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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的宣城之游与其诗风的转变——兼论嵞山体与宣城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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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5 11:49: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方文(1612—1669),字尔止,初名孔文,又名一耒,字明农,号嵞山,别号淮西山人、忍冬子等,南直隶桐城人。方文是桐城方氏族群中的杰出诗人,与后世的方世举、方贞观并称“方氏三诗人”。钱谦益则称“桐城方尔止,能诗称国手”(《有学集》卷十一《读方尔止涂山诗稿却寄二十韵》)。
方文在明时为诸生,入清后,拒绝参加科举考试,以游食、卖卜、行医为生,布衣终老。方文一介布衣,广泛地接触社会底层,又能广交朝野名流,创作了大量诗歌。从现存的《嵞山集》所收录的自明崇祯丙子 (1636)至清康熙己酉(1669) 2643首(2141题)诗作来看,题材涉及交游、纪游、感时、怀古、咏物等,诗歌内容丰富。诗体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绝、七绝等,众体兼备。他前期师法杜甫,后期主要师法白居易,形成了朴老真至、平易流畅的风格特色,人称“嵞山体”。可以说是遗民诗人中较为杰出的诗人之一。
明末清初,桐城与宣城是上江地区的两大文化重镇,在当时社团文化的影响下,两大重镇的文人之间有较为广泛的交流,有良好的文学互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保持自己的文学特色的同时,又有着一致的审美取向。下面我就通过桐城的代表诗人方文这一个案来作一点探索。
首先,我们来看方文的宣城之游。翻检《嵞山集》,方文至少有四次宣城之游。
第一次是在壬午(1642)年。这一年是因饥荒而求助于友人梁平叔。据他的《四令君诗》小序云:“崇祯壬午,江南北大荒,斗米千钱,是岁家人始乏食,有友梁平叔令宣城,不得已,一往谒之。君谢客甚严,独厚予,三个月赠金五百有奇,自是家无饥馁忧矣。”[1]60-61又据作于壬午年的《禊日与蔡芹溪同舟作》:“谷旦属元巳,春云淡天宇。扬舲出石头,须臾达牛渚……借问敬亭山,相去得几许。良朋咸在兹,先期命鸡黍”[1] 27和作于壬午年的《喜冯歉然归自白门》:“去冬我自秋浦来,君舟恰向宛水开。今春君到白门里,我复扬舲之宛水”[1]122,方文于三月初三与宣城好友蔡芹溪一道从南京出发前往宣城,在宣城住了三个月,应在六月初离开宣城。
在此期间,方文广泛接触了宣城名士(在此之前,方文与沈寿民、梅朗中就有交往),参与了他们的社集,在他的集中留下了24首诗,其中五古4首:《梅朗三招同刘长清、龚孟章集天逸阁》《王抑之招集斋中有赠》《汤君谟读书敬亭寄此》《送刘孔安北上》;七古1首:《赠徐善生》;五律8首:《送梅朗三授经白岳》(二首)、《送高若木游泾》《送蔡大美之金陵》《禾塘访麻孟璇村居》《麻无易招同张梅卿、麻孟璇诸子饮》《詹申如招同葛士元、徐川生、令弟借一饮》《梅朗三白岳归过访留宿》;七律7首:《徐圣开社集北楼以“中间小谢又清发”为韵,余得中字》《沈眉生招集西涧》《钱九章招同麻孟璇、沈景山园集》《雨夜偕葛元士宿徐川生山房》《乾明寺杂咏》《孙直公见怀却寄》《赠吴孟虎鸿胪》;七绝4首:《送梅朗三东游》《雨夜宿吴圣水池阁有赠》(二首)、《无题》。
第二次是在癸未(1643)年。这一年作于宣城的诗存有5 首,即《宛陵哭梅朗三兼示令弟季升》(四首)、《黄池访梅杓司、张共之》。
第三次是在甲申(1644)年。这一年集中只存一首七言古诗。《偕蔡芹溪至宛兼赠令弟玉立》[1]129-130:“前年寒食杨柳青,有客同舟归敬亭。今年长至雪霜白,归舟又附敬亭客。”“长至”,此处指冬至,也就是说这一年冬天方文到过宣城,可能停留时间很短,所以没有留下多少诗篇。
第四次是在庚寅(1650)年。这一年方文卜居于湖(即芜湖),自春至秋,来往于芜湖与宣城之间。作于庚寅年的《卜居》有“卜居久已定于湖”一句,其集中编入这一年的《上巳社集梅杓司山房,同社者独濯师、谈长益、蔡芹溪、梅季升、幼龙、高梦姞及予共八人》一诗,诗题标明“上巳”,即三月初三(据其中“主人非复旧时欢”一句,应不是壬午上巳之误),《天逸阁怀亡友朗三用蔡四韵》又有“晚来风送雨,六月助悲凉”之句,《饮梅周文秋庄》又有“山中一夜雨,秋气已苍然”之句,时间从三月初三到秋天,跨度较大,我认为方文一直住在宣城的可能性不大,最有可能是来往于芜湖与宣城之间。
此期作于宣城的诗作有13首,除上面所引3首之外,还有《古剑》《响山访梅杓司及令弟昆白,次日谈长益至,各赋二首》《梅季升招饮天逸阁因吊亡友朗三、孟璇、景山》《沈景山墓上作》《麻孟璇墓上》《宛陵雨中访蔡四芹溪》《天逸阁社集怀古分得韩昌黎》《赠宛陵僧》《咏并蒂兰赠蔡芹溪》《梅昆白斋头看秋海棠》。
下面我们再来看方文游宣城期间,宣城诗人与之相聚时所留下的诗作。检索《宛雅二编》《宛雅三编》[2],有梅朗中的《同方尔止、蔡大美游响山,时余将往新安,因送大美之金陵》《同尔止、大美过杓司响山,怀五弟季升不与》,麻孟璇的《天逸阁同尔止、大美、庭生、杓司诸子社集》,蔡芹溪的《喜谈长益、方尔止枉集草堂》,梅磊的《秋日谈长益、方尔止见访同家弟昆白赋答》,梅清的《春日同方尔止、麻孟璇、蔡大美、家季升诸子泛舟响山兼访杓司别业》。
当然,方文与宣城诸子还有在其他场合的相聚与唱和。由上述所列诗题看,方文的宣城之游接触了宣城主要的诗人,如沈寿民(字眉生)、梅朗中(字朗三)、蔡蓁春(字大美,别号芹溪)、徐淑(字善生,号东田)、梅磊(字杓司,号响山)、梅清(1623—1697,字渊公,号瞿山),并与他们产生了良好的互动。沈寿民与梅朗中在明末已名重于世,是宣城文坛的翘楚。清初宣城派卓立于诗坛,后面的几位是宣城派早期的代表人物。
从方文诗歌创作的实际来看,他前期学杜甫,后期学白居易。从大致的时间来看,这一转变发生在1650年之后。因在这一年所作的《卜居》中有“窗间山色青兼赭,架上诗篇白与苏”[1]371句,而此前他几乎没有提及白居易,此后则频繁提到。
辛卯(1651)年所作《初度书怀》第二首即云:“昔闻杜陵叟,降生乃壬子。厥后香山翁,生年亦复尔。相去六十载,英名千古垂。我生幸同庚,性情复相似。酷嗜二公诗,诗成差可拟。”[1]58作于癸巳(1653)年的《秋日归里饮潘蜀藻茅堂谈香山诗甚快有赠并示从弟井公》的“往时刻画杜工部,近日沉酣白乐天。”[1]473之句,透露了方文开始学白居易的大致时间。作于甲午(1654)年的《崔李行》则明确地表示师事白居易:“有唐诗人累千百,我独师承杜与白。……古今风雅有神契,况复俱生壬子岁。”[1]161-162作于癸卯(1663)年的《纵笔》又云:“窃比白香山,自号醉吟翁”[1]867。1663年,又请当时著名的画家戴苍为其作《四壬子图》(陶渊明、杜甫、白居易、方文俱生于壬子年),表明其师承。
而这一时间正是方文庚寅游宣城之后,加上此前的几次宣城之游和与宣城诗人的广泛交流,所以我认为这一转变可能与他的宣城之游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宣城之游促成了方文诗歌风格与审美趣味在“淡”的基础上向坦易定型,那么宣城为这一改变提供了什么样的文化契机呢?
宣城诗歌风雅自梅尧臣倡兴于北宋之后延绵至清,已有几次诗歌发展的高潮,自然形成了宣城自己的诗歌传统。这种深厚的诗歌文化底蕴不仅比桐城的渊源长,而且也比桐城丰富。徐芳在《西江游草序》中说:“嗟乎!尔止以跅弛不羁之才,使其黾勉于世,功业可立就,顾甘自放废,百折不回,虽作为文章,其致止足自娱而已。此欧阳修公序梅圣俞诗所云‘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而尔止浩浩焉若将终身者,盖天将纵尔止以诗使与少陵、香山诸贤争千古也,复何慨哉?”[1]767已将方文与梅尧臣相比,但只就“穷工”之论而言,没有论及方文诗歌风格与审美追求的转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梅尧臣与方文师事白居易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方文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或许受到梅尧臣的启发。
其一,诗骚传统。刘克庄说:“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之下。”[4]指出了梅尧臣继承了《诗经》所开创的风雅传统,主张诗歌反映社会现实。而方文自己也说:“三百篇尚矣。屈宋而后足以追踪继响者,惟汉人乐府。今观其《战城南》《陌上桑》、孤儿病妇诸行以及《焦仲卿妻》等篇,指事属词,微言托讽,为后代高曾之规矩,而少陵、香山其源皆出于此,虽气格声响不能画一,而风旨所归先后同揆,期于闻者足以感动而后止,即有善析者不能歧两家而使之异辙也。”(为周亮工《西江游草序》[1]771-772
所引)梅尧臣也学白居易,这也就使我们看到《诗经》、屈原、汉乐府、杜甫、白居易再到梅尧臣一路发展而来的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当然这一点不是主要的,因为方文在诗风改变之前就师事杜甫,然而将这一点与“穷工”结合,我们就会发现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来反映现实,则深深地影响了方文,形成了“布衣自有布衣语”话语特色。
其二,平淡诗风。梅尧臣倡导平淡,但他的平淡是从苦心经营而来,这实际上是梅尧臣学白居易和晚唐诗人的结果。这一点可能对方文有很大的触动,从而引起其美学趣味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又恰恰是其学白居易之后发生的。潘江在《跋嵞山续集后》中对方文的“淡”推崇极至:“有明著作最权奇,熙甫文章尔止诗。淡处尽教耐思索,太羹元酒少人知。”其中自注说:“予尝谓太仆古文嵞山诗,皆淡不可及。”[1]687孙枝蔚在《题嵞山先生续集》中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嵞山诗合荆公语,轻薄儿曹莫浪弹。”[1]843陈维崧在《题嵞山先生续集》中也说:“字字精工费剪裁,篇篇陶冶极悲哀。白家老妪休轻诵,曾见元和稿本来。”[1]843
如果说梅尧臣作为宣城风雅的开创者,他的诗学思想和美学追求已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对后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明末清初宣城诗坛的再次兴盛,以及方文在与宣城诗人广泛的交流,宣城诗人身上所具有的宣城诗歌文化潜质,被方文发掘出来并加以提炼,则是方文诗歌风格和审美追求发生改变的直接原因。下文将结合“嵞山体”与“宣城体”的关系来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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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9-15 11:50:25 | 显示全部楼层
虽然方文访宣城期间,没有留下与宣城派的主将施闰章相聚唱和的诗篇(1650年施氏卧病在家),但十年之后方文与施闰章却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和文学上的交流,并且与宣城派的后劲沈泌也有较多的交流。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一字屺云,号愚山,晚又号蠖斋、矩斋,清初宣城派的主将。施闰章主盟宣城诗坛,奖掖后进,宣城诗人也以其为眉目,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审美追求,时号“宣城体”。
我们先看施闰章两则材料:
昔时见君《敬亭草》,我方年少君未老。
流光一别十余春,缕缕赠我长篇好。
醉罢秦淮旧酒楼,君言逐我匡庐游。
蓬飞去住各无定,山人又上浮阳舟。
浔阳帆向章门落,相逢正傍滕王阁。
一樽未尽又开船,浦云山雨悲离索。
——《北风行怀方尔止》[3]第二册:335
嵞山方先生尔止以诗名世者三十年,而与余阔别不相见者几二十年。始一聚于秦淮酒楼,酒罢复别去。至是有西江之役。自九江而南昌,而赣州,所适皆贤主人。岁暮归自赣,取道临江,而余适官于此,尔止舣舟留十余日。余两人别既久,思甚深,故相见甚欢。已,出其所为《西江游草》属余序,余受而读之,匪独其诗工也,西江之时、地、人事概见于斯矣……虽民谣里谚,途巷琐事,皆可引用,兴会所属,冲口成篇,人或疑为率易,不知其惨淡经营,一字未安,苦吟移日,故其诗真至浑融,从肺腑中流出,绝无斧凿之痕,殆老杜所谓渐于诗律细者……余尤怪世人多薄视香山而尔止酷好之,辄以为尔止病。今试取香山诗,沉吟三复,清真坦率,飘然欲仙;即其杂文短记杼轴己怀,寓目流连,愁疾自解,不烦药石,岂可以“白俗”二字蔽之哉?(《西江游草序》[3]第一册:81-82)
这两则材料透露了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信息:
(一)根据方文在辛丑、壬寅年间(1661—1662)作西江之游,辛丑年方文与施闰章在南京相聚,并送施氏赴任临江(见《施尚白少参社集秦淮分得来字,即送其之任临江》),相约去临江拜访他作匡庐之游。
(二)方文在明末的宣城之游所创作的诗篇已结成《敬亭草》,与施闰章在南京初次相见,施氏就见过此集,此后他们之间诗歌交流就未曾中断。
(三)施闰章对方文的真至浑融、坦易自然的诗风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
再来看《嵞山集》,方文与施闰章相聚主要集中在辛丑、壬寅年间和甲辰、乙巳年间(1664—1665)。辛丑、壬寅年间的诗作主要收录在《西江游草》中,存诗14首,即《施尚白少参社集秦淮分得来字,即送其之任临江》《生米潭寄怀尚白少参》《新淦访施尚白少参》《就亭歌为尚白少参作》《新淦访施尚白使君一宿而去》(二首)、《施尚白使君书来却寄》(二首)、《壬寅初度奉酬尚白使君》(四首)、《题尚白所藏徐青藤画册》《题就亭图(亭在尚白署中,半山即画于壁)》。甲辰、乙巳年间诗作收录在《嵞山续集》(后编)中,存诗5首,即《施愚山少参加惠乳山林翁不一而足,诗以纪之》《喜施愚山使君至,即订栖霞之游》《同愚山同登摄山顶》《立春日何第五招同愚山夜集》《施愚山书来却寄》。
再进一步,我们就会发现,方文不仅应施闰章选刻《西湖竹枝词》之征作十首《竹枝词》与《哭蔡芹溪》四首诗和施尚白韵,还对施闰章以很高的评价:“宛陵才子任山东,较士能兴齐鲁风。方浚泉源标胜概,更新祠庙阐遗忠。诗宗梅沈吟何壮,文拟欧曾制以工。最是碑珉无岁月,异时人只道天崇。”(《七忠祠读施尚白使君碑记》[1]742-743
)还有就是施闰章的诗学思想与方文是深度契合的,给方文的印象是深刻的:“我所怀人各一方,惟君谈艺最难忘。其中妙诀无多语,只有销魂与断肠。”(《梦与施愚山论诗,醒而有作》[1]1156)
沈泌(1633—1709),字方邺,号昕斋,抗清烈士沈寿尧之子,博闻强记,才捷一时,是宣城诗派的后劲。在《嵞山集》中存有8首涉及与沈泌相关的诗篇,即《答沈方邺见访》(1659)、《沈方邺同王山史、杜苍略、黄俞邰诸子集报恩寺分韵送其归宛》(二首,1663)、《邗上遇沈方邺即送其归宛》(二首,1666)、《送沈方邺游惠州》(1668)、《遇沈方邺》(1668)、《中秋日支山上人、林二史、黄仙裳、曹无咎、沈方邺同集草堂限怀字》(1668)。方文与沈泌分别在南京、石埭、邗上相遇,不是一般的文人之间应酬,而是“投我以新诗,质我以旧篇……累日恣讨论,中夜犹未眠。乍见不胜喜,临别忽凄然”(《答沈方邺见访》[1]643),显然,作为晚辈的沈泌是在向方文请教诗艺。
周亮工在《西江游草序》中说:“尔止之诗初出犹为人所惊怪,越数年而渐习,又数年而玉叔、尚白与余辈后先倡导之,而尔止之教遂大著于天下。”[1]772 据此,结合前面考证,方文与施闰章、沈泌的密切交往在其第四次游宣城10年之后,还有自1667年起施闰章在家赋闲十年,高咏等人也未入仕,多居家或云游,唱和自然较多,宣城体真正形成应在1667年之后(虽然方文第四次游宣城时宣城体已有雏形,但到施闰章与宣城诗人的唱和,宣城诗歌的特色才更为鲜明,影响才更为深远,这时宣城体才真正形成),所以我认为,方文诗歌风格与审美追求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启发了施闰章等人对宣城诗歌文化的发掘,对当代宣城诗人创作风格与特色的思考,遂在创作上来引导他们有意识的趋近,从而形成既具传统因素又有时代特色的“宣城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呼应了“嵞山体”,并使其大著于天下(后文所揭示的它们的共同之处也说明了这一点)。
“嵞山体”也称“尔止体”。从我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嵞山体”之名应出现在方文死后,潘江在《跋嵞山续集后》附有一首《王子安节以〈嵞山续集〉见贻即效嵞山体》,这首诗应写于《嵞山续集》刻板前后,即1689年前后。但检索《龙眠风雅续集》,李雅(字士雅,别号芥须)有一首题为《程松皋、方东来饷金刻集,是犹吴锦雯俸刻方尔止嵞山诗也,作此谢之,仿尔止体》[5]556,而潘江在《哭李芥须》有“岁逢辰己失贤人”[6]432之句,知李芥须卒于1688—1689年间,所以我认为可能在潘江跋《嵞山续集》之前,就有人以“嵞山体”或“尔止体”称方尔止诗。
而“宣城体”也称“宛陵体”,较早使用“宛陵体”一词的是王士禛。1679年,王士禛因梅庚、邵长衡、陆嘉淑夜访,赋《夜月冰修、子湘、耦长见过,同效“宛陵体”三首》[7]1029-1032。如前所述两体诗既然有这样密切的关系,那么他们又存在那些共同之处呢?
李圣华在《论宣城派》中认为“宣城体”总体上呈现出“清真雅正”的艺术特色,具体来说有五大特点[8]40-45。而方文的总体特色为“朴老真至”,与宣城体共有一“真”字。求“真”不仅是明代诗歌的传统,也是清初诗人尤其是遗民诗人的审美追求,这一点毋庸细论。就李圣华总结的五大特点来说,有三点与方文有明显的一致之处:
一是认为宣城体以“醇厚”为则。由于作家所处时代不同,他们所倡导的温厚诗教及其追求,也各具内涵。方文不认同清政府,显然不是从诗教的目的出发来追求醇厚,而是一个布衣老者看透世事沧桑和人情冷暖的超脱的心态来实现内在的超越,以平和坦易的方式来实现醇厚。周体观在《西江游草序》中说:“每一出游,其所为诗动盈卷轴,要皆标举兴会,陶写性灵,怡然顺理,涣然冰释,绝无哀怨激楚之意,而一归于潜德之音,善乎其自处夫才与遇也……与施少参、周司理辈互相唱和,其诗益多朴而不率,豪而不粗,悲而不伤,怨而不怒,真得风人之遗意。”[1]769-770
李楷在《北游草序》中又说:“方子之介介于嵞山,岂其无故而然欤?怀故乡者,仁之道;思先圣者,厚之风。且其入燕赵悲歌感慨之域,易于凄凉激壮,难于和平温雅,非有乐天知命,几于见道之怀,其志其辞恶能和平温雅至是哉?”[1]543-544
二是认为宣城体追求“清切深远”诗境和“朴秀深厚”风貌,与梅尧臣诗歌多有相通之处。方文的“嵞山体”简远而朴老,“宣城体”与之也有很大的重叠部分。姚佺评梅磊《一叶》说:“人传杓司作诗平易,慕白香山,不知香山诗亦非一种者……此诗何其工练,故吾特取以为鹄,拈示世人,空腹小儿,正不得以尔止、杓司为嚆矢也”[9]146,就将方文与梅磊并称。
不过方文处理“朴”或“淡”与“远”或“厚”的方式与宣城体有所不同,而是走向平易从容。严胤肇在《嵞山续集序》中说方文“以真至醇朴之气发为优柔平和之声,悠然与古太始之音无相远”[1]839。方文自己也说:“今使世之为诗者,苟能推白之坦逸以合于杜之雄浑,开合顿挫,自为一气,方足雄踞作者之坛。”(为周亮工《西江游草序》所引[1]772)方文在《题钟广汉诗册》中说:“惠我新诗见一斑,雄才丽藻动人颜。他年渐老渐平淡,知在高岑伯仲间”[1]1172,也可谓是自己的经验之谈。他在《自题戴苍画嵞山像》(题为笔者拟)一诗表明对生活与创作从容的心态和风貌:“山人一耒是明农,别号淮西又忍冬。年少才如不羁马,老来心似后凋松。藏身自合医兼卜,涸世谁知鱼与龙。课板药囊君莫笑,赋诗行酒尚从容。”[1]846
三是认为宣城体具有语言简净、句调整严之特点,并指出施闰章、高咏、梅庚都有改诗之癖。方文也有改诗之癖,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五《谈艺五•方尔止》载:“刘贡父平生未尝议人长短,有不韪,必面折之,退无一语,此长者之行也。亡友桐城方尔止,潇洒有天趣,每见人诵诗者,辄为窜改,其人不乐,方亦不顾也;然退未尝不称其长而掩覆其短,予以此重之。”[10]369王应奎《柳南续笔•方尔止吟诗》说:“桐城方文,字尔止……考诗甚严,见同辈作,即一字未妥,必推敲以定,人嗤之曰:‘改尔止’。”[11]153不过方文的语言有白俗的倾向,也因此为人所诟病。
总之,宣城体虽从嵞山体中得到些启发,但有别于布衣诗人而趋向于雅(这里的雅是指语言,两体诗的内容都求雅正)。此外还有一点须作说明,方文从学杜转向学白,这一转向也对清初桐城诗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稍后钱澄之、潘江、方授、马孝思、方贞观等桐城诗坛代表诗人也都学白居易,但研究桐城诗派的学者一直没有关注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更进一步去深入研究,此处不好再展开,只好另外撰文论述。
参考文献:
[1]方文.嵞山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施闰章,等.宛雅二编 三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
[3]施闰章.施愚山集[M].何庆善,杨应芹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3.
[4]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M]//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74,四部丛刊本.
[5]潘江.龙眠风雅续集[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6]潘江.木厓续集[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7]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8]李圣华.论宣城派[J].苏州大学学报,2005(6).
[9]姚佺.诗源[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0]王士禛.池北偶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王应奎.柳南随笔 续笔[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作者章建文系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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