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抗日历程：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老八路

汉奸孙步月是豫北一带的大地主，挂过“千顷牌”。他不仅帮着鬼子杀戮抢劫，还把沙区的枣树都砍了，把木料拉走修据点，其他的就放火烧掉，以此断绝群众的生活来源，逼迫人们搬走。汉奸的手段和鬼子一样的毒辣疯狂，灾区的许多老百姓一听见孙步月的名字就发抖。

自然灾害和敌人的抢劫使得当地粮食断绝，大屠杀又使得许多村落成为了废墟。大批群众被迫外出逃荒，留下的老人和孩子身体虚弱，大多冻饿而死。昔日繁华的乡村，如今到处是残垣断壁，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如果不及时把春耕春播搞好，沙区也许就真的就要变成了“无人区”了。

日军的罪行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惨不忍睹的现状胜过了千百次思想教育。骑兵团战士们的拳头捏紧了，满腔的激愤化成了无穷的力量，也化成了战天斗地的实际行动。所有的人，原先软弱的想法消失了，埋怨的情绪消失了，动摇的思想消失了。大家都明白，如果不坚强地战斗下去，就会当亡国奴，就会有沙区百姓一样的悲剧再重演。

《铁骑报》连续发出了动员号召，曾玉良团长说的是“洒尽全身血，还有硬骨头，拼死和日寇干到底”，况玉纯政委提出“变沙区为绿色原野”。政治处把标语写在了墙上——打仗勇敢杀日寇，生产勤劳救群众！

部队分散到了各代耕点。“无人区”赤地一片，满目凄凉，战士们先要清除杂草和灰土，还要清理床边屋角无人掩埋的尸骨残骸。尸体大多腐败了，有的尸骸已经风化剥落了，认不出模样来。工作没多久就有人病倒了，一检查才发现是霍乱。上级赶紧设置疫情观察哨，还送来了大批烧酒到处喷洒。

骑兵们打扫卫生、掩埋尸首、分发粮食、修理房屋，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把军粮支援给群众以后，战士们自己就挖野菜、吃树皮。由于先前敌人把死尸塞到井里，上面压上磨盘，使得生活用水遭到污染，所以吃水饮马也都要另建设施……这么忙碌了十多天，才开始耕种。

团里规定，每人每天耕种一亩地，但干部和党员都纷纷给自己加任务。政治处也开展了“看谁耕地多，看谁贡献大”的竞赛活动。刘春雷原先在家里时并没有种过地，团里像他这样的战士也不少，可大家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拼命干活。每天，各班留一人挖野菜、准备饭食，其他的人则牵马下地，早出晚归抢种粮食。

为了保护战马，人和马一起拉犁；那些有战伤的干部战士，自动结成小组互相鼓励。每个人手上都打起了大血泡，每天都有同志因饥饿劳累晕倒在地里，但谁都没有怨言，依然你追我赶地进行生产。三连指导员赵有金（1943年牺牲）每天能耕两亩地，被评为模范；团长曾玉良天黑了还在地里忙活，被称为“铁汉”，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经过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沙区的耕地补种上了粮食。外出逃荒的群众也陆续回来了。看见黄沙一片的荒地又蒙上了绿色，老百姓抱着八路军战士激动得直哭。地方政权组织也重新恢复起来，沙区的村庄又重新呈现出了生机。

在沙区，刘春雷第一次听到了《黄河大合唱》。

当时，边区行署的干部也到灾区参加生产劳动。傍晚收工的时候，宣传队的十多个男女排队站在村口，没带锣鼓乐器也没穿戏服，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准备要干什么。反正周围已经聚集着许多围观的战士和群众，大刘也就挤在人群里看热闹。

队列里，一个戴眼镜的青年走出来，用浑厚响亮的嗓音向大家发问：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听见这深情的吟诵，喧闹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刘春雷只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被揪紧了。

咳哟！

咳哟！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乌云哪，遮满天！波涛哪，高如山！

老八路

在冀鲁豫军区的这次会议上，党委书记黄敬向骑兵团传达了一个新任务：到沙区去帮老百姓种地。原来，由于旱灾，许多老百姓都丢下土地逃荒去了，为了不耽误春耕，军区要派部队去参加生产救灾，帮群众补种庄稼。

黄敬书记告诉况玉纯：“执行任务之前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犁地是要伤战马的。我在冀中工作时有体会，伤了马战士们可想不通了，是要哭鼻子的，难办啊！”

况玉纯政委当即表示：“豁上一个连的马也要完成生产任务。”

其他人都没接嘴。黄敬书记见状也挺明白，笑笑说：“任务要完成，也要做好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是在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反对单纯依赖上级的错误思想，同时号召全体同志爱护病号、爱护身体、爱护马匹，加强生活管理，克服认为参加生产是“额外负担”的情绪。

至于犁地伤害战马，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只有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点。

骑兵团的代耕地在内黄县的沙区。所谓“沙区”，就是黄河改道后的故道。这里早已没有了滔滔河水，四周只剩下些大大小小的沙丘。听领导说沙区原来是群众基础很好的根据地，并且盛产花生和大枣，可战士们一路上只觉得人烟稀少，看不到有什么粮食作物。

部队出发前，准备了几大车粮食。马匹和战士的食物一样，全是黑豆。

黑豆这东西，虽说是杂粮，可比不了小米，也不如山药蛋和荞麦面，唯一的好处是个“懒庄稼”，种下去就不用管，收获起来一大堆，兵荒马乱的年月里种它挺合适。

黑豆一般是用来喂牲口的，在平常，即使最穷的人家也不会拿它当正经粮食。刘春雷当兵以前是开豆腐坊的，见到的豆子多了，可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要吃黑豆。这玩意儿炒着吃，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下锅一煮，出来的是黑红色的稀汤，气味难闻，本来饿得很，可一闻到那味道就猛反胃，简直吞不下去。

去沙区的路上，刘春雷担任收容后卫，远离大部队慢腾腾地走着。这时候，路边岔道上过来两个生意人，边走边开心地说着话。年纪大的那人带着顶礼帽；年轻的那位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穿着小褂。两人干净整洁，见人就热情地打招呼。这让大刘想起了自己在石家庄饭馆里当伙计时的情景。“如果不打仗，现在自己也在跑买卖了吧，也许成家了吧。……”一时间，他对战争前的安宁岁月充满了温馨的回忆，眼泪差点掉下来。

到沙区去的路越走越荒凉，部队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以往行军是为了打仗，大家对周围的景致并不在意；而这次是去搞生产，战士们对地理条件就比较关心。走着走着，四边全是荒地了，看不见路人。大风刮起，沙砾打在脸上一阵阵生痛，连眼睛都睁不开，大家于是愈加烦躁起来。

领导们也觉得气氛不对，一个劲地鼓动打气，可效果并不大。

到最后，大家都是阴沉着脸赶路。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了沙区中心的井店集①，发现这里也是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以往，八路军到老根据地，路口总有男女老少迎接，热情地张罗着安排住宿。可这次，等了好久才出来一个人，病歪歪的，有气无力。曾团长和况政委一面和他交谈，一面安排干部们分组探访百姓。

进了村，发现四处房屋破败，大门半掩，十室九空，院子里停着尸体没人管。即使有活人的屋里，也只剩下个把老人，灶里的火早熄灭了，人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有间房子里，床上躺着饿死的母亲，怀里还抱着死去的婴儿……

幸存的百姓看见八路军来了，就像见到了大救星，泪流满面，不停地作揖，好久都哭不出声音来。

打了几年仗，骑兵们早就习惯了生与死的场面，可是，村里的惨状还是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禁不住捂住了眼睛。回到村口，很多人都哭了。

原来，就在去年，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汉奸孙步月的配合下对沙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为制造“无人区”，敌人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无论男女老幼，只要遇上，无一幸免。仅在南张堡等十五个村子，就有一千八百七十二人被害。杨固村有七口水井，其中六口填满了被害的群众，很多人家因此绝户。

老八路

第二十章沙区救灾


大索庄战斗之后，冀鲁豫军区通知骑兵团的政委去谈话，大家心想：坏了，这下子要挨批评了。

先到了四分区驻地昆吾县，军分区政委张国华请况玉纯吃早饭。况政委问：“军区领导找我谈什么事呀？”张政委不肯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嘛。”搞得况玉纯心里七上八下。

当时，冀鲁豫军区总部在河南范县。到了那里，好家伙，司令员杨得志、党委书记黄敬、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开国中将）和参谋长阎揆要（开国中将）都在会议室里等着。大家望着况玉纯，只是笑。

司令员和书记推让了好一阵，黄敬书记才板下脸来问骑兵团政委：“中央对顽斗争的新方针，你们接到了没有？”

“没有啊，我们是刚从冀南军区过来的，没有接到文件。”况玉纯也不是傻子，知道什么可以承认、什么不该承认。

“这次去滨河县，四分区给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要我们到滨河一带加强侦察，我的理解是伺机打击敌人。”

“你们骑兵团有没有电台？为什么不向军分区请示？”

“有电台。但当时我们想打邵鸿基一个立足未稳，来不及请示了。”

“你们团领导当时是什么意见？”

“曾团长事先问过我的，我的回答是：不打则已，要打就消灭他。可是，我们真的来不及打电报向四分区请示了……”

黄敬书记笑了起来：“中央有个新精神，在对顽斗争中要加强团结。不过你们没收到文件，也怪不得你们。当然，你们的电台还是要经常使用才行，最好先请示再打仗。”

况玉纯汇报完情况，这一关总算是过了。几位军事首长也轻松起来，一致夸奖这一仗打得漂亮。

大家闲聊的时候，黄敬书记就翻看骑兵团带去的宣传材料，突然笑了起来：“知道吗？这篇文章是在把你们比做曹操呢。”

这让大家吃了一惊。原来，大索庄住着一个老学究。战斗结束后，地方干部希望当地老百姓写个文字材料，群众就推举了他。于是这老先生写了篇骈体文，咿咿呀呀的，满是“仁义之兵，吊民伐罪”之类的好话，大家觉得水平挺高，就送上来了。

黄敬说：“这文章是借用了官渡之战中‘河上老人箪食壶浆’的故事，地点差不多，意思也不坏。只是，我们八路军不是什么真命天子，也不会相信殷馗那样的神仙道士……”

大伙听得目瞪口呆。黄敬书记是浙江绍兴人，是共产党里有名的大才子，要不是他把关，这篇文章登到报纸上可就出洋相了。

这里一波未平，那里一波又起。

阎揆要参谋长以前在西北军的时候也带过骑兵，于是就和骑兵团的干部大讲骑兵战术。正说得高兴，作战参谋边乔反驳他说：“你的打法不对，骑兵应该回旋于内外线，主动寻找利害转变点；现在要求骑兵沿中心轴线向外推，只能是短促出击，效果不好。”

阎揆要参谋长是黄埔一期的，边乔参谋是东北讲武堂九期的，两个军校生辩论了一会就吵了起来，西北军和东北军互不买账。吵着吵着，边参谋昏了头，突然冒出一句：“现在的根据地就像鸡拉屎一样，东一摊西一摊，中看不中用……”

这句话可就惹祸了。

先前争论骑兵战术，首长就已经不耐烦了，现在居然敢批评到根据地建设上来。杨得志司令立刻就拍了桌子：“撤职！处分！”这边乔也真犟，敬了个军礼就出了会议室。

大家都觉得奇怪，边乔平时闷头闷脑的不爱吱声，怎么一开口就点这么大的炮仗！况政委说，还好是遇到了黄敬书记和杨得志司令员，这要是放在早些年的红四方面军，有那句话都够枪毙几回了。要知道，冀鲁豫的根据地建设是刚受到党中央表扬的呀！

不管怎么样，边乔的职务是没有了。当时，作战参谋是营级干部，边乔被一撸到底，去通信队背电台，摇发电机。

其实，边乔的火气这么大，多半是因为不愿意让骑兵团去开荒种地。职业军人出身的他，对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不理解，有抵触情绪。

老八路

皮皮把俘虏押送回大索庄，曾玉良团长问：“你把情况送到了？”

“我没找到二十一团的指挥部。”

“没找到人？那你都干什么去了？”

“报告团长，我带回来一个连！”

回头一指，九十多个俘虏正排着队过来，有的扛枪，有的拎枪栓，走得整整齐齐……曾团长的嘴都合不上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喊“皮皮”这个外号，大家都亲热地称呼这个小战士为——大鹏。

战斗结束后，县政府的人员才赶到大索庄，骑兵团把缴获的枪支都移交给了县大队。地方干部很激动，说：“我们没赶上打仗，却得了这么多战利品，真不好意思。”况政委解释说：“敌人想要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八路军就应该消灭他们，用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抗日政府！”

战士们也说：“邵鸿基的部队太窝囊，这些武器给他们拿着也是浪费，不如趁早交给县大队，对抗日民主更有帮助。”

话虽这么说，但干部们心里真有点犯嘀咕。这次打邵鸿基，事先没有请示上级，凭的是团长、政委的主观理解，既不知道该不该打，也没想到会打得这么大……唉，这也怪邵鸿基太没用，本来只是想教训一下，谁知道一不留神就变成歼灭战了。

大索庄战斗刚结束，骑兵团就给军区领导发电报报告了情况，大致是说：敌顽邵鸿基部进犯我索庄地区，骑兵团和二十一团配合地方政府予以还击，俘虏若干，击毙若干，缴获若干……我团受伤一人，阵亡一人。

这次战斗，骑兵团只牺牲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却正是一连的排长胡彦明。当时，一连到达战场后，立刻展开冲锋。敌支队长赵子安发觉大势已去，就保护着邵鸿基突围。胡彦明看见两个人骑着马拼命向南逃跑，知道一定是当官的，就孤身去追。没想到赵子安枪法很好，回头打了一枪，胡彦明当场就牺牲了。

得知这个消息，刘春雷非常难过。胡彦明是他的师兄、同乡，是立过大功的抗日功臣，大刘是在他的影响下参加八路军的。前段时间，胡彦明的排里有人开小差，影响了集体形象，他这个当排长的就一直惦记着挽回荣誉，结果这次抓俘虏心切，反而遭遇了不幸。

在胡彦明的遗物中发现了那本《航空判读》，大家都伤心地说：“可惜了，多好的一位干部，要是不死，说不定真能坐着飞机看地形呢！”

老八路

“……都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我们把枪交到哪里？”

皮皮这才想起来，枪还在敌人手里攥着呢，连忙指了块空地作为缴枪地点。几个老兵油子带着大家把枪摆放整齐，指挥俘虏们排队坐好，还抽空告诉八路军的小长官：“缴上来的枪要把枪栓拆下来放在旁边，这样才算合规矩。”

有个糊涂俘虏手脚慌张，从裤腰里掉出一卷钞票，吓得站在旁边不敢捡。老兵拾起来帮他塞回去，还说：“共产党军队是最讲仁义的，只要缴了枪就行，私人钱物是不受侵犯的……”

皮皮觉得这几个家伙真不错，挺佩服地问：“你们怎么知道这么多？”

“以前，我们几个在路南被李先念的队伍抓过，这些政策都明白……”

噢，难怪，是老俘虏兵了，经验丰富。

缴枪完毕，俘虏们按规矩坐好，大伙就闲聊天。

“长官年纪不大，俨然已是骑马挎刀（通讯员使的是盒子枪），真是少年英雄，前途无量。”

“我不是什么长官，我在团部工作。”

“在团部，哦，那是副官，一样的，也是长官。”

“你们缴来的怎么都是枪，有没有炮啊？”

“我们没有炮……”

“哎呀，要是有炮就好了，缴获了炮我就能登报了。”

按当时的规定，缴获轻武器和五发子弹获表扬，缴获重武器记功，缴获火炮可以登报表彰。皮皮很想风光一下。

“真是的，装备不好，实在不成样子。我们支队没有炮，就连赵支队也没有……”俘虏们很替皮皮惋惜，好像他没能得到登报表彰，应该怪邵鸿基司令配合得不够。

正聊着，从外面跑过来一个小兵，“登登登”地窜进俘虏群，找了个空位置就坐下了。

这怎么行！不懂规矩，不打个招呼就想当俘虏？没门！

“出来出来，谁让你进去的？你的枪呢？”

“我是马弁，没有枪，只有根军棍……”

“那军棍呢？”

“丢在那边房子里了，我去拿来。”

小马弁“登登登”地又跑走了。

过了一阵他又回来了，问：“八路，那边还有人，也想投降，你这里还要人不？”

“要，你去叫过来吧。”

好家伙！一下子过来好几十号人，办完缴枪事宜再一数人头，总共九十八名俘虏！

小马弁坐在皮皮旁边，看见他老是摸头，就问：“八路，你老摸头干什么？”

“昨天睡觉把脖子给崴了。”

“来，我帮你捏捏。”

于是小八路就让小俘虏兵掐他脖子。别说，捏得还挺舒服。

“小马弁，你多大了？”

“我十七，你呢？”

“哈哈，咱俩一般大。你是怎么当兵的？”

“我本来是学剃头的伙计。有天来了个长官叫我去兵营里剃头，进去了以后就不许走了，就这么当了兵……”

“你来咱们八路军干吧。”

“行啊，你帮我说说，到哪里都是吃饭。”

两人聊着，旁边还有人插嘴。这些俘虏中有的是逃跑途中被打回来的，受了伤。哼哼唧唧地直叫唤：“长官哎，我挂彩了，怎么办啊？”

“别急，等一会儿我们部队有医生给你治。”

“长官哎，我口渴，有水喝吗？”

“呸！我今天从早晨到现在都没喝水呢，你还是忍着吧！”

“……”

这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有俘虏说：“是不是赵支队过来了？”皮皮赶紧喊：“都别乱，逃跑了对你们没好处！”

小马弁脱下自己的衣服给皮皮披上，说：“八路，穿上我们的衣服，别叫人发现了你。”自己跑出去看情况，回来报告：“是你们的队伍追着我们的人跑。”又叮嘱说：“八路，你可要指挥好，不要让你们的人把咱们给打了。”

皮皮赶紧骑上马跑出去喊叫：“喂喂！我是骑兵团的，这里面都是我们团的俘虏。”

老八路

新年到，隆里咯隆！新年到，咯里咯隆！

男女老少大家好，嗨，大家好！什么好？身体好；什么好？团结好，团结好来打败日寇立功劳。

隆里咯隆，咯里咯隆！

新年到，隆里咯隆！新年到，咯里咯隆！

人人拥护抗日军，嗨，抗日军！什么军？新四军；什么军？八路军，八路军来打败日寇立功劳。

隆里咯隆，咯里咯隆！

…………

部队扭秧歌的时候，地方干部也跟着，县政府、妇救会和“青抗先”都借机发动群众。老百姓觉得八路军亲切可爱，也就消除了戒备心理，高高兴兴地从这个村尾随到那个村，不仅开心地看，有的也跟着唱跟着学。大刘脸上的胭脂口红被汗水洗掉了，还会有小媳妇嘻嘻哈哈地抢着帮他抹上。

骑兵团打大索庄，事先没有通知地方政府，秧歌队的人也就不知道。

那天早上，大伙化好妆刚开始表演，骑兵团派人来向县长报告情况，说是大、小索庄战斗已经打响。演员们一听这消息，哪里还顾得上唱歌跳舞，连妆也不卸，骑上马就跑。

跑到小索庄附近，发现几十个逃出来的顽军，骑兵立刻组队冲击。有个家伙刚把机枪架到沙丘上，就被大刘冲上去一刀砍了。其他的人吓得举手抱头不敢动弹。紧接着，又接连冲出来几伙敌人，八路军就摆成阻击线射击。打了一会儿，对面的敌军官从枪声中听出了名堂，说“没办法，遇到老部队了”，于是缴枪投降。

秧歌队押着七八十个俘虏赶到大索庄，战友们看见他们的模样都哈哈大笑。

俘虏兵们也觉得奇怪，这花里胡哨的队伍是些什么人物？涂脂抹粉，穿红着绿的，还很能打仗。

打扫战场的时候传来一个新闻，通信员李大鹏一个人抓了九十多个俘虏！这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李大鹏就是“半截秀才”皮皮。他曾经是刘春雷手底下的兵，因为有个掉马的毛病，被调到团部当通信员去了。

说起来，李大鹏骑马的技术原本不错，上马下马一溜烟，乘骑冲刺、越障的动作也很利索，可就是一听见枪响就从马背上掉下来。在骑兵看来，战场掉马是胆小惊慌的表现，可皮皮不承认，说自己是兴奋。

“兴奋是啥玩意儿？是害怕吗？”

“不害怕，兴奋是高兴！”

“高兴？你高兴了从马背上下来干啥？”

“……呜呜，哇哇哇……”

刚开始的时候，皮皮分在四连，后来四连不要他了，又调到二连刘春雷这个排。结果枪一响，他还是从马上掉下来。刘排长就跑去找领导：“你们把大鹏弄走吧，免得以后出了什么事，我对不起老舒处长。”团长没办法，只好把皮皮弄到团部当通讯员。

大索庄战斗打响以后，曾玉良团长派通信员去二十一团通报情况，说：“我们这边的敌人出村子比预想的要快，有可能会逃往小索庄方向，请他们有所准备。”皮皮接到指示，打马就走。

骑马赶到小索庄，二十一团也四处追击敌人去了。没找到团领导，皮皮就信马由缰在野地里乱转。

离河堤不远有一片瓜地，稀稀疏疏地长着些枣树，还有几处被水冲毁后废弃的房子，皮皮路过这里的时候听见里面有声音。要是换了别的战士遇到这种情况，起码要先侦察一番再作打算，可皮皮却不管这些，直接策马就过去了。到了跟前一看：呀！好多敌人……

好个小皮皮，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嘴皮子照样利索，大声宣布：“我们八路军，开来了十个团，现在已经把你们包围了。不投降没好处，投降才是聪明人！我们八路军是宽大俘虏的，现在我给你们讲政策……”

那些顽军倒也爽快，赶紧表态：“小长官，我们明白，我们投降……”

“急什么？不要吵闹，先听我把政策讲清楚！”

邵鸿基的兵只好老老实实坐着，听皮皮“长官”作报告。

老八路

二十一团的常仲连团长（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跑来和曾玉良商量这件事。当时，骑兵团有个小电台，可曾团长又觉得不能发电报请示，因为，首长没有明说的事情就是不方便说，硬要问个水落石出，岂不是让上级“坐蜡”吗！

况玉纯政委想了半天：“还是打吧。反正是打，不打则已，要打就把他打痛！”

于是曾玉良团长下达命令：“顽军邵鸿基侵犯我根据地，到大、小索庄抢粮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们要坚决消灭他！”其他人听了直乐，三四月份，青黄不接的，抢的哪门子粮食？

大家心里明白，这大索庄和小索庄都有“会道门”组织，邵司令此番大概是想去收编门派、扩大武装。“反共专家”邵鸿基一直以来就很惹人讨厌，现在要教训他，战士们都挺乐意的。

这一仗打得很轻松。

按照计划，骑兵团收拾大索庄的赵支队，二十一团打小索庄。等战斗打响后再去通知地方政府，免得人家担责任。

二十一团的侦察队化装成买柴草的，想偷袭搞掉小索庄的岗哨。没想到邵鸿基的兵大多是当地人，不像日本鬼子那么好蒙，八路军刚靠近村子就被顽军识破了。双方一交火，二十一团只好提前发起总攻。

大索庄这边，骑兵团还没准备好呢。

小索庄那边的枪声一响，大索庄里的敌人就乱哄哄地跑出来看情况，恰好遇见了正在移动的骑兵二连。二连立刻开火，机枪、步枪一阵猛打，把敌人撂倒了一片，剩下的赶紧往回跑，八路军顺势就跟进了村子。

早就在北边准备好了的三连和徒步大队看见这情况，心说：不对啊！我们才是主攻部队，怎么能让二连先进村了呢？于是马上吹号，也冲进了大索庄。

八路军进村快，可人家“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的赵子安支队真不愧是主力，动作更快。一见八路从北面攻进来了，不用长官吩咐，立即就从南面跑出了村，这下子可把二连、三连和徒步大队都搞了个措手不及。

本来，为了吸取南李庄巷战的教训，骑兵团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事先准备了几套战斗方案。可现在，战士们下马、分组、抢占要点，正准备布置火力打攻坚战，突然发现敌人全都跑不见了，什么方案也用不上……蒙了好一阵，骑兵们才跑回去把刚刚归拢的战马又分开，气急败坏地直骂赵支队不给面子。

四连没得到主攻任务，在黄河大堤上坐着，一肚子怒气。听见村里响枪了，也只能够伸着脖子瞧热闹，没想到，大索庄里忽啦啦跑出来好多人，乱七八糟地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瞎跑。李树茂愣了一会儿，赶紧下令：“上马，杀啊！”大伙高兴坏了，连忙列队，从大堤上冲杀下来。一时间，战马奔腾，军刀闪亮，真是痛快极了。

不过，跑出来的敌人实在太多，四连来回冲杀也忙不过来。在平地上乱跑了一阵的赵支队也醒悟了些，急忙向东面大堤上冲，想抢占制高点。眼看敌人就要上大堤了，堤上突然又出现了一支队伍——那是况政委带领的一连！

敌人一下子就被压下来了。这时，二连和三连也会合赶到，把赵支队压到了一块洼地里，惊慌失措的顽军就在这里投降了。

刘春雷没有参加大索庄的战斗，当时，他正在外面扭秧歌呢。

滨河县是新开辟的根据地，这里的老百姓对八路军不大了解，好多人一见到部队就跑到荒野里去，即使没有跑走的，也是躲躲闪闪，搞得我们的工作很不好开展。要发动群众，就要先从消除顾虑、活跃气氛、加深了解做起，因此，八路军派出秧歌队，跟着宣传干事走村串户去演出。

秧歌队分男女两组。那时候骑兵团没有女兵，女角都由男的扮演，刘春雷面貌秀气，就装扮成了大姑娘。每次到了村口，就敲锣打鼓开始演出。男的挥舞霸王鞭，用一根竹竿系上两串铜钱，挥舞起来“哗啦啦”直响；“女的”就端着荷花灯扭来扭去。手舞足蹈一阵，大家开唱：

老八路

第十九章惩戒邵鸿基


告别冀南，骑兵们来到豫北。冀鲁豫根据地和冀南相隔不远，两个军区多次并肩作战，所以骑兵团对这里并不陌生，杨得志司令员也是大家的老熟人。

不过，冀南的部队属于一二九师序列，而冀鲁豫军区属一一五师序列，虽然大家都是八路军，但是在一些习惯上还是有所不同。

比如，冀南的部队番号是以“新”字打头的，叫做“新四旅”、“新七旅”；而一一五师这里是以“教”字开头，称为“教一旅”、“教三旅”……骑兵团到了冀鲁豫也不好再叫“一二九师骑兵团”，只能改为“冀鲁豫军区骑兵团”或者“四分区骑兵团”。

不过，当地老百姓弄不清这里面的名堂，看见黑马、红马、白马，一队队地开过来，就“白马团”、“黑马团”、“红马团”地乱喊。骑兵们也胡乱答应着，反正喊来喊去都是这支队伍。在当时，华北的八路军只剩下这么一个骑兵团了。

四分区的司令员是赵承金（开国少将），政委是张国华（开国中将），还有个戴眼镜的副司令员朱程（1943年牺牲）。这是个刚建立没几个月的新单位，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南的北部，分区总部设在昆吾县（1949年被撤销，并入濮阳县）。

豫北这一带，敌我力量犬牙交错，周边的敌对势力除了日伪军，还有“会道门”武装和国民党顽固派。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来之前，四分区的部队是由河北民军改编的抗日武装，力量小，战斗力不强，老是受别人的欺负，只能在日伪顽军的包围中搞一些“小打小闹”。有一次，部队偷袭东明县的临濮集，击毙了十几个伪军官，分区领导就高兴得不得了；可骑兵们都觉得这动作太小，是武工队的把戏，没多大意思。

三月的一天，部队接到命令：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滨河地区侦察敌伪作战意图。战士们觉得很奇怪，滨河县是共产党在滑县和长垣县的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临时县，地盘很小，派两个主力团去那里侦察什么情况？

“半截秀才”李大鹏这时候是团部的通讯员，他向刘春雷透露了一个情况：

头一天，曾团长和况政委去四分区开会，在张国华政委那里遇到几个正在哭鼻子的地方干部。他们是长垣县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刚刚被国民党专员邵鸿基给赶了出来。除了两位女同志，其他的人都挨了板子，屁股都被打肿了。张国华政委还兼任着地委书记，地方上的事情也归他管，看见这个情况十分气愤。曾团长当时也提出要惩治邵鸿基。

如此说来，这次侦察活动的目的，也许是要找机会教训一下邵鸿基。

邵鸿基是骑兵团的老熟人了，他原本是国民党的南宫专员，是刘春雷家乡的父母官，在冀南的时候就配合石友三搞摩擦，经常和抗日民主政权作对。1939年，冀南军民反击石友三，邵鸿基也被打得一败涂地，从此被赶出了自己的辖区，只好扛着河北专员的牌子到河南来继续反共。现如今，他的身份是“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自称是“反共专家”，还吹嘘说“共产党的那一套我都懂，都有办法对付”，专门和八路军的主张唱反调。

于是，骑兵团就开往滨河地区“搞侦察”，二十一团也心照不宣地同时开拔。

刚到长垣县，就听说邵鸿基的部队出来了，主力赵子安支队进驻大索庄，另一个支队将在小索庄宿营，总共有一千四百多人。这个情报不仅很准确，得来也十分容易。因为邵鸿基根本不知道八路军四分区新来了两个主力团，所以事先派人到村里拉条幅、搭戏台、预备饭菜，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毫无防备。

邵鸿基摆在面前了，打不打？大家有点伤脑筋。

人家邵司令虽然很浑蛋，但毕竟不是汉奸，而且大小还是个国民政府的专员。先前，军分区领导派部队到滨河县来，明说的只是“侦察敌伪意图”。这“教训邵鸿基”的意思是大家自己猜测的，万一没猜对可怎么办？

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刚到新地方，该打的仗不打，显得胆小怕事；可要是打了不该打的仗，一见面就给上级领导捅个娄子，那也不好交差呀！

老八路

新军服发下来了。衣服是老百姓帮着染布、缝制的，还絮了层棉花。只是式样不大统一，有的像中山装，有的像道袍，纽扣是布袢袢，看上去有些怪怪的。不管怎样，毕竟是棉袄，穿起来暖和多了。

有一天，冀鲁豫军区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开国中将）到骑兵团来转了一圈，东看西看，笑嘻嘻的。骑兵们也得到消息：骑兵团不解散了，但是要到河南去，加入冀鲁豫四分区。听说能保住部队、保住战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对未来的战斗环境充满了兴奋和好奇。

原来，上次骑兵一连配合四分区到河南辉县抢粮，虽然没成功，但给冀鲁豫军区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国华政委就坚决反对将骑兵团解散，他认为：其他根据地都有山地作为战略依托，只有冀南和冀鲁豫完全是平原，在这样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保留骑兵作为机动兵力是十分必要的。张政委还表示，他有办法解决骑兵的供给，如果别人觉得难办，四分区要。

1943年的2月至7月，冀南军区的大批主力部队陆续调到其他根据地。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到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和第十团到太行军区，二十团到太岳军区，七七一团到陕北。这些部队都是开辟冀南根据地的功臣，是根据地的骨肉子弟。

军区领导给离开根据地的战友们配发了新军装，补充了缺额人员，让他们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地踏上新征程。而那些留下来坚持游击的部队，每个团只保留三到七个连，区中队只留二十人，县大队也只有五十人……

这是极度困难的形势下的无奈之举。抗日战争期间，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各敌后战场中承受的损失是最大的，全区牺牲旅（地委、专署）以上干部二十七名、团（县）级干部一百二十八名，仅刘春雷的老家南宫县就牺牲了五位县长和县委书记。在惨重的伤亡面前，八路军没有退却。但是，当大饥荒威胁到群众的生存的时候，人民的军队却必须尽量减少民众的负担。机关精简了，后勤精简了，干部精简了，行政人员精简了……最后，除留下基本力量坚守阵地，战斗部队也实施了大分流。

离开驻地时，部队给每个战士分发了两斤玉米，可骑兵们只抓了一把放在兜里，其余的都留下了。根据地的老百姓在路旁含泪相送，一位老人家高举双手哭喊着：“为官不与民争利，贤达呀！军队不和民争食，义士啊！”如果说，通过几年的敌后战争，群众知道了八路军是坚决抗日的队伍；那么，大饥荒中的同舟共济，更使老百姓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是爱民的政党，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患难见真情，从这以后，华北民众和共产党人的心彻底紧贴在一起了。

刘春雷是冀南的子弟。当初参军，他只是想着要保卫家园、保护亲人，现在，当他离开故乡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一位久经沙场的八路军干部了。他知道，在党领导下的每一个阵营、在八路军抗日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自己英勇献身的战场。

他想起前不久告别父母时的情形。当武工队离开刘家的时候，刘春雷已不能像十九岁那样洒脱地说出跩文的“戏词”，只能哽咽地请二老多多保重。刘家老太太照例是哭得说不出话来，刘老先生却说：“去吧，孩子。虽说忠孝不能双全，可我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打鬼子就是最大的孝。该保重的应该是你，打仗的时候处处小心点。孩子呀，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

“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这曾经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而如今，却又是多么难以办到的一件事。

离开冀南的时候，刘春雷忽然想到：当年在南宫县一起参加骑兵团的三十五位战友，现在连他在内，只剩下八个人了。

老八路

老严说：“你们要我买棉布，不知给什么票子？若是银元、老头票就能买到，若是别的钱恐怕不中。”舒处长知道他是去敌占区采购，当即表示钱不成问题，但他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办完事。

老严又问：“每尺布咱们出多少钱？”老舒处长回答：“随行就市，公平交易。你看着办就行了。”老严很高兴：“八路军这么相信我，兄弟我跑路子，一定不让你们吃亏。十五天后各位到我家来取货，那是绝不会失望的。”

过了半个月，老严真的把布匹弄到了漳河店。在他家结账的时候，舒处长又问老严一天给多少佣金，老严说：“我自己就免了。这位老夏，带了十个人，每人算两块，一天二十吧。”

老舒说：“你们很辛苦，一天二十五块。”

那位老夏顿时就和八路军亲热起来了：“早听说八路军公平和气，还真是这样。要是给别的军队买东西，不给钱还要挨骂呢。”

刘春雷、胡彦明就和老夏闲聊天：“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棉布呀？”

“从河南辉县。”

据老夏说，日本人在新乡有个会社，既推销他们的工业品，也收购当地的土特产。辉县有一个经营点，很多交易都在那里进行。闲聊中，老夏吹嘘这趟帮八路军贩布买卖合算，原因是日本人要集中资金去抢购粮食，棉布反倒比平时便宜多了。

“那里有粮食吗？”

“当然，鬼子仓库正收着哪……”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胡彦明立刻去找老舒处长。

“老舒处长，有粮食！”

“哪里有？！”

“河南辉县。”

“哦，那里是敌占区。粮食太贵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钱，咱们还不能抢吗！”

对于到辉县去抢粮食的事，老舒处长和刘春雷都觉得挺玄的。可胡彦明却很上心，回到根据地，他就急着去团部汇报这个情况。况政委说辉县离这里太远，先请示军区吧。

过了两天，陈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带来了军区首长的命令，说是决定由冀鲁豫军区去打辉县仓库，冀南这边派一个骑兵连配合。周排长传达完命令以后就不走了，留在骑兵团担任四连的副连长。

原来，为减轻根据地的粮食负担，冀南军区的司、政、供、卫机构实行了大规模的精简，卫生部只留下十多个人组成巡回医疗队，供应部则全部撤往太行山，在“四二九‘扫荡’”中曾经和骑兵并肩突围的军区特务团也撤销了。陈再道司令员还解散了自己的警卫部队，把周开树等人派遣到了骑兵团。

周开树外号“周二虎”，在冀南也算是个有名的人物，他十四岁参加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45年从骑兵团调到二十旅五十八团任营长，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

曾玉良团长带着一连去河南辉县“抢粮”，大家都满怀希望地等待收获。可过了几天，一连回来了，人马没少，却只带回来三袋粮食，垂头丧气的。

原来，辉县那边是敌占区，我们的政权在当地已无法活动。这次，冀鲁豫军区派了四个步兵连出击，骑兵连的任务是掩护。过铁路线的时候，部队被敌人发现了，立刻引来了日军机动部队，步兵部队连忙跳到路西去，骑兵连则按计划在路东骚扰掩护。可是，由于路西是太行山方向，敌人似乎认定了过铁路的是太岳军区的部队，所以不受骑兵的吸引，始终咬着往西面追。骑兵一连只好又绕到路西去接应，除了发现一些被丢弃的大车，没有联系上步兵部队。再往西走就是山地了，那里对骑兵的运动不利。曾团长觉得在摸不清情况的条件下不能盲动，就带着队伍回来了。

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乡公所，骑兵一连顺手就把那里端了，没想到还找到了几袋粮食。胡彦明美滋滋地告诉大刘，那乡公所可能是正在等着招待什么人，准备了三大桌酒席摆在屋里，有鸡有肉，还没有动筷子，结果都便宜了八路军。大刘问：“都有些什么菜？”胡彦明想了半天才说：“不知道，还没看清楚就全进肚子了。”……不过，这已经够羡慕死其他人了——跑了三百里，混了顿好伙食，值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