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我的围棋往事（5）张勇 ：悟道黑白

文如玉

张勇 ：悟道黑白

人物档案：
张勇，又名大勇，1953 年 11 月出生于杭州望族张包世家。曾任杭州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政研室主任等职。现为中国棋院杭州分院顾问、杭州市棋类协会主席、中国作协书画院浙江分院副院长、杭州市老年书画家协会主席。秉承家传，自幼习书，先后出版《心随笔动》《悟道黑白》《汉的字》《楚汉雄风》《墨海文风》《琴书和鸣》《茶墨有约》《墨韵西湖》《东方风来》等书法作品集。2016 年 G20 首脑峰会在杭州举办，为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会客大厅和贵宾厅分别书写了隶书柳永词《望海潮》和行草杨万里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等巨幅书法作品。



“棋如人生。人的轨迹，行为和做法都可以从围棋上找到同义词。”   

——张勇



01   张包世家


何云波（以下简称何） ：张先生，您好。您以前从政，退休后又在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做顾问，为棋院的工作出谋划策，同时又致力于书法的探索，所以一直想和您好好聊聊。今天主要想请您谈谈与围棋的结缘，您的生活经历，书法也可以谈。请问您是在哪儿出生的？

张勇（以下简称张） ：我是在杭州出生的，祖上是从安徽歙县过来的，是清朝中期移居杭州的徽商。
何：歙县是徽州下棋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张：对。我母亲是江西萍乡过来的，我老是在家说我们家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笑）。
何：您父亲是做什么的？
张：我父亲是职员，抗战时期曾经当过国民党的浙江省电台台长，在敌后活动，既搞通讯也搞播音。我爷爷、太公他们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当时孙中山先生等人来杭州也是住在我们家办的旅馆。
何：哦，是吗。
张：现在杭州还有一个饭店，叫群英饭店，当年是我太公办的。20 世纪初有一个杭州清泰旅馆，在清泰街上，就是老火车站对面那一条街。后来业务扩大，又在西湖边办了清泰第二旅馆，1949 年以后改名群英饭店。
何：您父亲叫什么名字？
张：我父亲叫张鉴，他也是在杭州出生的。实际上我们姓张包，父亲叫张包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复姓很麻烦，所以改作张鉴。我的叔祖父张包子君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集邮协会——新光邮票会，是中国最老的集邮家之一，集邮界的人大都知道这个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集邮协会副主席，主席是邮政部长朱光潜。之前说的清泰第二旅馆现在还在，很有纪念意义，是革命党人的地下活动据点，秋瑾、王金发、徐锡麟等同盟会员都曾来过。它当时是杭州最好的饭店之一，在西湖边上，古色古香，现在看也不错，是杭州市的历史建筑。
何：您母亲是做什么的？
张：我母亲是萍乡人，外公是安源煤矿的高级技师，很有威望，主要工作是给矿井搭井架。他和李立三、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下了深厚友谊，刘少奇同志当年在安源办工人夜校， 军阀要来抓他，我外公他们赶紧给他通风报信，让他赶快离开，还送了一百五十块大洋。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办公厅还派专人来还钱，但我外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去世了，我外婆就推辞掉了。
何：您被誉为出身书法世家，请问您的上一辈有书法大家吗？
张：实际上讲书法世家是不准确的，说名门望族还可以（笑）。我爷爷是位文人，不太会经商。以前我太公旅馆业做得很大，叔祖父会经营，爷爷的股份在抗战逃难回来后都转移给叔祖父了。
何：您接触书法是什么时候呢？
张：写字是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了，是爷爷手把手教我的。他还带我去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的家里，把我临写的毛笔字给他看并请他指点。印象最深的是我 6 岁的时候，1959 年，刚过年，我爷爷和我都穿着长衫去马先生家拜年，叫我磕头，马先生还在我带去的临帖作业上画了几个红圈圈。当时家学主要指这些。我的母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市总工会职工学校当教员，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每到过年就给人写春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何：最早练的是什么字体？
张：楷书 ，柳体。1958 年我 5 岁时，正碰上大跃进，父母常不回家，为了管住我，祖父拿来一支毛笔、一刀毛边纸，手把手教我写字。后来看我毛笔拿稳了，便拿出一本柳公权的大楷字帖《玄秘塔碑》叫我临摹。祖父在因人施教方面很有一套。有一天他带我到文具店买了一叠透明不渗水的拷贝纸，裁成字帖大小，用四个回形针别在字帖上让我描红，每天五到十页。这样一年下来描了三四十遍，进步很快，所摹之字也大有可观。随后又叫我站立临写，每天五十个大字。到我上小学时，柳体字已然临得像模像样了。
何：但看您现在的楷书，好像受颜体的影响更大一些。
张：是的。颜体更宽大厚重，学柳体很难成功，太精瘦清秀。没到一定的水平，说一个人的字秀气是指不够好。在从兵团返杭后待业的两年，我狂练颜体，每天七八个钟头，几乎临遍了当时所有的颜体字帖，从而使我的楷书从柳体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形成了厚重宽博的书风特征，但仍留有柳字俊朗挺拔的味道。再就是苦练隶书，从《曹全碑》入手，然后将当时能找到的隶书字帖都临写了二三十遍，通过融会贯通，使隶书成为我的擅长。还有学习行草，智永的《集王圣教序》临摹了二十多遍，1976 年怀素的《藏真自叙》出版发行后，我爱不释手，也临写了二十余遍。
何：接触围棋是什么时候呢？
张：最早是学象棋，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象棋是我从小的爱好，60 年代读小学，作业很少，我家旁边是老街老巷，桥边是个皮鞋修理铺，很多人在那下棋，我们就去围观，我自己买的第一本书也是象棋书，那是 1964 年，我印象很深，要四毛多，太贵了，妈妈非要把我拖去新华书店退掉。
何：后来什么时候重新看象棋的书？
张：后来看过很多，下象棋最好的时候是 70 年代，在杭州化工系统工作，还参加比赛，得了第四名，可以说还是很不错的。那时候看了很多棋书学技巧，什么梅花泉、桔中秘、横车对竖车什么的，背得滚瓜烂熟，下棋都是有套路的。
何：中学是什么时候毕业的？
张：中学 1970 年毕业，大学是 1980 年读的。
何：那中间这十年您在做什么呢？
张：先去了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来回杭待业，后来又进了化工系统，1980 年再考上大学。我爱好很多，1967 年在中学的时候爱好打篮球，后来迷上唱歌。除了读书，其他我都还行（笑）！
何：大学上的是什么学校？
张：杭州大学中文系，就是后来的浙大。
何：那时候还下象棋吗？
张：下得少了，没有时间，兴趣也减弱了。


02   从政生涯

何：后来工作分配去了哪里？
张：回了化工系统。
何：读中文系，回化工局做什么呢？
张：宣传处。我正式就业是在杭州化工建筑安装公司，读书之后继续工作。后来又考进了浙江日报社，再是考进了杭州电视台。但我们厂里坚决不肯放人，后来市领导出面干预，他还不放人，说除非撤了他。
何：领导这么器重您。
张：也不是，领导就是赌气，我就说我一定要去。后来我们局长出面了，跟我说你也别去电视台，跟厂领导说你也别硬拦着不放人，就调到局里来工作吧。当时这件事僵持了两三个月，最后我就去了化工局宣传处，当时是1984 年，干了 5 年。后来市委宣传部部长看中我，1989 年调我去了宣传部。
何：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围棋？
张：1970 年左右。我开始不会下，就看别人下。我有位兵团战友下得很好，我们同一个团，我十连，他十一连。象棋他下不过我，但围棋我下不过他，因为不大懂就也很少下。但我在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了，还认真学了，家里堆了很多围棋的书，比如《黑布局》《白布局》《下一手》等。《新民晚报》有围棋专栏，每天看，没事就一个人在那摆谱，宣传部也有几个人爱下，有时候整个晚上在我家一起下棋。
何：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吗？
张：1982 年结婚的。
何：那时候还在上大学？
张：对。
何：您夫人是做什么的？
张：我夫人和我原来是一个单位的，后来调到我父亲单位，供销社新开元大酒店工程部。
何：棋友经常来家里下棋？
张：对，半夜还在家里吃夜宵， 吃完了继续下，一年总有好几次。在宣传部的好几个同事都爱下。每天下班以后就开始下，老婆打电话过来，我就说在开会（笑）。后来有一次我老婆来单位了，她问我你不是在开会吗，怎么在下棋，我说是运动会嘛！
何：很形象，运动会。
张：对。以前我也参加过好几次比赛，但我来棋院那年开始就不下围棋了。
何：来棋院反而不下了？
张：对，因为没有对手了嘛（笑）。
何：高手太多了。
张：是，一下就露馅，所以就不下了，不下还能保留个批评权（笑）。
何：您先是在化工局的宣传处，后来是什么时候调到人大的？
张：80 年代末，当时局宣传处经常要做《情况反映》，向上报告。而市委宣传部确定了信息报告制度和一些信息联络点，每个月都要汇报情况。第一呢，我这个工作做得很到位，是当作主要工作来抓的，每个月都按时上报；第二呢，因为写得很好，多次被领导批示，这个很重要，你弄这个信息收集，领导多次批“材料很好”之类的，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当时我很年轻，处长也不是我，但经常叫我去宣传部开会，所以就很熟悉了，刚好当时宣传部缺人，需要一批新人，所以宣传部长点名三个人调到宣传部，其中就有我。我就从 1989 年做到了 1998 年。
何：在宣传部是什么职务？
张：先是干事、宣传处长，后来是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兼办公室主任。
何：1998 年之后呢？
张：去了人大，当办公厅副主任。干了一段时间，碰上换届，就提拔为办公厅主任了。
何：您去人大后还有机会下棋吗？
张：下，每天都下。当时人大下棋的人挺多的，而且我当时精力也充沛，尽管工作忙活动还是需要的，礼拜天有时候还专门找一些人下棋。一直到退二线后来棋院帮忙。
何：所以您来棋院时是退二线后来的？
张：2011 年退二线。当时市领导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我说我想去将台山大佛工程那边帮忙，担任艺术顾问，帮助搞一些艺术咨询、书画征集、史料整理等工作，义务劳动不要报酬。他说这个项目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批下来，你还是去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帮忙整顿一下。然后我就答应了。来了以后，不下棋了，管事倒是管得很多，把人员调配好，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我来之前棋院没组织什么活动，开会连材料都没有，就是简单分配一下。我觉得这个不太正规，就梳理了一下，棋院工作就渐渐步入了正轨。
何：但您当时主要就是管事，也没有具体的职务？
张：对，就是顾问。干了几年还不错。大前年我说我 65 岁了，不干了，家里小宝宝也出生了，要回家去抱外孙女了。后来我就离开了棋院，不过你看现在又回来了嘛（笑）！


03   书道与棋道

何：那最后离开棋院是什么时候？
张：两年前。其实上也没有离开，你看去年又叫我当棋协主席。之前象棋、围棋、国际象棋三个协会原来都是市领导当主席的，现在都不能当了，根据八项规定都要辞去，就把三个协会合并在一起，然后让我来当主席。
何：那个协会叫什么名字呢？
张：杭州市棋类协会。我当时还是老年书画家协会主席，按照八项规定厅级干部只能担任一个社会职务，退休后也一样。我就写了辞职报告，交给组织部门，这个要登记的。但我还在管事，开会都是我在组织的。那个协会是真正的民间协会，资金都是我来筹的，每年要筹资一二十万元。棋院这边，我现在是不叫不到，一叫就到，我跟他们说好了，你不叫我来我是不来的，也不要报酬，有时候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也觉得自己年轻了。不过现在老年书画家协会的事我已经全部移交了。
何：书法这一块退休之前就没放下过？
张：也不是每一个阶段都很均匀。小学读书前就是打基础的过程，从建设兵团回城后几乎每天都在练，练几个小时，参加工作了，平时也写写，特别有了双休日后，周末我都会抽一天练，以前也有些作品获过不少奖。到2007 年换届后，从办公厅换岗到研究室当主任后，我明白快退休了，就开始思考退了后要做些什么，未雨绸缪。人大研究室有十几个人，我就把几位处长、副处长召集起来开会，和他们说：第一呢，你们好好干；第二个，研究室每年有上百万经费，你们把计划做好，经费都切块使用，处长把好关，把工作做好，把钱用好；第三个，每个礼拜开一次会，每天办完事后来我办公室签字。那几年我空闲了就是搞创作，准备作品。2011 年退休前，办了“心随笔动”个人书法展，出了一本作品集。
何：退休后您曾经有哪些打算呢？张：2010 年的时候我定了个“三、四、五”个人规划，就是退休后前三年后三年共六年，出 3 本书，走 40 个国家，跑 500 个城市。现在回顾一下，目前我已经出了 9 本书，搞了 10 次个人书法展；40 个国家还差两三个，但次数已经大大超过了；500 个城市还没做到，原本我把老车卖了，换了一台越野车，准备和夫人一起自驾游的，但被棋院和书协的事拖住了，没完成，不过450 多个城市是有的。
何：退休前后，感觉您的书法更见功力，境界也不一样了。
张：可能是以前忙于公务，临退休了，花在书法上的时间更多一些吧。2000 年前后，受一次全国甲骨文书法大赛的影响，我喜欢上了甲骨文这种最古老的文字，于是花了十年工夫苦练，终于小有成就。五年前去刘江老师家，请他给我的作品集题签，他看了我的甲骨文作品后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路子纯正，功力扎实。学习甲骨文不仅使我熟练掌握了一门技艺，而且收到了一通百通的效果，以后学习钟鼎文、古陶文、砖甓文、错金文和简帛文等上古文字，都感觉比较容易，一学就会，这是非常意外的。不仅如此，更意外的是，学了这些古文字后，对我隶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隶书蚕头燕尾，结体扁平，最忌一个“俗”字，临习上古文字颇具防俗去俗的功效。现在大家对我书法的评价是“诸体皆能，隶书最佳”，而隶书则是“有金石味，有庙堂气”，这完全得益于甲骨文的学习。
何：以围棋为主题的那本书法作品集《悟道黑白》是您的第二本书吗？
张：对，我到了棋院之后，觉得围棋挺有意思的。我有个想法和别人不一样，我说书法和围棋有关，书法第一就是要能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要有艺术观照，现在写字的人总是喜欢抄写唐诗宋词，这不好；第二你写的字要和别人有区别。
何：要有唯一性。张：对，书法家这两点缺一不可，必须做到。否则无非就是参加比赛，获个奖而已，如果只是抄诗，写字也会变得没意思。所以我在创作第一本书《心随笔动》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反映的是民主法制等内容。我认为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要你创作，但你要围绕一个主题进行创作或者组合内容。围棋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以前好像也没有人这么系统地展现围棋这个主题，我那次创作《悟道黑白》，用书法艺术来表现围棋，一不小心成了“第一个”，在围棋史和书法史上都可以留下浓重的一笔。找到了路子，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关于象棋文化的《楚汉雄风》、关于琴文化的《琴书和鸣》、关于汉字文化的《墨海文风》。去年出了一本关于茶文化的《茶墨有约》，省委老副书记还给我题了书名。这些书法都是有内容的，不仅可以看，还可以阅读，而不只是单纯的写字。



何：这就是有意义的形式，原来的书法没有思想。
张：对，没思想性就称不上艺术家，只是把唐诗宋词抄来抄去，没有意思。单纯练字进步空间不大，只能用思想挖掘深度。
何：对，自己写起来也会有情感的投入。
张：去年以来我在创作关于钱塘江文化的书，三江两湖一湾。以前的视角都是从上游往下游看，从发源地黄山到杭州湾。这次视觉变了，从下游往上游看，重点放在杭州湾大湾区的发展，所以暂名《潮涌东方》。这次创作的都是大型作品，尺幅六至八尺，很有视觉冲击力。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就是在钱塘江博物馆展出，还有一个呢，就是争取在新建成的亚运会的场馆搞一个大型展览。明年开始，我准备以京杭大运河为主题搞一个书法创作，现在已经在酝酿了。
何：这些书很有价值，感觉以前的书法路子走不通了，因为写字的人实在太多了。张：对，有些人名气很大，但字一般。现在写字，不加思想性完全就是死路。像老树的画虽然粗糙点，但反映了当代社会生活，大家都喜欢看。
何：所以我觉得您这种探索很好。从做棋开始，把汉字、茶、琴等结合起来，都是代表中国文化核心元素的。人们看您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传播的过程，在接受一种文化的熏陶。因为平时看棋和茶的书，只是印刷品，看书法的时候一方面是欣赏书法本身，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也可以陶冶情操。两者结合真的是很好的思路。
张：书法旁边也可以写些随想，这样就成了艺术品。
何：中国古人也是这样的，在画旁边写字，产生了不少题画诗。
张：最典型就是郑板桥，他也有自己的审美观照。所以我在想写字要有主题，围绕主题挑选一些内容，另一个是关于当代生活的，自己写的。
何：您既下棋又写书法，您觉得围棋跟书法有什么关联呢？
张：我在《悟道黑白》那本书里理了一下，围棋和书法都是黑与白，都是点与线。实际上都是中国文化的精粹，都是东方人的思维境界，对工作还是人生都是有好处的。从人生上看，是人生修养，品位高，视野就广，各种朋友都有，都能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在书法方面就挺有名的，当时很多同我一起写字的现在成了著名的书画家，他们都是把这个当作职业，而我是当作业余爱好的。从工作上来讲，你得拿得出些东西人家才看得起你。工作上我做了十几年办公厅主任，讲究平衡，围棋也讲究平衡，很多时候可以用围棋的原则处理好各种关系，纵横捭阖就是围棋很高的境界，每一步都要走得恰到好处。围棋和书法关系也很密切，都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体现。
何：最后一个问题是，在您的生命中围棋是什么？围棋给您带来了什么？
张：简单说是四个字：棋如人生。人的轨迹，行为和做法都可以从围棋上找到同义词，书法也是这样，字如其人，你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字也写得潇洒飘逸。现在一般年轻人体会不了这些，认为只是说说而已，但像我六十几岁的人就明白。人生就如棋子一样，人生也像写字一样。
何：所以人在生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很重要，比如下棋的人多的是，但将下棋和书法结合起来，这是别人没法做到的境界。
张：这就是跨界嘛。在不同艺术的结合处找到自己的定位，别人就会觉得你不简单。
何：所以一个人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很重要。
张：如果说我会下棋，但下得不好，就是那种自娱自乐的水平，也不会写字，然后你到棋院来别人不一定看得上。但我不仅会写字，还会下棋。2016 年，我应邀为新建的 G20 杭州峰会会客大厅书写了一幅近 50 平方米的隶书巨幅作品，受到各方面的好评，有人说我的隶书在浙江省可以排第二。不过我觉得比我写得好的人有很多，但我会将书法和围棋等各种文化结合起来，这样别人就会觉得你不简单。我国际象棋也会下，早些年我教女儿下的棋也是国际象棋。
何：职务比您高的人多的是，写字写得比您好的也不少，下棋更是有许多人下得比您好，但您能将这些结合起来，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自己的价值就可以体现出来了。我觉得您反而是在退休后焕发出了生命第二春。在退休前您把时间献给国家和工作，退休后您又发展出新事业，而且更具有独创性。
张：对，这一结合，别人看你就不一样了。比如现在很多退下来的老领导出门总会拉上我，很喜欢叫我一起去哪里考察考察，一起喝喝酒，写写字，蛮愉快的生活。而且我现在光靠写字收入就不少，但是我从不刻意卖字，绝大部分都是送人的。
何：典型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像我们做围棋，是专业之外的一个爱好而已，也没有把它当作功利的事做，但它确实给你带来了许多，除了精神上也有物质上的收获。
张：对，是这么一回事。走，我们吃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