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 《应昌期传》——纪念应昌期诞辰一百周年

文如玉

第二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对一椿史实的匡正“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每四年举办一次，以奥运年为准，所以被视为围棋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1988年办了第一届，所以第二届的开幕式应在1992年举行。
　　1991年初，第二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前期准备工作开始发动。按“应氏杯”创办人应昌期的意愿，他派出了应明皓和“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姚祥义、杨佑家等三人专程飞赴北京与中国围棋协会接触，初步协商有关第二届“应氏杯”赛的事宜。
　　应明皓代表他父亲向中国围棋协会谈了基金会的想法，大致是这样两条：
　　l、本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主办单位为“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承办单位为中国围棋协会。
　　2、本届“应氏杯”的举办地点放在上海。这样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上海的围棋人口比国内任何城市都多，开幕式放在上海，必能造成较大影响，有利于推动围棋运动的发展。
　　中国围棋协会的代表也谈了他们对第二届“应氏杯”的构想，如希望仍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举办地点仍放在北京等。因双方意见很难统一，所以就未谈出结果。
　　目艮看离预定开赛的时间越来越近，这样久拖未决怎么行呢？所以又经多方联络，在东京召开协调会。
　　参加协调会的阵容为：“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应明皓，中国围棋协会王汝南，韩国棋院金秀英，日本棋院大枝雄介。由北京常驻日本的译员王宇担任翻译。金秀英的中文很好，所以交谈并不困难。
　　没想到这次协调会又生波折：应明皓传达他父亲——“应氏杯”创办人，也是本届“应氏杯”主办者应昌期的意愿，准备邀请旅美棋手江铸久、旅日棋手芮乃伟参赛。应昌期很想推广女子围棋(第一届“应氏杯”的16位棋手均系男性)，那时上海的芮乃伟是世界上唯一的女九段棋士，她的参赛必定能引起世人瞩目，也会吸引更多的女性热爱围棋运动。日本、韩国的代表表示赞同，认为这将成为本届赛事的一大特色，因为其它世界性的比赛还从未有女子棋手参加，但王汝南转达中国围棋协会的意见，认为江铸久、芮乃伟均已宣布脱离中国围棋协会——“不是中国围棋协会的中国选手怎么能代表中国围棋协会参加比赛呢？”
　　这令应明皓恼火，他甚至当场提出责问：“应氏杯”围棋赛到底是你办还是我办？世上哪有我请客要由你来决定邀请名单的道理？”
　　主办者有主办者的意愿，中国围棋协会有中国围棋协会的原则。如此，这一次的协调会就只能不欢而散了。
　　但会后“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还是希望中国围棋协会考虑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提出的名单。然而中国围棋协会的态度很明确：如果主办者坚持邀请江铸久、芮乃伟参赛，中国围棋协会就只能弃权。
　　事情一直拖到1992年的3月，离预赛开幕的时间只剩四个月下，应明皓特地由美国再一次飞赴日本东京，与在东京的聂卫平会晤。当时杨佑家、金秀英、大枝雄介等都在场。应明皓问聂卫平：
　　“都快要比赛了，你们到底参不参赛？”
　　聂卫平答：“如此的话，我们就不参加了。”
　　场面有点尴尬。
　　日本的大枝雄介也有点不高兴。他站起来问聂卫平：
　　“聂先生刚才的答复是个人意见呢还是中国围棋协会的意见？希望立即打电话确认一下，行吗？”聂卫平说：“当然可以。”电话很快通了，中国围棋协会确认了聂卫平的答复。这就是说，已无挽回余地。应明皓立刻从东京打电话给在台北家中的父亲应昌期。应昌期答复说事已至此，当断则断，否则要误事。并且在电话中就确定立刻给韩国、日本各增加两个参赛选手的名额，举办地点则正式确定在日本的东京。
　　但事情还未就此结束。所谓“一波三折”，事实上双方都还在作着最后努力。在这里我还是想引用一下应昌期本人答记者问时所述及的真相及他本人的态度。他说，我觉得中国围棋协会的抵制(指不同意旅美中国人江铸久、芮乃伟参赛)相当没有道理(，江铸久是围棋九段的好手，芮乃伟更是世界上唯一女子九段的棋士，相当难得，然而中国围棋协会方面却不表同意。
　　所以，我当时的态度：“来，我欢迎；不来，就算了。天下哪有客人挑剔主人宴客名单的道理，这就是他们的不对了。”
　　他又说：“应氏杯”邀请的是棋士“个人”，而不是“中国围棋协会”团体，“应氏杯”可以邀请任何认为应该也值得邀请的人。也因为我抱着这样的心态，事前在董事长沈君山和棋坛名将林海峰等人与他们协调无效后，我们就决定取消中国围棋协会承办权，改由日本棋院承办，地点由上海改到东京。
　　这个时期，基金会也取消了中国围棋协会新增的二名参赛名额，双方可以说都感到相当遗憾。
　　后来，经过各方继续协调，尤其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及统战部的关切，似乎有回旋的余地，基金会遂把原先取消的两人名额恢复，并将中国围棋协会参赛者的名单确定为8人，其中包括聂卫平、江铸久、芮乃伟等。
　　然而，一个月之内情势又急转直下：六月份传来的参赛名单中，多了孔祥明，少了江铸久。月中时才又确定江铸久可以离美赴日参加。
　　我感到遗憾的是：一颗单纯想办国际围棋赛的心，却有这么多的困扰。特别是我觉得参加的棋士只管决定自己参不参加，绝不能干涉别人的去留。今天，中国围棋协会方面要围棋种子好手中途不参加，不单他们不能这么做，任何人也不能这样做，这是对棋赛棋手的尊重问题。
　　1994年3月号的《海上文坛》曾以头题重要位置刊登《恩恩怨怨围棋界》一文，其中也提到了发生在1991年的这一场风波。文章以“本刊辑录”形式发表，第一部分正题为“中国围棋病入膏盲”，署名“中国围棋七段沈果孙”，其中有一段文字为：
　　“三年之后，出现了‘应氏杯风波’，中国队弃权，使人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全国棋迷们对此深感惋惜。
　　双方越弄越僵的来龙去脉我不清楚。我只是听说在没有完全闹僵的时候，在有决策权的人中，只有聂卫平希望促成，并作了一定努力。其余人都投‘反对票’。
　　聂街平希望促成，一是他气量较大，二是他上届输给曹薰铉是不服气的。
　　事情发生之后，实为重大新闻，我们的一位记者，希望写点东西，陈祖德不同意发表。
　　事情过去了很长时间，程晓流在中国体育报上发表《应氏杯风波……》的巨幅文章。其时我正好不在北京，因为我分管围棋这个项目，凡有关围棋的文章应该由我先过目。
　　我回京之后，才读到这篇巨文。我的感觉是‘十足的陈祖德观点’。我已经说过，我对来龙去脉不清楚，也许这种感觉是错的。
　　我奇怪平时对应氏规则和棋坛动态漠不关心的程晓流，知道的事情竟这么多？而且有些事情和我听到的传闻颇有出入。但我的只是传闻，作不得数自勺。
　　例如，应氏杯原定北京，突然改到上海的问题，程晓流认为是应昌期玩花样。我知道的传闻是：在北京办、承办费200万美元；在上海办，承办费100万美元(有说160万对80万的)。如果我是应昌期，也会选择上海。至于上海插一
　　沈果孙和陈祖德都提到程晓流的文章，可见程文在当时的确很有影响。程晓流怎么说是程晓流的事，我们关心的倒是应昌期本人的态度。恰好手头有一封应昌期本人的亲笔信，很值得收入本书中。
　　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宁波有位唐嘉善，时任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与应昌期交厚，常有函电往还。
　　一个偶然的机会唐嘉善读到了程晓流的文章，心里既不平又不安，恐老先生动怒，于是便急忙写信去劝慰。不料应昌期却完全处之若泰，其回信写道：
　　来函接悉，盛意殊感！所称某报文章，一笑置之可也，不必与其争论，尽识者明见，本洞若观火。荷承关心，拳拳致意，谨函申谢。
　　“识者明见”，说得多么好啊！相信一个可以为事业舍得一切的人，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一场风波就此销声匿迹。
　　关于这一场风波，还想引用一段郝克强所写的“对一桩史实的匡正”：
　　1992年11月15日，《中国体育报》在头版和四版，以两大版的篇
　　幅，登载了一篇题为“‘应氏杯’风波背后”的署名文章。
　　文中说：“1991年底，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郝克强和聂街平又赴上
　　海与应昌期先生当面商谈。得到的却是应昌期先生‘我决定的事情决
　　不更改’的蛮横回答。至此，关于‘应氏杯’的会谈陷入了僵局。”
　　我想就此谈谈事情的经过。1991年11月间中国棋院开会，讨论第
　　二届“应氏杯”赛问题。先由王汝南副院长汇报到东京出席“应氏杯”赛
　　事筹备会的情况。说主要有两个问题与主办者发生矛盾：一是原来讲
　　好的由中国围棋协会在北京承办，现在又突然改在上海办，二是邀请
　　在国外的江铸久、芮乃伟参赛。
　　当时棋院的人封不由中国围棋协会在北京办意见最大，而聂卫平等
　　 主要封邀请江铸久、芮乃伟参赛有意见。
　　我发言说，可以再好好商量。第一届在北京办了，第二届在上海办也未尝不可。最近“新体育杯”赛在上海举行，我可以顺便去找应老谈谈。
　　中国棋院党委书记年维泗等赞成我去与应老商谈。
　　11月16日上午，我偕刘思明、曹志林到上海虹桥应昌期的寓所。次日晚应昌期在家请聂街平吃螃蟹，我也在座。这两次都谈到第二届“应氏杯”赛事问题。
　　应昌期解释为什麽改主意在上海办，主要是上海的费用比北京少得多。再者，第一届“应氏杯”在北京办过了，这次挨个地方。
　　我们讲：江铸久是中国围棋队员，请假赴美逾期不归。请他代表中国参赛不合适。
　　应昌期听了我们所说后，说你们这些意见为什麽不早说啊。他已经答应江铸久参加比赛。最后，他说，既然你们来了，说了你们的意见，我把这件事交给我的董事长沈君山决定吧(按：沈是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董事长)。
　　在上海与应昌期见面的结果，就是这样。应老的态度既不“蛮横”，会谈也并未“陷入僵局。”郝克强作为当年亲自参与商谈的当享入之一，说应昌期的态度既不“蛮横”，会谈也并未“陷入僵局”，真不知道“风波背后”一文的作者是怎么在那里做文章的了。
　　还值得提一句的是在第二届“应氏杯”紧张筹备期间，一直居间努力想促成中国围棋协会参赛的基金会董事长沈君山，曾专程自台北飞抵北京斡旋。
　　直到开幕前一天深夜才从北京飞到东京的沈君山接受台湾媒体记者林英喆采访时谈了最终未能成功的三点原因。林记者写道：“他分析指出，大陆以江铸久原是中国围棋协会的棋士，要参加任何比赛，须经其同意才可，这就是组织对个人的差异，因为应氏杯为了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扰，以邀请个人参赛的名义来举办，但大陆因体制上的不同，任何比赛都须经团体的同意才可，双方对此争执甚久，最后终未解决。
　　其次是中央对地方，沈君山说，这次应氏杯开幕，原要在上海市举行，并获得上海市当局的同意，但国家体委却认为在地方上举办比赛，亦须经中央同意才可，使得应氏杯的开赛地点，从上海移到东京。
　　第三则是钱与权的争论，沈君山说，应氏杯是由应昌期个人出资创办，所以应先生认为他可以邀请任何人参加，但大陆方面则认为个人棋士参赛，应该没有权力，这个权力属于国家。”
　　但“应氏杯”赛还得如期举行。
　　1992年7月10日，作为“应氏杯”创办人的应昌期自台北搭机飞赴日本东京主持开幕典礼。
　　第二天，第二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开幕式便在日本东京的赤坂王子饭店隆重举行。
　　应昌期在致词中一如既往地强调：举办“应氏杯”围棋大赛就是希望围棋能普及全世界并尽早实现围棋规则统一。这个宗旨永远不会变，“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也会永远办下去！

文如玉

       这一届“应氏杯”的赛程安排大致是：11日开幕，13日举行第一回合赛，由与赛棋手中16人先行对弈，胜者于15日与8名种子棋士举行第二回合赛，第三回合于17日由胜者的8人再对弈，最后选出前四强。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应氏杯”首次有女子棋士芮乃伟参加对抗，这也是主办单位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鉴于女子棋士的棋力已与男棋士不相上下，以及藉此鼓励女子学围棋，才会力荐芮乃伟列入24名选手之一。
　　而芮乃伟九段也确实给应昌期争气，她先以不计点击败韩国天才神童李昌镐，接着在17日的第三回合赛中29岁的芮乃伟持黑子7点又胜韩国的梁宰豪，进入第二届“应氏杯”前四强行列。第二天台湾各大报纸纷纷以大字标题打出：
　　连胜三局芮乃伟新星升空
　　而上届冠军曹薰铉却在7月15日的十六强初赛中就输给了日本选手淡路修之，从而失去了再夺冠军的机会。
　　但应昌期的兴奋点似乎倒并不在个别棋士的战绩上，他最关心的还是赛场上各国选手对新棋规的认知。
　　大家一定还记得，在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期间，黑棋贴还8点便已经通过考验，在高手比赛中咸认合理这一事实。
　　第二届“应氏杯”自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便实施延时罚点，可喜的是与赛的每一位棋士都能适应，这说明应昌期发起举办“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一个主要目的推广计点制围棋新规则已经初步达到。这是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喜事。为什么呢？因为本届比赛的举办地点在日本东京。日本素以围棋大国自居，且有保守的传统，就像以前胜本忠告过应昌期那样，他们拉不下脸皮来接受人家的新棋规。据说他们国内最高规格的围棋赛“本因坊”举办第一届时，是黑不贴目；第二届要试行黑棋贴目，遭到激烈反对，第三届又改回来……但最后，黑棋贴目还是被采用了。
　　这说明要在日本推行新棋规是何其难也。
　　但保守也好，传统也罢，是现代人，总得接受科学理性的东西。
　　也许这正是日本人能够接纳应氏棋规的地方。
　　日本资深围棋记者三堀将在开赛前还特别专访应昌期，并撰文在日本的《棋》周刊中介绍计点制的科学性，说：我十多年前就已知道应昌期在研究围棋规则了，并数度在报上介绍。本人认为计点制规则早期以“气尽提取、全同禁著、子空皆地、填满计点”四句话就能说明计点制之精义，这是其他规则所无法做到的…
实际情况似乎要比胜本所预见的乐观。
　　那末所谓“延时罚点”又是怎么回事呢？
　　应昌期一贯主张，任何体育竞技都必须考虑时间——或者说速度——因素，旷日持久的比赛既磨人又失去了竞技的本意。
　　因此日本棋士称计点制围棋规则的延时罚点为“用时间买棋子”，换言之，也就是你一超过时限，就得用所围的“空”去买回来。
　　应昌期十分赞赏日本棋士的理解，认为这个意思与他当初设计计点制延时罚点的初衷完全吻合——当初他正是从西方谚语“时间即是金钱”中得到启示，想到超过时间，就应该以点数换回，达到相对合理。
　　经过多次的调研和测试，才提出了：超过时限，第一个30分钟内扣还2点。
　　否则，若以计秒制，有的高手一分钟永远用不完，累积起来有时甚至能超过基本时限——这对那些在规定时间内下完的棋士无论如何都不公平。
　　第二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第一回合比赛顺利结束，对于参赛棋士使用计点制新棋规的表现，应昌期极为满意。
　　于是，老先生很有信心地作出判断：只要“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连续举办十届，“计点制填满法”这一新棋规就一定会被全世界的围棋选手所接受！
　　第二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于1992年的7月17日在东京进行完第三回合的比赛之后，“应氏杯”筹备委员会即在东京举行全委会，初定准决赛的时间为同年的8月底至9月初，举办地点为台北市。
　　以后经徵询晋级准决赛的所有棋士意见，排除各种比赛的档期冲突之后，准决赛开幕式的时间定为1992年的11月24日。
　　1992年11月21日。
　　这个日子肯定会载入“应氏杯”的史册——自1952年出席中国围棋会复会庆典，1965年携弟子林海峰返台至今，离台27年之久的一代围棋宗师吴清源先生，在形影不离的夫人吴和子女工的陪同下三度重返台北。
　　在人头攒动的桃园中正国际机场的迎宾厅里，当吴大国手夫妇及“应氏杯”选手芮乃伟、趟冶勋、大竹英雄等一行人步出海关大门时，热烈的掌声清脆地爆响并顿时使大厅呈现出短暂的惊讶和静止。当小朋友们抬高了脚跟将鲜花献给了他们心目中英雄人物之后，第二届“应氏杯”准决赛的火苗就正式在台北这座繁华的现代城市中点燃了。
　　吴清源在想什么呢？
　　五十年前，当年方19岁的他第一次有机会与当时日本棋坛第一人——本因坊休哉对阵，将前三手棋下在了星位、三三、天元。此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稀有布局，当时曾似石破天惊地震撼了日本的围棋界，以至马上有人作出预言，说有如此勇气的青年，将来必成大器！
　　果然，他在30岁以后，便在日本棋坛开创了一个“吴清源时代”。
　　原来，日本围棋界400余年一直只研究“角”的变化，因此对局部及定式的认识可谓已臻“炉火纯青”的地步。但时代在发展，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围棋还能只停留在这个基础上，只走“先角后腹”的老路吗？当然不能。下一世纪的围棋首先应着眼于全局，着眼于整体。
　　因此，是不是可以说，当年与日本围棋宗师木谷实先生共创“新布局”，正是出于他对围棋的那一种理想梦境的追求。一晃五十余年过去，想不到“应氏杯”赛黑棋必须贴还8点的规定再次冲击了传统围棋的根本格局——执黑棋者只需坚实地行进即有望获胜的想法再也行不通了。所以他表示，传统布局追逐角隅的时代已成过去，向棋盘中的发展的全面性“整体围棋”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也可以说，他的理想正由应氏棋规的推行在付诸实施。
　　因此他十分推崇应昌期先生对规则改革的贡献。认为举办像“应氏杯”这样的比赛，事实上已经对促进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具体而伟大的工作。或许正是出于上述那样的思考，作为在日趋平淡的引退生涯中以藉着推广围棋促进世界和平为终生理想而奋斗的吴大国手，此次重返台北参加“应氏杯”准决赛无疑是他人生中的一场重头戏。
　　1992年11月24日。
　　吴清源与吴和子夫妇及围棋女九段芮乃伟，．日本棋院胜本治雄、村上明，美国华商业余棋士袁惠钧在台北参观了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
　　应昌期亲自陪同，并详细向客人们介绍了他所发明的计点制围棋规则。

文如玉

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
　　风风雨雨又四年，举办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日子又届临近。鉴于第二届“应氏杯”赛前后的风波迭起，应昌期实在感到有点不堪折腾，所以在基金会召开的第一次筹备会上，他索性放了一枚“探空气球”，说：“这一回，中国围棋协会干脆就不邀请了吧。”这一提议非同小可。信息很快传到北京，朝野震动，中国围棋协会以及各方面有关领导都十分重视，而且做了很多工作。据应明皓回忆，那一年他随父母到河北的承德避暑山庄旅游，一日，时任统战部部长的丁关根忽然派了小车，专程来承德接应昌期进京，并设宴款待。领导上的态度非常明确，希望应先生“和为贵”，顾大局，共同努力，将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办好。应昌期在席上说明，第二届“应氏杯”不是我不请，是他们不来。又表示：希望这一届能合作愉快，实现中国人办的比赛由中国人拿冠军的愿望。查阅那一时间的台湾报纸，记者马西屏撰写的一则报道中也述及此事，可作印证：
　　“应昌期最近有大陆东北行，在北平的时候，中共统战部部长丁关根，对台办主任王兆国，对台办副主任唐树备等人纷纷和应昌期见面，会见的话题绕着围棋转，都表示不希望两岸围棋交流受到影响。”
　　在这期间，还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4月2日至4日于上海新苑宾馆举行的“棋规研讨会”。
　　这是一次海峡两岸合作举办的纯学术性研讨会，出席会议的研究者有：应昌期、孔庆隆，台北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和《围棋》杂志的代表杨佑家，中国棋院围棋部主任、中国围棋协会裁判委员会主任华以刚，棋规专家郑怀德、邵福棠、曹志林、朱宝训、应氏“计点制”棋规研究者倪耀良、王汝楠，以及《围棋天地》副主编刘思明，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张建东等10人。
　　郝克强作为主持人首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应昌期则谈了他研究“计点制”围棋规则的过程。
　　这实在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研讨会，气氛自始至终都很热烈、认真、和谐，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会后意犹未尽，与会人员一分为二，下了一盘联棋，而且公推应昌期带头走了第一步。老先生也不推辞，当即拿起棋子放在棋盘正中心，走了一个气势恢宏的“天元”。
　　就在这次研讨会期间，郝克强与孔庆隆就开始商量促进第三届“应氏杯”两岸再度合作的事了，而且孔应隆还与应昌期直接谈过。
　　另有一位应昌期的好友蒋光照，是上海交大的老校友，台湾一家企业的董事长，也应邀来参加过一天座谈。这是一位热心两岸合作的人士，与郝克强一见如故。据说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能在上海办成，他也出了相当的力。
　　据郝克强回忆，1994年5月，也就是规则研讨会之后的一个月左右吧，应昌期就派代表到北京来具体商谈筹备第三届“应氏杯”大赛的事了。
　　这位代表，就是现任上海市应昌期围棋学校校长的倪耀良。
　　倪耀良时任上海黄浦区一所小学的校长，热心少年围棋教育，且对应昌期发明的“计点制”新棋规很有研窍。倪抵京后，即由郝克强陪同去李梦华家中拜望，李梦华明确表示同意倪代表应昌期所提的构想。然后他俩又按李梦华的意见与国家体委的魏纪中和中国围棋协会的陈祖德作了沟通。
　　紧接着应明皓亲自飞到北京进一步落实，李梦华指示郝克强向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徐寅生作了汇报。
　　郝克强记得很清楚：“6月27日，我到了体委徐寅生的办公室，正好魏纪中也在，我讲了情况后，徐寅生表示同意梦华同志意见。魏纪中说他正好今晚要去台北可以当面与应老谈谈。我说那太好了。魏纪中是国家体委专职委员，协助徐寅生主管对外和对台联络等事，由他直接与应老谈最好。回来后我即电话告应明皓此事，请他转告应老在台北约见。魏纪中回京后告我，在台北与应老见面谈得不错。”
　　这以后的进展相当顺利。1994年10月，应昌期的家乡宁波市人民政府为应氏家属捐资兴学和应氏集团创办的四项工程全面落成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应昌期除邀请了美、日、澳及港、台地区实业家130余人外，还特别邀请了李梦华、郝克强和末汝棼等贵宾来宁波参加庆祝、欢聚。
　　11月27日，倪耀良二上北京，具体讨论第三届“应氏杯”事宜，与陈祖德、华以刚等谈得不错，基本上落实了。
　　这年的12月，徐寅生赴台。临行前找到郝克强，说他到台北后很想见见应昌期先生。经电话联络，应昌期很欢迎，并表示想看看徐寅生以前写的那篇受到毛泽东主席表扬的打乒乓球的文章。徐寅生让郝克强帮忙找一本，郝克强真的替他找到了，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那一篇《关于如何打乒乓球》。
　　徐寅生回京后说他与应昌期见面了，而且谈得很好。
　　总之，就像郝克强所写的：“由于徐寅生、魏纪中出面，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赛的大盘终于定下来了。”
　　如果再读读台湾记者林英吉吉的一则发自北京的报道，就可知中国围棋协会与应昌期之间的确已“冰释前嫌”，积极合作了：
　　“应昌期先生推展围棋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中国围棋协会主席陈祖德在第三届应氏杯决赛记者会上，极力推崇应氏杯的创办人应昌期，并认为应昌期对围棋的影响，将会在下一世纪时渐渐浮现。”
　　这的确是一件十分令人欣慰的事。
　　以下所载是第三届“应氏杯”的16强对阵图，为我们所熟知的马晓春、曹大元、刘小光都位列其中。
　　应氏杯16强
　　封阵图
　　作为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最可称道的另一件事是一代棋坛巨星，已是82岁耋耋老人的吴清源大国手亲临上海担任本届锦标赛的总裁判长，这被称为是本届“应氏杯”“最有面子的一件事”，着实令应昌期大感慰藉。
　　唯一遗憾的，是作为“应氏杯”创办人的应昌期却因病未能到上海主持开幕式。
　　1996年4月23日晚。上海新锦江大酒店白玉兰厅。
　　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开幕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
　　因病未能参加开幕式盛典的应昌期先生应该高兴——除聂卫平九段外，可以说全世界职业围棋的顶尖“大腕”尽数出现在白玉兰厅里了，真是群星璀璨，分外耀眼。
　　上海市体委主任金永昌代表龚学平副市长，对24名世界一流围棋选手和海内外嘉宾前来上海参赛表示了欢迎之忱。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本届大赛的组委会主任李梦华致了开幕词。他高度评价了“应氏杯”创办人应昌期先生几十年来不遗余力、不惜巨资宣传支持围棋运动的高风亮节，称赞应先生为中国围棋走向全世界作出了大贡献。
　　新任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的应明皓代表应昌期先生也在开幕式上对前来参赛的24名选手表示了热烈欢迎。同时他还再次宣布：第三届“应氏杯”将继续设立“判例奖”以考验计点制规则的科学性和完善性，如果棋手能下出“应氏棋规”无法判定胜员的棋来，可以额外地领取五万美元的奖金。
　　作为本届赛事的花絮，还有两件事值得一说。
　　一是在23日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美国分会会长布朗先生代表旧金山市市长向应明皓颁发了关于将4月23日命名为“应氏杯日”的证书，并授予其美国著名棒球队巨人队荣誉队员称号。应明皓立即将印有“巨人”标志的棒球帽戴在头上，向正在拍照的记者挥手致意，全场掌声雷动，气氛极其热烈。
　　二是因病未能抵上海出席开幕式的应昌期仍时刻惦念着第三届“应氏杯”的赛事，并不失其幽默风趣的天性，从台北打电话给儿子应明皓，问开幕式的情景。应明皓在详细地介绍了新闻发布会和开幕式盛况之后，又关切地问到他；父亲的身体情况，说：“阿爹，你这段时间身体好吗？”应昌期笑着说：“身体么，；就这个样子了，只是我买了炮仗让你来放，实在有点想不通啊。”
　　第三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复赛于1996年8月9日在云南昆明市举行。
　　进入复赛的棋士分别为林海峰对刘昌赫，依田纪基对趟冶勋。结果，依田纪基与刘昌赫分别战胜对手，取得了晋级决赛的机会。
　　这一消息特别令应昌期振奋，因为这两位均为1966年出生的年青选手，新锐棋士，历经四个月的搏杀，最后的冠军争夺战在他们之间展开，这只能意味着棋界新锐崛起的时代的确已经到来。
　　作为终生以将围棋推向世界、推向下一代为己任的老人，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呢？
　　第三届“应氏杯”于1996年4月23日在上海开幕，然后转战昆明，西安等各大城市，至这一年的11月6日，则将在北京决出世界冠军。
　　举世瞩目。
　　冠军决赛采用五战三胜制，前两局刘昌赫与依田纪基在西安以一比一打成平手，然后移师北京昆仑饭店，下第三局，由刘昌赫执黑先走，刘小光、曹大元以及国内多位年轻选手一起在研究室内加入研讨，场面显得十分热烈，这一切经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更在全国围棋人口中形成强大冲击波。
　　结果，执黑的刘昌赫以盘面胜13点，扣还8点，以5点获胜。
　　这就成了二比一的态势，韩国的刘昌赫正在逼近冠军宝座。
　　6日下第四局，如果刘昌赫再胜，则冠军到手；如果依田圮基胜，则扳成二平，鹿死谁手，还看第五局——这就是说，这一局的胜员，对双方都有关系，所以下起来也特别谨慎，但为了保持充裕的对弈时间，所以上午落子的速度就很快。刘昌赫执白，至中午于第99手时，一般认为黑棋较优，关键变化在于白棋如何破坏黑势。但就如同持黑的依田自己所说，下午的黑棋下得一无是处。吴大国手说，黑101镇方向不太明确，白中央到128手已具情形，黑攻击收获有限。但如果要说第四局胜员关键，则在于黑第113手未能于114手立下，这个问题手下后，对局研究室觉得不可思议，认为依由于113跳回，是优势心理在作崇，但这种胜定的下法显然太过早了。
　　第113手的胜员手，在大棋盘解说时，中国棋院副院长王汝南也特别提出讨论，认为白112本应于114先挡，而黑113也应于114手先立，让白左边得以连络，黑毫无攻击之机。王汝南说，黑113如立下，右边向两边被断，势难兼顾，而右边的黑棋要被吃的话，也并不太容易，显然依田在关键之处的判断出了问题。
　　黑131以下，139虽吃一子，实则并不大，白于140、142中央出头，146夹反而下出强手，下到152，攻守定位，黑棋反而处于子弱势。吴清源大国手于白下出146手后，即认为黑已无胜机而离开对局研究室了。到289手终局，黑盘面胜三点，扣还八点，执白的刘昌赫还以5点见胜(见图)，从而夺得第三届“应P；杯”世界踪业围棋·据说棋赛结束后，依田纪基坐在椅子上看着空荡的棋盘一直在心底自责，为何像着魔一样会不自觉地下出这么多着臭棋？！
　　由于应昌期尚在台北家中养病，所以在北京的闭幕式和颁奖典礼仍无法出席，但当他获悉连续三届“应氏杯”的冠军奖杯都由韩国的棋士捧走后，心里还是非常高兴，高兴的原因是“事实证明南韩棋手已可与日本棋士并驾齐驱”了。
　　老先生的这一份心愿：第一届“应氏杯”聂卫平与冠军奖杯失之交臂虽然可惜，但曹薰铉得冠军对韩国围棋的推动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使韩国人看到了自己的围棋并不比任何人差，于是好手层出不穷，且第二届“应氏杯”再夺冠军。如今连中三元，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呢？
　　关于决定冠军归属的第四局棋，应昌期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第四局关键的棋，依田在上午已占优势的情形下仍然败北，显见他的患得患失，而刘昌赫则发挥平常心，反而能下出较好的成绩。”
　　这一点，不知那位依田纪基在默然不语的自省中有否悟到？
　　歌德说：“能将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联接到一起的人才是最幸福最伟大的人。”
　　应昌期在生命开始萌芽的年纪与围棋结下终生不解之缘，如今他已经80岁了——一般地说，这个年龄离生命的终点已经不远，他抛开围棋了吗？
　　没有。
　　他还在努力。他要努力将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联接到一起。
　　1996年10月23日。
　　对应昌期来说，这是一个纪念生命起点的节日，感谢上苍的恩赐，这一天堪称东方大都的上海市秋高气爽，艳阳高照。锦江饭店的宴会厅里更是嘉宾云集，笑语盈盈，气氛热烈。
　　给予人类以伟大报效的人，必然会受到社会的格外尊敬。宴会厅里，鲜花盛开，寿嶂生辉，由林海峰国手同旅日棋士一起敬送的多层生日蛋糕在华灯的映照下更显得光彩夺目。
　　这是上海各界在为应昌期先生举办盛大的祝寿宴会。应昌期在夫人陪伴下，站到了生日蛋糕前，举刀欲切，生日蜡烛还在燃烧，红艳艳的光晕闪耀着，给应昌期带来了梦幻似的感觉。“真像是一场梦啊，这人生。”他自语着。
　　是啊，八十个年头的漫漫长路，近七十载的辛苦奔波，先生老了，更何况病魔一直在无情地侵袭他原本健康的身体。
　　自1994年起，体质素健的应昌期忽然感到全身疲惫，腹部隐痛，经台北国泰医院检查，确诊为大肠癌。经两次割治，逐渐康复，照常冶事。至1996年7月忽有复发现象，且化学、放射治疗均未能奏效，遂决定回宁波老家接受中医诊治。 　　在宁波第一医院院长、著名中医黄志强的积极治疗下，病情得到了控制，终于赶上了他这一生最后一个愿望的实现。
　　那便是由他捐资1．6亿元人民币所建造的应氏围棋教育基金会大楼及上海围棋学校的开工。

文如玉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上地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必然长在。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宁波篇
消　　息
　　“又自政府开放对大陆投资后，先生为繁荣桑梓，增加乡人就业机会，特在宁波地区设立现代建筑材料公司及利华羊毛公司。又为纪念其先父星耀公一生从事乡里教育之事迹，特捐资扩充慈溪中城小学基地，更新全校房舍，增添新式教育设备，并全面扩建慈湖中学及兴建倡棋幼稚园，使成为一贯完备之中初级学校。”
　　这是趟谅公先生所撰《应昌期先生事略》一文中的一段话。
　　文中的“政府”自然是指台湾当局。
　　自1949年中华大地发生大裂变，台湾海峡变成了两岸分隔的天然屏障，一隔便长达三十八年，“直到1987年10月14日，蒋经国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为了国民党在台统治的安稳，'才'毅然在解除戒严与开放党禁之后，宣布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①
　　这是蒋经国晚年“向历史交待”的一项大决策，也是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突破。
　　此后，两岸经贸关系不断发展。据1991年12月10日台湾《工商时报》披露：“一年来，两岸间接性的‘大三通’(通商、通邮、通航)或‘小五通’(旅游与贸易、投资、人口流动、汇兑、原料相互交流)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与此同时，台商对大陆投资亦方兴未艾，继众多中小企业之后，一些大企业亦开始来大陆探路。据台‘外贸协会’透露，1991年全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金额为15亿美元，较上年增加3亿美元。”②
　　但家乡人得知应昌期的消息，却早在1983年之前。
　　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位慈城人，罗丰年。
　　罗丰年基本上是个文化人，尤喜收藏历代钱币，本身经历也有点坎坷。反正至80年代初，他已被安排在慈城镇的政府机关里做一点统战联络工作，也没有什么名份，所以只能笼统地称作“负责人”。尽管没有名份，但罗丰年对这份工作却是尽责尽力，一上任便深入了解在海外的慈城籍名人情况，于是就知道了“应昌期”这一大名。
　　“我原先不认识应昌期，与慈城桂花厅应家非亲非故，所以当年寻访应先生踪迹纯粹是出于工作责任心。”1998年9月的一个下午在罗家采访时，罗丰年这样告诉笔者。
　　1983年8月，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在台北成立。《人民日报》也发了消息。罗丰年翻阅报纸时偶然见到，大为震惊：应先生捐资1亿新台币创建围棋教育基金会，了不起！作为慈城同乡，他深感脸上有光，何况他的工作职责所在，于是更加过细
寻访，了解下来家乡还有应昌期的两位亲舅舅在，而且从探望中得知，他们还是真正的“小娘舅大外甥”——舅舅只比外甥大两岁年纪而已。当年舅舅70来岁，所以推算下来应昌期也就七十左右年纪，而且也知道了他在台北的地址。
　　恰巧1984年有位慈城籍的香港老板名叫王欣康的回乡探亲，且同为慈湖中学校友，于是罗丰年与之攀谈：
　　“王先生，你台湾去吗？”
　　“去的。阿拉去台湾交关简单，飞机一天十几趟，早上出门，中午可回家吃中饭，蛮方便的，所以经常去。”（宁波方言
：“阿拉”：我，我们。“交关”：很，十分。“蛮”：很。）
　　“有位同乡，应昌期先生，解放前去台湾的，你认得吗？”
　　“认得，认得。”
　　“那再好没了，下次去时相帮捎一封信去，可以吗？”
　　“可以可以，只管拿来好了。”
　　看来王欣康是位热心人，罗丰年心里高兴，马上向领导作了汇报，研究结果是以镇政府出面郑重其事地拟了一封问候函，信末并热情邀请应老先生来家乡走走看看。
　　王欣康走后，罗丰年便处在焦急等待中。原先他想：慈城人谁不爱自己美丽的家乡呢？“亲不亲，家乡人”，应先生一得
着家乡的消息肯定高兴，很快就会回信的。谁知王欣康一走便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直到第二年王欣康又回乡探亲，罗丰年赶去问：
　　“给应先生的信送到了吗？能不能讲讲情况？”
　　王欣康说：
　　“啊呀罗同志，你所托的事我是当一件大事体来办的呀。特地飞了一趟台北，应府也去过了，可惜应先生本人未见着，是他太太出来接的信件——怎么，至今没有回信？”
　　“老夫人当年在中城小学敦过书的，她说什么来着？”罗丰年没有正面回答王欣康的反问。
　　“什么也没说，也没请我进屋坐一坐。”
　　这就是说，1984年的这趟台湾之行，王欣康不是吃了“闭门羹”也是碰了个软钉子。什么原因呢？1998年1月8日晚，笔者电话采访应明皓，问及此事，应明皓说：“没有其它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台湾还处于戒严时期，父亲不敢找这些麻烦。”
　　这是确实的。想当年台湾当局为了在台湾立住脚，“保密防谍”工作不断强化，台湾居民几乎人人自危。“台北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镇江人，根本不是‘匪谍’。一日，他的乡亲来投靠他，陈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被人检举，判刑15年。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及其弟李崇道，在家中因留宿了一位归日同学，被硬加以‘掩护匪谍罪’，
银铛入狱。甚至有人因为家中藏有一本《汤姆历险记》的翻译小说而被捕，抄家、关押，最后还送‘新生营’感化7个月。被捕者不解，询问为何一本儿童读物会招此弥天大祸，侦讯人员回答：‘这上面明明印着马克·吐温的字样，那不是马克思一家吗？”’③
　　直到1987年7月14日，迫于岛内愈演愈烈的街头示威，蒋经国才正式宣布：“台湾地区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④
　　在解除戒严之前那样的“高压”气候下，作为像应昌期这样一位有相当影响的企业家，社会名流，是不能不有所顾忌的。 　　直到1988年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闭幕，应昌期与夫人唐平尘、儿子应明皓离开上海、杭州、宁波后，经香港转机飞抵美国，在明皓的寓所足足住了一个月。为什么呢？主要还是对台湾当年的“白色恐怖”心有余悸，不得不防。在美国逗留的日子里，他们每天看台湾报纸，留意版面上是否对“应氏杯”有不好的报导……
　　但在慈城的罗丰年却作了另一角度的猜测与理解。
　　他觉得应昌期之所以对来自家乡的消息采取“不予置理”的冷漠态度，可能是出于对我们侨务政策的误解，也可能是由于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彻底，使应先生对家乡尚存“疙瘩”。
　　于是他便积极建议政府，作了大量的“落实政策”的工作。如将应氏位于桂花厅的祖宅予以修缮，清退原先入住的居民，以便有一天应老先生返乡探亲时能“完璧归趟”。
　　这里不能不提一句，1984年小平同志已经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这自然成了“宁波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一个崭新起点。”
　　而“落实侨务政策，这是动员海外‘宁波帮’的基础，争取‘侨心’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宣传。一方面，对归侨、侨眷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另一方面，排除干扰，克服困难，落实‘文革’中被挤占
的华侨私房、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被错误改造和在土改中被错误没收的华侨房屋。据不完全统计，14年来全市共落实上述侨房24万平方米。”⑤
　　情况的确是这样，罗丰年对此也是深有体会，说办这些事“领导支持是关键”，像腾空、修缮桂花厅应氏祖宅事，慈城镇的报告送到市委，时任市委书记的孙家炎非常支持，批示“特事特办”，于是一路绿灯，很快就得到了落实。
　　另外他还了解到，应昌期有位七弟名叫应昌年的，尚在劳改。但究竟因何事入狱，现在何处劳改，都还惘然无知。这可不行，一定要设法找到，弄清情况，将来面对应先生时，作为家乡人也好有个交待。 　　谁知此事深入下去再一了解，发现难度更大。
　　原来老七早年寄养在上海的一个姑姑(应星耀之妹)家，罗丰年费了很大劲才得到一个大体的地址，于是由一位副镇长率领，两人动身上海找线索。好不容易找到那条断头弄堂，两人来回跑了五六趟，整整用了一个下午时间才寻着她家，进去一打听，却又说此人早搬到女儿家去住了。她女儿住哪呢？说是不太清楚，只知道一个大体方位。于是第二天又直奔那个方向，这回是个新村，住了上千户人家，东打听西打听，最后还真的找到了，这才知道阿姑已经过世，她女儿也只晓得大概情况，说公安局里有一张纸头的——大概是判决书之类的文件吧，这倒很有用，只是不知道是存放在区分局还是市局。
　　怎么办呢？还得下决心找。他俩先奔闸北区公安分局，查遍档案也无消息，再去市局查，也茫无头绪。
　　带队的副镇长说：怎么办？按日程我们明天应该回宁波了，要不先回去再说？
　　罗丰年说：且慢，让我再想想。
　　这一想让他想起自己有个侄子在市局工作。何不找他帮忙呢？说不定有个熟人陪着，查起来方便些。
　　第二天先找侄子，然后由他陪着再去查，果然就查到了。这才知道了应昌年于50年代中期，因寄人篱下境遇不好而说过“我要到台湾去”之类的话而酿成政治案件，被遣送至内蒙古成吉思汗农场改造。期满后本可返回，谁知其阿姑因怕负担过重而拒绝接受，于是只得继续留场劳动，备尝艰苦，以致眼疾恶化，双目失明。
　　于此同时，台湾的“气候”也在不断变化。
　　两岸关系的松动首先是从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的改变开始的。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议举行国共两党谈判，结束“对峙状态”。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外朋友时，首次将中央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刚发表时立即遭到蒋经国的反弹，时隔一周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所谓“三不政策”。
　　但历史潮流岂能阻挡，蒋经国的“三不政策”很快受到岛内外舆论的抨击，纷纷要求改变“三不”，实行新的“大陆政策”。1986年5月3日突发华航货机事件——一架台湾“中华航空公司”货机飞香港途中降落广州白云机场，机长表示要求在大陆定居另两位副驾驶等则表示愿回台湾——中国民用航空局迅即致电台湾“华航”，请其尽早派员来京商谈有关飞机、货物、机组其他成员处理问题。这一突发事件着实使蒋经国“进退两难”。据报道华航董事长鸟铍向台“交通部长”连战请示时，连战在电话中“至少有一两分钟无言答对”……而蒋经国闻知此事后“颇为激动，捏着拳头脸色涨红”。连战，鸟钹等人更是彻夜未眠，研商处理办法。最终，还是由蒋经国拍板不与中共直接接触，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全权处理，委请英国保险机构“索机”、透过国际红十字会“索人”。但中航答复：华航货机事件纯属内政，不必经过第三者！台湾当局反复讨论后“突然改变态度，决定与中国民航洽商。”终于妥协了！而且，“华航”与中航直接谈判圆满成功，美国舆论称此为国共两党的“首次正式接触”、“首次直接会谈。”……⑥这是发生在1986年5月17日至22日的事。但实际上，台湾工商界早在80年代初便要求当局开放与大陆通商了。1985年台湾还就两岸间接贸易问题展开过争论，压倒性的意见是：“格于形势，间接贸易，无从防止。”⑦这是确实的。据应仲艺记忆，事实上他早在1982年便开始与大陆做贸易了，与北京、上海客商都有往来，对大陆改革开放的大势也“了如指掌”。1986年，应明皓奉父命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飞抵上海。这一趟上海之行，应明皓名义上是来参观一个电子工业展览会，实际却又担当着考察商务的使命。又据姚祥义回忆，老板(指应昌期)对投资去向也早有打算，考虑过几套方案，第一阶段怎么做，第二阶段怎么做，第三阶段怎么做；晚年是去美国度过还是回家乡定居？一直在自己心中盘算。有一次他还特别关照姚祥义，让她不要安排人进他办公室，他需要几天时间安静思考，作决定。
　　两天后他将姚祥义找去，摘下眼镜，手在桌面上拍一下，说：“决定了！”
　　姚祥义问：“老板，你决定了什么？”
　　应昌期从写字台后面站立起来，边踱步边从容地回答她说：“我决定去大陆投资、捐赠，振兴教育，举办福利事业。钱这个东西，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我想通了：即使大陆今后政策有变，把我的资产统统充公了，也心甘情愿，造福家乡么。工厂开起来，有这么多人可以就业；学校造好了，有这么多孩子可以安心读书；医院办起来，确保黎民百姓健康平安，再好没有。如能这样，我对家乡列祖列宗，也算有个交待了。”
　　在应昌期的一生中，这历时两天的深入思考无疑至关重要，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他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都想了些什么，曾经起过怎样的心底波澜……但好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这就够了。
　　就这样，随着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举办，应昌期回归的消息终于像报春的燕子一般，飞到了家乡人的心中。
　　①李松林：《蒋经国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300页
　　②李家泉：《李登辉主政台湾之后》，中国言实出版，1997年2月，第48页
　　③赵英伟孙田：《台湾政坛风云》，台海出版社，1998年2月，第25页
　　④同①，第292页
　　⑤王险峰王耀成：《邓小平与“宁波帮”》载《海外宁波人研究》，宁波出版社，1998年8月，第28页
　　⑥据《星岛日报》1986年5月综合
　　⑦同①，第262页

文如玉

寻亲·团聚
　　母子情，夫妻情。兄弟情……人伦之情，出自天性。
　　出自天性，才得真纯，才会从心底流淌出一种深深的眷顾之心、思念之情。
　　作为长子，应昌期对自己兄弟、儿女，侄儿女都很照顾，甚至爱屋及鸟，对来自家乡的“子弟兵”以及他们的后代也满怀感情。再推而广之，对爱好围棋的青少年，他也会视作自己亲人一样，呵护备之。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应昌期的妻子唐平尘，也以一片慈母之心，关心和照顾那些她丈夫认为应该受到眷顾之人。
　　自1946年抵台，起码有三四年时间，不断有家乡慈城的亲友到台湾。他们来台唯一落脚点便是应昌期家，裘嘉丰裘嘉康兄
弟、张衍庆、俞慰三、黄近水等人，都曾长期吃、住在应家。再加上应昌期自己的弟弟昌立、昌世，所以每顿饭都是满满一桌。
　　那时家中虽有一个男工友，但未雇保姆，所以一应买、汰、烧杂事都是唐平尘自己动手。
　　现在名满天下的棋手王立诚、王铭琬、郑明煌等，是台南、嘉义等地方的人，他们到台北学棋，生活上完全由应昌期照应，往往在应家一住便是半年。
　　但是，热闹归热闹，却还有五弟昌华、六弟昌明、七弟昌年不在身边，要时时想起；尤其逢年过节，听父母沉思遥想，默默垂泪，应昌期心里更是难过。 　　老母亲八十大寿那年，应昌期召集家人祝寿。作为长孙的应明皓特地从美国赶来，还包了400美金的红包敬献祖母，说：“奶妍，这是孙子的一点心意，您想要吃点什么就买点什么D巴！”但奶奶说啥也不肯收，只是说：“阿明，奶奶只想让你做一件事，你做到了就比买什么礼物都好。”
　　应明皓说：“奶奶，什么事，您只管讲，孙儿一定努力去做！”
　　奶奶说：“那好，你相帮你爹设法找到在大陆的那三位叔叔，并且问问他们过得好不好，如果有困难，你们就要设法照顾他们。”
　　这个情景，应昌期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自此便开始了“寻亲”行动。
　　这是1979年的事。
　　应明皓回美国后即试着往老家投了一封信，因不知确切地址，所以就只能写：
　　中国浙江省宁波慈城桂花厅　应昌华收
　　谁知此信一去便杳如黄鹤。应明皓见等了半年也无音讯，于是只得另起炉灶，辗转打听得一位舅公任云法尚在慈城，而且他家附近便有电话。
　　这已经是1980年的春节了，应昌期在美国，就住在儿子处，于是父子俩就试着拨通了那电话。
　　果然就传来了舅公任云法的声音！
　　寒暄过后，应明皓问：
　　“舅公，你知道我六叔在哪吗？”
　　“知道。昌明在杭州啊，是学堂老师，我有他的电话号码。”抄好电话号码，应明皓马上又拨了杭州电话。
　　杭州这边大约是早晨7点光景，所以电话接通后应明皓虽远隔重洋仍能听见有人在这边用杭州话大声传呼：
　　“应昌明应昌明，美国电话！”
　　一会儿应昌明就跑来了，连呼带喘的，一听说大哥就在电话旁边等着，就连忙告诉明皓说：
　　“快，快让大哥跟我说话！”这是他们兄弟俩分别三十四年之后的第一次对话，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激动过后，应昌期在电话里问：
　　“昌明啊，你晓得你五哥在哪吗？”
　　“晓得晓得，五哥在北京冶炼厂工作，我这里有地址、电话号码。” 　　谁知那是单位的电话号码，电话打过去找不到人，总机值班员说应昌华出差了，明天再来电话吧。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应明皓请那位值班员转告应昌华，让他务必在第二天的上午10点等美国长途，有家人找他。
　　再说那老五应昌华，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典型知识分子性格，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显得很保守。其实半年前侄儿应明皓写给他的那封信，经由慈城转到北京，他是收到的，但他一生小心谨慎，这回突然收到一封海外来信，生十白以后有什么事说不清，所以赶紧拿了给领导“审查”。领导看了说这不就是普通的寻亲信吗，赶紧给你侄儿回一封信吧。尽管领导有明确态度
，但应昌华思虑再三，还是不敢回信。
　　这回好，美国电话追过来了，怎么办呢？赶紧找了一位厂领导，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一起接电话，以示自己“清白”。
　　电话很快通了。应明皓在那头问：“五叔吗？您在北京好吗？”他回答：“好的好的。”接下去应明皓与他聊家常，讲自己的情况，也讲了家人的情况。应明皓这边讲十句，他那边才答一句，应明皓只得再问：“喂喂，五叔，你在听吗？”
　　“在听在听。”
　　“去年给您寄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的。”
　　“您怎么不回信呢？家里人都很挂念你啊！”
　　“我忙啊，很忙很忙啊。”
　　翻来覆去就是说忙，这电话也就很难再打下去了。
　　寄第二封信时应明皓给五叔附去了家人的照片，应昌华收到后仍不敢拆，送到领导那里，说请组织上审查吧，我能看就看，不能看就算了。领导说没什么啊，普通家信嘛，拿回去好了。
　　当晚应昌华慎重其事的开了个家庭会议，家人一致意见，都说应该立即回信，应昌华此时也坚强起来，说：好，我就豁出去了，写一封回信！
　　自此之后，才有了经常的联系沟通。
　　应明皓知道五叔是工程师，所以遵父亲应昌期之命，买了一台最新型号的电脑送给五叔，五叔是搞技术的，喜欢电脑，所以回信表示特别高兴。1981年又给他家买了一台19寸的彩电，这在当时确实属于“稀世珍宝”，据说应昌华一直怕放在家里遭小偷，所以特地将岳母从河北接到北京，看家。晚上隔壁邻居都拥过来看稀罕。
　　1983年，应昌期、唐平尘到美国，住在儿子家里，事先特地安排应昌华也到美国，这才实现了分隔三十七年之后的第一次见面，畅叙了了兄弟情谊。
　　1986年10月，应昌期在美国旧金山儿子的家中过七十岁生日，应明皓邀请五叔六叔应昌华、应昌明兄弟赴美为父亲祝寿。应昌明还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是明皓侄帮他在上海领事馆办妥的一应证件。
　　这之后，随着“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在北京、杭州、宁波等地举行，兄弟团聚见面的机会就多起来了。
　　现在还剩下老七——七弟应昌年。据应明皓回忆，寻找七叔的工作，他自1979年便遵祖母和父亲应昌期之命而展开了。
　　茫茫人海，又横隔着一个大西洋，怎么下手呢？
　　他先就近跑了旧金山的领事馆，未果，但人家建议到华盛顿的大使馆去查询，据说那里有专门协助华侨寻亲的机构，并且给了电话号码。
　　于是应明皓一个电话打到了华盛顿。对方回答说：“协助寻找可以，但你得提供姓名、地址。”
　　应明皓说：“我只知道我七叔名叫应昌年，但不知在何处。”
　　“有最原始的地址吗？”
　　“也没有。”
　　“那么能否简要说说情况，也许可找出蛛丝马迹。”
　　“只知道50年代因为思想右倾，犯了事，被遣送到内蒙改造去了。”“那就好办了，你写一封信到内蒙法院，人家会帮你查找的。”
　　应明皓试着寄了一封航空信到内蒙法院，请他们转交应昌年。
　　结果，那封信还真的到了他七叔的手中。据说老七得着那封信高兴得涕泪横流——那时他已双目失明了，但还是摸索着，
自己动手写了封回信。
　　总算找到了！应明皓如释重员，赶紧打了电话告诉在台北的父亲，父亲非常高兴。
　　自此开始他们一年三次都汇钱接济应昌年以及昌华、昌明。
　　1990年10月，应昌期派六弟应昌明去内蒙接七弟。
　　考虑到应昌年双目失明，旅途多有不便，慈城镇统战部领导看罗丰年年纪大了，所以就派侨联一位年青的负着人章厚生随同应昌明一起赴内蒙，专程去接应昌年。
　　后来，应昌年在大哥应昌期的关心下很快结了婚，又在宁波市区买了房子，安居乐业。
　　应明皓感叹说：至此，祖母给我的使命才算真正完成，那年我回台北扫墓，特地在祖母的坟头上作了告慰。

文如玉

回归
　　现在社会上通行的说法是应昌期于1946年1月23日入台，直到1988年8月16日来北京主持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开幕式是他的第一次回归。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期间他曾回过一次上海，时间大约是在1946年年初，由台湾银行公派他来上海开设“台银驻沪办事处”。但那一次在上海逗留的时间不长，1946年5月初，妻子唐平尘带着两女一子以及四弟昌世自慈城老家启程，再由宁波乘轮船到上海。12日，一家5口坐船到了台湾，四弟昌世和长工黄水法同行。
　　这一去便再没回来过。
　　1988年9月，第一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在北京的初赛结束后，应昌期便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回老家的路。现代通讯手段和现代交通工具为这一段漫长的归程提供了极大便利，人还未到上海，睽违四十三年之久的当年福建省银行的老同事以及上海的老朋友却已经聚齐了，他们在一起翘首等待应昌期的到来。
　　来了，终于回来了，顶着满头花白的头发，应昌期回到了往昔老朋友的身边。上海希尔顿大酒店金碧辉煌的大堂默默地注视着这一群旧雨新知的聚首。也说不清是昔日老友为应昌期接风还是应昌期宴请昔日老友，当天晚上，他们一个个都高兴异常，“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有多少话，都在这把盏一醉中消融了。
　　应昌明回忆说，他是在北京比赛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接到大哥的电话，让他第二天去虹桥机场接机。那一次大哥回来的气势的确不小，20人左右的代表团，媒体记者一拥而上，十分轰动。下榻希尔顿大酒店，大哥大嫂他们住在27层，他住在23层，到上海以后的吃、住以及对外接待都由他应昌明负着了。大哥给了他一张上海亲戚朋友的名单，让他分头去接来，到希尔顿聚会。大哥说：上海的朋友很多，这次办“应氏杯”，凡亲来祝贺或致电、致函祝贺的，我们都要回请。我去人家家里吃饭是吃不过来的，还是统统由我来请吧。
　　应昌明就按大哥的意愿一一照办。那年代上海的一些涉外高档宾馆还多少有点“媚外症”，对内宾是不太在意的。但那一次希尔顿大酒店的餐饮部经理见应昌期出手阔绰，气派非凡，所以上上下下都很重视，每次请客都由经理亲自来招呼。
　　归程的第二站是杭州。应昌期偕夫人唐平尘女士及儿子应明皓登上了沪杭绕列车。八十年代内地的火车尚未提速，所以从上海到杭州一路叱哩喀嚓足足走了四个多小时。这倒提供了让老夫妻好整以暇地仔细回忆旧时岁月的时间，四十多年前往返奔波的日子就像一部黑白默片，随着火车的行进逐渐映现韵味十足。嘉兴的肉粽，硖石(现在叫海宁了)的菱角，一路吃过来，备感亲切。
　　在杭州住香格里拉饭店，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作为东道主，对应昌期先生照顾有加，第二天就派员陪着去游了西湖。阳历9月，刚刚入秋，天气好，心情也好，所以看西湖的景色也是格外的幽美。
　　当然，这里面还有另外的一层情愫在，就如应昌期自己所说，杭州是六弟住了四十三年的地方，我得好好看看。
　　在杭州一住便是三天，几个主要的景点统统跑过。那时杭州的游客还不是很多，所以显得十分清雅，这一点颇合老先生的心境，所以他对这一次的杭州之游十分满意。其间还特意去“楼外楼”饭店吃了一顿饭，也算了却一椿多年的心愿。 　　此话怎讲呢？
　　原来位于西湖边孤山脚下的楼外楼饭店的历史已逾一百四十余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名他早年背过。由太上皇趟构和儿子宋孝宗“钦定”的名菜末嫂鱼羹他吃过。再说得细一些：白居易在这里吟过“最爱湖东行不足”的诗章，曾任过杭州“市长”的苏东坡在这里刻过纪念欧阳修的铭文，陆游在这里咏过梅，康熙皇帝在这里宴请过江南文士…．—平时爱读史书的应昌期对“楼外楼”真是神交已久了，如今又临杭州，眼见历经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孤山脚下的楼外楼依然是“推窗望，湖平、水清、柳翠，楼外风光好；举箸尝，鲢肥、笋嫩、莼鲜，席间笑语盈。”他怎能不去登楼一坐呢。
　　只是这一去，文中的上半句得到了真实的印证，下半句呢，就有点不敢恭维了。因为毕竟内地尚处“拨乱反正”的岁月，饮食文化的开发还是以后的事，所以似乎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那一次让老先生感觉楼外楼的菜式不过了了，以后每当宴客，还常常提起，也算憾事一椿。
　　俗话说：“近乡情更怯”。离开杭州，下一个目标便是宁波，故乡已历历在目了。
　　1988年9月3日，在柔和的阳光下甬杭列车呼啸着驶抵宁波南站，应昌期携家人终于回到了日夜魂牵梦萦的这一块热土。站在月台上迎候的家乡亲人中，有一位个子高高的慈城人，那便是罗丰年——此前他已经搜集素材撰写过一份有关应昌期的小传，所以他对应先生可谓是“神交已久”，所以那天是由他将应昌期一一向前来迎候的江北区和慈城镇的官员作了介绍。
　　应明皓记得很清楚，当年老父亲一走进柳汀街上那座由何香凝亲笔题签的华侨饭店，便如释重员地说了句：“唉，终于到家了！”
　　应昌期平时坚守的一条处世原则是：不事张扬。对朋友，他总是坦诚相见；对官员，他的态度就显得较为审慎了。
　　尽管应昌期第一次回乡取的是完全私人旅游性质的姿态，但事先得到信息的家乡人还是给了他应有的礼遇。
　　下榻华侨饭店，行装甫卸，第一个敲开他房门的是家乡的父母官——江北区的区长。
　　他一进门便握着老先生的双手说：
　　“应先生，您好！我代表家乡的人民欢迎您回来！”
　　应昌期十分感动，双眼都湿润了，站着，只是不停地说：
　　“啊，回来了。回来了。谢谢。谢谢。”
　　第二天，由江北区的区长陪同，一行人驱车去了慈城。
　　在慈城镇玉皇阁桂花厅的西侧，有先人遗下的木结构楼房两间半，应昌期当年就是降生于此，成长于此。
　　老家自然也早巳得到消息了，所以汽车一到，桂花厅门前早巳拥满了等候的众亲百眷，熙熙攘攘，热闹盈门。但见男女老少，个个穿了新衣，喜笑颜开，欢迎老叔伯老公公回家的欢欣之忱溢于言表。应昌期也高兴，只是左看右看，一个都不认识，心头很自然的便涌起了贺秘书监知章公当年一样的诗情：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应先生，进屋看看吧！”区长提醒说。
　　一行人进了老屋。当然老屋也已不全是当年的模样了，原来左右连成一片的桂花厅，现在就只剩下了这孤零零的一进。此前据说是分住着三四户人家的，承当地政府美意，在屋主人回归前，已分别动员搬出。搬出后又花钱将老屋整修了一番，尽量恢复老屋的旧号，镇长并将一份房屋的产权证慎重其事地交到应昌期手中，大约是表示物归原主的意思吧。；就在老屋的天井里，应昌期叫过陪同的六弟应昌明，问他：这屋你要吗？应昌明说：我出门在外，要它何用。应昌期说：那就送给学堂吧，估计其它几位兄；弟也不会有问题的。…接下去该去母校中城小学看看了。老先生在走下老屋台阶时忽然踉脍了一下，儿子明皓急忙扶住，不知怎么这一下像是在提醒他：老了，房屋都会变成这样，何况是人！心中不禁浮起想为家乡这块上地做一点什么的愿望，这个愿望在参观过中城小学校舍以后就变得更加强烈了。
　　他们很快就到达了应昌期早年就读的母校——原名中城小学，当时为慈城镇第二中心小学。
　　为了欢迎老校友的到来，学校已经作了充分准备。老先生一踏进校门，一阵阵整齐的鼓号声便响了起来。面对着欢迎队伍中一张张活泼的笑脸，应昌期和唐平尘顿时忘却了旅途的劳顿。他们不停地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还高兴地和孩子们一起拍照留念。
　　然后由周雪珍校长陪着他们参观校园。
　　据周雪珍回忆：“刚开始时由我向他们介绍校舍环境，可渐渐的却变成老先生在为我作介绍了：喏，这是我上课坐过的教室，那是太太住过的寝室……先生兴致很高，后来，甚至还讲起了过去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先生仿佛回到了遥远的孩提时代，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笑容，那么灿烂。”
　　下午3点左右，参观结束，周雪珍带客人到学校会议室休息，喝茶。那天陪同参观的除江北区区长外，还有慈城镇的镇长孙杏莉。
　　周雪珍向客人们介绍了家乡的教育发展情况，特别是当讲到慈城二小坚持并发扬老中城小学“诚、谨、勤、俭”校风，各方面都取得可喜成绩时，老先生明显地激动起来；当得知乡亲们都想把孩子送到中城就读而老校舍已破旧不敷使用时，应昌期当即拿出桂花巷旧居的产权证，就在那证书的背面，签署了将老屋完全捐赠给中城小学使用的意见。
　　他说的是：“依我看啊，像中城小学这样的老房子，修是修不好的，只能拆掉重造！”
　　区长一听应先生的口气，知道有戏，所以接过话头说：“拆掉重造当然是再好不过，只是这个校舍原先是孔庙，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拆是折不来的。”
　　应昌期说：“对对对，学校原先是孔庙，不能拆，修复也困难，不如我送一新校舍给你们，请你们尽快拿出校舍设计图纸。条件是必须在镇中央的地位划出一块地来。原来这座学校为啥叫‘中城小学’？就因为它位置居中，小朋友上学放学方便啊！”此前周校长只希望应先生能捐些款为中城小学作整修之用，心目中大概是10万元美金之数吧。如今听应先生这么一说，周雪珍真是高兴得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所以只是紧紧地紧紧地握住老先生的手……当然兹事体大，具体操作还得有一个过程。可以看得出，激动归激动，第一次故乡行，应昌期对老家的现状还是不太满意的，他总在喃喃地说：“当年这可是全城最大、最好的学校，现在已破落成这个模样了。那些跟我走围棋的先生我还记得，也不知都到哪去了？”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晚上回到下榻的华侨饭店。据应明皓回忆：“父亲进了饭店房间后，还在叹息，说：‘唉，老家过去是小桥流水，蛮幽雅的地方，现在咋弄得像倒翻香箩一样！”
　　请读者注意这是1988年9月，那时像当今我们耳热能详的“引资”、“捐资”等词语尚未流行，所以江北区区长自慈城回来就即刻向时任宁波市市长的耿典华汇报了应昌期这一善举的意向。耿典华自然十分重视，当即调整工作安排，第二天上午一上班便驱车来到华侨饭店，敲开了应昌期的房门，并自报家门，说我是本市市长，今天特来看望老先生。谁知应昌期的名士脾气上来了，堵着门不让进，说：谢谢好意，只是本人素来不与政府官员来往，所以……耿典华一听，可是奇了，为官这么些年，以前还从未碰到过这样的客人，但想想古时候刘备还三顾茅庐呢，所以就笑着说：我今天就是作为朋友来看看你的啊！应昌期也笑了，但他又指指耿典华背后跟着一大群记者，说：那他们是做啥来的？我可不想登报上电视的……
　　当然这是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后来大家熟悉了，应昌期感到共产党的“官”的确是一个个都十分和蔼可亲，也是诚心诚意的要为家乡百姓办点实事的，所以，他就很为头一次见面的“无礼”而遗憾，并且作解释说，我只为围棋而来，是纯粹的体育活动，不带半点政治色彩，所以就尽量避免与高官接触……
　　行色匆匆，应昌期的第一次回乡之旅只有短短的四天，除老家外，还去了天一阎、天童寺、阿育王寺、北仑港、溪口等地。风物依旧，人已全非。．四十三年后再别故土，人情酷烈，爱乡恋乡的情结已深深的植入心底.

文如玉

回馈桑梓：捐建中城小学
　　由于时间仓促，关于新建中城小学一事，当时只谈了一个意向，具体究竟多少面积，什么规模，怎样的档次，都未及细究。但应昌期这人的最大一个优点便是办事认真、守信，自己讲的话，一旦出口便“戚戚在心”，不像有的大好佬，桌面上讲得天花乱坠，转背就可忘得一干二净，好像从无此事。
　　且说应昌期飞返台北后，便立即指派他的四弟应昌世前来宁波，具体落实捐资全面建造中城小学事宜。
　　应昌世早年也是毕业于中城小学和慈湖中学的，以后随着大哥大嫂到了台湾，考入台湾大学深造并成家立业。大哥脱离台
银投身实业后，他可以说是一直跟着大哥做事，是大哥最得力的助手。由于工作需要，他到过很多国家，就是没有回过老家，所以此次受大哥重托飞返宁波，也是他离开家乡四十余年之后的第一次回归，其兴奋和激动自不待言。稍享休息后即与江北区的区长及慈城镇的镇长具体洽谈细节，初步确定新校舍的面积约为7000平方米，地址还在慈城镇之中心地带，也就是从前中城的操场旧址再向东扩大，包括孔庙对面的甬道；南侧至东横街，作为新建校舍之大门。同时，经费也作了大致的匡算。
　　宁波这边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做起了准备工作。调查研究讨论方案，设计总体布局，自有一番忙碌。转眼到了1989年的5月，“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按应昌期的意愿将第三场比赛安排在家乡宁波举行。5月1日，应昌期、应昌世、应明皓与参赛选手聂卫平、曹熏铉等名将自杭州乘火车抵甬，下榻华园宾馆。
　　一边是举世瞩目的世界性职业围棋比赛在宁波饭店的会议厅里进行，聂卫平和曹熏铉对坐在由应昌期专程从台北运来的红木棋桌和椅子上紧张而激烈地搏杀，宁波饭店的门外则日夜围着上百人的棋迷打探消息，等着与聂卫平见面。另一边，应昌世专程去江北区，代表他大哥应昌期与孙杏莉等有关人士讨论捐建中城小学具体事宜。谈了两天没有消息，应昌期心里奇怪，又派应明皓下去了解情况，这才知道，江北这边考虑到一所完备的小学光有一座教学楼还是不够的，总得还要有礼堂一些附属设施，所以左算右算，面积从原先的7000平方米一下子增加到12000平方米，几乎扩充了一倍。应昌世听了这边的意见，觉得也不是全无道理，所以只能表态说：面积增加可以，但捐资数目原先大哥定好了的，我无权随便再加。应明皓了解情况后也不便表态，所以只能实事求是地告诉江北区的区长：追加预算事需待回去汇报父亲，听听老人家的意见。
　　不想应昌期听了四弟的汇报后，二话没说，提笔就在江北区的扩建方案上签了“同意’’二字，并对他四弟说：“房子多造了，钞票当然要增加的嘛！”
　　又关照说：
　　“以后再别出另外花样了。”
　　新建的这座中城小学，座落在原“慈城二小’’的旧址的操场上。但改建以后仍叫“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第二小学”吗？镇政府考虑这是由应昌期先生捐资援建，且二小的前身又是应昌期父亲应星耀公任过37年校长的“中城小学”，因此建议命名为“星耀小学”，以资纪念。应昌期办事从来是主张只尽力给予，不图任何回报的，所以婉谢了当地政府的美意，说：“要改就索性改为原来的“中城小学”吧，意思是学堂在城镇中央，蛮好叫的。”现在其他学校也多恢复旧名，不再以第一第二谓之了。
　　5月4日，应昌期和他的夫人唐平尘女士及应氏家属等多人在宁波市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再次来到慈城。可能是改革开放年代家乡面貌的改变的确是快，也可能是有关部门作过刻意的欢迎准备，反正是一年后重来，应昌期感到家乡的面貌改变了许多，也热闹了许多。上午10时，应昌期捐资140万美元(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金额)移址重建中城小学的签字仪式在热烈的掌声中隆重举行；下午，在慈城孔庙的明伦堂里又举行了中城小学校友会宣告成立的仪式。“东流孝水，西望宝峰，吾校适层城之中；莘莘学子，惟明惟聪，诚、谨、勤、俭守校风；西彼知识，发我童蒙，少年努力，志大胆勇，小学教育何郁葱，得与溪山长无穷！”多么熟悉的旋律，六十多年了，这一曲当年中城小学的校歌，又从满头白发的男女老校友的口中齐声唱出，不知摧动了多少感情的热泪！在成立大会上，应昌期即席致词，说：
　　“各位，今天，我和我的太太——曾当过这座学校体育老师的唐平尘女士能有机会和大家在这里晤面、叙谈，心里不知有多么高兴！去台湾四十多年了，心里是没有一刻不记挂着家乡的，慈湖、石桥、古亭、普济寺，我们的母校，这山山水水，哪一样没在我的梦境中出现过？每年八月，台湾也要刮台风，听着窗外风雨大作，我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老校长，就会坐在客厅里长吁短叹，担心中城小学校舍的老房子的屋瓦不知会否被台风揭去……所以讲，如今我能有机会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出一点力，真是交关高兴，交关幸运！我衷心的希望今后我们的中城小学能办成一所全国一流的小学。”
　　似乎应昌期的话音刚落，人到台湾还没有从长途旅行的疲劳困顿中恢复过来，内地便发生了一件后来被称作“六四动乱”的超级大事件来。这自然令宁波方面颇为不安，恐怕应昌期会因此而中途变卦，提出“暂缓考虑”甚至取消项目的动议，于是便惴惴的去电问询。应昌期其时正在南韩的汉城主持“应氏杯”世界围棋大赛，他的态度非常明确，立即嘱四弟昌世写了一封信，他在上面亲笔批了四个字：“附笔同意”，然后发传真过来，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协议当然有效，拆迁照常进行，资金保证按时到位！
　　就这样，四个月后的1989年9月14日，中城小学新校舍奠基典礼如期举行。铿锵的汽锤声为崭新的中城小学打下了第一根预注桩。10月，应明皓奉父命专程抵甬，察看中城小学校舍工程的进展状况——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应昌期这人的办事风格，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认真负责，毫不含糊。
　　中城小学完全由慈城籍建筑师冯崇元与应昌世合作策划，有意思的是冯崇元是应昌世教过的学生。应昌期审看设计蓝图对总体布局十分满意，只是感觉外墙用涂料会很难看，遂决定再追加十几万美金的捐助，作什么用呢？专用于购买台湾泰华公司生产的外墙瓷砖“二丁挂”(二丁挂为日本人叫法，一般称法为“射出砖”)。其时这种砖内地还没见到过，呈赭红色，单块看并不怎么样，但贴好后整体效果却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好看。”这种砖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春夏秋冬及雨天其颜色会应时而变，对保护小学生的视力很有助益。
　　再说应昌世与应明皓专门找到泰华公司去订购这种瓷砖，说是买好后要运到宁波去的。那个泰华的厂长郭楠闻言大吃一惊，因为照校舍的外墙面积算起来，光是这种墙面砖的体积就得装满27个集装箱，更何况还要将它们飘洋过海运到宁波，再由汽车运到慈城，昌期兄真是大手笔大手笔！更奇的还在后边呢，想当年这27个集装箱浩浩荡荡运到慈城，又着实让小城的居民们吃了一惊，纷纷传言，说是应先生要送阿拉一家一台电视机，货色都已经运到慈城啦，整整二十七箱哪！
　　应昌期索性好事做到底。其时内地的建筑外墙还未流行瓷砖贴面，所以他特意从台北请了一位技术高超的泥水师傅到宁波，手把手地教宁波泥水工贴瓷砖，一教十多天。那年代飞机票还很难买，为赶上贴瓷砖的时间，所以让台湾请来的泥水师传坐了飞机头等舱来甬，完了又请他到上海一游。
　　两年后中城小学峻工，宁波市政府于1991年的8月10日为中城小学举行了空前盛大的落成典礼。
　　这是应昌期为家乡教育事业捐资建造的第一项工程！教育，被誉为阳光下最有意义的事业，是民族希望之所在，所以后来又被称为“希望工程”——应昌期自然明白其中的深意，他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育”一番他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亲友和子女，于是由自己作东，竟组成了由旅居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亲朋好友、各界人士在内的一支74人的庞大队伍！
　　新落成的这座中城小学果然是气势不凡。屋宇广大，占地面积达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0035平方米，能同时容纳36个班级近1500名学生就读。其次是绿化区域以小衬大，高低错落，布局完美，突出了由通体赭红色墙面和精致的铝合金窗所组成的流畅的建筑轮廓来，让人于赏心悦目中见出其高雅和强烈的现代感。楼高四层，教室及学生活动区域的设计无不体现通畅和明亮。应昌期巡视之后对新校舍的设计和施工甚为满意，说：“蛮好蛮好！实物比照片上看起来还要漂亮。”说完又扭头朝跟随着参观的众人道：“我告诉你们，这学校相当有水平啦，我在澳洲和美国，真还没看到过有这个样子的小学！”
　　典礼结束，当地政府又特意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少儿围棋表演赛。这是最令应昌期高兴的事，他像个慈祥的老爷爷，背手巡视在一个个小选手之间，不时摸摸这个的脑袋，拍拍那个的背脊，或者指着棋盘提醒小棋手说：“哎，小朋友，不要怕打劫嘛，该做劫的地方就要做劫，对打胜劫要有充分的信心，对吗？”正为打劫局面抓耳挠腮的小棋手抬起圆圆的小脸答道：“我懂了，应爷爷！”应昌期满意地笑了，那个笑容最是灿烂。后来应昌期曾让围棋教育基金会出面邀请慈城的少年围棋手组团到台北去了一趟，与台湾小朋友对弈，可能正是在那一次萌动的想法。
　　但真正的好事还在后头。
　　记得当时陪同参观的市委书记项秉炎当即邀请应昌期去慈湖中学看看，还有应昌期的老校友朱祖祥也建议他索性在家乡搞个“一条龙”的样板工程：幼儿园、小学、中学。应昌期痛快地答应说：“好啊，就搞它个‘一条龙’！”

文如玉

回馈桑梓：“倡棋幼儿园”应运而生
　　应昌期真的要在家乡实施教育“一条龙”工程，一流水平的精美宏伟的校舍将要全面兴建了。
　　但应昌期毕竟是应昌期，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思路。比如同样是捐资兴建幼儿园，他建的是“倡碁幼儿园”。
　　如所周知，“碁”为“棋”之古字，从其从石，专指“围棋”。为什么呢？这当然与他毕生热爱围棋有关。他本人是5岁学棋，12岁即夺得当时的慈溪县少年围棋赛冠军(慈城昔为慈溪县城)。
　　也许正是从这样的自身经历和体验出发，他一直认为下围棋是一种最好的“头脑体操”，“是一种锻炼智慧的教育”。因此，“推广这项活动应从小孩做趄。”
　　何况那么多他所熟知的古今中外围棋名将的成长经历也在不时地为他的这一认知提供着有力的佐证。你看：南朝宋棋手褚胤，钱塘(即今杭州)人。7岁围棋入高品，及长，冠及当时，与范悦诗词等并称“天下五绝”。《南史·张融传》载：“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塘，褚胤围棋，其一也。”
　　郑日新，南宋棋手。越州(今绍兴)人。少年善棋，世号为“越童”。
　　方新，明代棋手，扬州人。6岁时观父与来客对局，即能指点局中有可攻之瑕，复局布子不差一路。“稍长，同郡无人可敌。”
　　苏亦瞻，明代棋手。幼年学弈，9岁即有声誉，十五十六称“国手”，历游南京、北京等地，时称“小苏”。
　　范西屏，海宁人，幼学弈于俞永嘉、张良臣，年12即与师齐名。13岁随师至杭州，15岁受先屡胜俞永嘉，16岁称“国手”。
　　吴清源，日本客员棋手。福州人，幼居北京，随父学弈，10岁即达当时名手汪云峰、顾水如让二子水平。后入日本籍，战绩突出，被誉为棋界第一人，大国手。
　　林海峰，祖籍宁波，生于上海，长于台湾。10岁东渡日本，11岁成为日本棋院院生。13岁入段，同年升二段并正式师事吴清源，23岁在第四期“名人战”中获胜，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名人。
　　陈祖德，上海人，幼年从顾水如学棋，9岁即达顾让5子水平，14岁获上海市围棋赛第一名，16岁获全国围棋赛第三名。
　　聂卫平，河北深县人，长于北京。11岁获北京市少年围棋赛第一名，23岁起六次获得全国围棋赛第一名。
　　江铸久，山东济宁人，幼居太原，5岁知弈，11岁在十省市围棋邀请赛中获儿童组第一名，15岁获全国少年围棋赛第一名，25岁晋升九段。
　　马晓春，嵊县人，9岁能弈，14岁获全国少年围棋第二名，23岁获首届“天元赛”冠军。
　　秀策，日本棋手，5岁学弈，10岁入本因坊门，11岁入段，后被尊为“日本棋圣”。
　　秀哉，日本棋手，8岁能棋，10岁为方圆社塾生，13岁入段，为二十一世本因坊。
　　武宫正树，日本棋手，8岁从父学弈，9岁入段。
　　大竹英雄，日本棋手，8岁学弈，9岁入木谷实门下，14岁入段。
　　这些名噪一时的棋坛高手，在应昌期看来，除了自身的早慧之外，很重要一点就是幼年时即开始接受围棋的熏陶，得名师指点，再加上后天努力，终有所成。我们今天的成材条件比之过去不知要好多少倍，那又为什么不在这一方面多化一点投资呢？
　　于是，在中城小学落成之后，他又慷慨解囊，捐资450万元人民币，指定要在中城小学的旁边，建筑一座别具一格的“倡碁幼儿园”。“倡碁”即“倡棋”，意在倡盛围棋也。
　　为此，他特别关照统筹策划的四弟昌世与主持幼儿园设计的建筑师冯崇元：一定要新颖、别致、美观，在造型上除符合幼儿审美心理外，还要别具一格，体现围棋主题，如在墙上有棋盘，黑白圆棋子，让幼儿自小就在心底种下围棋的根子……请允许我的这一支笔稍稍拐一个弯，在此插叙一段同样令人感念的往事。
　　浙江有位酷爱围棋的徐子楠先生，系天台县幼松幼儿园的创办人，也在做着推广围棋从娃娃抓起的事。从1990年10月开始，他与应昌期通信，述及幼儿围棋教育的事，应昌期十分重视，亲笔回信表示支持，并决定赠送120副应氏围棋给幼松幼儿园。1991年8月7日，应昌期又带着香港棋友孔庆隆和他的六弟应昌明专车赴天台，亲临幼松幼儿园指导。“幼儿园沸腾了！孩子们蹦跳着逢人便说：‘应爷爷给我们送围棋来啦！’应先生赠送的120副应氏围棋，师生们就像宝贝般地爱护它，弈棋更认真了。”
　　两年后，占地235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倡棋幼儿园如期落成，楼房外墙贴以色彩明快的瓷砖，让幼儿远远一看就有一种欢呼雀跃的冲动。这座幼儿园的室内空间设计得很大，根据原始构想，估计可容幼儿500余人。东侧为行政区及小礼堂、展示厅，表演厅采用了新型的室内无柱头结构。中间为三层楼的教育区，西侧为供应管理区。楼内安排了可容9个班级的标准配套设施，以班为单位，各室拥有独立的教学活动室、午睡室、盥洗室，每层各有幼儿餐室。每个楼层的走廊呈椭圆形造型，配上疏格的栏杆——这样的设计既避免了天性好动的幼儿在奔跑嬉戏时的拥挤，又能提供给他们以广阔的视野。墙壁上果然疏落有致地布置着围棋棋子的造型以及生动有趣的卡通画。当然，专用围棋室、娃娃电脑室以及电子琴娱乐室、表演大厅、大型活动室等凡是现代化幼儿园必须的设施更是应有尽有，真正的一流设计规划，周祥的精致建筑！
　　幼儿园主楼的前方被设计成一片开阔的幼儿户外活动区。碧绿的草坪，造型别致的休息亭，小型泳池，这一切都和谐地点缀期间，可以使幼儿们活泼好动的天性得到最大限度的施展。
　　“这儿的一切是那么地和谐、完美，应先生为孩子们想得多么的周到，上这个幼儿园的孩子们将会是多么的幸福。”凡来参观过幼儿园的人们个个赞不绝口。“一流的设施、优美的环境，倡棋幼儿园堪称我省幼儿园的一个典范。”行家们作出了如此的评价：“倡棋幼儿园本身就是一件优美的艺术品！”倡棋幼儿园于1994年8月15日峻工验收，这个时间正好是’94新学年开园的前夕。

文如玉

回馈桑梓：重建慈湖中学
　　1988年9月4日应氏杯世界围棋赛结束前来慈城镇探亲，来母校拜访特留字纪念，应昌期来自台北。这幅题词的“母校”是指慈湖中学。从1924年到1988年，整整六十四个春秋，母校这一根脐带始终连接着应昌期这位老校友。
　　如今他回来了，着一身深灰色西服，踏着稳健的步履，跨进校门；又在诸多老校友的陪同下，在会议室落座。
　　会议桌上铺着一块浅蓝色的台布，桌上有一盆盛开的鲜花，还有家乡的各色茶点。简朴、温馨——当时有谁能想到，一个彻底改变了慈湖中学面貌的豪举也许正是孕育于这一简朴的接待礼仪之中？
　　“我在这里读过两年书……”应昌期甫一落座，便滔滔不绝的说起来。他的谈吐总是充满幽默机智，更何况今天在座的都是新老校友，所以就更可以无所顾忌地信口开河了。整整一个小时，会议室里笑声不断。樊敬安校长手捧纪念册，走到应昌期面前，代表全校师生员工请他题词留念。应昌期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还是接过纪念册翻了翻．很爽快地在第二页上写下了开头提到的那几行字。
　　后来大家便陪着他参观，一路上问这问那，兴致甚浓。当沿着小径走到"五三”楼前时，应昌期突然转过身来，手指着东南方向大声地告诉大家说：
　　“那边就是我当年读过书的地方，当时那里有一幢不高的平房……”
　　应昌期的记忆没有错，校史记载着：1924年，慈湖中学曾于此增设过二年制商科。应昌期从中城小学毕业后求读的商校正是当年慈湖中学所开的商科。
　　三年后，就传来了应昌期决定捐资1300万元人民币全面重建慈湖中学的消息。太令人振奋了！樊敬安和桂其中的回忆文章写道：“1991年，应昌期先生慨捐钜资重建母校的消息，似春风吹进了校园，整个校园沸腾了。”接下去便是认真的勘察，设计，这一工作的进程是无以伦比的神速，第二年深秋季节，应昌期又风尘仆仆地再次来到慈城，这次是专程来听取重建慈湖中学的工程构想汇报的。
　　汇报会在慈湖畔的小楼里举行。那天起着风，有几分寒意，可小楼里却挤满了人，一派春意盎然的气氛。家乡的吊红(柿子)熟了，“我们特地托人去办来了一些，趁空隙之时，递上一只：‘应先生，尝尝家乡的特产。’先生接过吊红，喜形于色，剥去了皮，往嘴里送。‘哈，这吊红真甜，真好吃，我自到台湾后还从没吃到过呢！’”樊敬安这样写道。
　　正是在这次审稿会上，应昌期高瞻远瞩地向主管设计师冯崇元和邹梅英夫妇及负责总策划的四弟昌世提出了他对重建母校
的原则意见：
　　“你们设计的楼群一定要有超前意识，至少五十年后，回过头来看也不会落后；还有，建筑一定要坚固、安全、实用、美观。”
　　紧张的施工开始了。根据设计规划，新慈湖中学将在现校址上重建扩充，整个校园的面积将由原先的25亩扩大到100亩，分“教学”、“生活”、“活动”三大板块建筑，总面积为20843平方米，以后再扩大至25000余平方米。
　　母校的重建显然是应昌期心头时时记挂的一件大事。他虽身在台湾，事务缠身，但仍时时来电、来信询问工程进度和施工质量，多次对工程进行中的关键细节提出具体建议和要求。他要求四弟应昌世十余次飞来宁波，亲临工地考察，实质性地指导施工。
　　1994年4月7日，“抹云楼”、“高中楼”、“初中楼”相继封顶。这回是应昌期亲自赶来了——在樊校长的记忆中，这已经是老先生第三次重返母校了。
　　那一天正好下雨，应昌期一行由市领导陪同，亲临工地视察。一溜轿车停在两株参天的银杏树下，应昌期接过紫红色的安全帽，戴好，直奔工地。他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取设计师的汇报。清冷的春雨飘在他脸上，润湿了他的衣衫，他全然不顾，执着的目光只是紧盯着工程、质量、材料以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当他了解到因建材涨价因素而影响到学生宿舍的建筑和一些教学设施的购买时，当即又再一次慷慨解囊：追加捐资250万元人民币！其时适值慈中80周年校庆，应昌世则于返台后，发动在台湾、香港等地的老校友为母校捐赠设备。这一捐赠又为新建的慈中增加了30台486型电脑、10台镭射印表机、两间语言实验室的教学用具，当时486电脑尚属最先进的型号呢！
　　四个月以后，工程全面竣工。1994年的8月27日下午，笔者也有幸应邀出席了“慈湖中学工程竣工验收仪式”，得以有机会从外、从内，仔细地看了看新建的这一座被专家称为全国少有、省内一流的慈湖中学：
　　这是一座造型为组合庭园式的现代化中学建筑群，通体洁白，座北朝南，背依辟峰山，面临慈湖水，真正是湖光水色，缘荫环绕，美不胜收！
　　迈进气势恢宏的学校大门，左手边，雄立着两幢建筑面积分别为3862平方米和2994平方米的初高中教学楼，楼高4层，可容纳数十个班级的教室，个个宽畅明亮；右手边，是一幢建筑面积为1935平方米的行政楼，顾名思义，这是专供教职员工办公和开展教研活动的理想场所。正对学校大门的，是高五层，建筑面积达5616平方米的综合楼，名曰“抹云楼”，内设图书室、研究室、实验室、语言室、围棋室、天文气象室、阶梯教室、排练厅等等。这幢楼的造型极为别致：楼梯呈回旋型，楼顶的一纵列天窗和反光罩能为大厅提供尽可能多的怡人自然光，它能使进入大楼的人轻松自如，情绪安宁。据考，这幢楼的楼名出自于北宋词人秦观的那一首“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归事，空回首，烟霭纷纷……”全词情景交融，曾获苏轼击节赞赏，并称秦观为“山抹微云秦学士”。
　　近代，慈城人秦润卿作为上海金融界巨子，曾在家乡建造图书馆。为追念先祖秦观，秦润卿自号“抹云老人”，并将图书馆命名为“抹云楼”。1952年，秦润卿将全部藏书和“抹云楼”捐献给了家乡人民。
　　如今，同为慈城人的应昌期又将捐巨资建造的、也包含有图书馆的这座楼命名为“抹云楼”，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抹云楼的左后方，是一个可以举行省级运动会的标准运动场，内有田径场、足球场、网球场、垒球场、排球场等设施。运动场南端，又建造了一座大型体育馆，兼作风雨操场之用。校园东侧属于生活区，是学生宿舍和食堂。预计全校可容纳学生约2000余人。
　　在应昌期捐资全面重建慈湖中学的后期，学校方面希望将一部分捐资用以购置教具校具配合美仑美奂精致高稚的新校舍，原也无可厚非。但应昌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校舍建筑是百年大事，规划设计营造必须多方面配合，所以捐资应该以建筑为重，购置设施以后可以络续增加。因此有效地分配了捐资经费，再增建了东侧五层楼精美实用的男生宿舍东园(可容500人)，解决了男女住宿问题。另外顺便提及为了满足学校对女生宿舍的需要，由应昌世发起校友建楼，乐捐在东北区山坡建造了慈安楼女生宿舍，规模类似东园。慈中的师生们可以在如此优美而完备的环境中完成中学教育，他们真是有福了！

文如玉

回馈桑梓：重建保黎医院
　　1997年4月，二次手术后的应昌期由于放射治疗伤及膀胱及其它器官，体质越来越虚弱。据病史记载：1997年4月15日，整天未尿，不得已只能急送医院，再次住院并施导尿术……
　　但几乎就在同时，受大哥应昌期委派，应昌世已经飞抵甬城——他这次是专程到慈城来参与有关重建慈城保黎医院方案研讨的。
　　出席那次研讨会的人员有：
　　捐资方代表：应昌世、沈翠菊、应昌明；
　　宁波海外联谊会：副秘书长路景如、秘书陈益平；
　　慈城校友会：陈伟冠，张道文、孙友谊、李浩然、桂其中；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冯崇元总建筑师；
　　宁波市卫生局：张清坤副局长、翁永才副处长；
　　保黎医院：褚慈岩院长、潘卫国、黄先华、王祖恩副院长及办公室主任刘杰；
　　慈城镇方面有朱权君镇长等。
　　这是一次非常务实的研讨会，应昌世先生为拓宽与会者的思路还特地带来了台北市郊两所医院的照片。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应昌世还在会上说了一段非常动情的话。他说的是：
　　“大家兄对重建保黎医院非常关心，因为我们跟保黎医院的感情实在是太深太深了。小时候，我们经常到这里来，所以印象很深很深。那时候的保黎医院环境优美，特别卫生，还附设有娱乐、运动场所，不仅在慈溪最有名，连远在上海的病人也会来此地看病。八十多年前，中国人不依赖教会支持，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起这么一座医院实在是很不简单的。现在我们搞重建，一个目标是规模扩大，另一个目标是扩建后的保黎医院一定要成为一所典雅优美、。整洁卫生、设备先进、服务优良的市级综合性医院，这也可以说是大家兄的一个最后心愿，因此就让我们齐心协力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吧！”
　　要细说起来，保黎医院的确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了——它创办于1910年的3月15日(清宣统二年二月初五日)，可说是浙江省第一家由国人自己创办的综合性医院。
　　现在我们还能从慈溪县志上查到，那一年，当地瘟疫流行，蔓及城乡，患者“无处救治，死亡枕籍”。
　　这一情景令当地士绅颇为不安，其中有已为我们所熟知的，如秦润卿先生，还有如陈谦夫，陈岂怀、钱吟苇等多位乡绅，挺身而出，倡议“在桑梓自立医院以济贫病”。他们很快就成立了董事会，吸收社会贤达及旅沪同乡中的实业家和金融家为董事会成员，劝募经费，筹建医院，以“保我黎民”。
　　医院很快建成，粉墙上白底黑体的“保黎医院”四个大字分外醒目。聘请的首任院长即为宁波人中的第一代西医吴莲艇先
生。
　　吴莲艇不员众望，摹路蓝缕，努力打开局面。那年代，宁波人对西医还缺乏了解，保黎医院主动出击，先为一失明多年的白内障患者施行手术，使其重见光明，此举着实令乡人大为惊震，叹为“神医”。旋又为一濒临死亡的难产妇女施行剖腹手术，母子平安；为两名妇科病人手术摘除巨大卵巢囊肿，让骨瘦如柴的患者恢复青春……保黎医院自此声名大噪，远近传颂。
　　这一段历史，在我所见到的《保黎医院全面扩建记事》碑文初稿中有记述：
　　清末，疫病蔓延罹者甚束，乡贤陈谦夫、钱吟尔、秦润卿诸先生倡
　　议人束医疗公益，结合有识之士组织保黎医会并公推陈谦夫为创会理事长，筹设保黎医院。于一九一O年创立本院，敦聘吴莲艇为首任院长，是为国内早期民办医院之肇始者也。医院开创伊始，未免因陋就简，端赖于吴院长殚精竭虑，仁心仁术施治济累。惟以院舍不敷，病患时有向隅之感。医会广徵会员外，冀合来力以济，复承旅沪绅商秦润卿等鼎力捐输热心劝募，乃先后添置设备，并建造检验、诊疗、手术及产房等院舍，又自备蒸汽锅炉及发电机。一九一八年向美国购买爱克斯光透视机乙套，此为我民办医院及早启用该项设备者。一九二三年至四九年间，相继聘请德术高超热诚笃贵人士宓石安、陈最夫为院长。院方为培育新人，附设训练班管教严格，经考试获政府颁授医师及护士证书二十余人。新中国成立后，保黎医院实行民办公助。此后随着行政区域的频频变更，保黎医院也曾先后更名为“慈溪县人民政府卫生院诊疗部”、“余姚县第二人民医院”、“宁波市慈城医院”、“宁波市第四人民医院”等，1982年才恢复保黎医院原名。
　　当然，岁月悠悠，时序更迭，保黎医院老了，建筑，设备，都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飞速发展，更新改造迫在眉睫！但一方面医院自身没有能力改造，另一方面宁波出于布局上的考虑，似亦无意在慈城投巨资扩建一座比较有规模的综合性医院，所以直
到90年代初，更新改造仍未能提上议事日程。
　　当然，保黎医院的日常运作还是中规中矩，井然有序的。比如，早在1989年底，当时的院长李根砥以及主管业务工作的陈副院长就和院办公室的干部刘杰一起开始商量有关举办八十周年院庆之事了。
　　三人领导小组很快成立起来了，并且分头开始筹备。一年后，原办公室主任升任副院长，院办的工作改由刘杰负着。他提设想：保黎医院创办80年，一直没有一本完整的画册纪录历史，是否趁大庆之机，广泛搜集历史资料，化点钱，印一本纪念册广为发行以扩大宣传？这一设想很快就得到领导小组的认可，于是准备工作全面铺开。搞纪念册要有名人题词，刘杰很快就想到了应昌期先生。
　　1999年4月8日下午笔者采访保黎医院院办主任刘杰，他对那一件事自然十分熟悉，回忆说：
　　“那时候应先生已经回过家乡，并且已决定捐资重建中城小学。同时我从报纸上也了解到，应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企业家，他投巨资搞‘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非常成功名扬全球，因此我觉得若能请到应先生那样有影响的人物为家乡的医院题词，是很难得的。”
　　说干就干，他们很快以院长的名义给应昌期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但不知是地址写错还是别有什么原因，信发出后几个月没有回音。看看画册付印日期临近，于是又试着再发一信，这回对了，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老先生的题词及亲笔回信，云：
　　李根砥院长大鉴：
　　1990年10月20日大函奉悉。
　　为纪念保黎医院成立八十周年，确有重大意义，值得庆贺。至于数月前曾寄来一信，似乎未曾收到。回忆六十余年前曾几度赴贵院求诊迄今记忆犹新；明年返乡如有时间，自当趋访。并附贺词及近照，请查收为荷。
顺颂　大安
　　弟应昌期敬复
　　　　　　　　　　　　　　　　 　　1990．11．16
　　这可以说是阔别六十余年后，应昌期第一次与保黎医院有了联络。
　　自此以后，每逢年节，刘杰绝不忘给应先生写信致意问候，同时寄赠卡片贺年。当然，一直未敢贸然提出捐资重建保黎医院之事。
　　但保黎医院急需大修扩建这一事实始终萦绕在医院领导者的心中，而且这一期望随着时间的快速推移变得越来越迫切了。怎么办呢？
　　转眼进入1994年。过完春节一上班，医院领导班子开会落实工作计划，其中议到的一件大事便是有关医院的重新扩建问题。
　　众口一词的意见是赶紧搞一份有关改建保黎医院的可行性报告，送请应昌期先生阅正，争取捐助。那一封附有可行性报告的函件带着保黎医院上下一百余人的期盼飞过台湾海峡，很快就到了应昌期的手中。
　　但好消息却并没有如期而至。1994年2月15日，一封由应昌期亲笔签名的函件告诉人们：还得等待。原信是这么写的——
　　李根砥、葛庆成、褚慈岩等三位先生台鉴：
　　托由嵇惠民先生转来的大函已收到。保黎医院多年来为慈城地区人民的医疗及防疫作出贡献，当获得大家一致的肯定。现在又在各位先生的热心筹划下，拟将它改建为肿瘤专科医院，以填补浙东地区这类专科医院之不足，构想佳良令人赞佩。但由于目前本人已把全副心力、财力投注于家乡的教育和经济建设方面，故尚无余力襄助有关医药、保健方面的建设计划。所以各位先生所提出的“保黎医院改建设想”，拟俟本人在国内投资有收益时再行研究，此奉复，诸祈
　　谅察并祝
　　时安
　　应昌期谨启
　　　　　　　　　　　　　　　　　　 　1994年2月15日
　　这之后，应昌期病了。消息不断传来，一次手术，二次手术，化疗，放疗……应先生得的是癌症，何况年近八十的高龄——捐资重建保黎医院的希望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谁知三年后的3月26日，院长办公室桌上的电话铃声遽然震响。宁波市委有关部门的负着同志在电话里很高兴地通知院长：应昌期先生有捐资重建保黎医院的意向，捐资额为150万美元！
　　太令人振奋了！就像一块巨石突然投进原先已经平静了的一泓池水，它所激起的涟漪很快向四面八方辐射。
　　人们奔走相告，传达这一喜讯。
　　只是人们来不及思索：以1994年的2月15日复信婉拒至1997年3月的突然作出捐资决定，其间究竟隐含了什么样的契机？
　　就这一问题笔者曾电话采访了应明皓。
　　应明皓说：为什么突然作出这一捐资决定，父亲生前的确没跟我说过；所以今天你问起，我也就只能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一个说明。一是父亲生前非常关心家乡的建设，着重在办教育和医疗。因为这是造福人民之举，父亲的确是罄尽了全力。自八十
年代第一次回慈城到以后的多次返乡，父亲对家乡的现状是不满意的，这一点父亲经常跟我说起，所以只要有能力，就一定首先考虑家乡的建设。比如同样是捐资造医院，宁波也曾有领导和有关人士向父亲建议，希望他在这方面出一点力。但父亲说，关心宁波(指宁波市区——笔者注)的人有很多，再大的老板也有，不缺我一个。如果让我捐资造医院，我一定要造在慈城。二是父亲生病后，知道自己已不可能再去美国居住，所以就将在美国的两幢房子卖了，所得款项正好是150万美元。他将这一笔现金捐出来，为家乡慈城重建保黎医院，也是了却自己的一个最后心愿吧！
　　放下电话，笔者的心底感到沉甸甸的。
　　写下这一段，是希望人们记住：有这样的一位老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里，还在惦念着家乡的建设，父老兄弟姐妹们的健康和安乐。
　　虽然他还不至于一定要通过卖掉一些房产才能凑齐这笔捐款。总之，不论是巧合还是事出有因，老先生的确已经为家乡罄尽了全力。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精益求精，搞好扩建工程，让老先生的这一心愿得以最完美的实现。
　　人们很快就行动起来了——就在3月27日，也就是得着投资信息的第二天，宁波市卫生局局长便率医政处长，计财处长等一行人马来慈城现场办公，开会研究保黎医院的重建方案。
　　紧接着，慈城镇镇长也带着相关人员来到保黎医院。作为当地政府，他们表示在保黎医院扩建过程中若遇到征地、旧房拆迁等事宜，他们会全力支持…
　　3月31日，保黎医院向市卫生局报送重建方案。
　　4月22日，开头提到的重建保黎医院的方案研讨会如期在慈城召开。应昌世先生是第二次来到保黎医院了，但这次情况不同，他大哥已有了明确的态度，所以应昌世带着足够的自信，在会议一开始便提出：此次会议的主题是落实重建保黎医院方案
，经费问题家兄提出100—150万美金，我想就是150万了，听说市府只能配套800万人民币，这样加起来大概重建经费总共是2000万人民币。医院应该造些什么房子主要靠市卫生局和专家，我代表捐资人，只想说明这次捐资主要用于建筑，少部分用于仪器。建筑的主体是妇产科、小儿科，市政府有意投资肿瘤防治中心、妇幼中心和一般性医疗中心。我觉得市政府和我们的设想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昌世先生对重建后保黎医院的前景非常乐观。他说：慈城虽地处乡下，现在新公路建成，我早上从宁波乘车11分钟就到了，从国外的医院看，像慈城到市区的距离是最理想的位置。不要总想着自己在乡下，是乡下人，医院搞好了，病人根本不成问题。当然关键问题是要把医院建设好，服务好。要达到冬天放暖气，夏天有空调。有了好的硬件，再加上好的医生，高质量的服务，低价格的收费，怎么会没有病人呢？医院的前景是美好的，所以房子一定要造好，建筑要典雅，要着重绿化。
　　应昌世再三强调：我说的话，实际都是大哥的意思，我是代表大哥在这里讲话的。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这可以说是应昌期的一贯理念，从前办实业如此，现在捐巨资在家乡先兴建三所一流学校、全面扩建保黎医院更是如此。；应昌世毕生追随应昌期足迹，可谓深得他大哥的理念真谛。他多次告诉笔：者，家乡慈城当年虽只是慈溪的一个小县城，但文风历来很盛，名人辈出。慈城的学校办得好是出了名的，那时远到上虞地界的人也会慕名前来慈城上学。宁波的效实中学，也是由我们慈城人去办的。又以保黎医院来说，1915年便已装备有X光机，那时城里还没有通电，为此医院就自备锅炉房、发电机。保黎医院的医生也是很有名的，所以上海人也会舍近就远前来就诊。保黎医院的环境幽美、设施先进有相当基础，更难得的是优质服务和严格管理，不论是门诊部还是住院部，打蜡的红漆地板总是光可鉴人，论医疗环境，据说整治得比当时上海的一些高级医院还整洁——这不能不想到那时有一位颇具南丁格尔风范的护士长，我们应该纪念她，学习她……
　　这是确实的。《保黎医院全面扩建记事》碑文的初稿中曾专有一节文字这样描述：“有护士长董叶珠凤者工作认真负着，兼管督导院内清洁卫生，成绩斐然，一生辛勤服务堪为楷模，足以称述。”
　　为什么要特意加上这一笔呢？应昌世解释：“不为别的，就是希望扩建以后的保黎医院有一个好的服务。光有好的硬件是不够的，设施可以损坏，打蜡地板上也可以随地吐痰，垃圾成堆，所以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管理、使用它的人，家兄生前就是希望保黎医院能成为一个样板，像当年它刚创办时一样，远近都会有患者慕名而来，‘得使吾邑近百年来众所憧憬之先进教育及医疗设施使之实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