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抗日历程：中国骑兵》 作者：王外马甲

老八路

引子

抗日战争期间，冀鲁豫战场上曾经驰骋着一支被老百姓称为“黑马团”、“红马团”的队伍，他们的番号是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三团。

这是一支战功卓绝的部队，也是唯一一支以乘骑作战方式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红军骑兵团。在华北平原敌后抗战的艰苦环境中，骑兵们付出巨大牺牲并迎来了最终的胜利。他们剽悍的骏马和闪亮的军刀曾经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象征。在他们飘扬的战旗上，大写着“胜利冠军”和“哥萨克骑兵”的光荣称号。1952年，他们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的成员，参加了国庆阅兵大典。

时光荏苒，随着骑兵这个古老兵种退出现役，当年英勇的骑士早已经离开了战马。今天，我们只有借着一位老战士的故事，回到八路军骑兵中间，重温那段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感受抗日战场上的艰难困苦，体会英雄们的悲愤和欢乐……

第一章当八路去

1937年，十九岁的刘春雷在石家庄木厂街①顺义饭庄当学徒。

他是河北南宫县人，家里有十多亩薄田，还开着一家豆腐坊，应该算是小康人家的子弟。京汉铁路、正太铁路相继通车以后，石家庄从正定县的一个小村子变成了繁华的大城镇。刘家老人瞧着眼热，就把孩子送到城里学手艺。

顺义饭庄是个半大不大的二荤馆子，虽然办不了鱼翅燕菜，但一般的山东口味还算地道。店铺里窗明几净，十几张桌子铺着台布，墙上挂着仿制的名人字画，伙计们也收拾得干净利落。刘春雷十六岁进门当学徒，头一年在伙房拉风箱；第二年上大灶蒸馒头；到第三年就跟着掂弄炒菜锅，什么爆炒双脆、滑溜鱼片、软炸里脊之类已学得有模有样，眼看就能出师了。

可就在这时候，“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那边打起来了。饭馆里的客人议论纷纷。有的说，宛平县刨出个石狮子，背上写着“东瀛人有二百年运道，天意难违”。有的说，小日本的腿粗，胳膊短；下盘厉害，手上功夫弱，二十九军大刀队正是鬼子的克星，专砍他们的脑袋……

顾客聊天，伙计们不能插嘴，只能在私底下犯嘀咕。饭馆的老板倒是满不在乎：“石家庄这里，奉军走了晋军来，北军过了南军到，各路兵马那么多，还怕几个小鬼子不成？”

转眼到了9月份。形势不对了，国军的人马确实不少，可都在往回跑。马厂丢了，沧县丢了，日本人眼看就要到石家庄。街上到处是溃散的败兵，个个垂头丧气，都说没办法、挡不住。饭馆老板这时候也慌了，赶紧收拾细软准备带着家人逃到西安去。西安是千年古都，能避鬼。当年八国联军打过来，慈禧老佛爷也是在那儿躲着的。

临走之前，老板给伙计们预支了三个月薪水。按他的估计，不出一百天，日本人就会撤走。“洋人就是要钱。到时候国民政府再签个倒霉条款，这事就算过去了。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什么没见过！”

饭庄关门歇业，学徒也就当不成了。于是，刘春雷收拾东西回南宫老家去。

南宫这地方属于直隶省，巨鹿故土，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三国时候出了个武将文丑，被关云长一刀给砍了；民国时出了个军阀刘珍年，又被蒋介石一枪给毙了；如今只有个唱京戏的尚小云还活得挺好，“四大名旦”里头武功第一，可惜中看不中用。所以，刘春雷回到家乡时也没有什么好的计划，每天跟着父亲四乡赶集卖豆腐，打算等日本人走了以后再接着学炒菜，然后自己开个饭馆什么的。

一天，胡彦明和几位师兄弟找来了。

河北乡间有练武的习俗，小伙子刘春雷也学过几招“太祖翻拳”、“三皇炮锤”、“赵子龙大枪”。这胡彦明算是他的师兄。胡彦明家里穷，从小在估衣铺（卖旧衣服的店铺）里做杂工。东家儿子的腿脚有残疾，由他每天背着去上学。先生讲课的时候他就站在外面听。放学的路上有人欺负残疾少东家，东家又叫他去练武当保镖。结果几年下来，少爷的本事没啥长进，当小伙计的倒学了个文武双全。

胡彦明进门就问：“梅花镇的事，听说了吧？”

1937年10月12日，日军在距离南宫县不远的藁城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梅花镇惨案。两千五百人的集镇，竟有一千五百多人被残杀。消息传开以后，老百姓都有点半信半疑的，因为谁也想不到天底下居然会有这么兽性的军队。

“是真的？”

“真的，”师兄弟们嚷了起来，“有人去看过，被吓成傻子了。尸首堆成了垛，脑袋挂在树上，血水都流到镇子外边了。……狗日的东洋鬼子，真是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呀！”

“小鬼子是想灭我们的种，窝在家里躲不了灾，要找靠山，要抵抗才行！”

“缩头是一刀，伸头也是一刀，咱们投军去！”

“精忠报国，精忠报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敢情这日本鬼子不仅是要钱，还要咱们的命呀！刘春雷也被梅花镇的消息激怒了。大家都是学武之人，能有这份志气，他也不能当窝囊废，当即击掌同意一起去投军。

可是，正规国军早就跑得没了影，眼下，去投哪支部队才好呢？大伙犯了难。

这时候，外面到处都在拉队伍。五花八门的纵队、支队招牌多得数不清，征兵的人在桌上摆着油饼筐，谁去报名就给几个大饼子。只是，这些“油饼部队”服装杂乱、军纪败坏，各路“司令”不带兵、不打仗，却忙着娶小老婆。结果弄得是兵比枪多、官比兵多、姨太太又比官还多，别说打日本不中用，就连老百姓也不待见。

服装整齐、声势浩大的队伍倒确实有一支，那是八卦教的“六离会”。领头的人物叫做“法师”，戴着法冠，穿着道袍，手里拿着青龙宝剑，口中念念有词，嘴里还能“噗噗噗”地喷火。“六离会”的喽啰们都穿红衣裳，戴红头巾，胸前还围着个红肚兜，上写“封枪不发，化弹为泥”两排字，据说可以刀枪不入。当时，相信这玩意儿的人还真不少，刘春雷他们也跑去参加。

到了“六离会”的香堂，走进一间小黑屋，里面烟雾腾腾，气味呛人，一个油头粉面、妖里妖气的女子正陪着“法师”烧大烟。刘春雷定睛一看，认识。抽大烟的这位外号叫做“小罗成”，平素玉面兽心，是个有名的二流子。大家心里一激灵，赶紧退了出来。

刘春雷的堂姐刘彩霞从街上路过，看见几个小伙子站在“六离会”的香堂门口，立刻变了脸：“春雷子！你要是敢跟着‘小罗成’混，今后就别认我这个姐！”

“为啥？”

“黑夜里摸香，跟着他学不出好样来！”

原来，“六离会”的“法师”一般是在晚上升坛讲经（因为这时候变戏法比较容易），男女信徒聚在一个黑屋子里，好色之徒就时常借着烧香祷告之际，行一些不规矩的举动，被称为“摸香”。因此，正经人家的女子不会到那种场合去，更不会和这些二流子打交道。

彩霞堂姐是远近有名的美人，她丈夫是南宫县头号商铺“生恒百货”的大伙计。小两口都是本分体面的人物，平日里最好面子最讲究礼节，自然不能容忍自己的堂弟与“小罗成”之类的痞子有接触。

找不到合适的军队，只好各自回家，刘春雷照旧推着小车卖豆腐。

当时，整个华北乡村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种名目的地方武装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划分地盘，强取豪夺，和土匪军阀没什么两样。这些队伍一旦遇到日本人，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卖身投靠，实在让老百姓非常失望，于是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就要亡了。

血性青年们不服这口气，可一时间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就在大家惶恐焦急、举棋不定的时候，一支新的军队出现在华北大地。

1938年，陈再道司令员率领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大平原，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也带着一支骑兵部队来了。随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老百姓知道了一个响亮的名称——八路军。

陈再道司令的队伍刚到，就在平乡县设伏，歼灭一个日军中队；接着，八路军骑兵团又在石家庄外的公路上打掉一个日军小队。百姓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如果你看见过几十个日本兵就把上千号国民党军队追得到处跑，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揪心；如果你看见一个日本人在街上走，所有的中国人都得向他鞠躬，你就会知道什么叫亡国奴；如果你东西被抢了、房子被烧了，这时候有人挺身站出来，哪怕他只消灭了一个鬼子，他也是咱们老百姓的救星！”

一时间，陈再道的名声在河北被敬若天神，八路军也在民间流传中成为了天兵天将。

1938年5月，一二九师骑兵团来到南宫县，刘春雷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看见骑兵们策马驰骋的英姿，他羡慕极了，发誓一定要加入这支威武神气的抗日队伍。

骑兵团此番到南宫县，除了创建抗日根据地，还有另外的原因。

八路军初建之时，下属三个师的骑兵部队都只是营级编制。直到1938年2月，奉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之命，一二九师骑兵营才正式改编为骑兵团。编制升格了，上级所提供的却只是一纸命令而已，需要补充的装备和人员，都得由部队自己想办法——这是共产党军队的老规矩，以前都是这么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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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可不是好欺负的，日本军阀都叫咱们打败了，还怕老蒋啥？蒋介石有三条大困难：一是人心不顺，犯了全国的众怒，人民不赞成他；二是士气不振，枪炮虽好，兵不能战也不愿打内战；三是钱粮短缺，连国民党的财政部部长都说没办法。而咱们有三大有利条件：一是人心归齐；二是士气高涨，一个兵顶几个用；三是粮草充足，加上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得好，大家只要齐心加劲干，就一定能打退蒋介石的进攻。

  “眼下，蒋介石正在调兵，眼看就要大仗，这个大仗打得好坏，关系很大，我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大家齐心有组织，后方巩固了，前线才能打胜仗。

  “为了保卫咱们的家乡、保卫咱们的边区、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为了争回和平，咱们一齐起来干吧！胜利一准是咱们的！”

  转过头，小吴姑娘看见骑兵了，她向哥哥的战友们挥挥手：“喂！骑兵同志们，我们动员起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刘春雷用力地举起拳头：“放心吧，准备好了！”

  附近骑兵团之后的命运

  故事的叙述结束了。但事实上，骑兵们的光荣业绩还仍然继续着。

  解放战争时期，骑兵团被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一纵、七纵合并后成为第一纵队骑兵团），参加了鲁西南会战，并且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途中担任刘邓大军的后卫，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7年9月，骑兵团奉命北渡淮河，脱离主力单独在外线活动。指战员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转战新蔡、息县、正阳、平舆，创建了淮西（淮河以北、沙河以南）根据地，从而一举打通大别山和豫皖苏区之间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大别山区的内线作战，得到了刘、邓首长的高度赞扬。

  淮河战役期间，二野一纵骑兵团担负着钳制、阻挡敌黄维兵团东援徐州的任务，在洪河防线被敌先头部队突破的紧急关头，骑兵们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迎击敌人的装甲铁流，确保了中原野战军各部按时到达预定伏击地点。但是，骑兵团副团长、特级战斗英雄李树茂同志却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由于骑兵部队不适宜南方水网地区作战，骑兵团没有参加渡江战役，而是于1949年3月被编入河南省军区，担负起剿匪护路、保证第四野战军顺利沿平汉线向南挺进的任务，部队也因此改称“河南军区骑兵团”。

  1951年4月，骑兵团抽调两百多名骨干到西南军区，组建进藏骑兵部队。

  1952年4月，骑兵团三营调归河南地方公安部队。同月，骑兵一营、二营北上察哈尔，被编入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骑兵一营被编为高射炮营，二营被编为挽拽炮兵营，团机关被编为炮兵司令部。

  1952年10月1日，骑兵第一师参加了天安门国庆阅兵。

  1962年，新疆发生“伊塔事件”，骑兵第一师奉命进驻新疆。

  1964年，骑兵第一师被改编为摩托化步兵。由此，红十五军团骑兵团、一二九师骑兵团、第二野战军一纵骑兵团、骑兵第一师炮兵团最终发展成为了新疆军区摩步第八师炮兵团。

  现在，这支部队还保留着三个红军连，他们是——炮兵一连（红一连，黑马连）、二连（红四连，红马连）、四连（红三连，白马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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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延安返回各战略区的“七大”代表很多，他们由太行军区护送过平汉铁路，再由冀鲁豫军区接到濮阳驻地休息，然后又安排护送到下一站。冀鲁豫军区这里由副参谋长潘焱（开国少将）担任总负责。接人的时候，先和太行军区约好联络点，有时候到淇门等候；有时候则需要深入到铁路以西接通关系，但无论如何都要保证代表们的安全。

  冀鲁豫比太行山“富裕”一些，“七大”代表来的时候行囊简单、随从寥寥，到了濮阳，军区就要给过路的领导配备警卫人员。那时候，战士们的观念是“一切服从组织需要”，被选中的人没有二话，领一支新驳壳枪，牵上马就去报到，指定跟谁就跟谁。骑兵一连就这么被调走了二十多个党团员骨干。

  代表们还需要增配坐骑。马匹和走骡是从军区各部队抽调来的，但也有领导愿意选择骑兵的战马。

  喜欢高头大马的是聂鹤亭；喜欢骑快马的是肖锋；王从吾则愿意骑稳妥听话的老马；张际春脾气好，骑大马笑眯眯，骑骡子还是笑眯眯；湖西军区的邓克明司令脾气大，马匹过道沟时稍微犹豫了一下，他就生气要换成战马：“老子最讨厌胆小鬼。”

  骑兵一连在濮阳的时候，驻地旁边是山东代表团。有一天，山东行署秘书长周纯全（开国上将）过来看马，还问刘春雷这里有没有牝马，大刘就把边乔的“二小姐”牵了出来（边乔给战马起名字总是“三公子”、“二小姐”之类的）。周纯全当时挺满意，谁知道，晚上又把“二小姐”送回来了，还说了一件事，把刘春雷吓得不轻。

  周纯全是想帮林彪的夫人叶群挑选马匹，当时叶群正怀着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林立果），周秘书长以为牝马就一定老实，骑起来肯定比较稳妥，再加上这匹马很漂亮，于是就送过去了。但叶群骑上这匹马后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潘焱参谋长把骑兵连长骂了一顿，大刘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调用战马了。

  在军区司令部，刘春雷经常看见陈毅军长和别人下棋。据说陈军长的棋艺很高，只有曹里怀参谋长能和他过招。1943年底，大刘在二连当排长的时候曾经参与护送陈军长去延安，那时候离得远，没看清人，现在总算有机会瞧个仔细了。

  当时，濮阳城里也有走江湖的艺人，什么打小鼓的、弹三弦的、唱河南坠子的，都在河边划地摆摊。艺人们也懂规矩，在解放区表演的内容都比较健康。其中有一种说书戏是专唱“李岩红娘子”的。李岩是开封人，所以河南人唱李岩就和山东人演武松一样合理。这种戏是两人合作一拉一唱的双档，热闹，大刘最爱听。

  有一天，陈毅军长也溜达到河边去，搬个板凳听得津津有味。警卫人员得知以后连忙赶过去保护，因为这些江湖艺人中说不定就有特务，出了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演说书戏的看见来了这么多背盒子炮的，顿时吓得不敢唱了。陈军长站起来说：“唱李岩很好嘛，李岩关心老百姓，老百姓也就记得他，可惜李岩最后被坏人杀害了。现在也有坏人想杀我们，我们要吸取教训，要准备斗争！”

  的确，要准备斗争。

  这时候，在根据地的北面，上党战役已经打响，太行、太岳、冀南的八路军各部正和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激战；在南面，国民党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十一军正沿平汉铁路北上，悍然进攻冀鲁豫根据地，邯郸战役一触即发。

  针对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的态势，冀鲁豫军民紧急动员，做好了应变准备。宣传队和工作队走遍大街小巷、田野乡村，号召群众打消和平麻痹思想，勇敢地站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10月初，骑兵一连接到了回团归建、重返战场的命令。

  临出发的那天，在濮阳城外，刘春雷又遇见了吴立然的妹妹。“小广播”正站在一个高台子上做宣传鼓动：“乡亲们！咱们才要和平，蒋介石又向咱们进攻了。他是全中国的恶霸头子，祸害百姓比村里的地主厉害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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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声

  部队撤回根据地之后，冀鲁豫九分区转而围攻仍被日伪军占领着的滑县县城和长垣县城。骑兵团没有参加这些战斗，他们奉命到淇县打击“官老抬”武装。

  淇县位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区的交界处，历史上是个出绑匪的地方。国民党的一位姓张的县长不知做了什么“招安”工作，居然将各路土匪纠合成一支不伦不类的队伍，当地人称“官老抬”。

  这“老抬”就是绑匪，即便是官办的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动用正规八路军主力团打击这些乌合之众，简直就是“雷公劈豆腐”，大材小用。可没想到，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和王晓参谋长（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还亲自带队作战，对敌情非常重视。

  这伙“老抬”都是当地惯匪，打起来容易抓起来难。八路军成天撵得鸡飞狗跳，一时半会儿的效果也不明显，这可把首长们急得不行。骑兵一连在淇县打过游击，熟悉环境，张国华就经常带着黑马连行动。有一天，老百姓报告说什么地方有把“磨子枪”（因为重机枪能转着圈射击，所以老百姓就这么称呼这玩意儿），张政委急忙率队连夜出击。把人抓起来以后才知道什么“磨子枪”，是盗墓用的洛阳铲。

  几趟下来，骑兵们就有点犯嘀咕：“别人在打县城，我们却在这里对付蟊贼，真没意思。”

  9月20日那天，冀鲁豫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骑兵团的组织股长李选贤来到骑兵一连，对照花名册挑选战士，曾经当过伪军的不要、和地主有关系的不要、政治表现不好的也不要……连战斗任务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先就剔除了五十多个人。

  刘春雷不干了：“我们一连的人个个靠得住，天大的难事，要上一起上，要不去都不去。”

  赵晓舟一拍桌子：“这是命令！懂不懂？再啰唆把你捆起来。”

  大刘只好不啰唆了。

  精选出来的人都换了新枪，全团数得着的好马也都补充到了一连，甚至团领导的坐骑也牵来当备用马。刘春雷顿时明白这趟任务非同寻常。要知道，调换新枪还好说，可要是叫骑兵们把自己的战马让出来，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淇门，是卫河与淇河的交汇处。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诗人陈子昂曾经在这里写过一首《征东至淇门答宋十一参军之问》：“南星中大火，将子涉清淇。西林改微月，征旆空自持。碧潭去已远，瑶华折遗谁。若问辽阳戍，落吧天际旗。”在这首诗中，讲述了自己告别朋友、踏上征程时的心情。

  时光流转，1945年9月21日，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带领骑兵团一连也来到这里，迎接参加延安“七大”归来、重返前线的共产党将领们。

  下午四点左右，在渡口担任警戒任务的骑兵一连遇到了从太行山下来的护送部队，领头的是个叫周泉的团政委。互相通报身份以后，张国华政委就跑去迎接首长们。

  过了一会，大队人马到了。刘春雷认出走在前面的有陈再道司令和杨得志司令，赶紧敬礼。结果这手一举到帽檐上，就再也放不下来了。

  陆续走近渡口的有男，有女；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有单身一人，也有带随从带警卫的。刘春雷既不认识也没人给他介绍，只好就趁着大家登船的时候胡乱猜测：像杨得志司令这样的首长只带一个警卫，那些跟着十个八个秘书参谋的该是啥级别的领导？

  过了卫河，太行部队就回去了，由冀鲁豫军区接替警戒任务。到濮阳以后，刘春雷才知道，人群中的这些干部包括：林彪、陈毅、肖劲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滕代远、林枫、邓华、李天佑……

  “老天爷，这要是出了半点差错，搭上我十个脑袋也赔不起呀！”

  那一天，有位领导在淇门渡口留下一首《如梦令》，正可以与陈子昂的诗句遥相唱和：

  深沟，炮楼，铁卡；
  事实，嘲讽，笑话；
  日寇此封锁，
  怎挡我过如梭？
  寇贼今降，
  风展红旗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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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45年8月底，国民党军不仅逼迫八路军放弃了开封、新乡，还夺走了刚刚收复的封丘和延津。更可气的是，冀鲁豫周边的伪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军，庞炳勋（新一路）、蒋希斌（新七七师）、秦润普（陕州先遣军）、康伯英（先遣第五军）、李英（中央先遣军）、王自全（安东先遣军）、郭井泉（临漳先遣军）、程道生（四县保安总队）……全都闻风而动，趁着八路军主力外出之际，向解放区腹地发动进攻，给冀鲁豫根据地带来了极大威胁。

  八路军各主力团队都经过长期战争的磨炼，见势不对，说走就走。但是，那些新编的部队、那些支前的民兵和那些跟随大军行进的群众可就吃大亏了。

  骑兵团回到黄河北岸的时候，战场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上一片悲凉，到处是匆忙赶路的人群，到处可以听到召唤亲人的哭喊声。许多熬过八年抗战的家庭，却在这时候失散分离，一路上，经常可以遇到掉队的人员，也能看见逃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有的人慌乱了，先前整营整连入伍的新战士，这时候成班成排地逃跑。

  骑兵团没有人逃跑，但是，通信员吴立然却在这时候失踪了。

  1945年8月29日，骑兵团在新乡城外的西台头村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新乡县保安团看见八路军撤退，以为有机可乘，居然主动攻击行军途中的十六团。由于敌军大部队逼近，步兵部队不能恋战，上级就派骑兵团快速出击。激战两小时，敌保安团被歼灭，团长贺兰亭化装逃跑了（1950年被新乡人民政府处决）。

  战斗结束后，骑兵团继续进发，一连受命担任前卫。刘春雷连长派通信员去和前面部队联系夜间口令的事，结果吴立然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等骑兵们追上十六团的后卫，人家都说没见到小吴。刘春雷知道坏了，别人或许有逃跑的可能，但吴立然绝不会当逃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可当时的新乡是敌占区，联络不上地方干部，根本没办法寻找失踪人员，部队只能继续前进。

  吴立然参加骑兵团还不到四个月，带到部队的新鞋子还没有穿完，就不知长眠在哪一片黄土之下了。那一年，他十八岁，他的生命也永远停留在了这个美好的青春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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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连长对民用物资不感兴趣，政治处宣传股长韩祥鳞却仔细地在屋子里东翻西拣，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宝贝——印刷机和印刷纸。印刷机有好多种，韩股长觉得，机器嘛，个头越大的越好，于是弄了两台最重的驮在马背上，把战马压得直哆嗦。那些印刷纸他更是一张也舍不得丢，分成一摞一摞地塞进战士们的行囊里，硬是全部带走了。也别说，这些东西日后都派上了大用场，印课本，印传单。骑兵团印刷的《铁骑报》，比军区的《战友报》还漂亮。

  李庭桂政委吩咐一连把车站上的物资集中起来，还说要进行登记。大刘干这个活可不拿手，他带着战士们跳上跳下，翻箱倒柜，忙得晕头转向。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传来命令：“全团拔营，向滑县方向前进。”

  大伙蒙了：“怎么向北走？怎么回去了？开封城不打了？”

  站台上的物资怎么办？团部的回答是：丢掉不管，立即出发！

  这是咋回事？到手的东西不要了，开封城里的机器面条也吃不成了。中牟县的群众前来慰劳八路军，敲锣打鼓地刚走到营地边上，却看见骑兵团急匆匆地上马而去，领头的人举着写着慰问信的大红纸愣在当场。

  这时候，不仅老百姓觉得莫名其妙，就连骑兵们也是一肚子的窝囊。

  关于冀鲁豫军区8月大反攻，党史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自8月14日到24日，我军攻克县城十八座、大小据点数十处，歼灭日伪军八千六百余人。至此，第一阶段任务胜利结束，边区大反攻进入第二阶段。”

  这样的叙述当然没有错。但事实上，当时，开封城和新乡城仍在敌人手里，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完成，八路军就掉头北上，返回根据地了。

  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日本投降以后，开封城里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中将加上将衔”的庞炳勋，这位伪河南绥靖公署主任此时已成了“国军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只不过，他的手里只有一个保安团，其他的“国军精锐”都还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8月15日这天，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因“以德报怨”而闻名于世的抗战感言，这段广播讲话中，他除了号召大家“感谢仁慈的上帝”，还大谈和平、大讲如何按照《基督宝训》的要求去“爱敌人”，要求中国军民原谅日本人。

  对这番言论，八路军的看法是：“和平是假，勾结日寇是真。”

  《杜鲁门回记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因此，我们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的确，蒋委员长需要美国人撑腰，自然十分“感谢上帝”；他需要日本鬼子帮忙阻挡八路军，当然就要“爱敌人”了。

  8月21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开封日军接管防务，何应钦接连向日军发出电令：“未奉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任。”“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国军接收前，被共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因此，从8月21日起，日军与八路军围绕开封城的争夺越来越激烈。8月25日，国民党军队也相继赶到开封、新乡一线，八路军面临着被反包围的危险。

  针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这个指示是非常及时的。当时，晋冀鲁豫军区刚刚建立（8月20日，由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合并而成），太行山上只有参谋长李达一个人在家守摊子，缺乏有效的指挥调度。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好多将军不在，都在延安开会”，部队并没有做好进行大战役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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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骑兵团主力正在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地区破坏新汴铁路（这条铁路解放后废弃了）。刘春雷在路上就听说二营长受了重伤，接着又看见四连二排的十几个人坐在铁轨上。

  战士们看见老排长就哭了起来：“日本投降是假的呀，咱们这次吃亏了。”

  “哭什么！你们排长呢？”

  “死了。”

  “王连长呢？”

  “也死了”

  “蔡指导员……”

  “死了，都死了。”

  接连问了七八个老战友的名字，得到的全是不幸的消息，大刘也被惊呆了。

  荆隆宫位于封丘和开封之间，新汴铁路从这里经过。21日上午，骑兵团占领火车站，切断了开封（汴梁）与新乡之间的联系。下午的时候，从开封城里开出来一列铁甲车，径直吞遐了荆隆宫站台上。当时驻守车站的是担任前卫的四连，他们见鬼子不开枪不打炮就以为是来投降的，还没弄清是咋回事就糊里糊涂上前“受降”了。

  大反攻的路上比较顺利，这给部队带来了能够轻易获胜的错觉；并且，上级多次强调要注意俘虏政策、注重部队形象，所以四连没有做太多戒备，整装列队迎向了铁甲车。刚走到跟前，敌人突然开火了，百来号鬼子端着刺刀冲杀出来，骑兵连顿时伤亡惨重，指导员蔡修仁当场牺牲；连长王元力倒在战友怀里，只说了句“为什么……”，就咽气了。

  小鬼子诈降！四连被激怒了。

  火车站附近的环境对骑兵作战极为不利。二营长吕兆清命令战士们撤出来，可红马连的汉子受不了这个窝囊气，硬是抗命不退，抡着马刀与敌人肉搏死拼。双方近战厮打、胶着在了一起，全都杀红了眼，谁也退不下来，吕营长只好带领五连加入白刃格斗。直打到一营的二连和三连赶来支援，才终于炸毁铁甲车，消灭了残余的鬼子。但这时候，吕兆清已经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这一仗给许多人造成了很大疑惑。王元力的那一句“为什么”同样也萦绕在战友们的心里，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小鬼子到底投降了没有？别是耍了个调虎离山计吧？”有的猜：“咱们是不是中了鬼子的埋伏？”

  一连接替四连担负荆隆宫车站的防守任务。在团部，领导再三要求连长和指导员一定要认真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可到了阵地上，刘春雷发现根本用不着做动员，大伙的情绪高昂：“鬼子不投降，咱们就接着干！”“见到鬼子，动手打就是！”

  中午的时候，开封的鬼子又来了，这一次出动了十二辆坦克，没看见步兵。日军在远处打了一通炮又吹了一阵军号，大概是想探听火车站里的日本兵死光了没有，没得到回应，就掉头朝东北方向开走了。

  骑兵们一时疏忽，没能把这个情况及时通知友邻部队，后来才知道，这些坦克一直窜到了封丘县城，二纵队的老七团也因此吃了亏。

  当天晚上，十六团上来接替防御，骑兵团随即离开火车站朝西南方向进发。

  8月23日，冀鲁豫反攻部队的中路军进至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南路军也已进至开封以南的陈留、朱仙镇地区，先头部队离城仅十五公里，八路军已对开封形成夹击之势。

  开封西面的郑州驻扎着日军十二军军部，骑兵团的任务是切断陇海铁路郑州至开封段，确保我军顺利围攻开封。当晚，骑兵们星夜行军越过黄河（花园口决堤之后，黄河夺淮入海，中下游河道是干涸的），于24日清晨抵达中牟火车站，切断了陇海线。

  中牟县驻扎着日军警备队，八路军下马攻坚，首先把炮楼炸了，扫清外围障碍，再从东西两面同时进攻车站。鬼子兵知道大势已去，就聚在礼堂里大哭号叫，一个日本军曹挨个杀死其他人，然后又给了自己一枪。

  一连最先冲进火车站，发现站台上堆积着成捆的棉花、柞蚕丝，还有些麻袋和箩筐，里面装的大多是当地的土特产。通过讯问伪铁路职员，得知车站旁边还有个日本商社的大仓库。刘春雷跑去一看，库房内外尽是些焦炭、烟叶什么的，连一杆枪、一颗子弹也没有，觉得失望极了。

老八路

  掉队的小八路不愿意进收容队，非要跟着骑兵走。刘春雷只好把炊事班的骡子牵过来，两个人合骑一头。几个小战士高兴得不得了：“骑马进大城市喽！”

  “说说看，进大城市有什么好？”骑兵们一路上总在议论这事，都知道大城市一定挺好，可谁也说不清它到底好在哪里。

  “告诉你，进大城市，就能吃上机器做的面条了。”“小广播”一副经验老到的样子，“不用和面，一摁电钮，想要多细就多细，想有多长有多长！”

  这个理想非常实在，的确值得大家神往，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当过厨子的刘春雷也只吃过手擀的面条，猜不出机器做的食品会是什么样的美味。

  太好了，加把劲，进开封府，品尝高级面条去！

  再往前走就进入了敌占区，沿途老百姓摆上茶水瓜果欢迎子弟兵。有的群众还主动为八路军带路，报告敌情，帮助运送物资。每当遇到这种场合，就是一群小八路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蹦蹦跳跳又说又唱的，搞得热闹非凡。

  “小广播”和她的伙伴属于中路军的宣传队，这些从机关、学校出来的小孩们没有经过磨炼，长途行军自然就有些吃不消。他们每天跟着前卫部队第一批起床出发，大清早的时候，鼓动宣传，摇旗呐喊，十分起劲；到中午就开始不行了，越走越慢；结果是每天傍晚，就铁定落到大刘他们后卫连的手里。

  不过，虽然是老掉队分子，却依然精神抖擞。腿脚迈不动了，嘴皮子照样利索，叽里呱啦的大道理说开了就没个完。骑兵们戏称她是“小政委”。小吴姑娘还不同意，说是已经有首长封她为“三军总政委”了，因为从早到晚，她可以从前锋、中军，一直宣传到后卫，功劳大得不得了。

  8月19日，十六团和据守延津县城的日伪军打起来了，这是中路军出发后第一次作战。跟随行进的群众有的停顿下来，有的绕道前进，负责维持秩序的骑兵一连也就更加忙碌。可这一天，到了傍晚也没有看见小吴姑娘，“难道她今天没掉队？”大刘正纳闷，遇到了宣传队的人。小伙伴们说：“她今天走不动，早就落在后面了。”刘春雷一听就急了，赶紧带着吴立然返回去寻找。

  天色渐渐黑了，几个骑兵手里拎着长竹竿，遇见深坑就捅一捅，看到草丛也捣一捣，好不容易才在一片草地上发现了这小八路——人家头枕着背包，睡得正香呢！也难怪她犯困，每天最早一批起身行军，最后一个回到宿营地，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

  吴立然揪住妹妹好一顿埋怨，而“小广播”却揉着眼睛四处找她的挎包。那里面有干粮，换洗衣服，还有书本文具。旁边的老乡说，刚才有个“罢战”的伪军从这里经过，挎包准是被他偷走了。

  那时候，共产党对日伪军开展了“罢战优待运动”，办法是在敌据点和交通线附近设置“罢战接待站”。伪军们只要到那里登个记就算是“罢战”成功，愿意留下的欢迎入伍，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如果上缴了枪支弹药还能得到张“收到条”，凭条子可以到县政府领取相应的奖励。日本宣布投降后，路上经常可以遇到这类拿着“罢战条”、“收到条”的返乡士兵。

  在敌情复杂地域行军掉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在当时，受到胜利大反攻形势鼓舞的年轻战士似乎并不感觉到害怕，更多的是觉得新奇好玩。

  刘连长的心情也很放松。十六团攻打延津县城，三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俘获伪军一千五百多；隔天，又顺利攻占阳武、鲁岗；8月21日，八路军围攻封丘县城，全歼守敌两千余人，城内的日本兵没有进行抵抗，全部自杀。有伪军交代说，开封的日军已经把武器按五支一捆的标准集中起来，准备投降了。骑兵们于是认为：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手里只有一个团，根本挡不住八路军，开封城指日可下。

  然而，就在8月21日的晚上，一连突然接到紧急命令：立即移交后卫任务，连夜赶往团部报到。

老八路

第三十五章反攻

  与抗战胜利喜讯同时送达到一连的，还有返回骑兵团的通知。

  1945年8月，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合发布命令：“全区军民总动员，解除盘踞在边区的日伪军武装，进占大城市。”并迅速组织了南、北、中三路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

  根据军区指示，大反攻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占领大城市。中路军是反攻的主力，由三个纵队组成，任务是消灭伪庞炳勋部，攻占开封市和新乡市。骑兵团属于中路军的第一纵队，这个纵队还包括十四团、十六团、军区特务团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武装。

  一连回到内黄驻地的时候，大部队已经出发了。刘春雷连长得到的命令是：担任纵队的后卫。

  听说这次纵队的前卫是二营四连，一营一连的战士们顿时很不满意：都是刚从游击区回来的主力连队，凭什么让红马连跑最前头，让黑马连在最后？这要是进了开封城，等人家都高兴够了我们才赶到，多没面子。

  本来，一连的人觉得自己这两个月干得挺不错。人马壮大到了两百多，新补充的战士都是在河西选了又选的人尖子，个个精干强壮，战士齐装满员，战马膘肥体壮，就连炊事班也添加了六头大青骡子；全连配备机关枪、冲锋枪、长枪、短枪、盒子炮……这装备！一般的主力团都不一定比得上。大家正寻思着在兄弟连队面前显摆一下呢，谁知道——后卫！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后卫也不是好当的。

  从8月12日开始，行署就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全区民兵、自卫队员武装起来，参加大反攻。各县大队和独立营都升级为丙种团，民兵们成班成排地集体入伍，整连整营地加入八路军。15日，边区救总会又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救国会会员、儿童团员、姐妹团员纷纷响应，支援八路军。8月17日，行署再次发出《各级学校参加进军总动员工作的训令》，要求中学教员、学生立即参加前后方工作，甚至部分小学生也参加了战地服务。

  经过长期抗战，冀鲁豫根据地青壮年的参军比例本来就已经很高，这次紧急动员，标准更是大为放宽，小至十五岁、大到四十五岁的壮丁都可以入伍。许多人扛着梭镖，拎着大刀就当了正规八路。他们无论是身体素质或者训练水平都难以适应长距离行军的需要，因此，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大批人员掉队。

  跟随部队前进的不仅有支前的男女老少，还有好些返乡回城的难民。推车挑担、牵牛撵羊、扶老携幼、前呼后喊的，更给行进队伍增添了许多混乱。

  一连走在纵队的末尾，既要维持秩序，又要帮助收容队，进入敌占区以后还要防止汉奸特务破坏，忙得不亦乐乎。骑兵们虽然对担任后卫工作不痛快，但看见乡亲们喜悦的神情，也不由得高兴起来。不管怎么样，胜利了，反攻了，总是值得庆祝的大好事啊！

  “怎么样？老乡们，能坚持吗？”

  “放心吧，能坚持！过去鬼子逼着咱们‘跑反’，啥样的苦没吃过？现在跟着八路军大反攻，打到开封府去，再大的困难也能坚持！”老乡们虽然走得一瘸一拐，情绪却十分高涨。

  大军兼程行进，接近敌占区，环境也变得复杂起来。路旁有许多半人高的杂草丛，为防止敌特埋伏打冷枪，骑兵们就时不时地进行巡查。

  路过一片滩地，刘春雷听见前面有人喊叫：“抓住了没有？抓住了没有？”他急忙跃马过去看情况。赶到跟前，发现几个小八路挤在草丛里不知正忙乎着什么。还没来得及询问，有个人跳了起来，冲着大刘的战马欢叫：“公鸡！公鸡！”

  呵呵，认出来了，这是吴立然的妹妹，那位“收听重要社论”的小电台员。

  “小广播，你怎么在这里呀？”

  “我们掉队了。”

  “那你们刚才喊什么？”

  “兔子！我们抓兔子！”

  兔子钻进洞，早就跑掉了，几个憨憨的小八路还守在洞口傻等。

老八路

连长超然镇定的态度让通信员觉得十分钦佩，于是小吴就跑出去自己玩了。

又睡了好一阵，副指导员夏武杰来了，掀开箱子盖大声喊：“别睡了，日本鬼子投降了！”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分区和专署都来通知了。”

大刘“嗷”地叫唤了一声，鞋子没穿就蹿了出去，村里村外地瞎蹦乱跳，狂吼大叫。这时候，其他人的兴奋劲差不多已经过了，突然看见这疯子一样的八路军连长，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直疯闹到天黑，通信员问：“连长，晚上你还在粮柜里睡吗？”

“不睡了不睡了，老子三天三夜不睡觉！”

“那好，我去睡！”小吴就钻到那宝贝柜子里去了。

半夜里，吴立然从木头柜子里探出头，迷迷瞪瞪地问连长：“我记得，白天……鬼子投降了，没错吧？”

“没错没错，你不是做梦，抗战胜利了！”

276 ① 当时，日寇为维护河南到天津的水运，在豫北实施了“引黄济卫”工程。

老八路

晚上宿营以后，刘春雷想起白天的事情，真是过意不去，就和夏武杰商量着怎么弥补一下。小夏是大刘的战友兼病友，腿伤好了以后调到一连来当副指导员，依然是那么活泼开朗：“好办，帮他们把汤河桥炸了就是。”

“说得轻巧，桥上有鬼子据点，怎么炸？”

“没关系，有办法！”

小夏真的有办法，他先找来门板做了个木筏子，到了铁路桥附近，又在木筏上十字交叉地绑了两根长竹竿，把地雷和炸药包捆在上面，然后插上线香，就要把这“大水雷”往河里放。

大刘看看那座桥，有些不放心：“这水雷的力量够吗？”

“不知道，试试看吧。”副指导员原来是个“二百五”。

点燃线香，让木筏子从上游往下飘。木筏到了桥跟前，长竹竿杵在桥柱子上过不去了。等了一会儿，“轰隆”一声，火光闪亮。鬼子据点顿时热闹了，机枪对着桥上桥下一个劲地扫射。当然是一个人影也打不着。

几个八路赶紧借着亮光朝前看，咦？黑黝黝的大桥还在。

桥没炸断，遗憾遗憾！可是也没办法，炸弹已经用光了，只好回家睡觉去。

谁知道，第二天中午，侦察员乐滋滋地跑回来报告：天亮的时候，那座桥突然自己垮了！

自从搞了这次“漂雷炸桥”，骑兵们对水上爆破的兴趣大增。

那时候，卫河沿岸的大据点还控制在敌人手里。天黑以后，陆地上的日伪军不敢出门了，可卫河上的运输船队却依然肆无忌惮，实在猖狂。刘春雷就想收拾这些运输船。

这事有点难办。鬼子的拖船是有马达的，遇到岸上打枪就往船舱里一趴，船队“突突突”地朝前开，河岸上的八路军纵然是骑着马也没法追。于是，大家就琢磨地雷改水雷——把地雷装在一个木桶里，底下拴上石头当做“锚”，就能在河道中间固定住了。木桶四周安装有“触角”，船体碰上“触角”，捅翻了里面的硫酸瓶子，地雷立刻就炸。如果再在桶里装上火油，炸了之后还能燃烧。

用这玩意儿对付木头船很管用，即使是铁皮船，吃上两三个也受不了。在航道里布置七八个“水雷”，鬼子船队一艘连一艘地晃晃悠悠老长一串，这个碰不响，那个也碰响了。十天时间里，骑兵们制造了三十多个“水雷”，炸了六条船，鬼子的夜间航运也中断了一个星期。

遗憾的是，这种“水雷”只能晚上用，白天容易被破坏。可是，还没等八路军想出改进办法，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刘春雷是在一个木头箱子里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的。

1945年8月15日，一连驻扎在白河村（这地方当时是“淇汲联合县”的根据地，现在属卫辉市）。头两天，一连的战士们就听说苏联红军对日宣战了，这消息对其他人也许无所谓，但对骑兵而言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号称是中国的“哥萨克”呀。于是干部战士们就纷纷猜测：苏联红军会不会开到咱们华北来？人家“正宗的哥萨克”是个啥模样？

这一天，从第四专署来了文艺队，宣传党的“七大”精神，还要演戏。刘春雷见他们没带锣鼓乐器，知道又是“表演说话”，就不想去看了。大刘看戏图热闹，喜欢看唱歌跳舞，对光说不练的话剧、诗朗诵什么的不感兴趣，再加上那段时间晚上要去卫河埋水雷，白天难免犯困，于是他就决定趁别人去看戏的时候好好睡一觉。

白河村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蚊虫多。白天在亮处睡觉太阳晒得慌，在暗处睡觉又被蚊子咬毁了。刘春雷转了一圈，找到个好地方——当时老百姓家里都有个装杂粮的木柜子，房东把牲口饲料拿出去翻晒，那个大木头箱子就空着。

这地方好，大刘一头钻进去，盖上盖子，既不怕晒也不怕蚊子，真不错。

正睡得香呢，通信员吴立然“咚咚咚”地敲木头盖子：“连长，连长，鬼子投降了。”

刘春雷以为他说的是演戏的事，“投降就投降呗，别吵我”，翻过身继续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