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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后不久，渡江总前委就开始制定上海战役计划。 一、解放上海，要在政治上进城战役发起前，粟裕考虑到上海是我国第一大城市，攻打这样的城市必须慎之又慎，所以他特地给毛主席去了一封电报，阐述自己对上海战役的初步构想，并询问军委的意见。 毛主席与朱老总、周副主席在接到电报后召开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解放上海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仅要在军事上进城，还要在政治上进城。 会议精神传达到渡江战役总前委，陈毅和粟裕对“政治进城”的指示格外重视，此前我军从各地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了接收大军，准备和平接收上海，但城内的国民党军负隅顽抗拒不出城改编，和平接受的计划看来是实现不了了，那就只能武力攻城了，军委的电报来的非常及时，指明了武力攻城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政治影响。 5月10日二人赶到了丹阳，陈毅向三野各部队指挥员讲话时强调： 在上海搞一件坏事，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要把自己的行动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汪伪比较一下，谁是为人民的？我们野战军是“野”，但在城市里不能“野”。 
陈毅宣布完作战计划和入城事宜后，粟裕对指挥员们说，解放上海可以参考天津模式，但两座城市又不完全一样，天津可以以武逼和，但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打坏、打烂了，将来会非常难办，所以我们既要爱护战士的生命，又要最大限度保护上海的楼房，这是“瓷器店里捉老鼠”。 总而言之一句话：既要打城市攻坚战，又要尽可能地把上海完整地接收过来。这是个难题，哪怕是叱咤风云的粟裕也深感头疼。 二、钳制吴淞，暂缓攻打市区粟裕此前设想了上海战役的两种打法： 一种是长春模式，也就是围而不打，把敌人困死。 这种打法显然不合适，因为上海市有600万居民，围城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极大不便。另一方面，敌军有出海口，我们却没有制海权，所以围而不打，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敌人跑了，老百姓还要遭殃； 另一种是天津模式，也就是以武促降。 这种打法也不合适，因为上海不同于天津，一旦我们从苏州河畔突击，上海势必会被打坏、打烂，到时候重建难度很大，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在上海大打出手，与中央和总前委定的作战基调违背。 于是粟裕又设想了第三种作战方案，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钳制吴淞而暂不攻打市区。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封锁敌人的退路，切断敌人的海上交通要道，敌人为了保护这条逃生通道，势必会与我军在吴淞开打，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以逸待劳，调动、吸引敌人来与我们决战。以此达到消灭敌人的同时，最大限度保存上海城市建筑完整这一目标。 但这样做也有坏处：敌人在吴淞附近修建了四千多个堡垒，如果在此决战，我们会付出更多的牺牲，这将是一场非常艰苦的堡垒攻坚战。 在与军委反复沟通，与总前委的其他同志反复商议后，粟裕决心采取第三种打法，即在吴淞地区与敌人决战，尽最大可能地保护市区的建筑，使之不受到损害。 对此，粟裕的具体部署是： 甲、十兵团（欠三十一军）并指挥二十六、三十三军，附特纵炮五团、炮六团并工兵一个营，应首先以主力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租借敌之出口船只运输，其余应分割歼灭昆山、安亭镇、太仓、嘉定地区之敌，尔后即控制该带阵地，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九兵团会攻上海。 乙、九兵团（欠三十三军）并指挥三十一军附炮四团，应首先以一部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沿线阵地，断敌由沪向东向南之逃窜退路，并割歼嘉善地区之敌，其余主力视机控制青浦、松江（均不含）以西地区，尔后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十兵团会攻上海。 
战役第一阶段，我9、10两兵团贯彻“最大限度保全市区完整”的原则，严禁各部队使用火炮和重武器，即便这样还有部队发射炮弹轰击楼房，上级得知后，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敌人在市区外围修建了大量的地堡，还在道路上铺设了铁丝网、埋了地雷、在高楼中布置了大量的机关枪阵地，他们叫嚣要把上海变成“东方凡尔登”。 由于不能动用重武器，解放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尤其是28、29两军，有许多在济南战役、渡江战役中获得荣誉称号的英雄连队，这些部队损失都不小。 经过约10天的激烈战斗，解放军攻占了月浦、吴淞、虹桥机场等重要阵地，敌人见大势已去，便将残余部队收缩到苏州河北岸，准备做困兽之斗。敌军并没有如粟裕设想那样在吴淞与解放军决战，解放军还是必须攻进上海市区，这样一来一个新的难题又出现在粟裕面前，时任27军军长聂凤智遇到的问题正是当时部队普遍遭遇的难题。 三、“资本家的楼房就那么重要？”多年后，已经从南京军区司令员岗位退下来的聂凤智，在自己的回忆录《战场——将军的摇篮》中谈了苏州河北岸的那场战斗： 由于上海建筑物密集，人口众多，为了尽可能减少战火对城市的损坏和对市民的伤害，我们采用“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竭力避免逐屋逐楼、一街一巷同敌人争夺。 为了把上海从敌人手里夺取过来，完好地交给上海人民，三野和军党委早就下达过“禁令”：在上海市区战斗中只准使用轻武器作战，一律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 前沿的干部战士们，一张张烟熏火燎的脸庞，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饱含着激愤和期待，有个爆破组长左臂受伤，他一见到我就说：军长，下命令吧！三包炸药，保管把对面那座楼炸飞！ 这位爆破组长说“对面那座楼”，就是著名的百老汇大厦，可现在却成为敌军的堡垒，造成解放军攻击部队很大伤亡。战士们都充满了怒火，纷纷表示要打掉它，然后把红旗插到上海市中心去！ 
聂凤智意识到大伙的情绪出现问题了，这比军事进攻受阻更值得重视。 聂凤智召开军党委紧急会议，想听听一线指挥员们的想法，与会的不少同志是刚从火线上下来的，讲话“火药味”很浓： “我们是在打仗，又不是演戏，哪有不准用炮火的道理？” “军长，两发炮弹，只批准两发炮弹就行了！” “目前看，只有牺牲苏州河北岸这个局部，才能最后消灭敌人，保全上海的整体。” 会议进行到最后，一位急性子的同志拍案而起，怒目圆睁，他说：“我倒要问问军首长，是爱无产阶级的战士，还是爱资产阶级的楼房？是我们干部战士的鲜血生命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 这句话让会场陷入沉默，聂凤智吸着烟，思考良久后说： 同志们，我们争论的焦点不是战士和楼房哪个重要，第一位的问题是苏州河北岸有上百万人民群众，一炮打过去会伤亡多少人？ 不开炮，我们要多伤亡一些战士，开炮了，会伤亡多得多的人民群众。爱战士和爱人民群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作为人民军队的指挥员，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优先考虑的都是人民的安危。 我们为解放上海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吗？再过几个小时，我们把楼房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人民了，我们没有任何权力破坏它，必须尽最大努力保全它。 
聂凤智耐心地劝说，让火气冲天的一线指挥员们冷静了下来，大家都认为确实应该改变战斗方式。 最终27军党委定的新计划是：在苏州河正面佯攻敌人的同时，将一部分主力拉到侧翼迂回包抄，抄敌人的后路，同时与上海地下党展开联系，发动政治攻势，争取国军第51军军长刘昌义战场起义。 聂凤智亲自和刘昌义通电话，最终刘昌义同意了战场起义，但也友善地提醒了聂凤智：驻上海的国民党军除了51军外，还有青年军和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我指挥不了。 聂凤智思考了一阵，认为前一阶段攻势很猛，部队伤亡过大，现在马上就要打进市中心了，不能让一只脚已经迈入新中国门槛的战士们再牺牲了，所以最后这一战还是智取为好。 智取市中心的命令下达后，各部队的战士纷纷请缨要求当尖兵，最终突袭敌人指挥部的任务落到了235团7连指导员迟浩田身上。 
迟浩田带着两个战士从下水道摸进了敌军的师部，没费一枪一弹就闯进了敌人的心窝，俘虏了一名上校副师长，同时迫使三个营的敌人缴械投降，不久后迟浩田的这个战斗小组被授予一等功，一战成名。 市中心的敌人听闻副师长被捉，纷纷作鸟兽散，聂凤智在得知小分队行动成功后立即下令：全军进城！ 由此，27军成为了第一支进入上海市区的解放军部队，按照战前粟裕下发的《关于城市政策的通令》，5月26日，聂凤智向27军全体官兵宣布了三条纪律： （一）入城部队一律不许在城里买东西，香烟和日用品也不行； （二）部队不许在城里吃饭，全军官兵的饭菜，全都从郊区运进市区； （三）为了不惊扰上海市民，替换作战的部队就睡在马路两侧。 
四、上海战役的三个特点上海战役从5月12日发起，到5月27日大军进驻上海市区结束，历时16天，我军歼灭、俘虏上海守敌共15万，这场战役的主要特点有： 首先，他是我军打的最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 上海是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是国民党军最为顽固的反动堡垒，所以攻打上海，是对我军城市攻坚能力的一场“大考”，但因为不能使用重武器，所以我军付出了三万官兵伤亡的代价； 第二，他是“军事服从政治”的典型战役 军委考虑到上海的国际地位和攻打上海的政治影响，多次向指挥部发来电报要求文打，不要武打，因为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党和军队，要看看我们怎么接管这座东方大都市。不允许用重炮的命令限制了我军的发挥，不少部队因此损失很大，怨言颇多，但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这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战斗过程中，上海地下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解放多年后，一向惜字如金的粟裕，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特别提到了地下党在这次战役中的作用，他说： 在上海解放中，他们做了大量艰苦扎实的工作，是我军解放上海的坚强内应。 战斗发起前，他们对上海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分布作了周密的调查，绘制成图送给了我军。 攻城战斗发起后，他们组织了工人护厂，学生护校，保护公共财物，维护社会治安，积极支援上海的解放斗争，使上海在攻城战斗中没有停电，没有停过自来水，电话局照常工作，成为战史上的奇迹。 本文作者：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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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8 11: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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