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波/文）其实，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谋略，很早就受到西方世界的关注。1928年, 斯特朗在《中国大众》一书中首次介绍了毛泽东、朱德率领起义部队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经过。1935年，史沫特莱在《中国的工农红军在前进》一书中对毛泽东等人创建根据地的行动和四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描写。另外, 共产国际这时也对毛泽东的有关著作, 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著作, 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等进行了介绍。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和“枪杆子出政权”军事理论和重要论断也被欧美记者和学者所关注，被介绍给西方读者。
此后，毛泽东作为一位世界性的历史人物，日益成为西方中国学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谋略成为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但要研究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而且还要研究正规军如何打游击战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很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西方国家的军事理论所吸收。如重视人的因素，注重群众战线，游击战等有关内容，都被吸收到美国作战条例当中去了。
在这过程中，东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也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围棋与战略的关系及其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中的“围棋”思维，这一方面跟围棋本身所包含的“兵家之战”的属性有关。西汉、东汉之交的桓谭在《新论》称：“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 ”魏晋时期，从兵法的角度论棋，更是一种风尚。晋代曹摅《围棋赋》说围棋“拟军政以为本，引兵家以为喻”。《隋书·经籍志》将围棋方面的著作列入兵家部中。宋代的《棋经十三篇》，在内容、体例上，直接仿《孙子十三篇》，由此可见，围棋与“兵法” 的内在关联。
围棋既是战术，更体现了一种战略思维，西方视野中的围棋，经常把围棋与东方谋略联系在一起。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教授来永庆（DavidLai）撰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围棋角度剖析中国“势”的概念》，认为围棋以中国哲学和中国军事思想为基础，是中国战略思想和作战艺术的完美体现。他因此强调：“围棋对于理解中国人的真正想法非常关键。想要赢得真正的竞争，美国官员最好学会这种棋盘游戏的玩法。”
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OnChina）一书中，通篇使用围棋智慧解释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如何在朝鲜战争时期、数次台海危机期间、越南战争时期，中苏冲突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处理和应对各种危机的。比如，在朝鲜战争打响之初，美国总统杜鲁门向韩国派出美军，在台湾海峡部署美国海军。基辛格写道：
在中国人看来，杜鲁门已经在棋盘上落下了两枚棋子，以可怕的包抄之势对中国构成了重大威胁。所以，尽管贫困的中国人厌倦了战争，毛泽东还是觉得有必要和美国正面对决。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军事理论说明，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完全依赖兵力，而是巧妙地运用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陷敌于不利地位。他对毛泽东军事战略特点的认识可概括为：（1）着重从精神上疲惫敌人；（2）坚持持久战；（3）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4）必要时还可以利用谈判手段，对敌人施加精神压力或使敌人无法获得胜利果实。
基辛格用围棋与国际象棋的区别来譬喻中西方差异。东方重谋，西方重力，这也是围棋与国际象棋的区别。围棋不重在肉体上消灭对手，只要棋局未终，被围的棋子可以随时发挥作用。围棋中还有双活一说，就是同一块地盘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利益共享。即便局终人散、胜负已定，博弈双方在棋局中的力量对比也可能相差无几，高手对决时尤其如此。国际象棋则不同。被吃掉的棋子彻底死亡。它以杀伤对方成员为手段，以对方政权（以统帅为代表）的垮掉为目的。
在西方人眼中，国际象棋可看作一种战术游戏，而围棋是更高级的战略游戏。东方民族的传统思维，更注重整体综合，在实际行动中更注重谋略的使用，伯尔曼也正是从这一思维出发，讨论毛泽东军事策略在战争中的应用与围棋的关联，伯尔曼认为毛泽东的围棋思维有两大特点：一是毛泽东革命策略与围棋在时间上的对应；二是毛泽东革命策略与围棋在空间上的对应。从时间上来看：一是两者的过程都很漫长，都要经过缓慢的思考才能逐渐增加节奏。正是由于这种缓慢特性，才能允许棋子的分散分布和战争力量的分散安排。二是毛泽东一派的战争观与围棋一样，都需要把握大局。从空间上来看：一是棋局或者战争开始时，革命者其实是处于一个没有障碍的位置，而后的战局主要考验的是实际行动的力量。二是贯穿整个战局，革命者的政治目标是对人口和地理位置的控制最大化，正如围棋一样，棋手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控制整个棋盘。回顾整个战场：
毛泽东始终注意争取处于边缘的根据地建设和处于边缘的农民阶级，正如一个好的棋手一样，从棋盘的边缘开始发展，而不是只在中间发展，因为在围棋游戏中，边缘的交叉点比中间要重要得多。 宏观地看，伯尔曼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将中国版图看作一个大的棋盘，地理和人口可看作是两个子棋盘。围棋中棋手可能在某一局部遭到战术上的失败，但却能通过正确的战略取得最终的全局胜利。毛泽东的信条是着眼于更加持久的斗争，从小区域的控制、地理上的分割，经过发展、合并，最终形成战略上的胜利。高手弈棋，通常具有大格局，不拘于一时的情势，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寻求取胜的机会。毛泽东善于在大局观和得利观之中切换：当棋势于我不利时，我应看大局，从大局中寻求机会，而当棋势于我有利时，我应盯紧局部，迅速将局部的优势落实。
与此同时，伯尔曼也引申到了围棋与国际象棋中的军事策略对比，得出了几点结论：首先，与国际象棋不同，围棋棋子可以在棋盘上任意放置，棋手在敌后作战的能力不受任何限制。第二，国际象棋或者跳棋，一个战术失误便很难挽回，但是围棋本质上是迂回、持久的战斗。第三、没有绝对的安全的区域，一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冒进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迷失，局势会陷入被动。第四，与国际象棋类似的是，棋子间的相互合作才能取得胜利，不同的是，国际象棋只能一个一个吃子，如果擒获“国王”，当即胜利。但是围棋策略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如果策略运用得当，能一次性大片吃子，且胜利是相对而言的，对战双方在某一区域的胜负也不影响其他区域的领地“占领”，终局时，常常也只有几目之差。
伯尔曼在解释为何用围棋来分析毛泽东的军事策略时表示：西方分析人士常常难以确定，在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运用的大量规则、策略中，哪一些是在革命的实践中最为关键的。西方对于毛泽东军事策略的分析常常缺乏一个系统的框架或者说是一个可以用来类比的模型。“而围棋恰好可以用简化的对弈描摹毛泽东在重要战争中所运用到的多样的、经典的军事策略，又避免了历史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可以弥合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政治的认知过程和对中国领袖的形象认知。是帮助西方解决悖论与障碍的工具，为西方提供了理解中国的途径。”
综合而言，伯尔曼在用围棋策略具体阐释毛泽东军事策略时，体现的是一种西方视野，对于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而言，围棋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古老东方游戏，既是政治、军事的形象化图式，也是一种东方思维与智慧的体现。西方对军事实践中围棋符号与象征的分析，正是从这一视角切入，既有真知灼见，当然也不乏西方式的“误读”。本文探讨毛泽东军事策略与围棋的关系及东西方视野中对此的不同解读，希望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当然，当今世界局势错综复杂，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如何运筹帷幄，在冲突中实现合作共赢，围棋思维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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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9 15: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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