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我的围棋往事（1）胡沛泉：百年中国围棋的见证者

文如玉

个人档案：
胡沛泉，生于 1920 年，江苏无锡人，棋手、教授。幼年学弈，曾受崔云趾的指导。九岁在北京中国围棋研究会与名手对局，受四到五子，互有胜负。稍长，移居上海，1940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留学美国，1944 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7 年回国，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其间常与顾水如、刘棣怀、过惕生、张恒浦等棋手交流，棋风受“新布局”影响较深，重视外势，达到当时第一流水平。1948 年与余世浚合编《围棋通讯》。1950 至 1957 年编《围棋记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围棋界的动态介绍甚详。1952 年后，历任华东航空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教授，组建西北工业大学工程力学专业，讲授工程数学、高等材料力学等课程。1956 年被定为二级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终身主编。2019 年 2 月 19 日去世，终年 99 岁。


“围棋从来不会盯住一个局部问题，只看局部就是没有全局观念，围棋必须要有全局观念 ”   

——胡沛泉


01   双面人生


何云波（以下简称何）：胡老师，在《围棋天地》上看到蔡海燕先生写的关于您的文章，知道您身体还很好，很激动。今天终于见到您了。

胡沛泉（以下简称胡）：云波同志，欢迎你来西安。蔡海燕跟我介绍过你，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何：我现在在做《世界围棋通史·现代卷》，还有《围棋口述史》，发现民国时期的围棋史料是最缺乏的，很多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了。而您可以说是见证了一个世纪的中国围棋的发展，希望您能谈谈自己的围棋经历，包括您认识的那些民国棋手，您跟他们的交往。

胡：那我满足不了你的要求，那些经历要一一讲起来，效率太低了。我这个人做事是很讲效率的，同时还需要抓要点，抓住主要的。我已经给你准备了很多的文字材料，我可以跟你讲一些，到时你拿回去再慢慢看。

何：好的，那我们随便聊一聊。您出生在北京，是吗？

胡：不对，我是出生在无锡。

何：另外我想求证一下，赵之云的《围棋词典》，还有一些围棋史的书里，说您是 1919 年出生的，百度百科说是 1920 年，究竟是哪一年？

胡：1920 年。他们有的是根据我诞辰九十年周年纪念活动的资料推断出来的。这里有实岁与虚岁的区别。

何：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围棋的。

胡：围棋在我的人生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主要是做学术的，最重要的是学术领导工作。我很年轻的时候，在 NACA（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就是高级工程师了。1956 年的时候，教授定级，我被定为二级教授，是那个时候最年轻的二级教授。我的思想是从年纪轻的时候开始逐渐演变形成的，而不是说 50 年代的思想跟现在的思想是一样的，这是违反辩证法的，辩证法是发展的。
      这个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吴清源、段祺瑞斗棋赢学费。这个是《围棋天地》，但是你可能不一定有很多，这个要给你看，是彩印的。这个东西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叫《什刹海棋话》。我是点着这个东西，给蔡海燕，让他一个一个看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围棋大事年表，年表里面有聂卫平诞生，这也是围棋大事之一。还有个学报的文章要给你，是跟围棋的交叉，原题目是“纪念胡沛泉先生”，我觉得没抓住要点，我就写“胡沛泉九十年的围棋活动”，这是我们学校的学报，最新的一期。

02  《围棋通讯》

何：我想问一下跟您一起编《围棋通讯》的余世浚是什么人？

胡：他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他来帮我搞《围棋通讯》。就是我出钱，他来编。

何：《围棋通讯》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胡：是我自己的钱，那时我刚从美国回来，我印一份《围棋通讯》只要40 美金，当时我从美国带了 5000 美金回来，所以我有钱印杂志。

何： 那您跟过惕生、刘棣怀他们下升降赛的情况是怎样的？

胡：当时一块美金能换几个袁大头。我跟过惕生、刘棣怀下棋有时要有彩头，3 块袁大头，赢的人拿 2 块，输的人拿 1 块。那时候 1 块袁大头可以过好几天呐。


· 胡佩泉、过惕生六番棋（先相先）第一局，胡佩泉黑先一子胜
   民国三十七年（1948）二月二十九日弈于上海黄陂南路义和里十六号



何：我看《围棋通讯》上面写，一盘棋可以得多少多少分，比方说 1分 10000 元，那时候的 10000 元相当于多少袁大头？

胡：那时候袁大头值很多钱，大概值多少不记得了。反正那时候一个袁大头非常有价值。

何：那您跟他们下，每盘棋大概是多少彩头？还有别的费用吗？

胡：只是一个彩金，别的没有，吃饭都是有赞助的。彩头就是这 3 块袁大头。

何：您后来还编过《围棋记录》，现在找不到了，是吗？

胡：经过“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找不到，当时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破坏了，但是在我们西工大图书馆里的那本是彻底地破坏了。本来这些东西我都存在图书馆里的，但那时候有一部分给烧掉了。

何：那您是什么时候学棋的？
胡：六岁学的棋。

何：是自学的吗？有人教吗？

胡：我父亲的第四个弟弟，他教了我，开始给我剃光头，过了不久，他就被我打败了。他师父，是我父亲的第三个弟弟，我父亲是老二，还有个哥哥。两个弟弟都会下棋，但都输给我了。过了两天，我三叔又带我去看一个伯伯，比他们大，比我父亲也大，他是我三叔的老师，我看他们下的棋也不怎么好。我说：“我下这个子，你们怎么办？”他们说：“你下这个子，我再下这个子。”我再下一个子，他再下一个子，没几下就被我消灭了。可见这个人的棋是相当差的。

何：那您的棋为什么提高这么快？

胡：我这个造诣是很奇怪的。我的外祖父是会下围棋的，可以说也是下臭棋的，没有什么水平。我母亲是不会下棋的。可是我从外祖父那遗传了围棋，不客气地说，我那时候就显示出是个围棋天才。就这样，一下子我的名气就大起来了。所以顾水如那时候说，发现两个神童。吴清源发现得比较迟，被发现时已经 9 岁了，我被发现的时候是 6 岁。所以那时候顾如水认为天分上我还要更高一些。但是吴清源是被逼上围棋之路的，因为他父亲死了，一家子就靠他赚钱，靠围棋赚钱。先是靠段祺瑞，后来是靠日本人。所以吴清源围棋厉害得不得了，但他个人的生活是很不好的，说穿没得穿，说吃没得吃，这些苦日子他都是经历过的。

何：您家家境好，就不需要走围棋那条路，是吧！

胡：是的，那个时候专门下棋的，都是生活比较苦的。

何：您小时候还跟崔云趾下过棋，是吗？

胡：我父亲请他来我家专门教我这一个学生，教了大概一两年吧。你看你，绕着绕着就把我拉到围棋上去了。其实我的兴趣非常广泛，我现在还活着，主要是因为我学了气功。在 1998 年的时候，我的血压非常高，高压已经高到 200 多了，低压到 100 多一点了，那时候很危险了。我女儿那时候让我去美国，她在当地的气功协会里是个重要成员，就推着我去气功协会。从 2000 年到 2016 年，我不断地学这个气功，主要也是锻炼了，现在我的血压已经可以不吃降压药了。我现在高压很少超过 150，低压一般都在 75 以下，所以说是女儿帮我延长了寿命。



何：您觉得围棋对您的长寿有影响吗？

胡：围棋对我的长寿可以说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的。

何：崔云趾跟你下棋从让你五个子开始，后来还可以让你子吗？

胡：他大概还可以让我两三个子，到后来 50 年代我到北京去，他已经下不过我了。因为后来我得到刘棣怀他们的指导，水平要比崔云趾高了。我跟刘棣怀下升降棋， 因为当时也还是有彩头的，而刘棣怀的家境当时并不是太好，所以彩头对他下棋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我想就算他让我也让得不多，也不是说他一点都不让我。

何：20 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有个日本人叫山崎有民，您认识吗？

胡：我认识的，我在他家里下过很多次棋。山崎有民从前也请吴清源到他家里，吴清源能去日本他也是出了力的。

何：山崎有民也想把您推荐到日本去，是吗？

胡：没有，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他应该没这样想过。我家里在北京，我父亲是北平铁路局副局长，住在天津的十八号路，一个三层洋房，局长在南京，所以他是掌权的副局长，当然他的权只能到山海关，山海关以外是奉系控制的。

何：天津的李律阁也会下棋吧？我记得上次在电话里您就提到过。

胡：他很喜欢下棋。我是北平铁路局副局长的儿子，而且顾水如说我是个天才，所以他把我请去时是很客气的。

何：好像他还资助了一些围棋活动。

胡：对于他别的活动我知道的不多，因为我父亲做副局长一共只做了四个月，又生了一场肺病，然后就到南方来了。

何：您跟顾水如下过棋吗？

胡：我跟他下过很多次棋。我的脑子是可以同时考虑若干件事的，我对这些事都能抓住要点，不是说这个慢慢地讲，那个也慢慢地讲，我是很善于抓住很复杂的事的要点的。

何：这是不是也是下围棋非常需要具备的一种才能？

胡：那当然了，围棋从来不会盯住一个局部问题，只看局部就是没有全局观念，围棋必须要有全局观念。所以你说围棋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从前我认为下棋让我损失了很多钱，现在我认为围棋对我的帮助很大，这也是我思想发展很重要的一点。


03  留学生涯

何：您后来在 30 年代为什么选择去美国留学？
胡：我母亲当时的观点，认为所有人都到美国去了，回来后都飞黄腾达，她也希望儿子飞黄腾达，果然她的愿望也实现了一部分。我到了美国，一开始我的父母都不相信我，觉得这个小儿子什么事都不懂，可能要乱花钱的。所以我的父亲规定，我和我哥哥只能开一个户头，一张支票要两个人签字才能拿得出钱。我的哥哥比我大两岁，是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 1940 年毕业的，我是圣约翰大学 1940 年毕业，土木工程系。我的哥哥比我学得好，但是他到美国去，不像我在圣约翰大学受到的教育，我能够很快找到一个 Assistant（助理工作），那时候赚了很多，每个月可以赚 50 块美金。那时候美国刚过了大萧条，罗斯福上台恢复国民经济，到了 1940 年的时候，美国的大学生毕业一个月还拿不到 100 块美金。而我到了密歇根州之后，三个月就得到了一个助教工作，就可以挣 50 块钱一个月。我的哥哥只是用父亲的钱，不会用弟弟的钱，我倒是不在乎，有福同享嘛。但是我哥哥是拼命地省钱，结果他生了病。我不是那样愿意省钱，但是哥哥管着我，只是用父亲钱的时候我也瘦下来了。但是我三个月之后就赚钱了，那时候赚得多就吃得好了，我的身体马上就恢复了，营养也跟上了。等到我们都拿了硕士学位，我的哥哥却患了肺病。父母认为小儿子靠不住，结果小儿子变得靠得住了，还会自己挣钱。从此我在美国就一帆风顺，等到我回国的时候，已经做到高级工程师了，美国有一个标准的，它是分八级，我第五级的时候就是高级职位了，所以我回国以后，1956 年就评上了二级教授。可以说我一辈子都是挺顺利的，一辈子到处有朋友。
何：您在美国下过棋吗？

胡：在美国我下过棋，是跟一个无锡人下的，他是一个有钱人，抗战的时候跑到美国去的，我们算是朋友。有次我去看我这个下围棋的朋友，他就请我到一家餐厅吃牛排，是美国当时吃牛排最讲究的地方，都是吃半生不熟的牛肉，这个叫作 pound steak，即一顿吃一磅牛肉，但这个牛肉不要完全熟的，还要带血的。我吃不惯，我不吃生吃的，我要全熟的，但是也不好吃。在这个朋友那里我还认识了宋子文的小弟弟宋子安，他当时也在美国，和我朋友相识，我也见过几次，就认识了。
何：那时候在美国除了华人之外，美国人有下围棋的吗？

胡：不多，我哥哥 1934 年去的时候，是跟爱因斯坦的助手下过的，他可以赢爱因斯坦的助手，这个助手科学水平很高，但是围棋下不过我哥哥，我哥哥下不过我。
何：无锡那个商人的围棋是什么水平？

胡：一般一般。
何：那就是说那时候在美国没有什么高手。
胡：那时候我是出名的围棋神童嘛，所以我还在无锡的时候，他就专门请我到他家里下围棋，我们就是这样保持联系的。我到纽约去，不是为了去看他的，我到纽约是去开土木工程学会。那时候他们没有航空工程师可用，就用我这个土木工程师。我就可以住 Hotel New York（纽约大饭店）这种比较好的酒店。当时酒店房费是 5 块钱一晚，我那时候在 NACA 挣到了 500 块一个月，所以我也住得起 5 块钱一晚的房间，因为我到纽约去顶多就是十天。
何：您回国之后是怎么想到编《围棋通讯》的？
胡：我回国的时候有钱，就请过惕生、刘棣怀来下棋。因为当时 1 美金可以值 2 块袁大头，所以我还是挺富裕的。一些老的留学生回来，都穷得叮当响，可是我从美国回来带来 5000 美金，那就是我有 10000 块袁大头了，10000 块袁大头跟今天我们讲的万元户根本不是一回事，按现在来算，起码要值几百万人民币了。

何：《围棋通讯》当时一期能发行多少份？

胡：份数不多，我认识的人有限，我不会发行很多的。我请一个同学的哥哥专门帮我干这事，我给他 40 美金，等于说是赔钱的。40 块钱里面 20 块钱给我这个同学的哥哥，另外 20块钱给印刷单位，他们也愿意干。后来还印《围棋资料》，大概从 50 年代开始印，那时候管理不严，只要钱存在中国银行里，后来我觉得总是印下去而不是个事，所以就不印了，变成搞油印了，油印更省钱。本来我去过美国，历史问题已经够复杂了，回国后又交了各种各样的围棋朋友，我的历史问题变得更复杂了。譬如说，我认识不少国民党的将军和官员。


04  以棋会友

何：那国民党高级官员里面会下棋的多吗？
胡：很多。杜锡圭，是海军上将。因为我是围棋神童，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 60 岁，我大概是十几岁，他比我大 50 岁。所以我知道的围棋的事，在我的年纪上还要加 50 年。还有杨振宁，我不认识杨振宁，但是杨振宁的父亲是经常看我下围棋的。

何：杨振宁父亲会下围棋吗？

胡：会，但是下得也不怎么好。他叫杨武之，是北京大学有名的数学教授，本来数学和围棋很接近，但是他数学虽然好得很，但围棋比我差得远了。

何：杨振宁自己也会下棋吗？

胡：我不知道，我跟他的父亲是朋友，跟他不是朋友。

何：民国时期那些棋手您还见过哪些？印象比较深的。

胡：围棋界里差不多有名的人我都见过，我没见过的是少数。

何：他们都说您的棋是受新布局影响的，是不是？

胡：我当然受过他们影响。

何：中医对您的养生有什么影响？

胡：中医应该说是有非常深奥的道理的。有些病西医只是治标，开刀手术后过几年要复发，中医慢慢调理，虽然速度慢但是从根本上治疗的。

何：1952 年您还编过一本《围棋入门讲义》，是吗？

胡：这不是我编的，是别人编了之后算在我头上的。

何：这个是赵之云的《围棋词典》里面写的，那《围棋记录》是您编的吧？

胡：《围棋记录》是我编的，《围棋词典》里面是真真假假，混在一起。

何：《围棋记录》现在找不着了，是吗？

胡：现在不能说找不着，我发出去了 200 份，要全部被破坏是不可能的。

何：《围棋记录》大致有一些什么内容，您还有没有印象？

胡：主要是介绍日本的棋，那时候人们要知道日本的棋，唯一的方法就是《围棋记录》。

何：那这也是您自己出钱印的，是吧？

胡：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出资的，是每个人捐两块钱人民币一页印的，很多人都愿意支持。你看这个《围棋天地》。李钦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飞天九段路”，大概是第一个江西九段，从二段一下就“飞天九段”了。

何：《围棋天地》您现在也还在看吗？

胡：我几乎每一期都看，但是我都是看重点。

何：《围棋天地》这个杂志是您自己订的吗？

胡：我自己订的。我有订很多刊物，但是我看起来都快得很。应该说我看得最仔细的就是《围棋天地》。

何：您觉得《围棋天地》怎么样？

胡：我觉得《围棋天地》办到这个程度，对围棋的发展起作用肯定是主要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商业化的东西。

何：原来上海那里有《围棋》月刊，您看过吗？

胡：那些刊物大多还有过去的毛病——商业化，缺点是太保守，发展得很慢，而且寿命都不长，因为商业化就是有钱就可以发展，没钱就停止发展，再没有钱就关门大吉。

何：1949 年之后，您还经常下棋吗？

胡：下得还是很多的，等到我主要在西北工业大学工作的时候，我的围棋兴趣就保留在看棋上了，最近我又可以花很多时间看《围棋天地》。

何：您到西北工业大学是什么时候？

胡：西北工业大学实际上是西安航空学院变来的，我们是 1956 年搬来的，“西北工业大学”这个名字是 1957 年确定的。

何：那个时候学校里有人下棋吗？

胡：当然有，但是人家叫我下棋，我基本不下了。有一次是学校不让我去，第一次全国运动会围棋比赛，我当然可以去的，但是当时学校有个助理，他认为我在西工大的工作太重要了，不让我去参加这个围棋比赛。我的遗憾是，他的眼光太短浅了，我那个时候即便拿不到全国冠军，前六名还是有可能的。

何：那等于说 1949 年以后您就没参加过正式的比赛了。

胡：我参加过陕西省的比赛，30 年来陕西省没有人下得过我，但是陕西省围棋的水平是比较低的。

何：您什么时候才开始不下棋的？

胡：我下棋是有阶段性的。我小时候是天才，进了中学以后，我的父母叫我主要念书，他们管得很严，在学校里就是念书，不让我跟围棋发生关系。所以我进了中学之后就不怎么下围棋了，除了跟刘棣怀他们下下，后来又跟刘棣怀有些意见不一致，而且刘棣怀在上海也待不住了，所以 30 年代之后我下围棋就很少了。后来我就到美国去了。到了美国以后我在业务上发展了，所以我回来时就是高级工程师，顺理成章，1956 年我就成了二级教授，当时我是二级教授里最年轻的，当时的二级教授现在也没几个了。等到我的岁数大了，除了管学报之外，学校对我没什么要求了，我就很自由了，可以对围棋有兴趣，也可以对气功有兴趣，但是应该讲气功对我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气功我连今天都活不到。所以我这辈子都很顺。而且我还有一个优势，我可以不受时代的限制，我的思路还是很跟得上时代变化的。
何：我还想问问，在《围棋通讯》登的棋谱里，有您跟窦国柱下的棋，还有鲍殊明和胡检汝的。窦国柱是什么样的人？

胡：我对窦国柱没什么印象，鲍殊明也是，胡检汝倒是印象比较深刻。

何：他翻译过一本日本的书，叫《围棋布局要则》，他主要是做什么的？
胡：我跟他见面的次数很多。他是江西省建设厅厅长，也是个技术人员。

何：我这里有个民国时期棋手的名单，您看看哪些棋手跟您下过棋。

胡：我看看。跟我下过的有汪云峰、张澹如，吴祥麟可能没下过，跟潘朗东下过，范楚卿我没见过，王彦青我可能也没见过，朱叔庄我没见过，伊耀卿我没见过，段俊良（段祺瑞之子）没见过，陶审安我听过这个人。顾水如、刘棣怀、魏海鸿、雷溥华、陈藻潘、王幼宸、金亚贤、崔云趾、雷葆申、黄乘忱这些我都见过，下过棋的是多数。民国中后期的棋手，余孝曾我没下过，张恒甫我下过。吴浣（吴清源大哥）、宋温善、邵继廉我没跟他们下过，董文渊我跟他下过。

何：还想请问一下，您当年在美国发展得很好，为什么要选择回国？

胡：那时候我认为在美国发展是有限的，回国发展是无限的。我回国后先是到南京，到南京之后我就变成航空技术人员了，航空我是没有走正面道路的，我是走的土木工程的路，但是我可以做国内一个航空院校的学术领导，我想我做学术领导还是可以的，因为做领导最重要的是一种全局观念，这是我从小锻炼的，我下围棋就是善于抓住一盘棋的关键在哪，为什么一个人赢棋一个人输棋呢？赢棋的人就是具有全局观念。


05  棋手印象

何：您对过惕生、刘棣怀的棋风有什么评价？

胡：刘棣怀是中国传统的下法，他虽然后来也学了一点日本围棋，但是日本围棋的道理他是不怎么理解的。过惕生是懂得日本围棋的道理的，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围棋理论比较多，但是过惕生开头总是下不过刘棣怀，因为刘棣怀的中国传统的“杀”的本领太大了，后来他们两个就不分高下了，在全国运动会各得过三个全国冠军。


· 胡佩泉、刘棣怀六番棋（先二先）第一局，胡佩泉黑先半子胜
   民国三十七年（1948）六月二十七日弈于上海愚园路七五〇弄
三十一号甲徐润周先生宅

何：您对顾水如的棋有什么评价？
胡：顾水如是老前辈，这一点他是了不起的，但是年级大了，下不过年轻人了。他当时自称九段，还有一个魏海鸿自称八段，两位前辈因为岁数大了棋力已经不行了，老的不如新的一辈。现在又是强调得过分了，都是稍微大一点就说老了，这个毛病就是商业化带来的，老化简直快得不得了，更新换代太快了，会产生各种毛病。现在我觉得他们的商业化是有点做过头了，对围棋技术的发展带来长远的伤害要大于长远的利益。
何：您跟吴清源下过棋吗？
胡：我从来没跟他下过。他当时能赢日本棋手，是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道理懂得非常透彻。他下棋从来不考虑赢棋输棋，把我最好的棋下出来就可以了，赢跟输是不在乎的。日本人就是太在乎了，赢怎么样输怎么样，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顾虑太多了，所以日本棋手没有下得过吴清源的。吴清源有中国哲学很好的指导，也就是孔孟的中庸之道对他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
何：您看过他的棋，打过他的谱吗？
胡：我看过他的棋，多得不得了。我一直认为吴清源在围棋界确实是No.1，但到他出车祸之后就不行了，车祸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出车祸以后他就不参加什么正式比赛了，可是别人还承认他是围棋界最了不起的。
何：上海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做围棋文化、围棋收藏的，叫徐润周，您认识吗？
胡：那时候我在徐润周家里下围棋下得很多，他主要是一个围棋爱好者，后来他半路出家，围棋变成他的专业了，但他的专业选择得太晚了，要真的说在围棋界里突出，他还是不够的。我没和他下过，他只是支持围棋，在他家里吃过很多饭，但他的棋艺是很一般的。
何：还有个叫张恒甫的，您是不是跟他交往比较多？
胡：张恒甫有点商人的味道，他的棋也不是很高的，但也不错，下得不如董文渊。董文渊是有棋才的，可是他当时在社会上混太久了，沾染了不好的习气，不怎么受人待见。董文渊的围棋确实也反映出他的精神的，敢下人家从来不敢下的棋，没有什么是他不敢下的，很多人都承认董文渊的棋非常厉害，他的棋应该在张恒甫之上。
何：张恒甫是干什么的？
胡：张恒甫应该是个普通商人。
何：您跟董文渊下棋的胜负情况是怎么样的？
胡：我跟他下过很多，但是没跟他下过升降棋。但就棋力来说，应该说我下不过他。
何：后一辈的棋手，像陈祖德、王汝南他们，您见过吗？
胡：我没见过陈祖德，王汝南见过不止一次，在西安见过，那一次还来了聂卫平、马晓春、武宫正树，大概是“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的时候，具体不记得了。

何：西工大这里的老师有下棋的吗？

胡：我不太和西工大的老师下棋，因为他们的棋力和我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跟西安市的一些年轻人下过，还经常到靠近解放路火车站的公园跟那些棋手下棋。从西工大学报的角度来看，不能多谈围棋的，谈多了那就变成个围棋刊物了，它还是西工大的学术刊物，围棋的比例始终占很少一部分。没有一个人像我是可以代表一份刊物 60 年的，不但中国没有，全世界估计也没有。我现在还是现任主编，不是名誉主编。我是1955 年开始做主编的，华东航空学院的学报是 1955 年出版的，也可能 1954 年做准备工作时我就是主编了，至少1955 年没问题，到现在我做了 62 年的主编了。我觉得我一生主要的贡献还是做一个学术领导，围棋只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还是感谢围棋给我带来的影响。我们这次就谈到这里，马上就中午最热的时候了。
何：胡老师，非常感谢您的接待，还送给我们这么多的书和资料。下次来西安，再来看您。
胡：好的，欢迎你们再来。



                                                                                        ——2017 年 7 月 15 日

                                                                                        访谈于西北工业大学胡沛泉先生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