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 《应昌期传》——纪念应昌期诞辰一百周年

文如玉

永安暂住——法诺出世

　　两个月后，福建省银行真的搬迁到了永安。
　　从福建地图上看，南平到永安的距离，不比福州到南平短，应昌期带着唐平尘又不知经历了怎样的颠簸和磨难，才终于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谁知永安是个小地方，而此时唐平尘又有身孕，行动不便，所以他们只得在乡下的一个叫茅坪的地方向当地老乡租了房子避难。
　　应昌期每天早晨从乡下步行到永安市区的福建省银行办公，下午4点下班，再步行回到茅坪吃晚饭。
　　世事总是有利也有弊。在永安虽然条件艰苦，生活不便，但这一早一晚的长途跋涉却让应昌期有了个锻炼身体和心智的机会。他变得更结实更坚强了，日后回忆起来，总说那一段苦日子所带给的“好处”是“一生受用不尽”。又说“不论顺境逆境，人总要朝好处想，要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去做才行。”
　　还有，便是老二昌立当时也在永安。
　　以前说过，应昌期16岁进统源银行，17岁便将大弟弟昌立带到上海，进入上海市银行做练习生。昌期到福州后的第二年，便又将昌立也带到福州，进入省行工作。这种情形用唐平尘的话说起来，就像是“老鼠拖田鷄”，小小年纪的应昌期一直将几个弟弟拖在身边，拖来拖去，有的工作，有的念大学(老四昌世是“拖”到台湾念的台大)。
　　而那时候的昌立也出道了，到永安后，当了福建银行永安分行的副理。大哥在总行工作忙，责任重，无暇顾家，所以这时由昌立帮忙，尤其大嫂临产，茅坪乡下地方，没有医院，是他从永安医院接了妇科医师专程去茅坪接的生。
　　幸好是顺产，母女平安。
　　这也多亏了唐平尘的体育教师出身，生性好动。住在茅坪，乡下空气好，她有空便出外散步，经常活动，这对她们母女的健康大有裨益。
　　长女法诺出世，应昌期头一次做了父亲，尤其在这国难时期，家庭的温暖弥足珍贵。
　　那是1939年7月16日的事。

文如玉

深夜遇险——福州至南平道上

　　据明报1994年8月号公布的统计数字，八年抗战(1937．7—1945．8)，我伤亡官兵320余万人，失踪13万人，非战斗人员伤亡842万人以上，流离失所者达亿人。
　　而据国内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8年抗战死伤为3000万人！
　　中国的财产损失，以1937年的美元币值计算，达313亿美元以上。而当时日本年收入仅7．7亿余美元，若日本对此负赔偿责任，则需半世纪才能还清。
　　1938年的福建，于整个抗日战场来说，还只能算作后方，然而我们从应昌期当年致其大弟昌立的这一封长信中，仍能读出当年我们的父兄姐妹所经历的这一场劫难。
　　信写于1938年的11月14日，当时应昌期暂时供职于福建省银行派驻福建南平市的办事处。两个月后，他与妻子唐平尘就将到达永安了。
　　笔者在写这一章时，为读通应昌期的这一封家书，特地找了福建省的地图来对照。从地图上看，由福州去南平，若过闽清这一路线，则要便利得多，而他们的汽车却是先过古田，再到建瓯，而从建瓯到南平几乎是一段长长的回头路了——何以要舍近就远绕这么一个大圈子呢？百思不得其解，故存疑。
　　或者说，战乱时期，不可理喻之事到处都有，无法细究，也无从细究了。
　　按应昌期后人述及：信中提到的李继璜与应昌期交厚，后来也到了台湾，且发迹很早，在应昌期尚在台银主事前便已投身实业，从事焦炭贸易行业，企业规模很大，在台岛也略有名气。
　　另一位福建省行同事陈才英后来也到了台湾，并在应昌期属下工作。后来离开台银从事彩印行业，其企业当时在台岛同行中也属规模较大的一个。
　　当然，他们也都相继过世了。
　　昌立：
　　今晨接汝十一月三日所发来函，均悉。余与平尘于十一月一日晨七时乘行车赴建瓯，同车者十五人(男五人女五人小孩五人)至十二时一刻车抵古田，李继璜因晕车过度在古田下车后即赴古田分理处，休息后又去浴室洗澡。但当时并未通知我，故害我到处乱找，跑的满头是汗，找了二个半钟头才找到。那时，快将下午三时了。古田到建瓯还有117．20公里，车行非五小时不可，预计至八时始能达建瓯，但建瓯附近土匪颇多，天黑后行车定有危险，然当时又不得不开，一车中人都怪李继璜不好。果然，车行至距建瓯三十公里之间，天已全黑，不幸汽车灯又坏了，车子实不能再开。但该处土匪最多，若停车不开在此过夜，遇土匪则将如何，故一时恐怖之气充满全车，无人作主意不开，同时亦无人作主意再开，汽车夫仗着一线月光只是将汽车慢慢向黑暗中前进，正在这刹那，汽车突然翻身了，女人们大呼救命，孩子们啼哭不止，顿时车中的木箱汽车箱铺盖都向我们的身上脸上倒下来，立刻全车就没有声息，我以为她们都已压死了。那时候的空气简直紧张到极点。人都吓得晕过去。汽车夫倒还灵清，立刻把马达停止，不然还有火烧的危险。车身翻入一个坑里搁住了，但车门向下车轮向着公路，整个的汽车横卧在公路旁的一个约一丈深的坑中，我和汽车夫当时比较清楚些，二人先从窗中跳出，慢慢地将他们一个一个拉出来，幸而一个也没有死，不然是拉不上来了，但有几位的脑部足部已受微伤，汽车翻身的危险虽是这样侥幸的没有死人，但在这深山中的深夜里怎样度过去呢？若走到建瓯非八小时不能到。那时候还有哪个人能走八小时的路？若留在这里过夜，我想到天明一定有几个是冻死，或是给土匪打死了，或是给野兽咬死了。所以大家虽出了翻身的汽车，还是哭号不止。不一刻，有一架农民银行汽车来了，这总算一个救星，立刻喊他们停车，将女人们孩子们送上车。还有李美声也同时上车，叫他们一到建瓯，立刻派车子来接，我和李继璜、陈才英还有汽车夫共四人留在山上看管翻身的汽车及里面所装的东西，待他们的汽车来接。那时大约是七时左右，预计约九时半来接的汽车可到，但到十时还不见有汽车来，当时我们四人心中之急是毋庸说了，一面冻死一面饿死一面吓死，正所谓三面夹攻。计算起来到那时我们已有五十小时没有睡，四十小时没有吃。当时我主张走到建瓯，假使再等下去他们还是不来，我们恐将饿死在那里，三十多公里假使拼命地走大约六小时可到，预计约破晓可抵建瓯。如半路遇汽车，亦可上车，所以我们就开始步行，但那时候每人的心里恐怖都到无可形容的地步。阴森森的松柏鬼泣似的流水，一切的一切是我平生所没有见到过的恐怖。大家鼓足勇气拼命地走了两小时。约过了十一公里，距建瓯尚差二十公里左右。我们大家都没有力气再走，预备在那里过夜。但也许就会死在那里。那时候我们差不多都要哭出来了，天啊！天啊！一些办法都没有，一线生路也不给我们，行里汽车还没有开来，时候快将一点钟了，正在绝望之间，总算有了救星，突然有汽车的声音传来了，张着耳朵细听，果然，是汽车。不到二三分钟，已经开到眼前，我们当即赶快上车，汽车再继续向前开，仍旧回到翻身汽车的旁边。建瓯开来的汽车里带来十五个小工，预备拉起翻身的汽车，但是人少不能拉起，一面又派建瓯开来的汽车到附近村上去找农民。一面指挥十五个小工先把翻身的汽车里所装的东西搬出；约一小时光景，东西一起都搬出了；不一刻，去找农民的汽车也回来了，但仍是空车，没有农民，因为深夜里农民都不肯起来，那时快将三点钟了。再两小时天就亮，我们坐在汽车里又过了两小时。一直等到天亮，再派汽车去找农民，至十点钟，始找到十个人，一起有二十五个小工拼命的拉了二小时，至十二时才将汽车拉到公路上。幸而汽车没有坏，二辆汽车于十二时半光景一同离开这座高山，我和李继璜陈才英当然坐在来接的汽车里，翻身汽车的车夫仍旧开了这辆曾在公路旁睡了一夜的汽车，并载了二十五个小工。不料开了二十公里我们的汽车又坏了，而那曾经翻身过的汽车却早已飞也似的到了建瓯。我们的汽车，又经过一小时的修理，才能勉强开行，所以到建瓯已是下午三点钟了，那时候我的身体好像死过去，浑身快要麻木了，总计有六十小时不曾睡五十小时不曾吃东西。我就开始病在建瓯，他们都于四日早晨乘车来南平，我当时因身体不支，故仍留建瓯。至六日稍愈，即与交通银行同到南平。近日身体仍未复原，喉肿痛、牙痛、腰痛等仍当须半个月之休养。总行于大约廿八日迁永安，二月后我们可以见面了。
　　祝 健
　　兄 昌期
　　(民国)廿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1938.11．14)

　　再不用笔者赘述，从这封信中，一幅乱世流民图已凄然纸上——虽然这仅
是八年颠沛流离的一个剪影，我们读着却已觉着十分沉重了。

文如玉

颠沛流离

　　然而好景不常，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长驱直入，战火很快延及福州了！
　　且说“八一三事变”之后，日军的侵略扩张像是有了藉口，往北，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江阴直逼南京，到1937年的12月7日，不到四个月工夫，猖狂的日军便已形成对南京的全綫合围，海陆空军同时猛攻。蒋介石于同日早晨5时45分撤离南京赴江西赣州，8月到达观桥别墅，不禁慨然曰：“风景依然，时势大变矣。”⑤自12月13日起，侵华日军在司令松井石根指挥下，对被俘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进行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被屠杀者有30余万人，是谓举世闻名的“南京大屠杀”。有的女性，被日本兽兵轮奸达37次之多；有的兽兵展开杀人竞赛，最凶狠的一人一天竟杀我100余位同胞。对此，我子子孙孙，当永志不忘；应昌期每谈及此，总是义愤填膺难以自已。
　　与此同时，东南各省也相继沦陷。“福建方面，1941年4月19日在海、空军配合下，敌第十八师团一部协助陆战队在福建沿海地区登陆，一度攻占福州等地。8月25日，蒋命三战区反攻。9月初，又收复福州等地。”⑥
　　但事实上福州早于1938年便不平静了，日寇的轰炸机常来骚扰，市内防空惊报不时响起，省府各大机关纷纷开始往内地山区搬迁。福建省银行随省府搬迁，应昌期带着唐平尘历经古田、建瓯、南平、永安、厦门、长汀、赣州至衡阳、贵阳，最后到达大后方——陪都重庆。头顶上不时有敌机呼啸轰炸，脚底下交通险阻，物资(尤其汽油)匮乏。一对新婚夫妇就这样颠沛于国难离乱之中。正是“秋水寒山落日斜，江南江北总无家”啊！
　　应昌期一生赤诚爱国，疾恶如仇，对从前的帝俄、英法美日帝国主义，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更是深恶痛绝，除了早期教育之外，也不能不说与这一段艰难岁月的亲历亲见所留下的残酷烙印有关。

⑤王俯民：《蒋介石传》，164页
⑥王俯民：《蒋介石传》，187页

文如玉

千里姻缘(下)

　　唐平尘自1934年开始到慈城中城小学任教，到1938年初，应昌期在福州落脚后，她即告别昌期父母，回上海娘家，作去福建成婚的准备。
　　当然，两人分离已久。虽说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之说，但毕竟是山海阻隔，思念心切，所以她在上海家里住的时间不长，很快打点好行装，登上客轮，飘洋过海往福建而去。事隔60年，一头白发的唐平尘回忆起那一段寂寞孤单而又兴奋的旅行，仍是感慨万分，说：“离开热热闹闹的娘家，母亲的泪眼犹在眼前晃动。以前结为‘死党’的那些小姐妹一直送到码头，也是哭得眼泪婆娑。谁知上船后见不到一张熟面孔，听那些人说话的口音犹如鸟叫，根本无法沟通，所以只能蒙头睡觉。一天一夜的航程，到福州上岸，昌期已在码头等着。见到他，自己那一颗悬着的心才算真正落下了。”
　　应昌期已经在福州市内的五显巷租好了一套房子。说起在福州的生活，已与上海做练习生时期的清苦不可同日而语。一到福州，应昌期的月薪便有80余元，这与原先十来元比，真有“一步登天”之感。离上海前，为置办服装——上海话叫“撑行头”——借了点债，所以头两个月薪俸到手，先将那些债还清了，一部分寄回慈城老家贴补家用，其余逐月都有积蓄，准备结婚。所以唐平尘到福州不久便举行了婚礼。
　　因为战乱，也因为路途遥远，上海、宁波的父母及亲朋好友均未能到福建参加婚礼。好在应昌期在福州与金融、工商、文化界均有交往，吉日那天，嘉宾不少，礼堂里张灯结彩，衣香鬓影，热闹非凡。应昌期请的证婚人为时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的张果为先生，鞭炮声中，新郎新娘行礼如仪，这一场婚礼进行得简朴而隆重。
　　婚后，应昌期夫妇就住在五显巷，与省行的一位李姓同事比邻而居，日子过得安定而满足。应昌期一向全心致力于公务，为工作可废寝忘食，所以很少过问家中巨细事务；婚后的唐平尘一改以前担任体育教师时的活跃与好动，稳守家中，作一个贤妻，不让昌期有后顾之忧。以后法诺、明皓、柔尔相继出生，她更是相夫教子，成了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

文如玉

福州任上

　　一天一夜的船期，应昌期顺利抵达福州。按原先的招聘计划，他被安排在福建省银行会计部门工作。
　　1937年九十月间的福建，战火尚未波及，尚称平静。作为省级银行，其规模气派自然与上海天津路的统源银行不可同日而语。应昌期初一接触，便敏锐地感到，自己需要重新学习，补课，不断的努力进修。
　　大凡有志之士，不论他出身高低贵贱，也不论他年长年幼，只要心里有了宏大的奋斗目标，便会有一种急切的求知欲望和永不枯竭的动力之源。在福州任上，应昌期除了努力工作之外，有感于实际需要，发奋自修应用数学与英语；至于以后他又如何到厦门大学旁听进修英文及语音学等课程，那是另一回事了，以后再说。

　　在工作上，应昌期绝对是一个尽心尽责克尽职守的人，但这样评价似还不够——他同时又是一个努力求进意志坚强果断分明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一个不断地发掘问题要求改进创新的人。整天心无旁骛，脑子里转着的，除了业务还是业务，所以在福建省银行工作期间，他对行内的会计制度及实务，研究改进者颇多。由于他的每一改进建议实施后都能使银行的工作效率大为提高，因而深得各级主管的嘉许。
　　就在福建省行工作期间，应昌期有幸结识了一位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极有影响的人物——严家淦。
　　严家淦，字静波，江苏省苏州市人，1905年生，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38年出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1939年，改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创立“田赋征实制”，推行全国，对抗战中的粮食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严奉命代表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首批飞抵南京，在何应钦手下协助办理受降事宜。同年12月24日，又奉命赴台北，任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③
　　1950年，严任“中华民国”“经济部长。”
　　1955年，继俞鸿钧任“台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
　　1963年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委”。
　　1963年12月10日，严继陈诚任“行政院长”。
　　1966年3月，严当选为“副总统”。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台北。“蒋死后两小时，新闻局发布蒋的逝世消息，规定自4月6日开始‘国丧’一个月，同时国民党‘中央常委’召开临时会议，作出两项重大决议：(一)严家淦‘副总统’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继任‘总统’之职……”。④
　　这自然是以后的事。
　　现在还是让我们再将话题拉回到1938年严家淦出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之前。
　　那时候严氏尚在上海商界打拼，做过上海洋行里的高级职员，到福州后主持福建省贸易公司的运作。该公司因向福建省银行融资而接受银行的辅导与监督，而省行派驻福建省贸易公司稽核重任的不是别人，正是年轻而才干卓越的行员应昌期。
　　在今天，金融界、企业界抑或是文化体育界的人们怀着极大兴趣赞许、研究应昌期的成功之路和传奇般的经历时，都不能忘记他在担任福建省贸易公司稽核期间的突出表现——虽然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的年纪，虽然我们现在无法一一罗列他在那一时期的智慧和优异的工作表现，我们只能这么说：如果没有那一时期他对福建省贸易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财务调度的积极襄助，并卓有成效，就不会有日后严家淦对他的赏识和器重，也不会有在严家淦调任福建省财政厅长和福建省银行董事长期间对他的相知更深和倚重益甚了。
　　这期间发生的一件小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大约是在应昌期由省行派任省贸易公司稽核半年之后吧，有一天，严家淦忽然邀应昌期聊天，两人谈得颇为投机，不知怎么严将话题一转，抬头问应昌期道：
　　“你在省银行担此重任，他们一月付你多少薪水呢？”
　　“八十来元吧。”应昌期颇为高兴地回答。
　　“不高。”严略一沉吟，旋将眉眼一挑，说：“这样吧，出你每月150元，你干脆到敝公司来主理财务，如何？”
　　150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应昌期有点心动，便跟严家淦说：
　　“谢谢！我试试，但我得先与银行打好招呼，请你等我回话。”
　　谁知回到省行尚未递辞呈，行长(总经理)先就急得跳脚，说：“这算什么话，好不容易将你从上海招来，用一年不到，你就要走啦？”静下来一想急也不是办法，于是让应昌期在沙发上坐下，先弄清情况再作计议。
　　“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初想尽办法投考我行，现在为何又要离去？”
　　“没啥其它理由，我也知道你很开明，破格录用我，感激不尽。只是……我有苦衷，需要有较高的收入，家庭负
担不说，很快自己又要成家，所以就想奔更高的待遇而去。”
　　“谁家？他们出你多少？”
　　“省贸易，他们准备付我150元月薪。”
　　“哼，省贸易公司，他们出得起我们就出不起？行了，就照这个数，你也别走了！”像这样的突然成倍加薪，在公家机构是破天荒的举动，尤其如省银行那样正统机构，更为少见。
　　行长一边拍板为应昌期加薪，一边拨通电话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严家淦道：
　　“你若再挖我的墙脚，小心我不给你放款！”
　　福建贸易公司是主营茶叶出口的。众所周知，茶的生产与收购季节性很强，春茶一采摘，公司就需投入大量资金向各茶厂收购各档红茶、绿茶以备出口，而货款的汇拢往往需时很长。银根吃紧，唯一出路是找省银行借贷，周转。两家虽都是省营机构，但也会有所不便，所以不能与银行搞坏关系。严家淦不想冒此风险。
　　于是应昌期便也安下心来，继续工作，再也不提此事。
　　事情说来也巧，孰料一年后，严家淦竟调任福建省银行的董事长，应昌期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部下。因以前已有较长时间的合作经历，原本就十分赏识应的为人以及知识才干，所以不久便几次提升其职务，视之如左右手，这无疑为应昌期的迅速成长打下了一个极好的基础。因为抗日战争扩大，东南各省相继沦陷，福建省银行随省府迁移，历经厦门、赣州、衡阳、贵阳及重庆等地，敌机轰炸，交通险阻，艰苦备尝，但应昌期拖儿带女，奉命在沿途各地主持分行工作，始终跟随着严家淦奔波，于公于私，都是肝胆相照，于是两人投契益深。
③王俯民：《蒋介石传》，447页
④王俯民：《蒋介石传》，461页

文如玉

战火洗礼
　　应昌期自小爱看历史书。
　　有人说：“浙东乃报仇雪耻之乡，宁波人民，具有抗倭、抗英、抗法、抗日的光荣传统，民族感情异常强烈。”①这是很有见地的。应昌期正是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长大，自小又听了很多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所以那种爱国爱乡的民族情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上学以后，更是读了许多有关文天祥、岳飞等民族英雄的书，让他认识了坚贞不屈的文天祥的事略，深深地被他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清”的高风亮节所感动。而岳武穆的那种“精忠报国”，“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情操，更是令他热血沸腾，久久难以忘怀。
　　这种深刻的民族情感，伴随着接踵而来的国难家仇，从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开始，在他心中是越来越强烈了。
　　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去福州开创新天地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开始践踏上海这一块美丽的国土，东方大都。“八一三事变”爆发了。历史不会也不应忘却那极其悲愤的一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时，曾声言“三个月内征服中国”，其狂妄不可一世，其手段更是阴险毒辣：日本政府一方面公开宣称不扩大事态，一方面则调遣8个师团约16万人由山海关侵入华北，至7月26日上午10时，廊房失守，以后，日军得寸进尺，竟狂妄无耻地提出了完全占领北平的无理要求。
　　几乎与此同时，在上海，首先是侵驻东海的日本海军，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蛮横要求中国政府从上海撤出保安部队。“上海市长俞鸿钧奉蒋命予以拒绝。8月11日，蒋调张治中率八十七、八十八师进驻上海近郊，准备对日作战。12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成立最高国防会议。”②形势极其严峻。
　　应昌期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清楚地记得：8月9日，是日本官兵两人开着军用汽车向虹桥机场猛冲，首先发动的恶意挑衅，结果被中国守军击毙。谁知那正是敌人预设的诡计，一时间风头很紧，至8月13日，日本鬼子以此为藉口，正式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罪恶的炮声响了，此即为历史上有名的“八一三事变”。
　　日军是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进攻上海市郊横滨路和宝兴路地段的，枪炮声震耳欲聋；下午4时许，又进攻八字桥、通天庵、宝山地区。上海人开始四出逃难，扶老携幼，舍家别业，一时间码头车站人头攒动，哀号遍地惨绝人寰。而头顶不时呼啸而过的日军战斗机和枪炮声以及失去亲人的同胞的恸哭声，是那样的让应昌期刻骨铭心。 　　就这样，初次经历战火洗礼的应昌期毅然登上了由上海开往福州的客轮，开始了他的新的人生征程。
①戴光中：《略谈“宁波人精神”》，《宁波晚报》1998年10月10日，7版
②王俯民：《蒋介石传》，15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8月

文如玉

两个梦

　　园我们在应昌期告别青少年时代之前，先让他的生命历程作一下短暂停 留，专门来叙说一下他在那一时期的两个梦想。

　　人人都有自己梦想，何况年轻！

　　应昌期青少年时期的梦有两个：如果将前一个称之为“彩色世界之梦”的 话，那末后一个便可称之为“黑白世界之梦”了。

　　一个星期五的上午，应昌期从上海天津路的阜昌里走到虹口区四川北路三福里的趟叔 孺先生家中学书法，半道总要走过一家波斯地毯行。

　　波斯(PERSIA)，即今之伊朗，盛产羊毛地毯。上海开埠早，三十年代更是 万商云集，市内有很多外国洋行，这波斯地毯行也就是专营进口高级地毯的一 家洋行。

　　应昌期对色彩极其敏感，第一次经过那家洋行门口，便觉眼前骤然一亮，忍 不住弯进去看看，但见店堂肉色彩斑斓，所陈列的各种款式、各种尺寸的进口地 毯美仑美奂，简真令人目不暇接。

　　之后就像成了习惯，每当走过这家洋行，总想进去欣赏一下，偶而还弯腰 去摸一下那一摞摞堆在地板上的纯羊毛地毯。那品牌高档的，其正面密布耸立 的毛绒，质地坚实、紧密，又极富弹性。看得多了，内心便生出一种很想购买的 愿望，只是一望标价，对像他那样从每月8元银洋起薪的练习生来说，简直高 如天文数字一般，无法企及。 只是在心中默默地存下一个梦想：什么时候有钞票了，一定要买它一条最高级 的波斯地毯欣赏欣赏！

　　另一个梦自然是关于围棋的黑白世界之梦了。

　　前面已经说过，应昌期像是与围棋有不解之缘，小小年纪便沉浸于围棋这 一黑白世界之中。到上海学生意，工余花时间最多的，还是围棋。

　　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件小事很能说明他以后在围棋领域中的非凡作为。

　　一件是他开始出面成立棋社。

　　自从到过日本人开设的棋苑之后，应昌期就逐渐萌生了所谓“棋道”观念， 即围棋既然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高雅文化，那么除了决定输赢的棋规之外，必 定还有棋品、棋礼等内容存在。即对局须讲礼节，双方遵守棋礼才能使棋局气 氛和谐、优雅，提高比赛的品位与格局。因此他便一改国人以前在茶楼酒肆中 对局时的种种陋习，规定凡在他所主办的棋社里对局，必须正襟危坐，对弈双 方不许在比赛时一边吃排骨面一边下棋，也不许唱歌、聊天、开玩笑等，而必须 优雅、安静、肃穆而不轻浮。

　　这自然令以前“野”惯了的棋迷们不习惯，不舒服，所以坚决反对。但应昌 期坚持着，不为所动：要么遵守棋礼，好生下棋，不然就请出去。

　　提倡围棋需要有人精心组织。围棋组织里面需要有大家共同遵守的棋礼 约束。这些就是青少年时代的应昌期在推广围棋运动方面所悟到的“真理” ——尽管它还显得比较粗糙和朴素，但综观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 脉络的一致性，即应昌期非常看重原则。

　　另一件是他开始倡导新闻棋赛，也即以报纸来宣传、倡导围棋。

　　应昌期16岁进入上海统源银行当练习生时，大国手吴清源在日本围棋界 的名声已是如日中天，与木谷实等一流高手的实践棋谱在《读卖新闻》、《朝日 新闻》等报刊上逐日刊登，轰动全日本，影响很大。

　　像日本这样由新闻媒体组织棋赛，又在媒体上刊登棋谱让公众研读、摆谱 的做法令应昌期大感兴趣，直觉这是激活棋坛的一大妙着。细细思索，夜不成 寐，于是索性起床披衣，坐到桌前写起信来。

　　这便是应昌期早年投书上海《新闻报》建议举办新闻棋赛和开设围棋专栏 的缘起。他在信中直言由报社出面组织棋赛并逐日刊登棋谱不仅有利于推动 围棋运动，而且也有利于报纸本身销路的扩大，其实是新闻纸吸引更多读者的 一个妙着。《新闻报》主笔阅信后击节赞赏，不仅复函应昌期致谢并很快在报上 开辟了围棋专栏，一时成为上海滩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以后我们读到他在台湾围棋协会总干事任上大张旗鼓倡导新闻棋赛和创 办围棋杂志等，可以想见他在青少年时代的又一梦想在付诸实现。

　　当然，还不仅是这些。

　　关于围棋，他想做的还有很多很多，只是对于一个小银行练习生的他，实 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在他的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理想：什么时候有了钱，一定要把我中 华国粹——围棋——推广到全世界去！

　　读完本书之后大家会知道，应昌期年青时萌生的这两个梦，以后都已经圆 满地实现了。

　　有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附录于本书彩色插页中的那一幅波斯地毯照 片，据应明皓回忆这是其父亲于1989年7月携家人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参观 一家地毯工厂时看中的，价格不菲。平时生活俭朴的应昌期一改往常，舍得花这么大一笔钱买一块地毯，真有点匪夷所思。为了什么呢？为的就是圆了年青 时的那个彩色斑斓之梦。

　　有意思的是，在采访应昌期之子应明皓的日子里，我和方平不止一次地从 老先生卧室墙上看到书有“圆梦”两个大字的条幅。应明皓告诉我们说：“书赠 这条幅的石祝三先生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检察院院长，酷爱围棋，与家父 很谈得来，现任上海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的董事。” 题款云：

　　昌期先生为弘扬祖国围棋振兴民族文化凡数十年
　　呕心历血矢志不渝推陈出新终得真果可敬可佩可庆可贺
　　应昌期围棋学校开工志庆
　　丙子秋
　　石祝三题


喜讯传来

　　大约过了半个月之后，好消息来了：福建省银行传过来的录用名单中，应昌期名列第一！

　　这是1937年夏天的事。

　　原来上海考点将应昌期的有关资料送达福建后，福建省银行的高层人士一了解情况，不仅不嫌应昌期的学历低，反过来倒是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和闯劲，当即复电上海，谓：甚好，着即来闽报到赴任。

　　 上海方面，统源银行见事已至此，虽深感惋惜，却也不敢耽误年青人的锦绣前程。尤其是那位行长陈润水先生，作为应昌期的老世伯，心情自然更为复杂，他曾专门约见这位自己十分欣赏的小世侄，说：昌期啊，统源规模实在太小，难有远大前程，所以我是赞成你去福建省行赴任的。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好自为之吧。

　　 听到老世伯这么一说，昌期心里就有点难过，当即深深致礼，答谢道：师恩难忘！请先生快别说统源大小的话。小侄有今日，全靠这里几年的锻炼和训育。以后我不论到了哪里，也不论有无出息，都将牢牢记住统源银行和这里的诸位先生。

　　 就这样，上上下下，开始热热闹闹地为应昌期摆酒饯行。就应昌期本人来说，人生的这一步完全是自己选择，又是自己化了大力才得来，所以不再去意徊徨，剩下的只是启程的时间了。

　　……嗣值抗日战争发生，东南各省相继沦陷，省行随省府播迁，历经厦门、赣州、衡阳、贵阳及重庆等处，时敌机正大肆轰炸，交通险阻，艰苦备尝，……
　　——趟谅公：《应昌期先生事略》

文如玉

连过三关
　　应昌期注意到的那则招聘启事正是福建省银行有意在上海招考三名高级行员的简章，银行开出的待遇优厚，但招考条件也很苛刻：必须有大专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且同时要求有在银行工作三年以上的资历以及两个资深行 员的推荐书。
　　应昌期仔细读罢，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自己在统源银行的经历倒是满三年了，但是这大学文凭上哪去寻？分明只有小学毕业程度嘛，慈湖商校才只像蜻 蜒点水那样过了一下，何况即使念到毕业，也不到大学专科的档次。
　　怎么办？
　　如果换一般人的思维方式，也就叹息一声了事，不会再作深一步想；但事情到了应昌期身上，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他这个人的本性就是刚毅，顽强，遇事但问是非，不计毁誉，充满了急流勇进、凡事能争就一定要拼全力去争的奋进精神，所以看罢简章，并未灰心，只是 冷静分析屈指细数，发现要实现人生的这一大理想起码要过如下三关：
　　一日报名关。原来福建省银行规定的报考资格为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力。自己没念过大学，岂不连报名资格也无，更何况考试呢？但再想想又不服气，也不 想放弃这一次进阶机会，于是就毅然跑去报名，主事者果然先伸手要应昌期递 交毕业文凭，应昌期说：“我没有文凭，但我想来考考看。”
　　主事者说：“对不起，规定如此，不能受理。”应昌期拿出口袋里装着的招生 简章，指着上面的条款争辩道：
　　“哪里的话！你们这上面不明明写着：‘或同等学力’，‘同等学历’与‘同等 学力’根本是两种概念，我认为本人经过自学，已俱备同等学力，为何不让我报 名考试？”
　　理正词严，一时间弄得主事者为之语塞，但碍于上司有令，只能对应昌期 表示同情，报名手续仍不给办。应昌期气极，无功而返，回宿舍又细细思量，忽然一拍大腿，说声：“有了！”——你道是他想到了什么？他想起了一件事，真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他从报名处打听到那主考官 正是他老师(即统源银行高级职员鲍英甫先生）的大学同学。这下好了，天无 绝人之路，于是便急急办了三色礼物，先登门拜访老师，求老师出面推荐。
　　鲍先生很喜欢自己这位聪明勤勉的门生，有意帮忙，但心中仍有一些疑问，所以待昌期放下手中茶碗，便含笑问道：
　　“人家指明要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方能报考，可见考题不会太浅。你没上过大学，没经过正规训练，能考得出吗？”
　　“我认为能考得出的，经过这些年训练，老师应该了解我的底细，绝对不会丢你面子的。”应昌期侃侃而谈，“何况正因为我没上过大学所以更有回旋余 地：考得出更好，考不出算数，我有这个思想准备的。”
　　鲍先生点头称是，刚要动笔写推荐信，又忽然停下来追问了一句：
　　“好是好的，只是还有一个关节：我那同学的身份也只是主考，录用权在福建省银行手中。你辛辛苦苦准备着考了，若考不取也就罢了，若考取了对方因你没有文凭而不取，届时又当怎么说？”
　　应昌期心想，这位鲍先生吃了一辈子银行饭，考虑问题果然精细，真可谓 “滴水不漏”，遂正色道：
　　“先生，这一点你尽管放心。考不取是我没本事，以后来日方长，我当从头学起。考取了而对方不录用，我也决不怨天忧人，一边好好工作，一边再找另外机会。先生如不放心，我可具结保证。”
　　当然，先生是放心的。于是应昌期顺利拿到了先生的推荐信，且主考官也破格同意了应昌期报考。
　　二是考试关。虽是三十年代，上海的人口还没膨胀到上千万，但小小一则招考启事，仍蜂拥引来100余人报名。到正式应考时节，因惧怕考题之难以及 其它原因等，真正进入考场的，仍有84人。考试结果出来，最欢喜的不是别人， 却是应昌期的老师鲍先生，因为只有小学毕业程度的这位学生竟然以优异成 绩进入福建省银行的分数录取线，鲍先生真正是脸上有光了。
　　接下去就要过第三关了，对应昌期来说，这一段时间最为困难：前一段，不管怎么样，自己该做的都做了，该努力的也倾尽全力了；而现在，却只剩下了焦 急的等待：自己没有大学文凭，福建省银行能否真正量才录用破格取士呢？上海方面能否网开一面，让自己实现开创新局面的理想，登上人生的另一舞台呢？

文如玉

千里姻缘（上）

　　1998年的金秋十月，83岁高龄的唐平尘女士自台北飞抵宁波，在繁景花园她自己的家中小住。
　　谈起往事，老太太仍是有点惘然，摇着折扇说：“我与昌期的婚姻，说来也真是奇怪。他在慈城长大时，我生活在上海。我到慈城教书时，他却到上海学生 意去了，好像碰不上头嘛，但最后却成了夫妻，莫非真是月老牵的红丝绕？”又说：“我过去是不大相信人世间有姻缘这种事情的，现在回过头去想想，我跟昌期妤像是有缘份的……”
　　1934年8月，正是炎炎夏日，上海十六铺轮船码头，来了位手提藤箱，着白色短衣裙和白色网球鞋的上海小姐。她登上宁绍轮，满怀憧憬地奔向她自己选择的目标——宁波慈城中城小学，去实现青春的理想。
　　慈城地方，相对上海来说还比较保守。听说中城学堂来了位上海小姐教体育，更兼衣着前卫，年轻活泼，风头很健还会骑脚踏车，着实引起了一道不大不小的冲击波。只要小唐先生带班上体育课，操场必有市民围观。小唐先生天性 活泼，逢假日还常常带学生出外郊游。她骑脚踏车。学生前横档上坐一个，后面 书包架上挤一个，笑语盈盈地骑车过市，更令当地百姓啧啧称奇。除教体育外，小唐先生兼教算术及中高级音乐等课程；课余则组织学生活动，排练舞蹈、大合唱等等，将学校气氛搞得非常热烈。《中城小学校史》载：“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奋起抗日，广大师生满怀爱国激情，四处宣传抗日救国，我校童子军在唐 平尘等诸位老师指导下，演出《以身许国》和《山河泪》等抗日短剧，激发民众爱 国热情。”从中也可看到唐平尘活跃的身影。当然此是后话，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唐乎尘8月抵慈城赴任，应昌期10月从上海回慈城老家探望父母，两位青年男女就这样不经意地碰面了。
　　其实应昌期和唐平尘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极其偶然：应昌期自沪返抵慈城后匆匆去中城小学拜见父亲，其时作为校长的应星耀正站在大成殿前与唐平尘谈工作，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将儿子介绍给了唐平尘，说：
　　“这是犬子，应昌期。从上海来家探亲的。，，
　　又朝昌期说：
　　“这是我特意从上海请来的老师，唐平尘小姐。，，
　　二位年青人互相致礼，说声“久仰久仰！”就算认识了。其后数天应昌期在 老家反正闲着无事，所以就常去学校找唐平尘聊天。像唐平尘这样的上海小姐，飒爽英姿，名动慈城，又兼蕙心兰质，淡秀天然，自然很得应昌期的爱恋。而唐平尘对应昌期也是十分倾心，觉得像他这样的青年才俊，有志向有才气，年轻轻便敢独自闯荡上海，与自己的志向十分接近。在不断的接触中又了解到昌期写得一手好字，而自己天性活泼疏于功课，便虚心求教，业余时间也练起书法来。当然像她那样天份较高的年青女子进步是很快的，应昌期稍加指导即豁然开朗，一手趟体也写得蛮有样子。后人每每奇怪应昌期夫妇俩既非青梅竹马又非同窗共师，为何手书的字体差不多？原因盖出于此。
　　从1934年10月相识到1936年12月订婚，他们相恋时间很长。以后应昌期又回上海统源银行任职，除过年外很少有机会到慈城老家来，倒是唐平尘因是教师，所以学校寒暑假期间都回上海，而且仍借住在四姐家。昌期吃好夜饭便到唐平尘的四姐家与唐平尘相会，二人或逛马路或到隔壁的东南电影院看电影，非常甜蜜。星期日结伴到闵行看望父母，或者约了几位小姐妹一起到乡下的同学何逸仙家小住。顺便插一句：唐平尘在东南女子体专读书时与王雅云、何逸仙、冯秀英三小姐妹最为要好，戏称“死党”，现在昌期成了死党的男友，大家自然对他优礼有加，所以这一段日子对应昌期来说着实快乐、难忘。总之，应昌期、唐平尘从相识、相恋至佳偶天成，一帆风顺，自然没有话 说。接下来的问题是双方父母的态度，据说任氏对儿子的这一桩婚事倒是有点看法的，因为照生辰八字排下来(唐平尘生于1915年3月15日，应昌期生于1917年10月23日)，女方比男方大了二年零八个月，这合适吗？好在应星耀思想开明，他觉得对子女婚事只要双方情投意合，女比男大二年又有什么关系？ 一家之主拍了板，任氏也不计较，于是一起商定了订婚事宜，一门亲事就算定下来了。
　　唐平尘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她与应昌期在慈城小北门名胜宝善堂订婚的日子——因为天气很好，风和日丽，而且这天正好是西安事变张学良放蒋回南京 的日子。“25日下午4时，张学良送蒋回南京。26日中午12时到达南京。”⑥ 这是1936年的12月。他们在宝善堂，只听外面鞭炮声大作，鼓乐齐鸣。 唐平尘原先以为是为庆祝订婚，一听是响彻全城，就感到有点不对了，后来有人告诉说是“委员长”回南京了，各界正热烈“庆祝”呢，这才恍然大悟。但心理还是很高兴的，觉得自己订婚能遇上这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是大吉大利的好事。
　　那是星期天的上午，订婚仪式圆满结束，众亲友高高兴兴地离开宝善堂， 应邀去喝订婚喜酒。席设中城小学餐厅，离开中午开宴时间尚早，于是便分散坐于各处休息。贺客中有冯姓姐妹俩，妹妹长得纤巧，其姐却是又高又大，胖墩墩的，交关结棍。（交关，很，非常。结棍，体胖、结实、力气大）还有一位女客，是桂正谊先生的太太，也是体格健硕，长得非常壮实。一伙人拥进应星耀校长设在学校里的寝室，两个胖子齐巧同坐床沿，只听咔嚓一声，竟然会将木床坐断。
　　此事让唐平尘看在眼里，心里多少有些疙瘩，似乎预示着他们的婚姻会有什么麻烦似的，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后来见丈夫昌期的事业节节顺利，且十分顾家，子女又一个个赴美留学，学有所成，这才完全放下心来。就这样，应昌期和唐平尘的订婚可说是极富喜剧色彩，在一喜一忧中落幕。接下来的日子——唐平尘搬入公婆家暂住，应昌期仍回上海做事，平日书信往来传达思念之情。只是自与唐小姐订婚之后，有一道难题始终让应昌期苦思萦怀，挥之不去。
　　是什么呢？
　　说来话长。想当年，应昌期初到上海求职，由于父亲朋友的帮忙，才在上海统源银行落脚，从最基层的练习生做起，一月8块银元的生活费，仅够温饱。后来仗着聪明能干，除日常银行业务外，又学会了记帐、结帐及成本会计，工资也 如雨后之春笋，月月见涨。只是涨得极其有限，到与唐小姐订亲辰光，也就一个月15块银元光景。应昌期很清楚：国人的传统观念，向来是“男主外，女主内”， 即男人出外打天下，女人持家养儿育女，是天经地义之事。现在他们这一对的 情形倒好，恰巧相反——唐小姐作为新一代职业女性，有学历有职位，又在家乡担任高级教师，不仅名满慈城，而且月薪35块银元，又整整高出应昌期一倍以上！
　　究竟谁养谁？面对如此尴尬局面，作为堂堂7尺男儿，应昌期实在有点坐立不安了。以前是每天上班下班，闲下来下棋写字冶印，还偶而拉拉提琴打打乒乓球，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过着快活似神仙的日子；如今一订婚，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自觉背上像压了千斤重担，怎还敢如此悠哉游哉。
　　要改变！要行动！从此应昌期有了压力，开始留意新闻纸上的招聘广告；同时八方打听，寻找机会，期望另起炉灶，尽快找一个至少能超过太太月薪的差使！
　　皇天不负有心人，忽然有那么一天，刊登在申报上的一则不起眼的招聘广 告令应昌期双眼一亮，只见他以拳击桌，站起来，眼望前方——他要去拼搏一番了！

⑥王俯民：《蒋介石传》，第14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8月

文如玉

唐家大小姐

　　上海闵行镇上住着一户人家，是做麦芽糖生意的。老板姓唐，名廉夫，生有一子二女。长子名叫唐金海，两位千金，依次名唤唐金凤、唐金鹿。

　　唐金凤6岁那年，其父出于扩大生意的考虑，将全家搬迁到了闵行郊区，唐老板在那里置房买产开起糖坊来——自己制作麦芽糖，然后批发给商贩，生意蛮不错的。

　　过去有身份人家的女孩讲究幽秀，讲究足不出户、笑不露齿的淑女风范，规矩重得很，只是这些规矩到了唐家大小姐唐金凤身上却统统不起作用了——她的性格是从小好动，像个男孩，天不怕地不怕的。更何况她的妹妹金鹿 比她小5岁，哥哥金海又比她大7岁，三人根本就玩不到一起去。因为家在闵行郊区，所以唐金凤很快与左邻右舍家的男孩子们玩在了一起，呼啸奔跑，上 树捉知了，掏鸟窝，开心得很。不久，唐金凤小姐小学毕业了。先是报考松江女师，谁知不多不少，离录取分数差了1分，未考上。后来改考“上海东南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因其能跑善 跳，所以一考便中——这倒非常符合唐小姐的心意，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是 喜欢跑跑跳跳，不爱动脑子。”如此在东南体专快快活活地念了三年书，于虚岁二十那年轻松毕业。

　　真是凑巧——唐金凤在上海东南体专毕业那年，齐巧赶上慈城中城小学这边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建校三十周年庆典事宜。前面说过，应星耀主持校政，一方面大刀阔斧改革教育内容，率先增设音乐、体育等素质教育课程，另一方面又冲破旧观念，吸收女生入学。此次为准备三十年校庆活动，免不了要排练大型体操及舞蹈、歌咏等节目，所以便又特地发函至上海东南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函商该校分派一名毕业生来中城任教。东南女子体专接函后非常高兴，当即决定选派一位名唤陈淑媛的女生去中城小学工作。

　　谁知陈小姐不很乐意，因她是南通人，自然很想留沪或去家乡附近的城市工作。巧的是陈小姐与唐金凤同住一室。当时的格局是一室住四人，她们这一寝室，除唐金凤是上海人外，其余三位陈淑媛、黄婉、范云云都是南通人。陈小姐得到分配消息后心中不快，回到宿舍与三位小老乡嘀嘀咕咕；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唐金凤一听有此机会，马上跑去向校长主动请缨，说自己愿去慈溪中城小学工作。校长听了大为惊诧，说：“你是上海人，不是已决定留你在上海工作吗？”唐金凤说：“不，我不高兴在上海工作。上海有啥好　的，除了楼房就是马路，礼拜天最多看场电影花头。我这人生性好动，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陈淑媛不高兴去，我去好了。”一席话说得校长张口结舌，心想学生中怎么还有这样的奇女子！一个不愿去一个积极争取去，真是再好不过，所以马上答应了唐金凤的请求。

　　放学后回到借住的上海堂阿姐家，唐金凤兴冲冲地将毕业分配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四姐，本想得点鼓励，谁知四姐一听，气个半死，双手插腰駡唐金凤道：

　　“蛮好分到上海，在虹口教书，有啥不好？偏要争着抢着到宁波！晓得慈溪在啥地方吗，慈城又在哪哼？乡下角落头啊，搅七念三侬跑迭种地方去作啥？真是憨大！”（宁波方言“侬”为“你”，“憨大”即“呆子”）

　　唐金凤耐心听完四阿姐的数落，却只在心里嘻嘻一笑——她才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哩，反正年轻的那颗心啊，早已飞得远远的了。

　　不过她还是粗中有细的，老觉得自己的名字有点俗气，所以就趁着去新地方工作之前，自说自话地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唐平尘”——尘世间一个唐性平凡女子之意。

　　据说其父唐廉夫看了女儿自己起的这个大名，觉得颇有意思，也就默认 了。

　　总之，唐金凤已经改名了唐平尘，而且正在打点行装，准备离沪赴任，去慈城中城小学教书了。

　　谁料这一去，却引出一段佳话。

　　这是1934年夏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