敢说凭一个中队就能攻击八路军一个主力团了。

战斗结束后,连长李树茂摆弄那具从房顶上掉下来的日军尸体,翻衣服口袋寻找战利品,发现鬼子身上只中了一枪,从左肋打进去,从前胸穿出来,就问是谁打的。胡彦明抢着回答:“刘春雷打的。”

大刘愣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谁打中的,班长当时又不在场,凭什么这么肯定呢?他正想解释一下,王立贵却也跟着说:“不是我不是我,是大刘打的。”

于是,这份功劳就算在了刘春雷头上。

这是刘春雷戎马生涯中消灭的第一个敌人,也是他立下的第一个战功。可是,直到晚年他依然心存疑惑,总觉得自己或许是冒领了战果,有点对不起战友。

020 ① 守马桩:骑兵下马徒步作战,马匹必须集中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叫做“马桩”;还必须根据战场情况,派出部分兵力看管、保护战马,这就叫“守马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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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2:2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章斥候骑兵


在班长的“帮助”下立了功,刘春雷却并不觉得开心。

胡彦明新官上任,对班长的职责看得很重,无论内勤外勤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从早到晚催促着做这做那,把全班人搞得手忙脚乱,大家都觉得不痛快。私下里,胡班长还要求大刘多注意战友们的言行举止,发现什么不良苗头就及时向他汇报。“这不是让我当奸细吗?”作为师弟兼部下的刘春雷觉得很别扭。

10月的一天,大刘在营地外面遛马,遇见了刘金魁。整编之后,“川老汉”就进了斥候队。这时候,他身穿便衣,手里捧着一把酸枣啃得津津有味:“大刘,我们那里缺人手,你愿意来不?”

“愿意,愿意啊!”

“那好,我帮你说说去。”

第二天团部命令就到了:抽调刘春雷同志担任斥候骑兵。

斥候,也叫“远端前卫”,任务是在部队行进时担任越前搜索,驻营时担任远方警戒。斥候骑兵兼有袭扰、钳制、侦察、通讯支援的功能,用大刘的话来说,就是“干骑兵游击队的活”。

刘春雷能当上斥候兵,首先因为他是冀南当地人,情况熟悉;其次是他骑乘技术好,上马下马一溜烟,有着“抢毛巾”把“韩猛子”拽下马来的成绩;再加上他刚立了战功,表现不错,够勇敢。

一般情况下,骑兵很少分散行动,但斥候兵就不同了,经常三五成群或者单枪匹马地在外游荡。当时有句话:“吊儿郎当通信兵,东游西逛侦察兵,吃香喝辣勤务兵。”这斥候骑兵的活动空间更大,出了营地就像是放了羊,如果管理不严可真不得了。所以,骑兵团在挑选斥候兵的时候就规定“五不要”:在旧军队当过兵的不要,干过土匪的不要,吸过白面的不要,有流氓习气的不要,身体弱、胆子小的也不要。

斥候队归团部直属领导,由团参谋长兼任队长、政治处主任兼任指导员,战士们出勤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工作。出任务时必须遵守“六不准”:不准杀人,不准抓人,不准罚款,不准纳捐,不准缉私,不准没收东西。骑兵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维护部队形象,对人民群众客客气气,否则就是犯了军纪,回来是要受处分的。

斥候骑兵通常是三个人一个小组,可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却是四个人,除了刘金魁、颜胜才,还有个十五岁的小战士崔连喜。

还是在南宫县的时候,骑兵们去看“火线剧社”(吕正操部队的剧团)演出。开演之前照例是首长讲话。陈再道司令员满嘴的湖北口音,除了“打、打、打”,就是“抗战到底”,十句话中有五句半听不懂。

听不懂也鼓掌,鼓完掌就看戏。演的是话剧《雷雨》片段,台上的人激情投入,十分卖力;台下的人却看得稀里糊涂。这又不唱又不跳的,老爷、少爷、太太、丫鬟,搞的是什么把戏?

《雷雨》过后,总算有好看的了——舞台上挂着老大一张地图,一个日本鬼子气势汹汹地冲上来,把写着“沈阳”的一块撕了。有个小姑娘拦住说:“不许撕!滚出去!”鬼子用刺刀把她打倒,把“沈阳”咽了下去。接着又撕“东三省”,又撕“北平”、“南京”……每次都有小娃娃上来拦阻,每次都被鬼子打倒。不一会儿舞台上的小孩子就躺倒了一大片,日本兵把这些地方全吃了(这演员也够辛苦的)。眼看就要撕到写着“南宫县”的冀南一带了,台下的观众齐声高呼:“不许撕!小鬼子滚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时候,台上跳出一个腰扎宽皮带,手拿木头枪,眉清目秀、精神抖擞、十分可爱的八路军小孩,大喝一声:“咄!住手!冀南陈再道在此!”然后三两下就把鬼子撂翻了——这小家伙就是崔连喜。

小崔干掉鬼子兵,把手枪往皮带上一插就开始作报告,讲的还是刚才陈再道说的那一套,字正腔圆,大伙都能听明白。讲话完毕,大家鼓掌,心说:“假司令讲得比真司令好听。”陈再道司令员也很开心,上台去和“小陈再道”握手。小崔趁机要求参加八路军骑兵团,邓永耀政委当即就把他收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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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2:54 | 显示全部楼层
崔连喜是骑兵团“列宁室”① 的干事,他跟随斥候队行动是为了更好地宣传发动群众。

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派部队寻机出击,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委派县长、县委书记,这叫“开辟局面”;如果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共产党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敲打他一下,这叫“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派来几支人马,驻扎一阵,这就是“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征收军粮。

征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杂牌武装,地方豪强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鱼肉百姓;随后,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以后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游击区的国民党军队),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都是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匪顽的欺压也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征收粮款,不仅要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作斗争。

根据地创立之初,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系还不完善,骑兵团的粮草征收工作主要是由斥候兵完成的。刘春雷最头痛这项任务。“征军粮就像光屁股打狼——一不要脸,二不要命,必须胆大、不害臊才行。”大刘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要粮食,他开不了口。

开始的时候,崔连喜还帮助刘春雷练习口才。先编好说词,跑到高粱地里背得溜熟,接着扬鞭打马出发。可是到了地方,刘春雷见了人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没办法,他只好到老乡家的灶塘里弄点锅灰,用水拌了,拿草绳蘸着在墙上写标语。几次三番以后,说话的事就交给别人了,大刘只负责写字。

八路军对穷人张不开口,对地主老财却很能够下手。有一次,斥候骑兵和地方工作队去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收走了。工作队长说不可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四处查看,伪保长早跑了,各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通报:“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斥候队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八路军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征来的粮食都藏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骑兵团派民运干事来运送物资,还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群众。老百姓高兴了,老人们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的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

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军要,鬼子也要。想得到粮食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这么争来争去,征收军粮的时间也就越赶越早。

1939年麦收的时候,斥候队二十多个人跟着团参谋长徐国夫出任务,半路上碰到个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的日伪军出动了七辆卡车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麦场上呢。徐参谋长一听,立刻通知部队帮助老乡抢收、抢藏,自己则带着刘春雷他们赶往公路设伏。

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国夫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一会儿,敌人车队来了,斥候队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汽车打趴下,后面的车子也堵住了。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参谋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等日伪军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乡们对鬼子汉奸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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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3:27 | 显示全部楼层
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实施奔袭,直扑麦田。

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冲过去,手起刀落,真像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过便宜,鬼子汉奸听说骑兵队就头痛。

刘春雷记得,有一年他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吗?

其实,抗战初期的一二九师骑兵团只是个小团,全团四个连加一个团部直属队,每个连九个班,每个班九至十二人,这叫做“小团大连”。所谓骑兵也只是“骑马的步兵”,打仗的时候以下马步战为主,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杀伤效果。

战士们的军事技能普遍不高,原地列队、纵队行军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撤退就更像是放了羊。虽然上级领导对军事训练很重视,但由于大家对骑兵作战的规律都不大了解,需要边摸索边总结。再加上骑兵战术必须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所以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成效。像大刘这样的新兵,开仗的时候能跟着班长跑就算不错了。

因此,在1938年、1939年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八路军骑兵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牵制和消耗敌人。

八路军到平原打游击,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日军的战术反应速度太快。他们通讯条件完善,运输手段完备,八路军在这个点刚一开打,周围几个县的鬼子就全围上来了。吃了几次亏,陈再道司令发话:“把鬼子电话线给我割了!”

割电话线的位置一般远离八路军营地,而且还应该选择距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动手。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也是免得事后老百姓受连累。这个活,在地方游击组织成熟之前基本上是由斥候骑兵完成的。

开始的时候动作简单。刘春雷他们拿着根长竹竿,上面绑着镰刀,跑到电杆下面,瞄着电壶底座一划拉,线就下来了。他们一晚上跑个几十里,收割的电话线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烧掉。可没想到,天亮以后鬼子开来摩托车,忙乎一阵,把电话线全都接上了。得了,第二天还要再去。

第二次去就认真多了,把一根杠子绑在电杆上,横着像推磨一样这么一转,电杆子倒了,电话线也扯断了,再把电线杆锯断。大家很得意:“哼!看你小鬼子怎么办!”等到天亮,坐摩托车的鬼子过来一看,不行,回去!又开来大卡车,忙乎好一阵,埋上新电杆,又把电话线接上——八路军骑兵傻眼了。

当时,八路军围攻一个据点通常要花四五天的时间,因此上级的命令是要让敌人的通讯中断五天以上。可是,这小鬼子的动作也实在是太快了,几个斥候骑兵玩命地锯电杆、割电线,日本人最多三天就能恢复;而且敌人还加强了巡查力度,发现有人在线路附近转悠就开枪。几个回合下来,大家的嘴上都急出了火泡。

一天,几个斥候骑兵到金滩镇(今邯郸大名境内)割电话线。天刚黑,卫河渡口上的电灯刷地亮了。“川老汉”刘金魁没见过这新鲜玩意儿,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刘春雷好心告诉他:这电灯和电话一样是用电线连着的,没啥了不起。……不料刘金魁气急败坏地说:“既然没啥了不起,你怎么不把电线破坏了?只会吹牛不会办事。”

这句话把大刘气坏了,闷了两天没言语,还真让他憋出了一个主意——再去割电话线的时候,其他人在电线杆上套绳子,用两匹马拽倒(这样搞虽然动作快,可是很伤战马);刘春雷就不跟着干,他找个地方爬到电杆上,把电话线从电壶底座那里切断,再弄根黑色的弦线连接上,别人来明的,他来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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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3:55 | 显示全部楼层
天亮以后鬼子又来了,忙活两天抢修完毕,电话还是不通;于是继续检查,线没断,可电话就是不响。敌人急了,大鬼子骂小鬼子,小鬼子骂汉奸,汉奸骂线务员。这回好,电话足足断了一个礼拜。

割电话线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可八路军也要让老百姓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就需要写标语,贴布告,发传单。

抗战时期,地方政府和军区各部队都经常张贴布告,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大都是手刻油印的,比较粗糙。而一二九师骑兵团的却不同,都是根据地大印刷厂印制的,样式精美,其中《告日军官兵书》还是日文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部队的正规东西。所以,每次鬼子汉奸一看见骑兵团的传单就认为是八路军主力部队来了,四里八乡也都传言附近埋伏着化了装的老八路。敌人立刻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好几天都不敢出动。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乡村开展活动就方便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刘春雷他们胆子小,把传单藏在袖口里混进乡村集市,趁人不注意就偷偷塞到箩筐里面;要不然,就是半夜在老乡家的院墙上贴布告。结果是影响不大后果却不小——鬼子下令发现谁的筐里有传单就没收东西,发现谁家墙上有布告就烧房子,搞得老百姓都怕了八路军的宣传品,见了传单就躲,见了布告就撕。

后来,斥候兵们就豁出去了,直接进城,把传单撒进伪军兵营,布告贴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墙上。干这事讲究的是胆大心细,先把马匹藏在城外,身着便衣进城,贴布告,散传单,出城打马就走。刘春雷一年里进过二十多趟县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有时候也大张旗鼓地行动。有一次去鲁西的东阿县贴布告,回来的时候还剩下两张。地方上的同志说,当地有个恶霸,倚仗着大汉奸李连祥是他亲戚,有十几个狗腿子给他看家护院,经常欺压百姓,报复抗日积极分子,简直坏透了,干脆把这两张布告贴到他家去。

崔连喜年纪小,刘金魁“没心没肺”,两人都爱凑热闹。小崔在布告边上写了个顺口溜:“狗汉奸,丧天良,不认爹,不认娘;帮鬼子,害老乡,日后没有好下场!”刘金魁说:“加一句:老狗日的不得好死!”

崔连喜说:“那样就不押韵了。”

“不押就不押,过瘾就行,就这么写!”

于是就添上了这句粗话。

骑兵们带上布告,穿戴整齐,全副武装,直奔恶霸大院而去。刚进村,地方干部就喊:“八路军骑兵团下战书来了!”老百姓于是都跑出来看热闹。恶霸家院门紧闭,刘金魁抬手朝着大门就是一枪。崔连喜把布告、顺口溜都贴在门上。

办完这事,向人民群众挥挥手,跃马扬长而去。嘿嘿,动作着实潇洒!

当晚,恶霸老头又气又怕,暴毙了。呵呵,果真不得好死。

斥候骑兵的另一项工作是乘骑侦察。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稍不留神就会中埋伏,甚至让敌人活捉了去。通常情况下,八路军士兵作战时能携带三十发步枪子弹就算是很不错了,可乘骑侦察的出勤装备是八十发。因为要作骚扰射击、警戒射击、示警射击,弹药消耗特别大。

卫东战役时,刘春雷和刘金魁执行任务时要过卫河,刚到河边就发现不远处有一群敌人在吃饭。当时那个季节河水还很浅,刘金魁图省事。“冲,一下子就过去了。”说完,他打马就往河里跑。他冲在前面,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他就窜到对岸不见了,可跟在后面的大刘却倒了霉。

这个河段的河沙特别细,像淤泥一样,刘春雷的战马腿短、个子小、爆发力差,结果就被陷在了河中间。敌人嗷嗷叫着追过来。大刘平时是很少打马的,这时候也顾不上了,抡起鞭子拼命地抽。战马“公鸡”被打急了,挺了几下终于挣了出来,冲到岸上,这才跑脱了。

“好家伙,马一身水,我一身汗,全是急出来的呀!要不是敌人想抢马、要抓活的,我那回肯定玩完了。”
027 ① 列宁室:相当于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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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4:2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章铁骑护卫


刘春雷的第一匹战马有个外号叫“公鸡”,它其实是匹牝马。起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这匹马有个习惯,每当天亮公鸡打鸣的时候,它也爱跟着嘶叫,好像自己也是公鸡似的。所以,遇到清早出任务的时候,大刘总得时不时地拉几下马嚼子,怕它乱叫唤暴露了目标。这匹战马在1942年反“铁壁合围”时牺牲了。为纪念无言的战友,刘春雷以后的战马也都叫做“公鸡”。

战马“公鸡”也立过战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十一个师团零九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就在反“扫荡”斗争的紧张时刻,军区指挥部的电池不够用了。

那时候,八路军电台用的是干电池,由于敌人对无线电器材控制得极严,专用的大电池很难买到,只好使用手电筒上的那种小电池。最小的电台是二点五瓦的,发报机高压一百八十伏,要串联一百二十节电池;收报机四十五伏,要三十节。一部二点五瓦的小电台一次就需要一百五十节电池,常用的十五瓦电台就更不消说了。手电筒电池虽然在集市上买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够买得太多(鬼子侦缉队也知道这玩意儿能干什么用),所以必须先请地方上的同志零散地收集起来,再由骑兵团派人去取。并且,地方同志还得准备焊电池用的锡块(把锡酒壶熔化了)以及连接电池用的铜线(把铜脸盆化了)。

当时,河北、山东的邻近地区已打得烽烟四起,因为刘春雷熟悉当地的情况,就派他去收集电池。他穿越封锁线,两天三夜马不卸鞍,足足跑遍五个县才完成了任务,到最后人累瘫了,马也快累倒了。团里给刘春雷记功,他不要,把功劳算在了战马的身上。

那战马“公鸡”也知道立功受奖是件光荣的事,看见脖子上的大红花,兴奋得不得了,一直不愿意把花取下来。

立过功的战马有特殊待遇,即使战斗伤残了也不能杀,要由部队出钱出粮,交给老百姓喂养;万一“功臣马”牺牲了,还可以专门建坟。当骑兵的要处处为自己“不说话的战友”着想。

19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一二九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师部机关的安全。

召开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想要完全保密是很困难的。日本人很快就发现一二九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先后调集了第十师团、一一○师团、二七师团、一一四师团和大批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十一路大扫荡”。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一百多次。其中,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骑兵团的老政委、时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邓永耀同志,在武邑县不幸牺牲了。

“十一路大扫荡”期间,一二九师骑兵团一直护卫着师部机关,和鬼子捉迷藏。穿插封锁线,把握时机很重要,走早了会被敌人缠上,走晚了又会被合围。就在首长们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的时候,刘春雷却在考虑要不要开小差回家去。

这是1939年的2月,大刘参军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来临了。往年,这正是穿着新衣裳置办年货、揣着压岁钱串门拜年的时候;可今年,却要在鬼子的“围剿”中东奔西走,每天都和枪炮声做伴,每天都会看到死去的人。当初,以为拿起枪打日本,鬼子就能很快被赶走;没想到现在师长、政委这么大的首长在旁边,却还是打不过敌人,小伙子就有些悲观失望了。

刘春雷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其实谈不上有什么革命觉悟,更多的是受到抗日荣誉的吸引,觉得从军报国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骑马挎刀扛枪十分痛快。可时间一长、新鲜劲一过,就有些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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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4: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来嘛,部队再好也不如家里好。特别是换了新团长以后,有些基层干部的脾气立刻见长,对部下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踢屁股。老兵们之间认同乡,论交情,烧香换帖拜把子,开小灶搞聚会;连长指导员都不称“同志”了,要叫“大哥二哥”,谁和“大哥二哥”关系铁,谁就可以吃香喝辣、横着膀子走路。

刘春雷是斥候兵,直属团部领导。团长政委管得严,不许这不许那,大刘即使想和别人攀交情也没有机会,整天看着人家混得开心,只觉得自己有说不出的孤单。

春节的前两天,刘春雷在村口站岗,看见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哭哭啼啼地回家。那孩子大概是到哪里玩水,掉到坑里了,大冬天的,裤子破了,浑身是泥浆。小孩的妈妈拎着个小棍跟在后头,走几步敲打一下。那孩子咧着小嘴满脸鼻涕眼泪,被敲一下走几步,然后站住大哭,再敲一下又走几步,又站住哭……刘春雷一开始觉着好笑,可笑着笑着就突然想起自己的娘了,想家想得不行,于是把步枪挂在树上,准备开溜。当时部队的驻地离南宫县不远,他的兜里还缝着两块大洋,只要能骑上马,第二天就可以到家。

那天是崔连喜负责遛马,小八路年少单纯,丝毫也没察觉哨兵脱岗是想要开小差。他拿着两个大红薯,一个劲地央求刘春雷帮忙——小家伙不会烤红薯,而大刘是厨子出身,烧烤技术娴熟。

“幸好幸好,那两个红薯救了我一命。”

过了没多久,参谋长来查哨,发现枪挂在树上,哨兵却不见了,急忙四下寻找。看见两个战士在地头刨坑烤红薯,就把刘春雷骂了一顿,并没往别的上面想。大刘只好接着去站岗,逃跑的计划暂时取消。

1939年2月19日是农历新年,刘春雷起得很早。

那一天,一二九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莘县赵官村附近,不远处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整得挺热闹,把一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天不亮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镇去买,因为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斥候骑兵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喘着粗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外面放了几道警戒,鬼子怎么来得了?

可是,这不是玩笑,他们回来的路上真的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但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两百多。大家连忙向团长报告。梁俊亭拿出地图仔细查对,才发现作战参谋把宿营地点和警戒位置都弄错了,师部机关居然在警戒圈的外面!

团长和政委都吓傻了。赶紧兵分两路,那一边,由王振祥政委带着两个连去保护师首长。当时,师部机关的人还以为四周的枪声是在放鞭炮呢,一点转移的准备也没有,刘、邓首长差点没被鬼子堵在村子里。邓小平政委为此大发雷霆,把王振祥臭骂了一顿;这一边,梁俊亭团长命令骑兵二、三连和斥候队紧急集合,带着队伍朝着鬼子来的方向迎上去。

走了不到二里地,遇上日军了。骑兵们立刻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骑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听见枪声就想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大刘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与敌先头部队的两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但是,这样的态势对我军很不利,因为很快就要天亮了,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师部。

打了一会儿,天色渐渐亮了,可以看见远处的日军越来越多。梁团长急了,举着马刀高喊:“共产党员跟我上!”一群战士跟着他跳上战马,冒着弹雨兜了个弧线,斜刺里冲向后面的日军主力。他们是要用这种近乎于自杀的进攻方式,逼迫日军后续部队过早展开战斗队形,为师首长的撤退争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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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5:09 | 显示全部楼层
刘春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和崔连喜趴在地上进行掩护射击。看见颜胜才冲上去了,刘金魁也冲上去了,刘春雷心里十分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

两百名骑兵战士阻挡了日军大队近两个小时,师部机关和首长们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个多小时,有四十六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清晨。

这其中,也包括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斥候骑兵。

“他们俩都是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民兵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春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一二九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

有一天,四连班长胡彦明在遛马的时候发现一伙鬼子。他也真够勇猛的,单枪匹马就和敌人干上了,当即打死领头的日军少尉,缴获了手枪、地图和望远镜。这下子他可就出名了,立了大功,戴着红花和刘伯承师长照相。《抗敌报》的记者还说要把他的事迹登在报纸上。

战友们羡慕极了。刘春雷也因此打消了开小差的念头——都是一起参军的,别人杀敌立功出风头,自己却跑回家去当逃兵,多没面子!

4月初的一个傍晚,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舞刀弄枪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

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的印象不错,不仅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聊城、阳谷、东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收编的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此人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极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他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可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统战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

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打了三十军棍才放掉。幸亏王永元装哑巴不说话,陈玉怀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性命都难保。

王大队长遍体鳞伤地回到骑兵团,二连的战士们一看老连长被打成这副模样,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起来要去报仇。王永元是陕西延安人,和四连长李树茂、一连长许得和是同乡;再加上王连长这人平时也挺豪爽,刘春雷手里的“汉阳造”就是他们二连送给新兵的。于是各连都吵着要为他出这口恶气,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骑兵团当时的任务是护卫师部机关,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暂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俊亭团长也觉得应该教训一下反动地方组织,提出派两个连出击。王振祥政委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只好建议由二连和团部的斥候队去打一下,适可而止,快去快回,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春雷参加了这次出击,随部队连夜急行四十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一个大土围子里面,外面有寨墙、壕沟,里面有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极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追了出来,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他们的速度飞快,不一会儿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八路军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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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5:3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们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压制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得遍地开花。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第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大刘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眼见一个高个子敌人向他砍来,他高举军刀斜刺过去。哪知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他也从马上给带了下来。

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刘春雷作出什么反应,土匪却丢下武器、抱头跪地了。不一会儿工夫,大刘的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刘春雷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踏;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冲了进去。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家当,让八路两个小时就砸了个稀巴烂。这土匪豪强闻讯之后,伤心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

这一仗,八路军骑兵威名远扬。老百姓纷纷传言:“八路的战马练过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颇丰。“聊阳阿独立大队”的同志们很高兴,骑兵们也得意,大家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大吃大喝,庆祝了一番。

打扫完战场,骑兵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可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更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政治整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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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0-26 21:56:0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章黎城整军


1939年3月,得胜回营的刘春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要开拔。

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跟骑兵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撤销了“聊阳阿独立大队”的番号,把他们交给先遣纵队改编。

一二九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向太行山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有些紧张。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一些人照样逗乐子讲怪话,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伍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呀。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说:“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打日本嘛,就是要讲究个日落西山,往西边走才显得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

连长刷白着脸跑过来:“我的祖宗哟,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吗?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

会上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肯定了战士们在开辟冀西、冀中和冀南根据地斗争中的成绩,称赞骑兵团不愧是抗日主力团队。

邓小平政委指示:“要坚决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要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部队作风整顿好。”

可是,啥是“流氓习气”?什么是“军阀残余”?怎么“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战士们弄不明白。有人启发说:梁俊亭团长打人骂人,是军阀作风的表现。大伙满不在乎:那有什么呀?他是团长,发脾气是为了部队好。又有人说:政委王振祥爱喝酒爱说大话,是纪律不好的表现。大伙毫不在意:那算什么事,政委打仗勇敢,老百姓请他喝酒是应该的。

闲扯了好几天仍不得要领。骑兵们觉得政治部的人不想着打仗却惦记这些鸡毛蒜皮,纯属没事找事;政治部则认为骑兵团骄傲自满、思想涣散,真是无法无天。

思想作风还没整清楚,后勤又跟不上了。

黎城县位于太行山腹地,属于比较贫瘠的地区。现在猛地开来一个骑兵团,人吃马嚼的花费挺大,地方政府准备不足,粮草就供应不上了。

人艰苦点还好说,战马几天没喂好,立刻就变得虚弱,加上从平原到山区的不适应,一些马匹调养不当就开始生病。军马带病带伤,吃亏的是部队。于是,整军又临时改变了内容——整顿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磨豆腐、种菜、养山羊(黎城县的山羊比较多),帮老百姓干活。

政治处宣传干事编了首顺口溜,唱的是:

学习生产真紧张,地头田间当课堂;

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

羊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

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骑兵斥候队的工作是磨豆腐,这是刘春雷的强项,家传的行当,容易。在豆腐房里忙活了十几天,骑兵团又接到上级命令:到津浦路东给肖华(开国上将)的挺进纵队送弹药。

整军这就算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运送弹药的任务原本并不困难,可问题是制订计划的人太外行了。一次安排的运输量太大,每匹马都驮上子弹箱子、手榴弹箱子,沉甸甸地压得战马直哆嗦,搞得骑兵们根本不敢上马鞍,只能牵着马走。这样一来,骑兵团就完全失去了机动性能,成为一支目标庞大、笨重缓慢的运输队。四百匹驮马的“大马帮”在平原上游走于日军的封锁线之间,步步凶险,好不容易过了平汉线,却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津浦线。

从4月初到5月中旬,骑兵们在河北、河南转悠了一个多月,转到最后,师部发话了:任务取消,回太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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