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清真寺
2007年7月3日,持续半年的“红色清真寺”僵局被人引爆,寺内宗教学校的100多名学生,突然对奉命监视的警察实施袭击,抢走了枪支和通讯器材。 警方在施放催泪瓦斯时,学生们开枪射击,双方随即激烈交火,至少有1名警察、4名学生、3名路人和1名摄影记者被打死,约150人受伤,大部分是附近居民。 当晚政府便实行了宵禁,装甲车将“红色清真寺”团团包围,直升机在上空盘旋。 在强大的压力下,1300多名男女学生向政府投降,“红色清真寺”的教长阿卜杜勒·阿齐兹·加齐(简称阿齐兹)男扮女装潜逃,被警方抓获。 巴前总理与接任教长的阿卜杜勒·拉希德·加齐(阿齐兹的弟弟,简称拉希德)展开谈判,穆沙拉夫甚至从圣地麦加请来宗教权威斡旋,但拉希德态度强硬拒绝投降。 7月8日,拉希德的支持者袭击了中国工厂,造成3人身亡、1人重伤的恶性事件,穆沙拉夫的专车也遭到了冷枪的袭击。 7月10日凌晨,巴政府下决心展开清缴,突击队员炸开院墙,与武装分子近距离枪战,枪声和爆炸声响彻城市上空,包括8名士兵在内的59人死亡29人受伤,拉希德在枪战中被击毙。 拉希德毙命并未让事件了结,数百名教士、学生及当地部落人士,在他葬礼上发出了“圣战”叫嚣。 7月13日,宗教政党“团结行动联盟”的主席,向国民议会提交辞呈以抗议。同一天,警方抓获3名武装疑犯,缴获用于自杀袭击的汽车。7月14日,一名自杀袭击者驾车撞向军车,造成24名士兵死亡,29人受伤。 “红色清真寺”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还要从它的建立讲起! “红色清真寺”(拉尔马斯基德清真寺)是位于伊斯兰堡中心的一座通体呈红色的清真寺,由大毛拉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于1962年创建。 创建“红色清真寺”时,巴基斯坦的首都刚从卡拉奇迁至伊斯兰堡,阿卜杜勒在选址时极有远见,将清真寺建在当地最主要的集市附近。 随着政府机关的不断迁入,“红色清真寺”成了众多政要、军官和情报人员的礼拜场所,在很多人心里留下浓重的“红色清真寺情结”。 不过“红色清真寺”的腾飞,还有赖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和军政府首领齐亚·哈克将军。 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巴基斯坦的地缘价值凸显,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美国与阿富汗圣战者处于蜜月期。巴基斯坦作为支援“圣战”的大后方,掌握着美国人、沙特人供应资金与武器的通道,也跟着走了一波流量。 在鼓动“圣战”的十年里,阿卜杜勒凭借与齐亚·哈克的密切关系,将红色清真寺打造成了伊斯兰堡最重要的“圣战”基地,下属的两所宗教学校,分别招收6000人的男学生和4000人女学生。 虽然阿卜杜勒积极招募兵源、培训战士,但他依旧属于相对温和的宗教人士,在更极端的教徒眼里,阿卜杜勒也是“怂包软蛋”,该被送去见真主。 1998年,就在“红色清真寺”的门口,一名枪手将满满一梭子子弹,全打在阿卜杜勒身上。 红色清真寺大毛拉、五个宗教政党的领导人,就这样挂在了墙上。 阿卜杜勒·阿齐兹·加齐(右二)
阿卜杜勒死后,儿子阿齐兹接过了老爸的枪(前面逃跑未遂那位),弟弟拉希德则成了最得力的助手。 在“红色清真寺事件”中,教长阿齐兹的态度还算软和点,拉希德才是最死硬、最极端的代表。 但在这哥俩的生活履历中,弟弟拉希德却长期是个对宗教没兴趣的边缘人物。 阿齐兹毕业于父亲的母校,巴基斯坦最大的宗教学府。 虽然他学识并不深厚,但在父亲的光环映照下,阿齐兹被人与“铁蝴蝶”贝·布托的独子相类比。 而弟弟拉希德从小就比较叛逆,更向往西方式的世俗生活。 他获得了伊斯兰堡阿里·真纳大学(以巴基斯坦国父名字命名)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在巴教育部任职,还曾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工作。 这时期接触过他的人,都认为拉希德是个很正常、很西方的年轻人,他甚至拒绝蓄胡须,这在巴基斯坦是件非常离经叛道的事情。
但1998年的一次出访,彻底改变了拉希德的人生经历。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阿卜杜勒在前往阿富汗会见塔利班首领奥马尔时,没带上“正统”的接班人阿齐兹,而是将“离经叛道”的拉希德带在身边。 在坎大哈,拉希德遇到了极端分子心中的“英雄”——奥萨马·本·拉登。 两人单独聊了一小时,不知道本·拉登这大忽悠说了什么,告别时,拉希德竟拿起拉登的水杯喝了一口。 这种异常失礼的举动,让父亲大感脸上无光。 但面色平静的拉希德却说:“从您杯子里喝一口水,安拉会将我变成像您那样的战士!” 从坎大哈回来后不久,阿卜杜勒就死在了清真寺门口,兄弟二人随即接手了父亲的事业,并在极端道路上越走越远。 必须要说,了解西方的拉希德,更懂得怎么搞宣传。 “红色清真寺”的网站,在他手里成了传播教义的利剑,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年轻人,都不畏艰险跑到伊斯兰堡来学习。 这也让“红色清真寺”进入了西方政客,甚至西方情报机关的视线。 就在兄弟二人将红色清真寺“经书+子弹”的路线发扬光大时,巴基斯坦的政局发生了剧烈变化。 随着“911”事件爆发,巴基斯坦政府的身份,从“帮圣战者打侵略者”,变成了“帮侵略者打圣战者”。 穆沙拉夫在美国压力下的无奈选择,让巴基斯坦宗教极端势力异常愤怒,很多清真寺都成了反政府思潮的扬声器。 阿齐兹与拉希德兄弟,也迅速联系上了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领导人。 “红色清真寺”从齐亚·哈克时期,帮着军政府搞民选领袖贝·布托和纳瓦兹·谢里夫,逆转为帮着巴塔搞穆沙拉夫军政府。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在这里有必要阐述一下巴基斯坦的国内政治版图,虽然巴基斯坦是个名义上的“伊斯兰教法国家”,但国父阿里·真纳始终都想将巴基斯坦,建成一个西方民主制的世俗国家。 但阿里·真纳不是纳赛尔,他手里没有一支百战百胜的劲旅,只能凭借威望,与地方势力寻求妥协。 结果,巴基斯坦成了一个西式总统议会制与伊斯兰教法的混合体。 在巴基斯坦建国后的三十多年里,伊斯兰宗教势力都相对温和,并未严重干涉国家治理,直到结出“抗苏圣战者”的毒瘤。 1979年12月,苏军悍然入侵阿富汗,为抗击强大的入侵者,鼓动宗教热情成了必选项。 作为阿富汗“圣战者”的大本营,巴基斯坦在长达十年的抗苏战争中,被极端宗教思想严重反噬,成了国内不稳定因素的源头。 1988年8月,总统齐亚·哈克遭恐袭遇难,巴基斯坦重回民选政府时代,但很快政治豪门布托家族和谢里夫家族便陷入权利斗争,为打击对手纷纷拉拢宗教人士,进一步造成了宗教势力做大。 等到1999年10月,穆沙拉夫推翻谢里夫上台时,国内宗教势力已成庞然大物,对政府指手画脚,俨然一副“国家管理者”模样。 正是在此背景下,“红色清真寺”事件发酵期间,阿齐兹兄弟嚣张跋扈,军政府反倒成了小媳妇,一味妥协退让。
在“红色清真寺”事件发酵的半年里,相继出了三个引爆点: 1月22日的政府拆毁非法清真寺事件(第一阶段); 6月23日的劫持中国人质事件(第二阶段); 7月10日的清剿行动及后续影响(第三阶段) 2007年1月,为应对严峻的反恐局面,巴政府拆除了从总统府到陆军总部途经的七座非法清真寺。 “红色清真寺”里的阿齐兹兄弟对此强烈不满,下属两所宗教学校学生,占领了一座国立图书馆以示抗议。 这次抗议行动成了此后各类行动的模板,女校学生冲锋在前,男校学生随后跟进。面对宗教势力强大的声浪,政府被迫同意出资择地重建清真寺。但“红色清真寺”的女学生,拒绝在重建完成前撤离图书馆。 首战告捷,并未让阿齐兹兄弟满意,他们开始囤积枪支弹药,在清真寺周围设置岗哨,由学生军负责把守。 3月27日,由学生组成的纠察队,开始捣毁音像制品店,并绑架了3名妇女,指称其经营妓院。 政府随即下令关闭了“红色清真寺”非法建立的广播电台,阿齐兹则公开宣布建立宗教法庭,同时警告政府不要对学生有任何敌对行动。 4月9日,红色清真寺宗教法庭裁决巴旅游部长违反伊斯兰教法,因为她在法国参加慈善跳伞活动时与男性教练拥抱庆祝。几天后,巴旅游部长被迫递交了辞呈。 5月19日,清真寺的学生绑架了四名执勤的警察,要求政府释放11位被捕的清真寺支持者。 在第一阶段博弈中,西方媒体基本保持了支持政府的论调,尤其对政府关闭红色清真寺网站表示欢迎。 但从6月23日开始,西方媒体却迅速转向。 6月23日凌晨1时,三十名红色清真寺的激进学生,分乘三部汽车袭击了一家伊斯兰堡的中医针灸诊所,绑架了九人。其中包括一名中国男性和六名中国女性,学生指责诊所从事人类最古老的交易。 中国驻巴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涉,17小时后,人质获释。 穆沙拉夫总统在随后的讲话中,称其“针对一个长期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是可耻的行为”,“当中国国家主席打电话要求保护在巴工作的中国公民时,感到非常尴尬”。 但对此事件,西方媒体却异口同声地指责中国,“向一个主权国家施压”,完全不在意清真寺的学生,根本不能代表政府行使拘捕和审判功能。 劫持中国人质事件后,巴政府开始加强对红色清真寺的监控,特警开始参与巡逻任务。
下一个阶段,就是文章开头的枪战事件了。 7月3日首次枪战爆发后,政府对红色清真寺周边实施宵禁,要求学生投降。 但同时,巴政府也宣布投降的学生可在公立学校接受免费教育,并提供5000卢比(约合83美元)的返乡费用。 在不断有学生走出清真寺投降,阿齐兹也被抓获的情况下,拉希德却不允许学生离开,准备用妇女和儿童作筹码与政府军周旋。 在媒体云集的现场直播中,显示清真寺内依旧有很多人质,家长们发狂的焦虑迫使政府要和平解决危机。 穆沙拉夫安排了好几拨宗教人士,进入清真寺与拉希德谈判,但均未能达到预期结果。 军队攻入清真寺展开清缴后,事件并未平息,安全部队寺内发现了数封“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扎瓦赫里的亲笔信。 本·拉登也在录像带里叫嚣复仇,他称穆沙拉夫为“异教徒”,而在“基地组织”的信条里,“异教徒”人人皆可得而诛之。 此后“基地”、“阿塔”和“巴塔”公开走上了武力“倒穆”的道路。 从7月开始,巴基斯坦爆发了数十起自杀式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直到12月27日,回国参选的贝·布托遭袭击身亡。 阿卜杜勒·拉希德·加齐
“红色清真寺”事件后,巴国内政党也调整了宣传导向。 本来坚定支持穆沙拉夫的穆盟(领袖派),将口号从“巴基斯坦第一”,调整为“伊斯兰第一,巴基斯坦第二”。 贝·布托所属的人民党,也不再号召支持者对抗宗教极端势力,极力避免发生正面冲突。 穆沙拉夫的主要政敌纳瓦兹·谢里夫,也突然软化了对极端主义的强硬立场,公开谴责对“红色清真寺”的清缴行动,甚至将其宣传为穆沙拉夫执政期的三大错误之一。 “红色清真寺”事件后,巴主要政党明显的态度变化,是穆沙拉夫黯然辞职的重要原因。 “红色清真寺”事件,对所有国家都有借鉴意义! 宗教没有自我约束的能力,任其蔓延必然会影响国家运行!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才是宗教发展的正途!
参考文献: 《红色清真寺里的枪声》_李敬臣; 《谁引爆了红色清真寺事件》_梁慧; 《中国大型城市宗教冲突管理——以巴基斯坦红色清真寺事件为鉴》_黄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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