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抗日历程：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老八路

那傻子的老娘得知这情况，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流泪，浑身哆嗦着硬拉着儿子要给大刘磕头。

天黑以后，骑兵开拔了。村民们拿着自家烙的饼子，拎着喂战马的黑豆送出村来。那些跑出去躲避的青壮年也回来了，解下拴在村口的牲口，有点害羞地诉说自己的苦衷。八路军借机向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从此以后，骑兵连在附近征集粮草就容易多了。

开辟新区，工作重点是变“两面负担”（既要向日伪交粮，也向抗日政府交粮）为“合理负担”。骑兵连和八路军各部在民兵的配合下频频袭扰交通线，打击日伪抢粮队，保护群众财产。这样一来，不仅使根据地的物资全部掌握在抗日民众手中，就连游击区的粮食也不能流入敌占区。1945年河南夏粮大熟，可开封、洛阳等日伪中心地区却出现了物资紧缺、粮价高涨的情况，这和八路军采取的封锁措施是密不可分的。

开始的时候，群众对参加抗日活动并不热心。有的小伙想当民兵，家里人却哭着喊着往回拽；部队需要征用民夫，老百姓也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了，一家老小就都围着连长、排长、班长，递香烟说好话，千拜托万嘱咐，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好像八路军是要拉他们去送死一样。

而八路军对群众却是有求必应。只要得知日伪军出动抢粮，或者是老百姓诉说受到了威胁，无论部队多疲劳，路途有多远，骑兵总是立即出动，对小股的敌人坚决消灭掉；如果敌人太多，就层层阻击袭扰，反正不能让敌人把抢来的东西拉走。这么打了几仗，百姓的胆子壮了，有事就向八路军报告，对日伪势力的掠夺也敢于反抗了。

淇县卫河渡口驻着三十多个伪军，还有个日本工程师①。据点的头目叫马德传，每当群众经过渡口，他总是搜查盘剥，征粮索款，还嚣张地宣称：“当日本的差就要按日本人的章程办，八路有意见，让他们上炮楼来说！”于是老百姓就向骑兵诉苦，骑兵连当即决定拔掉这个据点。

行动的当天，八路军化装接近渡口，两个侦察员扮成卖山货的在据点跟前吆喝。那日本婆子看见水果高兴坏了：“卡几卡几（柿子），拉西拉西（梨）。”跑出来挑柿子选梨子，她男人也在旁边看热闹。

部队准备就绪，大刘掏枪就把鬼子打倒了，十挺机枪随即架上周围房顶，八路军冲进了据点。守门的伪军根本没敢抵抗，只有那日本女人还抱着老公一个劲地哭。

刘连长站在院子里喊：“马德传，你叫八路来说话，现在我们来了！是你下炮楼还是我上去？”那马德传连滚带爬跑到跟前，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地猛抽自己嘴巴，哪里还讲得出话来！

接下来就拆检查站，拆炮楼。那时候，八路军打下敌人据点之后就拆掉，拆下炮楼、围墙和房屋的砖瓦木料都归参加劳动的群众所有，所以只要八路军打了胜仗，周围的老百姓早就拿着锄头、铁锹等着了。两个月也盖不起来的大据点，一天时间就能拆得干干净净。

干完这些，骑兵们扬长而去。伪军领教了黑马团的厉害，都说：“有日本人的地方都是说拿下就拿下，咱们这里恐怕更靠不住。”从此就老实多了。

老百姓是最现实的，没见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说多少好听话也没用；老百姓也是最仗义的，一旦八路军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他们就能豁出来跟着共产党干。

从根据地来了宣传队、工作组，调来了民兵骨干，各乡各村成立了救国会、民兵队，河西地区的民主民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树林边、原野上，庙宇外、河套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戴草帽、拿着武器的“青抗先”，有的在上政治课，有的在会操，个个生龙活虎、精神焕发。

军民关系也日益融洽。在路边，一个老农扛着锄头从田里归来，后面跟着个扎羊角小辫、挽着野菜篮子的小姑娘，看见骑兵就招手。八路军和他俩打招呼，这一老一小也满脸喜悦地回应。那小女孩的模样十分可爱，每当看到有战士对她做鬼脸，就蹦跳着发出串串银铃般的笑声，引得骑兵队伍也是欢声一片。

老八路

各村都开展了参军动员工作。群众组织踏着“隆咚呛、呛咚呛”的鼓点，扭着秧歌挨家挨户地给军属送荣誉牌和光荣花，“青抗先”、妇救会和儿童团的男女载歌载舞地唱着：

模范爹，模范娘，

快快送儿上战场。

…………

好丈夫，志气强，

参加八路在前方。

我在家中搞生产，

抗日军属真荣光。

其他群众看了十分羡慕：“现如今，参加八路真比当年中了举人秀才还荣耀哩！”家里再有人去当民兵打鬼子，就十分支持了。

民兵队伍普遍建立起来，敌人抢粮的阴谋就更难以得逞了。1945年8月，浚、汲两县的日伪军联合出动“清乡”。以往遇到这类情况，老百姓只有“跑反”，可如今不同了，各村民兵纷纷组织起来抵抗，一边操起土枪、土炮和敌人对着干，一边向八路军报信。

得知消息，黑马连最先赶到，三个排轮番奔袭，不断骚扰。接着，红马连来了，十六团来了，分区独立团也来了……伪军立刻崩溃，日军也丢下大车仓皇逃跑，民兵们漫山遍野地追俘虏、捡战利品，乐得合不拢嘴，说：“日本是那个庙不是那座神了，小鬼子不行了！”鬼子汉奸也哀叹：“八路一来，土包子也成精了！”

1945年的夏天，冀鲁豫边区已经发展成为共产党在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全区东起津浦路，西至平汉路，南至新黄河，北到德石路。纵横千余里，人口超过两千万，除交通干线和一些孤立的大据点之外，日伪军都被驱逐到了边沿区。

从当时的总体形势来看，根据地周边环境呈“南松北紧，东缓西急”的态势。“北紧”，是指北面冀南军区的攻势作战不很顺利，受到了日伪势力的阻碍；而“西急”则是因为王树生、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豫西）刚成立不久，正在伏牛山一带与敌人酣战。

九分区的作战区域在豫北，但为了策应豫西战事，骑兵们也经常向西机动，到平汉路一侧打击日伪交通线，这本来是豫西部队的任务，但他们这时候有点忙不过来。作为兄弟部队，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因此，刘春雷率领的骑兵一连就在卫河与平汉铁路之间驰骋。

“卫水清，通天津；卫水长，出皇粮。”自从三国时曹操治理水利起，卫河就成了河南省重要的水运枢纽。历史上，卫水还曾经有个响亮的名字——永济渠。到了抗战时期，卫河沿岸虽然堤防残破、洪涝频繁，但依然出产有名的卫河银鱼，航运也能直达天津。

从卫河岸到平汉线一带，是古时候的牧野和朝歌。据说很久以前，有个叫妲己的狐狸在这里变成了美女，还有个叫卫懿公的国王在这里养过仙鹤。而1945年的夏天，刘春雷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个地方学会了玩地雷。

地雷是游击队的重要武器，但骑兵们很少使用。

在一些电影电视里，民兵们成天都带着地雷，这里炸了那里炸，其实没有这么夸张。鬼子并不是天天进村，地雷也不必一年四季都挂着弦；并且，抗战时的民兵使用的大多是自制的土地雷，没有多大杀伤力，能不能炸死人都难说。

民兵使用的地雷，厉害的有两种：一种装填黄色炸药，这是兵工厂生产的，偶尔能给游击队发几个，如果打了胜仗立了功也能再奖励几个，总之十分难得；另一种是特大号地雷，可这玩意儿不仅成本高，而且容器不好找，还不容易伪装，所以用的也不多。

最常见的是装黑火药的“铁西瓜”，实际上就是个大鞭炮，主要靠混在爆炸物里的铁片、石子伤人，崩得好能打中要害，崩得一般也就是个烧伤。因此，在真正的地雷战里，那种“地雷一响，鬼子就飞到天上”的场面其实不多，更常见的是，“轰”的一声之后，鬼子突然变成个黑不溜秋、浑身冒青烟的灶王爷，怪叫着又蹦又跳。

一连初到淇县的时候，当地民兵组织刚建立不久，规模小，人数少，对开枪打仗的事情还有些害怕，八路军就带领他们打游击。但是，骑兵们自己对地道战、地雷战也不太内行，所以当起这个“师傅”来多少有些心里没底。

老八路

有一天，听说上级派人来办民兵训练班，刘春雷觉得机会难得，就带着全连的班长、排长们去参加学习。

训练班的教室在河神庙边上，教师是太行学校（二野军政大学的前身）的一个学生，瘦瘦小小，二十岁不到。小伙子突然看见这么多骑大马、挎短枪的老八路来听课，顿时有点被吓蒙了，手里拿着本《论联合政府》，吭哧了半天才说：“各位好，我叫雷震天……”

底下有人接了句：“雷震天？听不见，说话大声点。”惹得全场大笑。

骑兵们听了半天课，别的没记住，倒是把雷老师的山西方言学了个韵味十足——笨蛋叫“憨憨”，漂亮叫“溜溜”，勇敢叫“猛的太”，大爷叫“老牙牙”……大家一边学一边笑，还纷纷自称是“雷震天的徒弟”。

干部们说话变了腔调，战士和民兵也都跟着学，这样过了没多久，淇县一带的游击武装就有了个统一的代号：“雷震天的队伍”。消息传到军区，首长弄不清是咋回事，还专门派人来询问：雷震天是哪个单位的领导？

既然是“雷震天”的徒弟，就应该学会摆弄地雷。老师没教，骑兵们就自己研究，毕竟都是久经战阵的老战士了，一通百通，琢磨一番就能玩出花样来。

夏粮熟了，老百姓忙着抢收抢藏，鬼子汉奸也下乡抢粮，骑兵的任务是打击敌人的抢粮队。开始的时候，大家还照老规矩做，埋好雷，把新土运走，撒上旧土，还盖上鞋印车辙印什么的。可日本鬼子也不傻，派出工兵在前面探路，埋下去十个雷被他们起出来八个，剩下一两个还没能炸响。八路军火了：“狗东西，既然这么能刨，那就让你们多刨点。”

第二次，八路军组织民兵在公路上挖了好几百个坑，只求数量不图质量，有什么就埋什么，马蹄铁、破瓦罐、草绳子、烂布条……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坑里填，完了以后还在路中间立一个稻草人，身上挂着大海报，上写着：“小伙真坚强，誓死把路挡；要是敢惹我，叫你见阎王。”

群众一看这场面，知道路上有地雷，就绕道从田埂上走。

敌人来了，照旧是工兵开路。几个人蹲在地上，这里挖出个碗，那里刨出个锅，搞了两个小时也没能前进一公里，一不留神还被打冷枪的斥候骑兵给击毙了。

死了工兵，太君也有办法，找来好多把榔头，拴上绳子让伪军甩着朝前面的地上砸。好家伙！七八个汉奸舞得尘飞土起、乒乓乱响，好像是耍流星锤的一样，把路旁的老百姓逗得直笑。

就这么着也走不快，鬼子急了，决定绕道。可是，人可以走田埂，大车却不行，只好兵分两路，大队人马走庄稼地，留下车队在公路上。看到这种情形，刘春雷连长就命令骑兵列队：准备战斗！

夏日炎炎，收割过后的麦子地空荡荡的，日伪军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得乱七八糟。正在疲惫的时候，八路军骑兵冲过来了，机枪扫射、马刀砍杀，再加上大喊大叫的民兵，伪军们哪里挡得住这个阵势，丢下枪就逃。骑兵队伍旋风般冲上公路，消灭押车的敌人，把大车也烧毁了。

抓回来两个鬼子兵，军区交通站的王站长讯问之后差点没笑岔了气。他说，有个日本俘虏兵的名字叫做千种一二三，“真他娘的军国主义，取个名字都像是喊口令。”

8月初的一天，一连沿卫河向西运动，经过浚县和安阳交界地带时，看见路边有条电话线，就顺手破坏一番。骑兵办这种事情很容易，马刀砍，战马拉，别说是电线，就是电杆子也能拽倒。大家高高兴兴，一路连扯带割。走到安阳火龙岗附近，忽然看见九分区十六团的几个通信兵正在田野里跑来跑去，忙得满头大汗。刘连长心说：坏了，大水冲了龙王庙，八路把八路的电话线剪掉了……

十六团到这里是为了破坏汤河上的一座桥。汤河是卫河的支流，平汉铁路从中间经过，路东是平原，路西就属于山区了。这铁路桥并不高大，但桥头有日伪军把守。十六团的计划是先打掉敌人的据点，再把桥炸掉。

老八路

晚上宿营以后，刘春雷想起白天的事情，真是过意不去，就和夏武杰商量着怎么弥补一下。小夏是大刘的战友兼病友，腿伤好了以后调到一连来当副指导员，依然是那么活泼开朗：“好办，帮他们把汤河桥炸了就是。”

“说得轻巧，桥上有鬼子据点，怎么炸？”

“没关系，有办法！”

小夏真的有办法，他先找来门板做了个木筏子，到了铁路桥附近，又在木筏上十字交叉地绑了两根长竹竿，把地雷和炸药包捆在上面，然后插上线香，就要把这“大水雷”往河里放。

大刘看看那座桥，有些不放心：“这水雷的力量够吗？”

“不知道，试试看吧。”副指导员原来是个“二百五”。

点燃线香，让木筏子从上游往下飘。木筏到了桥跟前，长竹竿杵在桥柱子上过不去了。等了一会儿，“轰隆”一声，火光闪亮。鬼子据点顿时热闹了，机枪对着桥上桥下一个劲地扫射。当然是一个人影也打不着。

几个八路赶紧借着亮光朝前看，咦？黑黝黝的大桥还在。

桥没炸断，遗憾遗憾！可是也没办法，炸弹已经用光了，只好回家睡觉去。

谁知道，第二天中午，侦察员乐滋滋地跑回来报告：天亮的时候，那座桥突然自己垮了！

自从搞了这次“漂雷炸桥”，骑兵们对水上爆破的兴趣大增。

那时候，卫河沿岸的大据点还控制在敌人手里。天黑以后，陆地上的日伪军不敢出门了，可卫河上的运输船队却依然肆无忌惮，实在猖狂。刘春雷就想收拾这些运输船。

这事有点难办。鬼子的拖船是有马达的，遇到岸上打枪就往船舱里一趴，船队“突突突”地朝前开，河岸上的八路军纵然是骑着马也没法追。于是，大家就琢磨地雷改水雷——把地雷装在一个木桶里，底下拴上石头当做“锚”，就能在河道中间固定住了。木桶四周安装有“触角”，船体碰上“触角”，捅翻了里面的硫酸瓶子，地雷立刻就炸。如果再在桶里装上火油，炸了之后还能燃烧。

用这玩意儿对付木头船很管用，即使是铁皮船，吃上两三个也受不了。在航道里布置七八个“水雷”，鬼子船队一艘连一艘地晃晃悠悠老长一串，这个碰不响，那个也碰响了。十天时间里，骑兵们制造了三十多个“水雷”，炸了六条船，鬼子的夜间航运也中断了一个星期。

遗憾的是，这种“水雷”只能晚上用，白天容易被破坏。可是，还没等八路军想出改进办法，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刘春雷是在一个木头箱子里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的。

1945年8月15日，一连驻扎在白河村（这地方当时是“淇汲联合县”的根据地，现在属卫辉市）。头两天，一连的战士们就听说苏联红军对日宣战了，这消息对其他人也许无所谓，但对骑兵而言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号称是中国的“哥萨克”呀。于是干部战士们就纷纷猜测：苏联红军会不会开到咱们华北来？人家“正宗的哥萨克”是个啥模样？

这一天，从第四专署来了文艺队，宣传党的“七大”精神，还要演戏。刘春雷见他们没带锣鼓乐器，知道又是“表演说话”，就不想去看了。大刘看戏图热闹，喜欢看唱歌跳舞，对光说不练的话剧、诗朗诵什么的不感兴趣，再加上那段时间晚上要去卫河埋水雷，白天难免犯困，于是他就决定趁别人去看戏的时候好好睡一觉。

白河村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蚊虫多。白天在亮处睡觉太阳晒得慌，在暗处睡觉又被蚊子咬毁了。刘春雷转了一圈，找到个好地方——当时老百姓家里都有个装杂粮的木柜子，房东把牲口饲料拿出去翻晒，那个大木头箱子就空着。

这地方好，大刘一头钻进去，盖上盖子，既不怕晒也不怕蚊子，真不错。

正睡得香呢，通信员吴立然“咚咚咚”地敲木头盖子：“连长，连长，鬼子投降了。”

刘春雷以为他说的是演戏的事，“投降就投降呗，别吵我”，翻过身继续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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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超然镇定的态度让通信员觉得十分钦佩，于是小吴就跑出去自己玩了。

又睡了好一阵，副指导员夏武杰来了，掀开箱子盖大声喊：“别睡了，日本鬼子投降了！”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分区和专署都来通知了。”

大刘“嗷”地叫唤了一声，鞋子没穿就蹿了出去，村里村外地瞎蹦乱跳，狂吼大叫。这时候，其他人的兴奋劲差不多已经过了，突然看见这疯子一样的八路军连长，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直疯闹到天黑，通信员问：“连长，晚上你还在粮柜里睡吗？”

“不睡了不睡了，老子三天三夜不睡觉！”

“那好，我去睡！”小吴就钻到那宝贝柜子里去了。

半夜里，吴立然从木头柜子里探出头，迷迷瞪瞪地问连长：“我记得，白天……鬼子投降了，没错吧？”

“没错没错，你不是做梦，抗战胜利了！”

276 ① 当时，日寇为维护河南到天津的水运，在豫北实施了“引黄济卫”工程。

老八路

第三十五章反攻

  与抗战胜利喜讯同时送达到一连的，还有返回骑兵团的通知。

  1945年8月，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合发布命令：“全区军民总动员，解除盘踞在边区的日伪军武装，进占大城市。”并迅速组织了南、北、中三路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

  根据军区指示，大反攻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占领大城市。中路军是反攻的主力，由三个纵队组成，任务是消灭伪庞炳勋部，攻占开封市和新乡市。骑兵团属于中路军的第一纵队，这个纵队还包括十四团、十六团、军区特务团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武装。

  一连回到内黄驻地的时候，大部队已经出发了。刘春雷连长得到的命令是：担任纵队的后卫。

  听说这次纵队的前卫是二营四连，一营一连的战士们顿时很不满意：都是刚从游击区回来的主力连队，凭什么让红马连跑最前头，让黑马连在最后？这要是进了开封城，等人家都高兴够了我们才赶到，多没面子。

  本来，一连的人觉得自己这两个月干得挺不错。人马壮大到了两百多，新补充的战士都是在河西选了又选的人尖子，个个精干强壮，战士齐装满员，战马膘肥体壮，就连炊事班也添加了六头大青骡子；全连配备机关枪、冲锋枪、长枪、短枪、盒子炮……这装备！一般的主力团都不一定比得上。大家正寻思着在兄弟连队面前显摆一下呢，谁知道——后卫！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后卫也不是好当的。

  从8月12日开始，行署就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全区民兵、自卫队员武装起来，参加大反攻。各县大队和独立营都升级为丙种团，民兵们成班成排地集体入伍，整连整营地加入八路军。15日，边区救总会又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救国会会员、儿童团员、姐妹团员纷纷响应，支援八路军。8月17日，行署再次发出《各级学校参加进军总动员工作的训令》，要求中学教员、学生立即参加前后方工作，甚至部分小学生也参加了战地服务。

  经过长期抗战，冀鲁豫根据地青壮年的参军比例本来就已经很高，这次紧急动员，标准更是大为放宽，小至十五岁、大到四十五岁的壮丁都可以入伍。许多人扛着梭镖，拎着大刀就当了正规八路。他们无论是身体素质或者训练水平都难以适应长距离行军的需要，因此，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大批人员掉队。

  跟随部队前进的不仅有支前的男女老少，还有好些返乡回城的难民。推车挑担、牵牛撵羊、扶老携幼、前呼后喊的，更给行进队伍增添了许多混乱。

  一连走在纵队的末尾，既要维持秩序，又要帮助收容队，进入敌占区以后还要防止汉奸特务破坏，忙得不亦乐乎。骑兵们虽然对担任后卫工作不痛快，但看见乡亲们喜悦的神情，也不由得高兴起来。不管怎么样，胜利了，反攻了，总是值得庆祝的大好事啊！

  “怎么样？老乡们，能坚持吗？”

  “放心吧，能坚持！过去鬼子逼着咱们‘跑反’，啥样的苦没吃过？现在跟着八路军大反攻，打到开封府去，再大的困难也能坚持！”老乡们虽然走得一瘸一拐，情绪却十分高涨。

  大军兼程行进，接近敌占区，环境也变得复杂起来。路旁有许多半人高的杂草丛，为防止敌特埋伏打冷枪，骑兵们就时不时地进行巡查。

  路过一片滩地，刘春雷听见前面有人喊叫：“抓住了没有？抓住了没有？”他急忙跃马过去看情况。赶到跟前，发现几个小八路挤在草丛里不知正忙乎着什么。还没来得及询问，有个人跳了起来，冲着大刘的战马欢叫：“公鸡！公鸡！”

  呵呵，认出来了，这是吴立然的妹妹，那位“收听重要社论”的小电台员。

  “小广播，你怎么在这里呀？”

  “我们掉队了。”

  “那你们刚才喊什么？”

  “兔子！我们抓兔子！”

  兔子钻进洞，早就跑掉了，几个憨憨的小八路还守在洞口傻等。

老八路

  掉队的小八路不愿意进收容队，非要跟着骑兵走。刘春雷只好把炊事班的骡子牵过来，两个人合骑一头。几个小战士高兴得不得了：“骑马进大城市喽！”

  “说说看，进大城市有什么好？”骑兵们一路上总在议论这事，都知道大城市一定挺好，可谁也说不清它到底好在哪里。

  “告诉你，进大城市，就能吃上机器做的面条了。”“小广播”一副经验老到的样子，“不用和面，一摁电钮，想要多细就多细，想有多长有多长！”

  这个理想非常实在，的确值得大家神往，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当过厨子的刘春雷也只吃过手擀的面条，猜不出机器做的食品会是什么样的美味。

  太好了，加把劲，进开封府，品尝高级面条去！

  再往前走就进入了敌占区，沿途老百姓摆上茶水瓜果欢迎子弟兵。有的群众还主动为八路军带路，报告敌情，帮助运送物资。每当遇到这种场合，就是一群小八路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蹦蹦跳跳又说又唱的，搞得热闹非凡。

  “小广播”和她的伙伴属于中路军的宣传队，这些从机关、学校出来的小孩们没有经过磨炼，长途行军自然就有些吃不消。他们每天跟着前卫部队第一批起床出发，大清早的时候，鼓动宣传，摇旗呐喊，十分起劲；到中午就开始不行了，越走越慢；结果是每天傍晚，就铁定落到大刘他们后卫连的手里。

  不过，虽然是老掉队分子，却依然精神抖擞。腿脚迈不动了，嘴皮子照样利索，叽里呱啦的大道理说开了就没个完。骑兵们戏称她是“小政委”。小吴姑娘还不同意，说是已经有首长封她为“三军总政委”了，因为从早到晚，她可以从前锋、中军，一直宣传到后卫，功劳大得不得了。

  8月19日，十六团和据守延津县城的日伪军打起来了，这是中路军出发后第一次作战。跟随行进的群众有的停顿下来，有的绕道前进，负责维持秩序的骑兵一连也就更加忙碌。可这一天，到了傍晚也没有看见小吴姑娘，“难道她今天没掉队？”大刘正纳闷，遇到了宣传队的人。小伙伴们说：“她今天走不动，早就落在后面了。”刘春雷一听就急了，赶紧带着吴立然返回去寻找。

  天色渐渐黑了，几个骑兵手里拎着长竹竿，遇见深坑就捅一捅，看到草丛也捣一捣，好不容易才在一片草地上发现了这小八路——人家头枕着背包，睡得正香呢！也难怪她犯困，每天最早一批起身行军，最后一个回到宿营地，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

  吴立然揪住妹妹好一顿埋怨，而“小广播”却揉着眼睛四处找她的挎包。那里面有干粮，换洗衣服，还有书本文具。旁边的老乡说，刚才有个“罢战”的伪军从这里经过，挎包准是被他偷走了。

  那时候，共产党对日伪军开展了“罢战优待运动”，办法是在敌据点和交通线附近设置“罢战接待站”。伪军们只要到那里登个记就算是“罢战”成功，愿意留下的欢迎入伍，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如果上缴了枪支弹药还能得到张“收到条”，凭条子可以到县政府领取相应的奖励。日本宣布投降后，路上经常可以遇到这类拿着“罢战条”、“收到条”的返乡士兵。

  在敌情复杂地域行军掉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在当时，受到胜利大反攻形势鼓舞的年轻战士似乎并不感觉到害怕，更多的是觉得新奇好玩。

  刘连长的心情也很放松。十六团攻打延津县城，三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俘获伪军一千五百多；隔天，又顺利攻占阳武、鲁岗；8月21日，八路军围攻封丘县城，全歼守敌两千余人，城内的日本兵没有进行抵抗，全部自杀。有伪军交代说，开封的日军已经把武器按五支一捆的标准集中起来，准备投降了。骑兵们于是认为：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手里只有一个团，根本挡不住八路军，开封城指日可下。

  然而，就在8月21日的晚上，一连突然接到紧急命令：立即移交后卫任务，连夜赶往团部报到。

老八路

  当时，骑兵团主力正在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地区破坏新汴铁路（这条铁路解放后废弃了）。刘春雷在路上就听说二营长受了重伤，接着又看见四连二排的十几个人坐在铁轨上。

  战士们看见老排长就哭了起来：“日本投降是假的呀，咱们这次吃亏了。”

  “哭什么！你们排长呢？”

  “死了。”

  “王连长呢？”

  “也死了”

  “蔡指导员……”

  “死了，都死了。”

  接连问了七八个老战友的名字，得到的全是不幸的消息，大刘也被惊呆了。

  荆隆宫位于封丘和开封之间，新汴铁路从这里经过。21日上午，骑兵团占领火车站，切断了开封（汴梁）与新乡之间的联系。下午的时候，从开封城里开出来一列铁甲车，径直吞遐了荆隆宫站台上。当时驻守车站的是担任前卫的四连，他们见鬼子不开枪不打炮就以为是来投降的，还没弄清是咋回事就糊里糊涂上前“受降”了。

  大反攻的路上比较顺利，这给部队带来了能够轻易获胜的错觉；并且，上级多次强调要注意俘虏政策、注重部队形象，所以四连没有做太多戒备，整装列队迎向了铁甲车。刚走到跟前，敌人突然开火了，百来号鬼子端着刺刀冲杀出来，骑兵连顿时伤亡惨重，指导员蔡修仁当场牺牲；连长王元力倒在战友怀里，只说了句“为什么……”，就咽气了。

  小鬼子诈降！四连被激怒了。

  火车站附近的环境对骑兵作战极为不利。二营长吕兆清命令战士们撤出来，可红马连的汉子受不了这个窝囊气，硬是抗命不退，抡着马刀与敌人肉搏死拼。双方近战厮打、胶着在了一起，全都杀红了眼，谁也退不下来，吕营长只好带领五连加入白刃格斗。直打到一营的二连和三连赶来支援，才终于炸毁铁甲车，消灭了残余的鬼子。但这时候，吕兆清已经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这一仗给许多人造成了很大疑惑。王元力的那一句“为什么”同样也萦绕在战友们的心里，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小鬼子到底投降了没有？别是耍了个调虎离山计吧？”有的猜：“咱们是不是中了鬼子的埋伏？”

  一连接替四连担负荆隆宫车站的防守任务。在团部，领导再三要求连长和指导员一定要认真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可到了阵地上，刘春雷发现根本用不着做动员，大伙的情绪高昂：“鬼子不投降，咱们就接着干！”“见到鬼子，动手打就是！”

  中午的时候，开封的鬼子又来了，这一次出动了十二辆坦克，没看见步兵。日军在远处打了一通炮又吹了一阵军号，大概是想探听火车站里的日本兵死光了没有，没得到回应，就掉头朝东北方向开走了。

  骑兵们一时疏忽，没能把这个情况及时通知友邻部队，后来才知道，这些坦克一直窜到了封丘县城，二纵队的老七团也因此吃了亏。

  当天晚上，十六团上来接替防御，骑兵团随即离开火车站朝西南方向进发。

  8月23日，冀鲁豫反攻部队的中路军进至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南路军也已进至开封以南的陈留、朱仙镇地区，先头部队离城仅十五公里，八路军已对开封形成夹击之势。

  开封西面的郑州驻扎着日军十二军军部，骑兵团的任务是切断陇海铁路郑州至开封段，确保我军顺利围攻开封。当晚，骑兵们星夜行军越过黄河（花园口决堤之后，黄河夺淮入海，中下游河道是干涸的），于24日清晨抵达中牟火车站，切断了陇海线。

  中牟县驻扎着日军警备队，八路军下马攻坚，首先把炮楼炸了，扫清外围障碍，再从东西两面同时进攻车站。鬼子兵知道大势已去，就聚在礼堂里大哭号叫，一个日本军曹挨个杀死其他人，然后又给了自己一枪。

  一连最先冲进火车站，发现站台上堆积着成捆的棉花、柞蚕丝，还有些麻袋和箩筐，里面装的大多是当地的土特产。通过讯问伪铁路职员，得知车站旁边还有个日本商社的大仓库。刘春雷跑去一看，库房内外尽是些焦炭、烟叶什么的，连一杆枪、一颗子弹也没有，觉得失望极了。

老八路

  刘连长对民用物资不感兴趣，政治处宣传股长韩祥鳞却仔细地在屋子里东翻西拣，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宝贝——印刷机和印刷纸。印刷机有好多种，韩股长觉得，机器嘛，个头越大的越好，于是弄了两台最重的驮在马背上，把战马压得直哆嗦。那些印刷纸他更是一张也舍不得丢，分成一摞一摞地塞进战士们的行囊里，硬是全部带走了。也别说，这些东西日后都派上了大用场，印课本，印传单。骑兵团印刷的《铁骑报》，比军区的《战友报》还漂亮。

  李庭桂政委吩咐一连把车站上的物资集中起来，还说要进行登记。大刘干这个活可不拿手，他带着战士们跳上跳下，翻箱倒柜，忙得晕头转向。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传来命令：“全团拔营，向滑县方向前进。”

  大伙蒙了：“怎么向北走？怎么回去了？开封城不打了？”

  站台上的物资怎么办？团部的回答是：丢掉不管，立即出发！

  这是咋回事？到手的东西不要了，开封城里的机器面条也吃不成了。中牟县的群众前来慰劳八路军，敲锣打鼓地刚走到营地边上，却看见骑兵团急匆匆地上马而去，领头的人举着写着慰问信的大红纸愣在当场。

  这时候，不仅老百姓觉得莫名其妙，就连骑兵们也是一肚子的窝囊。

  关于冀鲁豫军区8月大反攻，党史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自8月14日到24日，我军攻克县城十八座、大小据点数十处，歼灭日伪军八千六百余人。至此，第一阶段任务胜利结束，边区大反攻进入第二阶段。”

  这样的叙述当然没有错。但事实上，当时，开封城和新乡城仍在敌人手里，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完成，八路军就掉头北上，返回根据地了。

  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日本投降以后，开封城里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中将加上将衔”的庞炳勋，这位伪河南绥靖公署主任此时已成了“国军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只不过，他的手里只有一个保安团，其他的“国军精锐”都还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8月15日这天，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因“以德报怨”而闻名于世的抗战感言，这段广播讲话中，他除了号召大家“感谢仁慈的上帝”，还大谈和平、大讲如何按照《基督宝训》的要求去“爱敌人”，要求中国军民原谅日本人。

  对这番言论，八路军的看法是：“和平是假，勾结日寇是真。”

  《杜鲁门回记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因此，我们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的确，蒋委员长需要美国人撑腰，自然十分“感谢上帝”；他需要日本鬼子帮忙阻挡八路军，当然就要“爱敌人”了。

  8月21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开封日军接管防务，何应钦接连向日军发出电令：“未奉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任。”“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国军接收前，被共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因此，从8月21日起，日军与八路军围绕开封城的争夺越来越激烈。8月25日，国民党军队也相继赶到开封、新乡一线，八路军面临着被反包围的危险。

  针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这个指示是非常及时的。当时，晋冀鲁豫军区刚刚建立（8月20日，由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合并而成），太行山上只有参谋长李达一个人在家守摊子，缺乏有效的指挥调度。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好多将军不在，都在延安开会”，部队并没有做好进行大战役的准备。

老八路

  到1945年8月底，国民党军不仅逼迫八路军放弃了开封、新乡，还夺走了刚刚收复的封丘和延津。更可气的是，冀鲁豫周边的伪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军，庞炳勋（新一路）、蒋希斌（新七七师）、秦润普（陕州先遣军）、康伯英（先遣第五军）、李英（中央先遣军）、王自全（安东先遣军）、郭井泉（临漳先遣军）、程道生（四县保安总队）……全都闻风而动，趁着八路军主力外出之际，向解放区腹地发动进攻，给冀鲁豫根据地带来了极大威胁。

  八路军各主力团队都经过长期战争的磨炼，见势不对，说走就走。但是，那些新编的部队、那些支前的民兵和那些跟随大军行进的群众可就吃大亏了。

  骑兵团回到黄河北岸的时候，战场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上一片悲凉，到处是匆忙赶路的人群，到处可以听到召唤亲人的哭喊声。许多熬过八年抗战的家庭，却在这时候失散分离，一路上，经常可以遇到掉队的人员，也能看见逃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有的人慌乱了，先前整营整连入伍的新战士，这时候成班成排地逃跑。

  骑兵团没有人逃跑，但是，通信员吴立然却在这时候失踪了。

  1945年8月29日，骑兵团在新乡城外的西台头村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新乡县保安团看见八路军撤退，以为有机可乘，居然主动攻击行军途中的十六团。由于敌军大部队逼近，步兵部队不能恋战，上级就派骑兵团快速出击。激战两小时，敌保安团被歼灭，团长贺兰亭化装逃跑了（1950年被新乡人民政府处决）。

  战斗结束后，骑兵团继续进发，一连受命担任前卫。刘春雷连长派通信员去和前面部队联系夜间口令的事，结果吴立然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等骑兵们追上十六团的后卫，人家都说没见到小吴。刘春雷知道坏了，别人或许有逃跑的可能，但吴立然绝不会当逃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可当时的新乡是敌占区，联络不上地方干部，根本没办法寻找失踪人员，部队只能继续前进。

  吴立然参加骑兵团还不到四个月，带到部队的新鞋子还没有穿完，就不知长眠在哪一片黄土之下了。那一年，他十八岁，他的生命也永远停留在了这个美好的青春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