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抗日历程：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老八路

第二十二章血战双村营


1944年，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担任司令员，黄敬任政委，骑兵团所在的四分区也改称为第九军分区。

新军区成立以后，供给部给骑兵们打造了新马刀，刀身是日本样式；刀鞘是供给部部长傅家选（开国少将）亲自设计的，既合用又美观，战士们高兴极了。

5月份，冀鲁豫各部队开展“整风运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思想。团参谋长王玉珂、参谋张玉臣、李华珍、边乔以及三连长、五连长等十多名连以上干部到太行山参加政治培训，骑兵团的各连队分散驻扎在河南滑县的几个村镇里，在团长兼政委况玉纯的带领下搞整风学习。

就在这时候，一股伪军突然窜入九分区的根据地。伪孙殿英新五军暂八师的一个营占据了双村营①，蛮横驱逐居民，把民房改建成据点。九分区张国华政委随即命令二十一团出击，消灭掉这股敌人。

按道理，这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攻坚战。当时，日军正集中兵力实施豫中战役，而孙殿英的其他部队还远在浚县和汤阴，只有这么个前锋营孤军深入我根据地腹地。由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团去打一支立足未稳的伪军营，九分区上上下下都认为这一仗的问题不大。

但是，意外的情况却影响了战局。

进驻双村营的这支部队属于伪二十二团，号称是孙殿英的王牌部队，兵力足，武器好，意志顽固，战斗力较强。伪营长杨芝仑是副军长杨明卿的亲儿子、孙殿英的干儿子，素有“新五军猛将”之称，是“孙大麻子”的宝贝疙瘩。

6月20日白天，一位参加过支前会议的地方干部违反保密纪律，携带会议记录到游击区办事，结果被敌人杀害，随身物品也被搜走。孙殿英在得知我军的作战部署后，立刻命令浚县的暂八师各部驰援双村营。日军的一个炮兵小队也携带两门步兵炮前来增援。

5月20号夜里，刘春雷听见通讯员在外面喊：“紧急集合！团部命令，快到双村营去打阻击！”

当时，二连的驻地在高平集①，距离双村营大约三十公里。大家快马加鞭奔赴战场。刘排长一边跑一边心里犯嘀咕：“伪军夜间长途增援，真是少见，别是二十一团搞错了吧？”

到达离双村营不远的付集，况团长站在路口，通知部队把“马桩”设在这里。政治部主任李庭桂也抓紧时机进行战前动员：“同志们，一连已经上去了，表现得很好。大家要发挥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作风，坚守阵地……”正说着，一连连长廖振美的遗体被抬了下来。

一连和团部驻在一起，因此是最先到达指定位置的。他们顺着道沟摸黑往前走，心里却也不大相信伪军会在夜间搞长途驰援。

道沟里有些积水，挺滑。一位姓康的班长走在最前头，走着走着突然大叫一声坐在了地上。廖连长跑上去问怎么了，回答说是踩到了一只蛤蟆，惹得大伙都笑。副指导员王克说：“要不我陪你走前面吧。”走没多远，康班长又是一声大叫，王克紧跑几步想去扶他，却也跟着惨叫一声。战士们都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有回答。连长廖振美有经验，立刻掏出驳壳枪朝前面猛打，大家这才明白两人是被敌人刺刀给捅了。

夜间遭遇战，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情况。一场混战下来，八路军把敌人打了回去，还缴获了一挺意大利造花眼机枪，可一连也伤亡了三十多人，其中就包括他们的连长。廖振美是接替万怀臣担任一连长的。由于是在黑暗中，没有人看清他牺牲的过程，但可以肯定，他是与敌人肉搏到了最后一刻的。

一连的重伤号陆续抬往绷带所，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二连留下部分人“守马桩”，其他人立即上前线。就在这时候，一群战马疾驰而来。跑在前头的是九分区的参谋长胡乃超。他弯腰向况团长问了几句话，就打马接着奔往双村营。胡乃超参谋长是二十一团的老团长，他是紧急从昆吾赶过来指挥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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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现象，老八路冲锋时，起先也都是干部们带头上；可跑了一阵，在前面的多半就都是战士了。这是因为干部要观察环境进行指挥，老兵们遇到情况会本能地做躲避保护动作，都会改变冲击速度，而越是新兵越是一根筋地往上冲。新兵不会借助地形掩护，你还不能随便喊他。万一提醒的时机不对，他就站在那里了，反而更容易死。

一支部队能不能打，关键看班、排、连三级干部的水平。地方团队的经验不足，基层干部控制能力弱一些，就只能更多地发挥示范作用。冲锋前，先指定一个目标，跑到位置就算完成任务。冲锋号一响，干部们举着手榴弹跑在最前头，腰都不弯一下，给后面跟着的战士当榜样。这样一来，部队的作风硬朗了，但基层指挥员的伤亡也特别大。

追击的时候，老八路都尽量采取平行追击或捷径超越追击，因为这样既可以实施火力压制，也不容易遭到后卫阻击。可土八路偏喜欢尾随追击，在宽阔的平原上撵着敌人屁股到处赶，遇到阻击不在乎，甚至几个人追到敌人人群中去了也不害怕，勇敢极了。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是尾随追击更容易缴获战利品。一路追一路捡“洋落”，越追兴趣越大。上级虽然多次指出单纯使用尾追战术，动作迟缓，总体上不利于战局，但有些部队就是不愿意改。现在想起来，那些所谓“两头冒尖”的部队，其实也就是沿袭了土八路的习惯。

在山东魏楼黄河大堤打击侯镜如的九十二军，骑兵们打扫战场时捡到一个机枪架子，却总找不到其他部件，正觉得奇怪。万怀臣说：“不用问，肯定是地方部队干的事。”把枪架子送过去，果然，是他们的两个战士发现了一挺高平两用机枪，自己搬不动，又不愿意别人拿走，就把枪拆散，光把枪管子扛上接着追，别的就不要了。结果，导致这把枪的零件始终也找不齐，最后还是没法用。

战场撤退的时候，老八路能熟练使用行进交替掩护或者后卫阻击掩护战术，像骑兵团这样的部队，事先通知好大集合地点和小集合地点，一般都能顺利地撤下来。而地方部队在不利情况下撤退，就不大注意相互掩护，比较容易分散，因此经常需要设置撤退拦阻线。

1943年9月，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在山东曹县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其实，开始的时候敌人兵力并不多，而跟随朱程行动的除了军分区直属机关，还有民一团五个连以及一个骑兵连，如果不慌乱，应该能够撤得下来。可是，朱程司令员率领后卫进行阻击，先撤出来的连队却不懂得交替掩护，一个劲地跑，结果就散了，骑兵连突围后也不作逆袭干扰，人马全部跑乱。朱程被闻讯赶来的日军快速部队堵在王厂村，守着一个土围子苦战八个小时，没能支撑到天黑就牺牲了。

冀鲁豫部队军事素质的真正提高，还要等到1946年大练兵以后，这之前的正规化水平都不高。

别的不说，抗日战争，好多人都弄不清参谋长到底是干什么的。依照大家的观察，平时行军吧，参谋长管着大行李，而军旗是跟大行李队在一起的，这参谋长就像是个掌旗官；打仗的时候，团长、政委都跑到前面去了，指挥部里留一个人，这参谋长又像是个守电话的；晚上，别的领导都休息了，参谋长四下里检查警戒情况，却正像是个放游动哨的。

主力部队好歹还有个参谋长，土八路部队里有许多根本就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经过1946年大练兵，大家才知道参谋长需要操心的事情也挺多的，这才又有了副参谋长。

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就是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老八路

举典型说：

一是时间观念不强。这一点在部队行军时就能看出来，老八路经常长距离行动，都知道走路就是打仗，不仅卡着时间往前赶，也懂得要节省体力，所以队伍走得既整齐又安静；而土八路往常总是在家门口打转，走哪歇哪，无所谓惯了，行军起来喊号子、唱歌、打快板，热闹非凡。可正规战是要长途行军的，走远了就散架，掉队的、走错地方的特别多。并且，这些土八路报告个时间也经常是“晌午”、“下午”的说个大概，没有几点几分的概念。不过，话说回来了，他们也缺手表。

二是爱瞎咋呼，乱报告情况。一看见汽车就喊鬼子来了，既弄不清敌人的来路，也不侦察其种类和数量，瞎估计，“三百”、“五百”地乱说。有一次，新四路（这是一支受共产党改编的地方武装）和敌军接触，刚一交火，迎面飞过来一炮，就咋呼说“敌人有炮队，是大部队”，立马就撤退，结果战斗伤亡才三人，匆忙过河却淹死二十多个。由于情况来得太突然，牵动得军区机关都准备转移，紧急派骑兵团驰援阻击，才发现那不过是从浚县出来的一个“清乡”分队。所谓“炮队”也只是几个掷弹筒而已，被骑兵们几马刀就砍回家了。

对上级乱咋呼，对友邻却不联络。比如，本来协同作战中二梯队应该主动保持与一梯队的联系，特别是夜间作战更要缩短距离，因为二梯队不是预备队，要把握时机、扩大战果。可经常是，老八路攻坚，好不容易冲上去了，土八路在后面欢呼却不及时跟进，结果遇到敌人反冲锋，大家又都被打回来，白辛苦一场。

再比如，不打招呼就自动转移、放弃阵地。老八路打仗，发现有利地形一定会抢先抢占以防万一，没有命令不会放弃。可土八路游击惯了，不喜欢守窝，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跑，想冲就冲，想撤就撤，也不打个招呼。1944年双村营战斗中，南面的村子里本来有一个连队协助防守，可他们看见主战场上情形惨烈，觉得自己没事干不合适，就自动转移阵地参战。结果敌人援军趁机跑过去架起几挺机枪，骑兵团的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在沟里动弹不了。

一般，运动战采取横宽队形，阵地战采取纵深队形，必须有秩序、有组织。严格遵守战斗分界线，才能够有利于战场观察判断，实现配合夹击。土八路单独守一个阵地还行，可就是对分界线什么的满不在乎。在滑县焦虎集，鬼子炮弹把柴草打着了，引起好大的烟雾。有人打了几个喷嚏，地方部队就嚷嚷“鬼子放毒气”了，一会儿上风口一会儿下风口地躲，带动着民兵也瞎跑，冲乱了友邻阵地。

还有一次，打伪四十六师师部，骑兵团忙活了一晚上，好不容易进入了预设阵地。敌人的尖兵刚靠近，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几个游击队的战士，“噼啪”打了几枪就扬长而去，伪军立刻就往据点里缩。骑兵的伏击部队和迂回包抄部队都来不及动作，紧赶狂追才截住了两辆大车，其中一辆满载着雨衣，另一辆运着两台抽水机。况玉纯气急了，派人把大车和物资都给游击队送去，当做给他们的战利品。他们队长被臊得受不了，就找到越界捣乱的冒失鬼，罚这几个小子在操场上站着，穿着雨衣晒太阳。

其实，索庄战斗中，大鹏在小索庄抓的那九十多个俘虏也是越界收获，应该归二十一团的战果才对。当时大鹏不懂这个，人家二十一团看他是个小孩也没计较，反而帮着他送到大索庄这边来了。曾玉良团长知道了情况赶紧又把人和枪都还回去，于是二十一团那边又替大鹏请了个功。这就是老八路的做派，多少讲究点面子，要是换了土八路就不管这些了。

老八路总是自豪地说：“咱是老资格部队嘛，轻易不越界。即使越界也是看你有困难了主动帮助你，那些看见小便宜就往上抢的，都是土八路、新部队，没见过世面。”

说起来，土八路作战的勇敢精神一点也不比老八路差。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战士觉悟高、立功的愿望迫切，一听到冲锋号令就嗷嗷叫，挺着身子往前跑，比老部队的动作还要快。

老八路

土八路是地方部队，老八路当然就是野战主力。其实，大家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也不指望蒋介石政府授衔、发饷，番号是什么倒也无所谓。可是，打仗的时候，这老的和土的有什么不同呢？

要说差别，首先是部队的作战任务有所不同。野战部队的任务是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歼敌。因此，老八路就避免和日军进行无谓的接触，经常采取大范围机动，适时跳到外线寻找有利战机；而地方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依靠根据地与敌周旋，这就使得他们必须经常处于内线与敌人保持接触。所以，土八路的作战与民兵的联系更为紧密，如果不能有效地袭扰敌交通线，内线作战就会极为疲劳和被动，时常有被合击的危险。

在战术原则上，老八路强调集中力量作战，而土八路则经常需要分散突围和游击，因此他们的大行李很少，也几乎没有重武器。在战争中，日军总希望捕捉到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决战，而每当这时候，地方部队就缠住他们进行袭扰。敌人若是搜索还击土八路，老八路就机动走了；若不还击，又被敲打得挺难受。小鬼子有劲使不上，对土八路真是十分头痛，不胜烦恼。

其实，土八路和老八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八路军就多次精简野战部队，充实地方武装。比如大青山、冀东等地，由于环境恶劣，难以实施外线作战，就干脆完全取消了野战部队，大家都当土八路去了。

在游击战争中，土八路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老八路。骑兵团和地方武装配合，最经常的是破袭作战，比方说，破铁路——老八路守在交通要道上警戒和打援；土八路就负责把附近的车站或者据点围困住，虽然一般都攻克不了，但只要围着打枪，吓唬住敌人不让出来就行了；民兵拆铁轨，其他的老百姓就去扛东西。正太路是小铁轨，好办，七八个人就能抬走一根；而平汉路是大铁轨，十几个人也难以搬动，只好烧掉。那铁路的设计倒也科学合理，下面的枕木架起来点燃刚好能够把上头的铁轨烧红，民兵们拿大铁锤砸几下就敲弯了，一点儿也不费事。如果敌人援军来了，老百姓就撤退，八路军死多少人也得顶住，坚决不能让群众吃亏。这不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1943年下半年以后，日军的“扫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无力，根据地建设发展很快，八路军的作战样式也随之有所改变，以前的破袭骚扰转为了拔点攻坚战，地方部队也就经常参加大规模作战。土八路和老八路一起打正规战，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土八路的枪法不准，远射是浪费弹药，只能抵近射击。一般打上三枪左右，敌人就差不多到面前了，所以又叫“三枪八路”（电影里的董存瑞打阻击，能把子弹全放完，说明他执行的是老八路的标准）。1944年，骑兵团配合十一分区在湖西作战，看见一个鬼子兵抱着个电话机跑过直属团的阵地。土八路那边四十多杆枪“噼噼啪啪”响了好一阵，人家居然安然无恙地回到据点里去了，把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气得脸发青。

其次，土八路不大懂得利用地形地物。野战的时候喜欢往开阔地上跑，冲进村镇后又爱站在房沿边上东张西望，被别人一打一个准。

再就是夜战动作不熟练。晚上找不到目标，经常自己打自己。一个夜间穿插下来，营长找不到连，连长找不到排，战士全跑乱了。连通讯员都转迷糊了，见人就问：“看见我们团长在哪儿吗？”有一次骑兵团早晨集中，行李队发现多出来一匹马，原来是那边的土八路在路上打瞌睡，战马跑到骑兵团这边来了都不知道……不要以为八路军都是天生的夜精灵，夜战是最考验部队的组织能力的，不经过磨炼，没有严格的战术纪律，就不会有过硬的夜猫子部队。七八个人走夜路和成百上千号人搞夜间穿插作战，绝对是两码事。

前面这些，大都是由于训练不足所反映出来的缺点，土八路集中整训的机会少，可以理解，多练练就提高了。但有类毛病却难改，打游击的时间长了，无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带上一种游击习气，即使变成了正规野战军，不下大力气也改不过来。

老八路

三连冲进据点占住两个角，就再也攻不动了。孙步月的卫队是他收买的一群亡命徒，特别凶悍，守住院子作困兽之斗。双方子弹飞来飞去，手榴弹也扔过来扔过去。我军的手榴弹是土造的，而伪军用的好像也不是正规产品，丢在地上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

打了一阵，先是三连长吕兆清受伤了，曾团长就顶到了第一线，和三连指导员赵有金在一起。

赵有金身材高大，力气足，投弹技术也好，能把手榴弹准确地甩到敌人的院落中。渐渐地，敌人也发觉这情况了，就找了几个人和他对投。对方有颗手榴弹落在地上，赵指导员捡起来准备扔回去，可动作慢了点，还在他手上就炸了，赵有金当场牺牲。接着，敌人又投来几颗手榴弹，曾玉良团长腹部中弹，很快就不行了。

一连长万怀臣、指导员张生义跑步去见团长。曾玉良听说游击支队还没有消息，就说：“来不及了，敌人增援快要到了。”随即命令部队立刻撤退，还对张生义说：“这次仗打得不好，部队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要做好思想工作。”

一个小时后，红军干部、久经沙场的八路军战将、年仅二十九岁的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牺牲了。

由于当时部队正受到日军尾随追击，战士们只好把团长就地掩埋了。直到1944年，骑兵团才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才把曾玉良的遗体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的万古集烈士陵园。

1943年9月，骑兵团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曾玉良、赵有金等烈士，军区、政府机关、地方群众代表都来了。在会上，况玉纯政委哭得念不成悼词，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

四分区赵承金司令员随后宣布，况玉纯政委兼任骑兵团团长，原一连长万怀臣升任副团长。

过了不久，刘春雷送一批纸张到滑县去。当时，四分区的《先锋报》报社在滑县，各种宣传材料也在这里印刷，所以缴获了油墨纸张都往这里送。地方干部很热情，把刘春雷安排在县委招待所。这儿是个财主大院，有汽油发电机，还有电灯，亮堂堂的，把大刘兴奋得睡不着觉。

这家财主可不简单，两个少爷聂真、聂元昂都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当然，他俩还有个妹妹叫聂元梓，后来的名气好像更大一些。

晚上，四地委宣传部部长赵紫阳也来了，他询问了后张楼战斗的情况，并立刻起草文章声讨孙步月，说大汉奸又欠下了抗日军民的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报仇。

的确，孙步月的罪行使沙区人民愤恨不已。不过，客观地讲，后张楼一仗也确实打得不好，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损失了团长。上级指出其中的教训在于：一、战前对敌情地形侦察不够，打了“无准备之仗”，导致进攻路线选择不适当，使部队在接敌运动中为障碍地所阻绝；二、战斗中的指挥位置选择不当。

指挥员“不遵守指挥位置原则”是八路军部队的老毛病了，批评了多少回也不管用。从这以后，军区明确规定，营一级单位实施战场外追击要有命令，团级单位作战要设指挥所。还规定了指挥所里要有观察哨、参谋室、通讯站。

刘春雷他们这些基层干部也集中起来学习旗语。原来光看见日本鬼子打手旗，现在咱们骑兵团也会了。

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是在战斗中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力部队如此，地方团队也是如此。比如沙窝战斗中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的游击支队，后来编为八路军五分区十四团，1945年在收复菏泽的战斗中立下大功，可在1943年，他们还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

土八路也是八路军。之所以说是八路军，是因为他们受八路军领导，有部队番号，可以穿军装、征收军粮；而说是“土”的，则是因为他们尚没有进入正规的战区部队序列。按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地方政权守土有责，可以颁发纵队、支队、独立团之类的番号，算做是地方部队，但只能在当地活动，出那个地盘就不认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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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二排长”也是在救火时受的伤，被大刘笑毛了，不高兴地说：“有啥好笑的？要不是为了救火，你们也打不进村子。”并且还说他当初打台儿庄战役，守阵地三天三夜不睡觉……刘春雷反问道：“你这么能打，怎么还当了汉奸？”那家伙就不吭声了。

没多久，担架队来了，把伤员们往后方抬。过道沟的时候，担架突然垮了，一家伙把刘春雷从坡顶甩到沟底。脑袋摔破了，轻伤变成了重伤。卫生员赶紧跑过来抢救，后勤队队长也气得直骂。

原来，这两个担架员为了图轻便，找了根细木棒子当抬杠，可搬运的战利品又太多太重，走路一晃悠，担架杠子就断了。

那时候，八路军打仗清理战场，除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资料必须由部队收缴以外，也允许战勤民夫拾捡衣物、粮秣之类的战利品，算是物质鼓励。

地方不同，担架员的性格也不大一样。河北人爱面子，一般先把战利品集中起来，搞个评比，戴上大红花再把东西领回去，弄得挺复杂的；山东老乡胆子大，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就在后面剥衣服翻口袋，搞急了还和八路军一起往上冲；河南的老百姓会过日子，看到什么东西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想扛，家具、农具、锅碗瓢盆，连门板都敢拆了搬回家。

当然，凡事也不绝对，哪个地方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人。南李庄战斗后，李树茂受伤昏迷躺在担架上，怀表和自来水笔都被人摘走，这就有些过分了。不过也总有手脚笨的老实人，转悠了半天，什么玩意儿也没捡到，怪可怜的，八路军也就酌情分给他们一点，安慰情绪。

比如大索庄战斗，部队伤亡小，担架队没事干，就漫山遍野去捡东西。有个姓傅的老头啥也没找到，很不情愿，骑兵团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摆出来让他挑。傅老头选了个洗脸盆子，满意极了。没想到过几天，这老头背着两百斤电线到部队来还人情，原来他和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去砍了鬼子的电线杆子，真够不要命的。

部队上报的缴获清单中，被服、布匹、粮油和生活用品的数量一般都不如实写，因为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能有战利品的，需要留出余额以备战勤。手榴弹和子弹也要留出一部分支援民兵，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硬通货。说到底，咱们八路军总不好意思让民兵同志白帮忙吧。

沙窝战斗后，骑兵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况玉纯政委的带领下配合四分区部队打焦虎集，歼灭了伪二十七军杜淑的独一旅；另一部分由曾玉良团长率领，参加“鲁西南反顽战役”。

这些战斗，刘春雷因伤没有参加。在医院，他先是听说冀鲁豫军区七团团长和十一团政委先后阵亡。接着，竟又传来噩耗：骑兵团的团长曾玉良也牺牲了。

8月中旬，鲁西南战役已接近尾声。曾玉良团长得到个情报：恶霸汉奸孙步月给鬼子送慰劳品，正住在曹县的后张楼据点。曾团长恨透了这个残害沙区百姓的大坏蛋，立刻向上级要求攻打后张楼，除掉孙步月。

上级决定从骑兵团抽两个连，再调派五分区游击支队（王道平支队）一起去打后张楼。游击支队有四百人左右，熟悉地形，两股力量合起来打下一个据点应该没问题。于是曾玉良亲自带领一、三连出动了。

骑兵按时间到达指定地点，等了好久也不见游击支队到来。这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后张楼据点里有人马出来了。大家不知道那里面会不会有孙步月，都很着急。曾团长远远地观察，觉得后张楼据点是建在坡地上的几座高房大院，如果趁敌不备实施骑兵突袭，应该可以拿下。于是决定乘马直接冲进后张楼，一举夺取据点。

命令下达，一、三连立即出击。骑兵们冲到跟前才发现，地埂上长满了十多厘米高的红柳茬子，像刀子一样插在地上，乘马根本无法接近。两个连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人马都有伤亡，只好由一连“守马桩”，三连下马徒步攻击。

敌人关上了寨门，据点在五六米高的坡上，那土坡就像墙一样陡。三连的战士挖脚窝搭人梯往上爬，伤亡不小。曾团长说：“一定要打进去，占住一个角，游击支队到来就有办法了。”一连看见情况紧急，主动派出一个排支援，打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冲进了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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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曾团长牺牲了


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咬牙坚持着，国民党军队却坚持不下去了。

19４３年５月，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河南的陵川地区叛变投敌。他们当了伪军，番号不变，只不过把“国民革命军”的招牌换成了“和平建国军”，下辖第四十军、二十七军和新五军。

从1941年到1943年，国民党大批高级将领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纷纷叛国投敌，这也是汪伪“和平军”高速扩张的时期。如果说1941年以前八路军面对的敌人是日军多伪军少，1941年、1942年间是鬼子汉奸各占一半，那么，1942年以后的伪军数量就急剧增加，远远超过了日本鬼子。从那以后，日军越打越少，伪军却越打越多，到了1944年，冀鲁豫根据地当面的敌人，伪军居然是日军的十二倍！

国军变成了伪军，唯一不变的宗旨是“反共”。抗战期间，汪伪“和平军”加上“华北绥靖总署”的治安军，总数超过了一百万。这些伪军基本上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几乎把全部的力量都用于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和国民党顽固派沆瀣一气，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挑衅的矛头指向了共产党。6月，胡宗南部向陕甘宁根据地进攻，掀起了新一轮反共高潮。这使得国共两党的关系再度恶化起来。6月底，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在李仙洲的指挥下，经冀鲁豫边区的单县、曹县，向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方向攻击前进。与此同时，已投靠日伪的庞炳勋伪第二十四集团军也向冀鲁豫根据地开来，军区立刻下达作战命令：“坚决阻击。截住庞炳勋，顶住李仙洲。”

骑兵团首先打击的是伪四十军三十九师，这是庞炳勋看家的老底子。

在战前的动员会上，领导再三强调，庞炳勋是历次反共摩擦的急先锋，现在又当了汉奸，是个双料大坏蛋。战士们群情激愤，个个都想杀敌立功。

7月2日，骑兵团奔袭东明县沙窝村，攻击三十九师特务营。

一大早，沙窝的敌人正在村口列队，准备出发，完全没有想到骑兵会突然打过来，惊慌之下，纷纷往村里撤。于是，冲在最前面的骑兵四连追着敌人就杀进了村里，其他人在曾团长的带领下也趁乱跟了进去。

当时村里面混乱极了，骑兵们抡着马刀砍，把膀子都甩木了。伪军们有的往屋里钻，有的就顺着道路跑。刘春雷听见连长在不断地提醒：“一路杀过去，不要往胡同里追。”胡同里的空间太小，战马转不开，骑兵容易吃亏。

从东口杀到西口，正准备再杀回去，发现敌人开始往街上丢手榴弹。团长喊着：“开枪压住房顶，大家出村去！”大家就退了出来，把村子围住了。

出来了才发现村子里面着火了。7月份，正是干燥的时候，不一会儿就火势冲天，还引起了爆炸。骑兵们守在村子外面，敌人几次冲出来都被打了回去。八路军战士不停地向伪军们喊话：“快缴枪！投降了就让你们出来。”“快点投降，我们帮着救火啊！”“都是中国人，别害了老百姓呀！”……这么喊了好一阵，敌人投降了。

在沙窝村，刘春雷再次负伤。不过，这次不是被枪弹打的。

伪军投降后，八路军就冲进村里，分派一些人收缴武器，大部分战士都去救火。大刘正在一户人家的厢房里忙着泼水，旁边的牲口棚子烧起来了。有个稀里糊涂的“二百五”就想用手榴弹把火炸灭。“轰隆”一声，牲口棚没动静，厢房却被震垮了，把救火的人全埋在里面。刘春雷的肩膀和手脚都受了伤，被抬了出来。

伤员们在村外的空地上等担架。大刘看见身边躺着一位，熏得黑糊糊的，认不出是谁，就问：“你是哪位啊？”那位回答说：“二连二排长。”

咦？不对呀！刘春雷心说，二连二排长应该是我自己呀，到底是他被烧糊涂了还是我糊涂了？

仔细一想，明白了，呵呵地笑了起来——敢情这位是三十九师特务营的二连二排长。当时，三十九师虽然当了伪军，穿的还是原来西北军的军服，被火一熏，看上去就和八路军的打扮差不多。

老八路

冷风哪，扑上脸！浪花哪，打进船！

咳哟！咳哟……

伙伴哪，睁开眼！舵手哪，把住腕！

当心哪，别偷懒！拼命哪，莫胆寒！

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

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

咳哟！咳哟……

紧张激情的混声交错响起，在场所有人的面孔都涨得通红，无论是干部战士还是老百姓，全都被高亢的战斗呐喊震撼得泪流满面。

整整四五天，骑兵们的耳边都萦绕着这激昂的曲调，从此，刘春雷就坚定地认为：《黄河大合唱》是全世界写得最好的歌曲。

八路军的大生产活动是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进行的。1943年，日伪在华北地区建立了密集的封锁线，仅在冀鲁豫边区就有据点一千零九十八个、封锁沟七百公里，把广大的乡村分割成无数的小块。

与八路军相对峙的，除了日伪军，还有国民党顽固派、地方封建势力以及见谁打谁的土匪。敌我势力犬牙交错，一些地方名义上有共产党的政府，实际我们只掌握了方圆几公里的地盘，被戏称为“一枪打穿根据地”。这些地方没有防御纵深，主力部队待不住，地方干部办事要化装，运送物资要武装护卫，骑兵团就经常充当保镖队、救援队，在敌后来回穿插。

1943年，骑兵多次担任护送任务，从没有出过事。

年底的一天，二连奉命护送一位干部过平汉路。以往，这种任务骑兵们干得多了，最多也就是出动一个排，这次却显得格外慎重，不仅全连出动，而且还由作战参谋李华珍带队。到了集合地点一看，整个护送队有穿便衣的，有穿军装的，加起来起码有一个营，把刘春雷他们吓了一跳，心说这一定是个不得了的大干部。跑去问李华珍，他还保密不肯说，直到任务完成回来才悄悄告诉二连长张起旺：那是新四军的陈毅军长，要到延安去开会。

当时，根据地实施精兵简政，机关规模缩小，有些部队的团部都被撤销了。干部们也进行了分流，有的转移去后方大根据地，学习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的知识，为将来的反攻做准备，所以被称为“反攻干部”；有的就留在敌后游击区坚持斗争，就叫“咬牙干部”。

骑兵团既要护送“反攻干部”安全过路，也要协助“咬牙干部”坚持斗争。

9月里的一天，五分区朱程司令员在山东曹县遭到日军合围，正在执行任务的骑兵二连得知情况，紧急前去救援。

刘春雷他们赶到曹县附近，五分区的部队已经被打散了，一路上不时能遇到蓬头垢面、满身血迹的伤员。骑兵们设置撤退拦阻线，收容了不少民军第一团的失散人员。据他们说，当天上午，民一团团长桑玉山、副政委何楚雄牺牲了，朱程司令员和鲁西南专署专员袁复荣、五分区政治部主任（兼民一团政委）魏明伦等人都被鬼子的快速部队包围，情况不明。

所谓“快速部队”就是日军骑兵第四旅团，他们专门在大“扫荡”中追击八路军的指挥机关。这时候天色已晚，骑兵二连转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打听到五分区机关的下落。第二天，遇到五分区骑兵连的指导员，他亲眼看到朱程和警卫员被打死在王厂村，袁复荣专员和魏明伦政委也同时牺牲了。

朱程是华北民军的抗日领袖，他先前是四分区的副司令员，刚调到五分区不久。朱程的日语水平很好，作战时常听见他向日本人喊话，四分区缴获了日军的文件也送去给他看。他的牺牲对冀鲁豫抗日战场的震动很大。刘春雷他们也感到非常懊悔。骑兵们觉得，如果当时的行动再快一点、情报再准确一点，没准就可以把五分区和鲁西南专署的领导救出来了。

朱程和袁复荣牺牲以后，曹县青集镇一带改名叫复程县。七分区政委赵基梅（1947年牺牲）接任五分区司令员，主力部队也加大了对五分区的支援。

158 ① 井店集：今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

老八路

汉奸孙步月是豫北一带的大地主，挂过“千顷牌”。他不仅帮着鬼子杀戮抢劫，还把沙区的枣树都砍了，把木料拉走修据点，其他的就放火烧掉，以此断绝群众的生活来源，逼迫人们搬走。汉奸的手段和鬼子一样的毒辣疯狂，灾区的许多老百姓一听见孙步月的名字就发抖。

自然灾害和敌人的抢劫使得当地粮食断绝，大屠杀又使得许多村落成为了废墟。大批群众被迫外出逃荒，留下的老人和孩子身体虚弱，大多冻饿而死。昔日繁华的乡村，如今到处是残垣断壁，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如果不及时把春耕春播搞好，沙区也许就真的就要变成了“无人区”了。

日军的罪行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惨不忍睹的现状胜过了千百次思想教育。骑兵团战士们的拳头捏紧了，满腔的激愤化成了无穷的力量，也化成了战天斗地的实际行动。所有的人，原先软弱的想法消失了，埋怨的情绪消失了，动摇的思想消失了。大家都明白，如果不坚强地战斗下去，就会当亡国奴，就会有沙区百姓一样的悲剧再重演。

《铁骑报》连续发出了动员号召，曾玉良团长说的是“洒尽全身血，还有硬骨头，拼死和日寇干到底”，况玉纯政委提出“变沙区为绿色原野”。政治处把标语写在了墙上——打仗勇敢杀日寇，生产勤劳救群众！

部队分散到了各代耕点。“无人区”赤地一片，满目凄凉，战士们先要清除杂草和灰土，还要清理床边屋角无人掩埋的尸骨残骸。尸体大多腐败了，有的尸骸已经风化剥落了，认不出模样来。工作没多久就有人病倒了，一检查才发现是霍乱。上级赶紧设置疫情观察哨，还送来了大批烧酒到处喷洒。

骑兵们打扫卫生、掩埋尸首、分发粮食、修理房屋，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把军粮支援给群众以后，战士们自己就挖野菜、吃树皮。由于先前敌人把死尸塞到井里，上面压上磨盘，使得生活用水遭到污染，所以吃水饮马也都要另建设施……这么忙碌了十多天，才开始耕种。

团里规定，每人每天耕种一亩地，但干部和党员都纷纷给自己加任务。政治处也开展了“看谁耕地多，看谁贡献大”的竞赛活动。刘春雷原先在家里时并没有种过地，团里像他这样的战士也不少，可大家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拼命干活。每天，各班留一人挖野菜、准备饭食，其他的人则牵马下地，早出晚归抢种粮食。

为了保护战马，人和马一起拉犁；那些有战伤的干部战士，自动结成小组互相鼓励。每个人手上都打起了大血泡，每天都有同志因饥饿劳累晕倒在地里，但谁都没有怨言，依然你追我赶地进行生产。三连指导员赵有金（1943年牺牲）每天能耕两亩地，被评为模范；团长曾玉良天黑了还在地里忙活，被称为“铁汉”，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经过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沙区的耕地补种上了粮食。外出逃荒的群众也陆续回来了。看见黄沙一片的荒地又蒙上了绿色，老百姓抱着八路军战士激动得直哭。地方政权组织也重新恢复起来，沙区的村庄又重新呈现出了生机。

在沙区，刘春雷第一次听到了《黄河大合唱》。

当时，边区行署的干部也到灾区参加生产劳动。傍晚收工的时候，宣传队的十多个男女排队站在村口，没带锣鼓乐器也没穿戏服，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准备要干什么。反正周围已经聚集着许多围观的战士和群众，大刘也就挤在人群里看热闹。

队列里，一个戴眼镜的青年走出来，用浑厚响亮的嗓音向大家发问：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听见这深情的吟诵，喧闹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刘春雷只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被揪紧了。

咳哟！

咳哟！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乌云哪，遮满天！波涛哪，高如山！

老八路

在冀鲁豫军区的这次会议上，党委书记黄敬向骑兵团传达了一个新任务：到沙区去帮老百姓种地。原来，由于旱灾，许多老百姓都丢下土地逃荒去了，为了不耽误春耕，军区要派部队去参加生产救灾，帮群众补种庄稼。

黄敬书记告诉况玉纯：“执行任务之前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犁地是要伤战马的。我在冀中工作时有体会，伤了马战士们可想不通了，是要哭鼻子的，难办啊！”

况玉纯政委当即表示：“豁上一个连的马也要完成生产任务。”

其他人都没接嘴。黄敬书记见状也挺明白，笑笑说：“任务要完成，也要做好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是在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反对单纯依赖上级的错误思想，同时号召全体同志爱护病号、爱护身体、爱护马匹，加强生活管理，克服认为参加生产是“额外负担”的情绪。

至于犁地伤害战马，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只有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点。

骑兵团的代耕地在内黄县的沙区。所谓“沙区”，就是黄河改道后的故道。这里早已没有了滔滔河水，四周只剩下些大大小小的沙丘。听领导说沙区原来是群众基础很好的根据地，并且盛产花生和大枣，可战士们一路上只觉得人烟稀少，看不到有什么粮食作物。

部队出发前，准备了几大车粮食。马匹和战士的食物一样，全是黑豆。

黑豆这东西，虽说是杂粮，可比不了小米，也不如山药蛋和荞麦面，唯一的好处是个“懒庄稼”，种下去就不用管，收获起来一大堆，兵荒马乱的年月里种它挺合适。

黑豆一般是用来喂牲口的，在平常，即使最穷的人家也不会拿它当正经粮食。刘春雷当兵以前是开豆腐坊的，见到的豆子多了，可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要吃黑豆。这玩意儿炒着吃，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下锅一煮，出来的是黑红色的稀汤，气味难闻，本来饿得很，可一闻到那味道就猛反胃，简直吞不下去。

去沙区的路上，刘春雷担任收容后卫，远离大部队慢腾腾地走着。这时候，路边岔道上过来两个生意人，边走边开心地说着话。年纪大的那人带着顶礼帽；年轻的那位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穿着小褂。两人干净整洁，见人就热情地打招呼。这让大刘想起了自己在石家庄饭馆里当伙计时的情景。“如果不打仗，现在自己也在跑买卖了吧，也许成家了吧。……”一时间，他对战争前的安宁岁月充满了温馨的回忆，眼泪差点掉下来。

到沙区去的路越走越荒凉，部队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以往行军是为了打仗，大家对周围的景致并不在意；而这次是去搞生产，战士们对地理条件就比较关心。走着走着，四边全是荒地了，看不见路人。大风刮起，沙砾打在脸上一阵阵生痛，连眼睛都睁不开，大家于是愈加烦躁起来。

领导们也觉得气氛不对，一个劲地鼓动打气，可效果并不大。

到最后，大家都是阴沉着脸赶路。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了沙区中心的井店集①，发现这里也是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以往，八路军到老根据地，路口总有男女老少迎接，热情地张罗着安排住宿。可这次，等了好久才出来一个人，病歪歪的，有气无力。曾团长和况政委一面和他交谈，一面安排干部们分组探访百姓。

进了村，发现四处房屋破败，大门半掩，十室九空，院子里停着尸体没人管。即使有活人的屋里，也只剩下个把老人，灶里的火早熄灭了，人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有间房子里，床上躺着饿死的母亲，怀里还抱着死去的婴儿……

幸存的百姓看见八路军来了，就像见到了大救星，泪流满面，不停地作揖，好久都哭不出声音来。

打了几年仗，骑兵们早就习惯了生与死的场面，可是，村里的惨状还是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禁不住捂住了眼睛。回到村口，很多人都哭了。

原来，就在去年，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汉奸孙步月的配合下对沙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为制造“无人区”，敌人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无论男女老幼，只要遇上，无一幸免。仅在南张堡等十五个村子，就有一千八百七十二人被害。杨固村有七口水井，其中六口填满了被害的群众，很多人家因此绝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