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中江书院：郑重藏书，兼及西艺

文如玉

吕俊龙在《芜中江书院史话》一文中说：“芜湖中江书院是后起的芜湖最早的书院，也是延续历史最久的书院，前后近140年。中江书院始建于清代乾隆三十年。”以此可见，该书院在芜湖市的重要地位。而对于该院的创始人，《史话》一文中又写道：“乾隆三十年，两江总督李世杰任芜湖道尹。下车旬日，即倡议地方商绅捐资创建中江书院，校址选在城外河南距道尹署不远的蔡庙巷。”

李世杰乃贵州黔西州人，他来到芜湖，感觉到当地的文风有所衰落，于是捐资创建中江书院。初建的书院因为规模很小，故几个月时间就已建造完成，为了使得书院能够长期办下去，李世杰还通过召集当地的好学之士，集资购买了一块土地，而后对外出租，以地租收入来作为办学经费。

初期创办的中江书院影响力不大，由于学生数量较少，故开办的前几年，各方面费用还足以支撑，但遇灾年，则会入不敷出。对于这种状况，张念一在《中江书院办学特点及社会影响研究》一文中有如下简述：“中江书院，地址在‘河南蔡庙巷内’，数月落成，规模很小，设施简陋；仅有在清朝既建立了宝晋书院，又建立了中江书院的李世杰这样的官员，拨给书院的塘地房租以及邑绅与好学之士集资购买的谢氏土地出租的收入为经费；开始，师生脩膳自给有余，但遇灾年歉收，书院便很困难；为此，乾隆三十七年（1772），道尹刘增游说诸郡守、牧令，争取社会各界的赞助，然而，所募经费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刘增便将书院归属芜湖县令管理，这之后书院面貌才焕然一新；咸丰三年（1853），中江书院遭遇了它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毁于战火。”

第一进院落的房屋

见到了室外机

然而吕俊龙所写之文则将芜湖道尹的名字写为刘墫，查相应史料，当时的芜湖道尹应是刘墫，而这个刘墫乃是刘墉四祖父刘棐的孙子。如此算来，刘墫应当与刘墉是堂兄弟，更何况，他们的名字均为土字边。

刘墫到达芜湖后，看到中江书院有些馆舍已经坍塌，于是他想办法筹集经费，同时将该书院归属于芜湖县令淡如水管理。将书院转为官办，至少在经费上能得以保证，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中江书院办得颇有起色，可惜后来的战争使得中江书院彻底毁坏。吕俊龙在文中写道：“咸丰二年三月，太平军攻入芜湖，书院毁于战火。此后十年，太平军与曾国藩的清军在江淮大地展开战斗。芜湖几经易手，战争频繁，民不聊生，重建书院更无从谈起。”

清同治二年，太平天国战争平息之后，徽宁道台吴坤修在原中江书院旧址之上重新修建起一所书院，然其将该院的名称改为鸠江书院。

杂草丛生的院落

吴坤修乃江西永修县人，他靠捐款得到了最低级的从九品官，而后派往湖南任职。咸丰二年，太平军进攻长沙，西王肖朝贵组织军队攻城，而吴坤修坚决抵抗，他开炮打死肖朝贵，为此立了大功，故被提拔为知县。他在衡阳遇到了曾国藩，之后他成为了曾国藩手下得力干将。曾创建湘军水师，吴坤修负责军械，后来屡历战功。湘西战事结束后，他率部进入安徽，与李秀成部队作战，因战功卓著被授予安徽布政使衔。两年后，他又担任徽宁池太广道台、安徽按察使，后来又做到了安徽巡抚之职。此后吴坤修又请假回乡补父母之丧假，同治九年，吴坤修又返回安徽布政使任，两年后他去世了。然他在安徽所作贡献为当地人所感念，其友方浚师《蕉轩随录》中评价说：“君为百皖福星，武能戡乱，文足经邦”。

正是在吴坤修的主持下，安徽的书院得以恢复，吕俊龙在《史话》中录有吴坤修为鸠江书院所写对联：

执鞭弭以事戎行，几经奋臂前驱，十年兵气销吴楚；

易壁垒而为学舍，从此掀髯仰望，一道文光射斗牛。

同治四年四月初六日，曾国藩给吴坤修写了封信，其在信中提到了剿捻之事：“豫捻之入东境者，由沂属窜至赣、沭。邸帅蹑踪追剿，二十八日闻陈国瑞已抵沭阳。此间协防清江之兵，树字营陆军、淮阳镇水师均已先后抵浦。续调长江水师援应，昌期于初五日督同张光泰等营起碇北驶，当足以资扼截。其西路窜近邳州者，调刘铭传等由六安、临淮进驻徐、宿堵剿。”而后曾国藩又在信中谈到吴坤修在安徽处决强盗：“上游盗风颇炽，尊处将芜湖抢犯正法，当可稍获安静。湾沚闻系盗薮，即饬皖南镇拿办。皖南抢劫之案层见迭出，前经札行炼渠伤属查拿。团防左营欠饷，拟积数月厘款了之。若各处遣勇悉能如此，岂不甚善！”

山顶院落

残破

以此可见，曾国藩颇为欣赏吴坤修的政绩，同时在这封信中，曾国藩也提到了吴坤修开办的鸠江书院所培养出的学生中曾有人考得了好成绩：“鸠江书院肄业诸生，上年乡试获中二名，足征振兴之效。兹复分廉开课，益卜蒸蒸日上，欣慰何如！园中平台仅揽三面，仍须更拓一层，则雨花台一带皆可望见也。”曾国藩在信中还请吴坤修继续扩建鸠江书院，以便让该院中的平台能够远望，以此说明，曾国藩对该书院的情况颇为了解。

同年，李文森由安徽按察使改任徽宁池太广道道台，此人执法严明，据说曾破案500多起，被人誉为小包公。他到达芜湖后，特意把行治安置在鸠江书院内，以此来表明他对书院建设的重视。李文森对鸠江书院的实质帮助，乃是他申请由皖南厘局拨银一千零五十两作为鸠江书院买地出租之用，同时他还在书院内修建了十几间房屋。经过他的努力，鸠江书院得以再次振兴。

同治九年，吴坤修再次返回芜湖任职，而此次他将书院移建在了城内梧桐巷。到了光绪初年，鸠江书院又改用中江书院一名，此时该院的学生已经有了两百多人，而中江书院再次得到了大发展乃是二十年之后的事情。

探寻

走向光明

光绪二十年，袁昶任徽宁池太广分巡道道台，甫一到任，袁昶就主抓教育问题，因为他倾向改良，故想通过教育来培养出更多的开放人才。他对中江书院的贡献主要有两件事，一是聘请汪宗沂任中江书院山长，当时汪宗沂名气很大，被称之为江南大儒，他是王茂荫的女婿，而王茂荫乃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汪宗沂学兼汉宋，他曾师从仪征刘文淇研究汉学，后来又从桐城方宗城研究宋学。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曾聘汪宗沂任忠义局编纂，袁昶慕汪宗沂之名，故高薪聘请其主中江书院。吕俊龙在文中收录了袁昶所写《关书》：

敦请

汪老夫子仲伊先生主讲中江书院岁奉不腆脩敬曹平肆百两膳敬捌拾两共肆百捌拾两正此订。

教弟袁昶首拜

汪宗沂在主持中江书院期间，撰写了多本著述，并以此作为教材，其中有《礼乐一贯录》《五声音韵论》《周易学统》等。而其所培养出的学生应以刘师培最具名气，关于汪宗沂的教学履历，刘师培在《汪仲伊先生传》中写道：“先生虽治经稽古，然志存济世，恒欲推经术施之用，以所学礼乐兵农之实补济世变。会试出常熟翁尚书同龢门。尚书谓人曰：汪某不凡才也。及合肥李文忠公督直隶，延聘入幕，条陈兵农诸政，并及北土蚕桑之法。以所抱莫克尽展，居五年遂辞归。曾主讲安庆敬敷、芜湖中江、本郡紫阳各书院。略仿胡安定分斋制，勖诸生以务实，士多兴起。”

而对于汪宗沂的学问，刘师培在该传的按语中写道：“先生覃研礼经，洞悉乐吕，克秉乡先生江、戴之传。若推学于用，则上法颜李，近与泾县包氏符。先世父称之曰：综贯六艺，自成一子，盖记实也。先生既受经先大父，与先世父先府君交谊尤稔，恒以事至扬州。师培方垂髫，嗜蓄古泉，因举莽布诸品相畀。继谒先生于芜湖，因备读所著书，克闻吕律大谊。今徽人宦京师者将举先生遗书上之，朝以传文相属，因述先生治学之大纲著于篇。”

居住环境

田园生活

为了改变中江书院的教学模式，袁昶在该书院开办了经谊斋和治事斋，为此他在光绪二十二年写了篇《中江讲院现设经谊、治事两斋章程》，袁昶在该章程的第一条中就讲到了本院师资定额以及书院中所设尊经阁的晾书规定：“讲院延聘主讲一位、掌讲授诸生训故、义理、经制、词章之学。仿菊坡精舍、学海堂例，额设学长二员。经义斋定额正课五名，附课五名。治事斋定额正课五名，附课五名。外用厨夫一名，门丁一名。院中大小事件，以及尊经阁抖晾书籍、借书还书，不许携出院门一步，以防散失。春秋祭朱子栗主及三祠，以及朔望行香，皆由学长会同监院之县学教谕谨念司事，呈明主讲办理。”

中江书院尊经阁的创始人就是袁昶，该阁为上下两层，上层藏书，下层祭奠先贤，为此他在章程中写道：“院中有尊经阁，阁上藏四库书，阁下恭设左、中、右正气、先觉、遗爱三龛，崇奉先贤朱子栗主，冠先觉祠之首。阁上藏书于甲乙丙丁四部而外，兼搜本地方志及乡贤著述，未呈进可传述者，以及象、胥、貉、隶之编，三岛四洲之志。近日津局、沪厂、粤局、京师同文馆所刻西学、方言、格致、化学、天文测算、云台仪象、水陆军操、机器制造、植物、商务、公法律例等书，教者授者先要识得何者为体，何者为用，要在正本以御末，不可骛华以绝根。”

从此条可知，尊经阁中藏书四部皆备，同时又将地方文献作为专题予以收藏，余外，袁昶还广泛搜集各官书局所刻西学著作，以此可见，袁昶观念之开明。对于他如何能够搜集到官书局所刻之书，这跟张之洞所撰《禀请督宪颁发局刻书》一文有直接关系，张之洞在此文中讲述了汉唐以来的取士制度，而后谈到道光初年阮元在广州开设学海堂，培养出众多有用之才的结果。之后他讲出了书院的作用以及书院藏书的价值：“夫欲培养人材，必倚学堂、书院为之根本。将来风气渐推渐辟，日计不足，月计有馀，大处著眼，小处下手，专门各肆，才谞奋兴，使功令求士，不致有临事乏材之叹，不致蹈有科无目之弊。此其立法似迂而实切，程效似赊而实急也。职道不学无能，至愚极陋，谬蒙委任，寄以监州一路，窃不自揆，前事有所师承，虽物力艰绌，规模未拓，不敢不以渐经营。虽骤变举业，恐駴物情，不能不因势利导。”

而后张之洞在该文中特意提到了袁昶所建中江书院，聘请名师以及建造尊经阁藏书的重要意义：“近于于湖中江讲院，稍稍延聘师长，招集生徒，使之讲艺精庐，抱经横舍。近新建尊经阁六间，修茸斋舍十余间。阁上置书库，以经费未敷，谨仿照阮公焦山书藏、灵隐寺借秋阁书藏例，凡古近丛刻经籍，募人捐送阁上藏庋。远近有好事者送书到院，由地方官专函报谢，酌送川资。至行省书局所刻群书，近且积油素、充栋宇、载杀青、汗牛马，拟分别禀请各省大府，请颁一分，请领员弁般运水脚费，由芜巡道出。或有私家剞劂，亦随时函募。使甲乙丙丁之部，月积之而渐多；左图右书之观，渐裒之而弥广。则寒士如皇甫谧，不须表乞一车；高流如沈驎士，且得移钞十簏。阁下则祀皖南先正，自朱子以下及江慎修、汪双池、程易畴、金辅之诸先生。朔望山长率生徒行礼，以广多士景行之资。是否有当，尚乞钧诲。”

张之洞说袁昶所建中江书院尊经阁总计六开间，楼上作为藏书之所，但因书院中原本没什么藏书，故袁昶到处募集，经过袁昶的努力，尊经阁中藏书渐渐丰富了起来，但张之洞考虑到各地官书局比如金陵书局、苏州官书局等刊刻了大量典籍，他建议让这些书局拨付一些给中江书院，以便让书院的学生读到更多的著述：“伏思金陵、苏州官书局所刻群籍，积累已多。皖南为宪台辖省，多士仰沐日月之光，得在陶甄之列，可否求饬下书局提调照颁一分，俾得请肄专门，务广见闻，庶免贻讥目睫，化文蛇为章甫，凿混沌以智囊。将使黄山白岳，咸戴观风整俗之仁；东箭南金，渐储拔十得五之选，地方幸甚。”

文如玉

正是这样的努力，使得中江书院的藏书丰富了起来，而袁昶特意将朱熹所撰《白鹿洞书院学规》张挂在中江书院的墙壁上，以便让学生们体味到朱子的良苦用心。同时袁昶还提到张之洞所撰《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的重要性，前者乃是告诉学子读书的重要性，而后者则是著名的目录学著述，因为张之洞认为不懂版本胡适读书，终究不得治学之门径。这个观念被袁昶所接受，所以他特意在章程中写明要让学生们读此良书：“书院壁间榜示《白鹿书院学规》，所以使学者体认朱子穷理居敬，铢积寸累工夫，由此入门也。至于整齐百家，分析门目，使人人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则近出之《輶轩语》为最简明切要，宜人置案几一本。语中分行、学、文三纲领，乃用保氏乡三物教人之古义，而又伤汪龙庄言吏治书体裁，将大段节目利病，一一爬梳。而又以《书目答问》举出人生必读与备查之书，部居系别，示人津梁。故言吏治莫善于《学治臆说》，言学术莫善于《輶轩语》也。近刻《经籍举要》，窃取斯义。故輶轩二书，学者不可以不刻心焉，久之自然造广大，又久之自然造精微矣。”

那么袁昶为什么在中江书院分设经谊和治事两斋，为此，他在章程中作了解释，他提及经谊斋主要是学经学、理学、词章、经制之学，而治事斋则分为史学、通鉴学、三通学、掌故学和时务学，对于后者，他强调说：“近屡奉朝廷功令，敕所在设立西学书院。现遵采西域专门之实业，镕入中夏大备之成规，斟核名实，别择精英，胪为八门。一曰算学（如代数学、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之类，西法由浅入深，当分年课之），二曰方言（孔子教人务雅言，绝不为语录支离蹇浅之谈，而扬子于《法言》《太玄》外，别撰《方言》；《周礼》有象胥氏，方言亦所必讲；《公羊》多齐言，非方言乎？诏求齐人能正读者张敞，非雅言乎？），三曰格致（汪双池先生《物诠》《计然万物录》皆格致书，光、化、力、重电气等学皆在内），四曰律法（中律密，西律疏，诏和吐蕃大招寺碑文字，及《三朝北盟会编》所载质剂要约之词，乃公法条约椎轮也），五曰制造，六曰商务，七曰水陆兵法，八曰舆地测绘。”

由以上可知，袁昶在努力培养洋务人才，以便让更多的国人睁开眼看世界。为此，他还订阅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所创办的《时务报》，以此来让学生们关心时政：“识时务者存乎俊杰。知古而不知近，则不通古今之变，谓之陋儒，乃井蛙拘方之士也。《易·大传》曰：通变者，趣时者也。史称因时为业，据势为资。时势之利病可不出户窥牗而知之，其惟读《时务报》乎？唐孙樵有《读邸报文》，曾文正每日以圈报一本，列入日课。今师其意；山长、诸生均月买上海四马路《时务报》三本，传观参究，以洗拘方一曲之陋，以药空谈时务之病。”

从以上这些都可看出，袁昶努力建设中江书院的良苦用心，从他的观念中得知，读书乃是改变人思想的最基本办法，为此他在光绪二十一年特意撰写了《中江书院募捐书籍并藏书规条》，因为书院经费有限，难以筹措到大笔资金购买典籍，故募捐书籍是颇为可行的办法，而他人的善举则不被书院所遗忘，故其在规条第一条中写道：“各处官绅诸公捐送书籍到院，即于书目注明送书人姓名，仿仙源书院例也。一俟书目积成卷帙，随时刊布，以示不忘诸公绩文劝学之至意。”

对于捐书者的属性，规条中也予以申请，其中首先谈到了官府颁书的登记办法：“各省大宪批准巡道禀并札行颁发各书局所刻经籍，由巡道出具领纸，派员弁往领归，分库庋藏。收书簿上即登明书共几部，系奉某省大宪颁发，以志名公钜德、嘉惠七林之意。”而对于官员和士绅所捐之书，规条中则写明：“远近官绅颁发捐送书籍，随到随登簿。官则注明某省大宪颁发，或某省某官捐送，绅则注明某地某甫先生捐送。暂不分四部目次，只论送到先后，以便随时刊布志谢。一俟积满四部十得六七，缥缃盈库，油素分门，然后再按六略、七录分类重编，以示诸生，分门肄习。”

对于尊经阁藏书的管理，规条中也有相应的规定：“经阁门平时出入锁钥，归一人管理。每逢课期，或钞古赋，（钞隐僻典故，习见者不钞，上千字者，午后贴出。）或查出处注于题下。书若积多，则一人不能兼顾，须添一人分任其劳，派定正办、副办，事有专责。若有遗失，惟正副办是问。”从规条中可以看到，尊经阁内所藏之书必须在阁内抄阅：“尊经阁楼下置有桌椅，欲观书或钞书者，只准在此阅钞，限至迟十日必缴还。一概不许携带出院，违者议罚。（无论官署世家，皆不得徇情面。）”

然而书籍的损坏却是中外图书馆共同头疼的问题，比如西方一些公共图书馆的藏书常被人用刀片割去书中精美的插图，有些名家的签名也被人裁下作为藏品顺走，而现当代藏书家也有人为了搜集名家签名，会将书里的藏书章剪下之事 想来袁昶也了解这种情况，故其在规条中特意写明：“诸生借阅，掌书者先将书页当面数清，如有脱页，即于书头上盖戳记。收还亦须当面过数，倘有缺损，须借书补钞。（恐有懒于照钞，将书撕下，或有忌人知之者，会课时尤宜防。）若妄加圈点批评，亦须面斥，以后不准借书。”

学生借书之时，书库的管理者要当面数清每一本书的页码，如果书内有缺页，则需要在天头上作出标记，而返还之时也要一页页地过数，如果有新的缺页，就要让借书人重新抄写一页补入书中。而袁昶在小注中也点明这条规定的原因所在：因为有人懒于一页页地照抄，于是就将该书页撕下。同时他规定借阅之人不准在书上作标记，违约者将取消借书资格。规条中又建议本院学生要自购一些常用书，比如一些重要的史书，当时价格很便宜，这是因为曾国藩在创建官书局时，其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文脉，故官书局所售之书基本没有营利。规条中举出了几部重要史书的价格：“《史》《汉》《三国》及各种类书，只准偶尔翻查，不准借出。四史局价甚廉（金陵书局《史记》钱参串贰百，《两汉》钱陆串，《三国》钱壹串捌百），须各置一部，或数人分买传观亦可。若类书一查即了，不必借出，且恐常有人来查。至于孤本、钞本，尤不准借。”

从这一条的后面可以看出，中江书院尊经阁的藏书质量不低，因为其中有孤本也有重要的钞本。以此可见，袁昶对于目录版本学颇为熟悉，为此他规定藏书中的孤本和钞本只能阅读不能外借，而他还让管理者要留意有人可能会用同一部书的普通版本来偷换尊经阁所藏善本：“院中书籍缘须盖用学印，以昭信守。如有古刻珍秘之本，阅者不得以近刻之本换出，如有更骛，罚从夺牛。”

中江书院处在安徽的芜湖，而该市在长江边，故当地的空气颇为潮湿，这种状况最容易使书生蠹鱼，故晒书乃必须之举。规条的最后一条就写明了晒书的次数：“每月，专管须开书厨晾风一二次。每年六、七月，专管者觅精细人晒书一次，晒后邀各首事清查一次。”

经过袁昶的努力，中江书院得以再次振兴，而该院的藏书也成为了当时书院藏书中颇具名气者。到了光绪二十四年，袁昶被调任陕西按察使，他还未就任之时又被改任江宁布政使。之后又调往直隶，不久被召入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同时年又授二品衔，又后授光禄寺卿、太常寺卿等，以此可见光绪皇帝对袁昶之看重。

光绪二十六年，山东兴起义和团，杀戮外国传教士，慈禧太后和端王载漪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打击洋人，袁昶上奏疏认为此事不可为。五月十二日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御前会议，袁昶颇为激动地讲述自己的观念，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徐用仪和内阁学士联元均支持袁昶的观点，光绪皇帝甚至握着许景澄之手而哭泣。十天之后，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随后，清政府向11国宣战，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开始围攻北京的外国使馆，袁昶又上奏疏力言此事不可，而载漪等人则令刑部尚书赵舒翘将袁昶等人下狱。此后不久，袁昶与徐景澄等人在菜市口被处死。当年年底，八国联军退出北京，光绪帝发布上谕，宣布为袁昶等人平反。为此，《清史稿》评价说：“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拳祸既起，忠谏大臣骈首就戮，岂独非帝意哉？观用仪诸人所论事势利害，昭昭如此，乃终不能回当轴之听，何其昧焉？世传大节，并号‘五忠’，不数日而遂昭雪，允哉！”

袁昶被斩的消息传到芜湖，山长汪宗沂闻讯大为伤感，为此他写了首《闻渐西袁公死党祸》之诗：

二百年来恩养士，几人抗疏震遐陬。

惨闻西市诛龙比，未见东郊保毕周。

即厢良言嗟已晚，得归正命可无尤。

圣僧庵外陈蘋藻，恸哭频惊士拥弓。

一代忠臣竟然就这样惨死，这足以令人唏嘘不已，而汪宗沂见事不可为，也随即离开了中江书院。

关于书院后来的情况，吕俊龙在文中简述道：“1898年，光绪皇帝下诏，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消各地书院，改为学堂。从此，书院与科举制度俱废。光绪二十九年（1903），皖南道台刘树屏将中江书院改为皖南中学堂，附设小学堂。”而张念一的文中则称：“1903年，中江书院易名为皖江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到解放前夕，学制、校名又几度变更，先后曾称为省立第五中学、省立第七中学、芜湖高级中学等阶段，1950年正式定名为芜湖市第一中学。”

安徽师范大学校门

汪华开车一路上山，停于此处

2019年5月20日，我前往芜湖寻访，其中一处寻访目标就是中江书院，本次的寻访得到了万卷书屋主人汪华先生的大力协助，而今日的寻访他特意请来了当地的爱书人许进先生以及《芜湖日报》资深记者郭青先生。郭先生对芜湖市的历史遗迹特别熟悉，他告诉我说，中江书院遗址其实处在安徽师范大学院内。

小山顶上有一处建筑

文保牌

当年的古物

人人有责

由汪华开车我们四人共同前往该校，汪华对此校颇为熟悉，他径直向院中后方的山上开去，之后将车停在了一个小广场上，而后我们步行走到小山顶。山顶上有一个老院落，其侧墙上钉着一块文保牌，上写“皖江中学堂暨省立五中旧址”，而旁边的介绍牌上则写明：“其前身是创办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的中江书院。”

由此入院

第一个回廊

第一进院落侧旁情况

沿着旁边的石阶进入院中，院内的建筑已经破烂不堪，从荒草蔓地的情况看，这里可能早已弃用。然而有一间房屋的外墙上还悬挂着空调室外机，说明这里仍然有人居住。这个院落的面积占地约有三四亩大小，院落内仍有向上的台阶。我在此拍照过程中，其中一个房屋内走出一位老先生，他推着电动车正要出门，许进和郭青迎上去向其打听情况。

遇到一位要出门的老先生

拿出红布包

证书1

证书2

讲述历史

这位老先生称此地近几十年是教工宿舍，但大多数人已经搬入楼房，然他仍然居住于此。对于书院的情况，老先生了解不多，他只是忙着给我们讲述自己的历史。老先生从书包内拿出一个红布包，里面有几枚军功章，他说自己是抗美援朝的功臣。而后他又拿出了一个小红本，老人打开后，让我们观看，原来这是“关于颁发立功证明书决定”，而落款则是“一九五三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之后他又拿出来了另一个证书，原来是1957年颁发的复原军人证明书。老先生向我们讲述着他的从业历史，他感慨于现在的社会变化，他讲述完自己想说之话后，骑上电动车直接向山下冲去。众人看他的行动太过生猛，于是纷纷劝他慢下来，老人在车上头都不回地说了一句：“没事的，我已习惯了。”

猫也在听

第二进院落入口

我们继续参观山顶的院落，而其中一个入口上悬挂着“山上7幢”字样，这应当是学校公布的铭牌。整个院落每向前走一进都要登上一些台阶，从这些石阶的斑驳程度能够看出均为当年原物。

楼栋号

由此穿入

老台阶

晾晒的衣物

山顶之上还有一些房屋，但每个房屋都上着锁，然而院中却晾晒的几件洗过的衣物，不知道是刚才那位老人所为，还是另有人在这里居住。我看到某个房屋的门上贴着“艺考专业，化妆团队”的宣传单，宣传单上还有二维码，看来这里近期还有人在使用，而宣传单的上方则有一张纸上印着“财源广进”字样，想来这是当年所贴对联的横幅。

财源广进与二维码

树木的遮挡看不到山下的江面

从院落的侧方可以穿出，山后则是密密的树林，郭青介绍说，透过树林可以看到长江。他的这句话让我想到了曾国藩给吴坤修在信中的所言，因为他提到如果将书院“更拓一层，则雨花台一带皆可望见也。”

由此下山

这里所说的雨花台，我不知道在芜湖的哪里，但曾建议吴更拓一层，想来就是小山顶上最高的这个院落。虽然我无法透过树的缝隙望到远处的长江，然而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用在这里倒很是恰当。虽然袁昶被冤死，但是他创办书院的胸怀却让人铭记，正是有这样的有识之士，才为中国社会培养出了更多的有用之才。仅凭这一点，这位先贤就永远值得后世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