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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 我的围棋往事(10)俞斌:从天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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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5 13:44: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个人档案:
俞斌,九段棋手,围棋世界冠军,国家级教练。1967 年 4 月 16 日生,浙江省天台县人。7 岁学围棋,11 岁进体校,12 岁进浙江省围棋集训队。1982 年定为三段,1983 年进入国家围棋队,1991 年升为九段。曾获第九、十四届“新体育杯”围棋赛冠军,第二届“海峡杯”围棋赛冠军,第九、十六届亚洲电视快棋赛冠军。2000 年 5 月,获得“LG 杯”世界
围棋棋王战冠军。2001 和 2002 年,获第七、八届中国围棋棋王战冠军,2005 年获第九届“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亚军。2007 年出任女子围棋队教练。2008 年带领中国女子围棋队夺得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女子围棋的所有三枚金牌。2009 年至今,担任中国围棋队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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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就是一种中庸之道,吴清源老师有本书叫《中的精神》特别打动我的心。围棋在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中庸的味道,特别是不要讲做什么事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形势不同。”   

——俞斌



01   天台少年

何云波(以下简称何) :俞老师好,好几次活动见到你,今天终于有机会坐下来聊一聊了。
俞斌(以下简称俞) :我也很高兴见到何教授。
何:俞老师,你是当代中国围棋一个阶段中非常重要的棋手,并且你的身份从棋手到教练,也很有代表性。而你家乡天台,很早就是“围棋之乡”吧?
俞:是的。
何:你是出生在1967年吗?
俞:对,1967年。但是网上说的日期不对,不是4月6号,是4月16号。
何:在天台,围棋很普及吧,你父母会下棋吗?
俞:不会。但我学棋是在1974年,那时已经有几名天台籍的女棋手进省队了,那时候我们叫“出山”。我也不知道她们的水平,可能当时还没进国家队。但在那时流行一种看法,认为学围棋以后能找到工作,算是一种出路吧。当时我爸爸不一定知道这个,他呢在家喜欢下象棋,回来有时候会跟我下会儿象棋,在我七岁的时候,跟我下了一个月,他觉得我的象棋进步挺快。正好金茜倩她爸爸是当时天台体育局的局长,我爸爸也在县政府工作,吃饭的时候碰到一起聊聊天。他说我去学围棋好啊,学围棋吧还有出路,然后当场就让我爸爸带回去一副棋。金茜倩的弟弟叫金宏伟,他跟我一起学,那时大概是七八岁的样子。在天台县大概有四五个人一起学,剩下那几个记不住了。
何:那你们学棋是有训练班,还是专门有个老师教你们?
俞:就是跟着各自的老师学。我学了半年,开始时是我们小学里的老师教,那个老师叫叶声榕,开始对我帮助挺大。他大概是业余初段的水平,但是半年多他就下不过我了。
何:他就是课余教教你吗?
俞:是的,课余教我。他是小学里的语文老师。然后他推荐了当地一个高手,当地的高手也有门派,他介绍给我的应该是当地的第一高手,叫王修田,后面在天台的几年时间我都是跟王修田学的,一直到1978年去浙江省队的时候,实际上我那时的水平还没有超过王修田。王修田的水平应该就是当地棋王,业余强5段,比业余6段要差一点。
何:他也是单独教你吗?
俞:是的,到我家来教我。那时候我小,去不了,是他骑着自行车到我家来,可以说是一带一,那个时候收费也不像现在。
何:收费很低是吗?
俞:那时候估计弄几条烟就行了。
何:一直都是他教着你吗?
俞:是啊,一直到我进省队前,都是跟他学的,我到省队的时候水平还没他高。
何:那你在去省队之前参加过一些少儿比赛吗?
俞:当然,我也参加一些比赛,最好的成绩可能就是1976年获得省儿童组的冠军。那次比赛呢我到现在还历历在目。那次比赛县里有四个名额,实际上当时大家都知道我的水平前四是稳的,结果没能出线。最后叶老师帮我,因为那个第四名跟我差距很大,组委会就决定说,因为我有什么特殊贡献,让我跟第四名加赛。那个第四名完全不行。就这样,县里出线以后呢,我在地区得了第三名。
何:是台州地区吗?
俞:是的,然后再在省里拿了冠军,也因为这个成绩嘛,引起了省里的注意。所以,有时候人生也是说不清的,如果当时叶老师不替我争取的话,可能就没有了今天。你想,你拿了一个省儿童冠军,那家长就更加让你学了,后来1978年省队集训的时候,我就进了省队。
何:天台的围棋氛围怎么样?
俞:天台应该说还是有围棋氛围的。我后来才发现,各个地方跟我一样的棋手都是省城的,只有浙江是有县里的。
何:天台出了那么多的棋手,应该肯定有它的原因吧?
俞:这个我是有经历的。你想,那个时候在一个县城里,我能够找到强5段高手是很难得的,我发现从这一点来说,天台的围棋之乡称号是当之无愧的。而且,我知道那时候的气氛,比如我跟这个王老师学,他有门派,有几个跟他水平接近的棋手,他们之间有争斗的,然后就有了竞争的气氛。也是这个原因,天台才培养了那么多的职业棋手。
何:1978年你进了省队就相当于有编制了是吗?
俞:1978年进的省队,有编制是1979年,我印象很深,大概省里比赛完了以后,我记得当时我是省少年组比赛的第四名。当时选了十几个到省里集训一个月,最后留了三个,我、俞巍巍、王亦民。
何:那你当时读书怎么办呢?
俞:我们浙江好像跟别的省不一样,别的省的小孩子很小就可以到处参加比赛,但是浙江那个时候的规定,我不知道现在他们是什么规定,初中没毕业之前不让出来比赛,所以我们是联系了当地的学校读书的。我一直感慨命运的折腾,我在围棋上能走到今天,跟我小时候一个小小的意外有关。
何:什么意外呢?
俞:我小学读书的时候跳了几级,跳级并不是因为我读书多好,那时候也没到省队嘛,家长总是想着孩子要读重点中学,那时候我们天台的重点中学叫天台一中,天台一中不是年年招生,如果那年不招生,你初中就得在小学里读,那叫戴帽子中学,就是小学里面有一个初一,那教学质量肯定不如天台一中好。1978年,天台一中招生,以后不一定年年招生,当时我还是小学四年级,我爸爸就让我直接跳到了五年级,然后去考天台一中,居然考上了。所以我1978年就是初一了。
何:进了省队后是在杭州读书吗?
俞:对,在杭州文龙巷小学读的初一。
何:在小学里读的初一啊?
俞:对啊,这个小学还不错呢。初一读了一年以后呢,考上了杭州一中。杭州一中是重点中学,但我没有杭州户口,进不了,后来我是在体育场路中学读的初中。
何:那你是怎么平衡上学和训练的呢?
俞:上午读书,下午训练,体训队都是这样。浙江的体工队对文化课抓得很紧,这点跟别的地方是真的不一样,他要求你必须完成义务教育,那你不能请假不能出去比赛,所以在1981年以前,我、王亦民、俞巍巍三个孩子是很少出来比赛的。别的省的孩子可能到处跑了,浙江的不行。为什么说到这个呢,因为命运很有意思啊,1982年2月份是我们中国第一次举办段位赛,第一次段位赛是可以随便报段位的,之后你就得从初段打起了。1983年国家队组建的时候,我已经接近五段了,如果说我晚一年毕业,那就参加不了1982年的段位赛。如果我1983年才出来比赛,国家队1983年组建时根本不可能发现你。
何:那等于你小学跳了一级,才有机会参加1982年的段位赛。
俞:是的。那时规定,取得成绩的人可以报五段以上,没有成绩的,只要你是体工队的队员,省里可以替你报四段。
何:那你当时报的几段?
俞:我呢因为年纪小,就报了个三段,但我后来发现有些跟我水平差不多的也报四段,其实报三段升四段,比保住四段要难,所以我报四段也是保得住的。
何:那你等于是1982年的时候报三段,升了四段?
俞:我是报了三段,当年升了四段,然后呢,1983年3月国家队成立,人人都是四段,你也不见得会被发现,也是命运眷顾我,其实我那时候的水平是不足以压倒大部分四段的,那些成绩好一点的,都是属兔子、属老虎的,属兔的比我大4岁,属老虎的比我大5岁,我跟他们可以下,但是偏软。可是就是在这种状态下,1982年冬季段位赛(那时候段位赛有两季),下半年在成都,我居然在四段里面8胜1负1和,光凭实力我肯定是达不到的。
何:是发挥特别好升了五段吗?
俞:没有,还不够升五段,但是因为我比他们小,所有的成绩大家都看在眼里啊,这样国家队就发现了我,然后我们的姜国震教练也到国家队去说我们这里有个好苗子,所以我就这样侥幸进了国家队。


02   初露头角

何:那等于是1983年进的国家队吗?你是15岁吧?
俞:对,15岁。但凡那年不跳级,但凡那年段位赛我成绩平平,我是没有理由进国家队的。
何:当时你们同时进国家队的主要是哪一拨人呢?
俞:1983年碰到了我们国家队的一次大调整,国家队以前是每两年调整一次,正好1983年的调整是史无前例的,进了18个,比如华学明、芮乃伟、我、丰云还有王元、汪见虹,当时来的可能还有王海钧、张璇、倪林强、康占斌等,非常多,那正是大换血的一年,换完以后,最小的是我和张璇,剩下的还有一个倪林强比我们大一岁,其余全部都是属兔子、老虎的,里面有廖桂永、梁伟棠、阎安等等。
何:你在那里面算怎样的水平?
俞:进了以后还是那样的水平。跟他们“兔子”“老虎”下呢,偏软一点,但是呢我以顽强的胜负心勉强能抵挡,虽然他们都比我大四五岁,但我勉强能够跟他们一起跑。
何: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出成绩的呢?
俞:这个回忆起来我也是有点遗憾。我小四岁哈,跟他们一起跑,我是逐步追一直到拉平,并不能遥遥领先他们。
何:那时候教练是谁呢?
俞:教练是王汝南、聂卫平、华以刚、吴淞笙、罗建文五个,之前的领队是杜维忠,1983年之后才是华以刚老师领队,当时华老还是教练。
何:那这些教练会有分工吗?
俞: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没有说谁指定负责谁,有个教练组。我们训练那会儿有时候会变化,有时候分组训练,几个教练分组复盘。
何:那个时候教练主要就是给你们复复盘是吧?
俞:围棋也不是说就由教练完全手把手教,这个跟别的都不一样。我进队的时候,教练还跟我们一起比赛,也不一定能赢,几个教练,通常聂老水平要明显高一点,剩下的也就差不多。比如说华老师跟我在全运会上要比赛的,也不是说教练就只负责教。
何:也就是你们自己钻研为主吗?
俞:就是大家一起训练,集体研究。围棋这个项目不是说到了国家队再靠教练手把手教,一对一,好像教练水平就应该比你高什么的,完全不是这样的。
何:你是1987年开始出成绩的吧?是什么比赛?
俞:应该说逐渐就成熟了,跟他们“兔子”“老虎”比呢,慢慢地胜率就上来了,就有成绩了;第二个呢,“兔子”“老虎”们一个个到了结婚年龄,逐步退出,不是我战胜他们的,这个很惭愧,就是我比他们小几岁,我原来是偏弱一点,再慢慢偏强一点,但是并没有压倒的优势。比如我跟廖桂永下,就还没有达到压倒他的成绩,但是到1987年的时候,“兔子”“老虎”们都是1962、1963年的,都到二十四五岁了,他们到了结婚年龄,我没到啊,而且那个时候呢,还碰到了出国潮,还有一些呢面临转岗。1987年前后,我记得康占斌和梁伟棠都被培养去做管理,送他们去读书,读英语啊管理啊什么的,他们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了。我小几岁没这个问题,所以安心下棋,成绩就出来了。比如说在1986年年底的选拔赛,除了比较好的像聂老师啊,剩下的我们那一批里面选拔赛我拿了个第一,就代表中国参加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在同年龄里我可能是第一个打出第一名的,然后1987年呢,我参加“海峡杯”也拿第一了。虽然不能在聂老师他们参加的比赛里也拿第一,但在那种二流选手参加的比赛里面我已经开始拿冠军了,虽然不能说完全占有优势。到了1987年年底,在“新体育杯”打进了循环圈。那年我成绩突然爆发了,那也是意外,我也不知道开了什么窍,就是“新体育杯”吧,进了循环圈,还拿到了挑战权。结果3∶2战胜曹大元,拿了冠军。第一届名人赛我也是打到最后,跟刘小光决赛,拿了亚军。
何:我记得“新体育杯”还到新加坡去下的,我看到一张照片是你跟聂老师下的。是哪一届的“新体育杯”?
俞:是我拿冠军以后的第二届,1988年那届,是聂卫平挑战。
何:哦,是聂卫平挑战啊?
俞:是的,我是上一年的冠军,1988年那年是我运气特别好的时候,已经能拿国内的头衔了,但是呢说心里话,聂老师、曹大元、刘小光和我下,我还是虚一点。但是呢,也许因为运气好吧,我跟曹大元的番棋赢了。
何:跟聂老师是哪一届?
俞:第十届,1988年。那正好是圣诞节期间去的美国,1989年1月从美国回来直飞新加坡。
何:等于在美国下了两盘吗?然后在新加坡下后面三盘?
俞:对,不过去新加坡是下后面两盘,我忘了在新加坡是下一盘还是两盘,好像前面还是我领先了呢,是跟聂老师下。
何:在美国下的呢?
俞:在美国下的起码第一盘是我赢了,可能1∶1,然后在新加坡下的我赢了,最后一盘是在北京下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是我靠着一股年轻人的冲劲,那个时候真的是下不过聂老师的。
何:“新体育杯”怎么会放在新加坡那边,是新加坡围棋协会邀请过去的吗?
俞:应该是的,当时还去了美国呢。
何:那你们在美国和新加坡,除了比赛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围棋的普及活动吗?
俞:有,在美国,到硅谷去下的棋。在新加坡也有下指导棋。
何:那次比赛你好像最后2∶3输掉了是吗?那是跟聂老师第一次下番棋吗?
俞:是的,但是我俩下过几次番棋我也记不清了,那应该是第一次,我因为前面没成绩啊,我应该跟聂老师下过两次番棋,两次我都输了。
何:另外是哪一次?
俞:也是“新体育杯”,第十一届,我反过来挑战聂老师,0∶3输了。
何:你后来还拿过一届“新体育杯”吧?
俞:是的,第十二届聂老师赢了曹大元,第十三届陈临新挑战聂老师成功。第十四届,最后一届,我挑战陈临新,3∶0赢了。
何:但是有一段时间,你是不是在国内比赛老拿第二?因为那时新闻媒体还给你一个外号叫“千年老二”,是吗?
俞:其实也没到那个地步,那个时候啊,我在个人赛是拿过几届亚军,然后呢番棋成绩不大好,这辈子其实我在国内番棋成绩都不是太好,前面嘛被他们老前辈教育,后来被常昊他们弄了好几次,然后是古力他们。如果番棋那几次能赢,我的围棋生涯完全不会是这样,番棋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跟聂老这两次,然后跟刘小光,番棋都输了。
何:和刘小光下什么番棋呢?
俞:第一届名人赛,1∶3输给刘小光。到了第三届名人赛的时候,我挑战马晓春也输了,然后又加上1989年棋王赛的番棋输给钱宇平。番棋我可能只赢过一次曹大元和一次陈临新。
何:对啊,所以当时媒体才给你取了那个外号。
俞: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关键的是我个人赛弄了六次亚军。
何:难怪。
俞:这个人赛呢,说起来也挺蹊跷的,看成绩积分编排下来啊,我有时候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那小分一变我正好亚军,有时候觉得有点希望,结果还是亚军。六次亚军再加上番棋的那几次,我肯定输的多多了,都是1997年之前发生的事情。


03   世界冠军之路

何:1997年是因为什么比赛改变了你的命运呢?
俞:因为亚洲杯。
何:好像是拿了冠军吧?
俞:之前吧,参加亚洲杯我也是亚军。
何:国内比赛也是亚军吗?
俞:国内的“CCTV杯”我也是亚军,那年冠军是聂卫平。其实1997年的时候,按实力来说我在进步,当然聂老岁数也大了一点了,但是到真正冠军赛的时候我还是输给了聂老。然后我出国去参加亚洲杯,在亚洲杯上,我这次终于翻身拿了冠军。
何:决赛是赢了谁?
俞:那届应该赢的是王立诚,那之前还赢了李昌镐和小林光一。第一盘赢的小林光一,所以印象深刻,因为以我当时的水平,我觉得小林光一是不可战胜的,从心里说,我觉得小林光一比聂老还难对付,其实挺怵小林光一的,虽然我这辈子跟小林光一比赛的成绩都不错,我总结是因为后来才碰到的,之前没碰过。亚洲杯第二盘赢了李昌镐,第三盘赢了王立诚。
何:那感觉有点蜕变的意思是吧?
俞:是的,那次赢了,一下子信心就来了,还有呢那时候大家成绩都不好,亚洲杯就是争取出国比赛的机会,所以我国际比赛参赛就多了,其实我后来的“LG杯”跟这个亚洲杯应该是有关联的,不赢亚洲杯,那个“LG杯”我是拿不到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参赛资格。1999年第三届“LG杯”,我进了前四名,自动获得了下一届的参赛资格,2000年第四届就拿了冠军。
何:在下“LG杯”之前,你下过几届擂台赛啊?
俞:擂台赛我应该下过五届,五胜四败,还是五败记不清了,成绩平平,最多是二连胜。
何:2000年那个世界冠军,不管是对你个人,还是对中国棋界可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围棋拿的世界冠军很少,马晓春1995年拿了两个冠军之后,基本上就没人拿过冠军了。
俞:其实当时啊,聂马时代还是名副其实,我真正成熟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跟马晓春、刘小光他们相比,我已经慢慢追上了,当然也是仗着我年轻,他们呢慢慢地年纪也大了,当时下一代也起来了。如果把我归在老一代里面,在我开始脱颖而出的时候,下一代常昊他们又起来了,开始向我们挑战了。
何:所以你有点在夹缝中的感觉。跟上面那一代比你小一点,比后面的又大一点。
俞:后来我获得了世界冠军,其实也是到了一定的水平了,已经在国内比较顶尖了。一个标志就是,我已经在那几年连续获得番棋挑战,但是连续输给了后辈棋手,没有经受住年轻棋手的冲击。唯一的优势就是在国际比赛上我成绩好一点。
何:2000年“LG杯”你是赢了哪些棋手?
俞:应该是先赢了韩国的白洪淅、白大铉,还有王立诚、曹薰铉。
何:决赛是跟刘昌赫下的吗?
俞:刘昌赫之前赢了李昌镐,半决赛的时候另外三个都是韩国人,我抽到曹薰铉,那个时候如果真下番棋,可能我的实力不足以撼动他,但是番棋跟刘昌赫呢还是有机会。我也是看到了机会,有一段时间闭门训练,也准备了一些布局,反正也不是完全真的靠后半盘的实力吧,因为前半盘还是有机可乘的,比如说我经过研究,发现刘昌赫他只有两种布局。
何:哪两种?
俞:就是一个迷你中国流,一个低中国流。那时候应该是,我拿黑棋还是有信心跟他一搏的,但是他拿黑的时候必须赢他一盘,这个非常难。
何:等于他拿黑的时候一般都是走低中国流跟迷你中国流是吗?
俞:就这两个布局,所以我第一盘执黑赢了,第二盘他执黑跟我下中国流,我其实是准备了的,但是还是……
何:明知道他喜欢这个,准备了,但是最后破解还是不成功,是吧?
俞:不成功。然后第四局他执黑,我是换了一个方法,挺有意思的。那两盘棋我是精心准备过的,我准备实在不行就出其不意。第一盘我是准备按照一个正常的下法多算一算,多想一想,就是我把后面变化理个顺,去走一个流行的下法,我走两个星,然后挂他的小目。第二盘,我就准备另外一种方式,我走星小目,他走低中国流,我挂他星位,然后走出一个我喜欢的小林流,就是拿白棋反过来下一个小林流,这是当时我比较熟悉,比较喜欢的。我在那边布个阵等你来,然后呢他当时也没敢跟我硬来,大飞挂了一个,形成一个比较平稳的局面。
何:最后的胜负如何?
俞:我两盘黑棋都拿了下来,第二盘白棋输了,就是输在中国流上的,然后第四盘我拿白棋,就是他下中国流以后,因为我把小目的位置放在他那个星位那边,我就走了一个很少见的下法。一般对手下中国流,你就想去破他的中国流,当时的布局都是从小目那边着手,而我挂他的星位,自己构成了一个小林流,那段时间我拿黑棋喜欢下小林流,我跟刘昌赫的第一盘用的是迷你中国流。反正那个时候跟刘昌赫下,拿黑棋还有下的,但是拿白棋很难下。
何:最后是3∶1赢了?
俞:对。
何:那个冠军确实很重要,因为那时中国六年没拿过世界冠军了,是不是?
俞:当时是第六年,后来再看是十年就这一个冠军。
何: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冠军,对你个人影响应该也挺大的吧?
俞:是啊,到现在人们也说你是世界冠军啊,不然就……
何:然后你在亚洲杯上又拿了一届,是2003年那次吗?2003年亚洲杯决赛赢了谁啊?
俞:赢的宋泰坤、赵治勋,还有一个韩国的棋手,印象也挺深的,因为亚洲杯的棋手打出来很不容易,国内都是冠亚军出来的。那年韩国有一个普通棋手,不出名,后来也没什么了,我第一盘就抽到他,第二盘对的是赵治勋。那时候,到2000年以后,对日本的小林光一啊,赵治勋啊,慢慢也不是太恐惧了。
何:那个时候国内比赛成绩怎么样?
俞:2003年之前国内比赛成绩我还可以的,就是被那几个小朋友给镇压了,主要是常昊、周鹤洋这双子星。


04   国家队教练

何:做教练是2007年开始的吗?首先是女队的教练?
俞:对。
何:当时女队是处在什么水平?
俞:当时女队呢,芮乃伟还没回来,这时候呢於之莹也没有冒出来,於之莹是2008年来国家队的。在世界上整体来看朴智恩、赵惠莲还有芮乃伟应该比较领先。中国呢正好有几朵金花,是不错的苗子,一个是李赫,还有宋容慧与王晨星,2007年,她们几个正好十五六岁,属于可培养的状态。上面的老棋手都已经退出比赛了,正好在低谷的时候,刚好我的手里也有这几个好苗子,一直到现在还顶大梁。
何:那个时候你是做棋手兼教练是吧?一些比赛还继续下。
俞:比赛其实现在也可以下,只是没人要我了。
何:那你做教练,主要是怎么训练的?
俞:做女队教练的时候,和现在做国家队男队教练不太一样。那时候我就是天天跟她们复盘,因为女队那时候水平和男队差距挺大的,可以手把手教。她们就缺一点理念,她们正好是黄金时间,已经到那个水平了,如果再提高一把就可以参与国际比赛了,所以那段时间如果一个男棋手能够每天陪着她们教她们的话,那是非常重要的。当时是做到每天在她们下完每盘棋以后,我们都围在一起来复盘。这几个女孩子也非常听话,就经常围着我,大家一起摆棋。我也尽量安排她们跟男孩子多下,在少年队弄了很多对手,每盘棋完了之后就进行复盘。
何:那她们的水平还是提高比较快的吧。
俞:女队确实需要手把手教,每个时代可能不一样,2007年的时候,我的水平确实比她们高一截,手把手复盘有效,那你现在要让我回头再去带女队,也许就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做,因为AI时代你不像过去那么好使了。
何:好像你做了教练之后,女队马上就开始出成绩了,拿了几次冠军。
俞:一年多手把手教嘛,应该说李赫和宋容慧进步还是很快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天意吧,我运气比较好。实际上跟你明确说,那时候理论上是拿不了这个冠军的,当时智运会上,那完全就是运气,那个时候我能很快提高女队水平,但实力仍然低于韩国。
何:智运会上女队将三块金牌都包揽了?
俞:对,团体、个人、双人三块金牌。那完全是在实力弱的情况下做到的,你要说教练啊,发挥团结精神啊,心理作用之类的,我认为都无关,就是运气。但是我确实努力手把手教,让她们提高了一步,特别是宋容慧。
何:宋容慧是拿了个人冠军吧?
俞:是的,团体冠军主要是靠芮乃伟,当时芮乃伟代表中国参赛。
何:团体是几个人?
俞:团体我忘了,反正宋容慧的冠军那是意外,当时我其实不是很看好的。宋容慧的棋有点意思,就是你看上去她很多东西都不明白,但是呢,这个我也教不会啊,她的思路永远挺奇怪的,很多该知道的东西她不知道,但是因为不知道,她也有个特点,她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想,想出来的招有时候还不错。宋容慧连续赢朴智恩和一个挺厉害的棋手,我忘记名字了,那简直是奇迹,当时她表现得真的非常的好,我真的没想到。然后你说那个混双冠军,当时黄奕中和范蔚青,那你也是想不到的。我还自己下了呢,我带着李赫,内部训练其实我和李赫比他俩强,因为当时李赫的棋已经比较强了,我和黄奕中是差不多的,那女的就很关键嘛!也许有些是天意了。
何:天意和人的努力,两者都有吧!
俞:确实有运气的成分。你说后来王磊也很努力,但是有时运气差一点。
何:你2009年就开始接任国家队总教练了是吗?
俞:对,2009年年初。
何:总教练是竞聘的吗?
俞:对对对,是竞聘上去的。
何:之前马老师是总教练吗?
俞:不是,他那个时候啊我们队里是没有总教练编制的。其实我到了总教练的位置也跟现在的总教练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总教练是没有行政岗位的。
何:是不是叫教练组组长?
俞:当时设置了一个教练组,就是队的内部的一个教练组,但是事业编制里面没有教练岗位,因为要让马晓春来干,就安了一个教练组组长。当时刘小光跟马晓春进行了竞聘,然后马晓春胜出,就做了教练组组长。到我这一届的时候呢,当时院领导里有一个储书记,他认为国际象棋有总教练,那围棋应该也有,所以才把名称改了的,其实本质没有变。所以你说马晓春当时是总教练也没关系,没有本质区别。
何:等于你上来就正式叫总教练了?有岗位了?
俞:是的,但是也没有岗位,一直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2014年或者2015年,我们棋院有两位同志退休了,空出了岗位,给了围棋队,然后我和王磊才调进去的,这时候才有了岗位。
何:那你这个总教练行政级别相当于什么呢?
俞:没有行政级别啊,我们现在叫技术岗位,但那个不是跟总教练对应的。教练分不同的级别,我是今年才评上国家级教练的。
何:那就是技术职称了。
俞:对,没有行政职务,但是在事业编制里是有一个岗位的。没有岗位的时候,我做总教练的时候,开始是运动员编制,工资一千多块钱。没有岗位就只有基本工资,后来有了事业编制的岗位,工资马上提到三千多块,我当时是按中级教练走的。高级教练我做了五年,工资马上就从三千多涨到七千多,所以印象深刻。现在我是国家级教练,国家级教练到手应该有一万多。
何:这个国家级教练如果在大学算教授啊还是什么级别?
俞:算正教授。
何:那你们国家队教练有哪几个等级?
俞:初级教练、中级教练、高级教练、国家级教练。高级教练就相当于副高了,副高该有的政治待遇也有了,比如说我们院里面的中层干部开会就要参加了。简单一点说,马晓春当时对外是教练组组长,然后我上去呢就变成了总教练。
何:那个时候你作为总教练是男队女队都要管吗?
俞:是的。
何:女队的教练是王磊吧,男队是谁啊?
俞:男队是邵炜刚,后来有变化。邵炜刚是2015年那届离开教练岗位,去做行政。他当时竞聘了院里的一个副处岗位,他竞聘成功了才离开的。
何:那你作为总教练平时工作主要是哪些啊?
俞:实际上,应该说主要负责三个方面,一个呢你要建立国家队,决定哪些队员进国家队,哪些队员不进;第二个你应该负责决定谁有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第三个你应该负责每天的日常训练,起码要掌握每天谁来谁不来,你安排谁训练,对局啊,然后一些考勤啊之类的日常工作。
何:他们队员主要是以集体研究为主吗?
俞:也不是,我们会有一些安排,比如女队,女队肯定是安排手把手教,对局完了就复盘。
何:那男队的训练方式是什么?
俞:男队是要按你的实力和你比赛的情况安排,绝不能本本主义,比如说我开始就想搞升降级,谁赢了升一组,输了降一组,这好像挺有道理的,但是其实是不可行的,为什么?你上面那组啊永远打不完,他的比赛下不完,他态度再好也下不完,老有比赛。那底下的呢,他好几个循环打完了没棋下。所以呢,我们为这个制定了一些让每个人都能下棋的办法,举个例子说,我们现在慢慢地行之有效维持很多年的办法,叫作分组循环。B组循环总共30人参加,这一年这30人打一个大循环,29盘棋,基本上等级分16名以后的都能完成。16名以前的另外排出去,叫A组循环,那个就有另外的规则。这是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联赛的情况下,日常要下的训练棋,也切实可行。有些比赛,比如说前八名参赛,这个时候排B组循环就可以,但是有一些比赛比如说全国个人赛,走了一半,还有一半人在,你怎么办呢?这时候呢我们就安排临时快棋赛,比如说我们就打个积分编排,排出名次,欢迎大家自由报名参加,甚至为了让大家有对抗性,分成红白二队进行对抗。这些训练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一个原则是让想要下棋的人尽量得到安排,比如我们队十八岁以下还有少年队,就有更严厉的管制。比如刚刚我说的一切都是训练棋,都是针对成人,一般我们安排下午下棋,上午也许是集体研究。少年队呢,自修时间他更喜欢下棋,他对安排棋没有反感,但是像年纪大的下多了就会有反感,他下多了以后就会觉得疲惫,就影响比赛了,这些都要根据情况。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因地制宜,做到让想下棋的有棋下,不想下棋的随时可以集体研究,营造这样一个气氛。
何:少年队现在的教练主要是谁?俞:黄奕中。这几年炜刚走了以后我们教练只有三个人,理论上是四个,现在是我、王磊和黄奕中。华学明也挂了个教练,但是她有行政工作,没有办法,太忙了嘛,目前全职做教练的就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内部分工呢黄奕中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明确告诉他起码是十八岁以下的全部归他管,我们有一条铁规就是十八岁以下的不能微信请假,你必须要教练批准了才行。但是十八岁以上的,我们有一个微信群,今天不来,只要说一声,我也不会不同意,除非我看见他太过分了,那我就要找他谈话。对不同的棋手管理方式是不一样的。黄奕中他不光是少年队教练,现在也承担一些其他的职责,王磊现在也给他加了一个男队教练,挺奇怪的,其实女队他也是主教练。
何:男队是你带吗?
俞:是我和王磊。其实黄奕中也帮忙,因为十六到十八岁的他分担一部分。
何:那他们两个教练现在是什么级别呢?
俞:黄奕中是中级教练,王磊跟我同一年,我升国家级教练时他正好升了高级教练,今年已经批下来了。
何:从棋手到教练,你自己觉得角色有什么不一样吗?
俞: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嘛其实没想别的,因为没什么变化,就是愿意为院里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本来每天没事就到训练室来,现在只是由我自由摆棋变成跟女孩子摆棋,没有太大区别,但是随着后来成绩慢慢退步了,然后比赛就越来越少,慢慢地变成像现在专职教练的样子。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生活变化不大,因为那个时候我还能下围甲,2007年我还下围甲,下到2012年,只是到了队里嘛,多承担一些管理的工作,有些决策呢比如说一个比赛该谁出场,在教练组一起讨论而已。现在慢慢地棋手的角色就淡了。
何:现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后你们的训练方式有什么改变呢?
俞:现在我觉得一个尽职的棋手应该是每一盘棋下完以后都要AI复盘后才睡得着觉,绝大多数棋手我认为都做到了,就是说只要是你比赛的一盘棋,你一定要让AI复盘,你不复盘你都觉得难受。因为AI的实力已经让人心服口服,而且它作为一个复盘的工具已经非常成熟了。应该说从训练来说离不开AI了。
何:人工智能对你们整个管理方面带来了什么影响?
俞:有也是有的,在这种时候我们更要宽容,比如说有些队员他家离棋院远,这个时候你如果按照老的规矩说你必须来训练,你不来我就开除你,这种方式就不合适了。因为他作为个体,他认为我在家用AI训练效果比我在路上耽搁很多时间好,这种时候你硬逼他用一种不高效的方法去训练,这是不行的。所以现在我们有专门的规定,就是等级分前十的,如果你家确实够远,那你提出申请,一段时间就在家训练,我们批准了,你不用来那没关系。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你还是应该跟大家讨论比较好,我们也是根据实力不同有不同的方法。


04   国家队教练

何:现在中国围棋在竞技层面可以算是全面超越韩国了吗?
俞:我不同意,我没觉得超越韩国,因为真的从技术上来说,从内容上来看我没觉得超越,应该说还是中韩争霸,我们高了一点点。就说2006年,虽说中韩争霸我们软一点,现在我们强一点,但是呢趋势是明朗化的,因为我们人多并且偏年轻。我们在上面争霸的棋手年龄比他们小,这个很重要,我们现在的选手都在黄金年龄,是“95后”,他们的朴廷桓是1993年生的,越后面的跟我们差距越大,就是2000年以后生的棋手的差距越来越大。反而是当年他们“80后”对我们“90后”的时候,当时朴永训、李世石、崔哲瀚来顶当时我们的范廷钰什么的差距不大,但是现在他们“80后”依然还活跃,我们“80后”已经完全淡出了,我们现在挑大梁的是“95后”了。如果按照在世界大赛出成绩的人的平均年龄来说,我们年纪明显轻,而且像“00后”的那部分我们厚度更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能会越来越后退。现在我们还没到全面超越的地步,也许以后有可能。
何:韩国棋界现在有点老化的趋势,那中国现在这些顶尖的棋手越来越年轻化,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跟我们道场的训练方式有关?
俞:你说道场也是行的,换句话说,是我们的培养体系成熟以后慢慢开花结果了,那个体系中有道场也有别的。第一,我们的底层教育,底子越来越厚,学棋的小朋友越来越多,虽然他们绝大部分都成不了职业棋手,但这是基础,这一步越走越扎实,这一步韩国就比我们落后。第二是道场,这是我们跟他们学的,现在应该旗鼓相当,但是他们因为围棋市场的萎缩,导致道场的吸引力下降,中国也有点下降,但是韩国更明显。第三呢,我们有最上层的国家队竞争的公平体制,这一点确实是只有我们有了的,他们现在也在学习。在国家队里大家可以公平竞争,互相竞争互相讨论。我们还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就是国家队的各种规章制度啊,只看技术不看那些别的东西,我相信在中国各行各业中围棋公平竞争的氛围应该是比较突出的。你只要个人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了一个出色的棋手,你就能成功,并不需要别的什么东西。
何:现在国家队从编制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那些少年队队员都是没有编制的吧?国家队队员里面,是不是有一批原来有编制的固定的队员,后面进来也就没有编制了,是吗?
俞:我们就是到丁伟为止,是把人事关系调进来棋院,事业编制进来了但是没有岗位,像常昊也是进来了,但只领基本工资。
何:常昊他们也都是事业编但是没岗位吗?
俞:我刚做教练那时也是这个状态,也就是只能领基本工资,这里面说不清楚,有些怪异。这几年也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想解决只能慢慢地逐步解决,有些嘛比如邵炜刚、我、王磊、华学明都慢慢解决了,还有一部分退
休了,像聂老、刘小光等等,现在剩下的不多了,原来有十四个人,现在可能还有七八个人。
何:十四个人都是算事业编但是没有岗位,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只能领基本工资吗?
俞:对,现在对于事业编制管理很严格的,但对他们那种管理这也不好说,比如说不来上班没人管啊,但你还是领了工资的啊,看你是怎么想的了。
何:这是基本工资,像你们的话是另外还有岗位工资是吗?他们如果没有岗位的就只有基本工资。
俞: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等到哪天棋院告诉你说终于能解决你的问题了,那时候工资唰一下就上去了,相当于你有岗位的可能是有岗位津贴还是什么的,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你能怎么办?就像常昊,虽然是围棋协会副主席,但那是另外的,跟岗位没关系。
何:说到这个协会的话,现在正好协会改革,整个中国棋院围棋这一块都要脱钩出去,但是现在像国家队怎么弄?
俞:这有点敏感。按照我的理解,最近几次开会,认为现在围棋应该完全由协会来管理,但是你知道我们是有编制的,我们的待遇啊包括职称都是国家给的,比如说我是国家级教练,华学明是正处兼国家级教练,到了围棋协会就等于脱编了,就没有了呀,他有权给你更高一点的工资,但是他是不可能给你荣誉,或者是正高待遇的啊。
何:说白了就是铁饭碗没有了。
俞:对,按文件说是大势所趋,就是二选一,你如果愿意留在体制内呢就留下,至于体制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你如果去了协会就不能有这些东西了。现在的说法是待到明年年底再让大家选,现在这些都没下结论。
何:就像有些企业本来是国有企业,后来股份制改革,就要强制脱钩,但是从每个人自愿这个角度来说,我想很多人还是不愿意脱钩吧?
俞:对啊,国家大势在前嘛,总会有阵痛啊什么的,但是现在一切都还不明朗,也许国家政策会有一个文件明确怎么处理。
何:关键是如果脱钩,国家队按道理还是应该要保留的吧?
俞:我认为国家队应该还是会要,因为目前我们国家队花费并不多,各个地方来的选手,都是不再发工资,伙食费也是地方承担或者你个人承担,所以说这个国家队的存在,给国家的贡献还是有的,因为国家还是需要成绩的。就算说围棋是以群众娱乐为主吧,但是如果国家队解散或成绩差了,家长培养孩子的兴趣也会下降,这个是根本,所以我觉得国家队还是应该尽量维持原样,对此我是乐观的。我想象一下吧,也许国家会买服务,给协会一点钱,让协会来负责,以国家买服务拨款之类的方式吧。目前国家队呢涉及一个问题,虽然费用不高,但是占用了很大的场地,现在的场地是中国棋院提供的,所以目前怎么说呢,国家围棋队要离开棋院难度比较大,那么大的训练室,还有机器,你如何让围棋协会去承担这个费用,那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何:现在正好是改革的一个关口,未来怎么走可能谁都说不清楚。
俞:再怎么说我们围棋这么多年嘛,还是希望能够平稳过渡下去。


06   围棋之中的精神

何:你觉得围棋给你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俞:围棋就是我的一生了。我有时候感慨,我是一个县城里的孩子,当时改革开放前县城的那种状况我很了解,走到今天,一部分是国家强大带给我的,另一部分其实就是围棋带给我的。我现在是著名棋手、世界冠军,家里有房有车,有社会地位,那个时候你都不能想象最后能从县城走到今天。2007年我竞聘总教练的时候,真的是对围棋很感恩,想为围棋做点工作才站出来的。对我们那个时候的棋手来说,实际上你不出来工作可能生活更好些。有些人他可能需要做成总教练或者做成正处级干部或者什么的,但我们世界冠军并不要这些,社会地位什么的都已经有了,至于经济收入吧应该说到外面去做收入会更高,你就是做围棋老师也比现在高得多。我是真心抱着那种感激围棋的心态出来工作。说到对围棋的感想,我这辈子都感谢围棋。只要回想自己的一生,从县城到现在都历历在目。那时候的老师,像王修田老师,他并不要我们家什么东西,可能一个月或半个月给包糖,就是那种白砂糖啊,再给一些烟,就够了。那个时候我对师父很尊敬的,我练就了一手给人家递烟点烟的功夫,就是他要抽烟我就赶快跟上,他收我的钱不多,而且有时候一对一,不是我爸爸妈妈送我过去,是他主动上门,骑自行车来。我们做不到啊,我父母工作忙,把我送过去难度反而大,他一个人骑自行车过来反而容易。所以说从那种县城的状态到现在,真的都是围棋和祖国给我的。所以我也要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目前做教练挺好的,大家也
都觉得挺好的,那就继续做下去。
何:你能用几句话概括围棋是什么吗?围棋在你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俞:围棋就是一种中庸之道,吴清源老师有本书叫《中的精神》特别打动我的心。围棋在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中庸的味道,特别是不要讲做什么事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形势不同。每一个局部战斗完了,你要判断一下你当前是什么形势,假如你获得一个子的优势,那么你后面就要选择最有胜率的,而不是最有道理的下法。“中”字体现在方方面面,甚至“中”的位置也是随时变化的,根据形势不同和对手不同,你有时候可以退一路,有些时候要进一路。举例来说,比如对手明显在后半盘官子强于你,那你在前面就一定会冒进一点,这样胜率更高。围棋体现的就是一种中庸的精神。
何:但是这个“中”的分寸很难把握,围棋最难的也就是在这里。
俞:是的,形势判断是最难的。
何:很多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什么是“中”,局势较好或不好的时候最合适的下法在哪里,那个分寸感最难掌握。
俞:其实分寸包含了力量,还有计算,“中”其实是包含了方方面面,包括了你的计算力量,但是核心就是“中”。
何:你的棋风好像不是特别鲜明的那种,比方说陈祖德老师、刘小光都是比较好战那种,马晓春的棋比较飘逸,你的棋是不是就像你说的“中”,比较中和。
俞:这都是后来我慢慢感悟的,原来我比较喜欢实地,人家说我是“洗衣机”,先占了实地,然后再去洗人家的地,是有道理的,那时候我就偏颇了一点。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的棋又过于乐观,中间有些棋没把握好,但有一条,我不是特别喜好杀的那种,我更喜欢以效率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以硬杀去解决。
何:你的棋好像不是棋风特别鲜明的那种,但是各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均衡,是吗?
俞:风格其实也有的,我的棋就比较实际化,永远偏向实战,我就偏向实际有效的招数,我喜欢这些东西。
何:所以说棋如人生,最难领悟的就是“中”。
俞:我就是性格什么的都比较平和,不争不抢,然后呢我什么事情都喜欢守住自己的一些底线,在下棋上也是这样,棋到中间线就可以了,但是涉及到胜负的时候,我该拼命还是要拼命的,但是如果不到那个时候呢,我还是偏于乐观的。
何:就是该拼命的时候没拼吗?
俞:那不是,我如果心里知道自己的棋会输,我怎么会这样呢?我以为自己还好,所以该拼的时候没有拼嘛。这我觉得是一个优秀棋手慢慢养成的胜负观,都会有的,你会发现长期在一线的都是那种胜负心特别敏锐的,我其实最看不起的是那种输多了还在那优哉游哉溜达的,但是对深深打入、追求效率的那种人我们是不会觉得不好的,反正起码比那种“安乐死”的好,“安乐死”的那种是被我们鄙视的。这种胜负心,不管多平和的人,该有的时候还是要有的。
何:这是肯定的,这是职业棋手最基本的素质,有些业余棋手主要是对形势判断有误,局势不好了他以为还不错,所以还在那里优哉游哉。
俞:一般只要真知道自己棋不行了,总要拼一拼的。


07   天台情节

何:你是从天台出来的,后来有机会经常会去天台参加他们举办的活动或者指导他们下棋吗?回去多不多?
俞:从2012年开始,我差不多每年都回去。他们天台围棋协会走入正轨以后,我们交流就非常多,天台的围棋协会也经历了一段坎坷,后来天台围棋协会成立了,也做了很多切实有效的工作,办了几届围甲,然后跟我接触呢也比较多,最近这几年在我的引导下在举办一个世界女子围棋业余团体赛,去年应该是第八届了吧。这也是我跟天台每年一次联系的纽带,因为这个比赛是我发起主持的,他们也很信任我,有很多事情都委托我去,比如参与比赛的筹办啊之类的,天台再怎么说都是家乡。另外,我父母是2000年搬到杭州去的,那么2000年前我每年肯定是要探亲的。因为我妈是不会说普通话的,她说普通话就很奇怪,所以我的天台话呢也一直没丢,家乡的联络啊,每年回去跟母亲的交流啊,必须用天台话。我的一些亲戚也都在天台,我妈那一边的亲戚,我妈的六个兄弟姐妹都有联系,所以说对天台的感情还是比较深的。假如一个人还能说当地的话,自然就对当地有一种感情。
何:是这样的,这也是回报围棋、回报家乡的一种方式,老实说当初那些教练说都是因为一种情怀在教棋,你回去,其实也是一种回报的方式。
俞:天台这几年的围棋活动搞得非常好,在县级单位里面是出类拔萃的,林主席说有一次准备把天台评为围棋先进县。的确,以一个县的实力啊,连续八年举办世界性的比赛,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何:我在《绍兴与围棋》那本书里,看到一张照片,在嵊州鹿山小学,你在跟那些小学生下围棋。鹿山小学围棋特色学校挂牌,你好像去了,是吗?
俞:记不得了,我小时候经常去嵊州,我们天台出门第一站就是嵊州,八十公里的必经之路,当时临海、天台、嵊州三条线串在一起。
何:对啊,天台人写文章经常把你们三个九段棋手叫作“浙东三连星”,你是天台,陈临新是临海,马晓春是嵊州。
俞:临海离天台四十公里,然后嵊州离天台八十公里,就这一条线,钱宇平也是嵊州的,是祖籍,他爷爷那一代就在嵊州的一个村里,后来到了上海。
何:所以天台、嵊州,包括临海出这么多职业棋手,应该说还是有他的文化渊源的。
俞:要现在去追究的话,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认为只有浙江领先一点,也许江苏还有一些,当年围棋文化比较活跃的地方,是有草根棋手的,别的地方基本没有,所以他们的职业棋手都出生于省城,你可以调查一下,只有浙江反而是没有省城的,全是县城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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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斌

何:浙江有围棋文化氛围的地方确实特别多。
俞:我觉得不光是棋文化,可能是整个的书香文化,像浙江都已经扎根到县里面了,北方可能没有这么浓厚的氛围。而在成都,1981年去成都的时候,我特别震撼,别的地方都没这样的。他们在茶馆里下棋,两毛钱一盘,真的是老百姓喜欢,所以当时四川选手没有一个不是成都的,因为它有围棋氛围。之前成都的围棋氛围那绝对比杭州要强,那是老百姓都喜欢的,已经成为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我们天台呢还达不到这一点。天台有那么一批高手已经处于你争我斗的程度了,但是老百姓还不能说喝个茶就去茶馆来一盘,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天台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但是作为一个县城已经有不同的派别,已经有这种氛围了。
何:所以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觉得跟浙江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天台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俞:天台的语言有一种不一样的东西,当然南方每个县都不一样。天台人会说自己是天台人,他不会说自己是台州人,他有独特的天台的文化、语言、小吃,应该说这一点作为一个县城还是比较少见的,到现在还有天台文化。我也说不好,只是我自己能感受到这一点。
何:包括在绍兴,各个县市的,他肯定说我是嵊州人,我是诸暨人,而不说我是绍兴人,浙江这个文化比较奇特。
俞:天台可能更明显,他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文化,包括小吃还有很多那种吃饭的东西,语言也不一样,天台的语言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08   往事依依

何:你们除了下棋,还做点什么运动呢?
俞:我们在篮球场里踢足球,那水平都挺高的,甚至能跟乒乓球队一拼,乒乓球队也踢得非常好。我们出门的时候还非常喜欢在火车站踢羽毛球。
何:就是只要有块空地大家就踢羽毛球是吗?
俞:羽毛球比毽子好,毽子落地速度太快了,羽毛球就是四五个人围在一起踢,不让它落地,大家踢来踢去,能踢十来次就很好了,各种动作互相传来传去,踢羽毛球好像就只有那个时候有。
何:什么时候的事?
俞:1983年到1990年期间,回忆起那时候的生活也挺有意思的,还有那时候坐火车,我都是睡在座位底下。1982年我们去成都,52个小时的火车,我有一半的时间都是睡在座位底下,头都不可以伸出来,如果走路的人不小心,一脚都把你踢爆了。我把头伸到过道那,脚伸到里面。那时候的火车行李架是能睡人的,座位底下也是能睡人的,窗户是靠爬的。1987年,我跟李亮去扬州比赛,那个火车全部挤满,那趟旅程我是终生难忘。不论上厕所或者是打水,任何事情都是不能从门里出去的,都是从窗户爬下去的。我已经练到了由后边的人稍微托一下,我就能从窗户上爬上来。这个功夫在1987年练完以后,我持续了好几年呢。但是没有最后一个人那一托,难度就有点大。爬窗户这功夫一直用到有一年去秦皇岛。那里有国家体委的训练基地,就是给运动员休闲的,是体委的地盘,每个国家队每年可以申请去那休闲度假半个月或者一个星期,我们好像每年都去。有一回回来的时候为了抢座,因为我已经练就了从窗户爬进去的水平,就不需要从门进去了,火车一进来谁先进去谁就有座位,那个时候我就这么爬进去,结果那次爬的过程中有只凉鞋掉在外面了,被人家捡去了。外面捡鞋的是个农民,他就跟我讨价还价,要两块钱才把鞋子还给我,然后我就不肯,我说一块,他也不肯,最后赌气一人一只,我就一只脚光着回来了,这应该是1987年或是1988年的事情。
何:过去的一些事情回想起来还挺有趣的,我也爬过火车。
俞:有几次挺危险的,火车启动的时候我爬进去了,火车启动很慢嘛,最后爬的就要赶快了。
何:国家队里面除了踢羽毛球,好像有段时间大家都喜欢踢足球是吗?
俞:围棋队的足球呢一直就是大场地不行,但是有一段时间喜欢跟人家比,但是大场地基本是踢不赢,我们当时很羞耻的是连举重队也踢不赢,还跟体操队去赌气,自找耻辱。我们确实练的时间比人家长,但是运动速度不行。
何:下棋的毕竟是坐着不动的。
俞:但是我们的地板球到一定境界了,基本上在训练队踢没什么敌手,但还是有一个敌手,我们踢不赢,就是乒乓球队。他们在训练完以后也喜欢在训练场踢。地板球有它的规矩,比如说不能踢高球,没有越位,这个是有一定的技巧的,它讲究人盯人防守,你不能空出一个位置,包括脚下的技术啊之类的,就像室内足球。但是室内足球规矩更多,我们那个足球是没有边界的,边界是一个挡板嘛,弹回来是算数的,也没有暂停。因为那个时候国家队是有规定的体育锻炼时间,下午四点,训练完就到场地了,那个时候运动队也是在收尾阶段了,他们的篮球场地空出来了,最好的足球场地就是篮球场,摆两个衣服做两个门,三对三、四对四都可以,五对五就有点多了,基本上每天都有局,那个是围棋队的主场,踢到了一定的高度。
何:你自己也经常踢吗?
俞:是的,我在那一伙里面属于凑人数的,里面像廖桂永、王谊他们踢得比较好,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是邵炜刚,再后面是古力。古力是很厉害的。
何:古力是踢前锋吗?
俞:对,我们的球十个有六七个都是他进的。
何:他有个子,身体素质又好。
俞:古力是后来绝对的主力,之前是王谊、廖桂永、邵炜刚,我、常昊、周鹤洋、丁伟、刘世振这些都是属于两边随便分,一人分一边,无所谓的。
何:在古力后面这些年轻的棋手里面,踢球比较好的还有谁?
俞:就没有了。古力完全是天才,他的训练量比我们少多了,他都是得有人约了,租好了场地,然后大家再一起去踢,这个时候你就一个星期只能踢一到两次。而我们那时候是天天都可以踢,天天是正常体育锻炼,这边休息就去那边锻炼,能凑一场就凑一场,凑不了场就练杠铃啊,打打篮球啊什么的。
何:后面这些棋手要搞一些体育锻炼,那他们主要做点什么呢?
俞:我们有训练场地经费的,大部分还是足球,也有羽毛球,主要这两块。但是足球跟我们那时候还是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强的时候能跟一个学校的校队踢,后来跟系队踢,现在跟班队踢。因为那时候大学生进大学之前没有见过足球,到后来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大学生厉害了,一个班的男生我们也踢不赢了。还有现在这个场地也不好弄了,当年围棋队连芮乃伟都踢过足球。
何:所以围棋队一直有踢足球的传统。
俞:我们就四处挑衅。以前都还挑战国家女队、北京女队,都踢过,差一点,但是还敢挑战,还挑战人家体操队、乒乓球队。想起来挺有意思的。不服输,也许是棋手的本能,代表的就是一种围棋的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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