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进入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中，全军上下一方面继续进行着重大军事行动（解放西藏和沿海岛屿、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剿匪等），一方面进行编制体制调整、组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制定与实施新的条令条例、开展扫盲文化运动，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许多方面基本上都是从零起步。《军官服役条例》与军衔制的实施，则是军队正规化举措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评衔步骤：紧锣密鼓，雷厉风行评定军官等级、实施军衔制度与《军官服役条例》的出台相伴相生。1950年9月4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建立各级干部管理部之规定》，指出军队干部先进行评级，以“作为实行军阶之基础”。1951年2月15日，总干部部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随即全军展开全面评级工作，至1952年底，全军上下从“军委主席副主席级”到“正、副排级”，评定9等21级。 1952年军队评级，为后来全军评定军衔奠定了基础。 1952年4月11日，总干部部出台《关于实行军衔制度工作的草案》，规定军衔等级为6等18级。 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指示》。2月17日，设立以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萧华为副主任的军衔实施委员会，由军委直接领导。3月，该委员会下设军衔审查研究组，对军衔等级设置进行专门研究。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出台。该《条例（草案）》中军衔等级分为6等21级。 中央军委实施军衔制度，先是计划于1953年完成。鉴于军队组织编制和军兵种组建等方面尚待落实，提出延至1954年实施，后再度延期。1953年9月18日，总干部部发出通知，明确于1955年实施军衔制。 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领导下，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总干部部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萧华，具体负责首次军衔的评定与实施工作。 1955年1月，总干部部向全军发出《评定军衔的工作计划》，军衔评定工作进入快车道。2月，经一届全国人大六次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签发的《军官服役条例》发布，条例对军官军衔的评定作了明确规定，将现役军官军衔分为元帅、将、校、尉4等14级。其中，元帅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两级，将官分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该条例成为随后实施军衔制的法律依据。 元帅、大将、上将人选，由中央军委提名；中将、少将人选及校级人选名单，由军队各大单位（各总部、各军事院校、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志愿军总部等）党委酝酿提名，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审定、批准，最后由中央军委定夺。 对于上将和中将这两级人选（从遴选到补授，最终确定234人），罗荣桓主持逐一研究讨论，有了问题随时向军委请示，然后由他拟定名单。少将人选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清、萧华等人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议解决。 1955年1月14日、15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座谈会，对元帅、大将、上将人选名单进行审议。这个座谈会至关重要，是军队高层对高级将领人选第一次集中审议。1月16日，彭德怀、罗荣桓联名将审议通过的《关于元帅、大将、上将问题的报告》上呈毛泽东。1955年9月之前，上将军衔以上人选名单和中将、少将人选名单在中央和军队不同层面进行讨论、调整，最终形成《将级军衔名册》。9月15日，彭德怀将名册呈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9月20日，总干部部印发《元帅、将官名单》。毛泽东签署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署名日期为1955年9月23日。国务院授予粟裕等将官军衔命令状，第001号，署名周恩来，日期是1955年9月27日。 评衔过程：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元帅标准与人选关于元帅标准，在《军官服役条例》中，对荣获大元帅者有明确限定，“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这种“最高统帅”的限定，就只能是毛泽东一人有此资格。元帅军衔的标准，一是“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此为《军官服役条例》之规定），二是“现任军委委员”(此为军委座谈会讨论时大家认可的元帅人选入选范围。在1955年1月16日彭德怀、罗荣桓提交的报告中，关于元帅人选“大家一致意见现任军委主席和军委委员”。显然，当时未进入军委、担任总参谋长的粟裕不在元帅人选之列)。 在《军官服役条例》中，明确授予军官军衔“应以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中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为依据”。“现任职务”在这里放在首位。 元帅共分两级：大元帅、元帅。其人选的标准归纳起来就是：大元帅，“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元帅，“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大元帅，创建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元帅，“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大元帅、元帅分别为现任军委主席、军委委员。 大元帅，毛泽东是唯一人选，毋庸置疑。那么元帅人选名单，则有邓小平、陈毅两人的变化。1955年8月17日，在中央军委第44次会议上，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还提出“陈毅、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同志今年是否授衔”的问题。姑且不论周、刘二人的授衔，看来当时陈、邓二人是否授衔也未“铁定”。到9月3日，罗荣桓、宋任穷、赖传珠、徐立清四人联名呈报周恩来、刘少奇的元帅名单中，表明“中央已决定现任军委委员之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同志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这里，军委委员“均授予”，陈、邓二人入选（1954年9月28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毛泽东和朱德以下11名委员组成，不设副主席、常委）。这11名军委委员，也就成为元帅军衔的不二人选。 从《军官服役条例》设置的大元帅等级和天津军需工厂精心制作的大元帅礼服与肩章看，在最初的授予军衔方案中，是准备授予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的。那么按照这种思路设置，对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有重大贡献、长期担任军队主要领导职务的周恩来、刘少奇，也是被考虑授予元帅军衔的。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人选最初应该是13名。只是以毛、周、刘三人党和国家最高一级领导人的地位，他们是否授衔，就不是军委座谈会所能审议，也不是彭德怀、罗荣桓所能提名的。这或许也是彭、罗呈报件中未有毛、周、刘三人名字的缘由。 9月20日，总干部部印发的《元帅、将官名单》中，已不见邓小平的名字，元帅为10人。有文指出担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最终能留在元帅名单中，是周恩来一再坚持的结果。《周恩来年谱》中，记载有1955年9月11日身在外地的周恩来打电话给在北京的杨尚昆，力主授予陈毅元帅军衔，指“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并举布尔加宁获苏联元帅军衔后也担任政府职务之例。 陈毅、邓小平是否授衔之所以有反复，是二人既有军委委员职务，又担任党或政府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二人的工作重心当时均不在军队。最终，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邓小平随后在中共八大上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成为中央核心领导层成员。 大将标准与人选大将的编制军衔标准，按当初的文件规定是对应“一级军区司令员及相当于该职务者”。不过，1952年军队评定级别时，作为一级军区的6个大军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军区）司令员后来均授予了元帅军衔；1955年授衔时，调整后的一级军区有12个，其中9个军区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衔，3个军区司令员为中将军衔。被授予大将军衔的10人，无论是在1952年还是在1955年时，均未担任一级军区司令员。笔者以为，除了资历与历史贡献，单就现任职务看，1955年授衔时大将们当时任职是相当于甚至有的是略高于调整后的一级军区司令员职务的，他们大都担任军委总部或军事学院、军兵种正职（部长、院长、司令员），还有身兼国防部副部长者。 关于大将人选，现在看来是有三个方案的（有备选名单），即10人、15人、22人。10人，是最终采用的方案，即后来人所共知的共和国10大将；15人，除上述10人外，另加上张宗逊、宋任穷、萧克、王震、周纯全；22人，在15人外另加许世友、刘亚楼、邓华、陈再道、杨得志、彭绍辉、王宏坤7人。最后，中央确定10人。 从1955年9月23日以前彭德怀、罗荣桓和总干部部上报的大将人选名单，如1955年1月16日彭、罗具名的《关于元帅、大将、上将问题的报告》，到9月15日彭德怀向周恩来呈报的《将级军衔名册》、9月20日总干部部上报的《元帅、将官名单》等，大将排名均按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顺序。这也是目前人们最为熟知的排序。只是1月16日彭、罗报告的大将人选名单中，在许光达之前还有张宗逊、宋任穷，许光达之后还有萧克、王震、周纯全，共15人。 军衔评定，考量是多方面的，这一点在大将人选考量中尤为明显。对人选的现任职务和军队职级，既作为评定军衔的主要依据之一，又充分考量其历史贡献。如果过分看重现任职务，那么大将中的徐海东、张云逸就有可能落选。因为当时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副总参谋长张宗逊都是强有力的人选。萧、张二人不仅现任职务高，解放战争中也是一级军区副司令员（萧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张为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所以，有文章指出，大将人选在考虑现任职务、品质、能力等条件后，“更强调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 在1955年1月军委座谈会上讨论和会后彭、罗提交的大将人选名单中，当时军中没有任职、正在休养的徐海东能排位第二，是实至名归的。这位窑工出身的大将，有“中国的夏伯阳”“徐老虎”之称，战争年代英勇善战，9次负伤，全身伤痕累累、左腿二等残疾，不仅率领红25军历经艰险、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还和刘志丹部一起巩固了陕甘根据地，该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最终的落脚点。在陕北，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还给刚到不久的中央红军送来5000块银圆，彭德怀感动地说是雪中送炭，毛泽东赞誉其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955年周恩来到大连看望休养的徐海东。徐海东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安慰道：“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张云逸，10位大将中年龄最长者。他不仅参与领导百色起义，任红7军军长，还担任过军委作战局局长、副总参谋长，新四军参谋长、副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在红军和新四军中职务是高于粟裕的。1955年授衔前，从广西军区司令员任上退下来的张云逸已经年过六旬，因病休养很长一段时间。这次授衔，军委自然没有忘记这位比刘伯承还年长的军中老将。 最终的10名大将，1952年评定军队级别时均为正兵团级以上者；而另外的5人、后加7人大将人选中，还含有副兵团级者。如此看来，提出的大将军衔后备人选，既没有像上面所说的只看重现任职务，也并非只考虑其军队级别，还有其他因素的综合考量与平衡（如战争年代所在各方面军、各野战军之间的平衡关系）。这也是值得指出的一点。 从现有各方面材料看，战争年代在军中资深职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或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滕代远（1928年与彭德怀一同发动平江起义后历任红5军党代表、红3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副总政委、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李先念（红军时期的师、军政委，新四军第5师师长，中原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红军时期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军政委，新四军第6师师长，华中野战军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邓子恢（1930年担任红12军政委，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华中军区政委，中南军区政委）、张鼎丞（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华中军区司令员）等也曾被考虑为大将人选，只是未明确列入大名单而已。 授衔命令授予元帅军衔命令，由毛泽东签署。元帅排名，按照1954年9月底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顺序。 大将以下将官军衔命令，按照9月27日周恩来颁发的国务院授予军衔命令，均标明每人时任编制职务，按编制序列任职排名。总参谋长粟裕排名第一，以下为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后方勤务部部长、政委黄克诚（按序列，国防部虽在总参谋部之前，但粟裕在总参为正职，黄克诚等在国防部为副职，同为国防部副部长、总后任正职的黄克诚与总政副主任谭政也如此），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军械部部长王树声，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徐海东、张云逸当时军中没有任职，名次排列最后两位。 在京的大将以下将官授衔仪式，于1955年9月27日14点30分在中南海紫光阁西侧国务院礼堂举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第001号授衔命令（共299名将级军官名单），周恩来授予到场的粟裕等9人大将军衔、萧克等31人上将军衔、徐立清等65人中将军衔、陈沂等76人少将军衔命令状。 在京的元帅授衔授勋仪式，于1955年9月27日17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授衔授勋命令，毛泽东向在京的朱德等7人颁发授予元帅军衔命令状。 无论是元帅还是大将以下将级军官，参加授衔仪式时，均着五○式军服，授衔命令颁布后，即换上佩戴军衔的五五式军装礼服。 辞授元帅军衔与申请降低军衔从笔者见到的各方面表述看，毛泽东辞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辞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罗荣桓、叶剑英提出降低为大将军衔。 在主动提出降低军衔上，叶剑英于1955年1月20日在彭德怀、罗荣桓上呈毛泽东《关于元帅、大将、上将问题的报告》上标注“我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 叶剑英获元帅军衔，无论是从军中资历、贡献还是现任职务，都是实至名归的。早在大革命时期，叶剑英就成为国民革命军师长、第4军参谋长，与朱德、贺龙、刘伯承一样都是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将军；加入共产党后，在各个历史阶段，长期在总部中枢担任参谋长，有“叶参座”之称。1954年6月19日，与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一起被增补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先前已任副主席的朱德、彭德怀、林彪一起构成中央军委的最高层。这种轮廓，实际上已为一年后评授元帅奠定了基础。 辞授大将军衔与申请降低军衔许光达于1955年9月10日向毛泽东写下请求降低军衔的文字，谦虚自言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微不足道：“不要说与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是贺龙的老部下。就资历与任职看，仅在红二方面军或一野中，高出许光达的也有几位。担任过红6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的萧克，担任过红军大学校长、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的张宗逊，担任过红6军团政委、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的王震都是职高资深之人。张宗逊、萧克、王震三人也都进入彭德怀、罗荣桓15名大将人选名单（巧合的是，张宗逊、萧克、王震、许光达四人均于1908年出生）。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后来评定正兵团级者为张宗逊、王震、许光达、甘泗淇、徐立清五人（陶峙岳未计入）。张宗逊为一野副司令员，甘泗淇为一野政治部主任，王震、许光达分任一野第1、第2兵团司令员，徐立清为1兵团政委；许光达为大将，张宗逊、甘泗淇、王震为上将，徐立清为中将。 
1 9 5 5 年国庆节，李克农、张爱萍、邓颖超、陈赓、刘亚楼（从左至右）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0年，许光达被中央军委选中挑起组建人民装甲兵的重任。此后近20年间，作为首任司令员，许光达为人民装甲兵的创建与发展殚精竭虑，作出巨大贡献。 许光达主动申请降衔是毋庸置疑的。但有文指出许光达在降衔申请未果之时，又递交“降级报告”，申请由行政四级降为行政五级，应与事实不符。 1955年授予军衔时，军队并没有执行国家行政级别，而是沿用1952年评定的军队等级。1965年取消军衔时，军队干部才改套国家行政级别。许光达为正兵团级，1965年改套为国家行政五级。那么10年前的1955年，即便许光达申请降级，也应该是申请从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级。所以，根本不存在许光达行政降级之请。至于许光达的行政五级，大多数正兵团级上将在1965年均改套为行政五级。 在授予军衔的将官中，笔者想就粟裕略谈一二。 粟裕，战争年代一直是率兵征战的军事指挥官，而且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出色。粟裕不仅善于谋略、用兵，而且极富远见卓识，总能提出自己的战略思考与分析，是全军公认的统领大兵团、指挥大战役的帅才。他指挥华中、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淮海战场上展现了出神入化般的指挥艺术，将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一一歼灭。1949年10月以后，粟裕作为人民解放军攻占台湾战役总指挥、准备入朝作战的东北边防军司令员人选，备受毛泽东器重。随后，粟裕出任总参谋长坐镇全军军事领率中枢。以粟裕卓著辉煌的战绩和备受垂青的重用，无论在授衔之前还是其后的几十年间，认为粟裕当授元帅军衔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实授大将军衔是评低了抑或是粟裕让衔之举。于是，“两让司令（粟裕曾主动提出华中军区司令员由张鼎丞出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由陈毅兼任，自己担任二人副职）一让元帅”，就成为传诵一时的佳话。 粟裕是否纳入元帅人选名单，迄今笔者还未见到正式文载。虽有老同志文章回忆说，毛泽东要给粟裕授元帅军衔，只因粟裕谦逊让衔而未授。但粟裕以什么方式让衔，还缺少直接佐证。1954年6月刘伯承等人补选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年9月新一届中共中央军委成立，粟裕既未被补选为副主席，也未于9月进入军委委员之列。从新一届中央军委11名委员看，此时粟裕在军中地位应是军委委员之后的第一人。前已有述，基于现任职务所限，粟裕并没有出现在4个月后彭、罗所列元帅人选名单中。邓小平未授衔，那么只授予10名军委委员为元帅，如此，战功卓著的粟裕列为大将之首。 不论是否让衔（笔者认为，当时元帅人选范围还未扩大到军委委员之外，应不会有让衔的可能性），还是囿于现任职务而最终未能入选元帅名单，粟裕虚怀若谷的谦逊风格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有体现，并为世人称颂。同时，评定大将也并没有减低粟裕在人民心目中“一代战神”的崇高形象。 另外，患病在身的徐海东辞授大将军衔，邓子恢、张鼎丞等也有表示辞授大将军衔。 辞授上将军衔与申请降低军衔在开国上将中，周士第绝对是资历深厚的一位。1924年就加入共产党、黄埔一期的周士第，早年出任过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参谋长、代团长，第4军第73团团长。南昌起义第二天就任叶挺为军长的11军第25师师长，陈毅为25师73团指导员，林彪为73团3营7连连长。南昌起义失败后，周士第退避香港，一度脱离了党组织。此后，担任过红15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解放战争中任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评定为正兵团级。 宋任穷，红军长征时担任军委干部团政委（团长为陈赓），1936年任红28军政委、代军长。1952年评定为正兵团级，1955年授衔前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在1955年1月彭、罗提交的大将人选大名单中居第11位。2015年，在一次采访中，宋任穷之子宋克荒说，父亲被评为上将，“实际上他是符合大将条件的，父亲曾主动提出降衔”。1965年军衔制取消时，当时任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改套国家行政四级。 李聚奎，年资也很老。有文章介绍说，评其为大将军衔，“资历上是够的”；1958年初准备补授李聚奎军衔时，鉴于大将名额“不便轻易增加，组织上正准备做李聚奎的工作，他就传来话：‘就低不就高，上将就行！’问题在高风亮节中迎刃而解”。 李聚奎1904年生于湖南，参加过平江起义，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时，担任红1军团第1师师长（当时1军团仅有两个师，1师师长李聚奎，2师师长陈光），所部乃是红军中主力之主力。谭政为该师政治部主任，邓华、杨得志、黄永胜作为其麾下团一级干部。不过，李聚奎在解放战争时期并没有像邓华、黄永胜、杨得志、杨勇那样指挥一个野战兵团征战，在西满军区担任参谋长之后便转入后勤领域，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任参谋长、副部长，1952年军队评级定其为副兵团级（李聚奎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依笔者之见，以此之级，1958年在李聚奎由石油工业部部长任上回到军队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而补授军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也是合适的。实际上，1955年1月彭德怀、罗荣桓上报的元帅、大将、上将人选名单，即便是22名大将人选名单中也没有当时还在军内任职、副兵团级的李聚奎。他是被列入上将人选名单中的。 担任总干部部副部长、负责军衔评授工作的徐立清，曾是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政委，1952年评定为正兵团级，无论是资历、贡献还是现任职务，理应是上将人选。但以身作则的徐立清还是说服彭德怀、罗荣桓，坚持降低自己军衔。徐立清也成为日后177名中将中唯一的正兵团级者。 评衔结果：综合平衡中的多样性在人民解放军将官队伍中，有叱咤风云、英勇无畏的战将，有艰苦备尝的巾帼英雄，有反戈一击、阵前起义的国民党军将领，有海外归国、献身军旅的华侨…… 独臂上将担任过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第1军军长、后成为成都军区首任司令员的贺炳炎，战争年代11次负伤，是著名的独臂战将（1935年12月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军医贺彪用木锯锯掉贺炳炎右臂），1952年评定为准兵团级，1955年荣获上将军衔，是上将中唯一的准兵团级者。 贺炳炎与彭绍辉，两位著名的独臂上将，一位失去右臂，一位失去左臂，解放战争中二人均在彭德怀麾下一野，分别担任第1军军长、第7军军长。 地域性很强、地区标志性代表人物开国将帅中，上将军衔的乌兰夫、韦国清是少数民族将领中军衔颇高的两位。1952年军队评定级别时，韦国清定为副兵团级，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一把手的乌兰夫未定军队级别。1954年，乌兰夫出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集内蒙古党政军职务于一身，作为地方领导干部又兼有军队职务，和阎红彦一样，作为个例被授予军衔。当时担任四川省委第四书记兼成都军区副政委的阎红彦，红军时期跟随谢子长、刘志丹等创建陕甘根据地，这次也被授予上将军衔。韦国清、乌兰夫、阎红彦，都是地域性很强、地区标志性代表人物。 陶铸、李井泉、曾希圣等人也都曾出现在1955年1月彭、罗上报的上将人选名单中。他们担任省委书记兼任军队职务，与他们情况类似的滕代远、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程子华、何长工、周保中、李先念、王世泰等一批与军队有较深历史渊源、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与地方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最终也都没有授予军衔。尽管总干部部对这部分“身份跨界”的领导干部设想过授予军衔、评定出军衔但不授予、授予预备役军衔等几种方案，但最终没有实施。 华侨上将和外籍将军出生于菲律宾的叶飞，正兵团级，上将军衔，是开国将帅中军衔最高的华侨将军。新中国成立后，叶飞在地方和军队都担任过领导职务。特别是在福州军区、海军，叶飞既任过第一政委，又担任过司令员，是萧劲光之后人民海军第二任司令员，可谓能文能武、能民能军。 洪水，越南籍，早年来中国在黄埔军校学习，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获少将军衔，是开国将帅中唯一的外籍将军。 起义将领在1955年9月授衔的3098名起义、解放的原国民党军军官中，原国民党军中将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1952年三人均被评定为正兵团级），成为荣获人民解放军军衔的3000多名起义、解放的原国民党军军官中军衔最高者。三人均为国民党军战将，陈明仁在滇西回龙山率部与日军大战，董其武率部参加长城、绥远抗战，陶峙岳率部参加淞沪抗战，都名扬一时。 1955年7月，董其武请杨成武转呈毛泽东一封信，提出降低自己军衔，说：“我过去有罪，不能被授予上将，至多当个中将。”随后，杨成武传来毛泽东回复：杨成武可以不当上将，董其武一定当上将！ 荣获上将军衔后，陈明仁激动地说：“我从军30年，还是第一次荣获上将军衔。我十分感谢共产党和解放军对我的信任和关怀。” 开国上将中，1892年出生的陶峙岳不仅是唯一一位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也是最年长的上将。 女军官授衔首次评授军衔时，李贞担任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1952年军队评级定其为准军级。当时，女军人大批转业，这也同样波及李贞。为此，18岁就投身革命的李贞特地给军委写信表示仍想继续留在军队工作。彭德怀在一次军委例会上说：像李贞这样的女同志，再有10个、20个，我看也可以留在军队工作。 1955年8月，总政治部干部部王宗槐、孔石泉专门就李贞评衔呈报彭德怀、谭政，指出综合李贞德才资全面情况，“评大校低了”，建议评为少将军衔。建议得到军委批准，李贞遂成为全军唯一的女将军。其丈夫甘泗淇上将也是一名老资格的政工领导，历任各级政治部主任直至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二人也是当年全军唯一的将军夫妻。 在女军人中，张琴秋是不能忘却的一个。1924年便加入共产党的张琴秋，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妇女独立师政委，是那个时期红军将士中任职最高的女红军、名闻巴蜀的红军女将。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地方的张琴秋担任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补授军衔1955年9月到1965年5月实施军衔制期间，除元帅、大将军衔未有补授者，其下将衔均有补授者。上将军衔补授二人：1956年1月补授王建安（1954年率领9兵团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因病在青岛休养，1955年因一些原因耽搁，延迟授衔），1958年2月补授李聚奎。 中将军衔补授二人：聂鹤亭于1956年补授，贺诚于1958年补授。 少将军衔，1955年首批授予798人，1961年以前补授15人；1961年后“开闸”，大校晋升少将，到1965年取消军衔前，由大校晋升少将547人。少将总计1360名。 1988年中央军委确定33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1994年又增加3人）。开国将帅中，元帅与大将20人均入选（上将以下将官无人入选）。 在战争年代牺牲（或其他原因身故）的叶挺、王尔琢、黄公略、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方志敏、刘志丹、董振堂、左权、彭雪枫、罗炳辉等，都是当年十分有代表性、英名远扬的军队领导人。他们虽然没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没能佩戴上元帅或是大将军衔的肩章，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或高级将领行列中，他们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们立下的卓越功勋，永垂青史。 应该说，在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国内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国家和军队在新的历史时期刚刚起步之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军衔制的实施几乎是没有犹豫，没有耽搁，从酝酿、考证、审议到60多万名军官军衔的最终评定，短短几年，可谓是一声令下，全军上下闻令而动、雷厉风行，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军队等级与《军官服役条例》出台、编制军衔确定、军衔评定全面展开，军服样式选定、全军服装服饰焕然一新……无不展现出领袖们决断的魄力与决心、军委领导强而有力、军队各级组织极高的办事效率，是权威性与组织性、纪律性与觉悟性的完美展现。 来源：《党史博览》2020年12期，作者张晖
| 
发表于 2021-3-12 14:06:27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