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春天，我在舒城散传单

高山流水

作者：胡英、胡圣玉（整理）

一九三三年四月间，我因私事从上海暂时回到舒城，因为是临时性的，没有带组织关系。有一天，我去赵卓伦（后叛变）家，谈到“五一”节快到了，想在这天有所表示，但苦于和舒城党组织没有联系，不敢轻举妄动。事也凑巧，刘敏同志也由东北回到舒城。他和储东阳（现名储鸣谷）到赵家，见到了我。刘敏同志和我在上海时相识，曾帮我找党的组织，我们彼此是信任的。当时我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向刘敏同志征求意见。刘敏同志说，为什么不可以在“五一”节散传单！刘敏同志是老党员，他这样说就是代表党批准我们的行动。于是我们开始分工，积极行动起来了。由叶寒生（叶迅）起草，赵卓伦刻写，我油印。四月三十号下午，我们将散发传单的路线分了工，南边由金光华负责，散到南港、沟二口；陈世儒散到春秋山这条路；汪伯民住在黄城墩，他散北乡到桃溪这条路；宋琴轩是宋家湾人，他散干汊河过条路；我和赵卓伦负责散城里。并约定各路在四月三十日夜同时行动。

舒城县早期党组织分布图（来源 | 资料图片）

当天晚上，我没有回乡下，就住在赵家。赵家住在第一高等小学后院，门朝洪水巷开。当时驻守舒城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对舒城人民实行白色恐怖，在城关镇，夜晚派巡逻队查夜，每隔两个小时左右查一次。我们必须在十点以后，街上人静，巡逻队返回时才能行动。

十时多，赵卓伦装着上街去吃馄饨，探听情况，他吃完了馄饨后，恰巧查夜的巡逻队往城皇（隍）庙那边去了。他急匆匆地跑回来对我说：“快走，查夜的刚回去。”当时我想，半夜一男一女出去，难免有闲话。于是我把表妹吴育隆也拉去作伴。

舒城县城隍庙（来源 | 资料图片）

我们三人从赵家向北走，再往西出巷口（记不清那个巷名了），到南门大街，事先我们已将传单叠成小方块，准备把传单塞进人家门缝里，这样散效果好些，因为人家开门时发现有纸条，一定会打开看看，如果撒在大街上，人们看到了也不敢拾起来看。我们散到鼓楼大街再折向南时，甘蔗巷那边突然冒出了一群打灯笼的人。是查夜的来了！当时我们想躲到街东胡高家肉铺院子里（该院子没有门）。等这帮人走过后再接着散。我们刚闪进院内，突然，狗吠声大作，原来是几只啃骨头的野狗！它们向我们展开轮番袭击。狂吠不休的狗惊动了巡逻队，他们向肉铺疾步赶来。不好，我们得赶快转移！我们迅速冲出肉铺，急忙奔跑，后面狗叫声、查夜人的喊叫声连成一片。我们边跑边回头看，打灯笼的人群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急忙将身上携带的传单全部撒在街上。当时我们想，巡逻队发现传单一定会拾起打开看的，这样我们就能赢得时间。为了不连累赵家，我们没有从鼓楼往东直接回赵家，仗着路熟，掉转头往圣庙方向跑去，到梁荣巷向柏家塘埂，再折向东到凤凰桥，经福音堂南边一个巷子再往东，再折向南才回到洪水巷。七拐八转，把他们甩得老远。回到赵家，时针已指向十二点半。这时，只听到鼓楼大街人声鼎沸，喧闹异常。我们则暗暗地笑这帮脓疱无能，只会瞎嚷嚷。让你们吵闹熬夜去吧，我们可要关门睡觉了。

舒城县城南门大街（来源 | 资料图片）

第二天一早，赵家来了一位亲戚，进门就喊：“你们还在睡觉，昨夜共产党挑着一大挑子传单，散得街都是。”不一会，又听说全城戒严，四门三关，只有南门可以出城，出城还需经过严格检查。我想，只要让出去问题就不大，反正我现在决不会带着传单出城，昨夜散传单的人也没有记号，怕什么！我和表妹推着孩子大大列（咧）列地从南门顺利出了城。

舒城县城南门（来源 | 资料图片）

当时，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斗争经验少，更没有受过血的洗礼，对敌人估计不足，警惕性不高，散传单前赵卓伦和我商量约潘幼平参加，我同意了。后来赵对我说，潘幼平害怕，不敢参加。散传单后大约半个多月左右，潘幼平被捕了。因为这次活动他没有参加，也没有说什么。不知什么原因（潘幼平可能知道）。到九、十月间，赵卓伦被捕，随即叛变。他不仅出卖了我们几个散传单的人，连过去参加读书会的一些人象（像）吴云邨、朱雀桥（朱祝安）等人也被出卖了。散传单以后，为避敌人的搜捕，七月份我就到霍山外祖母家去了。赵卓伦叛变后，吴云邨设法通知我，不要再回舒城了。这样，我就从霍山几经辗转到了上海。直到一九三五年吴云邨到上海，我们又见面时，才听他说国民党政府对我下了通缉令，通缉全省，抓到后就地正法。这样，建国前我一直没有回过安徽。

作者简介

胡英，原名胡松泉，女，曾参加特区组织的读书会和散传单活动，现为农牧渔业部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