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军官在中国收容所的“传奇经历”

老八路

列宁曾说过：“一个国家如果（在战争结束）6个月之后不释放战俘，那么它就是帝国主义国家。”2017年春节刚过，围绕滞留印度长达50多年的中国老兵王琪的命运牵动着国人的心，据《印度快报》2月6日报道，中国驻印使承诺提供一切帮助，推动印度政府尽快完成送回中国老兵的程序，按照王琪的说法，他是在1963年中印边境冲突结束后被印方扣留的，遭受了长达六年的牢狱生活，之后流落到印度中央邦的蒂罗迪村，与当地妇女结婚并定居至今。《印度快报》援引中国媒体的话说，尽管围绕王琪到底是否是战俘的身份问题尚存争议，但中国社会对印度让这名失散军人与家人隔绝那么长时间感到不满，认为是不人道的。

事实上，回顾50多年前发生在“世界屋脊”上的军事冲突，中国军队在完胜入侵的印度军队，收复大片固有领土之后，还抓获了3 212名印度战俘，所有人都得到人道主义待遇，当中印两国红十字会达成协议后，仅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就释放了全部印方被俘人员，甚至有不少印度军人一再要求留在中国而因政策规定没有留下。当年，印度陆军通信中校K.K·提瓦力在塔格拉山下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他全程见证了中国宽待俘虏的仁义之举，并目睹身边官兵被俘后依然高喊，“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是兄弟），他在自己的日记里承认：“50年前的战争，是新德里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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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底线被突破了”

1959年底，年轻的提瓦力中校来到绰号“红隼”的印军第4师，当上通信联队主官。此时，奉行“前进政策”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把第4师当成攫取“麦克马洪线”以南土地的“急先锋”，协助文官政府成立“东北边境特区”（NEEF），而这条由原英国殖民政府片面划定的界线是不被中国承认的，此举注定要引发一场可怕的冲突。1962年9月，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决定加快蚕食争议领土的行动，甚至试图夺取“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塔格拉山脊，理由是“更切实地保卫‘东北边境特区’”，在提瓦力看来，这几乎把中国人逼上绝路，“中国的底线被突破了”。

作为执行者，提瓦力奉命来到承担这项任务的第4师主力第7旅，他的任务是跟随旅长达尔维，确保命令顺畅地传达到基层单位。当时的滑稽场面至今都令提瓦力感到痛心，“所有士兵都来自恒河平原，迎面攀登高山的路途让人喘不过气来，而睡觉保暖的毯子，每两个人还分不到一条”，更让他抓狂的是，自己掌握的电台居然无法工作，因为蓄电池里没有产生感应电流的酸，而手摇发电机也因征集来的土著山民不慎扔进深谷里，再也找不回来。在种种浑浑噩噩之中，10月19日深夜，提瓦力随第7旅旅部进驻南卡楚河畔的桑格哈尔（Tsangdhar），憧憬着明天冲上塔格拉山主峰。然而，所有的遐想在20日凌晨宣告终结，一阵阵炮声把提瓦力从睡梦中惊醒，中国军队开始反击了！猛烈的炮火让印军完全溃散，提瓦力匆匆带着两个勤务兵奔向掩体，但中国军人的动作更快，没等他们找到机枪，几名解放军就冲进来了。提瓦力拔出一支上了膛的勃朗宁手枪试图抵抗，但很快被解放军制服了。后来得知，中国军队仅用一天时间便全歼了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在原始丛林里转悠了数十小时，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束手就擒。

在被俘的头几个小时里，提瓦力感到非常紧张，因为战前宣传都将中国人比作二战时期的日军，那是印度官兵记忆最近的经历，当年印度人作为英军的一部分在新加坡、缅甸作战，被俘的结局要么是被斩首，要么就是充当奴隶劳工。幸运的是，那些面庞稚嫩的中国军人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敌意，当印军自动解除武装后，他们主动生起火堆，让俘虏们取暖，还对战场上的印军尸体进行掩埋，插上标记。21日，提瓦力跟着百余名俘虏，在区区一个班的解放军押解下跨过南卡楚河，前往中国人的战俘营（正确的说法是“收容所”），途中他看见一处被丢弃的印军阵地，里面尽是未完工的掩体和没有打出去的炮弹，负责押送的中国军官用英语说：“瞧，你们连砍树的工具都没有，不得不用铁铲砍树。”“是的，不用太高明的军事家，都能看透我们的错误。”提瓦力如是说。

军号解决重姓问题

前往收容所的路途不算短，提瓦力徒步行进了三天，然后被带上有蓬卡车，前往西藏腹地的营地。在转运站集中时，中国管理干部对印度官兵进行了临时编队和登记，以备后送组织。提瓦力所在的这群人，被大致十人组成一个班，每十个班编一个中队，临时班长基本是原来的印度军士担任，而中队长则是中国人担任。不过，作为军官的提瓦力没能和士兵分在一起，而是其他校尉级军官单独编队，至于其中的道理，他没有多问。徒步行进中，中国干部很注意节省印度官兵的体力，每行进一小时都会安排小歇10分钟，行进3～4小时则安排休息30分钟左右。由于中国人的高效组织，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提瓦力还发现有几个在丛林里掉队的俘虏主动找回宿营地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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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提瓦力被安顿到位于西藏中部的穷结县（Chongye）收容所，那是中国在西藏开设的三个战俘收容所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原址是一座寺院，里面有不少石屋，住宿条件还不错，而且收容所离通往拉萨的公路干线也不太远，供给相对便捷。提瓦力所在的这批俘虏被分成四个连：第1连全是军官，包括低级委任军官（JC）、少校、中校等，第2、3连是印度族、拉吉普特族和锡克族士兵，而第4连全是廓尔喀族（包括尼泊尔籍）士兵。提瓦力所在的连队里，有四名中校：他自己和拉吉普特联队的里克（M.S. Rikh）、廓尔喀联队的阿卢瓦利亚（Balwant Singh Ahluwalia）、第5阿萨姆步枪联队的拉坦·辛格（Rattan Singh），而印度最高级别的被俘军官——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则被安置在泽当（Tsetang）。在收容所生活的头两个晚上，尽管中国干部提供的生活用具十分齐全，但提瓦力总觉睡得不踏实，似乎怎么裹被子都不保暖，他忽然注意到外面有一堆果壳，于是来了灵感，请求中国干部允许用果壳做了床垫，这下子算是踏实了。

在提瓦力眼里，中国干部在重视保障俘虏生活的同时，还十分关心俘虏的登记工作。和他打交道最多的，是个姓佟（音）的中国管教干部，他的军衔应该是中校，佟中校很诚恳地向提瓦力请教关于印度官兵的军衔职称、军号以及姓名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位英语纯熟的中国军官发现英语并非印军内部的通用语言，许多民族的士兵文化程度低，只懂用本民族语言对话，却不会书写，导致登记工作十分苦恼。提瓦力至今回忆得出中国为印俘准备的登记表，所有栏目都是中英文对照，中国干部会强调所有项目都符合《日内瓦公约》规定。

佟曾向提瓦力等印度军官探讨，大批印俘重姓重名（如“拉詹”、“库马尔”、“辛格”等），而且不少人图方便，没有填写姓名全名，而是用字母缩写代替，记过一番交流，中国干部了解到印军人事管理有一项“军号制度”能够有效解决“谁是谁”的问题，因为每个印度军人都会获得7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单独军号”，像士兵的军号头两位数字是部队代号（如锡克联队为44，马德拉斯联队为25，拉吉普特联队为29），而印度军官的军号前面还要冠以英文代号，像提瓦力这样的校级军官的军号首位就有字母“IC”，意为“印度委任”（Indian Commissioned）。

当然，在登记过程中，中印军人还是存在一些矛盾的。中方干部很在意印度俘虏所填写的准确被俘地点和时间，防止出现漏洞。据中国外交档案记载，中方干部发现在新疆斯潘古尔被俘的一名印度军官故意填写成在“印度楚舒勒”被俘，而一名在西藏瓦弄被俘的印度士兵误填为“印度瓦弄”，中方干部均予以及时纠正，防止产生外交问题。

诧异中国军官干“体力活”

让提瓦力好奇的是，收容所没有常见战俘营那样的蛇腹铁丝网或围墙，中国军人只在较远的地方设立岗哨，印度俘虏的活动范围较大，一般在收容所住房或帐篷周围500～1 000米左右。中国干部就住在印俘旁边，他们经常到俘虏班里去同他们谈话或参加他们的活动，让印度人感到中方的关心。为了改善伙食，中方区队长和管理伙食的人员常来印俘伙房指导烹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像大锅煮饭就是中方干部手把手教会的。有一个细节：印度官兵普遍不爱吃萝卜，而青藏高原冬季只有萝卜白菜，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方干部教给印俘粗菜细做，这样使有些印俘由一点不吃到一般愿吃。印度节日很多，一年内大小20余个，中方管理人员会在几个印度重大民族宗教节日给俘虏们准备一顿丰盛会餐。各收容所还根据印俘生活需要，在供应标准内，每月发给印俘士兵一条半烟，半斤水果糖，而印俘军官则增加半条烟，对达尔维准将则更丰富一些。

不过，承袭自英国军事传统的印度军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别是印度军官生活更加特殊，这一点倒是来中国后变得“水土不服”。提瓦力记得，跟自己一起进收容所的某些尉级军官提出每天喝牛奶甜茶，不达到要求就表示抗议，但中方的态度却显得十分坚定，包括佟在内的几个干部反复对那些印度军官进行教育工作，说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军官兵的生活水平和广大中国人民一致，不能像资产阶级军队那样享受特殊”。中方干部还提到，印度基层士兵也爱吃甜食，也提出过供应较多的糖，但中方向大家做了说明，指出人体营养主要靠食物热量，中方供应的食物热量是足够的，中国人没有吃甜食的习惯，供应标准内糖不多，运输不便，为了照顾大家的生活习惯，可以酌量增加一些，但不可能增加很多。后来，中国管理方在糖的供应上由每人每天3钱逐渐增至6钱，印度士兵们纷纷表示感谢，而那些闹情绪的印度军官们也逐渐认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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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提瓦力等印俘军官动容的是，中国军队的官兵平等与相互友爱。有个俘虏班住房的门原来在厕所旁边，臭味很大，中方区队长发现后，就及时带领该班印俘把门改到另一个方向，印俘很受感动，将区队长抱着跳起来。一个对中国始终有敌意的印俘三级低级委任军官（JC）患上赤痢，中方区队长立即找医生来看，亲自给他端饭、喂药、洗衣服，他感动得泪流满面，痊愈后改变态度。在一个印俘中队里，印度士兵听到中方一个中队长幼年时逃荒要饭，后被国民党军抓去当兵，在1948年前线起义后参加解放军，现已成为上尉军官的事实后，反响非常强烈，他们说：“像这样穷苦的人在印度怎么能设想当上军官！”

印度军官都有勤务兵，视体力劳动为下贱的事，认为不劳动是“尊严”和“派头”，而士兵也形成“军官不劳动”是“理所当然”的思想。但发生在一个收容所里的事情，震动了许多印度军官。原来，有一次，一个印俘中队随中国干部去山谷里拾柴，印度士兵们看见中方中队长拿着绳子走在后面，大家想：“中国长官拿着绳子跟上来，提瓦力如果不好好干，一定会被捆起来。”后来，发现中队长自己也在拾柴，那根绳子是背柴火用的，印俘们这才恍然大悟地说：“中国军队真是官兵平等，与印度军队大不相同。”许多印俘不愿打扫厕所，也不愿替别人理发，认为这些是“最卑贱的差事”，只能由低种姓的“贱民”和“不可接触者”去干。但中国干部却带头拿着铁锹到厕所干起来，有的区队长还为印俘理发，一个印俘理发兵说：“我在印度是最下贱的人，可是中国人对我一视同仁，从母亲生下我以后，过这样好的日子还是第一次，我感到非常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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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很有效的宣传机构”

中方收容所里，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但印俘军官和士兵的观感却大相径庭，前者普遍担心中国人给自己“洗脑”，而后者则普遍赞扬中方宽俘政策和为此作出的重大努力，拥护中印友好。

就提瓦力所在的军官连来说，中方向他们发放一些书和杂志，包括《毛主席语录》、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文献和几本中国杂志。无论这些书是什么，对提瓦力来说都是受欢迎的，不少东西至今仍占据着他的头脑，比如《毛主席语录》给了提瓦力很深的印象，尤其是毛泽东的战术思想：“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中国人在收容所中经常播放印度音乐，其中有一首是拉塔·曼格沙卡尔（Lata Mangeshkar）演唱的《来吧，我一直等了那么久》，这首歌使印俘们十分想家。1962年12月25日清晨，他们一共七名校官被带上一辆缴获的印军日产卡车前往泽当，和达尔维准将一起欢度圣诞节，达尔维的住宿条件很好，大家一起吃过早饭和午饭，还一起看了电影，达尔维说自己的精神好了许多，感谢中国政府的宽大。过了不久，中方又满足了他们一个新的愿望——参观拉萨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当看见布达拉宫的宏伟建筑时，提瓦力被震撼了。提瓦力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当了战俘也是如此，写日记的纸张是他放在夹克衫口袋中的卫生纸，他打开裤子皮带部分的接缝处，把折好的纸张放在里面，这样他才把在收容所中的日记带回印度。

在与中国干部的思想交流中，双方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真相是什么？是谁不愿意谈判？是谁挑起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包括提瓦力在内的印俘军官，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首先要表达的一句便是“‘麦克马洪线’就是（印中）国界”，“1959年达赖喇嘛跑到印度后，中国和印度争西藏，才出现边境的紧张局势”……中国干部没有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以1962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为基本教材，对其进行说理教育，中方干部以介绍中印边界的历史背景为主，向印俘介绍中印之间以往没有对边界问题发生过争执，当前的纠纷是英帝国主义侵略的遗产。中方干部向印俘们讲解传统习惯线是怎样形成的，英国殖民者划出的“麦克马洪线”为什么是非法的。随着介绍的深入，印俘军官的“统一战线”开始分化了，当中方干部在地图上醒目地标出中印传统习惯线、“麦克马洪线”以及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等几条线的位置，让印俘了解到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知识后，开始有人承认，“过去新德里根本没告诉他们有什么传统习惯线”，“‘麦克马洪线’显然是英国侵略印度和中国后才有的”，“按照地图上的情况分析，是我们（印军）先越过‘麦克马洪线’”。当然，由于顾虑回国后的前途问题，多数印俘在集体场合往往不敢公开承认解放军自卫反击的正义性，可是在事实面前，他们自己内心是有考虑的，有时私下和中方干部谈起来就说：“中国军官讲的有道理”，“印度有一小撮人想靠打仗发财，才使边界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更重要的是，印俘们大多亲历过20世纪50年代中印人民友好的岁月，不少人看过在印度举办的中国农业展览，有的人参加过欢迎周总理的行列，“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是兄弟）成为中方干部争取印俘最有效的口号。印俘牢记中方所讲的中印人民友谊，并以印度民间传说加以陈述，他们说：“‘印地秦尼，巴依巴依’是印度民间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半年来在中国所耳闻目睹的一切，使他们更深刻领会这句名言的含义。”事实上，在1963年所有印俘回国后，印度国防部曾进行严厉的甄别与审查运动，但中国的正义观点已然在印度国内不可避免地传播开来，印度军方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似乎有非常有效的宣传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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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时刻来到了

在中国边防部队取得自卫反击作战伟大胜利、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坚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继续进行外交努力。1963年4月21日，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通过中印两国红十字会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实际上，早在3月26日，印俘们得到通知，他们不久将被释放。为了满足印俘军官反复提出的希望参观中国内地的愿望，中方以“考虑当地交通气候条件，照顾印俘军官的健康和生活”为由，宣布全部校以上印俘经内地遣返。中国东道主的安排是无可挑剔的，尽管提瓦力等人还是战俘，但明显不是敌人了，中方为每个人量身订作了西服和皮鞋，并准备了许多个人用品。3月28日，提瓦力等人离开收容所，他们提出去印俘士兵墓地凭吊，那里埋葬着七名因疾病亡故的印度士兵，其中一名叫萨贝达·乔金德·辛格（Subedar Joginder Singh）的士兵是因冻伤脚趾必须截肢，但他却以想获得提升为由拒绝了，最终死于坏疽。

1963年4月6日至5月4日，印俘准将达尔维、9名中校和17名少校参观了武汉、南京、上海、无锡、杭州、北京等城市。在北京，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伍云甫和中印友好协会会长丁西林接见印俘军官参观团，他们在北京观看了五一劳动节的群众庆祝活动和焰火，还同印度驻华使馆人员见了面。参观途中，中方接待人员很有分寸，他们称印度军官为“先生”，和他们讲话时称“印度朋友”，从不使用伤害他们自尊心的言语。提瓦力有个战友，刚出发时整天埋头念经，后来也积极参观访问，他亲口告诉中国朋友：“我们感到自己成了真正的兄弟。”还有一名印俘中校说：“在旅行期间，我们看不到中国有反印漫画和标语，人民的言行中也没有丝毫敌意，这和我们从前听说的并不相同。”在武汉，印俘军官参观了公园、商店和大街，有人感慨：“中国的姑娘后面没有人盯梢捣蛋，马路上没有明火执仗的强盗，这在印度是不能设想的。”一个军官在游览中把未灭的烟头扔在草坪里，随即有一儿童上前把烟头熄灭并拣起来，这个军官感到很惭愧，向儿童翘起大拇指。在上海，印俘军官们被邀请到一位资本家的家里做客，达尔维准将深情地说：“我原以为你们已经被‘革命’了，没想到你们还过得这样好……毛主席真有远见。”

5月4日，印俘军官在昆明登上印度航空公司班机回国。在交接仪式上，他们见到一幕令人惊讶的场景：代表中方签字的是一位勤务兵，站在他身后递给他钢笔的却是一位将军，这真是中国的方式！作为临别前的留言，达维尔准将代表全体印俘军官向记者们表示，“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训练素质也不比中国差，可谁也想不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堵枪眼，还有中国的俘虏政策。如果战前印度士兵了解这一点，我想他们恐怕更难指挥了。”上午9时，搭载印俘军官的飞机从昆明起飞，预定于13时30分抵达加尔各答。没想到途中机组说由于机械故障，起落架打不开，搞不好大家会摔死在地面。最终，他们于14时30分迫降在达姆达姆（Dum Dum），在现场，几十辆消防车正严阵以待。提瓦力心想：“老天保佑，如果我们因飞机迫降死在印度的话，那真是命运的绝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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