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安徽不是水乡却饱受水灾之苦？

安徽花满楼

【文/ 郑宁】

2020真可谓流年不利，疫情尚未完全结束，洪水又席卷而来。单单长江流域的洪水，就已经让全国人民为之心生忧虑，眼下淮河又发起了脾气，而襟江带淮的安徽省自然成了重灾地区。

就在前几日，安徽省接连启用泄洪区，以缓解汹汹水情，数以万计的百姓舍小家为大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起来，安徽，特别是屡屡泄洪的皖北，素来和“水乡”沾不着关系，但为何总是要承受水灾的苦难呢？从历史看，安徽的水灾是怎么来的？又对地域社会历史产生了哪些影响？笔者愿就这些问题，分享一些个人的想法。

不是水乡，却饱受水灾之苦

作为行政区划，“安徽”的出现比较晚，直到康熙年间江南省一分为二，才有了安徽和江苏两省。江南省在明代称作南直隶，是一个全新的行政区划。明朝之前，淮河、长江向来是政区的天然分界线，两个流域区的社会经济、民风习俗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以至于直到今天，皖北与皖南、苏北与苏南，一省之内不仅方言差异甚大，相互之间还常有不太和谐的声音，特别是南方对北方的歧视，常被网友戏称为“内斗”。

不过，在光明正大自称“淮右布衣”的明太祖朱元璋面前，这些都不是问题，当时可没人敢用鄙夷的口吻说“江北佬”，除非全家的脑袋都不想要了。洪武年间开国立制，大明都城在南京，周边的江南自然要划入直隶。淮河边的凤阳既是朱元璋的老家，还是中都所在，地位同样重要，不仅要设置规模庞大的凤阳府，还要划入直隶。如此一来，淮河与长江才真正成了“一个省里的两条河”。

长江洪水有多猛烈，已经不需要再多描述，但事实上，淮河给安徽带来的灾难还要更加惨痛。事情要追述到南宋建炎二年，当时为了阻挡进兵南下，宋军决开黄河大堤，使黄河夺泗水入淮，从此开始了持续三百年的“黄河夺淮”。

众所周知，历史时期的黄河不是一条安安静静的大河，尤其“善决”。南宋以后黄河屡屡决口改道，几乎把淮河主要支流折腾了一遍，也破坏了整个淮河流域的水文系统。直到晚明潘季驯治河，才终于把黄河干流稳定在今天废黄河一线，但仍旧夺淮入海。黄河裹挟的泥沙不仅抬高了淮河干流的河床，更淤塞了淮河入海水道，致使淮河下泄能力急剧减弱，滔滔河水无处可去，洪灾变得不可避免。

潘季驯雕像

面对长江、淮河，外加黄河这三条爱发脾气的大江大河，安徽虽然没有水乡的命，却注定了要承受水灾的罪。

天要下雨，人要牺牲

明清时期人们记载洪水，有连绵降雨引发的“淫水为灾”，也有骤降暴雨引发的“蛟水”山洪。皖北、皖南时常遭受洪水灾害，而且灾情往往非常严重。比如嘉靖三十四年六月，淮河水位暴涨，沿淮的寿州、临淮、盱眙皆遭洪水灌城，寿州城内积水竟深达两丈。

即便是在康乾盛世，江淮人民依旧要遭灾。比如乾隆三十四年，合肥、怀宁、无为、庐江等十余个州县遭受水灾，太湖、潜山大小河流溃堤无数，长江水灌入了和州城内，房屋尽遭淹没。直到清朝统治最后的宣统年间，江淮流域还在连年遭灾，宣统元年淮河大水，次年长江、淮河同时发生水灾，宣统三年淮河流域再次发生水灾，当年农历六月底，凤阳府城疾风骤雨三昼夜，平地尽成泽国。

学界对明清以来安徽的水旱灾害有着详细的统计，无论是频率还是烈度，在全国都位居前列。就自然环境，特别是季风气候的降水特点而言，安徽的确发生引发水患。不过，中国人自古就有治水的习惯，淮河边的涂山至今还有“大禹会诸侯”的遗迹，明清两朝五百余年，怎么就没能治好安徽的水患呢？如果说长江水势浩大，古人难以治理，尚且可以理解，但治理淮河总归难度较小，明清也的确投入了巨额的财力、人力用于治河，为什么皖北还是水患不休，甚至愈演愈烈呢？

一个关键问题是，明清时期国家治河，目的是什么？康熙皇帝将“河务”二字“悬之宫中柱上”，可不只是为了拯救民生。对照地图不难看出，东西走向的黄河与淮河在洪泽湖东汇流，紧邻它们的是南北走向，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大运河。这条运河每年将国家所需的关键物资从南方运往北京，是帝国的动脉血管，漕运的成败直接关系着王朝统治的安危。

这么重要的漕运河道，当然要防着泥沙多、爱决口的黄河。所以，明清两朝一方面尽量不让黄河决口，另一方面在洪泽湖口下足了功夫，比如修建了著名的高家堰，让相对较清的淮河水能够抗衡住黄河来水，称作“蓄清敌黄”。既然要蓄水保运河，就得维持足够的水位，不能让水轻易流走。而一旦来水过猛，形成洪水，为了防止洪水威胁运河，也为了保护繁华的“淮南”，不仅皖北要行洪、泄洪，洪泽湖更要全力泄水，位于下游的苏北必然沦为泽国。

《姑苏繁华图》（局部）

明朝的祖陵，也就是朱元璋爷爷、奶奶的坟墓在淮河边的泗州，为了防止水淹祖陵，影响了王朝龙脉，当时还要稍稍考虑一下洪水泛滥的影响。到了清朝，这唯一的阻碍也没了，该蓄水就蓄水，改泄洪就泄洪，一切以保全国家漕运和淮南繁华为目的。至于皖北、苏北的民生，则显得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无需考虑，频繁且剧烈的水患不只是天灾，也有人祸的因素，一如马俊亚教授的精辟总结，整个淮北地区都成了“被牺牲的局部”。

一省南北，各有活路

在多山的安徽、江南，最有威胁的是骤然爆发的山洪，古人称为“蛟水”。直到今日，短时间强降雨带来的麻烦仍难以克服，甚至会影响到高考的进行。可以想见，古人所受影响更大。

以徽州为例，晚明以来水灾频发，特别是随着清代中期大规模开垦山地、破坏植被，水灾对社会经济的损害变得更为明显。山洪裹挟泥土而下，不仅毁坏庄稼、房屋，还毁掉了民众费心力气才开垦成熟的山区土地。

不过，徽州人还另有生路，世人皆知大名鼎鼎的“徽商”，其实皖南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很有成果。有清一代，安徽各府州考中进士接近一千二百人，仅安庆一府就占比约四分之一，徽州府占比约五分之一，歙县、桐城都是科举考试的“大户”。

歙县风光俯瞰

相较之下，皖北的情况就显得非常尴尬了，淮河流域的皖北凤阳、六安、滁州、泗州、颍州五个府州，占全省总面积五分之二，却只有238名进士，还没比如徽州一个府。

皖北没有名商巨贾，也少有著名的文人，但要说起“造反”，却是轻车熟路、名人辈出。元朝末年的主要红巾军将领大多来自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其中最有名气的当然是朱元璋和他手下的“淮西勋贵”。

晚清时代，皖北又爆发了捻军起义，威名赫赫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就折损在捻军小兵手下。就连最终镇压了捻军的淮军，也多多少少和皖北有些关系。美国学者裴宜理从近代皖北历史出发，为之贴上了“灾害——贫困——造反”的地域历史标签。

频繁的灾害，特别是毁灭性的水灾，的确严重损害了皖北的社会民生，是造成经济贫弱的重要原因。然而，贫穷就一定会造反吗？皖北的灾害，很大程度上缘于“被牺牲”的地位，是天灾基础上加了人祸，牺牲皖北是为了保全国家利益，倘若皖北陷入无休无止的动荡与叛乱，国家利益还能够得到保全吗？明清时期的帝王将相并非不知道这个问题，也不会坐视皖北因灾害爆发动乱。

证明这个历史判断，其实并不难。提起皖北的叛乱，总要提到元末的红巾军与晚清的捻军，然而在这二者之间将近五百年的时间里，皖北爆发过大规模的起义吗？并没有。翻越史书，更多看到的是乞丐、流民，甚至是遍野的饿殍。

王朝国家既然要牺牲皖北，就必须先强力控制皖北，也正因如此，当太平天国打碎了清朝在皖北的统治机器，反抗才随之爆发，而且成捻成伙，无休无止。而归根结底，最可怜的还是普通百姓。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下游的繁荣，他们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灾难，被迫沦为灾民、流民，甚至是叛民。

客观地说，治水总要有牺牲，但关键是如何做出牺牲。所幸在今天，治水有了科学的支撑，民生成为第一要务，牺牲可以既有限，又值得。但即便如此，奉献的人也应该得到尊重，特别是同饮一江水的上下游，当别人舍弃家业保全了你，你却觉得理所当然，这恐怕是一种无知的傲慢。不如多一份感谢，多一份帮助，这才是同舟共济的共同体。