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中胡适的老师杜威是什么人

文如玉

如果将我们的社会拉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最受欢迎的绝对不会是什么明星艺人，而是学者。如今明星的一两句话便能在社会上引发一场大的讨论，可在曾经的中国，只有学者说的话才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英文释义：教育并非是人生的预备，教育就是人生

其中的原因很现实，就是因为那时的中国需要变革，需要救亡图存。而西方的理论无疑是最有市场的，当时的许多大家，基本都有留洋经历，比如说民国大师胡适、“万世师表”陶行知、中国现代哲学奠基人冯友兰、 北大教授蒋梦麟等人，而一大批民国大师的师傅，都指向了一个人——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

其实仅仅去称呼杜威哲学家不太严谨，因为他的学术思想涉及科学、艺术、经济、教育、历史等，几乎是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奠基人。在当时，杜威被称为美国三大哲学家之一，而蔡元培则给他起了个应景的外号：中国的孔子。

在杜威生前，曾经是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时候还开辟了风靡一时的芝加哥社会学派，这个学派对后来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说提出的象征性互动理论，就认为人之所以形成群体，构成社会，都来自于相互之间通过符号进行的互动过程。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收了几个中国学生，其中包括胡适、蒋梦麟、陶行知。而且在1946年陶行知因为工作劳累去世时，远在美国的杜威联合教育界举行了陶行知追悼会，杜威任名誉主席，他曾这样称赞陶行知：“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

蒋梦麟则是后来北京大学的校长，抗战时期与梅贻琦、张伯苓共同主持具有“学府北辰”之称的西南联合大学。胡适则更不用详述，上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都清楚胡适的贡献。而就是这三个人，使得杜威访华有了可能。

1919年1月，杜威与夫人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收到学生的邀请，来日本访学，作为一名誉满全球的学者，杜威一踏进日本就受到各种礼遇，除了进行演讲，就是与各界名流进行交流访谈。

在此期间，日本天皇接见了杜威，并准备授予杜威一枚勋章，但是在日本呆了一段时间的杜威拒绝了，他发现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太盛，并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

而此时正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的陶行知知道自己的恩师杜威正在日本讲学，万分激动，并立马给杜威去了一封信，可是陶行知还是不放心，于是又联系胡适，在信中这样写道：“现在又有你欢迎的信去，我看杜威先生十分有六七分能够来了。”最终胡适又给恩师写了封信。

当杜威收到这些信时，心里自然是相当感动，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他，也对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有一些幻想。可是杜威面临的窘况是他的经费马上就要用完了。但马上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等正式邀请杜威，并为杜威提供资金。

1919年4月30日，杜威和夫人乘坐着“熊野丸”号轮船来到了上海，那天《申报》的新闻是这样写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自西京来电，于30日到沪》，并且评价杜威是“世界思想领袖，教育先导。”

而且在此之前，胡适、陶行知也东奔西忙，积极为杜威进行宣传，胡适为了宣传杜威的“实证主义”，提出了“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著名论断。

当胡适、陶行知、蒋梦麟从上海码头接到远道而来的杜威时，师徒几人似乎一下回到了曾经的哥伦比亚大学时代。

而来到中国之后，学生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后来杜威给女儿说起他当时的心情：“我得不停地演讲，以回馈他们。”所以之后杜威的行程十分繁多。作为一个美国人，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有很大差别，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胡适的翻译为这些演讲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杜威（前排右一）与胡适（后排左一）、蒋梦麟（后排左二）、陶行知（后排左三）、史量才（前排左一）

其中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赵元任的妻子，也是中国第一个留学日本的女博士杨步伟回忆起这件事时谈到，当时杜威做演讲时，她只是一个医生，根本不懂哲学和英文，所以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之后一位朋友告诉她：“你不用愁不懂这个那个的，有一位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做翻译，不但说得有精有神，而（且）说到一般人都可以懂哲学，并且他人非常漂亮，有风采，你非去听一次不可。”从中可见胡适的才华和颜值对于这次演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杜威来华之后，蔡元培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软磨硬泡，硬是让他同意让杜威请假两年在中国久居。在此期间，他也会见了很多政要，比如说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的林长民。杜威回忆，当时接待他的是林长民年仅14岁的女儿林徽因，对她的印象是“她在当地的一所英语学校接受教育，说着漂亮的英语，此外还是一个有天赋、有趣的女孩。”

之后又会见了孙中山，而和孙中山这次会面，杜威毫不客气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国民的弊端，他说：“中国人说起话来要比他们做起事来更为得心应手。”孙中山也只能尴尬的笑笑，用了“知易行难”这个中国古话做了回应。一方面侧面肯定了杜威的这一论断，另一方面也道出了改造的困难环境。

杜威在自己的家书中写道：“这个国家的座右铭包括‘谁知道呢’、‘就这样吧’。”在杜威看来，国人们多喜欢发表意见而不愿意去踏踏实实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道理知道的很多，可就是不想撸起袖子干。”

不过很快，杜威纠正了自己的这一思想，因为在这时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在他看来，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觉醒。

并且在当年12月，杜威发表了名为《中国人的国家情感》的文章，他在其中这样评价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

虽然杜威是美国学者，但是他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却毫不含糊。在他看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家长式”的，而这种政策只会使国际形势变得更糟，而且对于美国自身和远东关系都没有好处。

杜威尤其反对美国干预他国内政，他说：“国家应彼此互不干涉，而且给每个国家一个处理自己事务的机会。”

所以杜威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改革，而前提就是美国应停止干预中国事务，只有这样才能能够使一个国家健康成长。

在中国的日子里，杜威吃胖了，所以每天不得不起床爬山锻炼。而就在这时，哥伦比亚大学催促杜威回国。杜威对学生说，他已经将所有的通识课程全部讲完了，剩下的普及就是你们要做的事了。

在临走之前，胡适、陶行知等人在今雨轩为杜威夫妇践行，二人回忆起两年中国时光，颇有感触。杜威说：“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

杜威的妻子也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质的变化，并对中国做出了一番评价：“美国人从前总以中国为一大块黑暗的地方，五六十岁的人都作如此想，我从前也不敢前来，但是来了以后，觉得不然。暗室当中已经有了电灯，墙上挂着的许多美术品都因而看见了。”

之后，杜威夫妇在青岛乘坐“西京丸”号邮轮返回国内，在他们的行李箱中装载着中国丝绸等纪念品。1952年6月1日，93岁的杜威在美国纽约去世。后来杜威的女儿回忆起父亲说：“他这辈子除了美国，最爱的国家就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