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稚石：安徽的“第二个陶行知”

文如玉

　              　      皖中参议会参议长金稚石

　　金稚石提议吕惠生率领下建造的沿江大堤为“惠生堤”

           43年，皖中参议员代表19大会部分参议员合影。前排左七为金稚石

　　                    当年的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徽章

　　                     金其安老人为我们讲述祖父传奇一生

　　金稚石（又名金性畲），1888年出生于无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时期曾任皖中参议会参议长，解放后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特别是在抗战的关键时刻，他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新型学校——王村学堂，为皖中抗日根据地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干部。有人评价说，王村学堂犹如晓庄师范。而他也被誉为“安徽的第二个陶行知”。日前，60多岁的金稚石的孙子金其安老人为我们讲述了祖父一生的传奇经历。

　　普及教育是第一要务

　　祖父于1888年8月6日出生于无为城一个书香门第。童年时，祖父读的是私塾，尽是曾祖父教的四书五经，做八股文、试帖诗。1906年，祖父就读于无为简易师范，1907年求学于芜湖皖江中学。

　　当时同盟会创办的《明报》同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之间展开了一场是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论战。祖父关心双方的论战，逐渐接受同盟会的观点，时常和同学们交换看法。1910年考入安庆巡警学校，学校中同盟会活动十分活跃。祖父积极投身于反清活动。

　　辛亥革命爆发后，淮上起义军进军无为，祖父不顾家中反对，积极参加迎接活动，招致曾祖父的不满，双方发生激烈争执。不久祖父离家赴上海担任家庭教师，自谋生路。积蓄一点钱后，于次年考入安庆江淮大学，就读于法律别科。

　　五四运动时期，祖父通过接触《新青年》、《觉悟》等报刊，眼界大开，思想发生急剧变化，认为要使民主得到发展，必须普及教育，因此决定从事教育事业。1920年，他在无为县光明小学任教师，开始了教育生涯。3年后，又在开明士绅王试之家所在的东乡王村任教。30年代初期，祖父兼任无为县立中学老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祖父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知识投入到抗日救国中去。他到无为中学担任教师，同时在王家北园私塾任教。祖父在北园开始了新的课程，如新文学、数学、自然科学等。他指导学生阅读《拓荒者》、《向导》、《狂人日记》、《女神》等进步书刊，启发学生爱国意识，唤起学生抗日救国的热忱。

　　创办“晓庄师范式”学校——王村学堂

　　1940年6月，日军攻陷无为城，祖父和家人逃往城外，后来定居东乡王村。那时生活极为艰苦，住的是临时搭起的泥草屋，睡的是土坯垒起的床，衣食不全。然而祖父却借用人家堆放杂物的旧草屋，于次年办起了一所新型学校——王村学堂，为皖中抗日根据地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干部。祖父当年在王村的学生、福州教育学院院长王春生回忆说：金稚石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是课堂”的教育理论，注入新观念，增加新内容。新就新在他认为当时最重要的“生活”就是抗战，最新的社会就是共产党、新四军领导的根据地。

　　祖父让每个学生准备一条扁担、一个算盘、一支笔，教学之余，自己身体力行和学生一起劳动，赤着脚挑东西。有人嘲讽说：“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祖父听之泰然，捋须自得其乐。他还编了几首歌谣，让学生传唱，其中有一首扁担歌，歌词是：“小小扁担不简单，百斤重物它承担；吃苦求学不忘本，头枕扁担读书忙。”他常说：“吃苦是做人的秘诀，苦到哪里做人进步到哪里。”

　　当时，祖父在教学上的难题是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年龄差别大。学生中有儿童，有小青年，甚至还有结过婚的。针对这种情况，祖父按文化层次分班教学。在学生中实行小先生制，以大带小，以高带低，但所有的学生都要按时分批轮流到祖父的方桌前围坐着听课。这样确实保证了教学质量，却累坏了祖父。他从早到晚，没有上课下课之分，很少得到休息。为了让孩子们听得懂，学得快，记得牢，他以“临老吹鼓手”的精神，学地理、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然后自己动手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

　　祖父除传授各方面文化知识外，还突出了“抗日”这个重大课题，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和《整顿三风》等文献作为教材。王村距临江坝、神塘河等处日伪据点较近，甚至长江上日军的巡逻艇和据点的探照灯都能清楚看见，日伪军经常下乡“扫荡”，祖父常常带着学生们出村躲藏。敌人走后，又回村上课。他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向学生们传授文化知识和宣传抗日道理。

　　抗战时期，无为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学金稚石，武学戴安澜”，把祖父与抗日殉国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戴安澜并列，作为乡梓学习的楷模。他当年的学生、南京市老干部局局长王绪仓回忆道：“经他教育的近百名学生一批又一批地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国许多地区的党、政、军和文化教育部门都有他的学生。其中在军队中担任师以上职务,在地方上担任厅局领导,在教育界担任大学领导的就有好几十位。”

　　教育救国思想的转变

　　1941年5月新四军第七师成立，开辟了皖中革命根据地。组建无为县民主政府时，邀请祖父参加民主政权负责教育工作，祖父欣然同意准备前往。不料生了一场病，未能去成。1942年2月中共皖中区党委决定成立皖中参议会。参议会是民意机构，是抗日战争期间党团结各阶层人士的一条重要的纽带，也是广大爱国人士表达自己意愿的场所。7月25日至28日，无为县参议会在恍城召开，会议邀请和县、巢县、庐江县、桐城县代表参加，经过共同协商，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民主选举产生第一届皖中参议会。祖父以全票当选为议长。一大批在地方上有声望，能反映民意，拥护抗日政策的各方面人士被选为参议员。皖中参议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这一时期祖父的思想有了根本的变化，从一心教育救国，逐步转变到以民主革命为己任。他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这是我政治生命的开始。”

　　当时祖父一边在王村学堂教学，一边配合新四军七师党组织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在参议会上讨论各项提案时，他总是从维护党和群众利益出发，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共同抗日。他还经常在皖中区党委机关报《大江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论调。

　　在今天的无为，有一段大堤名为“惠生堤”。这个名字已用了七十多年，而且一开始并不叫这个名字。这个堤的命名还与祖父有关呢。无为黄丝滩新堤落成后，在参议会上祖父说：“吕惠生为皖江行署主任，政绩卓著，为大堤建成呕心沥血，功劳很大。我提议把大堤命名为‘惠生堤’。同时‘惠生’二字含有惠及民生的意义。”这项建议得到大会一致通过，并报七师党委同意。从此“惠生堤”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顾全大局，决定撤出皖江、皖南、苏南等8个解放区。皖江行署秘书长郑曰仁根据七师党委指示，派人通知祖父随部队撤退。祖父从梦中被喊醒，在灯下读完郑曰仁的信，马上斩钉截铁地说：“天亮就走！”

　　第二天，祖父拄着手杖，穿着黑色旧夹袄，戴着帽子，不时将齐胸的美髯。准备上路当时，周新武同志还送给祖父一件棉衣，以便路上御寒。有人问祖父：“家中如何安排？”他说:“组织上已送了一笔生活费，妻子去女儿家住，小儿子准备去解放区……”七师政委曾希圣拉着祖父的手说：“金议长，你年纪大了，留下来做保卫家园的工作吧！”祖父坚定地说：“没关系，身体还可以，和大家一道走。”曾希圣怕他吃不消，指示用担架抬，发现担架不好，又吩咐换一副。但祖父坚持大部分时间拄着手杖，走在行军队伍中间。实在累了，才躺在担架上歇一会，只要体力一恢复，又徒步走。祖父说：“我不能成为大家的累赘，走路也是锻炼。”年迈花甲之年，离开了妻子儿女，坚定不移地追随革命，对所有撤退人员都是一个鼓舞。到了路东,就是苏皖解放区，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来人迎接七师部队。在盯胎县黄花塘军部驻地大会堂召开干部大会时，祖父和谭震林、曾希圣等领导同坐在主席台上，华东局组织部干部科长温仰春讲话时特别提出：“向不辞劳苦随军撤退的金稚石老先生致敬！”

　　加入共产党

　　1945年10月29日华中地区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大解放区的区参议会、行署负责人及各界人士在淮阴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统一机构，成立苏皖边区政府。随后祖父参加苏皖边区参议会的筹备工作。11月苏皖边区参议会成立，祖父被选为驻会参议员。

　　1946年夏季，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重兵进犯华中解放区。华中军民予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力部队北上，党政机关也随之转移。祖父当时随着黄河大队从淮阴到涟水，又到山东。祖父后来回忆说：在撤退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注意路旁的水塘，准备万一敌人追上来走脱不掉，一头钻进水里，也算革命到底了。

　　队伍过了黄河之后，才住定下来，学习中央文件和参加当地土改。在冀南故城参加土改学习时认识到：“非无产阶级出生的小知识分子，只有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才能解放自身与更好的进步，也才能真正地为劳苦大众服务！”下决心写了入党申请书。华东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和祖父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鼓励他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1949年6月，祖父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批准祖父入党的会议上，曾希圣同志说：“金稚石同志，旧社会是一个穷教员，参加革命受到锻炼，在革命遇到困难的时刻，相信党的事业必胜，坚定地跟党走到底，是难能可贵的。”

　　全国解放后，祖父被选为皖北行署委员，先后担任合肥女中、合肥第二初级中学校长，1953年调省文史馆，1954年当选为省人民代表，1955年被推选为省政协常委，1956年任省博物馆副馆长，1958年起任省政府参事室主任。

　　1965年9月23日，祖父因患胆结石与世长辞。入院不久，他自知病情严重，立即口述一份遗嘱，自愿故后开刀将胆囊取出献给省立医院作治病参考，遗体付诸火化。祖父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和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他关于教育方面的理念和行动，更无愧于“安徽第二个陶行知”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