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粟裕战争回忆录》

老八路

参加学潮

　　二师那时已经有了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学生思想活跃，学校政治空气很浓，两个营垒的阵线也很鲜明。

　　二师的学生大体有两类，分属两个阵营。一是富家子弟，他们家里有的是钱，平时随便挥霍，大都参加“体育会”组织，是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一是不富裕家庭子女，他们求知欲旺盛，对社会现状不满，投考师范图的是学校供应伙食，上学期间吃饭不花钱。他们对富家子弟的所作所为很反感，参加的组织叫“学生会”，以后又成立了“救国义勇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我当然参加后一派组织。

　　当时学校的党团组织都是秘密的，同学们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青团员。以“学生会”为一方，以“体育会”为另一方，两派斗争相当激烈，几乎是事事针锋相对，处处互不相让。但一般同学当时并不知道那些斗争都是党团组织领导进行的。学校进步组织活动的或起或落，两派斗争的或胜或负，除了同我们自己所采取的策略是否正确有密切关系外，更决定于当时国内时局的变化。在党团组织领导下，我们秘密传阅进步书籍和刊物；自己凑钱购买枪支弹药，准备迎接北伐军，特别是一九二六年春反对开除滕代远同学的斗争，影响比较大，后来被称为“二师事件”。

　　滕代远比我早入学，他在二十四班，一九二四年已在学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事情是这样引起来的。湘西桃源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每年要从周围二十九个县里招收六十名学生。按惯例，每县录取两名，共五十八名，余下的两个名额，留给二十九个县中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是说，各县除了可录取两名合格的学生进二女师学习外，还有机会把剩下的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名额拿到手。二女师的校长家乡观念很浓，一九二五年二女师招生的时候，他把这两个最优秀学生的录取名额都给了他家乡的县，选送的学生当然不可能是最优秀的。这样引起了学生的公愤，爆发了学潮。二女师全体同学为此而罢课了。

　　我们二师进步同学得到这个消息，派滕代远作为“学生会”代表，悄悄前往二女师表示支持。二女师校长是国家主义派，对滕代远的来到，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却马上给我们校长写了一封信。二师当时的校长也是国家主义派，同二女师校长一样狡猾。他对来信未置一词、未批一字，让校役贴在学校的“公布处”。信的大意说，贵校滕代远君，代表贵校“学生会”，于某月某日光临敝校，鼓动学潮……

　　国家主义派控制的“体育会”立即兴风作浪，又是召开所谓“全校学生大会”，又是“一致同意”作出“决定”，开除滕代远学籍，罪名是“藐视校规，败坏校誉”。校方马上认可。这时滕代远还没有回校。

　　学生会”方面的同学坚决反对，宣布“体育会”召开的大会不能作为全校学生大会，“决定”当然也就无效。我们采取了三顶措施：一是要滕代远赶快返校；二是请桃源第二女子师范派代表来我校声明，滕代远是以个人身份到二女师去看朋友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代表常德二师去鼓动学潮”，那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诬陷；三是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让二女师代表参加，说明真相，并宣布以前的“决定”无效，恢复滕代远学籍。

　　我们按照已经公布的时间、地点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国家主义派的校长、教员一看形势不妙，都悄悄把办公室一锁，提前下班回家了。

　　全校学生大会会场设在理化教室。理化教室对面有一座二层楼房子，楼上是“学生会”的办公室，楼下是“体育会”办公室。“学生会”、“体育会”都不过是对外活动用的名称而已，“学生会”办公室实际上是党团办公室，“体育会”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国家主义派办公室，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全校学生大会，双方学生几乎都到会了，都作好了充分准备。这既是一次辩论大会，双方都力图充分掌握有关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和学校现行规章制度的根据，准备在辩论中驳倒对方。但又充满着全体会战的火药味，双方都暗中准备了木枪、木棒、红缨枪等体育器械，集中了石头、砖块作“弹药”，准备大干一场。会场气氛相当紧张。

　　辩论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体育会”坚持要开除滕代远学籍，“学生会”坚持要恢复滕代远学籍。辩论很快升级，到了白热化程度，由动口发展到了动手，最后棍棒交加，石头对掷，双方从理化教室的会场打到了对面的二层楼房。

　　国家主义派一个姓郑的学生，在混乱中迅速从一楼跑到二楼，想冲到“学生会”办公室去。显然，他是有政治目的的。“学生会”一个叫陈德型的同学守在二楼楼梯口，他见那个姓郑的学生来势很猛，马上端起红缨枪拦阻，却一枪刺进了那个学生的胸膛，顿时鲜血流淌。国家主义派学生借机大喊大叫：“学生会杀人了!共产党杀人了!”

　　这场斗争，本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同情滕代远和反对开除滕代远学籍的，不仅是我们左派，还有大批中间派学生，人数上我们占了压倒的优势。

　　结果，我们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被人家抓住了，还给搞去一份有四十一个党团员名单的登记簿。包括滕代远在内的这四十一名学生，很快全被学校当局开除了。我那时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活动，但还没有入团，名单上也就没有我的名字，幸而留下来了。

　　滕代远离开二师以后，经常德党组织介绍，到长沙与中共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先后在平江县和长沙近郊区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和省农民运动协会特派员、农民协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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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省立第二师范

　　在常德，我找到了一位远亲的堂叔，他好象就是湖南省立第二师范的教员，堂婶在二师附属小学教书。靠着这个关系，我进了常德第二师范附小，插班在高小三年级读书。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环境，对我来说可又是一个有着充分自由的新天地，我从此完全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和种种烦恼，可以安安心心读书了。当时，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想到离家求学的不容易，想到自己的抱负，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发愤读书。

　　高小毕业了，但是我还进不了二师，因为二师下半年不招生。我考进了常德一个名叫平民中学的学校。平民中学校长是教会学校毕业生，特别重视英文教学，每周四十几堂课，英语课和用英语教的其他课程竟有三十一堂之多。我是一点英文也没有学过的，所以学起来非常吃力。

　　用“如饥似渴”飞“如痴如呆”这八个字来形容我那时的学习劲头和情况，我看是很恰当的。学生上课的教室，就是课外的自习室，上课听讲的座位，就是课外自习的座位，我除了上饭堂吃饭、上厕所大小便外，几乎整天不离开座位。我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只是同座位前后左右的四个同学打打招呼，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阅读、书写和做作业上。这样念了两个月，竟害了一场大病，咳嗽吐血，头发也掉了，大家都管我叫“癞痢头”。究竟得的是什冬病？我也不知道。解放以后进城了，检查身体，医生说我肺上有钙化点。我想或许初到常德读书时得的重病就是肺结核吧。当时既没有打针吃药，更没有条件进医院，就是凭着年轻力壮，在床上躺躺，也就抗过来了。从此以后，我吸取教训，不敢死读书了，身体一恢复就注意锻炼，先是短距离跑，后又长距离跑，每天早晨风雨无阻，总要跑五千米左右，还经常打篮球、做体操，身体渐渐健康起来了。

　　我的性格也变了，逐渐变得沉静起来，爱思考问题。社会的现状，祖国的命运，人生的意义，青年的责任……我都在思索，只是找不到答案。有时我独自一人抱着一把月琴，拨弄着琴弦，陷入沉思，感到苦闷和彷徨。

　　一九二五年春天，我终于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师范，成了二师的正式生。学校的班次是按入学先后排的，当时全校有好几百人，一九二五年招的学生全编在二十七班。

　　我在二师念书的时候，国民党已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积极准备北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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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走

　　有两件事直接促成了我的出走。

　　那时会同县城里驻扎着北洋军阀的一个连，连长姓卢，平时神气十足，县太爷都得听他的话，成了会同县城的太上皇。卢连长手下有个班长，姓周，是个中士，大家都管他叫周中土。周中士在城里还有公馆，他和他那个老婆都成了城里了不起的大人物。

　　那时，乡下人到城里做生意，摊子就摆在路旁店铺门口，什么柴草啊，蔬菜啊，粮食、花生、香油、豆油的。卢连长那个部队出来，排成四路纵队，不顾街上人多路窄，总是旁若无人地横冲直撞，把做生意人的粮食挑子、蔬菜篮子、素油罐子随便踢翻，弄得粮食，蔬菜撒了满街，豆油、香油淌了一地。老百姓恨透了这个卢连长和这支横行霸道的队伍。我们学生看到当兵的这样欺侮百姓，都很生气。为了出这口气，我们放学和外出也照着样子排成几路纵队，手挽手地朝前走，有意识地去碰卢连长的那个四路纵队，去撞那些兵。久而久之，卢连长的兵就同学生结下了仇，而且越结越深。

　　有一次，城隍庙广场唱戏，这里看戏是没有座位的，大家都站在广场上。那天我们学生穿的都是蓝长袍子、青马褂子。卢连长的兵就站在我们前面。这已经使我们讨厌和窝火了，偏偏有个当兵的还大模大样地登上一张长凳，挡在大家前面。这样大家更气愤了。

　　“拉下来！拉下来!”学生们高声叫喊。

　　那个兵竟充耳不闻，还是站在凳上大模大样看他的戏。

　　学生们给惹怒了。那时我们一个个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可真是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几个学生冲上前去，一齐动手，把那个兵从长凳上拉了下来。那个兵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举起长凳动手就打。双方在广场上交手打了起来。

　　广场顿时秩序大乱。不知谁叫了一声：“土匪来了!”戴白边大沿帽的保安队慌慌张张朝天放了几枪。人们吓得四散乱跑。

　　赤手空拳的学生同士兵斗下去，显然是要吃亏的。于是，大家在混乱中乘机跑回学校，把校门紧紧关上。那个士兵所在的排觉得丢了面子，排长下令追赶我们，还要强行闯进学校抓人，被姓卢的连长阻止住了。从此士兵和学生的仇恨结得更深了。那个排长扬言，以后见到我们学校的学生就要打，就要抓，就要杀！

　　有一天，在一条巷子里，我们学校的一个同学被士兵扣留了。

　　士兵审问：“你是不是高等小学的学生?”

　　那个同学见势不妙，机灵地撒了个谎说：“不是”。

　　士兵见他穿得破旧，不象个学生模样，把他放了。这个同学跑回学校一说，全校的走读生都紧张起来，不敢回家了。全体学生一致决定罢课抗议。学校有位姓杨的教算术的教员支持我们的行动，鼓励我们坚持斗争到底，煞一煞这些当兵的威风，还说闹出祸来没有关系，他在省城有朋友，可以帮忙。这样一来，大家闹得更凶了，都用木枪、木棍装备起来，还进行操练。

　　学潮闹大了，县太爷不得不出面调停，两头说好话。卢连长的队伍作了保证：不打学生，不抓学生，不杀学生。一场不小的风波平息了。但是，谁知道这些当兵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不能不有所防备啊。于是，这以后就有一些学生离开会同到外地去了。我觉得这是个离家到外边去求学的好机会。而且，经过这一场斗争，我产生了“自己搞队伍”的念头，想到外面去闯一闯，搞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带回来狠狠地惩罚卢连长那支作威作福欺侮老百姓的坏队伍。

　　会同县每年都要招考几名学生，送到常德县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去参加正式考试。考上的就是二师的正式生，读书、吃饭都可以不花钱。正巧这年县里的考期到了，择优录取两名。我报考被录取了，我决心要成为第二师范的正式学生。

　　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女性，她很喜欢我，对我求学急切的心情还能够理解，但对我离家外出总是不放心，舍不得我走。

　　那天县里发榜了，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对妈妈说：“我要到常德去念书!”妈妈看了看通知书，沉思了一会，迟疑地说：“现在外边不太平啊，等到外边太平了再出去念书也不晚呀！”

　　我觉得母亲这样回答，实际上是答应我出去念书的。我也没有再给父亲说，就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日离家上路了。到底是年轻没经验，没有把路费筹划好。我步行一百一十里到了湘西水陆码头洪江，要在这里乘船去常德，才发现买船票的钱不够，只好给家里写信要路费。我在信上表示：如果家里不给我寄路费，我“讨米也要走！”。父亲、母亲见了信上“讨米也要走”一句话，都急了。父亲立即给我写信，答应给我筹集路费和学费，要我回家“从长计议”。

　　我接读父亲来信，感到言辞殷切，就离开洪江回去了。但我担心回家以后父亲会扣留我，所以在离家还有十来里的地方住了下来，再给家里寄去一封信，告诉我的地址，要求家里把学费和路费送来。

　　父亲接到这封信，便派哥哥赶来接我，并转达他的诺言：一定筹足路费、学费，让我离家求学。这样我才放心地回到会同，回到父母身边。

　　家里为我凑了一笔银洋，大概有几十块，作为我的路费和学费。父亲还郑重其事地请来了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特地给我送行。那一天，父亲很动感情，流下了眼泪，没想到我离家后，他不久便逝世了。

　　我又回到了洪江。因为沿途土匪多，洪江下水的船都是一帮一帮走的，要凑上近百条才一齐开船，船上还有军队保护。我在这里等了一个多月，才乘船沿沅江而下。沿途两岸悬崖峭壁尽是风景名胜，什么孔明放灯的地方啊，孔明放兵书的地方啊，我极目远望，尽情欣赏，觉得心旷神怡，有一种冲出樊笼的快意。大约是在三月，我终于到了常德，可是考期已过。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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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蒙

　　会同县当时教育事业很落后，孩子上学都很晚，有时十七八岁了还在念高小。

　　一九一三年我刚满六岁，也许是家里见我成天弄棍舞棒太野了，提前把我送到私塾读书去了。我在私塾大约念了二三年，教私塾的先生是一位年纪很大的堂伯伯。教学方式完全是口传口授，先生念一句，学生跟一句，背熟为止。课文无非是《三字经》、《百家姓》一类带韵的启蒙读物，还念过《中庸》，也背过《诗经》，至今我还可以背诵一点。

　　一九—八年，家乡一带闹土匪，那是“经济土匪”，有天晚上，土匪到了离我们村子三四里的地方，把我堂叔家只有几岁的儿子抢走了，后来带信说要给多少钱才可以赎回，留孩子一条命。

　　这一下可把我们全家吓坏了。很快，全家从我出生的枫木树脚村搬到了会同县城。我也因此离开私塾，先是进县里的“模范小学”，后来转入“高等小学”

　　(即现在的小学高年级)读书。小学的功课比私塾广得多，也有趣得多，国文、算术、绘画、体操、唱歌、修身等课程，我都有兴趣，唱歌、笛子、洞箫我都爱学，各门功课的成绩还过得去。可是，我在高小二年级读了二三年，一次次留级，就是升不上去。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原因是很简单的。父亲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封建地主式的接班人，见我念了几年私塾，又读了几年洋学堂，觉得我有出息有本事了，就要我来管家、记账，认为不毕业也足以够用了，常常要我请假不到校，留在家里管这管那。不听课，不做作业，这怎么会不留级呢!

　　家庭帐并不复杂，但很繁琐。每天，收入多少钱，支出多少钱，给我多少钱，买菜买油买肉用去多少钱，都必须分门别类一一记下来，详细入账，每个月都要把帐目送给父亲检查。我父亲粟嘉会，是个落第秀才。他为人忠厚老实，一天到晚关在家里，有时写写字，有的作作诗，整年不出门。他检查帐目很认真，可对市面的行情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偶尔也做假帐骗他，很容易骗过去。例如，有的时候，债期到了，欠债的佃户无力还债，或无力如数还清。我很同情他们，就在帐上做假，或只记不收，或多记少收，再用其他办法把帐、款弄平衡了，佃户还债的困难便圆满解决了。

　　父亲要我管家记帐，不让我读书，很使我心烦。父亲不让哥哥管家，嫂嫂大为不满，常常骂人，把无穷的埋怨都落到我头上来，也使我心烦。另外还有件事情也使我心烦，就是家里做主，硬是给我订下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一个富农的女儿，比我大二三岁，还是裹小脚的。我认为这是干涉我的自由，坚决不干。

　　封建的习俗，使正在成长的我，受到很大压抑。我深深感到，继续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环境里生活实在无法读好书，将来决不会有出息，于是就产生了离家到外面去念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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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从枫木树脚谈起


　　辛亥革命前夕，湖南省西部一带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靠近贵州的会同县是个山区小县，比一般的内地县还要相差一大截。城北约十公里的伏龙乡(现在叫坪村乡)，有一个叫枫木树脚的村子。一九0七年八月十日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我就出生在这个村里。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这样清晰的印象：村里有一片枫树林，我家屋后就有二十多棵枫树，树干高大挺拔，枝叶郁郁苍苍，把屋顶都覆盖笼罩了。枫木树脚村很可能就是因此得名的。

　　枫木树脚村有五六十户人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个大村子了。我能记事的时候，家中有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姐姐和两个妹妹，加上我总共八口。我家是地主，祖父时代有四百余担谷田，父亲他们三兄弟分家后，每家分得一百多担谷田(在我们那儿，习惯按收获量计算田数，一百多担谷田，约合二、三十亩)。

　　那个时候我听阿陀讲故事，真可以说是身心全随故事里主人公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甚至比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更喜怒哀乐。对故事里的受苦受难的人们同情极了，对故事里的坏人痛恨极了，对故事里“专管人间不平事”的剑侠崇拜极了。我虽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但确实萌生了一种遐想：长大以后要做个为民除害的剑侠。

　　当剑侠，当然要有真功夫。于是我非常认真地跟着阿陀练功习武。为了练“飞毛腿”，阿陀教我用布袋子装满沙子，捆在小腿上，每天不停地跑啊跳的，常常练得汗流浃背，还劲头十足。阿陀教我舞“狼牙棒”。我挑选了一根一丈左右长的竹竿，把一头的竹节留着，其余全部打通了，灌满沙子，再用木塞或布条将另一头塞紧。在阿陀指点下，我挥动沉甸甸的“狼牙棒”，上捅下压、左攻右挡地练了起来，常常练得筋骨酸痛也不肯停手。

　　阿陀特意给我制造了一把“枪”——他拣来一颗子弹壳，用钉子钻个洞，弹壳里装上黑色火药，再添加一些沙子，一点燃，沙子就喷射出去了，还有一定的威力哩。每当我用这把“枪”打中了我任意选择的假想的“恶霸”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

　　阿陀也不把封建的清规戒律放在眼里。我们那里不准吃狗肉，说是吃了狗肉，死后灵魂也进不了祖庙。但阿陀却带着我在野外偷偷地烧狗肉吃。

　　现在人们都重视学龄前教育和智力开发，为我学龄前开发智力的首推阿陀了，每个人都有童年的好朋友，我童年时的好朋友就是阿陀，我特别喜欢他。那时我家的规矩，客人来了除了上茶，还要端伴茶的食品。普通客人端的是切成小块的腌萝卜，尊贵客人端的是各种蜜饯，有冬瓜糖蜜饯、梨子糖蜜饯、丝瓜糖蜜饯等，都是自己家里晒制的。我常常把家里晒的蜜饯偷偷地拿出来给阿陀吃，还同阿陀一起分享板栗。那些板栗是妈妈放在篮里挂在屋檐下让它风干的，我悄悄拿出来，把肉吃了，壳揉碎放回篮里，妈妈还以为是老鼠偷吃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